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六章　張東蓀

張東蓀，原名萬田，字東蓀，辛亥前後曾用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據張東蓀手訂《增訂張氏近世考》記載，張氏祖輩為官宦世家。曾祖父張裴做過嘉定知縣、泰州知州。祖父張之杲曾任嘉定、吳江、陽湖、長洲等縣知縣，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內。父親張上龢（1839—1916年），曾先後任直隸昌黎、博野、寧縣、萬全、內邱、靜海、元城知縣。張東蓀長兄張爾田（原名采田）。在父親及長兄督責下，張東蓀自幼受傳統儒學的啟蒙教育。1902年左右，張東蓀偶讀佛經，為其中深奧的思辨玄理吸引，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他曾回憶說：「我是十八歲讀《楞嚴經》便起了哲學的興趣。」①又說：「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曾信仰過佛教。」②早年研讀佛經，對他的思想影響較大。一方面養成了他對哲學的濃厚興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學素養，直接促發了他「以為非窺探宇宙的秘密，萬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①。另一方面，為日後的哲學研究奠定了基礎，佛學成為他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 1905年，張東蓀由官派留學日本，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他與藍公武、馮心支同住在日本本鄉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與藍公武時常討論生死問題，但很快便接觸了西方自然科學與西方哲學，並為之折服。他曾說：「我在那時已略略領受西洋哲學的滋味，尤其對於心理學起了興味。」②因此，當藍公武對他講「大悟萬物唯心的道理」時，他開始產生了一個疑問：佛教所謂解脫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種心理的變態。 1906年，他與藍公武等在東京創辦了《教育》雜誌。它是綜合性的學術月刊，由他與馮世德組織的「愛智會」主辦。該刊物以「會合東西各國學者，研究高尚學問，盡人道、洗俗垢，使世界莊嚴潔淨為旨歸」，分社說、學說、科學、思潮、批評、紀事等九個專欄，以介紹和討論哲學、倫理問題為重心。在創刊號上，他發表了《心理學懸記》（與藍公武合譯）、《催眠心理學》（與藍公武合編），節譯了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在二月號上，除繼續連載譯文外，他還發表了運用西方科學研究哲學問題的習作《真理篇》。僅從《教育》雜誌這兩期中已可知，張東蓀的思想已發生了較大變化，接觸和掌握了西方科學與西方哲學，初步衝破了中國傳統思想的束縛。 辛亥革命前夕，張東蓀從日本回國。1911年他在《東方雜誌》上以「聖心」的筆名發表了第一篇政論文章：《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傾向革命的張東蓀從北京南下，參加了臨時政府並任臨時內務部秘書。1912年4月，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他曾這樣記述自己的活動：「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參加袁世凱先生所組織的政府，我則不願意參加。彼時孫中山先生組織國民黨，把凡在南京任過事的人一律作為黨員，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認。」此時梁啓超組織進步黨，「我的朋友以進步黨人為多，且較密切，我卻從未正①張東蓀：《新哲學論叢》序，商務印書館1929年8月版。下同。 ②張東蓀：《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22年3月①張東蓀：《新哲學論叢》序。 ②張東蓀：《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18號，1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該黨，亦向不與聞他們的黨的活動」①。但因他與梁啓超及進步黨關係密切，主張又頗相近，故仍被時人視為進步黨的骨幹。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張東蓀積極活躍於民國政治舞台，「動了幾年救國念頭，從事研究政治」②。但他主要是以評議時局、研究政體、介紹西方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參與政治的。他在《庸言》、《中華雜誌》、《新中華》和《甲寅》等刊物上，發表大量政論文章（僅1913年就達到30多篇），對當時重大的政治問題，如國會性質、憲法性質、總統制與內閣制、總統權限、行政裁判制度、預算制度、聯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成為民國初期著名的政論家。他站在社會改良的立場上，不贊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但也堅決反對袁世凱獨裁專制統治，為此，曾寫過許多政論文章進行抨擊，深為袁世凱不滿。當袁世凱大搞復辟帝制活動後，他先後發表了《復辟論之評判》、《名實與帝制》等文章進行抨擊，當袁世凱授意美國顧問古德諾發表《共和與君主論》，鼓吹「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時，張東蓀立即發表《對於古博士國體論之質疑》，堅決進行批駁。洪憲帝制復辟破產後，他主張孫中山與梁啓超聯合，共建中國共和制度，並發表了《今後之政運觀》、《修改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私議》等文章。但因國民黨人與進步黨人「意氣之爭」，他的主張不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賢人政治》長文，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仍不為段祺瑞政府所納。 1918年，新國會舉行選舉，梁啓超、張東蓀為首的研究系（由進步黨演變而成）企圖藉機確立在新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地位，但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政客組織安福俱樂部，操縱國會選舉，研究系在新國會選舉中慘敗。