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十三章學術、文化

第一節五代十國的文化 詩、文、詞 五代詩、文沿襲晚唐遺風，崇尚詞藻華麗，大多內容空洞。時當亂世，士人大多競以科舉入仕，正如馮道所說：「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①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襲吉任河東節度掌書記，為晉王李克用撰「羽檄軍書」，「為文精意練實」，「辭理宏健」，而「動據典故，無所放縱」①，可說是代表一代文風。但羅隱《讒書》的小品文，諷刺現實，一針見血，在五代文壇中放出異彩，魯迅曾給予高度評價：「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①後梁杜荀鶴、閩韓偓、吳越羅隱、前蜀韋莊和僧貫休、後蜀僧可朋、荊南僧齊己等人，皆以詩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詩作反映了唐末戰亂與民間疾苦的現實，如韋莊的名作《秦婦吟》、杜荀鶴的《山中寡婦》等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現實的寫照。 唐代中葉興起了一種新的詩體「詞」。五代時期，戰亂較少，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發達的前、後蜀和南唐，君臣們寄情聲色，歌舞昇平，為詞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條件。晚唐詩人、著名詞人溫庭筠香軟華艷的詞風，對前、後蜀的詞風產生了重大影響，後蜀趙崇祚將晚唐、五代以溫庭筠為首的詞人，主要是前、後蜀的詞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詞編為《花間集》，不僅是集溫派詞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詞總集，溫派詞人因而被稱為「花間詞派」，花間派詞人中韋莊、李珣的詞風則比較清麗素淡。 五代中另一個「詞鄉」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宰相馮延巳為代表的南唐詞派，內容雖也是宮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詞風大多比較清麗委婉，藝術風格上有所創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開封以後，創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僅將詞從「花間派」狹窄的領域中擴展開來，也提高了詞的表現力，有很強的感染力，對宋詞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詞作為一種文體，開始取得和詩同樣重要的地位。李煜不僅是五代、宋初最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馮延巳的詞清麗典雅，以景見情，對宋初詞風很有影響。 繪畫、書法五代的繪畫在唐代繪畫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尤其是山水畫與花鳥畫成績更為突出。後梁荊浩的山水畫氣勢磅礴，筆墨並重，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關仝師法荊浩，「智妙入神」，他們都強調師法自然，並稱「荊關」山①以上有關社會風俗的內容，參見宋德金《金代的社會生活》，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金代宗教，參見張博全：《金史簡編》第九章第六節，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舊五代史》卷126《馮道傳》。 水，屬北派山水畫；南唐董源擅長水墨、淡著色山水畫「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屬南派山水畫，兩派對宋代山水畫派都有重大影響②。 花鳥畫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後蜀黃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畫江湖魚鳥，花木蔬果，創花卉畫「沒骨法」，水墨淡彩。黃筌則在前、後蜀時待詔宮廷，長於畫鳥，淡墨勾畫，施以濃彩。時「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③，反映了兩派不同的畫風，也都對宋代花鳥畫派產生巨大影響。人物畫的傑出畫家，中原有張圖、趙嵒，南唐有周文矩、顧閎中，前、後蜀有貫休、黃筌，吳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更是傳世名作。 後蜀後主孟昶創設畫院，這是設立宮廷「畫院」之始。其後，南唐中主李璟也設畫院。後蜀、南唐畫院聚集了許多繪畫人才，對繪畫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五代的書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後梁末帝朱瑱，史稱「喜弄翰墨，多作行書」，「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詞人，也是著名書法家，李璟的楷書「乃積學所致」，有名於當世。李煜的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①，成就僅次於楊凝式。中原楊凝式的行、草，縱逸雄強，獨步五代，深受蘇軾、米芾的讚許。吳越詩人羅隱、前蜀詩人韋莊亦皆以行書名世。 史學雖然戰亂不斷，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設史館，史稱：「五代（史館） 官局，因循（唐制）無改。」後梁修撰《太祖實錄》，因「敘述非工，事多漏略」②，敬翔又奉詔撰《大梁編遺》，與《實錄》並行。後唐則修撰《莊宗實錄》、《明莊宗錄》、《（後）唐功臣列傳》，還有莊宗曾祖（朱耶）李盡忠、祖李國昌、父李克用的《懿祖、顯祖、太祖紀年錄》；後漢修撰《高祖實錄》，後周修撰《太祖實錄》。 後代為前代修撰實錄，是五代史學的特色。後漢宰相竇貞固提出：「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缺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並請「敕史官纂集《晉朝實錄》」③。實際修成後晉《高祖實錄》、《少帝實錄》，已是後周初年。後周世宗時，又修成後唐愍帝、廢帝及後漢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弒居位，未有紀錄，..其末帝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①。而後周《世宗實錄》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於五代時後漢、後周的補修前代實錄，五代的各朝實錄總數達360卷之多，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舊五代史》）提供了基礎。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五代之②《舊五代史》卷60《李襲吉傳》。 ③《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調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①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1《論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節及下節繪畫，參考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版。 ②《圖畫見聞志》卷1《論黃徐體異》。 ③《宣和書譜》卷1《梁末帝》，卷5《李煜》，卷12《李煜》。 ①《冊府元龜》卷554《國史部（總序）》，卷557《采撰》三。 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②「十國」中修撰《實錄》的，有《南唐烈祖實錄》、《後蜀高祖實錄》和《後蜀主實錄》等。 後唐時，又規定時政記、起居注，以及各種行政措施，包括法令變更、州縣廢置、中高級官員的任免、儀制禮樂等文件，並送史館存檔，當為晉、漢、周三代所沿襲。不僅成為歷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實錄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各志的依據。 五代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後晉天福六年（941），宰相趙瑩奉詔監修的《唐史》，「至開運二年（945）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唐書》，史稱《舊唐書》）。其時趙瑩已罷相，而以時相劉昫署名③。 ②《冊府元龜》卷557《采撰》三。 ③《五代會要》卷18《修國史》。 第二節宋代的文化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無論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文學宋代文學藝術繼唐代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豐富多采。各種文藝形式，諸如散文、詩、詞、繪畫、書法、雕塑、「說話」、諸宮調、宋雜劇、南戲等的興起、革新與發展，使宋代的文學藝術呈現出一派繁榮瑰麗的景象。 宋初，駢體文占統治地位，柳開、王禹偁以繼承韓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傳統為己任，王禹偁主張「近師吏部（韓愈），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①。穆修、蘇舜欽等相繼而起。宋仁宗時，歐陽修倡導流麗暢達，駢、散結合的散文新風，主張「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②。獎引王安石、蘇洵；主持科舉考試，蘇軾、蘇轍、曾鞏同年舉進士，歐陽修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王安石長於政論文，認為文章應「務為有補於世而已」①；蘇軾很重視文采，繼主文壇，古文運動終於取得全勝。他們的文章大多風格清新，自然流暢。歐陽、王、曾、三蘇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後世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繼承杜甫、白居易詩風。但不久即出現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詩體，崇尚詞藻華麗，重形式、輕內容，風靡一時。文壇主將歐陽修以及梅堯臣、蘇舜欽等相繼而起，詩作大多平淡清新，間或粗獷奔放，詩風始為之一變。才華橫溢的蘇軾，詩備眾格，灑脫豪放。王安石的詩，如《河北民》、《兼併》、《感事》、《省兵》等，反映社會生活、要求變法改革。黃庭堅創江西詩派，提倡以故為新，而後繼者只注重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江西詩派的陳與義，南渡後詩風轉向悲壯。楊萬里（號誠齋）、范成大、陸游、尤袤，號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其中最傑出的是愛國詩人陸游，才氣豪邁，詩作悲壯奔放，曉暢自然。楊萬里、范成大也是愛國詩人，楊萬里詩名僅次於陸游，師法自然，詩作清新活潑，意境新穎，稱為「誠齋體」。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詩篇，如田園詩，清新嫵媚，而使金時所作詩篇，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後期的徐照（靈輝）、徐璣（靈淵）、翁舒（靈舒）、趙師秀（靈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合稱「永嘉四靈」，詩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讀。「江湖派」劉克莊、戴復古、方岳等詩人，大多關心國事民情，詩作或反映農村生活，富有生活氣息；或寄懷江山，流溢著愛國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詩，或激昂，或悲壯，《正氣歌》更是傳世絕唱。 宋詩繼承唐詩而有所創新，題材廣泛，描寫農事的詩篇較多，反映農民的生活和民間疾苦，有助於了解宋代社會。愛國詩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①《廿二史札記》卷21《薛史全采各朝實錄》。 ②《五代會要》卷18《前代史》。 ①《小畜集》卷18《答張扶書》。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詞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學體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張先、歐陽修為代表的婉約派，承襲五代詞風，委婉典麗。內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後、花前月下。范仲淹詞作雖不多，但擴大了詞的表達範圍，詞風也較遒勁。柳永精通韻律，開始創作慢曲長調新體裁，長於鋪敘，用語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層平民的歡迎，以致「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②，其作有「俚詞」之稱，柳永的詞風對秦觀、周邦彥等影響很大。高才逸氣的蘇軾，衝破詞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境界，清新豪放，開創了豪放詞派。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蘇軾豪放派詞風基礎上高度發展，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無往不宜，氣勢磅礴，充溢著愛國主義的激情。陳亮、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均受辛棄疾影響，都屬豪放派愛國詞人。而岳飛的《滿江紅》，粗獷激昂，充滿愛國主義英雄氣概，激勵著千古愛國志士。 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發展了詞的技巧，詞語典雅流暢，形象生動鮮明。周邦彥精於詞法、音律，格律、藝術技巧冠極當世。兩宋之際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認為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③。詞作講究音律，詞語平淡而精巧，婉約中帶豪放，獨樹一幟，時稱「易安體」。