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十七章王夫之

第一節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王夫之，字而農，號姜齋，還用過其他別號①。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於石船山（今衡陽縣曲蘭鄉湘西村），敵人尊稱船山先生。明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7日），生於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屬衡陽市大碼頭橫街）。 王氏有譜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揚州高郵的打魚襯。明洪武間，因跟隨朱元璋渡江作戰有功，授山東青州府（治今山東益都）左衛正千戶。其子王成，參加燕王朱棣為奪取帝位而發動的「靖難之師」，以功升任衡州衛指揮僉事，遷居衡陽。到王夫之出生時，已經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多次參加鄉試，只取為「副榜」，以後到北京國子監肄業期滿，也未授與官職。他少年時跟隨衡陽有名的學者伍定相學習。伍「為學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書，以淹貫為主」②。王朝聘又拜鄒德溥為師。鄒德溥是理學家鄒守益之孫。鄒守益先宗程朱，後師事王守仁，故學主折衷，一方面講良知，一方面又不願雜於禪，而兢兢於「戒懼慎獨」①。王朝聘受到啟迪，「以真知實踐為學」②。王朝聘這種思想和治學宗旨，對王夫之有很大影響。 王朝聘有三個兒子：長介之，次參之，夫之最小。天啟二年（1622），夫之四歲，與二哥參之入家塾，從大哥介之受讀。十四歲時考中秀才，十六歲時從叔父王廷聘學詩，接受了「深不喜竟陵體」③，堅持「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④的詩歌創作主張。崇禎九年（1636）赴武昌參加鄉試，落第。次年夏，從王廷聘讀史於「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崇禎十一年，王夫之入嶽麓書院肄業。他與曠鵬升等訂「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⑤。崇禎十二年秋，赴武昌參加鄉試，又落第。十月間，他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匡社」，揣摩制藝，互相匡正。崇禎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濤園，潛心讀書其間。這時，湖廣提學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歲試。王夫之的試卷，為高世泰所稱賞，並寫下評語：「忠肝義膽，情見乎詞」⑥。未幾，他赴武昌參加鄉試，以《春秋》試卷列第一，中式舉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會試，王夫之兄弟立即動身。他們於十二月初旬到達南昌，在那裡度歲。由於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已在席捲河南後進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鍾祥），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襲破黃梅，因而朝廷於崇禎十六年正月命將本年會試改為八月舉行。王夫之由南昌返歸衡陽，編印《乾濤園詩集》。五月三十日（7月15日），張①據王之春：《船山公年譜》，還用過「賣姜翁」、「一瓠先生」、「瓠道人」、「雙髻外史」、「檮杌外史」等別號。 ②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72頁。 ①《明史》卷282《儒林列傳》。 ②王夫之：《顯考武夷府君行狀》，《王船山詩文集》第26頁。 ③王夫之：《家世節錄》，《王船山詩文集》第106頁。 ④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祔墓表》，《王船山詩文集》第38頁。⑤王夫之：《［曠氏］南卿公墓志銘》，載《船山學報》1981年1期。8頁。⑥王夫之：《自序》，《王船山詩文集》第646頁。 獻忠率軍由蘄水攻占武昌，自稱「大西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0日）大西軍攻入衡州。張獻忠下令「開科殿試」，「考授」官吏①。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為被延攬的對象。他們不願與大西軍合作，就在舅父譚允琳的引導下，連夜奔往南嶽蓮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該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顧，可是他們的父親王朝聘，已經衰老，不能徒步，卻被張獻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來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絕，準備投繯自殺。王夫之聞訊後，連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藥敷在傷口上，叫人把他抬到大西軍的有關「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時謊稱王介之已死。張獻忠的部下見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釋放了。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機逃走。他奔往南嶽蓮花峰下（王朝聘也來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礪》。此詩只有一首保存下來，其序云：「緣從賊者斥國為賊，恨不與俱碎，激而作此。」④可見王夫之當時的立場是與農民起義軍和投奔大西軍的知識分子完全對立的。 ①光緒《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②王夫之：《石崖先生傳略》，《王船山詩文集》第20頁。 ③同治《衡陽縣誌》卷7《人物列傳》。 ④王夫之：《九礪之一》，《王船山詩文集》第521頁。 第二節　堅持抗清鬥爭 崇禎十七年五月，王夫之聽到李自成指揮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和寧遠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以及清統治者進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驚，「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①。不久，王夫之聽說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奮。②十月，他赴東安訪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對占據北京並調兵南下的滿洲貴族缺乏警戒，不禁發出了「擊楫意不伸，臣浪終難弭」③的慨嘆，表現了對時局的深憂。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他決定繼續在南嶽的深山中隱居，並在那「層巒聳翠，瀑布飛濺」，「景色清幽，人跡罕到」④的蓮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續夢庵」，作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順治二年（1645）夏，明湖廣提學道堵胤錫興修南嶽的二賢祠（祀朱熹、張栻），囑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經營其事，增建前棟。