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二十五章　李濟深

李濟深，字任潮，廣西蒼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緒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於一個富農家庭。李濟深的青少年時期，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內憂外患嚴重的時期。激於愛國思想，他立志學習軍事。1903年由梧州中西學堂保送入廣東黃埔陸軍中學學習。不久，該校併入陸軍速成學堂。他入步兵科。1907年畢業後，先在廣東新軍當見習官，後又入講武堂學習。1909年被保送入保定陸軍軍官學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戰參謀，1913年重返學校學習。1914年畢業留校任教官5年。1920年應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之召，到廣州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參謀長。1923年3月升任師長。被孫中山委為西江督辦，揮師溯江而上占領梧州，支持李宗仁、黃紹竑等擊敗廣西軍閥陸榮廷、沈鴻英，統一廣西。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缺席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時，任副校長兼訓練部主任。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他未到前方，任總司令部留守主任。1927年4月蔣介石叛變國民革命，李亦在廣州發動四一五事變，實行「清黨」反共。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李濟深捲入了國民黨派系爭鬥之中。 1929年1至3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編遣會議和國民黨三全大會，採取排除異己、削減其他派系勢力的方針，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蔣介石以調停湘事為由，電請李濟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與李宗仁晤談，後又回南京見蔣介石。事後李濟深對記者稱：湘事歸政治解決，一切聽中央辦理。但是，3月16日，桂系兩將領打電報給李濟深，謂蔣已決定用武力討伐。李即密電李宗仁，商討對策。兩電均被蔣介石的特務獲悉。21日，李濟深即被軟禁於南京湯山。國民黨三全大會決定將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開除出黨，理由是他們「擁兵自重，割據地方，不服從中央指揮」。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濟深獲釋。11月1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四全大會」宣布恢復李濟深等人的黨籍。 日軍侵占我國東北後，中華民族的危機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濟深會同十九路軍將領、第三黨領導人章伯鈞、黃琪翔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舉起抗日聯共反蔣旗幟，成立新政府。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開幕，發布《人民權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認南京反動政府；（2）號召全國反帝反國民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國民政府為中心之法西斯系統；（3）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①當日晚，大會主席團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濟深為人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21日組成了以陳銘樞為書記的生產人民黨。李濟深等宣布退出國民黨。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與蘇維埃政府訂立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福建事變發生後，蔣、汪控制的國民黨中常會於11月23日宣布永遠開除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黨籍。蔣派遣十幾萬大軍入閩討伐，軟硬兼施。由於一部分軍隊倒戈投蔣，1934年①《國聞周報》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1月蔣軍占領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蔣失敗。李濟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繼續從事抗日討蔣活動。 1935年冬，李濟深與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組織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華滅華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賣國誤國的事實，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民族最大的仇敵，南京政府蔣介石、汪精衛是中國最大的漢奸，我們必須剷除這兩大仇敵，才能完成中華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與反蔣，其中具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宣言提出了同盟的「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兩大基本政治主張和八條目前行動綱領，即：（1）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民族戰爭；（2）策動全國海陸空軍，武裝全國民眾對日作戰，收復失地；（3）推翻南京漢奸政權，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4）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沒收一切漢奸財產；（5）聯合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壓迫階級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6）凡同情及援助中國抗日戰爭及嚴守中立的國家視之為友，其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破壞中國抗日戰爭者視之為敵；（7）剷除貪污土劣，廢除苛捐雜稅；（8）爭取人民的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之絕對自由①。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李宗仁、李濟深等16人於12月16日通電全國，反對內戰，主張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濟深等發表《解決時局抗日救亡之意見》，痛陳危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開放政權，肅清親日派；召集救亡會議，實現民主自由；停止對日外交談判，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劃分國防區，布置國防等五項呼籲。在呼籲中強調「抗戰為統一之先決條件，統一則為抗戰之必然結果。..任何黨派若不欲自絕於國人，決不能違反抗日神聖命令，中共亦當以抗日為前提，履行其約言，改變蘇維埃之組織與紅軍之旗幟，使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之直接組成部分」②。全民族抗戰開始後，李濟深等於1937年8月發表宣言，號召盟員擁護政府，抗戰到底。10月25日決定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0月30日公布《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說：自蘆溝橋和上海抗戰發動後，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故解散同盟組織。