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二十一章張伯行

張伯行與于成龍齊名，同為康熙朝的著名廉吏。于成龍生活在康熙前期，張伯行則生活在康熙中後期。可以說，他倆的政治活動貫穿了康熙朝六十餘年的歷史。 第一節治河嶄露頭角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晚年又號敬庵。清順治八年（1651）十二月，出生在河南開封府屬一個名儀封（今蘭考縣東側）的小城鎮。他成名後，人們又尊稱他為「儀封先生」。 張伯行的家資富有，這使他有優越的條件受到良好教育。他從七歲開始入私塾讀書。父親通曉孔孟之學，經常告訴他，「宋朝周、張、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傳者也，他日務讀其書。」①張伯行牢記父親的教導，總是打聽、搜集周、張、程、朱五位大學者的書。十三歲時他已讀完了「四書」「五經」。康熙二十年（1681），以縣學廩生的資格參加科舉考試，得中舉人。康熙二十四年，他進京考試，獲殿試三甲八十名，給予賜進士出身。這年，他已三十五歲。經考核，授予內閣中書，又改授中書科中書。中書科的職責是繕寫冊文、誥敕等事宜①。這是直接為皇帝辦文、宣諭的機關之一。張伯行所任之職不過是一小辦事員，還顯露不出其才華。 張伯行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引起人們的注意，始於治河，他的發跡和錦繡前程亦始於治河。 張伯行的家鄉儀封地處黃河南岸，水患頻年發生，沿岸人民的生命和財產不斷地被洪水所吞沒，清政府的經濟為此也受到巨大損失。康熙帝很重視治黃，從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以考城、儀封一帶為重點地段，施工築堤，以防水沖刷。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連續下暴雨，迅猛的洪水沖開了儀封城北關堤壩，咆哮而出，向城內襲來。人們驚惶失措，亂作一團，是時，張伯行正在家中為父喪守制，在此危難時刻，他挺身而出，召募當地百姓，親自督率，找來布袋裝沙填塞住決口，從而避免了一場即將發生的慘劇。張伯行的事跡很快被前來巡視水患的河道總督張鵬翮所知道，他很賞識張伯行的才幹和魄力，便上疏推薦他治黃。次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下達諭旨，命張伯行以原銜赴河工之任，督修黃河南岸堤二百餘里及馬家巷、東壩、高家堰諸地的水利工程。他悉心於河務，苦幹三年，勞績顯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山東濟寧道，他善治水的才華得到進一步施展。後來，他回憶這段治水的經歷時，說：「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歲，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馳於淮揚（指揚州一帶）徐泗（徐州地區）數百里之間。」②其辛苦和鞍馬勞頓可以想見。不僅如此，他對治河頗有見地。他細心體察河務，精心研究治河方法，提出治理黃河、淮河、運河的設想方案。 清政府在開海運之前，運河一直是南北經濟運輸的大動脈。由於運河河床狹窄，加之長期淤積，容水量有限，往往黃河發大水時，倒灌入運河中，不只運河，連淮河也都跟著同時受害。所以，治理黃河，不能不治運河、淮河，而運河北段水淺，常出現乾涸，更影響至關重要的漕運。如何治理黃、淮、運河，成了清政府長期面臨的一大難題。張伯行駐地濟寧，地當運河要津，距黃河甚近，黃河一發大水，濟寧地段的運河同被水災。他在此任上，以治河為要務，傾注了心血與才能。 ①《張清恪公年譜》卷上。 ①《雍正會典》卷245。 ②張伯行：《居濟一得》序。 張伯行根據自己的實踐，參酌古人治水經驗，提出治水的原則是：「補偏救弊，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為之節宣。」①他認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而河猶有不順其治者，未之前聞」②。這就是說，只要「蓄」、「泄」得宜，河水就不會為害。張伯行總結前人治水，概括為四個字：疏、浚、築、塞。他則強調治黃河在於「分」其水。因為黃河之害苦於洪水來臨無處可泄，其結果勢必衝決堤壩，或倒灌運河、淮河，造成大面積水災。因此，他建議應修通會河，最為有效。這樣做，是「分」其水勢，減「強」為「弱」，水流暢通，就不會發生水患。 治理運河，也是這樣。