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二十三章顏元李塨

康熙年間，北方興起了一個新的學派，倡實學實行。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是顏元和李塨，故有顏李學派之稱。 第一節顏元的家世和生平 顏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生於明崇禎八年（1635），因自中年後倡導習行學說，書屋名曰「習齋」，世人尊稱為習齋先生。顏元祖籍直隸博野縣北楊村，父名顏昶，因家境貧寒，幼時過繼到蠡縣劉村朱九祚家為養子，改姓朱。顏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時值家中園內鑿林，取乳名園兒。後來顏元歸宗，取此字音為名。 顏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視和虐待，憤懣抑鬱至極，萌生了逃離這個家庭的念頭。明崇禎十一年冬，皇太極率清兵入關，掠擄京畿地區，顏昶乘機隨軍逃往關外，自此音訊斷絕。這一年，顏元才四歲。八年以後，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顏元的養祖父朱九祚，號盛軒，多年在地方任武職。崇禎十二年，朱九祚任兵備道稟事官，攜顏元移居於蠡縣城內。當時，國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其為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戰無一卒也。」他提出一種辦法，認為可不費糧餉，而得可戰之兵數萬。其法是：「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卒補。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糧給，取之不窮。」①後來清軍入關，朱九祚並無反抗的表示。順治四年（1647），蠡縣生員蔣爾恂曾以「反清復明」為號召，聚眾殺死知縣，稱大明中興元年，朱九祚卻「率眾守里」，對抗蔣爾恂的義軍。蔣失敗後，清廷駐蠡縣兵備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職務。不過，他有時也表現出一種正義感。順治初年，「劉里被圈，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眾」。九祚「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按律，韓某本應問斬，雖遇赦得脫，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閈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順治八、九年時，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謝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顏元亦被系訊。訟案完結，家產日落。由於在城內居住費用較大，便返鄉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②。 顏元八歲起受啟蒙教育，從學於吳洞雲。洞雲先生善騎射、劍戟，又感慨明季國事日非，曾著有攻戰守事宜之書，同時也長於醫術和術數。這使顏元從小時起，便受到與眾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歲時，因遭吳妻怨怒，不能再從先生游。顏元十四、五歲時，又看寇氏丹法，學運氣術，娶妻不近，欲學仙。後來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③。十九歲時，又從賈端惠先生學。端惠禁受業弟子結社酣歌、私通饋遺，顏元遵其教，力改前非，習染頓洗。為了科舉功名，顏元從十歲起，還學習八股時文。養祖父朱九祚曾想為他賄買一秀才頭銜。顏元哭泣不食，說：「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結果，十九歲時，自己考中秀才。 顏元二十歲時，訟後家落，回鄉居住後由他擔負起全家生活費用。「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薯秫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①《習齋記余》卷10，《巡捕朱公行實》。 ②《習齋記余》卷10，《巡捕朱公行實》。 ③李塨：《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①為謀生計，開始學醫。同時開設家塾，訓育子弟。二十一歲時，閱《資治通鑑》，廢寢忘食，於是以博古今、曉興廢邪正為己任，並決心廢棄舉業。後來他雖入文社、應歲試，只是取悅老親而已，不願以此誤終身。二十三歲時，又見七家兵書，便學兵法，究戰守事宜，嘗徹夜不眠，技擊之術亦常練習。這個時期，顏元還深喜陸九淵及王陽明學說，以為聖人之道在是，曾親手摘抄要語一冊，反覆體味。 顏元二十五、六歲時，思想又有較大變化。這時他得《性理大全》讀之，此書集宋代理學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為周、張、程、朱等人的學說所折服，從此屹然以道自任。「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他乘間靜坐，目的是主敬存誠，但周圍的人「有笑為狂者，有鄙為愚者，有斥為妄者，有皆為迂闊、目為古板、指為好異者」②，他都毫不介意。康熙三年（1664），顏元聽說蠡縣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惡僧道，斥佛老，焚時文，讀五經，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禮，鄉人有目為「狂癲」者，顏元卻瞿然驚喜，大呼：「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遂與其納交。兩人每十日一會，每會，相互「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同時各立日記，「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①。後來，顏元與王法乾在對待宋儒的態度上發生歧異。顏元個人家世雖屢遭不幸，但始終以匡時濟世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壞，風俗日降，兵專而弱，士腐而靡，極為痛切。據李塨回憶：「先生自幼而壯，孤苦備嘗，隻身幾無棲泊。而心血屏營，則無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闌燈炧，抵掌天下事，輒浩歌泣下。」