南宋後期的姜夔，精通音樂，講究格律，追求藝術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詞家。著名的婉約派詞人還有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 繪畫、書法和雕塑李成為五代入宋的山水畫名家，師法五代荊浩、關仝，善畫平遠寒林，時稱「古今第一」①。范寬重視自然山水的寫生，畫風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寬、關仝，形成北方山水畫的三個主要流派。宋神宗時的郭熙，師法李成，其畫秀美明淨，與李成齊名，世稱「李郭」。郭熙與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認為應觀察山水，分別四季，畫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賦予山水畫以生活氣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畫派名家巨然，學習董源水墨畫風，並稱「董巨」，淡墨輕嵐，自成一體。南宋初，李唐以畫牛著稱，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畫，創「大斧劈」皴法，並為劉松年、馬遠、夏圭所師法，合稱為南宋四大畫家。五代後蜀黃筌、南唐徐熙，善畫花鳥，風格不同，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說。黃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畫院，風格工麗細緻，為「院畫體」的標準畫格。其後兩派逐漸合流。宋神宗時的崔白，所畫花鳥，清淡生動。宋徽宗繪畫造詣很深，尤工花鳥，畫風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鳥畫傳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畫面鮮明生動。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專長佛道人物畫，行筆流暢。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畫馬馳名，又是宋代最有影響的宗教人物畫家，所畫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畫家，都兼工人物，劉松年的《中興四將圖》為著名人物畫卷。李公麟、蘇漢臣、梁楷、龔開，亦有名作傳世。 反映當時社會生活風習的風俗畫，宋代也有較大的發展。北宋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風俗畫的代表作，所繪開封景況，是當時社會生活的②《歐陽文忠公文集》卷66《與張秀才第二書》，卷47《答吳充秀才書》。③《臨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書》。 ①葉夢得：《避暑錄話》。 忠實寫照，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李唐的《村醫圖》，繪一鄉村醫生在田邊為患者治病，救護及圍觀者緊張的神態，躍然紙上。李嵩的《貨郎圖》，描繪了一群婦女兒童被貨郎擔所吸引的生動情景。 文人畫亦稱「士人畫」，不求形似，講求神韻、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稱為「藝畫」。輕視嚴整細緻的畫作，稱之為「術畫」，稱其作者為「匠人」。文人畫為文同所創，經文壇領袖蘇軾倡導，遂盛行於當代及後世。蘇軾喜作枯木怪石，畫竹學文同。米芾畫山水，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繼承父風，世稱「米派」。南宋揚補之（無咎），「筆法清淡閒野，為世一絕」①，此外，還有趙孟堅的水墨花卉，倪濤的水墨草蟲等。 宋代書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閣所藏曆代書法家珍品，命王著編次，標明為《法帖》，稱為《淳化閣帖》，此後重輯、翻摹的很多。北宋時，潭州（今湖南長沙）據《閣帖》又增補部分作品；絳州（今山西新絳）亦據《閣帖》而有所增損，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稱《潭帖》和《絳帖》，對傳布書法藝術都很有貢獻。史稱：「國（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宋）綬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飄逸」；而宋綬「書，富於法度」②，仍都是唐代「尚法」派書法。宋代書法家以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最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書法家，當時「推為本朝第一」①，承上啟下，為尚意派先驅，正楷端重，行書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蘇軾居四大書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書法的創導者，認為「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稱自己的書法，「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②，擅長行、楷，刻意創新，用筆豐潤而以韻勝。黃庭堅為「蘇（軾）門四學士」之一，擅行、草，以側險取勢而挺秀，亦以韻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獻之筆意，書法為當時第一。宋徽宗趙佶是四大書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書法家，正楷學唐薛曜而略變其體，稱為「瘦金體」，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文同，蘇軾之子蘇過、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書法著稱。南宋陸游、朱熹、姜夔、張孝祥、文天祥等，書法造詣也都很高。 山西太原晉祠北宋元祐時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麗濃艷，各具神態，栩栩如生。山東長清靈岩寺北宋末所塑46尊羅漢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異，生動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數是宋代作品，銘記中載有元豐至紹興時雕刻匠師元俊、文惟一等21人為代表的民間藝術家，創造了無數生動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薩形態端莊而具有世人氣息，供養人、力士誇張有度，各有特徵。經變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現實生活的片斷與勞動生產場景，樸實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織錦，以蘇州、建康、成都的最為著名。紋樣通常是龜背紋、雲以及「百吉」等圖案、文字，絢麗多彩。緙絲也稱「刻絲」，主要產地為定州（今屬河北）、蘇州。織法稱為「通經斷緯」，可以將山水、花鳥、人物、①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33《晁無咎》。 ②《宣和畫譜》卷11《李成》。 ①夏文彥：《圖繪寶鑑》卷4《楊補之》。 ②《宣和書譜》卷6《宋綬》，卷12《李建中》。 