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四十四章畢昇李誡王惟一

第一節畢昇 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寫，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點，雕刻一部大書，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經濟，同時書板還占據大量空間。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偉大技術革命。世界上第一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是宋朝的平民畢昇，時間在北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 據沈括《夢溪筆談》卷18的記載，畢昇用膠泥刻字，一個字，一個印，用火燒硬。先預備好一塊鐵板，鐵板上面放著松香、蠟、紙灰等，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密密地擺滿字印，滿一鐵框為一板，拿到火上加熱，藥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壓平。為提高效率，用兩塊鐵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這塊板印完，第二板又準備好了，這樣互相交替著用，印得很快。每一個單字，都有好幾個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個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時用。至於沒有預備的冷僻生字，則臨時寫刻，用草火馬上燒成。把字印按照韻目分類，安放在木格子裡，根據畢昇的試驗，假使只印三、兩本顯不出簡便，假使印數百、數千本，就極為神速。他的方法雖然原始簡單，但與現在鉛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遺憾的是，沈括對於畢昇的生平事跡，沒有交代清楚，只說他是「布衣」，沒有做過官。在之後的記載中，凡是講到畢昇的，只不過重複或節錄沈括原文，至今還未發現任何新的文獻。不少外國學者說他是一個鐵匠，也是根據《夢溪筆談》，因沈括說有一位老鍛工畢升，曾在皇宮中用鐵鍛煉黃金，不過這位老鐵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發明活字板的畢昇，還成問題。第一，畢昇與畢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第二，鐵匠畢升在宋真宗時（1008—1016）已經年老，而畢昇的發明則在仁宗慶曆年間，一個老人再活上幾十年，不是近一百歲了嗎？①這樣高壽的老人，是否能發明活字板，是值得懷疑的。 至於畢昇的籍貫，也不可考。有人說他是四川人，但沒有提出任何證據。當他發明活字板時，沈括只是十幾歲的小孩。畢昇死後，他發明的泥活字印，為沈括的侄子輩所獲得，作為古董般保藏起來。所以畢昇與沈家或有親戚關係，沈括是杭州人，畢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帶人。 1993年，有報道說湖北英山發現畢昇墓碑，此碑風化嚴重，又遭撞擊損傷，筆畫多有殘缺，年號難以確定。但有人認為此碑的墓主即為發明活字的畢昇，值得商榷。因《夢溪筆談》所談畢昇泥活字的造法與排印工序及試印經過，只能是沈括據當時當地見聞記錄下來的，不可能是沈括遠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參觀採訪得來的，也不可能是英山畢昇向杭州沈括寫信報告的。因此活字發明家畢昇究竟是英山人，還是杭州人，值得討論。又宋代人多單名，名氏最易重複，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畢昇也可能與活字發明人畢昇，是同名同姓。總之，從時間與空間等看，若以為英山畢昇就是活字印刷發明家，尚須有其他可信之實物或文獻證明，才能肯定①。 ①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頁。 ①參見張秀民：《英山發現的是活字發明家畢昇的墓碑嗎？》，《中國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畢昇印過什麼書，史書沒有記載。他的泥活字也沒有流傳下來。明朝正德年間（16世紀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個武官家中，從地下掘出黑子數百顆，每子有一字，書法像唐歐陽詢的字體，堅硬如牛角，當時有人以為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畢昇不能造。不過這只是後人的一種推測。 畢昇的膠泥活字，是經過苦心設計的，因為這牽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實際技術問題。清朝道光年間安徽涇縣有一位教書先生翟金生，仿照畢昇的老法子，費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頭牛角一樣硬的泥活字十萬多個，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試印初編》，可知泥活字印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過去有些學者以為泥活字一觸即碎，不能印刷。並說膠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屬活字，或鑄字的模型，因而懷疑畢昇是否真的用過膠泥活字。其實泥活字「堅貞同骨角」，並且印得字畫清楚。據近年新發現的幾種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實物，就可用來否定上述主觀臆說了。 