②顏元二十四歲時，便著有《王道論》，後來更名《存治篇》，闡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要開萬世之太平，必須恢復「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酌復之，則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謂王道」③。 具體而言，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實行井田。為了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顏元主張恢復古代的井田制度。有人認為，實行井田是奪富民之產。顏元反駁說：「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況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不過，如何實行均田的理想，要「因時而措，觸類而通」，能實行規劃整齊、公私田分明的井田當然最好，否則可按各地情況實行均田。他認為，只有實行了井田、均田，解決了百姓的土地問題，才會「游頑有歸，而土愛心臧，不安本分者無之，為盜賊者無之，為乞丐者無之，以富凌貧者無之。學校未興，已養而兼教矣！」顏元還認為，實行了井田，能「寓兵於農」，使兵農合一，提高軍隊戰鬥力。他說：「自兵農分而中國弱..頂名應雙，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買數糧。支點食銀，人人皆兵。臨陣遇敵，萬人皆散。嗚呼！可謂無兵矣，豈止分之云乎！」而「古聖人之精意良法，萬善皆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②《習齋記余》卷1，《未墜集序》；卷4《初寄王法乾書》。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②李塨：《存治篇序》。 ③《存治篇》。 備。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農即以治兵」。兵農合一的好處極多；一是「素練」，隴畝皆陣法，民恆習之，不待教而知。二是「親卒」，同鄉之人，童友相處，情義相結，可共生死。三是「忠上」，邑宰、千百長，無事則教農、教禮、教藝，為之父母。有事則執旗、執鼓、執劍，為之將帥，其孰不親上死長！四是「無兵耗」，有事則兵，無事則民，不費月糧。五是「應卒難」，突然有事，隨地即兵，無徵救求援之待。六是「安業」，無逃亡反散之虞。七是「齊勇」，無老弱頂替之弊。八是「靖奸」，無招募異域無憑之疑。九是「輯侯」，無專擁重兵要上之患。 其次，恢復封建。鑒於明代中央集權高度發展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訓，顏元認為要實現長治久安，便應恢復古代的封建制度：「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有人認為，實行封建會導致朝政不穩，顏元說：「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漢、唐受分封藩鎮之害，亦獲分封藩鎮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烏能享國至二千歲耶！」「如此者，有事則一伯所掌二十萬之師，足以藩維，無事而所畜士馬不足並犯。封建亦何患之有？」不過，他也強調，具體如何實行封建，要「師古之意，不必襲古之跡」。 再次，改革學校。顏元極為重視學校和人才的作用，認為：「人才、王道為相生。」不過，「迨於魏、晉，學政不修，唐、宋詩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國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賢宰師之勸課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故曰：「學校之廢久矣！」如今，應「痛洗數代之陋」，「浮文是戒，實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問，則人才輩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所以，他竭力反對八股取士，「今之制藝，遞相襲竊，通不知梅棗，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顧甘以此誣天下也！」取代八股取士最好的辦法，是重征舉：「竊嘗謀所以代之，莫若古鄉舉里選之法。」顏元的這些政治主張，帶有濃厚的復古主義色彩，甚至空想的成分，但在當時，應說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後來，顏元的學術思想發生重大轉變，這些政治主張，並無變化，某些方面還得到深化和發展。 顏元的養祖父朱九祚有一妾，生子名晃，故對顏元頗有閒言。顏元並不知自己父親非朱翁之子，只以為晃是受到溺愛而已。出於忍讓，他尊朱翁之命與養祖母劉氏別居另舍，並盡讓田產與晃。 康熙七年（1668），養祖母劉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親又出走，不能歸來殮葬，他哀痛至極。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與淚俱下，葬後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見到此情景，十分憐憫他，說：「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顏元聽後大為驚異，到已改嫁的生母處詢問，果得實情，因而哀減。 顏元居養祖母喪，恪守朱子家禮，尺寸不敢違。連病帶餓，幾乎致死。 雖覺得有許多違背性情處，但認為聖人之禮如此，不敢多疑。後來，他校以古禮，竟發現朱子家禮削刪、不當之處甚多。「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宋儒家禮刪去無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無德無位，不可作也。」①由此發端，他對宋儒學說進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②。次年，便著《存性》、《存學》兩篇，學術上自成一個體系。思想轉變後，更體會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故改「思古齋」為「習齋」。此後教授弟子，也是讓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諸學，並習射、習騎、習歌舞及拳法武藝，力戒靜坐空談。 劉氏死後，朱晃繼續唆使朱翁逐趕顏元，他只得移居隨東村安身。康熙十二年朱翁卒，顏元便回博野縣北楊村，歸宗姓顏，時年三十九歲。 