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三章　入主中原

第一節　君臨天下 山海大戰 皇太極於松錦大捷後，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禎十五年，1642）十月，遣奉命大將軍阿巴泰貝勒統滿蒙漢八旗軍約五萬人，及外藩蒙古科爾沁等部士卒約五萬人征明，掠奪人畜財物，消耗明的國力。清軍於十一月入邊，明帝雖調集援兵四十萬，但分轄於四總督、六巡撫和八總兵，事權不一，將怯士疲，不敢迎戰。清軍所向無敵，縱橫直隸、山東，連敗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魯王等六王和五員總兵及大批官將，攻克兗州、順德、河間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兵逼燕京，抵密雲，俘獲人畜九十二萬。①正當進取中原的準備工作順利進行時，皇太極於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經過五天的激烈爭鬥，睿親王多爾袞提議立皇九子福臨繼位，自己與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禮親王代善等王公贊同，六齡幼童福臨便於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篤恭殿寶座，成為大清國新皇上，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順治元年（明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攝政王、奉命大將軍多爾袞，率豫郡王多鐸、英郡王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將領與「三順王」孔有德等將士離沈，進軍明國。 此時清軍，訓練有素，騎射嫻熟，久經征戰，屢敗明軍，是一支威力強大所向無敵的勁旅，要想進入關內，問鼎中原，是可以試一試的。但是，能否最後奪取成功，君臨全國，長期統治下去，仍屬疑問。其根本弱點是人丁太少，敵手太多。 此時清軍面臨三大對手，明朝軍隊和李自成、張獻忠。明朝雖已腐朽，崇禎帝朱由檢已於三月十九日自縊於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曉此事），但畢竟曾擁兵百萬，明朝將士和朱明宗室定會集兵相戰。更難以應付的兩個對手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分別領導的大順、大西農民軍。大順、大西軍南征北伐十餘年，兵強將勇，聲勢浩大。明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國號大順，年號永昌，設天祐殿大學士，置六政府尚書，恢復五等爵，封劉宗敏、田見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餘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練，軍紀嚴明。《明史》稱其：「精兵一人，主芻、掌械、執爂者十人。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輿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馬三四匹。..軍止，即出較騎射，曰站隊。夜四鼓，蓐食以聽令。所過崇崗峻坂，騰馬直上。水惟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眾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①《清太宗實錄》卷65，頁25。 馬蹄所壅閼，水為不流。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久戰不勝，馬兵佯敗誘官兵，步卒長槍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擊，無不大勝。」李自成領有馬兵六十萬步兵四十萬，驍將雲集，如劉宗敏、李岩、賀錦、劉芳亮、高一功、劉體純、袁宗第、馬世堯、郝搖旗等等，皆武藝高強，身經百戰，臨陣衝殺，勢不可擋，官兵見之無不喪膽。李自成率軍於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進圍北京，十九日崇禎帝朱由檢自縊。李自成著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登皇極殿，明降臣入賀，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撫各地，管轄了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及湖广部分州縣。張獻忠據四川，稱大西國王，統兵五六十萬，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等將皆系久經征戰的猛將。清軍怎樣對付這擁兵一百五六十萬的強敵？ 雙方相比，清軍人數太少了。此時，滿洲八旗有三百一十個佐領，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個佐領，漢軍八旗一百六十四個佐領，按每佐領平均為二百丁的規定計算，滿洲男丁約有六萬二千丁，加上蒙古二萬三千丁、漢軍三萬三千丁，一共才十二萬丁左右。多爾袞出征時，「統率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王等三王、續順公兵」①。據此，滿兵為四萬一千餘名，蒙古兵一萬六千名，漢軍三萬三千名，三順王、續順公四部有兵二萬，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過十二萬人。