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四章　陶行知

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後又改名行知，還曾用不除庭草齋夫等筆名。1891年10月18日（清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於安徽歙縣西郊十里地的黃潭源村，祖籍浙江紹興會稽縣陶家灣。父任潮，曾經營醬園，有田四畝，醬園停閉後以務農為生，入不敷出，則由母親給人縫洗輔以度日。陶行知5歲時，常隨父識字，本村塾師方秀才見他資質優異，免費收為蒙童。15歲那年，母親在省城歙州耶穌教堂幫傭，他經常挑菜進城，順便探母，或者助母幹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學堂校長英人唐俊賢，喜愛他聰敏勤快，於1906年讓他免費進學堂就讀，1908年因學習優異提前一年畢業。畢業後，他滿懷「醫藥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廣濟醫學堂。學習半年後，方知非教徒須自費見習，他憤然退學，離杭去蘇州。1910年秋，還是受唐俊賢的資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科學習。在這裡，他邊學習邊任金大學報《金陵光》中文版編輯。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後，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影響下，他利用《金陵光》宣傳革命思想，擁護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常用筆名陶知行發表文章（1917年正式以陶知行為名）。1913年以全校總分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畢業典禮大會上他宣讀論文《共和之精義》，指出：「教育實建設共和最要之手續，舍教育則共和之險不可避，共和之國不可建，即建亦必終歸於劣敗。」①這些話表明了他對教育立國的堅定信念。 191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學師友多方面的資助，學校保送他去美國留學。他先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和孫科同學，1915年夏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同年秋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究教育學，為杜威和孟祿的學生，和胡適同學，頗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響。1917年獲都市學務總監證書後回國，同年9月他受聘於南京高等師範學堂，歷任教員、教授、教務長等職，除主講各門教育學科外，經常去市郊作教育調查。正是通過這些調查研究所得到的啟示，他才逐漸離開大學，從事平民教育。 1917年冬，陶行知回國執教的時候，國內提倡民主與科學，抨擊封建舊制度、舊文化，傳播新思潮的新文化運動已經興起。1918年夏，他發表了《生利主義的職業教育》，主張：「職業教育應以生利為主義」；應發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職業教育②；造就生利人物，則「國無遊民，民無廢才」③。這種將職業、教育和生活、國家利益相聯繫的設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現，也是他積極從事平民教育運動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爆發後，陶行知積極投入反帝愛國運動，痛斥賣國的「二十一條」，發表演說強烈要求歸還青島。與此同時，他一面繼續進行校內的教育改革，將教學分離的「教授法」改為「教學合一」的「教學法」①；一面又陪同應邀來華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講學（以後又陪著孟祿做調查研究），藉以宣傳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個團體（實際教育調查社、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①華中師範學院教育科學研究所主編：《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頁。②《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0頁。 ③《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6頁。 ①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理論研究室編寫：《陶行知年譜稿》，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7頁。編輯社）合併組成中華教育改進社。蔡元培等9人被選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編。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適等16人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應該是一個「憲政的、公開的和有計劃的」政府。②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陽初等共同倡議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成立宣言中說，共和國的國基是否穩固，全看國民是否受過相當教育，「我們如想挽救全國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國之外，決無第二個好的辦法」③。一次，他給友人信中說到：「中國現在危亡之禍逼在眼前，萬萬等不得國民小學的學生長大之後，再出來為國家擔當責任。我們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強的人民趕緊培植起來，使他們個個讀書明理，並願為國鞠躬盡瘁。」④陶行知先後在南京、上海、杭州、安慶、南昌等地組織平民讀書處，為收容五四運動中被迫離校的學生成立「安徽公學」，提倡公學師生「共學、共事、共修養」，「共生活、共甘苦」⑤。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也就是到鄉間去的運動；中國以農立國，100個人中有85個住在鄉村，平民教育必須普遍的辦。他說：「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種種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貧富貴賤「層層疊疊的橫階級」，另一方面要打通行業地區的「縱階級」，「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①。在以後的數年裡，陶行知從這種救國救民的平民教育發展中，充實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內容。但是，他以辦鄉村教育改造鄉村和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社會」的設想，最終沒有實現。 1926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磯北固鄉小學和江寧縣師範等學校時，他發現這些鄉村學校不僅教學生讀書，並且教學生做事、勞動、做飯，由此得到啟示，他提出，鄉村學校的教員、校長，要有農夫的身手，教師的頭腦和改造社會的精神，辦用錢少成績好的活教育。為此，他發表了《半周歲的燕子磯國民學校》，《天將明之師範學校》和《無錫小學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寧師範「可以為中國師範教育開一個新紀元」②。1926年冬，他會同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一起擬訂了鄉村教育計劃，發表了宣言並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辦學申請，著手籌辦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1926年12月，陶行知和趙叔愚公布了江蘇省教育廳批准的鄉村師範第一院簡章，暫定學制1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學第三年肄業學生有農業經驗者，修學期滿，成績合格，服務半年後，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師範學校教師；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級學校校長和鄉村教育輔導員。入學考試科目除作文、常識、智力測驗外，必須在「農場操作一日」。