顏元歸宗後，日常仍從事農田耕作。有一次客人來訪，見他正在揚場，感到十分奇怪。顏元卻說：「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這時，顏元及門弟子日眾，李塨便是於康熙十八年開始來問學的。對於新從游者，顏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條其要點是：孝父母、敬尊長、主忠信、申別義、禁邪僻、慎威儀、重詩書、敬字紙、習書、作文、習六藝、序出入、尚和睦、貴責善、戒曠學等。特別是對六藝，尤為強調。每逢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他兢兢業業，以闡揚儒家學說中實用實行思想為己任。嘗云：「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因吟詩道：「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①對於自己，顏元仍是持身極嚴，而且與從學者互相規過。有一年，顏元曾買石氏女為側室，女痴且癲，知是為媒人所欺。於是，令媒人將女領回並討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將該女再度轉賣給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諫及規勸，顏元聽後，悲泣道：「吾過矣！」於是出原金贖女歸其父。李塨極感先生改過之勇，從此立日譜以自考。顏元和李塨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約定：「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②康熙二十三年，顏元五十歲時，隻身往關外，尋找父親下落。原來，顏元的父親顏昶隨清軍出關後，到了瀋陽，有位鑲白旗董千總給了他些本錢，開了個糖店，先後娶過妻王氏及妾劉氏，劉氏生兩女，名銀孩、金孩。顏昶也曾想返里探親，因入關被阻未能實現，於康熙十一年病故，葬於瀋陽附近的韓英屯。顏元到關外沿途尋父，艱苦備嘗。當他在瀋陽張貼尋人報貼後，被銀孩所知。兄妹相見，面對痛哭。顏元祭奠父塋後，親自御車，奉先父牌位歸博野。 從關外歸來後，顏元自嘆：「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於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別親友，南遊中州。行程二千餘里，拜訪河南諸儒。在各地，他結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學》、《喚迷途》等，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率直地抨擊理學家空談心性、以著述講讀為務、不問實學實習的傾向。寓居開封時，曾與名士張天章研討學術。天章嘆道：「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又研討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顏元答道：「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②《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②《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因此，來問學者日眾。在商水，訪李木天，與言經濟。李見顏元佩一短刀，便離座為他演諸家拳法。顏元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兩人遂折竹為刀，對舞不數合，顏元擊中木天手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從先生游①。 顏元通過此次南遊，愈發感到程朱之學為害的嚴重。他說自己當年從關外歸來時，「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②。因此，他一方面著《四書正誤偶筆》等，辨析朱熹學說的謬誤，一方面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向友人及門生申明訓詁、理學、科學的危害，嘗大聲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賢知。」「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③顏元六十二歲時，肥鄉郝公函（字文燦）三次禮聘，請他前往主持漳南書院。顏元到肥鄉後，準備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負，親自擬定各種規章，構想書院規劃，並手書「習講堂」對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可惜數月之後，該地大雨成災，漳水泛濫，書院堂舍悉被淹沒，他只好告辭歸里。後來，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屢請未往。不久，郝公函來書問安，並附一契紙云：「顏習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①從肥鄉返回後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初二日，顏元病故。 逝世前猶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為，汝等當積學待用。」死後葬於博野北楊村，門人私諡為「文孝先生」。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②《習齋記余》卷1，《未墜集序》。 ③《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第二節　顏元的學術成就和貢獻 顏元平生注重習行，不尚空談，故著述不多，有《存學編》四卷，《存性編》二卷，《存治編》一卷，《存人編》四卷，《朱子語類評》一卷，《禮文手鈔》五卷，《四書正誤》六卷，《習齋記余》十卷等。他的門人鍾鋅將其言行輯錄成《習齋先生言行錄》及《習齋先生辟異錄》。生平事跡則詳載於李恕谷、王源所輯《顏習齋先生年譜》中。 顏元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演化大勢，自孔孟以後，氣運日降，儒業日毀，「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大謊。」具體認為：「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為訓詁之學。