梁、張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政體的政治理想破滅。張東蓀認識到，「立憲派只問政體而不問國體，在表面似乎較革命派為接近一些民主真義，無奈他們只以政府構造上著眼，而忽視關於社會主義全般的義理」①，開始重新考慮自己和研究系今後的出路。1918年底，梁啓超決定赴歐洲考察，途經上海時，與張東蓀、黃潮初暢談一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此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②。張東蓀隨後也表示，此後「誓不為政治性質的運動」，要以「教育、著書、譯書」終其一生，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盡其力量③。 自1917年起，張東蓀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以「促進教育、灌輸文化」，「屏門戶之見、廣商權之資」，「非為本報同人撰論之用、乃為社會學子立說之地」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學燈》由周刊改為日刊；4月又聘請俞頌華主編《學燈》副刊，介紹西方各種新思潮。《學燈》副刊成為與北京《晨報》副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齊名的介紹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自任主編。①張東蓀：《理性與民主》序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 ②張東蓀：《新哲學論叢》序。 ①張東蓀：《理性與民主》序論。 ②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39頁。③張君勱、張東蓀：《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解放與改造》第2卷14號，1920年7月15日。 在創刊號上，親自撰寫創刊「宣言」，發表題為《第三種文明》的社論，並寫了長篇讀書雜錄《羅塞爾的政治思想》，提綱挈領地表明研究系的趨向及其所信奉的學說和主義，即要致力於社會的解放與改造，培養「第三種文明」。此後他又在《解放與改造》、《時事新報》等報刊上發表《新思想與新運動》、《奧斯的社會主義》、《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評資本主義的辦事方法》、《改造要全體諧和》、《中國之前途：德國乎？俄國乎？》等文章，全面介紹和討論「社會主義」，宣傳社會改良。 1920年3月，梁啓超歐遊回國，與張東蓀等組織共學社，成立講學社。 9月，《解放與改造》改名為《改造》，並在《發刊詞》中申明：要將基爾特社會主義精神向「實際的方面」貫徹。同時，梁啓超、張東蓀以講學社名義邀請英國哲學家、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羅素來華講學。張東蓀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講。1920年12月6日，張東蓀從湖南回到上海後，在《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的時評。陳望道、李達、邵力子、陳獨秀等對此文進行批駁，展開了五四時期著名的「社會主義論戰」。張東蓀連續發表《大家須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答高踐四書》、《長期的忍耐》、《再答頌華兄》等文章，進行反駁。1920年12月25日，他發表了《現在與將來》的長文，全面闡述了他以基爾特社會主義為核心的社會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啓超寫了《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贊同並支持張東蓀的觀點，並對《現在與將來》作了某些「發明補正」。2月15日，張東蓀又作了《一個申說》，對自己的觀點作了「比較正式說明」，系統闡述了所謂「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為了興社會主義必須首先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說」。1921年9月16日，他又創辦了《時事新報》副刊《社會主義研究》，在《宣言》中，公開宣言：「我們懷抱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豎起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旗幟..宣言我們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全面提出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傳目的；認定：「我們信仰基爾特社會主義系出於我們的研究結果，我們信仰基爾特社會主義確是民主主義思想的究極，而且是社會改造原理最徹底的一個。」在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力批評後，中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市場越來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會主義研究》和《改造》雜誌相繼停刊。 1920年，張東蓀等人開始在上海籌辦中國公學。他自任大學部主任，聘請國內名師做教授，後因經費困難而辭職。對於他在中國公學的情況，他的好友俞頌華回憶說：「他也辦過中國公學，他辦學的時候，據我所知道，有兩個特色：一是積極充實圖書設備，提倡研究的學風。這話在那時中公畢業及讀過書的校友都能負責證明的。所可惜的，那時經費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時間亦不夠長。」①在五四時期新舊思潮大論戰中，張東蓀發表了《突變與潛變》、《答章行嚴君》、《答潘力山君與程耿君》、《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文章，反對章士釗的調和論，批評梁漱溟的文化觀，主張「徹底輸入西方文化」。