多爾袞要以這四萬滿洲壯士為核心，去消滅六七十倍於己的明兵和農民軍，確是難而又難，甚至可以說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 然而，歷史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議。當時，滿族正在蓬勃興起，富有進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攝政王多爾袞，充分吸取了本民族這一優點，而且加以發展，不畏艱險，施用巧計，勇往直前，毅然統兵向山海關殺去。他乘明寧遠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初降大順繼而復叛遭到農民軍重重包圍即將覆滅之際，逼降吳三桂，安然入關，並於四月二十二日在吳軍拚死廝殺，農民軍疲憊不防之時刻，統軍猛攻，大敗李自成於山海關，乘勝追擊，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臨抵達京師，十月初一舉行定鼎燕京登極大典，原來偏主一隅的遼東汗福臨，一躍而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為明朝之後的新的全國性政權。 九州一統攝政王多爾袞雖然實現了兄長皇太極多年夢寐以求入主中原的願望，進了北京，端坐金鑾寶殿，頻降聖諭，可是處境並不妙，甚至可以說是荊棘遍地，危機四伏，寶座時有傾覆之可能。 首先是反清兵將二三百萬，勢力相當強大。此時，清政府只轄有遼寧、吉林、黑龍江及河北部分州縣，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國土分屬大順、大西和①《清世祖實錄》卷4，頁9。 南明諸王。李自成退據陝西，轄有陝、甘、晉、豫諸省與河北一些州縣，張獻忠主宰天府之國，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寧，其江北四鎮有兵數十萬，湖廣左良玉水陸士卒八十萬，浙、閩、粵、桂、魯、贛、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裝風起雲湧。他們曾不止一次地給予清朝重大打擊。大西軍勇將李定國曾大敗清軍，「兩蹶名王」，斬清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盡。南明延平郡王鄭成功統率水陸兵士十餘萬圍困南京，使「東南大震，軍報阻絕」，清帝幾乎想遷都遼寧回居舊地。 清帝用於對付這二三百萬敵對勢力的滿洲人員，卻少得可憐。經過幾年激烈征戰，滿洲八旗男丁不僅沒有隨著歲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斷減少。入關前夕，還有六萬餘丁，順治五年只剩下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過了九年，又減至四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減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四萬餘丁，也只有十萬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為兵，也很難戰勝二三十倍於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馬上得了天下，全國有一千四百餘府廳州縣，直徑萬餘里，這十萬軍隊分駐各地，每縣不足百人，怎能堅持統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長治久安？ 其次，民貧國窮，動盪不穩。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和封建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殘酷盤剝，以及災害頻仍，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社會混亂，田園荒蕪，百業凋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順治八年（1651），官方簿冊所載全國戶口才一千零六十三萬餘丁，田地山盪二百九十萬餘頃，比七十三年前明萬曆六年的田地，減少了四百多萬頃。與此相應的是，政府財政極其困難。清軍多路出擊，甲冑弓箭刀槍馬匹和糧草，花費很大，而人丁田地減少，使田賦丁稅商稅收入劇減。順治八、九年，每歲僅收賦稅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各路兵餉卻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兩，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員俸祿二百餘萬，每年缺銀八十七萬餘兩。此後更是每況愈下，順治十三年以後，軍費激增，每年用銀二千四百萬兩，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數銀兩外，朝廷歲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兵餉缺額達四百四十萬兩，再加上王祿、官俸、河工、賑災等必需用費數百萬，清廷確實陷入入不敷出、財源枯竭、民貧國窮、司農乏策的深淵。 儘管面臨萬分險惡的局勢，攝政王多爾袞、清帝福臨及其親近王公大臣，卻毫不畏懼，知難而進，想盡辦法，以五萬左右滿洲兵丁為核心，加上蒙古漢軍八旗與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較早歸降的平西王吳三桂等漢兵，總共約有二十萬人，先後消滅大順、大西、南明二百多萬軍隊，到順治十六年，南明永曆帝朱由榔逃入緬甸，除大順軍餘部「夔東十三家軍」堅持川東荊襄地區抗清外，全國盡隸清朝。農業生產也逐漸恢復，手工業、商業有了進步，人丁增多，耕地擴大，順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萬餘頃，比十年前將近增加了一倍。愛新覺羅江山才算鞏固下來。 