張伯行詳察運河水量，看出運河北段水源不足，是其乾涸的主要原因，提出北運河要蓄水，辦法是開引河一條，把發源於山西而流入黃河的沁水，設法引至張秋，入運河。其南運河所依賴的水源如南旺湖、馬場湖，逐漸變為百姓耕地，運河缺水，而一到雨季，則田地盡被淹沒。張伯行主張應將兩湖還其為湖，既足運河水源，又使運河之水可蓄可泄，可保運河暢通而無害。 張伯行治河的思想主張及實踐都保存在他自編的《居濟一得》一書之中。從這本書的內容，已經展示出他對治河的許多精闢見解。 雖然張伯行提出許多治河的建議未盡被採納，但是他在自己管轄範圍之內努力實踐其主張。他親自督修黃河南岸堤壩二百餘里，「往來督催，無時即安」。他頒行《濟寧以南各閘放船之法》，制定山東四十八閘放船的具體規章，這些措施保證了他管轄的一段運河暢通無阻。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途經山東臨清，召見張伯行，十分讚賞他的治河才幹，親書「布澤安流」榜，作為對他治河成績的獎勵。①張伯行以治河而知遇於康熙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經康熙帝批准，提升張伯行為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②。從此，張伯行進入清政府的高級官員的行列。 ①張伯行：《居濟一得》序。 ②《居濟一得》卷7《條陳通會河》。 ①《清史稿》卷265《張伯行傳》載：「（康熙）四十五年，上南巡，賜『布澤安流』榜。」誤。查《清聖祖實錄》卷225所記，四十五年五月提升張伯行為江蘇按察使之前，並無南巡之事，僅在二月有「巡幸畿甸」之舉（見卷二百二十四）。而康熙南巡是在四十四年二月：「御舟泊臨清州」（卷219），伯行即於此時被召見，賜「布澤安流」榜。 ②《清聖祖實錄》卷225。 第二節　「清白之名聞天下」 張伯行是繼于成龍之後又一個著名清官，他以廉潔、愛民、不畏權貴的「清白之名聞天下」，被康熙帝譽為「天下第一清官」。 體恤民情，重民命，封建統治者一向以此為標榜。然而，張伯行與一般官吏不同，他從政伊始，就身體力行，付諸實踐，很得人心。他上任山東濟寧道時，適值山東鬧饑荒。他急災民之所急，不等朝廷採取措施，便慷慨捐出河南家中的錢、糧、棉衣，分裝數船，運往災區，分發給運河標兵和災民，「傾資廣惠，眾賴以濟」①。這時，朝廷下達旨意，指令當地官員開倉賑濟。張伯行奉命賑濟汶上、陽穀等縣，先後動用倉谷二萬二千六百餘石。事後，布政使司指控他專擅，上疏彈劾。張伯行毫不畏服，據理申辯：「奉旨賑濟，不發倉谷，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又寫道：「今本道以擅動倉谷被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以本道為戒，視倉谷為重，民命為輕，一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害有不可言者矣。」②張伯行駁斥得有理，朝廷沒有追究，此事即作罷論。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康熙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見張伯行，對大臣們說：「朕至江南，訪問張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張伯行由進士歷任按察使，不可以書生待之。」又對吏部說：「福建巡撫員缺，甚為緊要。張伯行為人篤實，即在行間，亦非退縮者，著升為福建巡撫。」③康熙帝徵求大學士和督撫們的意見，都「推獎無異詞」。康熙帝非常高興，說：「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若貪贓枉法，天下笑朕不識人。」①當即又賜張伯行「廉惠宣猷」榜②。 張伯行在江蘇按察使任剛滿十個月，即升為福建巡撫，從地方一個部門的負責官員一躍而成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他深感責任之重，更加勤於政事，為地方興利除弊。福建人多田少，一年所產糧食，不足一歲之用，市場米價昂貴，不法商人趁機牟取暴利。張伯行每年派官赴湖廣、江西、廣東等省採購糧食，以平價售出。他還廣設倉儲，積貯糧食，嚴防盜糧，禁止糧食出洋貿易或走私，從而保證了糧食供給，即使遇到荒年，糧食也無匱乏之慮。張伯行「終閩任，民無阻飢之患焉」③。省城福州多崇信佛教，皆買貧家女髡髮為尼僧，多至千百人。張伯行下令嚴禁，並將已出家為尼的人都由其家屬贖回，擇婿婚配。貧窮之家無錢的，由官府代為贖出。「數月之間，怨曠得所，輿情大悅。」