號召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又說：「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發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眾，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③抗戰時期，李濟深主張國共合作抗日。曾建議國民政府軍委會注重山西抗戰，以牽制日軍南下。在武漢東湖又寫長信給蔣介石，提出堅持抗戰和實行民主兩大主張。由於李濟深在國民黨軍政界有一定聲望（曾有「全國陸軍皆後學，粵中名將盡門生」的說法），蔣介石對之總存戒心，所以始終未委以軍政實權。從1938年底至抗戰結束，李主要擔任過三個職務，即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軍事參議院院長。 1940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營撤銷，新成立軍委會桂林辦公廳，由李濟深任主任，9月，李離開重慶到桂林上任。該廳名義上管轄三、四、七、九4個戰區，指導8個省，實際只是承轉機關，無作戰指揮之權。該機構於1944年春撤銷，李濟深改任為更無實權的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事參議院院①《救國時報》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②《救國時報》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③上海《文匯年刊》，1939年5月出版。 長。衡陽陷落時，何應欽、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勸李濟深到重慶就任軍事參議院院長職位。蔣經國也銜其父命來桂林促駕。但李還是決心不去重慶。在桂林，李濟深利用其職位和影響，展開了抗日與民主活動。他掩護了一批進步文化人的活動，並在香港淪陷後，在經濟上接濟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進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歐陽予倩、田漢、呂復等倡議、組織了規模宏大、盛況空前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李濟深被邀擔任大會名譽會長。他還捐款給大會作為活動費。6月，由李濟深等發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擴大動員抗戰宣傳周工作委員會，展開抗戰宣傳活動。他還在桂林廣播電台播講《同志們，起來吧！》，號召八桂子弟組織和武裝起來，粉碎敵人的進攻。6月18、19兩日舉行了上萬人的國旗獻金大遊行，李濟深、柳亞子等走在隊伍前頭。宣傳周和獻金大遊行結束後，獻金和募集的錢物一部分送交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線的部隊。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濟深為會長的桂林文化界抗敵工作協會。7月，組織了以田漢為總隊長的桂林文化界抗敵工作隊，到湘桂路沿線的興安、全州等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不久，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的壓制，該隊被迫解散。 桂林淪陷前後，在桂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工作者紛紛疏散、轉移重慶、貴陽及柳北地區。何香凝、梁漱溟、陳劭先等到桂東、賀縣、昭平。李濟深先到梧州，後又轉到家鄉廖純村。這時，他目睹國民黨統治集團日益反動和腐敗，他一面從事敵後抗日武裝鬥爭，一面聯絡何香凝和在廣東羅定抗日的蔡廷鍇等，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的政治組織。並派朱蘊山同張瀾、馮玉祥及西南地方實力派聯繫。日本投降後，李濟深加緊了這一活動。他派人草擬了組織章程，將章程與同時期何香凝擬的章程一起整理後交何香凝、蔡廷鍇過目。1946年2月下旬，李濟深經廣州去重慶，準備出席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廣州，他委託蔡廷鍇、李章達負責籌備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鍇、李章達在廣州集會兩次，正式組成中國民主促進會，推舉（一說由李濟深事前指定）15人為中央理事會理事，李濟深為理事會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鍇代理。會議通過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中國民主促進會成立宣言》宣告該會成立的動機和宗旨是：「團結海內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齊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進中國之民主運動，共同完成建國大業，使和平統一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得以雄臨於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條時局主張，主要是：政治上主張實行民主，國民黨自動結束黨治，建立舉國一致的民主聯合政府，保證人民各項基本自由，一切民主黨派處於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權制，各省省憲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首長亦實行民選。經濟上實行民生主義的計劃經濟。外交上積極參加國際安全機構，與所有愛好和平國家以平等地位切實合作，反對任何國家在我國土內駐兵及侵害我國家主權之特權。軍事上主張軍隊國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黨派及個人均不得擁有軍隊。5月21日，又以蔡廷鍇等的名義在《華商報》發表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政治主張》，更詳細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項主張。《宣言》和《政治主張》闡明了國民黨內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綱領。民主促進會成立後，還決定辦一種日報，作為與民盟共有的機關報。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報沒辦成，蔡廷鍇、李章達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總部由廣州遷往香港。 李濟深在重慶期間，表示堅決反對內戰，同時廣泛接觸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會見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5年10月28日在重慶成立）領導人時，表示支持民聯的活動。他還和馮玉祥、劉文輝、張瀾、龍雲、陳銘樞、余心清、蔣光鼐等在聚興誠銀行聚會，分析國內形勢，相約一旦內戰爆發，「就聯合國民黨內部可以聯合的力量，組織團體，展開反蔣鬥爭」①。同年5月底，離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聯繫，著手進行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他回憶說：當時，董必武給予我們七百萬元。王葆真帶了五百萬元，余心清帶了一百萬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來北方一行，..但那時，蔣介石已打了三封電報要我去廬山了。②在廬山因同蔣面談時間很少，便寫了一封長信批評蔣的政策。而後，離開廬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滬。1947年2月26日，李濟深以回鄉掃墓之名，離滬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鍇等商定了七條綱領，3月9日以《李濟深對時局意見》在《華商報》發表。李濟深首先指出：「中國到了今天，無論就整個國家民族來說，或就執政的國民黨來說，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危機。我們對於這種危機..應平心靜氣，很客觀的診視病源，實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說：「使國家弄到這樣地步，我們的黨，當然要負相當責任。」「蔣主席應負主要責任」，這是「客觀邏輯必然的結論」。最後他提出七條挽救時局的意見：（1）政府必須放棄武力統一政策，雙方立刻停火。