他認為：「要起中國的沉疴非徹底輸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謂輸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學而言，然而輸入科學卻非先改變做人的態度不為功。所以輸入科學而求其徹底，則非把科學的祖宗充分輸入不可。科學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學便是。..我們介紹科學不求徹底則已，如要徹底則非充分介紹哲學不①俞頌華：《論張東蓀》，上海《人物雜誌》第2卷6期，1947年6月20日。可。」①所以，張東蓀輸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學。1921年12月在《民鐸》上發表《柏格森哲學與羅素的批評》，1922年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新實在論的論理主義》，1923年發表《這是甲》、《批導的實在論》、《相對論的哲學與新倫理主義》、《唯用論在現代哲學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論》，1924年發表《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1925年譯介英國哲學家卡阿著《科學與哲學》，1928年發表《新創化論》等。對西方現代哲學各種流派都作了介紹。而尤其注重於柏格森的創化論、羅素的新實在論、穆耿的新創化論、相對論哲學及康德的知識論。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演講《人生觀》，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人生觀之解決惟賴玄學。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報》上發表《玄學與科學》，反駁張君勱的觀點，展開了關於人生觀問題論戰（也稱「科學與玄學論戰」）。張東蓀6月9日發表《勞而無功》一文，站在玄學派一邊，反對科學的人生觀。此後他又寫了《科學與哲學》一書，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說：「余於書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學之性質一點，其次則為哲學之性質，以為今之揚科學之大旗往來於鬧市者，實未嘗真知科學之為何物。」①認為：「科學的哲學不是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哲學即拿科學本身來批評，即從科學所由成的知識而逆探宇宙的根本。」②1924年春，張東蓀辭去《時事新報》主編，專任中國公學教授，後又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廣州任過學海書院院長）。1929年他將自己十餘年來在哲學研究中所著的論文編成《新哲學論叢》，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初步構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學」體系：「泛架構主義」和「層創進化」的宇宙觀、「主智的創造的」人生觀和「交互作用」的認識論。 1927年後，他有見於「報紙完全變為他人的喉舌不能說自己的話了」，乃徹底脫離報界而轉入哲學領域③。1927年8月，他與瞿世英（菊農）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為中國學者進行哲學研究提供研究和爭鳴園地，推進了中國現代哲學研究的開展。從1928年起，他先後為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ABC叢書」寫了《人生觀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學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學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學評論》上發表《條理範疇與設准》，開始提出新的認識論觀點。1932年在《大陸雜誌》第1卷第3、4、5期上發表《認識論的多元論》，提出了新的認識論體系——「認識的多元主義」。1934年9月，他出版《認識論》一書，進一步發揮前二文中的觀點，正式形成了「多元認識論」體系。「我承認外界有其條理，內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內界的立法又分為兩種，一為直觀上的先驗方式，一為思維上的先驗方式（這一點與康德相似）；至於感覺則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說有幾個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論。」①1936年10月，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多元認識論重述》，開始修改和充實「多元認識論」，不久，他對該文加①張東蓀：《初學哲學之一參考》，《東方雜誌》第23卷1號，1926年1月10日。①張東蓀：《科學與哲學》，《東方雜誌》第22卷2號，1925年1月25日。②張東蓀：《科學與哲學——一名從我的觀點批評科玄論戰》，商務印書館1924年版，第72頁。③《思想與社會》序論，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3頁。 ①張東蓀：《認識論》，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第46頁。 以進一步修改後，於1937年1月收入《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中。通過研讀西方現代哲學，張東蓀了解到：「現代哲學研究的趨向大體是集中於價值論的研究，尤其是以價值論來吸收倫理學。」②所以他從二十年代後期開始將介紹西方哲學的重心集中於西方道德學和價值論上。他「根據原著提取需要」，「藉問題之迭變以明思想之進化」，「根據閱讀數十種西洋倫理學名著的結果」，撰成《道德哲學》一書，1930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印行。該著出版後，在當時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張東蓀主編了世界書局出版的《哲學叢書》，叢書分上、下兩卷共16種。他撰著的《認識論》、《現代哲學》、《現代倫理學》等列入其中。