未幾，王夫之聽說清軍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蕪湖被俘，續寫了《悲憤詩》一百韻。閏六月，南明駐紮于衡山燕子窩的黃朝宣部和駐紮於攸縣的張先壁部，肆行搶掠，「弱肉強食」⑥，當地和鄰近地區的人民，備受荼毒。王夫之和二哥參之侍奉父親王朝聘到耒陽、興寧（即資興縣）和永興避難。十一月，他們才回到南嶽「續夢庵」。適堵胤錫重建方廣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順治三年，王夫之開始研讀《周易》。他將研讀《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別寫成札記（後編為《周易稗疏》），為以後進行系統的探索作好準備。接著，他編纂《蓮花志》五卷，對南嶽蓮花峰的「沿革」、「形勝」、「古蹟」、「名游」、「祀典」、「禪宿」、「物產」等，都作了簡明的敘述。三月，王夫之到湘鄉訪友。他通過耳聞目見，覺得湖廣地區存在著危機：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於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順軍將領劉體純、袁宗第、郝搖旗等聯合抗清的要求。不久，何又同意與統率大順軍主力部隊的李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聯合抗清，並奏准隆武帝，將這一部分大順軍稱為「忠貞營」，由提學道堵胤錫負責「節制」①。隆武帝擢堵胤錫為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由於湖廣地區駐軍近百萬（包括南明部隊和大順軍），籌劃糧餉，極為困難，因而何騰蛟便創辦「義餉」，增加租稅，每畝田地較原額增加五倍多，仍不敷開支，又預征兩年的錢糧。「賕吏承風，追呼每劇，又開告訐，籍沒民財充餉，旦夕傾數十家以為常。」②弄得物議紛騰，人心動搖。同時，何騰蛟和堵胤錫各為督師（何為湖南督帥，堵為湖北督師）存在矛盾，互相傾軋，這對於開展抗清鬥爭，是極不利的。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況，非常焦急，就冒著「盛夏」的酷熱，前往湘陰，會見了湖北巡撫章曠（王夫之於崇禎十五年①王敔：《姜齋公行述》。 ②參閱王夫之：《望江南·本意五》，《王船山詩文集》第562頁。 ③王夫之：《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王船山詩文集》第523頁。④王鵬：《船山公故居及其後裔概況》，載《船山學報》1984年2期。⑤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83頁。 ⑥光緒《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①王夫之：《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63頁。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第25頁。 參加鄉試時的房考官）「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督師，防潰變」③。對於籌劃「兵食」一事，章曠只是點點頭，而對於王夫之請求他調解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他卻有所諱忌，竟對王夫之說：「本無異同，不必過慮。」④王夫之不敢再說，就失望地回去了。他提出的意見，章曠既未付諸實現（當然，也難以實現），所以他憂慮的問題終於發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斂仍未能滿足境內駐軍的糧餉的需要，那些駐軍（主要是南明原有的軍隊）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劉體純、袁宗第率領的大順軍，則因缺乏糧餉而考慮脫離何騰蛟（冬，劉、袁率軍離開長沙北上）；另一方面，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未能解決，而「兩府幕賓，半無賴士，益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①。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於汀州（治今福建長汀）被清軍擒殺的消息，又續作《悲憤詩》一百韻。此時，王朝聘也很悲痛，為了假經術以議政，他命王夫之記錄他關於《春秋》的學說。他認為胡安國所著《春秋傳》中的一些內容，如強調「兵權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內防」而「削指臂之勢」，乃是「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③，對後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襲劉向、劉歆「尚變復」的觀點而「核災異，指事應」④，也是荒謬的。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這些研究《春秋》的見解記錄下來，以期有裨於世。當時王夫之只錄其梗概，作為以後撰寫專著的基礎。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的妻子陶氏病故，年僅二十五歲。 順治四年四月，王夫之聽說永曆帝因清軍的追攻而輾轉來到武岡，感到很興奮，就和好友夏汝弼商量，決定奔往辰、沅（今湖南辰溪、沅陵一帶），尋找督師堵胤錫，想通過堵的推薦，然後間道往武岡，在永曆朝廷供職，為抗清事業出力。不料剛走到車駕山（在湘陰縣西南九十里），因大雨連綿，風雷交加，道路泥濘，難以行走，就被迫停留下來。正當他們困頓不堪時，忽然遇到當地士人蕭常賡。蕭和夏汝弼是舊相識①，就邀他們到自己家裡去，「破壁相容」②。由於孔有德率領清軍經長沙攻入湘潭，偵邏四出，人人自危，王夫之就和夏汝弼「披榛徑」，登上了「特立於群山之表」的白石峰③，在那裡躲藏。八月十四日，王夫之的二哥王參之病亡。王朝聘於悲傷之際，寫信將此事告知王夫之，並叮囑：「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為念。」④寄出這封信的第二天，王朝聘也病倒了。王夫之收到父親的信後，獲悉家中變故，心裡非常不安，就日夜奔波，回到了家裡。他的大哥王介之已「踉蹌先歸」⑤。王朝聘見兩個兒子都冒險回來，很不高興，立刻叫人抬了他，和妻子譚氏及兩個兒子到南嶽潛聖峰居住，以免兒子遭受清統治者及其爪牙的迫害。十一③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前編。 ④潘宗洛：《船山先生傳》。 ①王夫之：《永曆實錄》第68頁。 ②參閱王夫之《宋論》，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84頁。 ③王夫之：《春秋家說敘》。 ④王夫之：《春秋家說敘》。 ①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99頁。 ②王夫之：《惜餘鬢賦跋》，《王船山詩文集》第126頁。 ③夏汝弼：《白石峰記》，轉引自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83頁。 ④王夫之：《家世節錄》，《王船山詩文集》第112頁。 ⑤王夫之：《家世節錄》，《王船山詩文集》第112頁。 月十八日王朝聘逝世，年七十八歲。他病危時叮囑王夫之兄弟：他死後，要把他葬在這「幽迥遠人間」的山麓，勿載「遺形過城市，與腥臊相涉」⑥。