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二十四章　鄧演達

鄧演達，字擇生，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於廣東惠陽縣永湖鄉鹿頸村。先世務農，父親鄧鏡仁於光緒年間考中秀才，後任中學教員。鄧演達青少年時期度過10年軍校生活。他於1909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堂，由於聰穎好學，志向遠大，很快受到擔任該校學長的革命黨人鄧鏗（仲元）（1886—1922）的重視，被吸收為同盟會會員。1911年武昌首義後，鄧演達曾入伍隨軍北伐，1912年返回廣東，被派送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13年畢業。1914年又考入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堂（即武昌南湖陸軍中學堂）學習，1916年末畢業。接著入保定軍官學校，1919年初畢業。10年軍校生活，使鄧演達受到系統的軍事教育，這為他後來從事軍事活動奠定了基礎。同時他又努力學習社會科學知識，併兼修德文，學識日益廣博。 1920年初，鄧演達應鄧鏗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參加孫中山所組織的援閩粵軍，任憲兵連連長。從此他便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積極參加者。在1920年驅逐舊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陳炯明和沈鴻英等的征戰中，鄧演達都出力甚大，屢立戰功，因而相繼升任為營長、團長。 從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蓬勃發展的幾年，也是鄧演達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幾年。 鄧演達積極參加了建設黃埔軍校的工作。軍校籌備期間，他是孫中山指定的籌備委員之一。因籌備工作開始不久，籌委會委員長蔣介石即離職而去，該職由廖仲愷代理，鄧與廖等人一起積極完成了軍校的籌備工作。待軍校成立，鄧演達任訓練部副主任兼學生總隊長。訓練部掌管學校術科教育和學生管理，主任李濟深時任粵軍第一師師長，該部工作主要由鄧負責。他為專心辦理軍校，辭去粵軍團長職務，遷住黃埔，與學生一起生活和操練，深受學生的愛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勢力的排擠，並為考察外國革命經驗，增長才識，鄧演達辭去軍校職務，赴歐洲遊歷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國看到帝國主義者與廣大民眾對中國人民截然相反的態度，在蘇聯看到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熱心贊助，從而更增強了聯合蘇聯及世界各國被壓迫群眾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決心。1925年末，鄧返抵廣州，隨即出席國民黨「二大」，作《關於游歐的報告》。國民黨「二大」選他為候補中央委員。鄧重返黃埔軍校，出任教育長。1926年3月初，黃埔軍校擴大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鄧演達抨擊了蔣介石的行徑，引起蔣的不滿。4月，蔣以何應欽代替鄧演達職務，鄧被調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長。 1926年7月，廣東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鄧演達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戰爭中，他除去主持軍隊政治工作以外，還直接參與北伐主力之一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作戰指揮。9月，北伐軍攻打武昌，鄧演達親臨城下督戰。時直軍將領劉玉春、陳嘉謨負隅頑抗，戰鬥十分激烈，鄧的戰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彈打穿，他仍堅持指揮戰鬥。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鄧演達同時兼任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和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鄧演達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成員、中央農民部長，並再次被任命為總政治部（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他還兼任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領導工作。鄧演達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繼日，充分顯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鄧演達對蔣介石的獨裁深惡痛絕。1927年初，蔣介石為了達到以軍制黨、制政的目的，挑起了「遷都」之爭。他擅自改變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企圖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至總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對此，鄧演達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在一次有蔣介石參加的武漢群眾集會上，鄧率眾高呼「中央黨部立刻遷駐武漢！」「國民政府立刻遷駐武漢！」據當時報載，與會群眾對鄧「一句百合，備極熱烈」。2月，鄧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長文《現在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尖銳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眾們大家的事。」「個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獨裁者們雖可「掙扎若干時」，但最終必將成為「群眾的反叛者」而走向「墳墓」。①3月，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提高黨權，限制和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會後，鄧多次發表講話，闡述反對個人獨裁的意義，主張「黨指揮軍事」，而不允許「軍事指揮黨」。 在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前後的幾個月中，鄧以很大精力從事發動農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可以說就是農民革命」，農民是「國民革命的主力軍」，對待農民運動的態度是區分敵友的「量尺」，而「農民要解決的大問題，即土地問題」。他與共產黨人毛澤東等共同組織了一系列負責農民問題的重要機構，如陽新慘案查辦委員會、總政治部農民問題討論會、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戰區農民運動委員會等，大力推動農民運動的發展。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共政變，4月18日在南京另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鄧演達積極投入討蔣鬥爭，由此愈加遭到蔣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發出的「秘字第一號令」中，鄧演達與許多共產黨領導人一同被列入「通緝」名單。之後，武漢政府舉行二期北伐，進軍河南。鄧演達率領總政治部工作人員500餘人隨軍出征。他出入火線，參與第四軍的作戰指揮。當時輿論盛讚鄧演達及所部人員「於軍事、政治兩方面之進展，卓著功績」。1927年5月以後，武漢汪精衛等人日益右傾和反動，終於同蔣介石一樣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這革命危急時刻，在聯共與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鄧演達不僅堅決反對與共產黨分裂，而且關心著共產黨人的安危。6月中旬，鄧從河南返回武漢。他曾深夜走訪汪精衛，勸汪站在革命立場，與民眾站在一起，但汪決心在鎮壓工農、反對共產黨的路上走下去。鄧鑒於革命形勢急劇逆轉，而自己雖殫精竭慮也無法挽救革命的失敗，於是決定從武漢出走。行前他告訴共產黨人「何鍵一定開刀無疑」，因此希望共產黨「注意漢口馬日事變的來到」。6月30日他寫了告別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員書，悲憤地指出：「前時主張討伐蔣介石的，現在忽然有投降妥協的要求；前時主張聯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現在忽然有與共產黨分裂的主張；前時主張擁護農工利益的，現時忽然反而要去屠殺農民和嫉惡工友。」