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五章　嘉道漸衰

第一節　政以賄成，昏庸腐朽 自乾隆末年至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財政極度匱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盛極一時的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隨著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占土地。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占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漢族大官僚對土地占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占田三萬餘畝。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①。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占田二千頃。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產逃亡之機，大量占奪民田。「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①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致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②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僱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稅。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①昭槤：《嘯亭雜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葉夢珠：《閱世編》卷1。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39，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 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嘉慶時，北京城內，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盪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與啼飢號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驛騷之繁，轉十倍於康熙之時」。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里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撫之貢物，爭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①。此後，在皇太后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后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財政撥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於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饌。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臠，余皆棄之。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歷經三晝夜而不能畢。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別現象。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鱔、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①。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②。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蹕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①趙翼：《簷曝雜記》卷1。 ①張集馨：《道咸宦海聞見錄》。 ②昭槤：《嘯亭雜錄》卷10《權臣奢儉》。 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饌，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③。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於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徵。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矇粉飾；官吏昏聵無能，貪贓枉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鑾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內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①。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囂張。當時，乾隆帝雖禪位於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於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和珅恃寵專擅「甚於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②。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內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於中外」③。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尸祿保位和昏憒無能而運轉不靈。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④。各省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⑤。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鏞津津樂道於「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將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⑥。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①。封疆大吏如此，③《嘯亭續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清史稿》卷319《和珅傳》。 ②《朝鮮正宗實錄》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清史稿》卷363。 ④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⑤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⑥張集馨：《道咸宦海聞見錄》。 ①張集馨：《道咸宦海聞見錄》。 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②。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③。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當時下級官員覲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④。於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別，只在於「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⑤。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財富。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產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⑥。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髮指的地步。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於審辦案件並不隨時完結，以致數年之內，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這種情況並不是廣東一省才有。