這幾句話，充分表現了王朝聘仇恨清統治者的思想，這對王夫之兄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王夫之自父親死後，就和母親譚氏及侄兒王敉（王參之長子）隱居於南嶽蓮花峰的「續夢庵」。他遵禮「守制」，一面潛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視著時局的發展，期待著出現有利的時機去參加抗清鬥爭。 順治五年十月，湖廣總督何騰蛟趁著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副總兵王得仁和廣東提督李成棟先後叛清歸明、牽制了清統治者的很大兵力的機會而發動反攻，收復了湖南很多州縣。王夫之見抗清形勢好轉，也和夏汝弼、管嗣箕、管嗣裘及僧性翰密商，在南嶽方廣寺組織起義，成立了起義軍（夏汝弼因母病和母死後辦喪事，沒有在軍中）。但機事不密，起義軍正要進行戰鬥，卻被那充當清統治者鷹犬的湘潭人尹長民襲擊，致遭潰敗。性翰受重傷，王夫之脫逃。這次起義失敗，王夫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後來追憶此事，還說：「雖雲與仇戰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①王夫之在衡山起義失敗後，為了避免清統治者的緝捕，就帶著侄兒王敉奔往永曆帝的都城——肇慶。王夫之到肇慶後，堵胤錫（時以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常德②）奏薦他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因正在「守制」，同時看到永曆朝廷的一些官僚，苟且偷安，營私舞弊，感到很失望，就堅決地推辭了。 順治六年春，王夫之了解到永曆朝廷的大臣，只有以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保督師於桂林的瞿式耜，力主抗清，銳意興復，他甚為欽佩，就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這時，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兵敗身亡，而從廣東率軍赴贛支援的李成棟也在信豐戰敗渡河時溺死，致使江西又被清軍占領。與此同時，湖南也因何騰蛟在湘潭被清軍襲擒殺害，南明各軍相繼潰退，致使湖南又遭淪陷。王夫之了解這情況後，不僅憂心國事，而且對處於清軍踐踏下的家鄉和他的母親，非常掛念。因之，他便於初夏時和王敉離開桂林回家鄉去。他先到南嶽蓮花峰的「續夢庵」，清理殘書，然後攜帶自己近數年來所寫的詩稿《買薇集》，前往衡陽縣西長樂鄉石仙嶺。這時他的母親譚氏居住嶺下很荒僻的「耐園」，由其長子王介之贍養。不料到達那裡時，「土人弄兵」，欲殺害王夫之，雖然王夫之逃匿脫險，但家中財物卻被搶劫一空，連《買薇集》稿也被搶去了。譚氏擔心王夫之的安全，命他立刻離境。他只得又和王敉前往肇慶。未幾，赴桂林，寓居於曾和他「相雅善」①的張同敞的「小東皋」里②。張同敞是瞿式耜的好友，由於他的游揚，因而瞿式耜便推薦王夫之和汪郊等一起參加「閣試」，以便永曆朝廷正式授予官職。王夫之聞訊後，上疏請准「終制」。他在桂林，結識了富有愛國思想、精研自然科學的有名學者方以智。當時方隱居於平樂之平西村，王夫之與之「常相聞問」③。 順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服闋」，瞿式耜推薦他為永曆朝廷行人⑥王夫之：《顯考武夷府君行狀》，《王船山詩文集》第27頁。 ①王夫之：《章靈賦》，《王船山詩文集》第85頁。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第33頁。 ①光緒《衡州府志》卷26《游寓》。 ②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63頁。 ③《船山師友記》第58頁。 司行人。這時，永曆帝因清軍攻破南雄和韶州，已倉皇地逃到梧州，以舟為宮殿。儘管時局極為杌隉，但永曆朝廷的黨爭卻趨於白熱化。二月初旬，「吳黨」中的吳貞毓、郭之奇、程源、萬翱等，在黨魁朱天麟（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化澄（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的指使和梧州總兵陳邦傅的支持下，對那主張「厘綱紀，慎黜陟，重名器」④的被詆為「五虎」的「楚黨」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進行猛烈的攻擊，上疏控告他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⑤永曆帝以袁彭年勸李成棟「反正有功，置勿問」⑥，而將其餘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時，「受刑獨重」，腿竟殘。①廷杖後，永曆帝命將四人下錦衣衛北鎮撫司獄，並寫下「密旨」給主持審訊的張鳳鳴（都督），令其將金堡殺害②。王夫之聽說「楚黨」遭受這樣的災難，連忙從桂林趕到梧州就職，決定盡力營救。他和好友管嗣裘（中書舍人）同去謁見比較清廉正直的內閣首輔嚴起恆，請求嚴向永曆帝進諫，不要殺害金堡等，否則，「志士解體」，誰也不會奔赴國難了③。嚴起恆聽了這話，很受感動，就立刻「請對，不得入」。又「跪沙濱申救」④，謂「諫臣非今所宜譴，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⑤。永曆帝不理睬。與此同時，瞿式耜也「亢疏申理」，永曆帝仍「不聽」。⑥三月，王化澄「入直」，他為了排擠首先請貸金堡等的嚴起恆，就於四月間和朱天麟（時永曆帝敕召入直）一道嗾使刑科右給事中雷得復奏稱嚴「奸逾嚴嵩，結虎招權，謀危社稷，買黃金通虜，拒殺詔使」。⑦眼看嚴起恆就要遭受迫害了，王夫之「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決定進行「死諍」⑧，就和董雲驤（亦任行人司行人）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⑨疏入，永曆帝下詔，以王夫之「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⑩。「吳黨」中的萬翱、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這時，握有兵柄的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相繼上疏反對大興黨獄；而「忠貞營」統帥高必正，在五月間入見永曆帝時說，「閣臣嚴起恆虛公，宜專委用，金堡等處分過當」，並面責王化澄「徇私植黨」①。對於萬翱、魯可藻的奏請逮治王夫之，高必正也「力爭不可」②，這樣才使萬、魯的陰謀未能得逞。由於焦璉、高必正等將領力救金堡等，永曆帝不得不免除金堡的死罪，改為削職遠戍，同時釋放劉湘客、蒙正發、④王夫之：《永曆實錄》第168頁。 ⑤錢澄之：《所知錄》卷4。 ⑥錢澄之：《所知錄》卷4。 ①魯可藻：《嶺表紀年》卷4。 ②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③潘宗洛：《船山先生傳》，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前編。 ④錢澄之：《所知錄》卷4。 ⑤王夫之：《永曆實錄》第28頁。 ⑥王夫之：《永曆實錄》第188頁。 ⑦王夫之：《籜史·吏部主事董公》，引自《湖南歷史資料》1960年1期。⑧王夫之：《章靈賦》，《王船山詩文集》第86頁。 ⑨王夫之：《永曆實錄》第28頁。 ⑩參閱《王船山詩文集》第646頁。 ①錢澄之：《所知錄》卷4。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第28頁。 丁時魁。但是，「吳黨」對於同情金堡等和支持嚴起恆的王夫之，卻切齒痛恨，決定伺機構陷。恰巧攸縣一狂人作「百梅詩」一帙，假冒王夫之的名義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這篇序，認為詞語不遜，就想製造文字獄，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受冤難伸，「憤激咯血」③。