而如果三民主義受了曲解，農工受了摧殘，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脅，「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結果」，「難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敗」。接著，鄧在《辭職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衛等人「向蔣圖謀妥協，並與共產黨相分離，而殘殺農工」的行徑。 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到達莫斯科，11月1日與宋慶齡、陳友仁共同署①本文引文除註明者外，均出自《鄧演達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名發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表示要在孫中山革命精神領導下，「為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完全實現」而鬥爭，並宣告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12月轉赴德國柏林，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包括中外歷史、哲學、經濟學和經濟史、各國政治、中國經濟、農民問題、財政問題、外交問題等多方面內容，以從中探求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還曾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會談，討論中國革命和中德關係問題。1929年4月到德國南部各地參觀考察，10月底赴法國巴黎，再渡海至英國倫敦，並在英國的一些城市考察。1930年1月離英返國。他取道義大利，經巴爾幹半島、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鄧演達回國後，曾尋求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反蔣，但未得到相應的回答。 此時，一個由譚平山等人所組織、奉鄧演達為總負責人的第三黨——中華革命黨，已在國內存在了兩年。1930年8月，鄧演達召開幹部會議，把第三黨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會議通過鄧演達起草的《政治主張》，選舉鄧為中央幹部會總幹事。鄧並負責主編《革命行動》月刊。 鄧演達堅持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並把三民主義原則與現時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論。鄧演達認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運動」失敗後，「整個的中國復由更反動更黑暗的勢力統治著」，南京政權是「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這個政權下農工民眾的痛苦更為加深，因此必須「繼續中國革命，復興中國革命」，而所要「繼續復興」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鄧演達規定了平民革命的動力、對象、任務、直接目標和最後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者，無論是直接參加還是間接參加生產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眾，包括工人、農民、小商人、青年學生及生產設計和管理人員等，他們也就是革命民眾，即革命動力。革命的對象有三個：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和反動資本家。革命任務包括三項：民族、民權、民生。直接目標是推翻南京反動統冶，建立平民政權。平民政權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消除帝國主義在華經濟統治勢力；消滅封建殘餘，實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設國家資本主義。革命最後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 鄧演達否認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獨立的國家，帝國主義掌握著中國主要的經濟機關，「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許中國資產階級形成與帝國主義競爭的中國資本主義」；第二，中國資產階級「無獨立的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眾經過平民革命掌握政權後，絕不會再去「仿效歐美，形成近代的資本主義」。他並設想：平民群眾取得政權後，必能運用國家政權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產業建設，即發展「平民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進而「向著社會主義前進」。 鄧演達堅持平民革命主張，但他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才能成功，他也不贊成共產黨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主張。他的社會主義觀基本上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發揮，同共產黨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達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屬於不同的思想體系。 為了推翻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鄧演達不但大力進行反蔣宣傳，而且積極準備軍事倒蔣。他一方面在國民黨軍隊中廣泛開展聯絡和策反工作，「如對江西的陳誠、陳銘樞，陝西的楊虎城、鄧寶珊，山西的馮玉祥、閻錫山，河南的郜子舉、張軫，四川的孫震、鄧錫侯，武漢的胡伯翰，福建的盧興邦等，都以反蔣為基礎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繫」，陳誠和鄧寶珊等還參加了第三黨。另方面成立「黃埔革命同學會」，作為建立平民武裝的骨幹。「這個革命同學會在十八個省市建立了分會或支部，從國民黨軍隊中吸收和聯繫了黃埔學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幹分子和一部分會員參加了第三黨。①1931年8月，第三黨決定舉行武裝起義，計劃由鄧演達擔任起義總指揮，前往江西指揮陳誠的國民黨第十八軍在臨川、清江一帶起義，同時在武漢、陝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發動已聯繫的部隊一齊響應。但決定做出未過幾日，鄧就在上海被捕，起義計劃不得不取消。 鄧演達被捕前，蔣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進行秘密活動，便派人赴滬勾通租界當局懸賞抓捕。1931年8月17日，鄧出席在法租界愚園路愚園坊20號舉行的第三黨幹部訓練班結業典禮，叛徒陳敬齋事先向蔣介石寫信告密，結果鄧被捕，21日解往南京。蔣介石極盡威脅利誘之能事，而鄧始終不為所動，他堅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拋棄我的主張，那他拿刀子來好了！」表現了凜然的氣概和高尚的人格。蔣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將鄧秘密殺害。12月，宋慶齡到南京營救鄧，蔣介石才不得不承認殺鄧的事實。宋慶齡乃於12月20日發表聲明，讚頌鄧「堅（艱）苦卓絕，忠勇奮發」，痛斥獨裁者殺害「忠實革命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撥專款將鄧演達的遺骸由殉難處（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遷葬於紫金山南麓靈谷公園東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鄧演達以崇高評價。毛澤東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鄧演達為領袖的第三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派，始終反蔣不反共」。後來，毛澤東又曾把鄧演達與古代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和著名共產黨人瞿秋白、方誌敏及著名愛國志士楊虎城、聞一多等一同論列，稱讚他們「以身殉志，不亦偉乎！」①鄧演達確實是一位「以身殉志」，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英勇獻身的偉大人物。 遺著編有《鄧演達文集》。 ①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奮鬥歷程》；於剛主編：《中國各民主黨派》，1987年版，第281頁。 ①《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