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眾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①。 以上事實表明，乾隆末期以後，「康乾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歷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②張集馨：《道咸宦海聞見錄》。 ③《中華兩千年史》卷5。 ④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 ⑤《皇朝經世文編》卷16，馮桂芬：《厚養廉協》。 ⑥程耀明：《清季權臣和珅被抄家產初探》。人大複印資料社，《明清史》1986年3期。①《清仁宗實錄》卷48。 第二節　罪惡的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的防範 英國加劇侵華 十九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更加頻繁地在中國沿海進行侵略和騷擾活動。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使團，提出包括割地在內的一系列無理要求。清皇朝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之對日益增長的外來威脅缺乏本質認識，因而無法制定出一個長遠而又行之有效的防禦方針。對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清廷只是作為突發性事件作出被動的防禦性反應。在對英國使團的交涉中，將更加重要的問題棄置不顧而斤斤計較於禮儀的得失，則是清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現。 自嘉慶朝開始，英國兵船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更加猖獗。嘉慶十年（1805），英國護貨兵船四艘來到廣州海口，並帶來英王文書。英王信中表示願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清政府對英兵船到廣州是警惕的。嘉慶帝指示粵督倭什布：必須嚴密防範，「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為要」①。為了加強廣東防務，清廷改任那彥成為兩廣總督。嘉慶帝令那彥成「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以懾外夷而靖海疆」②。他對英王文書中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的提議，明智地給予了拒絕，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來，原應內地兵力，實力查緝，焉有藉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慶十三年（1808）九月，英國又藉口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將帶有炮械火藥的兵船四艘停泊於香山縣雞頸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於澳門登陸，占據澳門東西炮台。後來，英軍見廣州無備，竟將兵船駛進廣州海口，停泊於黃埔。在廣州海面還多次發生英國護貨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製，擅自將兵船駛至虎門的事情。清廷對英國兵船在廣東沿海的活動是密切關注的。嘉慶帝對英國介入葡、法爭端發表聲明，稱葡人與法人自相爭殺，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中國並不過問」，但是，「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①。他在聲明中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英國介入葡、法爭殺的目的，指出：英國幫護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統統不過是藉口，其真實動機「系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據」②。清廷為此對心懷叵測的英國侵略者不斷發出嚴厲警告：「即速撤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③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捕」。清政府對英國侵略者並非只是虛聲恫嚇。嘉慶帝在對英軍嚴厲警告的同時，以五百里的特急諭令，告誡粵督吳熊光：「邊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覬覦，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預備，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此事與邊務夷情，大有關係。」③然而，廣東地方官員沒有迅速貫徹執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禦政策。粵督吳熊光以「英人志在貿易，其兵費出於商稅，惟封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彼船炮勝我數倍，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將受其害」④，主張以封關迫使英軍撤退，因而沒有立即遵命調將遣兵。嘉慶帝對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的「懦弱不知大體」非常不滿，指責他們「唯鰓鰓於數十萬稅銀，往復籌計，其於防備機宜，全未辦及」。嘉慶帝為此對他們傳諭嚴飭：「不應如此糊塗懈怠..試思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占據炮台，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於此事者？」嘉慶帝怒將一向非常信任的吳熊光褫職，下吏部嚴議，不久又將其遣戍伊犁，孫玉庭也被革職罷歸，以百齡為粵督，百齡遵命貫徹皇上的各項指示。清廷的不妥協態度和各項得力的防範措施，使英國的侵略陰謀不能得逞，英兵船只得「開帆遠去」。嘉慶十四年（1809），當這一年的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令百齡「於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①。其後，英國兵船不遵定製停泊外洋，將兵船擅自駛至虎門的事時有發生，清廷不斷告誡廣東地方官員密切注意，加強防禦。嘉慶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慶帝諭令粵督蔣攸銛：「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許駛近內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如敢闌入禁地，即嚴加驅逐，儻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②。 清廷在對廣東海口的英國兵船、商船加強監督、防範的同時，還加強了對居於中國的商人和傳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慶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粵督蔣攸銛制定的「防閒策」，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內地民人私往夷管之處」③。清廷還對居於京師的外人作了種種限制和規定。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及內閣充當翻譯的外人，總計十一人。嘉慶帝飭令其中四人回國，對留京的七人的行動則加以限制。規定他們不得與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傳教；不得離開京師潛往外地等等。 清廷對英國的警惕和防範，還在對英使團的接待中充分表現出來。嘉慶③《清代七百名人傳·吳熊光》。 ④《清史稿》卷357《吳熊光傳》。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9。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2。 ③《清仁宗實錄》卷300。 二十一年（1816），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了使團。這個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攜帶一封英王文書，負有與清廷談判的使命，企圖通過談判使清廷同意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係、開闢天津、浙江為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等要求。