第二節　既沿明制又增新章 「滿洲根本」 入關之前，天聰汗、寬溫仁聖皇帝皇太極已仿照明制，設內三院和六部，順治元年（1644）五月攝政王多爾袞進京後，基本上繼承了明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中央機構是三院八衙門，即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和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與都察院、理藩院，順治十五年改內三院為內閣。地方機構亦襲明制，但總督、巡撫由明朝的臨時性質改為常設官職，省之下有府、州、縣，分設知府、知州、知縣，另外還有分巡道、守道。 多爾袞在基本沿襲明制的同時，為了鞏固滿洲王公貴族的最高統治地位和對全國的統治，確立了「首崇滿洲」或稱「滿洲根本」的基本國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很大，地位很高。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成員，主要是滿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數蒙古人員，漢官不能當議政大臣，除范文程、寧完我系經帝特授外，漢軍旗人也不能擔任議政大臣。宗室親王和多數郡王是議政王，一些貝勒、貝子、公也奉旨參與議政，滿洲、蒙古八旗開國元勛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額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碩額駙圖爾格、其弟二等伯伊爾登，直義公費英東之子一等公圖賴，棟鄂額駙、三等公何和禮之子二等伯都類，武勛王揚古利之子超品公塔瞻、孫一等公愛星阿，恩格德爾額駙之子一等公額爾克戴青，多羅額駙、二等公英俄爾岱等人，或系固山額真、尚書，或任議政大臣，皆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清初軍國大政，系在攝政王和後來的順治帝福臨的主持下，讓議政王召集參與議政的貝勒、貝子、宗室公及議政大臣商議，報攝政王、順治帝審批，多系依議而行。議政王大臣會議之權力和地位，遠逾於內三院或內閣。 其二，八旗軍是清皇朝的主要軍事支柱。多爾袞雖然設立了綠營兵，人數超過了八旗軍，但八旗軍仍是清軍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強。順治年間定製，北京八旗設驍騎營（入關前的阿禮哈超哈營，即馬兵營）、前鋒營（原之噶布希賢超哈營）、護軍營（過去的巴牙喇營）、步兵營，從八旗各佐領下正丁中僉選驍騎、護軍、前鋒、親軍、步兵，分別總隸於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及步軍統領，都統等官以下又分設參領、佐領等職。另設領侍衛府，由領侍衛內大臣等官統轄侍衛、親軍二千餘人。各地重要城市，則遣八旗將士駐戍，稱駐防八旗，官兵數萬，分別屯駐奉天、畿輔、豫、江、浙、陝、甘、魯、晉等省，後增駐閩、粵等地。八旗軍隊的總的職責是「環拱宸極，綏靖疆域」。北京八旗軍約十萬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衛扈從」，即保衛皇宮，保衛京師，隨侍和保衛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戰，攝政王、順治帝派遣滿洲王公大臣統領北京八旗兵出討，如靖遠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肅親王豪格，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定遠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敬謹親王尼堪，世子濟度，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將軍貝勒勒克德渾，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一等公譚泰，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子洛托、一等子陳泰，定西大將軍內大臣固山額真何洛會，皆曾領兵分征，為統一全國立下了功勞。故《清史稿》在諸王列傳中贊諸王開國之功說：「國初開創，櫛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系諸王是庸。」清帝福臨也嘉慰滿洲將士建國之功勳和辛勞，說：「嗟爾將士等，披堅執銳，露宿風餐，汗馬血戰，出百死一生，以開拓天下。」①其三，諸王管理部院，滿官權大。皇太極於天聰五年（1631）設六部時，即讓諸貝勒分管各部。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攝政王多爾袞曾罷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後又命端重親王博洛、巽親王滿達海、敬謹親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務，順治八年正月福臨親政後又恢復諸王管部舊制，一年以後才廢除。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開始只有滿尚書，順治五年七月始設漢尚書，且部印俱由滿尚書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務的理藩院，尚書、侍郎皆是滿洲、蒙古人員，漢官不能擔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統軍之權，是清朝的核心統治集團。 