（2）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改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3）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重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國民意的憲法。（4）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軍、減政，切實復員，抑制物價，以安定民生。（6）保護民族經濟，取締官僚資本，實行保護關稅政策。（7）恢復孫總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國國民黨，廢除黨內獨裁，保證與各民主黨派合作建國。李濟深的離滬赴港和這個方案的公開發表，表明他又一次舉起了反蔣的旗幟。同時表明他實際上邁出了同蔣介石集團徹底決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獲得各民主黨派的稱讚和國民黨民主分子的響應。蔣介石集團控制的國民黨中央於1947年5月召開緊急會議，以「有背黨紀」，「詆毀蔣主席及政府」為由，宣布開除李濟深黨籍。 從1947年5月開始，李濟深加緊了建立統一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籌備工作。當時在香港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除他領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馬敘倫領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合併，1948年3月20日又分開，改稱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在上海者簡稱民進）外，還有民聯的地方組織。在李濟深組織、推動下，先後組成了民聯南方執行部、民聯粵港澳總分會和民聯、民促南方聯合執行部。1947年5月，李濟深、何香凝寫了致上海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的密信。信寫在不大的一塊白綢巾上，內容是：「國民黨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領導，對內對外，緊要萬分。盼先生等迅即來港，共同籌策一切。詳情由蘊兄面報。」（蘊兄即朱蘊山，原擬派他到上海，後未成行。另托人帶口信給譚平山等人。10月初，柳亞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來）柳亞子、譚平山等人陸續由滬抵港。此時，中國勞動協會主席朱學范適出席國際工聯理事會後轉經美國舊金山回到香港，帶來了正在美「考察」的馮玉祥給李濟深等人建議成立國民黨革命組織的信，並作為馮玉祥的代表參與協商。關於新組織的名稱，曾有「民主和平運動大同盟」、「中國民主黨」、「中國民主和平運動聯盟」、「中國國①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21頁。②《文史資料選輯》第67輯，第154頁。 民黨民主派同盟」、「中國國民黨（左派）」或「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等。宋慶齡建議叫「革命委員會」，何香凝堅持加「國民黨」三個字，以便團結更多的國民黨人，孤立蔣介石。最後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關於領導者，多數人推李濟深擔任。李提議請孫夫人宋慶齡蒞港出面領導。大約在10月底，由柳亞子執筆，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六人簽名寫成了《上孫夫人書》，書中說：「自從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被蔣介石及其爪牙黨內頑固分子推翻後，中國人民渴望的民主與和平便不能早日實現，且深陷於慘酷的內戰災禍中。本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我們應海內外大多數黨中同志的要求，特發起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理誕辰紀念日，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我們以夫人二十餘年來一貫之主張為主張；我們認定只有第一、第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由此兩次代表大會產生的中央執行機關，是本黨的合法領導機關；只有此兩次代表大會決定的政綱政策，是本黨黨員真實的奮鬥目標。我們擬於代表會議中指出蔣介石背叛總理，背叛遺教，出賣革命，迫害同志，殘殺人民的罪行，否認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動中央，並召集繼承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革命黨統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正式中央指導機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之前，先設立一臨時中央指導機構，肩起當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如因扼於環境，行動不便，不能於會前趕來主持開會，亦請順應海內外同志一致之請求，接受擁戴，來函指示進行方針，並於會後以領導人之地位，發表談話，宣示本黨重建之必要，與同意大會之決議。萬一發表談話亦有不方便之處，便只來函指示方針，對於新聞記者之詢問，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項請求，甚望夫人斟酌環境及時局發展情形，決定選取其一。現在各地代表已陸續來到香港，開會各種準備工作，亦已大體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①11月初，李濟深委託朱學范將書信轉交宋慶齡。朱學范通過中國勞動協會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章漢夫匯報此事，章漢夫告訴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 經過一個多月的協商，於1948年1月1日在堅尼地道52號召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過了宣言、行動綱領、組織總章、告本黨同志書，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宣言》分為六部分，是一個「兼容並包」的文件，體現了李濟深的思想和主張。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發出了五一號召。5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李濟深、沈鈞儒，謂「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時機已成熟，應先開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於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毛澤東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①《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 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抑或不限於三黨，加入其他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聯署發表」；並派當時中共在香港領導對敵隱蔽鬥爭和統一戰線工作的負責人潘漢年同他們面議①。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同其他黨派一起發出了致毛澤東電及對國內外通電。6月25日，民革單獨發表聲明，表示願為新政協的實現、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時提出：「不但要覆滅今日的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尤要使今後永無一黨專政賣國獨裁者產生」；對於「美帝國主義，必須堅決反對，直至它完全放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而後已」。最後說：「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餘地。苟且偷安，投機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於民主，自絕於人民的死路。」①1948年8月，毛澤東復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歡迎他們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國大計。 