嘉慶帝對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提一系列無理要求之事記憶猶新，英國兵船逐年在廣東沿海變本加厲的騷擾活動，更使他對這個使團的來意充滿疑慮。因此，阿美士德使團一到北京，嘉慶帝就對他們實行了嚴密的防範隔離措施，命令護軍統領秀寧、格布舍各帶章京十員、護軍一百名，在英使團城內居住地會同四譯館、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館「晝夜巡查看守。嚴禁該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許內地居民私往窺視。如不遵者，即行鎖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禮部筵宴時，並著該護軍統領，帶領章京護軍等，嚴行彈壓，用昭整肅」①。當阿美士德使團在京等待皇帝接見時，護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沒有知會清政府的情況下即啟椗離開天津海口南下廣東。嘉慶帝獲悉這一情況後，立即令船隻經過之地的地方官員，加強戒備，「不准一人上岸，斷不可令其寄椗逗留」②。後來，阿美士德使團因拒絕以跪拜禮節覲見嘉慶帝，被驅逐離京。因為阿美士德沒有能覲見嘉慶帝，所攜英王文書也未能送達皇上，因而嘉慶帝對英使團來華的使命並沒有很具體明確地掌握，但他從英使團行蹤，已察覺英國欲將天津作為新的貿易口岸的企圖。針對英國的這一陰謀，嘉慶帝在給粵督蔣攸銛的指示中說：英人「其意似專欲來天津貿易，以遂其壟斷之謀，該督總當設法，將伊國來京之意嚴行杜絕，使之不萌此念。」①在嘉慶時期，清朝在處理中外關係時，仍然固守著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對外部事物一概採取盲目排斥態度。嘉慶四年（1799）十一月，嘉慶帝向兩廣總督吉慶查詢廣州海口紋銀外流的情況。吉慶在復奏中稱：「西洋夷商來粵貿易，向系以貨易貨。或有不敷價值，亦系互用番銀，尚無攜帶紋銀出洋之事。惟販來鐘錶玻璃等物，以無用易有用，未免稍損元氣。若內地不以此等為要物，夷商自無從取巧。」吉慶在復奏中把鐘錶玻璃視作無用之物，這不是個別人的偏見，反映了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作為立國之本的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認識水平。嘉慶帝在為此頒發的諭旨中，把吉慶的這種思想作了更為淋漓盡致地發揮，說：「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驕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鐘錶，不過為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起晚息之恆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當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漸希淳樸之俗」②。嘉慶帝作為封建帝王，不貴珍奇，不愛玩好，自有可貴之處。然而，將反映時代科①《清仁宗實錄》卷319。 ②《清仁宗實錄》卷319。 ①《清仁宗實錄》卷323。 ②《清仁宗實錄》卷56。 學技術進步的新事物，採取不分青紅皂白、全盤否定、一概排斥的態度，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團時，其防範意識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其中對外使覲見禮節的斤斤計較，將來自國外負有交涉使命的使節稱為「貢使」，攜帶禮品作為「貢物」，以及在給英王文書中充滿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傲慢態度，這一切，則不能不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現。 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禁毒鴉片流毒泛濫是嘉慶道光時期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 鴉片流毒在中國泛濫成災，是西方新老殖民主義者為填充貪得無厭的欲壑而向中國偷運越來越多的鴉片造成的。十六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人開始從他們占據的印度的臥亞和達曼將鴉片販運到中國。踵其後塵者有西班牙、荷蘭。西方殖民主義者還將吸食方法傳入中國，為鴉片的大量輸入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對鴉片毒流推波助瀾的是殖民強國英國。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當整個印度半島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時，英國為了改變中英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遂把一個對華大量傾銷鴉片的罪惡政策付諸實施。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經過專家依據中國人的口味研製熬煉而成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在國家市場上標價拍賣給投機商人，然後再由這些投機商人轉賣給鴉片商人，由他們運往中國。英國向中國大量傾銷鴉片的政策，使得鴉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數十倍地增加。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充實了英國和英屬印度政府的國庫，填滿了鴉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鴉片的泛濫成災，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危害。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白銀的大量外流，使中國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阻滯了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鴉片流毒嚴重摧殘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和國防力量；鴉片的泛濫腐蝕了整個清皇朝，使其統治力量不斷削弱。鴉片貿易的危害逐漸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清廷從雍正七年（1729）開始禁菸。這一年，消廷為此制定了一個處罰條例，規定：對興販鴉片的人，「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對私開煙館的人，「照邪教惑眾律，擬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對借鴉片走私而需索計贓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對疏於糾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員以及沒有負起監察責任的各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①。雍正年間制定的這個條例，給予有關人員的處罰相當嚴厲。然而，這個條例並沒有認真執行，故而「開館應擬絞律，律例早有明條，而歷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②。由於煌煌聖諭形同具文，鴉片的買賣、吸食自①李圭：《鴉片事略》。 ②《林文忠公政書》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結果是「內地嗜食漸眾，販運者積歲而多」③。有鑒於此，乾隆帝再頒禁令，由於「官吏奉行有名無實」，禁令還是一紙空文。在雍正、乾隆兩朝，清廷不僅沒有實力查禁鴉片，而且各海關仍對由海關公開入口的鴉片徵收關稅。嚴格說來，鴉片在當時並沒有成為真正的禁品。 鴉片是在嘉慶朝才真正成為禁品的。對於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鴉片流毒，嘉慶帝主張嚴厲加以禁止。清廷不僅為此制定了更為嚴厲的禁菸條例，而且實力推行。嘉慶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廣寧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六盒入城的楊姓煙販，嘉慶帝令將煙販交刑部嚴審辦理。清廷根據當時「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令步軍統領、五城御史，與專理稅務的崇文門有關官員協同配合，於京城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為了正本清源，嘉慶帝令於閩粵出產之地，由閩粵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①。要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各督撫認真查察，「嗣後海船有夾帶鴉片煙者，立行查拿，按律懲辦。如委員胥吏有賣放情弊，均予以重懲。儻竟透入內地貨賣，一經發覺，著窮究來從何處？買自何人？