「滿漢一家」 攝政王多爾袞、順治帝福臨雖然盡力維護滿洲貴族特權，「首崇滿洲」，但只憑區區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萬滿洲男丁，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二三百萬名抗清將士和統治上億漢民，必須實行「以漢治漢」政策，因而多次宣稱「滿漢一家」。早在順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軍征明前夕，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攝政王陳述奪天下安江山之計時，便著重強調要實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的根本性政策。多爾袞採納了這一至關重要的建議，予以付諸實施。所謂「滿漢一家」，最主要體現在爭取漢人官員紳衿上，即極力籠絡爭取漢族上層人員為清帝效勞。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爾袞乘輦於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連下兩道諭旨，宣布：招撫檄文到日剃髮歸順者，「地方官各升一級」，「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不久又諭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遣人以書徵召故明大學士馮銓，授其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明順天巡撫宋權，降後初任原職，順治三年升任國史院大學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後仍為故官，順治五年擢工部尚書，後連任八年大學士。王永吉、胡世安、黨崇雅分別以總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書、大學士。 多爾袞還超級提升一批原來明朝中等官員和文人，授以尚書、大學士等職。原明戶部郎中衛周祚、編修高爾儼、庶吉士張端、庶吉士成克鞏、都給①《清世祖實錄》卷87，頁7。 事中陳名夏、中允陳之遴、編修劉正宗、進士杜立德等，皆陸續分任尚書、侍郎等要職，最後均擢任大學士。 多爾袞、福臨特別重視入清以來考中進士的漢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順治元年即宣布繼續實行科舉制，考試文人。順治三年狀元傅以漸、四年狀元呂宮、進士馮溥、王熙，皆任至大學士，王熙還特受清帝寵信，命其撰寫遺詔。 多爾袞又規定，內閣六部均設滿缺漢缺，任滿洲、漢人、漢軍旗人為尚書、侍郎、大學士。地方總督、巡撫及其以下官員，亦是滿漢兼用，但清初以漢官為多。 「滿漢一家」之另一重要體現是綠營兵的設立。區區滿洲數萬男丁，難以肩負「拱衛宸極，綏靖疆域」之重任，必須「以漢治漢」，即用漢將漢兵協助，尤其是平時轄治地方之責，更得依靠漢兵來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萬將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從順治元年起，清政府便陸續在各省設立綠營官兵，將士主要是漢人，也有少數滿、蒙、回人員。各省皆有綠營兵，其統帥是該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總督及無總督之省的巡撫。他們算是文官編制。至於日常操練、管轄和防戍，則由武職官員負責。綠營武官中官階最高的將領是提督，官階從一品，或專設，或由巡撫兼任，後來各行省共有十四員提督。其下是總兵官，官階正二品，為一鎮之主，共六十六員。再下則是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約六千餘員。順治年間，各省綠營兵約有六七十萬名，後減少至五六十萬。 多爾袞多次宣諭「滿漢一家」之事，要求「滿漢一家，同享昇平」。他還為使滿漢官民「各相親睦」，下諭允許滿漢官員互通婚姻。他諭告禮部：「方今天下一家，滿漢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親睦，莫若使之締結婚姻，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①通過「滿漢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漢官、漢士、漢將、漢兵，他們遵循帝旨國法，治理京內外各級衙門事務，轄束人民，征賦僉役，從征廝殺，為統一全國，安定九州，鞏固清朝統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餉」，整飭吏治明朝萬曆末年以後，橫徵暴斂，大增賦稅。「遼餉」每畝田賦增收白銀一分二厘，共銀六百六十萬兩，「剿餉」二百八十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兩，「三餉」加派每年多達一千六百餘萬兩，倍於正額，且餉外有餉，「三餉歲額二千三百餘萬」，又超過「三餉」正額六七百萬兩，其他苛捐雜稅亦多如牛毛，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盜」愈多，「民越窮而寇越起」。 ①《清世祖實錄》卷40，頁11。 聰睿的多爾袞深知此情，於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發布「大清國攝政王令旨」，向全國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其諭說：諭官吏軍民人等知道：予聞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道，必省刑罰，薄稅斂，然後風俗醇而民生遂。..前朝弊政，厲民最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加練餉。惟此三餉，數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初議准作正糧，繼而不肯銷算。..