樓台等照樣織制，成為絕妙的工藝品。傳世的沈子蕃緙絲花鳥，圖像逼真。刺繡有平繡、辮繡、扣繡和打籽繡等多種繡法，針線細密，配色精妙，所繡山水、花鳥、昆蟲、祥雲等，宛如圖畫。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發現宋慶曆以前的三方經袱，在杏紅色素羅地上用白、黃等色平繡的對飛翔鸞團花雙面圖案，花紋兩面一樣，是傳世的雙面繡品中有明確年代的最早藝術品。雕漆即「剔紅」，以金屬或木作胎，塗上多層朱紅色漆，乘未乾透時鏤雕人物、花鳥、山水、樓台等，金屬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屬本色。用黃漆作底再塗朱紅漆，刻成黃地紅花，稱為「臘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塗黑漆，刻成錦地壓花。或以各色漆重疊塗抹，雕刻時所刻花紋深淺不同，現出各種色彩的圖案，如黃蕊、紅花、綠葉、黑石等，十分美觀。產地主要是兩浙路，尤以溫州最為著名，北宋首都開封有專賣溫州漆器的店鋪。 戲曲、曲藝與「話本」 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促使各種新的曲藝、戲曲形式迅速興起，以適應新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南宋首都「行在所」臨安等大城市中，有著數十座稱為「瓦舍」或「瓦子」的綜合性遊藝場，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欄」（戲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諸宮調、宋雜劇、南戲和「說話」等。宋神宗時，孔三傳以不同宮調的不同曲子，說唱情節曲折的長篇故事，稱為諸宮調。南戲《張協狀元》前面有一段諸宮調，可從中看到宋代諸宮調的某種格式，諸宮調對宋雜劇、南戲、金院本和元雜劇都有較大的影響。宋雜劇是繼承唐代參軍戲，又吸收「大曲」（歌舞）、諸宮調等形成的早期戲劇。北宋時，雜劇有時還指傀儡戲、「角牴」等。南宋的雜劇，專指有滑稽諷刺的表演，並以曲子演唱的短劇，角色通常是四、五人。傳世的無名氏《宋雜劇圖》，描繪了演出時的生動場面。南戲，北宋末興起於永嘉，形成於南宋中葉，亦稱「永嘉雜劇」、「溫州雜劇」。南戲起自民間歌舞小戲，後吸收雜劇及其他民間伎藝，詞語通俗，流行於兩浙、福建路。「說話」，通常又分為小說、講史、說經、合生等，小說又稱「銀字兒」，專講短篇故事，題材幾乎無所不包。講史，專說歷史故事。說經包括「說參請」、「說諢經」，專講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譏諷的稱「喬合生」，可能是兩人演出，一人指物為題，一人應命說詠，形式靈活，似乎並無故事情節，近似現代的相聲。此外，還有「說諢話」（近似現代單口相聲）、「商謎」（猜謎）。合生、說諢話和商謎等演出形式與內容已無從確知。 話本是「說話」（說書）人的底本，多數經過文人加工。「小說」家所用的話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稱為「小說」，如《新編小說快嘴李翠蓮記》等，現存不過二三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諸書。長篇的講史話本，一般稱為「平話」（「評話」），傳世的有《新編五代史評話》、《大宋宣和遺事》、《全相評話五種》等。話本以白話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詩詞，語言生動，作品的主角多為手工業者、婦女、市井商人等，為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對後代的小說、戲劇、曲藝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史學宋代是中國封建時期史學的鼎盛期，新史體先後創設，長篇巨著之多，史學家成就之大，各種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學領域擴大至金石學等，足以凌駕漢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編成《五代史》（《舊五代史》）150卷。宋仁宗時，歐陽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書》（《新唐書》）225卷，歐陽修又私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74卷。宋代編修的前代史，傳世的還有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以及路振《九國志》，陸游《南唐書》等。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294卷，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經過改進的編年史體，稱為《通鑑》體，成為後來編年史的通用體裁。南宋袁樞自出新意，將《通鑑》中的重要事件分門別類，每事詳備始終，並列出標題，撰成《通鑑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 宋人私人修史之風很盛，有題曾鞏所修《隆平集》，孫逢吉《職官分紀》，李燾編撰《續資治通鑑長編》，楊仲良仿《通鑑紀事本末》編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稱《東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兩朝綱目備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還有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並稱「三通」。 宋廷重視編修本朝史，設國史院、實錄院等機構，由宰相兼任「監修」 或「提舉」，編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常受政治鬥爭影響而改編。宋代官修史籍記述之詳，篇幅之大，居漢、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編年體官史《日曆》，竟有2000卷。現行《宋會要輯稿》，僅為宋代官修《會要》的殘本，材料已十分豐富。宋《國史》原創設有《老釋志》，是記載佛、道二教的專志，元修《宋史》時刪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誌的著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體例已臻完備。地理總志記載宋朝統治區域概貌，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新設風俗、人物、土產等門；王存《元豐九域志》，分路記載州縣戶口、鄉鎮、土貢額數等；歐陽忞《輿地廣記》，詳於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多記山川名勝；祝穆《方輿勝覽》，詳於名勝、詩賦、序記。宋代編撰有大量州、縣、鎮志，傳世的尚有20多種。北宋宋敏求《長安志》記述還比較簡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吳郡志》、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等，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南宋常棠《澉水志》為澉浦鎮鎮志，鎮志的出現，反映了宋代鄉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都市志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分別記載北宋末開封和南宋臨安的繁華景況，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動寫照。 