不得以買自不識姓名商船，搪塞矇混。當將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②。嘉慶帝的嚴厲警告並沒有發揮實際作用。各處海關照樣私縱偷越，有的海關甚至私征鴉片煙稅銀以肥私囊。嘉慶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鴉片煙一項，由外洋流入內地，蠱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禍與鴆毒無異」，必須嚴加禁止。清廷在這一年制定、頒布了對吸食鴉片煙者的處罰條例，規定：侍衛官員買食鴉片煙者，革職杖一百，枷號二個月；軍民人等杖一百，枷號一個月；供役內廷的太監，如有違禁故犯，立行查拿，枷號二個月，發往黑龍江給該處官員為奴。嘉慶帝再次嚴飭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沿海各關，嚴加巡緝，如查有奸民私販鴉片煙，冒禁過關，一經拿獲，將鴉片煙立時拋棄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對於敢於陽奉陰違，並私收稅課的管關監督，嘉慶帝責成該省督撫，實力查參，將該督先行革職，由驛具奏，從重懲治③。清廷在打擊內地販賣吸食的同時，開始採取措施，杜絕鴉片的輸入。嘉慶十四年（1809），嘉慶帝令廣州「公行必須具結保證他們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達黃埔時，船上沒有裝載鴉片」④。嘉慶二十年（1815），清廷決定，在「西洋貨船至澳門時」，「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①。清廷加強了在廣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國鴉片商人將裝載鴉片的船隻改泊澳門。當時，竊據澳門的葡萄牙當局③梁廷楠：《夷氛聞記》。 ①《清仁宗實錄》卷227。 ②《清仁宗實錄》卷240。 ③《清仁宗實錄》卷271。 ④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 ①《清仁宗實錄》卷344。 允許英船每年運鴉片五千箱入澳門。葡萄牙當局每年因而獲得10萬兩關稅。澳門一時成為輸入中國內地鴉片的集散地。葡萄牙當局對運入澳門鴉片數量的限制和對鴉片徵收關稅，使英國鴉片商人大為不滿。其後，外國商人遂於正當貨物中夾帶鴉片，於廣州黃埔港夾帶私售。鴉片市場一度又從澳門轉移到了黃埔。因此，清廷在嘉慶朝實行的「禁止從外洋輸入鴉片」的政策，沒有能杜絕鴉片的輸入，鴉片以「夾帶私售」的形式越來越多地湧進國內。面對鴉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況，道光帝即位後對禁菸更為重視。從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實行禁菸的時期。 道光元年，清廷採取源流並治的方針，禁止鴉片從海口的輸入和在內地的銷售。為了清源，清廷規定：「凡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②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對「開館者議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的新規定。在這些新政策頒布後，清廷實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廣東地方當局封鎖了黃埔和澳門的鴉片市場；令將四艘夾帶鴉片煙的外國船隻驅逐回國，並永遠不准它們再來廣州；摘掉了對外商夾帶鴉片故意隱瞞的廣州十三行總商任敦元的三品頂戴；令廣州地方當局將居於澳門的鴉片販賣大戶葉恆樹加以法辦。 道光元年採取的這些措施，並沒有收到明顯效果，鴉片的輸入量仍然是與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時認為：「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見於此，清廷採取措施，打擊懲治徇隱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員。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鴉片煙條例。規定：「嗣後如有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文職地方官及巡查委員，如能自行拿獲究辦，免其議處，其有得規放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止系失於覺察，按其鴉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畫一辦理。」①失察鴉片煙條例是制定出來了，但它對各級官員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鴉片仍然還是暢通無阻地通過各海口、關隘流入內地。 道光十年（1830），道光帝根據江南道監察御史邵正笏不僅要嚴禁販賣鴉片還要嚴禁內地種植鴉片的提議，在全國進行了種賣鴉片情況的調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對所管轄地區鴉片的種賣情況查證確實後，加以懲治。為了使各地的懲治有所遵循，這一年十二月，清廷頒布了嚴禁種賣鴉片章程。規定：「嗣後內地奸民人等有種賣煎熬鴉片煙者，即照興販鴉片煙之例，為首發近邊充軍，為從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賄故縱者，照首犯一體治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容隱，雖未受賄，亦照為從例問擬。所種煙②李圭：《鴉片事略》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6）。①李圭：《鴉片事略》。 苗拔毀，田地入官。」②清廷還令各地官員在對管轄區域鴉片種賣情況調查確實之後，還要就如何嚴禁所在地種賣鴉片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妥議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發布後，不少省份立即行動起來，督撫大員紛紛派員赴鄉稽查，並把所在地種賣鴉片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清廷根據各地陸續匯集上來的情況，頒發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實力禁止種賣鴉片。 從道光十年（1830）二月開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兩年時間裡，計有廣東、福建、陝西、安徽、湖南、雲南、貴州、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先後向皇上就各省鴉片的種賣情況以及各地已經實行和準備實行的各項禁菸措施作了報告，道光帝根據各省報告中提供的情況作了一系列非常具體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項禁菸措施，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沿海到內地到少數民族聚居地；從鴉片的走私入口到販賣種植吸食到鴉片菸具的製造；從官員到衙役兵丁到民人，無不包含在內。且實行獎懲並舉、源流並治的方針。清政府的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諸實施，鴉片毒流將會被遏止。然而，實際上道光帝這些包羅萬象、疏而不漏的禁菸措施，由於外國侵略者的蓄意破壞和腐朽的封建貪污政治而付諸東流。 從道光十二年開始，英國商船避開清廷規定的對外貿易口岸廣州，擅自駛入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洋面，以「求市為名，實質圖販鴉片」。清廷對這些闖進江、浙、山東洋面的外國船隻，一方面嚴令沿海各督撫將其驅逐出境，「以肅洋面而杜私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撫「出示曉諭沿海居民，毋許與之交接。如有內地奸民，及不肖將弁，冀圖獲利，私與勾結，即嚴行懲辦」①。清廷對北上英商船隻的驅逐，不僅沒有使福建、江蘇、浙江、山東洋面的英船絕跡，反而由於「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認真查察，遇有洋船往來，一報了之」，「復有內地奸民，駕船接濟，彼此獲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來日多」。特別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議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壟斷權，更使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進入空前活躍時期。道光十四年，英國政府派遣律勞卑來華。律勞卑負有英政府外交部賦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廣英國的商業活動到廣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國沿海尋找幾處一旦中英發生敵對行動、英國海軍可以安全活動的地方；擴大鴉片走私等等。律勞卑於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達澳門。