④康熙中期以後，吏治由鬆弛而變法，貪風也日甚一日。諸如貪污、賄賂、徇私舞弊等已屢見不鮮。張伯行身在官場之中，保持自己清廉的節操，堅決抵制貪賄之風。還是從他補授山東濟寧道時說起。他被任命後，入京進見康熙帝。吏部文選清吏司有一個姓陳的官員，明目張胆索要一份厚禮。張伯行①《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②《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③《清聖祖實錄》卷269。又，《清史稿·張伯行傳》載，康熙於蘇州見伯行，誤，實在松江。①《郎潛紀聞》（下）卷12。 ②《清史稿》卷265《張伯行傳》。 ③《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四十七年。 ④朱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神道碑》。 拒絕送禮，因而不得進見，而與他同行的山東濟東道饋以厚禮，陳某即准其先進見。張伯行怒目而視，被拒兩月余。後經康熙帝查問，陳某才不敢不准張伯行進見。張伯行出任江蘇按察使，按官場慣例，要向上司總督、巡撫饋送禮物，約合白銀四千兩。張伯行憤憤地說：「我為清官，豈能辦此！」僅以價值數十金的繭扇帕等小物分贈督撫。他們嫌禮物太輕，都不受。①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張伯行調任江蘇巡撫②。他一到任，就以整肅官場貪風為目標，嚴禁徇私舞弊，不得上下互相饋送。為此，他向全省發布一道政令：一黍一銖，皆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雖日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水櫱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③這份通令，寫得簡練如歌謠，通俗易懂。廣大士民交相傳誦，無不歡喜稱快。 張伯行嚴格約束全省各地屬員，而他自己則率先示範，杜饋送，處處節儉。他到福州上任時，見衙署「鋪設甚盛，金銀器皿，錦繡帷幕，炫耀於目」。於是，他召見屬吏詢問為何如此鋪張。屬吏說：「往例撫院新任，行戶協備。」他嚴肅地說：「吾生平未嘗用此，豈可過分？況行戶即百姓，可濫用乎？」下令將全部陳設撤除，如數奉還，只留下前任巡撫不用的舊物。④調任江蘇巡撫，先派旗牌官至蘇，通令禁止官員科派百姓鋪陳衙署。「及入署，四壁蕭然，公（伯行）恬然安之。」⑤伯行在外做官三十餘年，「未嘗攜眷」，每次上任，所帶隨從人員很少。任濟寧道時，隨行只四人，在福建任上有二十餘人，而到江蘇任上僅十三人。他的家很富有，在河南所置田產，「跨三、四州縣」①。他「日用蔬菜米麥、寸絲尺帛，以至研麥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運載之」②。張伯行一生為官，個人費用不取自官，而取自於家，始終廉潔樸素，聲望日隆，誰不為之嘆服！ 張伯行廉潔做官，操行端正，為貪官所不容，屢遭攻擊，甚至陷害。但他不畏權勢，憑一身清正之氣，同貪官們展開了不妥協的鬥爭。他與江南江西總督噶禮的鬥爭，突出地表現了其個人品質。 噶禮是滿洲正紅旗人，清開國勛臣何和禮的四世孫。他以勛臣之後，入朝為官。論才具，尚稱能幹。但他為人十分貪婪，縱容屬員殘虐百姓。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他由山西巡撫擢升江南江西總督。他本已聲名狼藉，一到江南，又大張威福，搜括財物，更無所顧忌。適逢三年一次考核外任各級官員優劣，噶禮對其屬吏多所包庇，隱匿其劣跡。張伯行查出，盡行揭露革職。從此，噶禮心懷忌恨。康熙五十年九月，發生了科場舞弊案，兩人的矛盾勢同水火。 ①《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四十五年十月。 ②《清聖祖實錄》卷240。 ③《碑傳集》卷17，《太子太保諡清恪敬庵張先生行伏》，又《郎潛紀聞》卷1，頁336—337也記載此文，字句略有差異。 ④《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四十六年六月。 ⑤《張清恪公年譜》巷上，康熙四十九年正月。 ①《清聖祖實錄》卷261。 ②《碑傳集》卷17《張尚書傳》。 原來，此年江蘇省舉行鄉試，副主考官趙晉等人內外交通關節，噶禮從中牟利，據傳他索銀五十萬兩。榜文公布，輿論譁然。蘇州考生千餘人共抬財神像入學宮，供奉明倫堂，辛辣諷刺官場錢能通神，以此表示他們的憤怒和強烈抗議。張伯行即上疏，據實報告事情經過。