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宋代史學領域新開闢的園地。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專書。南宋洪适《隸釋》和《隸續》，為傳世最早的集錄漢魏石刻文字專書，對有關史事進行了考釋。趙明誠《金石錄》，著錄金石拓本2000種，並作辨證。元祐七年（1092）成書的呂大臨《考古圖》及《釋文》，著錄古代銅、玉器200多件，繪圖形、款識，載尺寸、重量等，記出土地及收藏處，開創著錄古器物體例，是中國最早而較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南宋人繼作《續考古圖》。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圖》，著錄古銅器達800多件，亦繪圖形等，考證精審，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 第三節「宋學」學派的產生與發展 宋代文化學術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對宋代及後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響。 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代新儒學的產生，淵源於唐代的韓愈，他在創導古文運動的同時，力排佛、道，提倡儒學，提出「儒學道統說」，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導對儒學經典義理的探求。並和弟子李翱先後推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韓愈創導的新儒學，經過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後，到北宋中葉的仁宗初年，新儒學又重新開始在宋代文化學術舞台上興起。活躍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③。吸收佛、道二家學說，成為後來新儒學「宋學」的學術取向。 晁迥之後的胡瑗、孫復、石介，即被後來的理學家稱為理學派先驅的「宋初三先生」，還有范仲淹、歐陽修、李覯、劉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學「宋學」的先驅。 文壇領袖歐陽修是宋學先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蘇軾稱：「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④。「通經學古」，即不事章句訓詁而探求儒家經典的新意，是宋學的又一特徵，他所著《易或問》和《毛詩本義》，是「宋學」在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時行道」，則是宋學建立初期學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歐陽修、胡瑗、石介等都積極參加。後來的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也屬於「救時行道」。而「嘉祐末，號稱多士」，正是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個學派的創始時期。 「宋學」學派：新學、理學、蜀學的形成及在北宋時的發展「新學」為王安石於慶曆二年（1042）中舉，任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後，著《淮南雜說》時創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067），居喪在江寧（今南京）聚徒講學時形成。熙寧變法時開始成為宋學中最大學派，當時稱為「新學」，史稱「荊公新學」，元祐時雖遭打擊，但直至南宋理宗後期以前，一直是宋學的主要學派。 「蜀學」是蘇洵在眉山「閉戶讀書」時，開始研究《六經》百家之說，晚年研究《易經》著《易傳》未完成，治平三年（1066）死時，遺囑蘇軾繼述其志。元豐年間，蘇軾貶居黃州時完成《易傳》，及著《論語說》、《書傳》等，蜀學派的理論大體形成。蜀學派另一主將蘇轍，元符三年（1100）③《宣和書譜》卷6《蔡襄》。 ④《蘇東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筆跡》，卷2《石蒼舒醉墨堂》。末，開始居許州「居許六年（至崇寧五年，1106），杜門復理舊學（蜀學），於是《詩傳》、《春秋》、《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①。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13年間，不僅撰著蜀學著作，還傳布蜀學。兩宋之際的蜀人韓「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學派，入仕不久，即「坐為蘇氏學」，宣和六年（1124），「復坐鄉黨曲學（蜀學）」②。 理學則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陽）程顥、程頤兄弟所創，創始的時間約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於元豐年間居洛陽聚徒講學之時。張載創立「關學」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於熙寧年間聚徒講學於家鄉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時。周敦頤，曾著《太極圖》、《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時的啟蒙老師，因而被朱熹推為理學開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學派。同時的邵雍著《皇極經世書》等，創象數學體系。二程、周、張、邵五人，同被朱熹列為理學派的創始人，稱為「北宋五子」。但是，理學派在北宋末仍只是個較小的學派。與理學家楊時關係密切的張觷，向蔡京推薦「其所知，遂以楊時薦」①，楊時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當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際，楊時又借攻擊蔡京之機，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為宋欽宗採納，但北宋隨即為金所滅，理學派未能有所發展。「時人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時為金兵圍攻），卻管太學；不管『防秋』（防備秋季金軍南侵），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王）安石；不管肅王（欽宗弟趙樞，時在金營作人質），卻管舒王（王安石）..。咸謂深中時病。」②秦檜對理學派的扶持與打擊北宋末，昏君宋徽宗與奸臣蔡京打著崇奉王安石和新學派的旗號，進行著腐朽黑暗的統治，斷送了北宋，成為南宋君臣及理學家們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的口實。右相范宗尹曾正確地指出：「王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①。 紹興元年（1131）八月，秦檜升任右相（獨相），隨即追贈程頤直龍圖閣職名，稱其學說為「高明自得之學」。