又有人提出畢昇的膠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煉丹時用來密封爐頂的「六一泥」。實際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並非用七種藥物合成的所謂「六一泥」。同時，李瑤在杭州仿宋膠泥印書，朝鮮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見於宋人醫方，及《道藏》內《丹房須知》、《太極真人雜丹藥方》等道書中。而正統《道藏》清代學者是很難見到的。所以說普通膠泥不能印書，要印書須得用「六一泥」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 畢昇發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於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雜記》①。後來的人除沿用畢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禎又製成木活字。其實木活字畢昇早已考慮過，他發現木頭的紋理有疏密，沾水後高低不平，並且與藥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說過用木活字印書，印了兩百部，字劃就脹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萬而不失真。元、明兩代，又有人利用錫、銅、鉛等材料鑄成金屬活字，與雕版印刷相輔而行。 畢昇的泥活字傳到朝鮮，稱為「陶活字」。朝鮮人利用畢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陳出新，早在王氏高麗高宗時（約1234）已用鑄字印書，李氏朝鮮太宗三年（1403）以後，鑄造活字二十餘次，鑄成銅活字二三百萬個，並在世宗十八年（1436）鑄成世界最早的鉛活字。活版印刷後來由朝鮮又傳到日本。越南在黎聖宗光順三年（1462）已能很迅速地排印中越詩人唱和的詩篇。這些都是中國系統的漢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術由德國梅因茲地方，而傳到歐洲各國，以及新大陸的美洲。因為文字與中國不同，看起來似乎另成一系統。但自16世紀以來，不少的西方學者均以為歐洲的活字印刷術也受到中國的影響。所以中國發明的印刷術（雕版與活字板），不但直接傳播到亞洲各國，並且影響了整個世界，對人類文化有著極其重大的貢獻。 第二節李誡 李誡（？—1110），字明仲，鄭州管城縣（今河南鄭州）人。北宋建築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員外第83—85頁；《對英山畢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國印刷》，第44期，1994年4月，第75—76頁。①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9—672頁。郎、秘閣校理，贈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轉運副使、延安知府、戶部尚書、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等，贈左正議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縣、陝西轉運使、顯謨閣待制等。從其父兄輩為官經歷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當有一定的經驗。 元豐八年（1085），宋哲宗趙煦嗣位，李南公時任河北轉運副使，李誡奉其父之命，進獻賀表並送方物，於是得以恩補郊社齋郎。按宋代蔭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補授實職，因此，李誡這時可能恰值20歲。隨後他即被委派為曹州濟陰（今山東菏澤）縣尉。李誡到任後，練卒，除器，明賞罰，廣方略，使縣內治安狀況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092），調任將作監主簿。此後，他長期在將作監任職。紹聖三年（1096）升任將作監丞，崇寧元年（1102），升任將作少監。崇寧二年出任京西轉運判官，但為外官僅數月，又被召回仍為將作少監。崇寧三年（1104），升任這一機構的最高長官「將作監」。 李誡在將作監期間，主持完成了不少宮廷和官府的建築工程，如五王邸、龍德宮、棣華宅、朱雀門、九成殿、太廟、欽慈太后佛寺、辟雍、尚書省、開封府廨、班直諸軍營房等。由於他在建築工程上的業績十分突出，因而官階屢升，從承務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共升遷十六級，其中按吏部考核晉升的僅有七級。 李誡在建築技術和工程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堅窳之制，堂構之方與繩墨之運，皆已瞭然於心」①，於是在宋哲宗紹聖四年（1097），奉旨重修《營造法式》，並於元符三年（1100）編定成書。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宰相蔡京等進奏說，庫部員外郎姚舜仁呈請在都城南偏東的地方修建明堂，並繪有圖樣獻上。為此，徽宗特別召見李誡和姚舜仁問詢。經過仔細考究，李誡和姚舜仁又重新繪製了明堂圖。這是至今已知關於李誡在將作監工作情況的年代最晚的一條材料。 約在崇寧五年（1106），李誡父親李南公病重，他請假回歸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約在大觀三年（1109）他孝滿三年之後，被派往虢州擔任知州。到任時間不長，就得了重病，於大觀四年（1110）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後安葬於鄭州梅山。他在虢州為官雖很短暫，但據記載，「吏民懷之如久被其澤者」。 