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十六章　張群

張群，字岳軍，1889年5月9日（清光緒十五年四月初十）生於四川省華陽縣。父張漢霞，字星亭，母姚氏。張群幼年曾在家鄉念私塾，學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後其父升官，全家遷至成都，張群有機會接觸到一些新知識、新思想，閱讀了一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張群決意投筆從戎，他攜帶其父給的60塊銀元作為旅費，北上參加保定陸軍學校的考試，並被錄取。在校一年多，旋於1908年考取赴日留學生，進入日本軍部辦的一所陸軍士官學校——振武學校學習。此時，張群與同在該校學習的蔣介石相識。據張群後來回憶，「本來準備學步兵的，可是與蔣先生一見如故，於是不學步兵而學炮兵，以期與蔣先生朝夕相處，共同切磨」①。在東京，張群與蔣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會。在完成了振武學校預備課程後，張群與蔣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見習。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在日本各見習營的中國士官生紛紛離開日本回國。張群與蔣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參加了陳其美領導的上海起義。起義成功後，於11月4日組成了都督府，陳其美被推舉為都督，黃郛為參謀長，張群任軍務處軍械科長。後張群在黃郛任師長的第二十三師任團參謀，團長為蔣介石。1912年春，張群升任營長。這一時期，張群與蔣介石、黃郛關係甚密，並結拜為兄弟。 1912年10月，張群在上海與馬育英結婚。馬與張群同歲，江蘇崑山人，畢業於上海聖瑪利亞女校。兩人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幼時夭折，存二子一女，長子名繼正，次子名繼忠，次女名亞蘭。 辛亥革命後，張群與蔣介石、汪精衛等人希望到國外去留學，繼續讀書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勛局局長馮自由的支持下，張群在婚後不久攜夫人北上天津，準備由陸路前往英國。但是，此時國內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舉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這對袁世凱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為了打壓國民黨，袁世凱派出殺手南下，準備刺殺國民黨要人。在天津的黃郛得知這一情況，擔心在上海的陳其美的安全，遂遣張群於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報告。之後，張群轉往南京，準備搭乘津浦鐵路返回天津時，聽到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於3月20日在上海車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國內輿論大嘩。孫中山由日本返國，認為「非去袁不可」，力主興師討袁。「二次革命」於7月發動。張群在陳其美催促下，放棄去英國的計劃返回上海，參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討袁軍副團長（總司令是陳其美，團長是蔣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大肆搜捕國民黨人，張群攜夫人和其他國民黨人亡命日本。這時，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聯隊的士官生的學籍，張群於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學校讀書，翌年畢業。因為國內袁世凱正陰謀復辟帝制，回國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對華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迫使袁世凱接受，使中國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張群應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達維亞（Batavia，印尼獨立後改名為雅加達Jakarta）的中華學校①《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頁。 教書，暫避風頭。 1915年12月，袁世凱推翻共和，復辟帝制，宣布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年號「洪憲」，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奮起反袁，發動護國運動。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等在雲南起義討袁。張群此時響應護國運動，從爪哇回國，投身反袁，曾任國民黨浙軍參謀官。 1917年，段祺瑞任國務總理，通過「西原借款」等善後大借款，大肆出賣主權，遭到國人譴責。張群積極參與反對段祺瑞借款的活動。他代表上海的兩家報社《中華新報》和《民國日報》，參加上海新聞記者訪日團到日本，進行反對借款的活動。張群憑藉曾在日本軍校讀過書、與日本軍方人士有過接觸的條件，與當時的日本參謀部次官、中將田中義一進行了交談。張群問田中，日本為什麼要幫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說，北京政府是中國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總理，因為「中日親善」，段現在沒有錢，沒有力量，而中國要參加歐戰，必須增強實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給他。張群對此不以為然，他說：你們這不是看錯人嗎！中國和日本不一樣。中國軍閥的派系多，互相混戰，如果這一派的勢力增強了，使他有了憑藉，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內戰，使中國內戰不休，更貧更弱，這哪裡算是幫助中國呢？①張群與田中的談話不歡而散。西原借款最終簽訂。張群回國後在《中華新報》上發表文章《中日親善的疑雲》，批評日本的對華政策。 1917年9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組織護法軍政府。作為國民黨員的張群到廣州在大元帥府任參軍。翌年4月，在政學會的策劃下，桂滇軍閥操縱國會非常會議，改大元帥首領制為總裁會議制，孫中山堅決反對並憤而辭職，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張群則繼續留在廣州，於8月間被任命為軍政府政務廳的副官長。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調解四川督軍熊克武和省長楊庶堪的不和，後留下任四川警務處長兼成都警察廳長。1921年，西南軍閥糾紛再起，張群調處失敗，遂離川赴上海閒居一年有餘。1924年初，黃埔軍校成立，蔣介石寫信叫張群前去廣東，他藉故推託。這時期，張群的好友黃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於是張群前往北京和黃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由於黃郛的關係，張群投身馮玉祥的國民軍，來到在河南的國民軍第二軍胡景翼那裡。不久，任河南警務處長兼警備司令以及開封警察廳長。