幸虧高必正極力營救，永曆帝才批准王夫之休假，事實上就是撤銷他的「行人司行人」的官職。七月，王夫之和侄兒王敉，離開梧州，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他經人介紹，與鄭氏（襄陽鄭儀珂之女）結婚④。不久他接到家信，知道母親譚氏害病，就在清軍逼近桂林時，決定和妻子鄭氏及侄兒王敉一道返湘，但因「霪雨六十日，不能取道。」⑤延至次年（順治八年）正月返家，王夫之的母親早已去世。他遵禮守制。順治九年二月，他和大哥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雲山，跨衡陽、祁陽、邵陽三縣）。四月，大西軍對清朝發動猛烈的進攻，李定國在率軍橫掃廣西後由永州攻入衡陽，他派人邀請王夫之參加抗清工作。王夫之雖然對李定國「屢有克捷，兵威震耳」表示欽佩，但他認為大西軍的首腦孫可望挾制永曆帝，「拂君臣之大義」，因而不可「托足」。①於是，他辭卻李定國的邀請。次年正月，又有人邀他赴安隆。他經過深思熟慮，覺得孫可望還是不足有為而不願貿然前往。他作《章靈賦》，抒寫自己「退伏幽棲，俟曙而鳴」②的思想感情。 ③王敔：《姜齋公行述》。 ④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73頁。 ⑤王夫之：《續哀雨詩敘》，《王船山詩文集》第168頁。 ①王夫之：《章靈賦》，《王船山詩文集》第87頁。 ②見《王船山詩文集》第92頁。 第三節　不朽的著作，光輝的思想 順治十一年，清統治者加強了對湖南的統治，並對一些曾經響應大西軍的群眾和懷有「光復舊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緝捕殺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鄭氏避居於零陵北洞的鈞竹源、雲台山等處。他聽說侄兒王敉在衡陽被清軍殺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寧西南西莊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當地隱士王文儼的「供贍」③。王夫之改換姓名，變易衣著，自稱是傜人。順治十二年春，王夫之一面設館授徒，講授《春秋》，一面開始作《周易外傳》，通過探索象數以窮理，也就是他所說：「外傳以推廣於象數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④。在這部著作中，王夫之精闢地闡述了「器」（客觀存在的各種具體事物）和「道」（事物的規律）的關係，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⑤，以此反對程朱理學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他希望人們「勉於治器」⑥，即致力於製作器物以備用。他強調「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認為「動」是道之樞，德之牖①。就是說，「動」是人們理解世界各種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規律的關鍵和認識具體事物的特殊規律的門徑。據此，他批判了老子「虛極靜篤」和周敦頤「主靜」、「禁動」的學說。他反覆說明「乾坤並建」的道理②，認為「乾」的「陽」性和「坤」的「陰」性的正反兩方面既互相對立，又同時並存，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他指出：世界上沒有「截然分析必相對待之物」③，認為一切事物不是截然分割，絕對對立，而是互相包容，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因之，他希望人們不要擔心事物的對立面「終相背而不相通」，必須看到「相反而固會其通」④，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雙方都具有同一性。他又指出，事物的運動變化，既有隻發生量變和部分質變而仍然保持原有根本性狀和規律的「通而自成」的「內成」，又有發生完全質變的「變而生彼」的「外生」。前者是「變必通」，後者是「窮必變」⑤，它們構成了事物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以上所述各點，是《周易外傳》中最有價值的內容。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棄了過去注釋《老子》者的陳言，採取「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⑥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對其中的「道」在「物」先、「有」生於「無」的唯心論和把矛盾轉化看作是循環往復的形上學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關於對立面相互轉化的觀念，用來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此外，王夫之認為《老子》主張統治者行「無為而治」，可以「節取」，因為統治者於人民困敝之③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09頁。 ④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跋》。 ⑤王夫之：《周易外傳》，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03頁。 ⑥《周易外傳》第204頁。 ①《周易外傳》第207頁。 ②《周易外傳》第267、270頁。 ③《周易外傳》第247頁。 ④《周易外傳》第286頁。 ⑤《周易外傳》第184頁。 ⑥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際，「使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瘥也」①。順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撰《黃書》，他著重闡述了防禦外來民族入侵維護本民族的獨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強調「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②。他認為從秦到宋的統治者為了「長久一姓」，竟對臣民猜忌防制，而宋統治者尤甚，致削弱民族自衛力量，亡於「女直」、「韃靼」。這實際上是批判明統治者的。王夫之還針對明朝衰亡的情況，提出了增強邊防、慎選舉、任賢能和關心民瘼等主張。冬，由常寧回南嶽，仍居於「續夢庵」。至順治十七年，王夫之在衡陽金蘭鄉高節里的茱萸塘建造茅屋，稱為「敗葉廬」。搬進這簡陋的新居十多個月，不料他的妻子鄭氏病亡，年僅二十九歲。 康熙元年（1662）夏，王夫之聽到永曆帝及其皇后、太子被吳三桂在昆明絞殺，極端悲痛，又續寫《悲憤詩》一百韻。次年九月，王夫之撰寫了《尚書引義》初稿。他引申了《古文尚書》中的某些論點，從哲學和政治上總結了明朝衰亡的教訓。在政治上，他指責「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數傳後權移於寺人」③，又批判明朝實行嚴刑峻法而失民心。在哲學上，他從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明辨「能」（認識的主體）「所」（認識的對象）關係及其性質，駁斥佛教和受其影響的宋明理學家的「消所以入能」、「以能為所」①的以主觀吞併客觀的謬論，提出了「因所以發能」、「能必副其所」②的命題，強調必須有客觀對象才能引起人們的認識作用，而人們的認識也必須與客觀對象相符合。