晉人又誣為清談，漢唐又流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仆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①顏元學說與程朱理學有根本分歧，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關於氣質之性的善惡問題。宋儒在觀察宇宙和人生時，提出了「理」、「氣」兩個基本概念。雖然也說，理、氣是不可分的，但又認為，理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東西。朱熹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②在人性論問題上，朱熹同樣地把「理」與「氣」作為性的根源。認為人稟賦天理產生「天命之性」（又稱義理之性、道心），稟賦氣質則產生「氣質之性」（又稱人慾、人心）。我國先秦時期的孟子，只說人性是善的。而說人有「氣質之性」，則是宋代二程的發明。朱熹繼承此說，認為人的天命之性是「渾然至善」的，專指理而言。而人的氣質之性，是理與氣雜而言之，人稟受氣時有深淺、厚薄、清濁的不同，故性有善和惡的區別。氣質之性（人慾）是萬惡的根源。 對程朱的理氣二元論及理先氣後的唯心主義見解，顏元持不同看法。認為不能把理與氣割裂。「若無氣質，理將安附？」「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③表現了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特別是在人性論上，顏元堅持孟子的性善說，反對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以及認為氣質之性是惡的說法。「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他以眼睛作比喻：「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以惡言。」①那麼，惡是哪裡來的呢？顏元的回答是：來自後天的引蔽習染。他說：「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②譬如人的衣服若著塵觸污，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之，命之曰污衣，其實乃外染所成。僅需清洗以去其染著之塵污，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污。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習齋記余》卷3《寄桐鄉錢生曉城》。 ②《朱子語類》。 ③《存性編》卷1。 ①《存性編》卷1。 ②《存性編》卷1。 顏元進一步指出，宋儒認為氣質之性為惡的說法，會導致一個嚴重的社會後果：「將天生一副作聖全體，參雜以習染，謂之有惡，未免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一口柄。」③他著《存性編》的目的，正是為了「使人知為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④第二個方面是關於為學的內容與途徑問題。顏元極為看重儒家經典學術思想及儒學人才的社會作用，認為這是治國平天下的根本。他說：「蓋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⑤而要使學術起到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作用和培養出匡時濟世的人才，必須反對空談心性，重視實事實功。他響亮地提出了「利者，義之和也」的命題，對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說教進行了修正。他說：「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孟子極駁利字，惡其掊克聚斂者耳。其實義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①由此，在為學的內容方面，顏元旗幟鮮明地起來反對宋明理學的空疏無用，主張學習實事實物。他認為，堯舜周孔時代的「六府」、「三事」，「三物」，才是真學、實學。「唐虞之世，學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便是異端。周孔之時，學治只有個三物，外三物而別有學術，便是外道。」②所謂「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而言；所謂「三事」，是指正德、利用、厚生而言；所謂「三物」，是指六德、六行、六藝而言。具體地說，就是封建社會中修己治人、經邦濟世的實用之學。如他在解釋正德、利用、厚生時稱：「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閒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③在上述各項內容中，他最經常和明確強調的是「六藝」，即：禮、樂、射、御、術、數。還常將禮、樂、兵、農並舉。如說：「禮樂聖人之所貴，經世重典也，而舉世視如今之禮生吹手，反以為賤矣。兵學才武，聖教之所先，經世大務也，而人皆視如不才寇盜，反皆以為輕矣。惟袖手、文墨、語錄、禪宗為至尊而至貴，是誰為之也！」①他強調禮，是從鞏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發的：「聖人之道，莫大於禮。..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②他反對重文輕武，則是對宋以後士林風尚的③《存學編》卷1《上征君孫鍾元先生書》。 ④《存學編》卷1《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⑤《習齋記余》卷1《未墜集序》。 ①《四書正誤》卷1。 ②《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 ③《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①《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 ②《習齋記余》卷1。 直接批判：「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③在為學的方法上，顏元猛烈地抨擊理學家的讀書靜坐、居敬窮理，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習行實踐。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試問一日十二時辰，哪一刻是堯、舜、周、孔？」又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④讀書過多，不僅無益，而且有害：「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為之則浮學。」