予哀爾百姓困窮，..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①過了兩個多月，他又在福臨登極詔書中重申：「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②雖然由於軍費巨大，財政困難，順治四年起，以遼餉繫於萬曆年間加派為藉口，而未免除，只取消了剿餉、練餉，州縣也常私自另外科派，多爾袞還為了在邊外建避暑城，於順治七年七月諭令加派直隸、山西、浙江、山東、江南（江蘇、安徽）、河南、湖廣、江西、陝西九省錢糧二百五十萬兩，但順治八年世祖福臨親政後，即諭停此派，此後清廷定製不得增收田賦。 多爾袞還對貪官污吏加以懲治，對吏治有所整飭。他於進京之後半月，便諭令諸王及文武官員「宜各殫忠誠，永保富貴，有貪婪不檢自蹈罪愆者，雖有功不敘」，並諭兵部：「明朝之破壞，俱由貪黷成風」，今後必須「改弦易轍，各勵清忠」①。過了二十多天，順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他又諭告眾官民：「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才亦不得用。..亂政亂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貪婪肺腸，殫忠效力，則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具在，必不輕處，定行梟示。」②他又在順治元年十月的福臨登極詔中規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後，凡在京大小衙門及在外撫、按、司、道、各府、州、縣、鎮、協、營、路、軍、衛等官，並書、吏、班、皂、通事、撥什庫、糧長、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貪賄枉法，剝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③福建巡按周世科，仗恃是關外舊人，殘暴苛索，無惡不作，專用炮烙、活釘、火燎、水淹，以及樁坐糞門等酷刑，迫害士民，姦淫婦女，勒取金銀，鎖拿紳衿兵民，多爾袞聞悉大怒，立革其職拿問，就地正法。 ①《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第90頁，《攝政王諭官吏軍民人等令旨》。①《清世祖實錄》卷5，頁10、11。 ②《清世祖實錄》卷5，頁20。 ③《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97頁，《清世祖登極詔稿》。 順治八年正月福臨親政伊始，即連下數諭，講述「朝廷治國安民，首在嚴懲貪官」，「邇來有司，貪污成習」，必須痛加懲治。他為此特恢復巡按舊制，並諭告各省巡按：「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為察吏安民」，過去「所差御史，受賄賂，徇囑託，身已貪污，何能察吏」，著即洗心滌慮，遵奉禁約，毋庇護司道府廳、大貪大惡而糾參老弱州縣，倘總督、巡撫、總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縱兵害民等事，即行糾舉①。他相繼將貪臣兵備道鄭清、徽寧道袁仲魁、江寧巡撫土國寶等革職，土國寶因聞革職嚴訊之旨，畏罪自縊。多爾袞還擬整頓賦役制度，於順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帝之名義諭戶部：「國計民生，首重財賦，明季私征濫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幾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兵火之餘，貪官污吏藉口征賦簿冊無存，而任意增減，著大學士馮銓往吏部，「察核錢糧款項，擬定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務期積弊一清，民生永久」②。後福臨遣臣專辦，順治十四年編成《賦役全書》，頒於全國各地。 多爾袞、福臨又勸民墾荒，整頓漕運，清理鹽法，從而生產逐漸恢復，人丁增加，耕地擴大，社會經濟逐漸復甦。順治十八年（1661），官方簿冊所載全國人丁為一千九百一十三萬餘丁、民田五百四十九萬餘畝，分別比十年前增加了八百五十萬餘丁和二百六十餘萬頃。賦稅收入也增加了很多。順治十八年田賦丁稅征銀二千五百七十二萬餘兩、米麥豆六百一十萬餘石、鹽課銀二百七十二萬餘兩，比十年前增收賦銀四百六十二萬餘兩、米豆麥三十餘萬石、鹽課銀七十六萬餘兩。①五大弊政五大弊政是剃髮、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襲入關前之舊制。滿洲習俗，男子將頂發四周邊緣剃去寸余，中間保留長髮，分三綹編成長辮一條垂在腦後，名為辮子，與漢人全部束髮不同。滿洲章服與明朝衣冠有顯著的差別，前者是纓帽箭衣，窄瘦，後者是方中大袖（士人）紗帽圓領（官），寬大。 努爾哈赤興起以後，金國轄區人員均須統一髮式服裝，所據遼陽、瀋陽等漢區，必令官民「削髮降」。滿洲（時尚稱諸申，即女真之轉音）人員計丁授田，多役使包衣耕種，禁止包衣逃亡，違者立斬。皇太極也繼承了這些政策。 多爾袞統軍入主中原後，立即圈占官民田地，分與八旗王公大臣兵丁，設立皇莊，並下諭兵民剃髮易服，「凡投誠官吏軍民，皆著剃髮，衣冠悉遵①《清世祖實錄》卷54，頁3、26；卷55，頁13、14。 ②《清世祖實錄》卷61，頁16、17；《清聖祖實錄》卷5，頁23、24；《清文獻通考》卷1。①《清世祖實錄》卷61，頁16、17；《清聖祖實錄》卷5，頁23、24；《清文獻通考》卷1。本朝制度」。但因漢人激烈反對，多爾袞考慮到立足未穩，恐政局震動，也不利於遣軍征服各地，故於順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諭停剃說：「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剃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衣冠服制也不變動。