康熙帝即命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噶禮、張伯行及安徽巡撫梁世勛等在揚州會審，很快搞清了事實。案犯新中舉人吳泌、程光奎通賄、副主考官趙晉等人作弊均供認不諱。事涉噶札，張伯行堅持窮追到底，把事情搞個水落石出。噶禮又氣又怕，從中百般阻撓。主持會審的張鵬翮與噶禮關係密切，便停止審問，希圖儘速結案。這時，已是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張伯行上疏劾總督噶禮，揭露他「營私壞法」「數十事」及與考官為奸等罪狀，要求將他解任，一併嚴審。他在疏中大聲疾呼：懲辦噶禮等人，「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①。這一浩然正氣的疏章很快傳出，遠近抄誦。張伯行不畏權勢、剛直不阿的精神震動了朝野。噶禮見疏，惶惶不安，為了自保，也羅織罪名，上疏誣陷張伯行。督、撫互參，鬥爭愈加尖銳，問題也愈複雜。康熙帝下令督、撫都解任，交由欽差大臣審明。 福建、江蘇百姓聽說張伯行被撤職，紛紛罷市歇業。張伯行於揚州交印之日，數萬人擁塞公館院內及街道，哭聲響徹全城，很多人要求赴京，向康熙帝申訴。次日，士民老弱又集公館前，送上大量水果和蔬菜，張伯行皆謝絕。眾人都跪在地上不起來，用膝蓋爬行，懇求說：「公現任上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卻子民一點心。」張伯行深為感動，僅收下豆腐一塊，蔬菜一束。 及至張鵬翮審理督、撫互參案，有意偏袒噶禮，稱張伯行「所奏全虛，應革職」；噶禮「所奏，有實有虛，應留任」②。康熙帝發現張等人有意掩飾真相，給予斥責，又改遣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等前往揚州再審。噶禮心虛恐慌，指使一位姓李的官員私向張伯行說和，又以噶禮「黨眾」，如張伯行不退讓「必遭害」相威脅。張伯行說：「聖明在上，我何懼焉。」①穆和倫、張廷樞也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開導兩人互相讓步，和氣了結。張伯行嚴辭拒絕。於是，穆、張兩大臣仍按張鵬翮原議上報。康熙帝很生氣，說：「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而噶禮「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他「屢次具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操守為天下第一，斷不可參，手批不准，諭旨見在噶禮處。此所議是非顛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議。第二天，康熙帝召見他們，說：「張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②最後，康熙帝申明為「保全清官之意」，作出判決：將噶禮革職，張伯行革職留任。③消息傳到江蘇，廣大士民齊聲歡呼，家家門上張貼祝文：「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又雲集圓妙觀，焚香結彩，遙拜皇恩。在北京，江南人有數萬，持香至康熙帝所居暢春苑，向①朱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清恪公神道碑》。 ②《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四月。 ①《清聖祖實錄》卷251。 ②《清聖祖實錄》卷251。 ③《清聖祖實錄》卷251。 康熙帝謝恩，表示願各減壽一歲，添加給聖壽「萬萬歲」。④康熙帝對此不勝欣慰。 張伯行復官後，「以海上有賊，欺君妄奏，監斃良民數人」之罪，被張鵬翮等屢次參劾，擬斬。康熙帝為保全張伯行，免罪，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命其來京。⑤十二月，授為總督倉場侍郎，「戴罪效力」⑥。後調任戶部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帝賜滿漢老臣參加「千叟宴」。在宴會上，康熙表彰張伯行，說：「凡為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為巡撫時，凡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聞，是真能以百姓為心者也。」①時年已七十二歲的張伯行，對此評價感到由衷的欣慰。