李誡是位博學多藝的人才。他精於書法，篆籀草隸，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幾萬卷書墨，經他親筆抄成的就有幾千卷。他還善於繪畫，頗得古代名家筆意，所繪《五馬圖》，曾得到宋徽宗的讚賞。 李誡一生主持營建多項重要的建築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貢獻則是編寫《營造法式》。 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1077）敕令將作監負責編修《營造法式》，元祐六年（1091）成書，故又稱《元祐法式》。但由於該書「只是料狀，別無變造用材制度」①，不便實際應用，並且所定工料太寬，關防無術，難以防止各種弊端。所以宋哲宗於紹聖四年（1097）命將作監丞李誡重新編修。李誡「考究經史群書，並勒人匠逐一講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於元符三年①傅沖益：《李公墓志銘》，見李誡《營造法式》附錄，商務印書館1954年據1933年《萬有文庫》版重印。 ①李誡：《劄子》，見《營造法式》序目。 （1100）編成《海行營造法式》（通稱《營造法式》）一書，並由都省奉旨錄送在京官司參用。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李誡以營造制度工限等「內外皆合通行」為由，奏請刊刻《營造法式》，於是經皇帝批准，這部建築名著作為官定建築規範，小字刻版，頒行各地。 《營造法式》全書共36卷，除看詳、目錄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計357篇，3555條。其內容可分為建築術語考證與解釋、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築圖樣四部分。 《營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為「總釋」上、下，共49篇283條。主要是編列經史群書中關於建築物及其構件名稱的詮釋及有關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為諸作制度，列舉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鋸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畫作、磚作、窯作等13個工種或工序的建築工程標準做法。由於中國古代建築以木結構為主，因之在《營造法式》提到的13種制度中，對大木作，包括各種建築物的樑柱、檁椽、斗栱、飛昂等的選材、規格、加工和安裝等，其敘述最為詳盡。而對小木作，如門窗、欄杆、照壁、藻井、佛道帳等裝修技術，其介紹也相當廣泛和細緻。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為功限料例，依43種制度的內容，分別指出相應需用的各種人工數和木料、磚瓦、鐵件、顏料等物料數，這相當於今天所謂人工材料定額。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為諸作制度圖樣。《營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繪出大量的建築設計圖。其中包括殿閣、屋舍、亭榭等各種建築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以及門窗圖案，彩畫、木雕和石雕紋樣，乃至測量儀器圖等。這些圖不僅有助於人們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書中文字所敘述的內容，而且其本身就為後世提供了進行建築工程時繪製設計圖的樣本。同時，它還記錄了不少不見經傳的作法和現已失傳的技術，這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建築以及繼承和發展傳統建築技術，也是極其寶貴的資料。 李誡編寫《營造法式》有許多特點和創見是值得稱道的。例如，他不僅「參閱舊章」，詳加考訂，收集了古典文獻中有關建築的大量史料，而且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稽參眾智」，不恥下問，與造作工匠共同討論，「詳悉講究規矩，比較諸作利害」，廣泛吸取了建築各行工匠的寶貴經驗，從而在建築方面整理、總結和制定出相當嚴密的技術規範和管理制度。據《營造法式》序目「總諸作看詳」所述，此書有308篇3272條，「系自來工作相傳並是經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條目占到總條目的92％。像這樣凝聚著歷代工匠心血、智慧與經驗的著作，在歷史上是並不多見的。又如，《營造法式》在總結前人經驗基礎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規定木構建築及其各種構件的比例關係，這實際上就是以某種建築構件的局部作為標準單位的古典模數制，對於推動建築工程的標準化和規範化起了重要的作用。《營造法式》雖然對諸作制度有嚴格的要求，但也強調要針對建築工程的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提倡「有定法而無定式」的「變造用材制度」，這也是在建築原則上對《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難以行用」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誡在《營造法式》中還提出了對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則，如：「務在就材充用，勿令將可以充長用者截割為細小名件」，甚至連余材也不能浪費，提出「木植內如有餘材，可以別用，勿令失料」，顯然，這種著意於因材施用，節約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積極意義。 