他又對「知」和「行」的問題進行了論證，反對朱熹的「知先行後」和王守仁等的「以知為行」③的學說，認定「知必以行為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這樣突出「行」對「知」的決定作用，是符合反映論原則的。王夫之在書中提出的「性」乃「生理」、「日生則日成」⑤的觀點，對於否定「懸一性於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侀」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是非常有力的。 康熙三年，王夫之在「敗葉廬」設館講學。他將上年已動筆的記述永曆朝史事的《永曆實錄》二十六卷撰畢⑦。他秉筆直書，對堅持抗清的愛國者，都加以褒揚，即使對曾經反抗過明朝而後來聯明抗清的農民軍將領高必正、李定國、李來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對李定國則幾乎無微詞），而對那些貪鄙庸劣和降清求榮的官僚，則嚴厲貶抑。這部著作，論述湖南、兩廣用兵和黨爭較翔實，而對永曆帝逃往雲南、貴州和緬甸的複雜情況，則記載簡略，且有失實之處。次年，王夫之重訂《讀四書大全說》。他對胡廣等主編的《四書大全》中輯錄的宋元以來理學家解釋《四書》所表現的一些唯心主義觀點，進行駁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氣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①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②王夫之：《黃書·原極》。 ③劉毓崧：《尚書引義跋》。 ①王夫之：《尚書引義》第121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②《尚書引義》第121頁。 ③《尚書引義》第66頁。 ④《尚書引義》第68頁。 ⑤《尚書引義》第55頁。 ⑥《尚書引義》第57頁。 ⑦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20頁。 立之理」①，就是駁斥朱熹的「理生氣」和將「理」誇大為脫離「氣」而獨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學說；他否定「不待學而能」的「生知」，也是針對朱熹「以堯、舜、孔子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問題上，他不僅再次強調「無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對朱熹的「知先行後」說，而且認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闡明了「知」、「行」的辯證關係。此外，王夫之在「理」、「欲」問題上不贊成朱熹講的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⑤；在「理」、「勢」問題上，他強調「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認為「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⑥。這是他歷史哲學中的非常深刻的見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於平日的言行表現了與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傾向（如不剃髮，不用清朝皇帝年號），因而幾乎被人控告，幸虧好友劉象賢為之「排難」⑦，才避免一場大禍。次年春，唐端笏（字須竹）來就學，這是追隨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學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對《春秋》的見解，後者則為借論述春秋時代的「合離」、「盛衰」的變化，為後世提供「守經事」而「知宜」、「遭變事」而「知權」的經驗⑧。又次年，王夫之輯三十歲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為《五十自定稿》。續娶張氏為妻。初夏時，王夫之應唐端笏之請，到馺閣岩為唐端笏講述宋明理學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陸異同及後來心學之誤」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觀生居」。這時，他已編成《春秋左氏傳博議》上下卷。這是他評述春秋史事而為後人提供鑑戒的論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題和強調「相天」（根據自然規律而能動地改變自然），反對「任天而無能為」以及要求「竭天」（竭儘自然界賦予人們的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時在江西廬陵縣青原為僧）多次勸他前往「逃禪」，他雖曾以「人各有心」之語辭卻，但方以智仍苦勸，故作詩述懷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終不能從」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謁文天祥墓，道卒（一說方被清統治者捕送廣東，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聽說他所尊敬的前輩郭都賢因文字獄遇害於江陵，即作詩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①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0頁。 ②《讀四書大全說》第458、459頁。 ③《讀四書大全說》第17頁。 ④《讀四書大全說》第172頁。 ⑤《讀四書大全說》第248頁。 ⑥《讀四書大全說》第601、599頁。 ⑦《王船山詩文集》第172頁。 ⑧王夫之：《春秋世論序》。 ①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65頁。 ②王夫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士文伯論日食》。 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吳征百牢》。 ④見《王船山詩文集》第214頁。 ⑤王夫之：《南窗漫記》。 ⑥《王船山詩文集》第383頁。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詩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寫了《禮記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叛清，揭開了「三藩之亂」的序幕。次年正月，吳三桂遣軍先後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陽。從這時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遊，往來於湘鄉、湘潭、長沙、湘陰、岳陽和萍鄉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發（時居衡陽斗嶺）一樣，不屑接受吳三桂的「延致」①，「堅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聽到吳三桂宣稱要奉崇禎帝太子「登大寶」的消息，又為之「喜欲狂」③，不僅自己考慮置身「鐵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認識或和他有某種聯繫的已參加吳三桂陣營的官員勇於北上攻戰⑤，從而「滌六宇之霾雲」⑥。