這段時間，張群和在廣東的蔣介石經常保持聯繫。1925年，應蔣介石之約，張群離開河南到廣東參加北伐，從此開始與蔣共事，成為蔣的一位重要謀臣。1926年11月，國民革命軍進入江西，張群成為南昌司令部的總參議。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 張群在上海積極協助蔣。他和新任上海市長黃郛密切合作，通過政治交易為蔣介石獲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日，蔣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軍事和外交，張群作為翻譯官陪同前往。蔣在日本會見了田中義一等政界軍界要人。田中在言談中表露出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意。1928年1月，蔣介石通電宣告復職。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蔣集國民黨軍政大權於一身，繼續進行北伐。張群時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同時兼陸軍部政務次長、上海兵工廠廠長和同濟大學校長。 北伐軍進軍山東，觸及日本在山東的利益。為避免出現直接的衝突，張①《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頁。 群負命前往日本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5月4日，張群抵達東京時，才知道在前一天發生了濟南慘案，日軍肆意屠殺中國軍民。5月5日，張群會見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紛爭。稍後，日方決定派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松井石根作為談判代表前往濟南。張群迅即回國，13日抵上海。蔣介石決定張群作為中方代表與松井交涉，所採取的方針是「儘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統一為第一要務」①。張群與松井在濟南南邊的党家莊會談，幾番交涉，無有進展。日軍仍駐留濟南，國民黨軍妥協退讓，繞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結束。此後，張群再次銜命赴日。他在與田中義一會見時表示，蔣介石即將就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希望日本在東北問題上保持友好態度，對中國的統一事業不加阻難。12月，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實現表面上的統一。次年3月，張群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不久接替黃郛任上海特別市市長，至1931年。任內，在上海市區設施建設上有所建樹。這期間，在國民黨軍閥大混戰中，張群始終協助蔣介石對付各路反蔣勢力，以鞏固其地位。1930年5月爆發中原大戰，馮（玉祥）閻（錫山）聯手反蔣，蔣地位危急。而張學良坐鎮東北，靜觀局勢的變化。蔣介石為拉攏張學良，派張群和吳鐵城前往東北，遊說張學良。張決意倒向蔣，9月18日，發出擁蔣通電，隨即派兵入關。蔣介石最終在中原大戰中取勝，進而鞏固了他的統治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採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領了東三省。全國人民群情激奮，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抵抗，在全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反日浪潮。張群此時贊成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認為中國正處於貧弱和內戰的境地，無力單獨抗擊日本。張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國團體的不滿，指責張群是親日派，因此，他辭去了上海市市長一職。是年冬，張群到武漢，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黨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政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主持武漢行營政治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鄂豫皖根據地進行多次「圍剿」。 日寇侵占東三省後，又把矛頭指向華北。1933年初，日軍先後攻占山海關和承德，並向長城各口進犯，平津危急。國民黨政府一心「剿共」，對日寇的進攻採取妥協的政策。5月3日，國民黨政府明令設立行政院政務整理委員會，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委員長，北上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張群為協助黃郛，與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黃郛與日本駐北平武官永津達成《停戰案概要備忘錄》。5月31日，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指派熊斌與日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從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張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這期間為穩定華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幾項工作：賑災、調整稅率、促進地方工業、平衡財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選拔縣長、召集省參議會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舉行。此時國難日重，國民黨內外要求「立息內爭」的呼聲高漲。蔣介石在會上發表對外關係演講，聲稱「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也不輕言犧牲」；「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這表明國民黨的對日外交開始發生某些變化。大會以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12月16日改組，蔣介石接替汪精衛任行政院長，張群出任外交部長。從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張群任外交部長職①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3年版，第42頁。一年兩個月又十天。 張群此時擔任外交部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利用他與日本的淵源，「希望透過各種公私的關係，來緩和中日間的緊張局勢，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國內的問題料理清楚，這也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①。就任的第三天，張群就外交方針發表談話，指出：「中日兩國處於今日之情勢，若不謀國交之徹底調整，不獨為兩國本身之不利，即東亞和平，亦將受其影響。