1935年10月，他與瞿菊農又創辦了《文哲月刊》。他撰寫了《發刊詞》，並發表了《彭基相譯笛卡兒方法論序》、《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思想自由問題》等文。三十年代，張東蓀已成為中國著名的哲學家，被公認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有人說「中國新唯心論的領袖，無異議的常推張東蓀先生」①。同時，他也被公認為五四以來第一個嘗試創建中國現代哲學體系者。「中國研究西洋哲學的人，不可謂不多，說到能由西洋哲學中引申出來新的意見，建設新的哲學，恐怕只有張東蓀先生一人。」②這一點連他的論敵也是承認的。葉青曾說：「中國在五四時代才開始其古代哲學底否定，現在固沒有堅強的近代體系，然而已在建設之中了。作這種企圖的，首先要算張東蓀。所讀歐洲過去和現在的哲學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適那樣只讀一點美國書，失之淺薄。如果我們說梁啓超和陳獨秀是中國近代哲學的啟蒙運動者，那末張東蓀就是中國近代哲學底系統建立人。」③面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1931年9月18日，張東蓀在《大公報》副刊《現代思潮》上發表《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對「物質」及「物質之變化」兩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概念進行非難，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辯證法論戰（又稱「哲學論戰」）。1932年他又發表了《辯證法的各種問題》，進一步推動了論戰的進程。1933年1月又寫了《動的邏輯是可能的麼？》，從邏輯學角度非難辯證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華》上發表《思想的論壇上幾個時髦問題》，反對哲學具有黨派性的觀點。1934年6月25日，他又寫了長達三萬多字的文章《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對唯物辯證法進行全面批駁。同年10月，他將各種反對和非難辯證法的文章匯編成書，以《唯物辯證法論戰》為書名，由北平民友書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稱：「本書專對唯物辯證法作反對的批評，乃只限於所謂赤色哲學，而絕非對於共產主義全體而言。」此書的出版，把唯物辯證法論戰推向高潮，張東蓀也因此成為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將。1935年，葉青仿此體例，將反駁張東蓀的文章收集編成《哲學論戰》一書，形成對壘的兩軍，使論戰白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艾思奇、鄧雲特（鄧拓）、李達等也參加了論戰，對張東蓀和葉青的觀點進行了批駁。 對於中國政局，張東蓀時時留意。他對政治的態度是：「我之對於政治完全是一種打抱不平的態度。雖時時發表政論然從來不計及本身。..我之②張東蓀：《價值哲學》序，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 ①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國聞周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②孫道升：《現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國聞周報》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③葉青：《張東蓀哲學批判》序。上海辛墾書店1931年版。 好為政論不外乎想抵抗那個要毀滅文化的內外潮流。」①為對抗國民黨一黨專政，1932年，他與張君勱組織了國家社會黨（簡稱「國社黨」），創辦機關刊物《再生》周刊。對於創立國社黨的原因，他後來解釋說：「至於到九一八事變以後，忽然和張君勱先生組織國家社會黨乃純是為了國民黨的『黨外無黨』一句話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義，當然是反對一黨專政。國民黨不許另外有黨存在，我們民主主義者便不能不另立一個黨，以表明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過如此。」②張東蓀起草了國社黨的政治宣言《我們所要說的話》，明確提出了所謂「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稱「科學的民主政治」）：「我們對於政治是把根據效率的科學與個性差別的科學以與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義調和為一；於經濟是把易於造產的集產主義與宜於分配的普產主義以及側重自治的行會主義調和為一；於教育是把淑世主義與自由主義調和為一；然後三方面再綜合之，成一整個兒的。」①同時列舉了關於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98條政綱。 此後，張東蓀在《再生》、《自由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重要的有：《黨的問題》、《階級問題》、《為國家計與為國民黨計》、《民主與專政是不相容的麼？》、《國民無罪——評國民黨的憲政論》、《結束訓政與開放黨禁》等。他雖不贊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堅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發表後，他發表了《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從擁護政府說起》等文章，贊同國共合作，聯合抗日，實現國內和平和民族團結，歡迎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認為《八一宣言》的發表標誌著中共政策的「轉向」。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以「陶尚行」筆名致函張東蓀，闡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不贊同張東蓀關於中共政策「轉向」的觀點。張東蓀隨即發表《從教育的意義上歡迎共產黨的轉向》、《關於陶許兩封信的感想》，堅持自己的觀點。 