1927年3月15日，曉莊師範學校正式開學，第一批學生16人。 曉莊師範是一所集資的私立學校，上設鄉村師範董事會，蔡元培和王雲五分別任正副董事長，陶行知任秘書長兼校長，趙叔愚任小學師範院院長兼研究部長。 ②《陶行知年譜稿》，第9頁。 ③《陶行知年譜稿》，第11頁。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頁。 ⑤陶行知：《中國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頁。 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頁。 ②《中國教育改造》，第51頁。 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進駐南京，曉莊師生列隊歡迎，慰勞和協助部隊救護傷員，參加農民協會。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籌措經費，奔走了一個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給曉莊師生寫信說：「本校既已參加農民協會，當為鄉村組織教學做之實例，就是已經開始與土豪、劣紳、偽農民短兵相接了。我們必須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達到我們的目標。」信中他還說到「上海殺機四伏」，倘若他被炸死，「這封信就算作我的遺囑」①。四一二蔣介石叛變革命後，5月15日他又寫信鼓勵曉莊師生，「我和諸位同是在鄉村里摸路的人」，「我們朝著實際生活走，大致不至於迷路」②。曉莊師範就是在這種環境中艱苦創業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論也是在這樣的實踐中漸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從野人生活出發》、《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如何教農民出頭》、《平等與自由》、《教學做合一》、《在勞力上勞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過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兩方面各翻了半個筋斗：一是從王陽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這半個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實用主義觀點「有用即真理」一致起來。這半個筋斗還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個筋斗是從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和「做中學」的理論，倒翻過來成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和「教學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論。他說，8年來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後，經驗告訴我，「此路不通！」「教學做合一」是碰壁後才找到的新路。他說：實際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壞生活便是壞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論翻了半個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按「教學做合一」的原理實施教育學。①陶行知推崇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提出農民要在農業上「安根」，必須依靠教師教農民實行把民權操在手中，「在立腳點上謀平等，於出頭處求自由」②。他指出：教學做合一是主張在勞力上勞心；唯獨貫徹在勞力上勞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人人在勞力上勞心便可無廢人，便可無階級。 自曉莊師範開辦後，各省市在它的影響下，風起雲湧，競相創設鄉村師範，浙江湘湖師範的建立和發展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長，晴天霹靂，1930年4月12日，國民黨政府派兵占領了曉莊師範，陶行知遭到通緝，被迫流亡日本。 曉莊師範被封閉時，師生30餘人被捕，14名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犧牲。這一慘痛教訓使陶行知意識到：「我們是實際的革命者，我們已經打了一仗，但還沒有來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潰敗下來了」；「中國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萬萬四千萬農民起來不可」。③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潛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為《申報》工作。他曾和《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說起，日本工業發展和科學發達有關①。①陶行知：《知行書信》，上海東亞圖書館1933年版，第197—198頁。②《知行書信》，第199—200頁。 ①《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7頁。 ②《中國教育改造》，第99頁。 ③《陶行知年譜稿》，第184—185頁。 ①《陶行知年譜稿》，第45—46頁。 史量才表示願意捐助10萬元，供他作普及科學研究基金。於是陶行知開始籌辦「自然科學園」和「科學下嫁運動」的普及教育工作。當時陶行知在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下無法公開活動，只得召集原曉莊師生中的董純才、戴白韜和方與嚴等人出面創辦「自然科學園」，用陳鶴琴的名義主編「兒童科學叢書」108冊，由兒童書局出版。他親自編寫《兒童科學指導》11冊，提倡「玩科學把戲」和手腦並用的科學普及教育。當時他發表的《手腦相長歌》，不脛而走，十分流行。歌詞是：「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手腦都會用，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佬。」②這一時期內，陶行知還在《申報》的《自由談》專欄上以「不除庭草齋夫」等名連續發表政論性文章，抨擊「不抵抗主義」，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提出「不貪錢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腦並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學）」是救國的「三個牛皮匠」③。他還認為：「我們應當從屠夫的手裡把科學奪過來」，「拿科學來抑強扶弱」。他說：「科學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會，不造富的個人。」④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組織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招收工讀生，先後組成了山海工學團，晨更工學團，和他親自組建的報童工學團、流浪兒童工學團、家庭亭子間工學團和讀書班等。到1934年1月，僅山海工學團就已發展到17處，共316人參加，普及「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通過這些活動推動抗日反蔣運動，發展革命勢力。如晨更工學團就是教聯、滬西團區委、劇聯、左聯的一個活動據點。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傳」原則，推行讀書識字。 這是他創造的一種普及教育的方法。這一方法經過宣傳介紹，後來推行到全國23個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國訪問時，還把小先生制傳入美國、加拿大、印度等國。 1935年爆發了一二九運動，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高潮。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鈞儒、馬相伯、胡愈之、鄒韜奮等280餘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要堅持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偽組織和華北自治，用全國的兵力、財力反抗敵人的侵略，嚴懲一切賣國賊並抄沒其財產等8項救國的主張。