八天後，律勞卑未經清廷許可徑入廣州居住商館。律勞卑又違反清廷關於中外交涉俱通過行商的規定，撇開行商直接致信兩廣總督盧坤。盧坤遣人反覆曉諭，律勞卑有意「違抗不遵」。盧坤令「封艙」，企圖迫其就範。清廷贊同盧坤斷絕中英貿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時指示盧坤於「省城內外及澳門一帶，大嶼山炮台等處，務須密派弁兵，加意巡邏，不動聲色，鎮靜防範」①。律勞卑則以武力相對抗。②《清宣宗實錄》卷182。 ①《清宣宗實錄》卷213。 ①《清宣宗實錄》卷255。 八月初五日，英兵船兩艘，闖進珠江口。當海口炮台各弁兵對英兵船開炮攔截時，英兵船邊開炮邊闖關越隘，直駛至離廣東省城僅六十里的黃埔。道光帝獲盧坤奏報後，責令盧坤加強廣東戰備。由於廣東地方當局防備森嚴，加之「封艙」使英商利益受損，律勞卑在尚不具備進一步發動武裝進攻的實力時，退回了澳門，闖入廣東內河的兩艘英國兵船也退出了虎門海口。律勞卑事件後，清廷加強了廣東海口對鴉片的防堵。道光令盧坤嚴飭舟師，在各國商船回帆之後，查明如有在洋躉私船隻，即調集水師，大加兵威，嚴行驅逐；飭令該管將弁派撥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許攏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濟；責成內河營縣派撥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晝夜輪流巡緝；令洋商傳諭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將眾船一概不准貿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對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驅逐，對律勞卑武裝挑釁的回擊以及對廣東海口防堵的加強，這一切努力，依然沒有能遏止鴉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後十多年嚴禁的結果，只是使鴉片由公開、半公開的販運變為完全的走私，外國鴉片煙商人與中國內地煙販之間的關係也由公開、半公開的陸上交易變為水上交易。外國鴉片煙商在虎門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設立了專儲鴉片的躉船，載運鴉片的外商船隻，將鴉片卸上躉船，然後裝運合法商品及少許鴉片樣品入口。口內那些「勾通土棍，以開設錢店為名，其實暗中包售煙土」的「大窯口」不法奸商，憑樣與外商議價、付款，獲得領取提單，然後憑提單到躉船取貨，再雇用名為「快蟹」、「扒龍」的船隻，將鴉片運進口內，分發分立各地的「小窯口」進行分銷。成千成萬箱的鴉片正是通過這樣一條嚴密暢通的渠道流向全國。 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政府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後，對華鴉片貿易向私人企業開放。解除了束縛的英國商人爭先恐後地擁向中國，干起了當時在對華貿易中賺錢最多的鴉片走私勾當，從而開始了英國私人企業對華瘋狂的鴉片走私階段。在這以後的幾年中，英國鴉片商人不僅在廣東沿海偷運走私鴉片，還將偷運走私的範圍由廣東擴大到東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國北部沿海。為了適應大規模偷運走私的需要，英國鴉片商人還建立起專營鴉片走私的船隊，並配製了武器，使鴉片由偷運發展為公開的強運。英國私人企業對華猖狂的鴉片走私獲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眼紅，他們競相加入鴉片走私的行列。鴉片，形成一股斬不斷、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湧進中國，洶湧泛濫成災。 鴉片的泛濫，還與「胥役包庇，關津賣放」密切相關。清政府各級官員，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員將弁，不少人徇私枉法，從鴉片的偷運走私中獲取大量賄賂。這種情況在廣東尤為嚴重。當時廣東的情形是：「水師有費，巡船有費，營汛有費，差保有費，窯口有費，自總督衙門以及關口司事者，無不有費」①。收受了賄賂的文武官員、水師將弁「得贓縱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鴉片為名，將查獲的鴉片「私賣分贓」，「變賣分肥」。官員將弁的貪污受賄直接破壞了清政府頒布制定的各項禁令，還給外國鴉片煙商人破壞中國禁菸以口實。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後十餘年間的所有禁菸努力都歸於失敗。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的走私、販運已形成了這樣一種規模：鴉片躉船攬儲於外洋，快蟹、扒龍飛棹走私，大小窯口潛藏於內地，販煙者穿行於里巷僻鄉，吸食者遍布城鄉各地和社會各階層，自官府縉紳至工商優隸、綠營兵丁以及婦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幾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後，清廷實行的嚴禁鴉片的政策面臨嚴峻的考驗。當時，在鴉片流毒屢禁不止、例禁愈嚴、輸入愈多、吸食者愈眾、紋銀外流愈多的情況下，清統治集團內部弛鴉片之禁的議論逐漸抬頭。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廣東順德人何太青罷歸回籍後，首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時任廣東按察使的許乃濟兜售弛禁理論，聲稱「紋銀易煙出者，不可數計，必先罷例禁，聽民間得自種罌粟，內產既盛，食者轉利值廉，銷流自廣，夷至者無所得利，招亦不來。來則竟弛關禁，而厚征其稅，責商必與易貨，嚴銀買罪名。不出二十年，將不禁自絕，實中國利病樞機。」①何太青的弛禁論深深打動了許乃濟。許乃濟據此就教於「號多聞、留心世務」的嘉應名士吳蘭修。吳蘭修深以為然，決定作《弭害論》對何太青的理論作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吳蘭修認為：「為今之計，亦惟權害之輕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則鴉片重而銀輕，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吳蘭修因此主張：「嗣後請飭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內地種者勿論。至夷船出口，止准帶光面洋銀，其內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②吳蘭修的《弭害論》被送給了兩廣總督盧坤、廣東巡撫祁塡。盧坤、祁塡「見而心折」。吳蘭修大受鼓舞，立即約其同事熊景星、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為輔」。盧坤企圖以弛禁論來影響皇上，因此在上折時，以「粵中私議」作為附片將各種弛禁理論呈奏給道光。道光帝不為所動，將其置之一旁，「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③。儘管如此，道光帝對這種與嚴禁政策背道而馳的弛禁主張未加指斥的曖昧態度，無疑給了持弛禁主張的官員以希望和鼓勵。此後，弛禁論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許乃濟作為其代表，以《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上奏，公開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弛禁主張。許乃濟認為：「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遂使白銀「有出而無入」，「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對鴉片的嚴禁，還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①《七經樓文鈔》卷4。 ①梁廷楠：《夷氛聞記》。 ②梁廷楠：《夷氛聞記》。 ③梁廷楠：《夷氛聞記》。 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更有內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以至「報案紛紛」、「栽贓訛詐之案，尤所在多有」。嚴禁吸食，則反而使「食者愈眾，幾遍天下」。嚴禁內地栽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藪全歸外洋矣」。在許乃濟看來，鴉片的輸入之所以越來越多，白銀的外流之所以日益嚴重，吸食者之所以愈來愈眾，「皆起自嚴禁以後」。據此，許乃濟提出弛禁方案。這個方案要點有三：一是「仍用舊例，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為防止白銀外流，外商貨物「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二是「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才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致蹈廢時失業之愆」，「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三是「寬內地民人栽種罌粟之禁」，「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①。