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十章　官修圖書

第一節　清代官修圖書制度與機構 清入關前官修圖書機構 清代官修圖書的制度與機構，至少可追溯到清入關前皇太極時期的文館之設。文館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圖書機構。天聰十年（1636），改文館為內三院，其中內國史院負責「記註上起居詔令，收藏御製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章奏，俱令編為史冊，並纂修歷代祖宗實錄」①。內三院之設，使文臣分工更為明確，編纂書史成為內國史院的專門職責。只可惜清入關前之官修圖書，僅有一部分保留下來，如《滿文老檔》、《太祖實錄圖》及現在所見《滿洲實錄》，最早就是天聰九年（16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也有崇德元年大學士剛林、希福等恭修本。②順治元年（1644），清兵入關後，沿明制另設翰林院。順治十五年（1658），改內三院為內閣，十八年六月，復改內閣為內三院。康熙九年（1670），又改內三院為內閣，另設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後的官修圖書，主要由翰林院承擔，內閣、詹事府、內務府和雍正以後的軍機處、方略館，也都有修書或參與修書之責。 內閣內閣大學士之責，主要是「鈞國政，贊詔命，厘憲典，議大禮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實錄、史、志，充監修總裁官」。①所以，清代的官修圖書，大都是由大學士領銜的，如順治《御製孝經》一書，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馮溥、黃機等為修纂官；②內閣大學士是官修圖書的主要負責人，由他們負責組織修書班子，報請皇帝批准，即可開始工作，並由他們負責監督。而具體負責編撰工作的書館成員，則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員充任。內閣還負責大庫和皇史宬藏書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編輯校勘為職業，敕撰書史咸與」，「凡館局，則充提調、纂修，慎其編校」③。翰林院的主要職責即是纂修圖書。例如纂修實錄、聖訓，翰林院掌院學士充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詔、孔目充收掌官，筆帖式充謄錄官，亦間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則以翰林院滿洲、蒙古、漢軍修撰、編修、檢討①《東華錄》天聰卷「天聰十年三月辛亥」條。參見阮葵生：《茶餘客話》卷1，「內三院」條。中華書局1960年版。 ②《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又《清朝文獻通考》卷220。 ①《清史稿》卷114，《職官》。 ②《大清會典事例》卷1048。 ③《大清會典》卷70《翰林院》。 職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擬送①。凡各館纂修書史，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正副總裁官，侍讀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調官，庶吉士亦簡充纂修官，參加修書工作，典簿以下之職責，與修實錄、聖訓相同。清代絕大部分官修圖書是由翰林院承擔的。僅據《光緒清會典》所記載，從順治初年至光緒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圖書即達一百五十九種之多②，對那些實錄、聖訓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實由翰林院所撰之書尚未計算在內。 詹事府詹事府本為東宮僚屬，其官員職責是輔助皇太子的文學侍從官，並司講讀牒奏之事。但由於從雍正朝以後實行秘密建儲制度，詹事府的職責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乾隆朝開始，其主要職責是修書。詹事府官員成為清代官修圖書的筆修官的來源之一。 「內廷三館」 清代官修圖書，大都臨時成立書館，且以所撰之書而名其館，如修《明史》即開「明史館」，修《四庫全書》，其館名為「四庫全書館」等等。凡奉旨編纂諸書所開之館局，應用纂修官等人數，一般由大學士等斟酌議定，奏請皇帝批准後實行，其所修之書刊刻告竣，即奏請撤銷該書館。但也有常設之館局，即所謂「內廷三館」。 一為武英殿修書處（屬內務府）。康熙十九年（1680）設武英殿造辦處，雍正七年（1729）改名為修書處，其職責為「掌繕刻裝潢各館書籍及宮殿陳設書籍之事」①。該處實際由監造處和校刊翰林處兩部分組成。監造處負責「監刊書籍」工作，校刊翰林處設總裁、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官，負責「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國史館（屬翰林院）。首開國史館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從山東道御史徐樹谷之清「纂修三朝國史」②。康熙四十五年（1706），諭修國史諸臣傳，乾隆九年（1744），又命續修國史。以上幾次均為告竣則停館。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命重修國史列傳而開國史館後，國史館成為常設③。 國史館設總裁官，「掌修國史」；下設提調，「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總纂、纂修「掌分司編纂之事」；校對，「掌分司校勘之事」④。又特定國史體例為本紀、傳、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國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傳（合稱《滿漢名臣傳》）外，皆無刻本，而且不准人們傳抄，直至民國初期①《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 ②據《大清會典》卷70《翰林院》統計。 ①《清朝通志》卷66。 ②《清聖祖實錄》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條。 ③參見李鵬年等《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第216頁。 ④《清會典》卷70《國史館》。 才加入大臣傳新檔而刊成《清史列傳》，即是清國史館列傳稿⑤。 三系方略館（屬軍機處）。方略館是專門負責撰輯「方略」、「紀略」 之類書籍的修書機構。