隨後參與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1月組織國難教育社，陶行知被選為社長，起草《國難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被推選為常務委員和執行委員。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創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後發表《國難教育方案之實質》和《生活教育之特質》兩篇論文，對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釋，從而使他的改良主義的教育救國立場開始轉變。在前一篇論文中指出，當前的「生活」是國難當頭，整個中華民族除了反抗敵人的侵略，沒有法子可以獲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會獲得民族自由。當大眾沒有解放之前，生活鬥爭是大眾唯一的教育。他把當前的國難教育任務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論聯繫起來，把大眾共赴國難的生活作為教材，改變了過②《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頁。 ③《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頁。 ④《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頁。 去把日常生活作為教材的基本立場。他認為：（1）當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國難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為單一的教育。（2）國難教育在於喚醒大眾組織起來救國。教育大眾是當前國難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許大眾救國的教育是亡國的教育，不是救國的教育。（3）國難教育要求一切活動以國難為中心，整個中華民族就成了偉大的學校。（4）領導和群眾要上下溝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實際行動才能把將亡之國救回來，要在行動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論、組織、計劃、紀律。為教育而教育，不許行動的教育，乃是加重國難的教育，不是解決國難的教育①。在《生活教育之特質》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質是生活的、行動的、大眾的、前進的、世界的和有歷史聯繫的。總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國難教育合為一體，表明生活教育、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和國難教育的任務的一致。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委託，出席在倫敦召開的第七屆「世界新教育會議」。會後他以國民外交使節的身份訪問歐、美、亞、非28國和地區。他在國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宣傳中國的抗日形勢，動員各國人民抵制日貨和聯絡華僑發動募捐救國，歷時4年多。1938年回國後，他將從國外捐募所得的物資，經由宋慶齡轉送給八路軍，為中華民族的抗日救國運動作出重大貢獻。他在國內外的聲譽也因此大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氣憤的是在他出國前，國民黨政府不給他發出國護照。1936年4月他離滬去華南宣傳國難教育，5月從廣東去香港設法解決，6月到達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時間裡，他參與撰寫了《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這是一篇要求各黨各派停止內爭，建立聯合戰線，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簽名發表了這個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澤東寫了致章、陶、沈、鄒的信，向他們表示「敬意」，並指出：「要達到實際地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作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①1936年7月10日，陶行知離香港出訪。11月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獄。陶行知正在美國，也遭通緝。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戰開始。在全國上下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壓力下，「七君子」被釋放，陶也免遭通緝。當時他在國外發表的演說中，將國難教育改為戰時教育。同年10月在給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敗的三點理由：（1）中國的聯合和持久抗戰；（2）日本國內民主力量的興起；（3）全世界各國對日的道義上的譴責和經濟封鎖。他說：「我將盡最大努力來喚醒西方國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從這些國家獲得戰略物資，它就不可能繼續發動戰爭。」②1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舉辦歡迎他和鄧穎超的聚餐會。此後他在香港四處宣傳、募捐、動員港人和在港華僑抗日達3個多月。離港前他向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今後的三大心愿：（1）創辦曉莊學院，培養高級人才；（2）辦難童學校，收容和培養流散於各地的難童；（3）辦香港店員職業補習學校，動員各界港胞與在港華僑抗日。10月初他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回國參加第一屆二次國民參政會（第一屆一次他在國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9—21頁。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②《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頁。 外未能參加）。會上，他提出關於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戰力量和建國基礎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戰要全面教育配合，以爭取最後的全面勝利，這是抗戰建國的最高原則。具體而言就是：（1）學校與社會聯成一氣；（2）抗戰建國的生活與抗戰建國的教育結成一體；（3）教人在團體的生活里取得團體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腦用機械，在抗戰建國的工作上取得抗戰建國的教育；（5）即知即傳，節省時間，花錢最少，使窮人也能受教育①。實際上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在抗戰建國條件下的新發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軍政要人均前來祝賀。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學校在重慶北碚借北溫泉小學校舍開學，學生人數從40餘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樂、戲劇、繪畫、文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六組。每個組猶如大學的系。辦學宗旨是應抗戰建國的需要，應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養難童中的優秀兒童，使他們成為抗戰建國的人才。它的特點是一般基礎教育和特殊基礎教育同時進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統一發展，防止兩者分裂。他說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輸兒童死的知識，而是同時引起兒童的社會興趣與行動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調節並啟發兒童應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時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並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這種統一的教育中培養兒童的知、情、意，啟發其自覺，使其人格獲得完備的發展。