《營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學意義又有實用價值的建築學專著。這一傑作，作為北宋朝廷正式頒行的建築規範，其統一的建築規格，設計施工制度，工料定額等等，不僅在當時作為官式建築的標準，而且對後世元、明、清三代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直到今天，仍是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建築不可或缺的珍貴文獻。 第三節王惟一 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貫不詳。他夙受禁方，尤工針灸之術，是著名醫家。宋仁宗天聖四年（1026）時，他任太醫局翰林醫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藥奉御都騎尉。天聖初年，宋仁宗嘗敕太醫謹方技，考次針灸，認為「針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謬，以利濟民」①。王惟一乃竭心奉詔，精意參神，定偃側於人形，正分寸於腧募，增古今之救驗，總會諸說，編著成《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下簡稱《圖經》）。後來仁宗又以「古經訓詁至精，學者封執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①，復令創鑄銅人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鑄銅人兩具，「內分臟腑，旁註溪谷、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於側」②。並命夏竦為圖經一書作序，題名曰《新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此外，據《宋史·藝文志》載，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經》3卷，已佚。又負責校訂過《黃帝八十一難經》。 王惟一對醫學，特別是針灸學有重要的貢獻。其主要成就在於編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鑄銅人和刻石碑③。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3卷（現通行的為貴池劉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訂了針灸穴位354個，較晉代皇甫謐《針灸甲乙經》多了5個穴位：青靈、厥陰俞、膏肓俞、靈台、陽關；又明確提出了任脈、督脈的循行路線與穴位，將之與十二經並列。其後，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蘭循經》、滑壽《十四經發揮》將之進一步闡明。因此，王惟一對針灸學的十四經說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書中，王惟一應用了兩種腧穴排列法，一是將所有穴位按十四經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針灸學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經排列；頭、面、胸、背，按部位排列。這是當時針灸界習用的兩種表達經絡腧穴體系的方法，王惟一則忠實地反映了這一現象。後來，宋朝廷編撰《聖濟總錄》，只採用十四經絡循行的方法以介紹經絡、腧穴，而棄去了四肢、軀體分部的方法，使經絡學說更體現了人體是一個完整系統的概念。王惟一《圖經》則反映了他尚未能衝破晉唐代以來針灸學窠臼，因而用兼收並蓄的方法來反映經絡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經方面，與《靈樞經》不同，即不循手三陰從胸走手、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足三陰從足走胸的規律，而是以臟腑相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經，手太陰肺經與手陽明大腸經；手少陰心經與手太陽小腸經、手厥陰心包經與手少陽三焦經；後述足經，足太陰脾經與足陽明胃經，足少陰腎經與足太陽膀胱經，足厥陰肝經與足少陽膽經，最後為任脈和督脈。①而且每一經的穴位則均從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紹，也不符合經絡循行系統之規律。 ①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夏竦序》，中國書店重印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①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夏竦序》，中國書店重印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②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夏竦序》，中國書店重印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③魏稼：《王惟一對針灸學的偉大貢獻》，《中醫藥學報》1982年第3期，第11—14頁。①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明書林宗文堂繡梓本，卷上。 在內容方面，《圖經》還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黃帝內經》經文的參考資料。因現存所見《內經》，是經隋唐楊上善、王冰等校勘註解者，難免有誤漏。