⑤因此，只有習行才是最關重要的：「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語言文字上著力。」「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⑥關於習行的思想，是顏元平時強調最多的。這對於反對當時理學的空疏無用，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自然，他所主張的習行的內容，主要是指封建社會儒士階層的政治實踐與道德實踐，也包括一些國計民生所需的實用知識與技能。 有一回，一位學者不甚清楚孔孟實學實行與程朱靜坐讀書的差異，顏元便用極為形象的語言，描繪出兩幅裁然不同的畫面：「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觽，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反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談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①當然，這裡所描繪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場面，實際已熔鑄了顏元自己的理想。顏元在肥鄉主持漳南書院時，曾議定書院規模，更是全面、具體地顯示了他的學術與教育主張：書院建正庭四楹，曰「習講堂」。 東第一齋，匾額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齋，匾額曰「武備」，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諸子兵法，並攻守、陣營、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 東第二齋，匾額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 西第二齋，匾額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書院大門內東側，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大門內西側，曰「帖括齋」，課八股舉業。此二齋「為吾道之敵對，非周孔本學，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俟積習正，取士之法復古，然後空二齋」①。 顏元的這種規劃，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確屬別開生面的創新之舉。 ③《存學編》卷1《學辨一》。 ④《朱子語類評》。 ⑤《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⑥《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下；《存學編》卷1。 ①《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①《習齋記余》卷2，《漳南書院記》。 第三節　繼承和發展了顏元學說的李塨 李塨，字剛主，號恕谷，直隸蠡縣曹家蕞人。生於清順治十六年（1659）。他是顏習齋學說最得力的繼承者、傳播者和發展者。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為人剛直仁厚，好施與，曾因「世亂」，出家資救濟里中貧乏者，「勸勿為盜」。李塨的父親名明性，字洞初，號晦夫，以孝聞名，世稱「孝慤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諸生，但「年甫壯，絕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甲申之變後，清軍入關，他「謝世事，不復問」，因念孔孟聖學「以敬為樞」，名其齋曰「主一」。他「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身行之」。博野顏習齋曾來訪，讀其日記及所輯諸書，深為嘆服，歸家將其姓字書於座上，「出入必拱揖」②。 李塨從四歲起，就由他父親口授《孝經》、古詩、《內則》、《少儀》等。祖父素先翁彎制小弓，引導他習射。八歲入小學，孝慤先生教他學幼儀，讀經書。十五歲時，娶顏習齋摯友王法乾的妹妹為妻。法乾對李塨評價很中肯，曾語習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歲，參加科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③。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歲時，訪問了顏習齋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為是，遂卻八比，專正學」。從此常隨習齋游。顏元曾鄭重對他說：「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聞之泣下，感動異常，決心要盡全力傳播習齋的學說，「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①顏元與李塨之間師生之誼甚篤，相互間責善規過亦嚴。李塨「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他的日譜，每個時辰下畫一圓圈，按時在圈內畫不同的符號，記載自己行為與意念方面的優劣得失。顏元經常評閱他的日譜，曾教以「記事減冗繁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讀所現學，習學減而勿貪多」②。 李塨除了受教於顏元外，還先後學琴於張函白、馮穎明，學射於趙錫之、汪若紀、郭金城，問兵法於王余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學韜鈐於張文升，後來到浙江時，又學樂於毛奇齡。平日他自立課程，一日習禮，三日學樂，五日習律，七日習數，九日習射，書則隨時學習。 李塨從二十二歲開始，因力田不足養親，便兼習醫、賣藥，並開館授徒。他到劉村任塾師，修《學規》示從游者，主要條目有：孝父母、尊長者、修威儀、肅衣冠、習幼儀、遠異端、重詩書、習六藝、通經史等。對於六藝，尤其重視：「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③。二十五歲以後，李塨的政治及學術思想日趨成熟，開始從事著述，並廣泛與各地人士交遊。 他曾著一冊，取名《瘳忘編》。