起用與理學有關的人士，即所謂「紹興初，秦檜為亞相，引（胡）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於朝」②。次年，秦檜罷相，秦檜黨羽在此前後被罷斥的達20餘人。 紹興四年，趙鼎任相後，原先被稱為秦檜黨羽的張觷、江躋、劉一止、樓炤、胡安國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學是顯學的情況下，次年「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並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實際上凡不符合理學觀點的應試者，一概不錄取。理學派在秦檜、趙鼎先後扶植下，得到了初步發展①，但還未成為顯學。 ①《宋史》卷305《晁迥傳》。 ②蘇軾：《居士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首》。 ①蘇轍：《欒城集·後集》卷13《潁濱遺老傳》下。 ②《宋史》卷445《韓駒傳》；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115，載有韓駒「高宗時」奏議八篇，從內容看，應是徽宗時。 ①《宋史》卷379《張觷傳》。 ②《三朝北盟會編》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遺錄》。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紹興八年（1138）秦檜再任右相，獨相擅權，成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檜後來被說成是打擊理學推行新學的人物，即所謂秦「檜再得政，復尚王金陵，而洛學廢矣」②。其實，秦檜再相的前期，禮遇年邁的尹淳；任用楊時之子楊適、楊迥，婿陳淵；與胡安國父子更是關係密切。胡「寧本因其父（胡安國）兄（胡寅）與（秦）檜厚，故召用之」，紹興十九年（1149），「（秦）檜知（胡）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之貧，因其往劍州（今四川省劍閣）省世母，遺以白金」。由於胡寅的回書，秦「檜以為幾己，始怒之」③，秦檜與胡寅兄弟的關係，也是與理學派的關係，從此惡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頂冒楊時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於秦檜當軸時，乞送入試院，試官觀望，遂竊一第」④。紹興十八年朱熹等理學人士中舉，都說明秦檜當時還是扶持理學派的。 紹興二十年九月，採納曹筠建請科舉中淘汰採用二程學說者，開始打擊理學派。紹興二十三年，楊時之子楊迥因與胡寅的特殊關係罷官，秦檜黨羽又「揭出」胡安國的門生胡「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眾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而被罷官①。次年，又發生「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程瑀《論語注》而得禍」②。正如其後葉謙亨所說：「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宋高宗隨即說：「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③秦檜「陰佑」新學派與打擊理學派，是在其當政最後的五、六年。 宋孝宗時期的新學、理學和蜀學「宋學」三大學派中，宋孝宗對理學派的攻擊新學派，採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學派自由發展的學術環境，除新學派仍是顯學外，蜀學派在沉寂了數十年之後重新興起；理學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來，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學體系，形成理學的主流學派，史稱「程朱學派」，陸九淵則創建理學心學派，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的浙東事功學派等。 乾道六年（1170）前，員興宗提出：「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④宋孝宗又追賜蘇軾「文忠」、蘇轍「文定」，為蘇軾文集作序等，對蜀學派採取扶持的政策。而對當時的主流學派新學派、理學派，則採取相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6，紹興元年八月戊子；《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年正月甲辰。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90，紹興五年六月甲子；卷1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陸游：《老學庵筆記》卷9。 ④《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二年正月甲辰。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2，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②《宋會要輯稿》職官72之5。《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載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蘭溪人），可能為「頂冒」者。頂原作項，誤。 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1，紹興二十年九月乙酉（參見《宋史·選舉志》2）；卷165，紹興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④《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9，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167，紹興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對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⑤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在宋孝宗後期並為顯學，其明證莫過於淳熙十四年（1187）時年58歲的朱熹所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朱熹在這裡所說的諸子，不僅是指理學派的許多學者，也包括新學派王安石、王■和蜀學派的蘇軾，他所舉的「五經」「四書」的註疏著作，就包括了他們的著作，並說學者學習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①。朱熹實際上是認為理學派與新學派、蜀學派同是宋學的學派之一。 寧宗後期理學地位的提高寧宗初年，「慶元黨禁」打擊了理學派，三大學派並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08）的宋金「嘉定和議」後，理學人士劉爚向奸相史彌遠建議，實行「收召諸賢」、「以爵祿縻天下士」，扶持理學派。