許乃濟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將許乃濟的弛禁方案付諸實施，其後果只能是鴉片進一步泛濫。然而，許乃濟在弛禁方案中虛構的「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的前景，對包括道光帝在內的一些人具有誘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許乃濟的奏摺後，不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傳諭軍機大臣，令將許乃濟之折抄給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祁塡、粵海關監督文祥等「會同妥議具奏」②。這使清統治集團中和社會其他階層中因鴉片而獲利的官員、商販欣喜若狂。廣東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鄧廷楨提出了弛鴉片之禁的更為具體的方案。對弛禁主張最感興趣的還要數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義律立即將中國政府在鴉片問題上的新動向報告了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義律在報告中興高采烈地預言：「許乃濟弛禁論的直接影響，將要刺激印度的鴉片種植」。義律預計：「採納許乃濟奏請的折中方案的這種正式的、最後的命令，將在一個月或六個星期內到達此間」①。在各省督撫中，身居煙毒淵藪之地的廣東地方官員竟也為許乃濟的弛禁論張目助陣。兩廣總督鄧廷楨認為：「鴉片流傳內地，以致紋銀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絕紋銀出洋最為要著」②。他因而主張：「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徵稅，係為因時制宜起見」，「應請旨准照原奏」。鄧廷楨還與祁塡、文祥擬訂弛禁具體章程九條入奏，稱許乃濟之疏「臚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如果許乃濟之請能獲得批准，「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③。廣東地方大員對弛禁論毫無保留的支持態度，使廣東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鄧廷楨等為弛禁論大張其目的奏摺被大量傳布，還被英人刊登在他們在廣州辦的報紙上。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②《清宣宗實錄》卷282。 ①英國議會文件：《中國通信匯編》，1840年。 ②《清宣宗實錄》卷292。 ③《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許乃濟的弛禁論，除了得到廣東大員們的公開支持而外，「舉朝無繼言者」。大部分官員對許乃濟的弛禁論持反對態度，批駁許乃濟弛禁論的奏摺紛紛上達朝廷。其中禮部侍郎朱樽、兵部給事中許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摺，對弛禁論的批駁尤為淋漓盡致。朱樽等嚴禁派官員批駁了弛禁論者弛鴉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貿易中堅持以貨易貨即可防止紋銀偷漏的謬論，指出：中國當時可供兌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一宗，「茶葉不足，將復易之銀」，紋銀的偷漏如何能禁？嚴禁派官員又批駁弛禁論者寬內地種植罌粟之禁、久之以土煙代替洋菸、洋菸將不禁而自絕的謬論：「今食之者多，而擇食求精者，又必以洋菸為美也」，事實上，當時內地種植罌粟已復不少，「即如雲南一屬，種罌粟者漫山遍野，鴉片之出產，宗（總）亦必不下數千箱」，然而，洋菸輸入如故，白銀之外流亦「不見減於昔日」。弛禁論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間販賣吸食一概勿論的謬論，更被嚴禁派官員批駁得體無完膚。他們在摺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數計之，官弁、士、兵不過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鴉片者，大凡起於官員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遊民，而弁兵、士子亦漸禁（染）其習，所不食者，鄉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獨禁員弁士兵而許民間販賣吸食，是以食者縱之得食，而未食者導之使食。」另外，「員弁士兵非生而為員、為弁、為士、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與吸食，則兵（員）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見弛禁論者禁員弁士兵而不禁民間吸食之說，不過是「曲折之詞，所謂掩耳盜鈴者也」。更為可貴的是，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鴉片危害、對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實質有著清醒深刻的認識。朱樽指出：「鴉片流毒，訪（妨）財害小，殊（誅）民害大。民者國之本，財者民所出。民貧尚可變□，民弱無可救藥。」英國「初以鴉片入關，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竄入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誠不知是何居心？」嚴禁派官員在對弛禁論痛加批駁後，請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時，「嚴備各省海口」①，防患於未然。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弛禁論有理有據的批駁，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而產生的猶豫和動搖，堅定了道光帝禁菸的決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內無人再敢公開鼓吹弛禁論，原來贊同弛禁的兩廣總督鄧廷楨也放棄了弛禁主張，於廣東海口實力查禁鴉片。 從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開始，清廷採取措施，在全國嚴厲實行禁菸，清廷一面令廣東地方大員「加意整頓，嚴飭各該文武員弁，於關隘緊要地方，往來巡查，嚴密購緝，有犯必懲，久而勿懈，務使中國財力，不致為外洋所耗。」①同時要求沿海各督撫、海口各監督，在廣東查拿甚緊之時，嚴飭所屬文武員弁，「統於沿海要隘處所，隨時隨地，認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務當實力巡查」，「嗣後如該督撫等，仍視為具文，並不實力查辦，必①朱樽：《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當從嚴懲處」②。道光帝的警告對沿海各省督撫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開始行動起來。湖南地方當局在與廣東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後緝獲廣東煙販九起，人犯二十餘名，鴉片煙三千餘兩。山海關副都統祥厚拿獲夾帶鴉片煙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嚴懲已被拿獲的鴉片煙販的指示下，廣州地方當局將在廣州開設鴉片煙館長達五年的郭亞平處絞。 清廷明確地重申禁令，並實力推行禁菸，使一個時期內瀰漫輿論界的弛禁論銷聲匿跡，一些地方官員在道光帝的嚴令和督促下，也紛紛採取切實措施，查禁鴉片。禁菸效果立即顯現出來。由於廣東地方當局認真採取禁菸措施，大力搜捕私船，當地的走私船隻幾乎絕跡。在廣東，鴉片銷不出去，外國鴉片煙商人只好用船把鴉片運到沿海各地去銷售。但沿海一帶中國水師船隻也戒備森嚴，一艘鴉片走私船被擊沉，其餘的走私船隻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國鴉片煙商人「連一箱煙土都沒有賣出去」①。這種情況使外國鴉片煙商人大為懊惱。英國大鴉片煙商人查頓悲嘆：由於中國官吏的密切注意，鴉片市場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個英國大鴉片煙商人馬地臣也稱：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指1837年），我們的鴉片市場起了一次徹底的革命，現在看不見走私船的活動了。 中國禁菸取得的實際成效，使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擊。為了保護鴉片貿易，英國政府派遣的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決定出面干涉。義律一面尋求武力作後盾，一面要求與清廷進行交涉。英國鴉片煙商人則組織大批單桅、雙桅縱帆式快船，變本加厲地在廣東及沿海各地進行鴉片走私的罪惡活動，他們甚至在走私船上公開掛上英國國旗，從珠江口到廣州明目張胆地販賣鴉片。