在序中，他說：「宋明學者，如華子病②《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③《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①《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②《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③《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無施。惟拚一死，並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頗踔厲欲有為，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捃摭經世大略，書之赫■以瘳之。」①二十八歲時，又書廿一史經濟可行者於冊，曰《閱史郄視》。三十一歲時，為顏習齋的《存性篇》、《存學編》、《存治編》作序，闡發顏氏學說的真諦及意義。四十歲以後，著《大學辨業》，對儒家的「格物致知」說提出了新看法。著《聖經學規纂》，摘錄《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的言論，加以詮釋。五十歲時，著《平書訂》，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 李塨在三十二歲時（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參加鄉試，中舉人。他深感時文害世，自此雖應鄉試，但不再務舉業。他多次往來京師，還到過中州及江南地區，任教師，作幕僚，和各地學者研討學問。 李塨除在劉村任過塾師外，還在京師任過申佐領和郭子固的家館。三十七歲至三十九歲時，應郭子堅之請，兩次南下，到浙江桐鄉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訪學者，宣傳習齋學說，並學樂於毛奇齡。四十六歲時，應河南郾城知縣溫益修之請，往郾城佐政。五十一歲至五十二歲時，應漢軍旗人楊慎修之聘，兩次到陝西富平佐縣政，曾建議實行選鄉保、練民兵、旌孝節、重學校、開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後來回憶說：「塨比歲為楊慎修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途。」①五十四歲時，他又到濟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歸。六十歲時，被選為通州學政，上任後不久，因病告歸。在他六十一歲和六十二歲時，為了講學會友，傳播習齋學說，又曾兩次南遊。 李塨與顏元一樣，強調真正的儒士必須「內外並進」，一方面律己要嚴，一方面以經邦濟世為己任，不過，在個性和處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處。習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顯貴。恕谷則為人豁達，廣泛交友。習齋一介不取，廉潔自守，恕谷則受饋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將入京會友，習齋對他說：「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為也。先生不交時貴，塨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塨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②恕谷晚年，家道富饒，有人議論他「力農致富』，他說：「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遲暮，知無用矣，故遁跡田園。胼手胝足，則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廛囷，則風人之退守也。」③李塨自六十四歲以後，大部分時間在鄉間從事著述，與外人很少交往。 他訂《擬太平策》，自稱「一生總結是書」，在自序中說：「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達四聰，令士皆得陳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則有負於儒矣，非為天下之義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歲，直隸總督多次聘請他出任《畿輔通志》總裁，李塨推辭不掉，便到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任職，親撰畿輔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歸里。 ①《李恕谷先生年譜》卷1。 ①《李恕谷先生年譜》卷5。 ②《李恕谷先生年譜》卷3。 ③《李恕谷先生年譜》卷5。 李塨七十四歲時，知病將不起，自作墓誌。次年正月病逝，時在雍正十一年（1733）。謝世前曾作絕命詩一首：「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為識滔滔可易方。」 李塨秉承師教，以躬行經世為要務。與顏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於著述，曾說：「顏先生以天下萬世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①可見，他從事著述完全是為了傳播顏習齋的學說。在政治、哲學和史學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編》、《閱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四書傳注》、《周易傳注》、《傳注問》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學辨業》、《小學稽業》、《聖經學規纂》、《論學》、《學禮錄》、《學射錄》、《學樂錄》等。典章制度和考據方面有《田賦考辯》、《宗廟考辯》、《郊社考辯》、《禘祫考辯》等。生平事跡，載於馮辰所輯《李恕谷先生年譜》中。後來，王灝刊《畿輔叢書》，有《顏李遺書》。近代北京的《四存學會》，亦編有《顏李叢書》。較全面地收錄了顏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政治和經濟主張，與顏元大體相同，集中表述在《平書訂》一書中，後來在《擬太平策》中又進一步系統化。他說：「予嘗謂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與學合，文與武合，官與吏合，兵與民合。」