每次軍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輯成書，紀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紀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輯的其他書籍①。如《大清一統志》、《西域圖志》、《明紀綱目》等書是②。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德洪等奉敕編纂的《平定三逆方略》③。 此外，尚有「起居注館」，也是常設之館。清代起居注館康熙九年（1670）始設④，五十七年（1718）裁併歸內閣⑤，雍正元年（1723）復置⑥，此後常設。其職責為「掌侍直起居，記言記動」⑦，「凡侍直，既退則載筆..必具年月日，書其當直官之名，乃匭而藏焉。..歲終以送於內庫而儲諸庫」⑧。 另外，宗人府也參與部分修書工作。清代從順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應成立「玉牒館」。嘉慶朝以後，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則例》一次，相應開設「則例館」⑨。又不定期開設修纂律例的「律例館」等，但均非常設，書成即閉館。宗人府所開各書館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簡派。 官修圖書的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清代官修書籍還有監督稽察機構，即內閣所屬「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此機構設於雍正八年（1730）①，其職責為「察各部、各旗諭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書籍一般為奉敕而撰，故屬稽察處職責範圍之內②。 ⑤參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161頁。台北華岡出版公司版。 ①《大清會典》卷3《軍機處》。 ②《清朝文獻通考》卷223。又李鵬年等：《清代中央國家機關概述》第67頁。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獻通考》卷219。《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④雍正《會典》卷155；《清史稿》卷115。 ⑤《大清會典事例》卷1055，《皇朝詞林典故》卷17，《清史稿》卷115。⑥《清史稿》卷115，《皇朝詞林典故》卷17。 ⑦《清史稿》卷115。 ⑧《大清會典》卷70《起居注館》。 ⑨《宗人府則例》卷首。 ①《大清會典事例》卷15《內閣職掌》。 ②《大清會典》卷3，《稽察欽奉上諭事件處》。 第二節　清代官修圖書的基本概況 康熙、雍正時期的官修圖書 順治年間，雖然連年征戰，但攝政王多爾袞和清世祖福臨，仍然諭令撰修了一批圖書，如《賦役全書》、《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御注孝經》等，還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顯然更為重視官修圖書事業。 康熙時期，官修圖書事業大為發展，種類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屢見不鮮。其在經學方面的著作，便甚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極重視儒家經典，屢開經筵，召儒臣講論五經四書之經義，並將經筵所講之稿，命大臣編輯成書，取名「解義」，先後編成《日講四書解義》等書。他又命儒臣先後編纂成《春秋傳說彙纂》（40卷）、《周易折中》（22卷）、《詩經傳說彙纂》（21卷，序2卷）和《書經傳說彙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學家、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書》（66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時命胡廣等纂輯的《性理大全》一書，並親加厘定，纂輯成《性理精義》（12卷）。康熙雍正時期官修史學著作也是比較多的。這個時期完成了四部實錄的修纂和修訂工作。《太祖高皇帝實錄》（10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剛林、希福等纂本，為了隱瞞不利於滿洲貴族統治的歷史事實，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錄》（65卷）順治時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圖海等修訂。此前，康熙六年（1667）還纂成《世祖章皇帝實錄》（146卷）。以上三朝實錄，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爾泰、張廷玉等重加校訂。我們今天所見清歷朝實錄中的前三朝實錄，即是雍正十二年後的校訂本。另外，雍正時又纂成《聖祖仁皇帝實錄》300卷。 康熙雍正時期也進行了歷朝「聖訓」的編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編成《太祖高皇帝聖訓》（4卷）。翌年，續成從順治時開始編纂的《太宗文皇帝聖訓》（6卷），並編纂成《世祖章皇帝聖訓》（6卷）。雍正九年（1731）又編成《聖祖仁皇帝聖訓》（60卷）。由此可見，清代「聖訓」之編纂，創始於順治時期，而形成於康熙雍正時期。此後各帝則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後，按月皆有繕本，每月兩冊，成為定製①。在康熙雍正時期，統治者為了宣示其武功，出現了「方略」一類史書。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後，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羅剎方略》（4卷），四十三年（1704年）又纂《親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後成為定例，從乾隆至光緒，每當一次軍事行動以後，都要下詔修「方略」，由方略館「紀其始末，纂輯成書」①。 在史學史上有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書於康熙雍正時期。《明史》之修纂，從順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後經過九十一年之久。是歷代官修正史中費時最長的。 康熙帝還命令修纂了兩部地理類著作，即《欽定皇輿表》（16卷）和《欽①參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161頁。 ①梁章鉅：《棲垣紀略》卷14，《規制二》。 