次年，諡「賜朱熹諡曰文」，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劉爚「遣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②。 嘉定十三年，諡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元」、「純」、「正」，後又諡張載為「明」，為後來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同年九月，胡衛的奏議稱：「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後，士氣卑弱，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熙寧以來，凡典章號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蘇軾之發語純明，..；程顥、程頤又以洙泗之源流興於伊洛間，士之所趨一歸於正。」①胡衛的奏議意在推崇理學，但只將宋學三大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蘇軾、程顥、程頤，同列於「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說明理學派當時的地位雖已提高，但新學、蜀學派也還是主流學派。 理宗後期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嘉定十七年，寧宗死，奸相史彌遠廢寧宗自定的皇位繼承人趙竑，改立宗室趙貴誠（改名趙昀）為帝（理宗），隨即「詔褒表老儒」，年邁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陸九淵弟子楊簡，以及自幼讀程頤書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閣職名，賜金帶。寶慶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書集注》，並「特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②，再次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①員興宗：《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九華集》卷9。員興宗死年不詳，《九華集》附錄祭員興宗文數篇，最早的撰於乾道六年八月。 ②《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①《朱文公文集》卷69《學校貢舉私議》。 ②《宋史》卷401《劉爚傳》，卷437《真德秀傳》、《魏了翁傳》。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學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從祀孔子。李■稱這十人「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③，意在取得與早已從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詔議」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從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劉漢弼「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①。結合理學派肆意攻擊王安石，以及後來新學派被稱為「邪黨」，可見此時宋學的三大學派仍然並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從祀孔廟，而將王安石排擠出從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學的其他措施，正式確定了理學為南宋官方的統治思想。有識之士對於理宗在面對蒙古軍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際，不是發憤圖強，而是熱中於扶持宋學的理學派並打擊其他學派，深為不滿。理學人士劉克莊在淳祐六年的《召對札子》中說：「薄物細故，紛挐不已；急政要務，謙遜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譏。夫廢《春秋》，用安石，致禍之本也，於時（指北宋末）尚以為不急，況今之不急有甚於此者乎。今廟謨睽異，邪黨（指新學派等）揶揄，臣實未知其所終。」②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於「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學派打擊其他學派，而不思救亡圖存的「急政要務」下，走上滅亡之途。③《宋會要輯稿》選舉6之40。 ①《宋史》卷41《理宗紀》一。 ②《宋史》卷42《理宗紀》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節　遼代文化的發展及其特點 遼朝的創建者耶律阿保機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少數民族政治家，他通曉漢語，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薊地區的上層人物參與國家治理，積極借鑑中原封建政權的統治經驗，吸收漢地的封建文化，同時也重視繼承和發展遊牧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治、經濟制度胡漢分治相適應，遼朝的文化也表現出了遊牧文化與高度發展的漢文化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發展、相得益彰的特點。境內契丹、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草原遊牧文化特點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它不但促進了契丹民族的發展，而且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契丹人的語言文字契丹語為與烏桓、鮮卑一脈相承的東胡語的一個分支，屬阿爾泰語系。 與古蒙古語同源，關係密切，某些契丹語詞彙與古蒙古語相同或相近。 建國前，契丹無文字。神冊五年（920），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創製文字。他們在漢人的協助下，以漢字隸書減少筆畫，或直接借用漢字創製了契丹大字，即所謂「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③。契丹大字筆畫較漢字為簡，但字數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並且用以記錄契丹語，效果不理想。後來，皇弟迭剌參照回鶻字對大字加以改造，創製了契丹小字。小字為拼音文字，有300多個表音符號，稱原字。將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記錄契丹語，「數少而該貫」①，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鶻字的啟發和漢字反切注音的影響。 契丹小字的研究，現在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內外學者已釋出語詞400餘條，構擬出100多個原字的音值①。 遼朝境內，契丹語和漢語都是官方和民間的通用語言。兩種契丹字和漢字也同樣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內外通行。