但是，他在覺察到「興亡多事天難定」⑦時（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觀生居」遷到那裡，一面治學，一面靜觀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開始撰《周易大象解》，認為「象」與彖爻「別為一義」，不可用「象」來「釋彖爻」，指出「象」乃「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於筮」⑨。夏秋間，王夫之赴長沙、湘鄉，和蒙正發、劉近魯、唐端笏、劉象賢及明宗室朱翠濤對時局有所商談。次年二月，清軍「夾攻長沙」⑩，三月，清軍擊敗吳三桂據守吉安之軍。王夫之見吳三桂接連失利，且無復明之意，就決心退隱。七月，他將《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這部著作，不著重於立言，乃授徒講義（時唐端笏和章曠之子章有謨從王夫之學《禮記》。《大學》、《中庸》兩篇，仍用朱熹章句。因此，內容多陳舊，表現對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的崇尚與維護；但其中亦不乏精義，如在認識論上強調「知行相資以為用」①，提倡「勤於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認為「教」與「政」是治國的關鍵，「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後，則政立而後教可施焉」③；又強調教師對學生必須「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誘」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十一月初五日，吳三桂敗走衡陽⑤，到第二年（康熙⑦《王船山詩文集》第215頁。 ①王夫之：《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右給事蒙公墓志銘》，引自《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②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年3期。 ③王夫之：《三月七日所聞》，《王船山詩文集》第389頁。 ④王夫之：《上湘旅興》，《王船山詩文集》第207頁。 ⑤參閱王夫之《安遠公所遣都護劉君過寓庵問病歌以贈之》，《王船山詩文集》第387頁。⑥王夫之：《雙鶴瑞舞賦》，載《文物》1982年7月15日。 ⑦王夫之：《留別聖功》，《王船山詩文集》第392頁。 ⑧王夫之自撰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王敔說作於「晚年」（《姜齋公行述》），大概是王夫之在感到復明的希望渺茫，打算遁隱長期從事著述的心情支配下，寫而貼於「觀生居」堂屋壁上的。 ⑨王夫之：《周易大象解序》。 ⑩《清史列傳》卷80《吳三桂傳》。 ①王夫之：《禮記章句》卷31。 ②《禮記章句》卷9。 ③《禮記章句》卷5。 ④《禮記章句》卷18。 ⑤光緒補刊《衡州府志》卷29《兵燹》。 十七年）二月謀稱帝，其部下決定上表勸進，並派人請王夫之執筆。王夫之拒絕說：「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接著又說：「某先朝遺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發不祥之語耶？」⑥那個人驚愕地退出。王夫之隨即逃藏深山。當三月初二日吳三桂于衡陽回雁峰前的饅頭嶺建壇即位時，王夫之憤慨地作《祓禊賦》，抒發了對吳三桂稱帝的鄙視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八月十七日吳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將受玷污的顧慮。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軍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雞村（在蒸水南岸），撰《莊子通》。他對於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固然不滿，但認為「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⑦。只要「以物為師」而不「師心」⑧，並堅持「有經」⑨，就可以運用改造過的莊子之「術」來對待當時充滿矛盾的社會環境。三月，王夫之返草堂。清統治者對他很懷疑，常派人暗中偵伺①。在這種情況下，他毫不畏懼，仍然撰寫著《四書訓義》（後編為三十八卷）。這是一種授徒講義，保留了程朱學派特別是朱熹的很多觀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進行闡述的），但也間有新意，如在人性論上不贊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觀點，強調性受之於「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給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強調「必以學為成人之道」③，並提倡「學」與「思」相結合④；在經濟思想上承認商賈具有「通天下之貨賄」的社會職能，強調「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次年春，編《六十自定稿》（詩集）。康熙二十年春夏間，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致力於學術研究。秋，應僧先開之請，撰《相宗絡索》，對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範疇體系作了簡明的介紹。同時，他又給弟子講解《莊子》，撰《莊子解》三十卷。它雖與《莊子通》一樣，批判了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但對莊子頗表同情，認為其持論「皆通於一，而兩行無礙」，「其高過於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測之機」⑥，甚至說其「救道於裂」⑦，表示有所肯定。次年九月，撰《說文廣義》兩卷。他對許慎《說文》所收之字，從宗六書而不泥古的角度進行了較全面的探索。他不僅重視從字形推求本義，據本義推求引申義，而且根據本字本義推求「孳乳」之字。他還注意從不同的方音分析字義的多樣性，但在讀音上卻不贊成字義同而發為數音。他糾正了《說文》中的某些舛錯，彌補了其中某些闕漏，但亦有不夠精審之處。十月，王夫之撰《噩夢》，旨在救時政之「極弊」而「蘇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責「夫家之徵，併入田畝」，使農民「以有田為禍」，希望減輕對農民的征斂；主張「軍衛聚屯於邊」，以⑥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⑦王夫之：《莊子通序》。 ⑧王夫之：《莊子通·人間世》。 ⑨《莊子通·養生主》。 ①參閱王夫之《勘破窗紙者爰書》和《齋中守犬銘》，《王船山詩文集》第127、123頁。②王夫之：《四書訓義》卷2。 ③《四書訓義》卷18。 ④《四書訓義》卷6。 ⑤《四書訓義》卷38。 ⑥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⑦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①王夫之：《噩夢序》。 「固中區」；反對「問刑官故出入人罪」，認為對「故入決遣」者尤應嚴懲；反對「鬻官」和「鬻士」；主張廢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針對明末積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見。又次年，王夫之將自己所作的《詩廣傳》重新訂定（編為五卷）。