定方輿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涼山志》（10卷），是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誌性質的圖書。 雍正朝官修圖書，有其一定特點。首先，雍正時公布了一批檔案材料，並分別命儒臣編輯成書，計有《上諭內閣》（159卷）、《上諭八旗》、《上諭旗務議復》、《諭行旗務奏議》（各30卷）、《朱批諭旨》（36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訓誡臣民的書籍，如《執中成憲》（8卷），前四卷錄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歷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後四卷則錄諸臣論說之被認為「裨於治道者」②。以警誡臣民。第三，又命令編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書），當時所以提出修纂此書，是與滿洲貴族在入關八十餘年，滿漢逐漸融合的趨勢下，欲保持其特殊權利的思想不無關係的③。 康熙雍正時期的官書中也出現了幾部較有影響的自然科學著作，如《數理精蘊》（53卷）、《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天文科學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進的天文歷算知識④。稍後，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輯成有利農業生產的《月令輯要》（24卷），又《圖說》（1卷），修成《廣群芳譜》（100卷），此書是中國植物總集，是當時的重要植物學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學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時期官修圖書中，還出現了數部有分量、有影響的大型類書，形成官修圖書事業的一大特點，這個時期也成為中國類書的集大成時期。編纂的主要類書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敕命張英等編纂的《淵鑒類函》（450卷）；五十年命張玉書等編纂的《佩文韻府》（106卷）；五十五年命張廷玉等編纂的《韻府拾遺》（120卷）；五十八年命吳士玉等編纂的《駢字類編》（240卷）；六十年命吳士玉等編纂的《子史精華》（16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編纂的《分類字錦》（64卷），以及康熙時命纂、雍正時成書的著名類書《古今圖書集成》（10000卷）。 《古今圖書集成》是繼明《永樂大典》以後最大的一部類書。此書原名《匯編》，康熙時由陳夢雷等纂輯成書，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後，又命蔣廷錫等重新編校，改名為《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銅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書10000卷，分為6編32典，6109部，約一億字。內容包括了當時的全部學問。從其組織體系及編輯體例上考察，也遠遠超過以前的類書。 康熙、雍正時期，還曾修纂了一批參考工具書。查考字詞的工具書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學士張玉書等奉敕撰。又有《音韻闡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書。 這個時期還修纂了一些詞、曲譜和詩文總集。康熙四十四年（1705）孫岳頒等奉敕纂輯的《佩文齋書畫譜》（100卷），是古書畫鑑賞方面的重要參考工具書；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詞譜》（40卷）、《曲譜》（14卷），是填詞作曲和研究詞、曲的重要參考書①。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呂正義》（5卷），是研究聲樂之學的重要參考書。編纂的具有參考價值的詩文總集有：《古文淵鑒》（64卷），由徐乾學等編注；②《執中成憲·序》③參見《八旗通志初集·序》。 ④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 ①參見《四庫全書書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獻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編《全唐詩》（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陳元龍等奉敕編成《御定列代賦匯》（1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補遺」22卷）；是年，又成《佩文齋詠物詩選》（482卷）。四十六年，陳邦彥等奉敕編《歷代題畫詩類》（120卷），沈辰垣等奉敕編定《歷代詩餘》（120卷）。四十八年張豫章等奉敕編《四朝詩》（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編《全金詩》（74卷）。五十二年又編《唐詩》（32卷，「附錄」2卷）。這些書籍的纂輯，對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其中大多數至今仍被人們視作必不可少的參考書、工具書使用。 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乾隆時期是官修圖書的繁榮階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經學方面的著作集中於乾隆前期，先後編撰了《四書文》、《三禮義疏》、《周易述義》等書。 第二，史學著作大都是記錄當代歷史者。 乾隆帝極為重視當代史的編纂。