育才學校還以集體生活為教育基礎。通過集體的生活教育，使兒童團結起來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即知即傳的小先生、手腦並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戰士。育才學校有「三個不」：（1）不是培養小專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時得到培養，不致枯萎。在獲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時，培養有發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養人上人。他們從百姓中來，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學貢獻百姓、國家、民族和人類。（3）不是丟掉普通教育，而來幹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運動的一件新發展的工作①。7月25日，育才學校從北碚遷到合川縣草街子鳳凰山古聖寺內。陶行知為了辦好育才學校，費盡心血。 在重慶的時候，周恩來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漸增多，不時在一起商談政治形勢和應付國民黨反動措施的對策。1939年底國民黨在華北發動反共磨擦。1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華日報》記者發表談話指出：「目前必須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發生」，「敵偽怕我們幹的事，我們偏要干；敵偽要我們幹的，我們偏不干」②。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陶行知處境艱難，但他仍不離開重慶。當育才學校在經濟、政治多方面受到國民黨種種刁難時，他在一次晨會上斬釘截鐵地說：「育才一定要辦下去，決沒有自動停辦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為「育才興學節」，「我決心要跟武訓學，我們要做一個『集體的新武訓』」。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東南亞華僑方面的經費來源中斷，陶行知一面緊縮開支，一面加緊募捐。他還發動組織育才學校中的繪畫、戲劇和音樂各組師生舉辦展銷和公演，既擴大了影響，也募集了部分經費。他經常提醒師生，校內可以關起門來隨便講，到重慶就不行了，「大路上講話，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頁。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頁。 ②《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頁。 草叢中有人聽」。這說明了育才學校在政治、經濟雙重壓迫下是如何堅韌不拔地渡過難關，並有所發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學校學生增至近300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但中國並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來的是人民反內戰、反獨裁和爭取和平民主的鬥爭。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0月在重慶召開的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會常委兼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主編《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慶各民主黨派成立了反內戰聯合會，呼籲各界人士聯合起來制止內戰。陶行知連續發表文章闡述民主的意義及其和民主教育的關係。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為公以達到天下為公。同年12月，陶行知發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爭取民主；一方面教人發展民主」。「無論是爭取民主或是發展民主，都要靠廣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會成功」。①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慶管家巷28號院內創辦了社會大學。他任校長，李公朴任副校長兼教務長。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為「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①。社大設有政治教育系、文學系、新聞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學生190多名，大多是在職青年。學生自費學習，教授義務講課，或者舉辦專題講座。社會大學的學生在反內戰反獨裁鬥爭中起了積極作用。 1946年1月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組織民主促進會，在重慶滄白堂舉辦民主講座。國民黨特務時來騷擾會場，於2月1日公然大鬧滄白堂，打傷講演者和聽眾多人。2月10日，重慶市各界群眾在較場口集會，陶行知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公朴等為主席團成員。國民黨特務大打出手，打傷李公朴、郭沫若等，製造了「較場口慘案」。國民黨反動派竟反誣陶行知指揮育才、社大學生搗亂，要傳訊他。由於全國輿論反對，國民黨未敢按計劃行動。陶行知對師生說：「大家要沉著氣，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鮮血、用生命去爭取的。」②1946年4月，陶行知離開重慶到了上海，他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到處為爭取民主大聲疾呼，連續發表演講100多次。他一方面要經辦和籌劃育才學校遷來上海的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復和發展山海工學團，興建了總校1所，分校7處。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國民黨特務暗殺；5天之後，聞一多又死在無聲手槍之下。消息傳出，他也已經被列入暗殺的黑名單中。在這種險惡處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懼，沉著地對人說：「我等著第三槍。」陶行知於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給重慶育才全體師生寫信囑咐說：「深信我的生命的結束，不會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結束。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他勸告大家：「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事則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前幾天，女青年會在滬江大學約我演講《新中國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項修養：一為博愛而學習，二為獨立而學習，三為民主而學習，四為和平而學習，五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頁。 ①《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頁。 ②《陶行知年譜稿》，第134頁。 為科學創造而學習。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並指教。」①誰知道，這封循循善誘的信件，竟成了他為教育事業，為和平民主奮鬥終生的遺書。 1946年7月25日，由於長期勞累和一連串事件的煩擾，陶行知在上海愛棠新村的朋友家裡突患腦溢血逝世，終年55歲。噩耗傳開，正在上海的周恩來立即和鄧穎超趕往陶的住處作最後的告別。延安《解放日報》在極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澤東的題詞手跡：「痛悼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編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①《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