他從儒家的「詩教」出發，對《詩經》中所表現的「情」，提高到「治道」上進行分析，認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主張「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發」②。因此，他推重「夷猶婉娩」的作品，而對於「迫矯而無餘思」和帶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詩篇，都非常不滿。但這部著作也有不少進步的精闢的內容，如同情在暴君貪官壓榨下的人民，主張適當地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欲望；強調「善取民者，視民之豐，勿視國之急」；認為「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和希望「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以及肯定社會歷史進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漸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勵人們不為「習氣」所移，而注重道德修養，同時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後學所宣揚的「無善無惡」觀點。但他詆「庶民」為「禽獸」，則表現了嚴重的階級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張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認為氣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無「生滅」；指出「非有一，則無兩」，「惟兩端迭運，遂成對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統一中有對立；並且承認矛盾的鬥爭性：「剛柔、寒暑、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但彼此「無終相敵之理」，結果還是「和而解」③。這就宣揚了矛盾融合論。他認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④，即必須由感覺器官與客觀對象相接觸而引起思維活動，才能認識事物。他看出了「見聞之知」不能使人們認識事物的本質，但將其否定而誇大「德性之知」⑤，卻表現了唯心論唯理論的傾向。他認為作為「生之理」的人性本來「無惡而一於善」，但「才有不善」（他將以前荀悅、韓愈等所說的「性」改稱為「才」）而又「染於習」⑥，就使性受蔽而行為趨於「惡」了。這種論證，比以前的人性論前進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辭通釋》十四卷。他根據王逸的《楚辭章句》進行改編，「刪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⑧，即將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用騷體所寫之賦刪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辭》和《愛遠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聯繫所處的明清易代之際和自己的親身遭遇，②王夫之：《詩廣傳》，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①王夫之對《張子正蒙注》未點明撰於何年，但此書闡述「太和」、「太極」含義及氣無生滅說，與《周易內傳》（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見此書當成於撰寫《周易內傳》的康熙二十四年。又《周易內傳》卷5解釋「太極」時有云：「張子謂之太和」。這說明《張子正蒙注》脫稿當早於撰《周易內傳》。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跡推斷，則《張子正蒙注》當撰於是年春夏。②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5、7頁。 ③《張子正蒙注》第22頁。 ④《張子正蒙注》第16頁。 ⑤《張子正蒙注》第105、104頁。 ⑥《張子正蒙注》第92、97頁。 ⑦王夫之在撰《張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問錄》內外篇，其內容與《張子正蒙注》「互相發明」（參閱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轉載《王氏族譜》之《船山先生傳》）。 ⑧王夫之：《楚辭通釋》第16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深刻地闡述了屈原熱愛祖國而上不見信於君、下為群小排擠致被放逐的憤慨思想，抒發了自己類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這種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注釋頗多新意，糾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釋失當之處，但他也不免附會，特別是以「黃老修煉之術」②釋《遠遊》，並及《離騷》，顯系穿鑿而不足據。九月，王夫之病中勉為門人作《周易內傳》十二卷。這是他系統地具體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對於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對漢代襄楷、郎f、京房、鄭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和邵雍的「先天學」以及朱熹之「專言象占」，又不滿意於王弼黜象數而專重義理和受其影響的唐宋之易學（宋代惟推重張載）。他指出：「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學」。又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君子之謀於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也。」③這是王夫之對待《周易》的基本態度，也是他撰寫《周易內傳》的主要原則。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周易外傳》所揭示的「乾坤並建」、「道」不離「器」等哲學思想，進一步加以發揮。他企圖從《周易》中「體天人之理」④，即力求體察「天道」以善應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長樂鄉耐園治喪事，回來後寫了《孤鴻賦》，抒發對介之的悼念和自傷孤零的感情。六月，書寫《傳家十四戒》給長孫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為僧道」、「勿作吏胥」、「勿習拳勇咒術」、「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跳神」等戒；並囑其後裔「能士者士，次則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與其時」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體衰多病的情況下，堅持寫作《讀通鑑論》②。在這部著作中，他認為歷史的發展既是「勢」因「理」成：「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隨「勢」變：「勢相激而理隨以易」③；他肯定歷史是不斷進化的，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④。