①這對安定民心，穩定局勢，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利於招撫各地故明文武官員歸順。豫親王多鐸、英親王阿濟格於順治元年十月統軍出征後，異常順利，到第二年五月，消滅了南明福王政權，李自成遇害於湖北通山縣九宮山，大順軍敗退湖南，山西、陝西、甘肅、河南、江蘇、安徽等省悉隸清朝，閩、浙、粵、桂等省指日可下。 然而，勝利沖昏了頭腦，多爾袞卻在此時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做了一件極大的蠢事壞事，竟下諭厲行剃髮易服。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他諭禮部：「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復為此事，瀆進章奏，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著禮部傳諭各地，一體遵行。②這一極端傷害漢族人民感情的野蠻政策，激起全民憤慨，紛起反抗。剃髮令到嘉興，兵民奮殺清府尹胡之臣。剃髮令到江陰，人民高呼「頭可斷，發不可去」，逐縣令，起義兵，與清軍血戰八十三天。抗清烽火剎時燃遍大江南北。多爾袞惱羞成怒，遣軍瘋狂屠殺，但收效甚微。反剃髮反民族壓迫的鬥爭持續了十幾年，直到他去世，這場鬥爭仍風起雲湧，使他窮於應付，足足將清帝統一全國的時間推遲了十四、五年。 多爾袞、福臨頑固堅持入關前落後的「滿洲藉家僕資生」的農奴制剝削方式，大規模圈占官民田地，逼民投充為奴，設立皇莊、王莊、八旗官員莊田，迫使上百萬漢民「離其田園，別其墳墓」，「婦子流離，哭聲滿路」，生活極端困難，大量死亡。被迫充當八旗王公大臣的近百萬漢人包衣，難以忍受八旗貴族官員的殘酷壓迫，不斷地大批逃亡，順治三年數月里，逃人多至數萬。多爾袞、福臨沿襲了努爾哈赤、皇太極制定的嚴禁奴僕逃亡的法令，規定包衣三逃者斬，窩主處死籍沒或充軍，鄰居、甲長、鄉約分別鞭責和流徙。山東平度州民人王大臣，因收留身為逃亡旗下家人的父親王木匠，多爾袞批示：「王大臣著即處斬」，其母、弟給逃奴之主為奴，家產籍沒，王木匠鞭一百歸還其主，鄰佑九家及百家長流放①。福臨多次嚴厲斥責奏請減輕逃人法的漢官，強調指出「滿洲將士..以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之役」，入關以前，「多所俘獲」，故「日用充饒」，現在「逃亡日眾」，因①《清世祖實錄》卷5，頁10；順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東巡按朱郎■：《謹啟為廣文德，以端王化事》。②《清世祖實錄》卷17，頁8。 ①順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吳達海題：《為隱匿逃人事》。 此「困苦多端」，如不制止包衣逃亡，則「驅使何人，養生何賴」②。 多爾袞、福臨長期厲行「逃人法」，勒令剃髮易服，並專門下諭宣布：「有為剃髮、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許封進。」③這對漢民帶來極大危害，成千上萬家庭產破人亡，也嚴重威脅了清廷的統治。以「逃人法」而言，後果有四。其一，懲處之重，株連之廣，禍害之大，史所罕見。廣西巡撫郭肇基等官，因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籍沒，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因隱匿逃人，被刑部議削王爵，罰銀五千兩，耿仲明聞訊後於軍中自盡。以審理生員呂煌窩逃一案稽遲不當，革大學士王永吉職，降一級調用，罰俸，滿漢兵部尚書、侍郎、司官噶達渾等十餘人分別降級、罰俸、革世職。許多漢族地主官僚或因窩逃被捕嚴懲，家破人亡，或被誣告牽連，傾家蕩產，「使海內無貧富，無良賤，無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①。 其二，減少清皇朝的賦稅收入，影響了役夫的來源。違犯逃人法，則家破人亡，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賦，殺一人，即傷朝廷一人之培養」，這樣，斬殺越多，籍沒越多，清政府賦稅收入和役夫來源必將大大減少。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難，打亂了地方統治秩序。追捕、押解逃人、窩主赴京質審，「道途騷擾，冤陷實繁，藤蔓不已，生齒凋斃」。地方官員士民因查逃人，不敢收留難民，使得「饑民流離」，「老稚僵仆於溝渠」，大量饑民凍餒而死。②時人有寫詩歌敘此情景：「流民自北來，相將向南去。日暮荒祠，淚下如雨。飢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單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穉尪羸，喘不及喙，壯男腹雖飢，尚堪負載，早舂糧，夕牧馬，嫗幸哀憐，許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長鞭驅走。東家誤留旗下人，殺戮流亡，禍及雞狗。日淒淒，風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搖手。」③其四，激起滿漢人民強烈反抗，包衣連續逃走二次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現了「法愈峻，逃者愈多」，「強有力者」「鋌而走險」的形勢。 這五大弊政，嚴重破壞了生產力，加深了人民災難，也影響了清廷統治的穩定。 ②《清世祖實錄》卷86，頁1；卷90，頁4、8。 ③《清世祖實錄》卷28，頁11。 ①《清世祖實錄》卷88，頁18、19。 ②《清世祖實錄》卷88，頁18、19。 ③申涵光：《聰山詩選》2《哀流民和魏都諫》，引自《清詩紀事初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