除有常設的國史館修當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還修成《國朝宮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別是紀錄當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軍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紀略」，在這一階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編纂的年代排列，計有以下數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54卷，「正編」85卷，「續編」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臨清紀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兩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蘭州紀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紀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灣紀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紀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爾喀紀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還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開國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紀略》36卷，也當劃歸此類。 第三，此時編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績較大。中國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參考書「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時期所修的，即《續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獻通考》（266卷）等。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開「三通館」，組織儒臣修撰。 乾隆時期修典章制度書，也與修史書一樣特別注重當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記當代典章制度之外，還撰輯了《大清通禮》（50卷），《皇朝禮器圖式》（18卷），又修成專紀翰林院典制的《詞林典故》（8卷），專紀學校、科舉等典制的《學政全書》（80卷），專紀國子監的沿革及典制的《國子監》（62卷）、專紀救荒救災之政的《康濟錄》（4卷）等等。 更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時期，專門紀述當代典制的「則例」一類書籍得到很大發展，形成清代修纂「則例」的高峰。鄧之誠說：「清以例治天下，一歲匯所治事為四條例，新例行，舊例廢，故則例歲必小修，十年一大修」①。「則例」一類書籍的出現，要首推《督捕則例》。順治初年，因為「逃人」問題嚴重，於是彙輯有關諭旨、奏牘、規定等為一書，經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釐正，編纂成《督捕則例》（2卷），這是清代官書中出現的第一部「則例」。茲後，又修纂了多種這種體例的記當代典制的書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則例》（50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續增則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價值則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則例》（66卷）、《八旗則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戶部則例》（120卷），四十九年纂《禮部則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軍需則例》（16卷）。與則例的體例和作用相近的還有《中樞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書。通過編纂「則例」，公布了一些檔案資料，就當時講，這些「則例」也便於各級官員了解當時的典章制度及其演變情況，以更好地發揮實行政務的職能。 「則例」是專記當代的一個方面典制的書籍，而彙輯當代全部典制的是「會典」及「會典事例」。清代修「會典」最早始於康熙二十二年②，並纂成康熙《會典》162卷，雍正時又曾修《會典》③，但均無會典「則例」或「事例」。乾隆時期，鑒於「則例旋增」，「典與例無辨」④，而把「典」與「例」分為兩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會典》（100卷），同時修纂《大清會典則例》180卷（嘉慶後改稱為《會典事例》）。從此，修《會典》同時修《會典事例》成為定例。其後在嘉慶朝、光緒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規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國現存方誌7413種，109143卷，而其中「修於清代的最多」①。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蔣溥等修纂《盤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舊聞考》（120卷），以記注京師掌故史跡。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00卷），四十六年撰《熱河志》（120卷）。 地理志書，乾隆時期修成的有《皇清職貢圖》（9卷）、《皇輿西域圖志》（52卷）、《五軍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書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統志》（500卷）。 《一統志》之修，始於康熙年間，雍正時又重新開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後來，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諭重修《一統志》，「以昭大同之盛軌」。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屬、八極之會同，皆可得諸指掌間矣」②。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學方面的書籍的編纂。這個特點，也是適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共同進步和文化發展的趨勢而出現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韻統》（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譯音之音韻；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書「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並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滿文——引者注），①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5，中華書局1958年版。 ②《大清會典事例》卷1049。 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81。 ④乾隆《大清會典》卷首。 ①參見陳高華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第443—44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68。 繼以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凡識漢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①。可見乾隆帝命修此書的意圖即在溝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權統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恆等撰成滿文字書《增訂清文鑒》（32卷，又「補編」4卷，「總綱」8卷，「補總綱」1卷）一書。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滿洲、蒙古、漢字之合切音清文鑒》（33卷），把蒙古語也對應地排列進去，作為對「久為世臣」的蒙古諸部的寵遇。由此可見修書事業不但有文化意義，也是充滿政治意義的。 第六，編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和一批版本學、目錄學著作。編纂《四庫全書》是繼修纂《古今圖書集成》之後的一次更大規模的舉動。這部大型叢書，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有計劃地徵求當時國內所有存書起，共花費了十三年時間，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內包括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編輯了從古到當時的3457種著作，計有79070卷。編纂這部大叢書，出力最大的是紀昀，而所動用的抄寫人員共達一千五百餘人②。《四庫全書》前後共抄寫七部，分藏在北京宮內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杭州文瀾閣。另外還有副本一部，藏於翰林院③。這是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其中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但清政府在修輯《四庫全書》過程中也曾大量銷毀和刪改舊書，使祖國的文化遺產受到損失①。 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乾隆帝還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種善本圖書②，名之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並且命于敏中等選其中最精粹的書籍，編成《四庫全書薈要》，其樣式與《四庫全書》相同，只是規模小些③。乾隆帝對自然科學的重視程度遠不如康熙帝，因此這個時期官修自然科學著作較少，並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卻極為重視統治策略。這一點也可從官修圖書中窺見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譜》（80卷），目的在於宣揚「祖宗德澤之深」，鑒於「代序日遠，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統系、俾知世德之所自」④。以增強滿族人特別是滿洲貴族的民族認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滿洲祭神祭天典禮》（6卷），試圖以宗教的形式鞏固滿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質⑤。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滿洲源流考》，一面命將蒙古小徹辰薩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進行翻譯，成為「欽定」之書。兩年以後，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績表傳》（12卷），為那些忠心為滿洲貴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頌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兩年以後，四十六年（178l），則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績表傳》（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①《西域同文志·序》，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41。②參見陳彬和：《中國書史》第225頁。 ③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諭。 ①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第二章，又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②參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70。③詳參見費寅：《記四庫全書》，載《圖書展望》1948年1月。 ④《八旗氏族通譜·序》。 ⑤參見《清朝文獻通考》卷222，《四庫提要》卷82。 之地位置於滿洲其他貴族和蒙古貴族之上，更確切地說，是把滿洲最高統治者置之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上四種官書的修撰時間和內容如此有次序，決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舉行「千叟宴」後，命編成《千叟宴詩》（36卷），其八十歲生日，又命編寫了達120卷的《八旬萬壽盛典》。乾隆帝還將自己詩文編匯成集，計有《樂善堂文集定本》30卷、《御製文初集》30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余集》2卷、還有《御製詩五集》100卷、《御製詩文十全集》54卷、《御製全韻詩》不分卷。 