既然歷史不斷進化，因而他強調「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主張「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認為「生民之生死」重於「一姓之興亡」，所以權臣篡位而能夠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慘」，是不可非議的⑥；他不滿意於君主「任獨斷」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強調「嚴以治吏，寬以養民」，主張對人民「寬其役，薄其賦」⑧；他反對以申韓之術施政，但又認為「治道之裂，坏於無法」，因而主要用「法」來「飭吏治，恤民隱」⑨；他反對經濟封鎖，①《楚辭通釋》第74頁。 ②《楚辭通釋》第4頁。 ③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 ④王夫之：《周易內傳發例·跋》。 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 ②《讀通鑑論》有30卷，不可能在多病的一年中寫成，大約在幾年前即已動筆。③《讀通鑑論》第1、2頁。 ④《讀通鑑論》第694頁。 ⑤《讀通鑑論》第122、726頁。 ⑥《讀通鑑論》第598、345頁。 ⑦《讀通鑑論》第403、440頁。 ⑧《讀通鑑論》第239、631頁。 ⑨《讀通鑑論》第309、956頁。 強調「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⑩；他希望漢族與少數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爾侵」，「爾不我虐」，同時強調維護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損害，認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義」①。這些思想和主張，在當時都具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靈柩歸塋，回家後又患病，從此他不再出門了。次年五月，他追憶平生交遊和詩賦往還情況，寫成《南窗漫記》。十二月，編《七十自定稿》（詩集）。次年四月，將《尚書引義》修訂。秋，寫成對當時服飾禮制進行考據的《識小錄》。九月，劉思肯來訪，給他第二次畫像（第一次畫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長沙水陸洲遇見劉思肯時），他自題《鷓鴣天》以抒情：「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姜齋。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閒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②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發生旱災，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難，他不禁有「儉歲無多芋栗收」③之慨。偏沅巡撫鄭端了解到這種情況，又欽佩王夫之的學問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鳴鷟「饋米幣」，「囑以漁艇野服，相晤於嶽麓，並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違其素心，受米返幣」，致函自稱「南嶽遺民」以謝之④。這說明王夫之年邁猶不願與清朝合作，堅持民族氣節。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將以前（居敗葉廬時）編選的各代詩文，加上評語⑤，並在此基礎上，撰《夕堂永日緒論》內外篇。內篇論詩，兼及古文；外篇則側重於論制藝。在這部著作和另外的《詩繹》（大約作於居敗葉廬時）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詩歌見解。他主張詩歌將「興觀群怨」冶為一爐，堅持「以意為主」，並重視「宛轉屈伸」地「取勢」①。他強調詩歌創作不能脫離「身之所歷，目之所見」②，即應以作者的生活實踐為基礎。他認為優秀的詩歌主要由於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③對於那些立「門庭」、矜「家數」的徒以模擬、雕琢取勝的詩歌，他都加以指責。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將《宋論》十五卷寫完。他在這部著作中，較《讀通鑑論》更為集中地寄寓了借論史來總結明朝亡國的教訓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對武將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甚至加以「虐殺」④，而且對中樞文臣也「忌其持權」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盡所長以圖治安」⑤；指責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壞軍政」⑥；認為宋朝不加強防禦，對入侵的契丹（遼）、金、蒙古貴族妥協求和，而對國內人民則多方聚斂，並實行嚴刑峻法，必然難免於敗亡；批評當時朝臣結「朋⑩《讀通鑑論》第987頁。 ①《讀通鑑論》第216、464頁。 ②《王船山詩文集》第546頁。 ③《王船山詩文集》第272頁。 ④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⑤詩選定為《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文選定為《八代文評選》，稿佚。①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 ②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 ③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篇》。 ④王夫之：《宋論》第197、200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⑤《宋論》第46頁。 ⑥《宋論》第200、236頁。 黨」，「宰執與台諫分為敵壘，以交戰於廷」⑦等等。這與明朝後期（特別是崇禎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況十分類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時就鞭辟入裡，發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記》，表達自己在明亡後不願他往、樂意退隱於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終老的思想。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嚴重，自知不起，便預先寫好墓石題名，以「明遺臣行人」自稱，並作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①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於衡陽金蘭鄉高節里大羅山。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傳世的尚有一百種，三百九十八卷。②⑦《宋論》第86、92頁。 ①《王船山詩文集》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