故本人受任以來，即具有充分決心，主張由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所謂調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時言非為目前之苟安，而為雙方萬世子孫謀永久之共同生存。」張群表示：「深望雙方負責當局，就大處遠處著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樹立善意的諒解，祛除敵意的禍根，尤須相互明了其立場與困難，迅速經由正當途徑，開誠協議。」①本著這一方針，張群一改前任汪精衛「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動與日方談判，以求中日關係的全面調整。在任期間，張群先後與日本三任駐華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進行談判，採取強硬態度，竭力與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談判首先涉及的一是華北問題，二是如何看待「廣田三原則」 問題。1935年12月20日，張群與有吉進行第一次會談。張群表示，「願以最大努力，經由外交途徑採用正常辦法，商談中日間整個關係之調整」。同時提醒對方特別注意，「在進行商討解決中日雙方問題時，日方在華北一切行動務須停止」。有吉提出要國民政府授權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就地解決中日問題之全權」，張群當即拒絕。關於「廣田三原則」，有吉表示，蔣介石已於上月20日表示無條件的贊同②，問張群意見如何。張群答道：「蔣委員長之言贊成，系贊成三原則之商討；無對案者，系因三原則無具體意見，無從提出對案，絕非無條件的贊成三原則，乃希望貴方提出更具體之意見，以便商討之意。」此後，張群又特命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否認所謂蔣介石無條件贊成三原則的說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為駐華大使。從3月16至19日，張群與有田在南京舉行4次會談。16日第一次會談歷時三小時。張群主張從東北問題談起，有田謂尚非其時。張群又稱至少須先消滅妨礙冀察內蒙行政完整的狀態。這次會談沒有結果。17日的第二次會談，有田提出「廣田三原則」，張群表示不贊同以廣田三原則作為調整中日關係的基礎，並聲明整個的立場和見解。18日的會談，有田說明了日本的立場和見解。19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談，後發表共同聲明，謂雙方見解未能全部一致。張群與有田4次會談雖無結果，但氣氛改善了許多。中日間的緊張情勢，也較前有所緩和。據張群的外交報告稱：「經此四次談話之後，形式上雖無結果可言，而有田對於我方實際情形，確有進一步的了解。所以當他回國就任外相之後在議會演說外交方針，已一改從前的口吻，對廣田三原則，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說，對華北地方問題所持態度，也和以前不同。」①有田在華任期不足一個①《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頁。 ①《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5—76頁。 ②蔣介石在會見有吉時說：予對三原則全然同意，無何等對案，甚望及早商討具體實施辦法。又稱：但廣田三原則與華北關係密切，如華北發生事故，三原則中之一、二兩項自皆無由商談及實行。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台北綜合周刊社出版，第224頁。 ①《中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張群委員外交報告》（1936年7月10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月，3月24日廣田內閣組成，有田任外相。隨後，日本任命其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為駐華大使，6月下旬川越來華。 在有田離華、川越尚未到任期間，日本加強在華北的駐軍，日軍在天津人數由2000多人驟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處於日軍威脅之下。國民政府外交部幾經交涉，均無結果。之後發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張群與川越於9月15日舉行第一次會談，至12月3日共會談8次。第一次會談開始，張群主張先談蓉案（成都事件），不與調整問題混為一談。但川越認為蓉案不難解決，若僅解決蓉案，仍不能緩和日方空氣，須先解決若干政治問題，始可商談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許日本在長江駐兵；修改教科書，刪除排日思想；華北五省自治；中日經濟交流。張群予以拒絕。然而，日本並不罷休，9月23日在第三次會談中，川越又強硬地提出極苛刻的7項要求：（1）取締排日問題；（2）華北問題；（3）共同防共問題；（4）減低入口稅問題；（5）上海至福岡間通航問題；（6）聘用日籍顧問問題；（7）取締朝鮮人問題。張群在與蔣介石商議後，斷然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並逐項予以批駁。此後，張群與川越竭力周旋，談判幾瀕破裂。11月綏遠戰事發生，談判停止。 張群與日方談判堅持強硬態度，改變了以往妥協、退讓的對日政策，這在國民黨政府對外交往中是罕見的。張群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應予肯定。 西安事變發生後，張群被攻擊為親日派。1937年2月25日，張群向蔣介石提出辭呈。3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王寵惠繼任外交部長，張群改任中政會秘書長兼外交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 抗戰開始後，張群於8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12月，日軍進攻南京，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進行調停，張群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參加談判。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後，行政院於1938年1月進行改組，張群任行政院副院長。同月，四川省主席劉湘去世，國民政府準備以張群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軍閥反對未果。1939年1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張群任秘書長。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轅主任，直至抗戰勝利，為民國時期任四川省主席時間最長者。 1945年8月，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談判。張群與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作為國民黨代表和周恩來、王若飛進行了談判。經過40天會談，10月10日，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張群在協定上籤了字。