總之，乾隆時期的官修圖書，數量是很多的，涉及範圍也很廣泛。這個時期是清代文化事業最昌盛的時期，同時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鼎盛時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所涉及的內容的範圍上考察，都無法與康熙、雍正時期或乾隆時期同日而語，特別是與乾隆時期的盛況比，不啻給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慶、道光時期的官修圖書，幾乎都是援例進行的，嘉慶、道光兩代皇帝對修書事業明顯地不感興趣。 這個時期，嘉慶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純皇帝實錄》（1500卷）和《高宗純皇帝聖訓》（3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實錄》（374卷）和《仁宗睿皇帝聖訓》（110卷）。 這個時期也照例編成了四部「方略」或「紀略」。即嘉慶二年（1797） 纂《平苗紀略》（52卷）；十五年（181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360卷，「續編」36卷，「附編」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紀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說嘉慶道光時期官修圖書還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繼乾隆時期之後，依然注重對當代典章制度書籍的修纂。這可能與乾隆嘉慶以後清代統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關，但這一時期所修典制書籍，也不過是援前朝之例而無所創新，嘉慶時纂《續修大清會典》（80卷）、《大清會典圖》（46卷），及《大清會典事例》（920卷），是這個時期官書事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慶朝還命令撰成《詞林典故》（64卷），《學政全書》（86卷），《西巡盛典》（24卷），《軍器則例》（24卷），《兵部處分則例》（78卷，又續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續纂4卷）。道光時撰成《大清通禮》（54卷）、《吏部處分則例》（52卷），《台規》（四十卷）等記述當代典制之書。 有關自然科學的著作，嘉慶道光兩朝各成一部。嘉慶時命撰《授時廣訓》（2卷），道光時命撰《儀象考成續編》（32卷）。 另外，嘉慶朝還撰成了幾部詩文集，即《熙朝雅頌》（《首集》26卷，《正集》108卷）；《皇清續文款》（164卷），《三元詩》（1卷，又附《三元喜宴詩》1卷）。嘉慶、道光也各有所謂「御製」詩集、文集①。道光朝還①詳參見《清朝續文獻通考》卷216。 修成記述新疆情況的《新疆識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證》（36卷），和《春秋左傳續本》（30卷）。嘉道時期官修的主要書籍不過上述，是無法和乾隆時期相比擬的，不難看出，嘉慶道光時期是清代官修圖書事業的衰弱時期。 縱觀清代鴉片戰爭以前的官修圖書事業，其發展趨勢形成一個拋物線型：入關前及順治時期是創始階段，康熙雍正時期是大發展階段，乾隆時期是繁盛階段，嘉慶道光時期是衰落階段。 第三節　清代官修圖書的特點及其影響 清代官修圖書具有三個顯著特點。 第一，類別全、數量多、卷帙繁。由於清代官修圖書順應了當時文化大總結的歷史需要，因而官修圖書的類別全面，包括經學、史學、天文、曆法、數學、農藝、文學等等各個方面，其數量也是很多的。據不完全統計，康雍時期的官修圖書不下100種，大約平均三年編成兩種書，乾隆時期不下120種，平均一年編成兩種書，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無法與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圖書中卷帙繁多者為數不少，一書動輒百卷以至數百卷，更有10000卷本的《古今圖書集成》和收集3457種著作，合計79070卷的《四庫全書》，都是中國書史中罕見的巨著。而這樣的巨著出現在清朝前期，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 第二，編纂質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圖書的質量是較高的，如《明史》一書從順治至乾隆，經過九十餘年而後成，參加修撰者前後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國官修正史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而且其質量在歷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無論從體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數上，都可說是中國封建時代纂修字書的高峰。《古今圖書集成》、《續三通》、《清三通》、《四庫全書》等，都是被公認的高質量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今仍被人們認為是目錄學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圖書的印刷質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間所刻的《數理精蘊》、《全唐詩》及《淵鑒類函》、《佩文韻府》等書，都是精刻本，乾隆時在修撰《四庫全書》的同時，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圖書出版事業，根據刻書機構可分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類，其中官刻本質量是較高的，武英殿修書處刊刻書籍，刻字極工，成為版本學中聞名的所謂「殿版」（或「殿本」）。陳國慶稱「殿版書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兩宋」，不是過譽之詞①。 第三，對西方文化有所吸收。這一點，一般表現在官修自然科學的著作中。康熙帝採取了尊重科學的態度，對外國比較先進的科學技術不是拒之門外，而是努力吸收。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學著作中即已反映出來。如康熙時修《數理精蘊》等書，其中很多是採用了明朝萬曆中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所著《乾坤體義》及明代徐光啟和傳教士湯若望等所著《新法算術》中的精華部分②，將「中西兩法歸一」而成。③康熙時所修《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學知識。 