英國資產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破壞，再加上清統治集團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地方官員疲玩失責，視朝廷禁令為具文，致使鴉片流毒問題仍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這種情況使清統治集團中那些因鴉片流毒屢禁不止而深為憂慮的官員不得不繼續尋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初十日，鴻臚寺卿黃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嚴禁之策。 黃爵滋在《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痛陳鴉片危害，指出：十數年間，鴉片泛濫成災，耗銀數千萬兩之巨，「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如果這種情況再不加制止，「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黃爵滋在摺奏中分析了過去實行的各項禁菸措施，認為皆非禁菸良策。黃爵滋認定，鴉片不是不能禁，關鍵在於如何禁。他認為：「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敗，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黃爵滋因此主張：「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請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①[英]格林堡：《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嚴降諭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給一年期限戒菸」，「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能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斷癮之苦，甚於枷杖與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於斷癮之苟延」①。黃爵滋還請帝勅諭各省督撫嚴切曉諭，「廣傳戒菸藥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時「嚴飭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仍有犯者，准令舉發，給予優獎。儻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鄰右難於查察。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准考試。」②對吸食鴉片者罪以死論，這還是發言盈廷的歷年條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及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一場關於禁菸政策的大討論在清統治集團內展開。從道光十八年閏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公布，在這一年時間裡，各有關指定官員紛紛遵命發表意見。綜觀一年的討論情況，在朝廷大員中已沒有人公開主張對鴉片實行弛禁，嚴禁鴉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為這些大員們一致的意見。但是，贊成黃爵滋對吸食者罪以死論的官員為數甚少，反對者卻是大多數。反對者有的打著「聖朝寬大不事峻法嚴刑」的旗號，反對對吸食者論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張重治囤販。兩江總督陶澍是黃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認為：「黃爵滋所陳重治吸食罪以死論之奏，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心，而為救時之急務也。」①湖廣總督林則徐也成為黃爵滋強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給道光帝的復奏中指出：「鴉片流毒於中國，紋銀潛耗於外洋，凡在臣工，誰不切齒！」「今鴉片之貽害於內地，如病人經絡之間久為外邪纏繞，常藥既不足以勝病，則攻破之峻，亦有時不能不用也。」「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蔑濟..夫鴉片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②當朝廷大員們就黃爵滋奏摺各抒己見時，清廷按照過去制定的懲治律例，在全國實行禁菸。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將於京師拿獲的吸食鴉片的官員革職，並將販賣人等交刑部審訊，七月二十一日，又諭令兩廣總督鄧廷楨隨時懲治廣東將備弁丁內吸食鴉片煙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備。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據有關報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夾帶鴉片、鋪戶代為囤積分銷的情況，告誡直隸總督琦善：天津為海口要隘，奸商囤積興販，勢所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 ②《林則徐集·奏稿》中冊。 不免，現當整頓之時，尤當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員，嚴密查拿，按律懲辦。這一天，清政府還明令嘉獎了在湖北漢陽厲行禁菸的知縣郭覲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為在全國推行禁菸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決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一併會議研究各直省將軍、督撫的禁菸意見。九月十九日，皇帝嚴令各直省將軍、督撫「振刷精神，力祛積習」，「趁此整頓之時，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緊查拿，毋得稍為鬆勁」。「其販運、開館等犯，固應從重懲辦，即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體查拿，分別辦理」①。同一天，又下令將赴尼僧廟內吸食鴉片煙的莊親王奕竇、輔國公溥喜分別革去其王爵、公爵銜。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瀆陳，殊屬紕繆」的罪名，給予公開主張弛禁的許乃濟「降為六品頂戴即行休致」的懲處，明確宣布：「鴉片流毒內地，官民煽惑，傳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奏請弛禁，朕即以為不得政體。本年鴻臚寺卿黃爵滋奏請嚴禁，當降旨飭令直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朕於此事深加痛恨，必欲盡絕根株，毋貽遠患」②。道光帝的這個聲明，使清廷嚴禁鴉片的政策進一步明朗化，對全國各地的禁菸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直隸總督琦善於天津大沽一帶洋船上，拿獲鴉片煙十三萬一千五百餘兩，是清廷嚴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諭宣召湖廣總督林則徐進京商議禁菸事宜。他對林則徐的宣召，除了因為林則徐曾上折支持黃爵滋的嚴禁主張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則徐在其兩湖轄區大力推行禁菸，成績斐然，使兩湖地區的禁菸明顯走在全國前頭。當時，兩湖地區在短短兩個月中，即繳獲大量煙土、菸具。僅在漢陽縣就繳獲煙土一萬二千餘兩。漢陽、江夏兩縣收繳煙槍一千二百六十四桿。武昌、漢口收繳煙槍七百餘杆。湖南省收繳煙槍二千三百餘杆。林則徐的厲行禁菸，使違法奸徒「莫不魄悸魂驚，不特開館興販之徒聞風遠颺，並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圖」①。另外，林則徐在禁菸中是主張寬猛兼施的，他在嚴禁時千方百計搜羅中藥配方，為吸食積久者配製戒菸藥丸，服食後效果很好，「有積癮三十年，日吸一兩，而居然斷去者，斷後顏面發胖，筋力復強」②。林則徐曾將兩湖禁菸的實際成效及時向道光帝作了報告，充滿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習俗大可轉移，全賴功令之森嚴，姑免眾心之渙弛」。 「臣等察看輿情，並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機諭戒，寬猛兼施。呈繳者姑許自新，隱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嚴儆將來。」