12月底，國民黨接受中共就無條件停止內戰舉行商談的提議，派張群、邵力子、王世傑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葉劍英進行商談，翌年1月5日雙方達成《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10日，張群又與周恩來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並向各自所屬部隊發布停戰令。 根據停戰協議，1月7日正式組成三人小組，張群作為國民黨方面代表參加小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來，美方代表馬歇爾）。10日，張群與周恩來又簽署了《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協議》，成立了在三人小組領導下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張群為國民黨8名代表之一。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均遭踐踏。6月26日，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第663頁。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全國內戰開始。 此時，張群為醫治耳後腫瘤赴美國診治。在美期間與美國政府官員進行了接觸。回國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國民黨在召集「制憲國大」後改組政府，18日公布了國民政府委員和五院院長名單，張群任行政院長。在任期間，張群政治上積極貫徹蔣介石「戡亂建國」方針，網羅一些小黨派推行所謂民主政治。經濟上實行控制物價、穩定幣制、整理稅則和鼓勵生產等措施。進入1948年，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上展開更大規模的戰略進攻，國民黨統治岌岌可危。為挽救危機，欺騙世人，國民黨於3月29日至5月1日召開「行憲國大」，中心議題是選舉正副總統。會間，蔣介石表示無意競選總統，實則嫌總統權力受到限制。張群明了蔣的用意，遂串聯各方人士提出一項「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並得到國民黨中常會的通過。由此，蔣介石接受提名並當選總統。5月，張群辭去行政院長職務，改任總統府資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張群攜夫人赴日訪問。其間在東京與麥克阿瑟進行了4次會晤，內容涉及戰後日本政治走向、東亞局勢和中國內戰的形勢等。張群還走訪日本各主要城市，與日本各界首要人物見面，大致了解了戰後日本的基本情況。回國後，他在廣播電台發表題為《日本觀感》的講話，介紹了戰後日本的情況。他表示：「日本大多數人民業已在戰爭經驗中覺悟到好戰精神的無效，日本人民業已在占領時期嘗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權力業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無從再度抬頭。」「我們應該拋棄消極的無益的猜疑恐懼和批評指摘。我們應該對日本採取積極的態度，建立積極的對日政策。」①從日本回國後，張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1949年初，國民黨統治已日薄西山。在國共和談之前，張群曾被提名為和談代表，但因中國共產黨公布的戰犯名單中包括張群在內，故未能成為和談代表。1949年春，張群飛赴重慶，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後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策劃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張群攜蔣命飛赴昆明，勸說雲南省主席盧漢反共到底。當晚，盧漢將張群等人扣下，並於次日發表通電起義。10日，蔣介石離開成都飛往台灣。此時國民黨飛機在昆明上空盤旋，要求盧漢釋放張群等人。11日，張群獲釋並乘環球航空公司的飛機飛赴香港，中途遇雨轉飛越南海防，而後抵達香港。21日乘船到台灣。 張群到台灣後，蔣介石委以「總統府」資政。1950年初任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同年又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張群還被推為國民黨中央直屬黨部第一小組組長。由於張群與日本的密切關係，他繼續充當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顧問，並多次訪問日本。1952年8月，張群在台灣主持成立所謂「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之後赴日訪問，洽商台灣與日本的合作問題。1954年5月，蔣介石任命張群為「總統府」秘書長，協助蔣處理台灣內外事務。9月，張群訪日，與日本商談開發基金計劃，並與日本首相岸信介發表聯合聲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張群又兩次訪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積極反共」。他與日本的極右勢力聯繫緊密，極力拉攏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①張群：《我與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3年版，第119頁。以改善和加強日台關係，阻撓日本與新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1964年8月，他還訪問了韓國與當時的總統朴正熙舉行了會談。漢城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65年12月，張群作為「特使」赴梵蒂岡，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會議閉幕典禮。之後，又訪問歐、亞14國，27個城市，為台灣在國際上爭取生存空間而積極活動。 1972年5月，張群向蔣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蔣仍命其為「總統府」資政。1974年7月6日，張群妻馬育英因心臟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終年86歲。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逝，張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語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國民黨中央在台北授予張群中山獎章，蔣經國宣讀功績詞並親自為張群佩戴中山獎章。 張群晚年精神矍鑠，擅長養生之道，其所著《談修養》一書，在台灣印行了9版。該書有養身、養心、養量、養氣等章。 張群一生與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與日本七十年》一書，全面詳盡地敘述了他在各個歷史時期與日本交往的經歷，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張群在台北病逝，終年101歲。張群去世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於15日發去唁電，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