清代官修圖書對文化事業的影響具有兩重性。其一，通過國家政府的組織，發揮了知識分子的集體力量，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總結，有利於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像《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這樣的巨著，如果靠一個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採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體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還編纂了很多私人無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統志》、《八旗通志》、各種「則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檔案資料的著作等。顯然，這有利於中國文化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①陳國慶：《古籍版本淺說》第28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②詳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 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又《清朝文獻通考》卷229。 文化事業是一個重大的貢獻。 其二，清代官修圖書，都戴有「欽定」、「御定」等桂冠，把這些著作經典化，使人們沒有學術爭鳴的餘地，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而且編纂圖書需要大量知識分子參加，通過這種辦法，羅致大批知識分子，使之成為滿洲統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時期，舉行「博學鴻詞」，搜羅了五十名較著名的知識分子，把他們安排在翰林院從事《明史》編纂工作①，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舉動與文字獄是同步進行的。仍以康熙朝為例，皇帝一面下詔開「明史館」，開「博學鴻詞」科招羅文士，一面又嚴禁民間編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獄「莊氏明史案」，就是因為莊廷■撰寫刊印明史，而株連甚眾，死於是獄者達七十餘人，流放極邊者更多②。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謂「欽定」之書。與其他書籍一樣，既經「欽定」就成為最高權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義。乾隆年間，有王錫侯作《字貫》一書，其中有不少駁正《康熙字典》謬誤之處，被統治者認為大逆不道，王錫侯全家因此被殺，《字貫》書版以及王錫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銷毀。這就是清代文字獄中的「字貫案」③。 清代官修圖書幾乎遍及各個思想文化領域，而這些書籍又大都註明是「欽定」、「御定」的。這些著作因而成為最高權威性著作，沒有人敢去指責其中的謬誤。因此，隨著一部一部「欽定」書籍的出現，學術界就失去了一塊又一塊學術爭鳴的陣地，逐漸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面。有人認為清代文人鑽進故紙堆從事考據工作，最後形成「乾嘉學派」，是由於文字獄的恫嚇，其實，更主要的是由於清代「欽定」禁區太多，限制了學術爭鳴，使人們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從這個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圖書事業又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 ①《大清會典事例》卷1040，又參見王應奎：《柳南隨筆》卷4，中華書局版。②參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22。 ③參見孟森：《心史叢刊》三集「字貫案」。 圖版目次圖版一太和殿寶座圖版二乾清宮內景圖版三布達拉宮圖版四五世達賴喇嘛覲見清順治皇帝壁畫圖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鳥紋瓶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六雍正景德窯粉彩人物筆筒上海博物館藏圖版七五彩天鵝絨南京博物院藏圖版八刻絲夜宴桃李園圖遼寧博物館藏圖版九清太祖努爾哈赤像圖版十清太宗皇太極像圖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圖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圖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圖版十四黃宗羲像圖版十五顧炎武像圖版十六王夫之像圖版十七吳敬梓像圖版十八戴震像圖版十九錢大昕像圖版二十章學成像以上圖版共二十幅，分為兩組。圖版一至圖版八為一組，排在上冊卷首。其中，圖版一、圖版二，原載《紫禁城帝後生活1644—1911》，中國旅遊出版社1981年版。圖版三，原載《古建風光》，中國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圖版四，原載《布達拉宮》，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版。圖版五，原載《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中國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圖版六，原載《上海博物館藏瓷選集》，中國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圖版七，原載《中國博物館叢書》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國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4年版。圖版八，原載《中國博物館叢書》卷三《遼寧博物館》，中國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1983年版。圖版九至圖版二十為一組，排在下冊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