而《圖經》所引經文，與現存所見《內經》經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陰肺經主病增加了「卒遺矢無度」、足太陰脾經主病增加了「寒瘧」、手少陽三焦經主病增加了「頰痛」等，而《內經》中則無這些內容，因而有參考價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內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瘧振寒、熱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遠視」；天柱穴增加了「頸項筋急，不得回顧，頭旋腦痛，針入五分得氣即寫之愈」；齦交穴增加「治小兒面瘡癬久不除，點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淚眵汁，內眥赤癢痛，生白膚翳，鼻中瘜肉蝕瘡」；大迎穴增治「微風眼瞼瞤動不止，風淚出」；風門穴增「若頻刺泄諸陽熱氣，背永不發癰疽」，等等，體現了宋代針灸臨床治療範圍的擴大。在針刺、灸壯方面，介紹亦更仔細，如言上星，應「以細三棱針刺之，即宣洩諸陽熱氣，無令上沖頭目」，「可灸七壯，不宜多灸。若頻灸即拔氣上，令人目不明」，而囟會則曰：「可灸二七壯至七七壯」，「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漸退，七日頓愈」；還補充了「頭風生白屑多睡，針之彌佳。針訖，以末鹽、生麻油相和揩髮根下，頭風即永除。若八歲已下，即不得針，蓋緣囟門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熱面、豬、魚物等」，①顯示了《圖經》內容較前代針灸典籍要豐富得多，因而該書不僅是前代針灸經驗之匯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針灸學方面的認識和實踐經驗。經過他的整理編撰，影響所及，使針灸學術水平有明顯提高和發展，且使之趨向於統一。《圖經》所附十二經穴圖及取膏肓穴圖、崔氏四花穴圖等②，也是我們現在能見到的較早的珍貴圖譜。 其次，王惟一的貢獻，在於主持鑄造了專用於針灸教學的銅人模型兩具。據南宋周密《齊東野語》記載：「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針銅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針，中穴，則針入而水出，稍差，則針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內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③周密離王惟一所處年代不遠，書中記述的都是一些耳聞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庫全書總目·銅人針灸經》提要亦稱「今銅人及章氏圖皆不傳」，與上述記載一致。 銅人像的創鑄，給針灸教學增加了形象直觀教具，便於學生認穴，補充了書籍文字闡述和平面圖畫之不足；在作為測試工具時，也增加了認穴的客觀標準，直到明清時，朝廷仍沿用這一方法選用針灸醫生，如明初醫家寧守道，「精針灸法，應詔入京，針銅人中選，授太醫院大使」①；清代醫家左見龍，「以其術游京師，適太醫乏人，經推薦應試針灸，以針刺銅人之穴多中，遂供職太醫院」②。因此，銅人，作為世界上最早之醫學模型，有力地推動了針灸學的發展，以至銅人成了當時的「國寶」，有說金軍南下時，曾掠去一具。歷代統治者對於銅人，都予以重視，如元世祖曾於1260年命尼泊爾工匠①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明書林宗文堂繡梓本，卷上，「風同名經脈或穴名」條下。②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明書林宗文堂繡梓本，卷上。 ③周密：《齊東野語》卷14。 ①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冊，第385頁。②李云：《中醫人名詞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0頁。修復銅人；明正統年間，明英宗也下令重鑄銅人，並對宋銅人予以高度評價，在其御製序中稱宋銅人「分布腧穴於周身，畫焉竅焉，脈絡條貫，纖悉明備，考經案圖，甚便來學」等③。明代針灸學家高武，亦仿此銅人，鑄男、女、小孩銅人各一具。可見王氏所鑄銅人之影響及其實用價值。 王惟一的另一貢獻為刻石碑。儘管宋代印刷術已有很大進步，但由於印數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著針灸醫學的普及與發展。為廣流傳，王惟一主持將《圖經》3卷刻於石碑之上，供針灸愛好者覽誦撫拓，故石碑對針灸術的流傳有推廣作用。其時石碑有四方，《圖經》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數」1卷，具有全書索引性質，一併放置在當時開封府大相國寺仁濟殿（原名針灸圖石壁堂）內。元初遷往北京，後因年代久遠，字跡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築京師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視，經修復整理，將五塊殘石置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中中國通史展覽展出①。 王惟一的傑出貢獻，使我國傳統的針灸學術得以發展、推廣和普及，並糾正了唐代王燾倡灸禁針的謬誤。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對我們研究針灸學術仍然有著文獻學作用和參考價值。 ③王惟一：《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明書林宗文堂繡梓本，卷上，明英宗御製序。①魏稼：《王惟一對針灸學的偉大貢獻》，《中醫藥學報》1982年第3期，第1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