④《張清恪公年譜》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十月。 ⑤《清聖祖實錄》卷265。 ⑥《清聖祖實錄》卷266。 ①《張清恪公年譜》卷下，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第三節　「禮樂名臣」 張伯行在勤政之餘，一生孜孜求學，窮究程朱之學說，躬身倡導，為儒林所推重。雍正帝稱他是一代「禮樂名臣」。 張伯行出身於禮樂之家，從小就受到孔子儒學的嚴格教育。及長，恪遵家教，又受到當時崇尚儒學的深刻影響，埋頭苦學儒家經典，天天誦讀、手抄，掌握了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基本精髓。這為他以後的治學奠定了基礎。及至從政以後，無論在鞍馬、舟車之上，無論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釋卷，讀書研究不分晝夜和寒暑，「以道為娛」。他終生勤奮好學，卓有成就，確為同時代人樹立了一個榜樣。 張伯行篤信儒家，獨尊程朱之學，作為自己研究學問和為政的指導思想。他說：「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②他把儒家各代所學和主張概括成一「敬」字，因此學習儒家思想，應當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比較各家學術思想，說：「《論語》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老氏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刊也。」凡此皆不是「正學」，皆不足取。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熹）集諸儒之大成」，他們的學說思想「皆忠君愛國，明體達用之言」①。他特別反對陸九淵、王陽明的學術思想，視他們是「異端邪說」，對貫徹儒學妨礙極大。因此，他不遺餘力地加以抨擊，甚至奮聲疾呼：「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②這一切都表明張伯行是純正的儒家學者、程朱的信徒。 張伯行致力於文化教育，培養人才，多所建樹。康熙三十四年（1695），伯行歸故里守制，設義學，召攬學生，接著，又自建「請見書院」。以後，他到哪裡做官，就在哪裡設書院。如，在濟寧道時，自己出資辦「清源書院」、「夏鎮書院」；在江蘇巡撫任，建「紫陽書院」；在福建，設「鰲峰書院」，等等。這些書院的設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青年前來學習。伯行每乘從政之暇親至書院講學。這對繁榮文化、培養人才起了促進作用。 張伯行既從政，又辦學，還寫書，自行編纂文集，著述甚是豐富。如，《正誼堂文集》、《道學源流》、《困學錄》、《濂洛關閩集解》、《伊洛淵源錄》、《性理正宗》等書，還有記述他治河的《居濟一得》，不下百餘種。這些著述豐富了清代文化的內容，是值得重視的一份歷史遺產。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張伯行以清官廉吏和學風純正而受到雍正帝的敬重。次年，雍正元年（1723），他以七十三歲的高齡，接受雍正帝的任命，升任禮部尚書。雍正帝並賜與「禮樂名臣」榜，給予很高的讚譽。雍正二年（1724），伯行七十四歲，還受雍正帝委託，前往闕里，祭祀「崇聖祠」。 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七十五歲的張伯行病了，他自感他的人生已臨近盡頭，便留下他最後的一份遺疏，籲請雍正帝崇尚「正學」即儒學與理學，獎勵和扶持正直的大臣。延至二月十六日，與世長辭。 雍正帝贈諡「清恪」，追贈太子太保①。光緒四年（1878），准張伯行從②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2《張孝先先生》。 ①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2《張孝先先生》。 ②《張清恪公年譜》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①《清世宗實錄》卷29，頁19。 祀文廟②。清代以名臣從祀文廟的，僅張伯行、湯斌、陸隴其三人。 ②《正誼堂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