李濟深在香港，一面領導民革討論新政協各項問題，另一方面親自派人做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後，他們所聯繫的各種關係交中共南方局處理。同時，他還在接見外國記者時發表了對國內局勢、新政協的內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記者問：外間所傳李將軍將被選為臨時聯合政府主席，李將軍接受否？李答：一切決定於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實言之過早。新的聯合政府是必須經過政治協商會議，和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程序的。問：近傳蔣介石將劃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將軍以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蔣政權的崩潰一定是全面的崩潰；因為這一個戰爭是全國人民對獨裁的戰爭，一定是劃時代的變革，蔣政權既不能立足於東北華北華中，在華南西南，甚至於台灣，亦決不能維持其統治，因為全國人民都反對這一個反動政權的。問：新的聯合政府對於美國人來中國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國變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蔣介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在兩國平等的基礎上，我們歡迎美國人來做生意。問：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國借款嗎？答：我們素來主張與以平等待我之國家友好的，將來新中國需要美國經濟與技術的援助，不過必須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12月8日，又有記者向他提出說中共不能與民主黨派合作，中共將實行一黨專政，他回答說：各民主黨派與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謂中共將實行一黨專政之說完全是一種惡意的挑撥，我堅信中共將誠意與各民主黨派合作①。這期間，他在同國民黨各派政治勢力代表人物的接觸中，保持了相當的警惕性。1947年11月在美國人授意下，宋子文當了廣東省主席，派人向李濟深遊說，提議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給李以主任名義，聯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諸省的地方勢力，組成「西南大聯合」，妄圖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勝利。李濟深斷然拒絕。1948年6月，宋子文親自到香港，電話約李面談，希望與李合作，疏通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龍雲以及原十九路軍舊部和桂系地方勢力，在廣東另組政府，重舉孫中山旗幟，推翻蔣介石，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宋的一番話，對部分民革成員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絕②。1949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頁。 ①《華商報》1948年6月26日。 ①邱錢牧等編：《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頁、162頁。②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團結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5頁。年初，李濟深離港北上不久，黃紹竑又帶著李宗仁、白崇禧給李濟深的親筆信到港，表面上是請李濟深到武漢「主持大計」，實際是由桂系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由於黃到港撲了個空，目的未能達到。 不論從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還是從李濟深的個人安全考慮，李宜儘快離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於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離開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連，1月10日到達瀋陽。此時，李濟深對民革「接受共產黨領導」問題，作了明確表態。據朱學范回憶，1月8日晨，李濟深同他談話時說：香港民革內部對此有爭議，有人認為接受共產黨領導很重要，有人認為黨派之間是平等的，沒有什麼誰領導誰的問題。我既下決心來到了解放區，這一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其實，反帝反封建也好，一邊倒、反對第三條道路也好，核心問題是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革命的三民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原則是一致的，但要付諸實行，全國也要步調一致，顯然這也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①。1月12日李濟深在瀋陽致電毛澤東、周恩來稱：「貴黨領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洽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之成就，無任欽佩。濟深當秉承中山先生遺志，勉盡綿薄，為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濟深與54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1月27日，民革發表《對時局聲明》，強調根據過去的歷史教訓，必須對中國革命有一個基本認識，即：「中國革命，為國際反法西斯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一環，而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農大眾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而三反鬥爭的進行，又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②《聲明》還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為破壞中國革命而玩弄的「企圖在革命陣營中組織所謂反對派」等政治陰謀，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毛澤東的時局聲明和八項條件，將革命進行到底。2月25日，李濟深由東北到達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把民聯、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來進行北平和平談判的張治中等人及一些起義將領）團結起來，組成了統一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當選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國首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56年9月17日，作為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詞，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與鞏固、運用與發展，是中國革命中一個十分寶貴的經驗。」表示：「我們各民主黨派願意長遠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不斷地加強團結，相互監促，各盡所能，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①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在北京病逝，終年73歲。 ①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第206頁。 ②民革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編印：《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要文件匯編》，第264—265頁。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