②因為他認為，明亡的慘痛教訓就在於文武脫節、兵專而弱、士子所學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①「其最堪扼腕者，尤在於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強寇猝發，輒魚爛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誦詩書，工揣摩，閉戶傝首如婦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渺不知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長民輔世耶！」②他特彆強調，要富國強兵，必須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備」、「財用」、「刑罰」、「禮樂」等方面的政策與措施。 為了解決當時的土地問題，李塨也主張恢復井田，或者實行均田、限田。「可井則井，難則均田，又難則限田。」③特別是均田，尤認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恆產。均田，第一仁政也。」為了實行這個制度，他特別讚賞顏元提出的「佃戶分種」法：「今世奪富與貧殊為艱難。顏先生有佃戶分種之說，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頃，為之留一頃，而令九家佃種九頃。耕牛子種，佃戶自備。無者領於官，秋收還。秋熟以四十畝糧交地主，而以十畝代地主納官，納官者即古什一之徵也。..佃戶自收五十畝，過三十年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終其身亦可已矣，則地全歸佃戶。」④在人材選拔上，李塨也是反對科舉制度，主張鄉舉里選。如說：「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①《李恕谷先生年譜》卷5。 ②《平書訂》卷3。 ①《恕谷後集》卷4《與方靈皋書》。 ②《〈存治編〉序》。 ③《〈存治編〉書後》。 ④《擬太平策》卷2。 學、大學之法。」⑤「鄉舉里選行之，或因時酌略，而大體莫易。」①但李塨不主張事事拘泥於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中記：「習齋規先生策多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比如是否恢復封建的問題，李塨說：「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②在哲學思想方面，李塨堅持並發展了顏元的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見解。他對理學家離事言理的唯心主義說教進行了猛烈地抨擊：「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跡。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③李塨還有一段精闢的言論，明確提出「理在事中」、「理氣不二」的唯物主義論斷：「朱子云：『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則理別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詩曰：「有物有則」，離事何所謂理乎？」④在認識論上，顏、李都強調因行得知，不能離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異。顏元最強調的是習行，認為儒家「格物致知」的傳統命題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實做其事」。人的認識是行先知後，「手格其物，而後知至」。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識、實踐活動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強調讀書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讀書為學，則返之而以力行為學矣，皆與聖經不合。」他認為每個人必須先進行學習，獲得真知，才能身體力行。他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是：「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又說：「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①這表明，他比較注重理性認識、間接經驗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應該說，這是對顏元重習行認識論的一個必要補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與顏元一樣，嚴厲批判了理學家提倡的習靜教育和書本教育。他說：「靜坐，十三經未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几几乎蒲團打坐之說矣。」並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②他認為，教育所要培養的應該是明德親民、經邦濟世的人才，而欲達此目的，必須「仕與學合」、「學用合一」，他說：「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自顏先生倡明此學，而今學者多知之，卓哉見也。.尊德行以此，道問學以此，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③值得注意的是，李塨還很詳細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學制和選士制度，其⑤《平書訂》卷6。 ①《〈存治編〉書後》。 ②《〈存治編〉書後》。 ③《恕谷後集》卷2《惲氏族譜序》。 ④《傳注問》。 ①《大學辨業》卷2《致知在格物解》、卷3《辨後儒格物解》。 ②《李恕谷先生年譜》卷2。 ③《平書訂》卷6。 主要內容是：八歲入鄉學，鄉師教之孝弟、幼儀、認字，習九九數。讀《孝經》、《論語》、《大學》、《孟子》，及《易》、《詩》、《書》、《春秋》、《周禮》等，並習小樂小舞。十五歲，入縣學，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講究經世濟民之道，讀《資治通鑑》及古文。習禮樂、騎射、六書、九數，作策論。聰穎者可涉獵九經、廿一史。二十歲，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學，察試德行學藝。再經藩學、成均，察試後即謂之太學生。然後，分科以為士，共分禮儀、樂律、天文、農政、兵法、刑罰、藝能方域、理財、兼科等九科。鄉、縣、郡要定期考核這些士子並向政府進行推薦，以供選用。特別是小學，李塨在《小學稽業》一書中詳細陳述兒童自八歲至十四歲時，應該學習的禮、書、數、樂四類課程的具體內容。這些，都是顏元所未及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