③林則徐在八月初上給道光帝的一個奏摺中對鴉片泛濫造成的嚴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則使道光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 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 ①《林則徐集·奏稿》中冊。 ②《林則徐集·公牘》。 ③《林則徐集·奏稿》中冊。 帝進一步堅定了嚴禁鴉片務盡根株的決心。林則徐《錢票無甚關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陳：「法之輕重，以弊之輕重為衡，蓋因時制宜，非得已也。當鴉片未盛行之時，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④道光帝決心嚴禁鴉片，並寄厚望於林則徐，宣召其入京，欲與之商議禁菸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則徐抵達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見林則徐，不久，他頒給林則徐欽差大臣關防，令其馳驛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為了防止外國鴉片煙商人武力破壞禁菸，道光帝還授予林則徐兵部尚書銜和節制廣東水師的權力，指示林則徐對廣東省「窯口，快蟹以及開設煙館、販賣、吸食種種弊竇，必應隨時隨地盡絕根株」。 林則徐於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離京南下，奔赴廣東。在林則徐奉召赴京和林則徐離京赴廣東期間，在清政府的嚴令督促下，禁菸運動已在全國全面推開，並取得可觀的戰果。在直隸，琦善在天津海口拿獲鴉片十三萬多兩；在廣西尋州府起獲煙土四千餘兩，梧州府共獲煙土煙膏三萬八千餘兩、煙槍一千餘杆；在盛京起獲煙土二千四百餘兩；在廣東破獲私開窯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獲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繳煙槍一萬零一百五十八桿；在雲南先後緝獲煙土煙膏二萬二千兩、鏟去罌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餘畝。儘管這些緝獲的煙土、煙膏、菸具、人犯以及鏟毀的罌粟花苗與實際的數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預示著長期以來清政府的禁菸已從徒托空名而開始變為全國性的實際行動，它也預示著更廣泛更深入的禁菸運動即將開始。隨著欽差大臣林則徐的到達廣州，廣東很快成為全國禁菸運動的中心。 林則徐不負皇上重託，在奔赴廣東的途中即開列緝獲要犯名單，責成廣東有關官員採取行動。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九日，林則徐抵達廣州，征塵未洗，立即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他與廣東文武官員、朋友、同鄉晤談，了解廣東鴉片流毒情況，他造訪熟知海防形勢的人士，規劃廣東防務；他召募洋行買辦等懂西語、知西事的人員「藉以探訪夷情」；他微服私訪，深入了解民隱、民情。在經過大量調查研究之後，林則徐決定以斷絕鴉片來源為首務。斷絕鴉片來源必須將躉船鴉片消除淨盡，然而躉船停泊外洋，即使派遣水師船隻緝拿，於洪濤巨浪之中，緝拿未必有把握。林則徐、鄧廷楨等斷定，外國鴉片煙商大多數當時仍滯留廣州，迫令他們交出躉船上的鴉片是事半而功倍的良策。二月初四日，林則徐會同鄧廷楨、怡良，在欽差行轅傳見十三洋行商人，令他們傳諭外國鴉片煙商，責令外國鴉片煙商將躉船所儲鴉片盡數繳出，並填寫英、漢兩種文字的甘結，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則徐在諭令中④《林則徐集·奏稿》中冊。 宣布自己的禁毒決心說：「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①道光帝對林則徐的禁菸決心深為讚許，稱譽林則徐「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還指示林則徐，應於各國船隻出入經由要道的廣東海口水陸交嚴，「務使外海夷船，不得駛進口門，妄生覬覦，內地匪船，不敢潛赴外洋私行勾結..要期除惡務盡」②。林則徐得到道光帝全力支持，信心倍增，採取有力措施，終於迫使外國鴉片煙商繳出鴉片二百多萬斤。林則徐遵照道光帝諭令，將繳獲的鴉片於廣州虎門太平鎮當眾銷毀，向外國侵略者顯示了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的禁毒決心。 在林則徐於廣東主持禁菸、銷煙期間，清廷於五月初四日批准了五大臣會議提出的查禁鴉片煙章程三十九條。這個欽定的嚴禁鴉片煙條例規定：沿海奸徒，開設窯口，勾通外人，囤積鴉片，首犯擬斬梟，為從同謀及接引護送之犯，並知情受僱船戶，擬絞監候。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沿海員弁兵丁受賄故縱，擬絞立決，知情徇縱，俱發往新疆，官弁充當苦差，兵丁為奴；失察者員弁分別議處，兵丁杖徒；開設煙館，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及知情租屋者，發新疆給官兵為奴，兵役包庇與犯同罪，有贓計贓，准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栽種罌粟，製造煙土，及販煙至五百兩，或興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為從發極邊煙瘴充軍；吸菸人犯均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知悛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在官人役，並官親、幕友等，一年六個月內，在署吸菸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職官吸菸在一年六個月內者，發新疆充當苦差；職官因吸菸發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宗室覺羅吸菸者發往盛京，嚴加管束。如系職官及王公，均革職革爵，發往盛京永不敘用。如犯在一年六個月限滿後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擬絞監候；官兵查拿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鳥槍，格殺勿論。..道光帝將這個章程頒發各省，令各省遵行。並諭令內閣，將其「纂入則例，永遠遵行。」道光帝闡述頒發《欽定嚴禁鴉片煙章程》的宗旨說：「朕惟姑息非所以愛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鴉片來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內地栽種罌粟，影射漁利，軍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則被人引誘，繼乃習為泛常。甚至蕩產戕生，罔知悛改，關係於人心風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則傳染日深，其害伊於胡底？」「朕欲為天下除此禍患，不憚再三訓誡，特議刑章，以期易俗移風，還諄返樸。」道光借《欽定嚴禁鴉片煙章程》頒布之機，再次告誡朝廷大員：現在雖將海販、窯口、吸食者定以死罪，立限嚴懲，對外除此而外的「種種流弊，尤應隨時隨地實力稽查，歷久不懈，庶幾根株淨盡，力挽澆風」，如有「諱飾不辦者，立即據實嚴參，從重治罪。儻仍意存玩泄，視條教為具文，或畏難苟安，或始勤終怠，則是甘①《林則徐集·公牘》。 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6。 心玩法，自喪天良。朕言出法隨，決不寬貸！」①《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是清代百餘年間頒布的所有禁令中最嚴厲最周密的禁令，對興販、栽種、吸食者罪以死論，在職官員、宗室覺羅王公皆不能免，且照常人加等治罪，這充分說明清政府企圖一舉永除積習、盡絕鴉片流毒的決心，這對全國當時正在開展的禁菸運動是一個有力的推動。 清廷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期開展的禁菸運動，取得顯著成績。當時廣州鴉片市場已完全停頓，沒有一艘走私船能夠往來行駛。誠然，在全國各地，禁菸措施在貫徹實行的程度上有很大差異。有些省份因一些官員的遷延觀望、因循塞責而收效甚微。然而，清廷當時是極力企圖在全國推動禁菸的。今天，當我們在評論清廷的禁菸時，固然應該指出，清廷的禁菸無非是為了維護清皇朝的封建統治，即便如此，清廷的厲行禁菸，於國於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不失為一項有積極意義的舉措。英國人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一書中，給中國的禁菸銷煙以這樣的評價：「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毀了..在世界史中，一個非基督教的君主寧願銷毀損害他的臣民的東西，而不願出售它來裝滿自己的腰包，這是唯一的一個實例。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①這樣的評價並不過分。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1）。 ①轉引自牟安世著：《鴉片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