1937年七七事變後，張東蓀分析了國內外時局，正式形成了調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民黨與共產黨，藉以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所謂「中間性的政治路線」。1938年初，他與葉篤義等人從北平秘密至漢口、桂林，借參加國民參政會之機準備將此意見直接進獻給國民政府。但他有見於「國共合作並不是建立於誠意真心，政府未必採納」，便掃興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學，他一面教書，從知識社會學角度研究社會，著述《知識與文化》一書（1940年最後完稿，1946年作為吳文藻主編的《社會學叢刊甲集第2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面關注和研究國內外時局的發展，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介紹學生離開北平到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或西南大後方。他預料日美必然開戰，主張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員與學生轉移到解放區或西南大後方。 張東蓀的言行，早為日本憲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美國宣戰，日本憲兵包圍並強占了燕京大學。張東蓀與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憲兵隊，不久押送到沙灘舊北京大學的紅樓（北平日本憲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3頁。 ②張東蓀：《理性與民主》，第4—5頁。 ①記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0日。兵總部所在地），與趙紫宸關在第16號牢房。張東蓀是當時全國知名的哲學家和學者，日本憲兵企圖拉攏他為日本人做事。具有強烈愛國意識的張東蓀利用各種藉口挫敗了日寇的陰謀。他回憶說：日本人「希望我答應與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態度對付之。我說：我一向是個國民黨的反對者，汪精衛是國民黨，其政府亦是國民黨，決不能與之合作」。接著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國共產黨員加以勸誘，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張東蓀回答說：「共產黨不是捉、打、殺所能撲滅的。你們日本軍何必來管中國的事，因為共產黨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問題。」①關押兩個月後，1942年2月，他被移送鐵獅子胡同日本軍部，然後押解炮局胡同陸軍監獄。張東蓀先後自殺四次而未遂，並與看守廝打，不屈服於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軍判處一年半徒刑，緩刑三年。在寫了一具「出獄以後不離開北平」的保證書後，他被保釋出獄。在此後3年間，他的行動時時為日本憲兵監視。「平均每日憲兵安達必來我家一次。每次都勸我出山」，實際上是監視張東蓀。儘管張東蓀一度產生「出獄後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終未成行。張東蓀出獄半年後，開始撰寫《思想與社會》一書。「書中所說幾乎完全是增補前作《知識與文化》，亦可說就是《知識與文化》之續編。或稱之為姊妹編亦無不可。」①此書作為「東西文化叢書」之一種，1946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他「繼承前兩書中所說的問題而想從另一方面作進一步的發揮」，遂著成《理性與民主》，於抗戰勝利前後完稿，1946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發行。這三本書，構成了張東蓀獨立的知識論體系，形成了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漸進的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 1944年，張東蓀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為民盟代表從北平飛赴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他任政治協商會議軍事組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在會議上，他提出了《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本著「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認為「民主是一個具有程度的東西」，現在中國所要從事的是「民主之起碼的基本條件」；提出了三條解決軍隊問題的方案：「（甲）寓兵於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備的職業兵；（丙）使軍隊等於專門學者（即科學家），超然於政黨以外，而給以最優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②1946年1月16日，他與梁漱溟、張君勱、張瀾等9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提出《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案》。當晚，在滄白堂政協會議講演會場，張東蓀與郭沫若作為報告人介紹政協會議情況時，國民黨特務進行搗亂，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務們的無恥行徑。政協會議結束後，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學。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會演講《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把抗戰初形成的「中間路線」的主張正式公諸於世。他認為「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在國共兩黨關係上，「要把他們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轉，在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國①張東蓀：《獄中生活簡記》，《觀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1頁。 ②張東蓀：《政治協商會議與國防新案》，《民主生活》（重慶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①。該文發表後，立即引起較大反響，施復亮、儲安平、傅雷等人紛紛著文，贊同並鼓吹所謂「中間路線」。1946年10月，民盟發起「美軍退出中國」運動，張東蓀發表《為美國利害著想美軍應及早撤退》。當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非法召開「國民大會」時，張東蓀拒絕參加國民大會，並與參加「國大」的民社黨首腦張君勱「劃地絕交」，以抗議國民黨的一黨專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參加中國民主同盟召開的一屆二中全會。在會上他當選為民盟秘書長，為在國內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復亮在《時與文》創刊號上發表《中間派的政治路線》，引起了張東蓀的同感和共鳴，他一口氣寫了《追述我們努力建立『聯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會死了》及《美國對華與中國自處》，進一步闡發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當時，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由美赴歐，鼓吹和平；而張東蓀在國內也鼓吹和平，一時引起較大震動。張東蓀被人稱為「東方的華萊士」①。 1947年冬，國民黨包辦國民大會，準備所謂「行憲」國民大會。梁漱溟發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抨擊國民黨獨裁專制，對中國能否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表示懷疑。張東蓀也著文《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認為中國自民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為特殊勢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於中國本身」，是由於中國「文化之失調」。該文發表後，立即引起較大爭議。北京大學教授樊弘發表《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12月3日，張東蓀發表《敬答樊弘先生》，接著又發表了《關於中國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等文章，圍繞「中國出路」問題展開激烈的討論。 1948年7月，張東蓀著成《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該書「主要在於說明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只是民主主義的後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為二者對立，且有衝突，乃是錯誤的。同時要說明經過歷史的教訓，社會主義者早已將若干不切實際的地方自行刪去了。」②這部著作一經出版立即暢銷全國，在社會思想界引起較大反響。不到半年時間便四次再版，發行達9000冊。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出版後，張東蓀又發表了《增產與革命——寫了〈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後》、《論真革命與假革命》、《知識分子與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調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棄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張，傾向於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認識到「知識分子不足為社會的中堅」，提出中國今後的前途只有一個，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實際上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是一致的。 此後，張東蓀多方與中共地下黨秘密接觸。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議傅作義將軍與中共聯繫，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為傅作義的和談代表到薊縣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貢獻。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會晤。1949年9月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兼燕京大學（後為北京大學）教授。1952年因故辭去①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①俞頌華：《論張東蓀》。 ②張東蓀：《經濟平等與廢除剝削》，《觀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政府職務。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於北京，終年88歲。張東蓀一生「以哲學興趣為主，而又不能忘情於政治」①。畢生勤奮研讀，不停地著述。先後發表了數百篇各類文章，著譯、編各種著作20餘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學論叢》、《認識論》、《道德哲學》、《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 ①張東蓀：《思想與社會》序論，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