契丹字除用來書寫官方文書、碑碣、牌符、書狀、印信等外，也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和文學、史學、醫學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進行文學創作。 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經驗，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遼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層人物多仰慕漢文化，很多人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漢人上層也多通曉契丹語，連出使遼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語作詩，對溝通契丹人與漢人的思想感情，加強遼宋間的兄弟友好關係起了重要作用。 文學契丹人在語言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技巧，他們善於運用比喻的手法評論事③《宋史》卷406《劉漢弼傳》；《南宋館閣續錄》卷8《官聯》二。 ①《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對札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參見《庚申召對》。①《新五代史·四裔附錄》。 物和品評人物。遼朝文人既用契丹語言文字創作，也大量用漢語文寫作。他們的作品有詩、詞、歌、賦、文、章奏、書簡等各種體裁，有述懷、戒喻、諷諫、敘事等各種題材。作者包括帝後、宗室、群臣、諸部人和著帳郎君子弟。 遼聖宗10歲能詩，一生作詩500餘首，常自出題目召宰相以下賦詩，並親自審閱。興宗也善為詩文，他不但與詩友唱和，還親自出題，以詩賦試進士於廷。 在遼朝諸帝中，道宗洪基文學修養最高，善為詩賦，作品清新雅麗，意境深遠。其詩《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②。有詩文集《清寧集》。 宗室東丹王耶律倍有《樂田園詩》、《海上詩》。耶律國留、資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屬文，工辭章，國留有《兔賦》、《寤寐歌》；資忠出使高麗被留期間，「每懷君親，輒有著述」，後編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書招討使蕭撻凜，陳安邊之策，詞旨皆可稱。 道宗皇后蕭觀音的《諫獵疏》、《回心院》和應制詩《君臣同志華夷同風》，天祚文妃的諷諫歌，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時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們的文學修養，而且表達了她們關心社稷安危、致主澤民的政治理想。詩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為典，更體現了她們的經學、史學造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閬苑集》，樞密使蕭孝穆有《寶老集》，北女直詳穩蕭柳有《歲寒集》，蕭韓家奴有《六義集》，敦睦宮使耶律良有《慶會集》等詩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詩》，耶律韓留有《述懷詩》等，但遼朝書禁甚嚴，不許傳入宋境，故皆不傳。現在已無從知道他們是用哪種語言文字創作的。遼朝境內的漢人如楊佶、李瀚等也分別有詩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傳至今的遼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錄》外，還有寺公大師的《醉義歌》。《醉義歌》系用契丹語創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譯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譯文已失傳，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漢譯本傳世。 遼人頗喜宋人詩文，對三蘇的作品多能道其詳。有的詩文集，在宋朝境內尚未廣泛流傳，卻已為遼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③。 遼代私家著述傳世極少，現存者有王鼎的《焚椒錄》、耶律淳的《星命總括》和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行均的《龍龕手鏡》等。 儒學遼朝統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建國初，阿保機將擇歷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認為：「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①於是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機親謁②《遼史·皇子表》。 ③參見清格爾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①蘇轍《北使還論北邊事札子五道》記載，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過殿侍元辛傳語稱，遼境內已有蘇軾《眉山集》，並建議蘇轍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鄭顓對蘇洵「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至上京，館伴王祭祀。契丹上層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養上，也多自覺地以儒家的道德標準為準則。連作述時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金元之際傑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懷古一百韻》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遼家尊漢制，孔教祖宣尼」這一歷史事實。 仕遼的漢官利用一切機會向契丹統治者介紹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統治經驗，對契丹上層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動作用。遼聖宗繼位之初，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進《尚書·無逸》篇，太后「聞而嘉獎」。侍讀學士馬得臣錄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進與聖宗，又上書諫止頻繁擊鞠，皆得到聖宗的讚許。興宗時樞密使馬保忠見皇帝「溺於浮屠」，「朝政不綱」，嘗從容進諫，他說：「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①道宗對儒家經典更是「神領心解」，他不但學習和熟悉儒家經典，而且有自己的獨到認識和深刻理解。認為自身的文化素養和遼朝的典章文物，並不亞於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聖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禮儀制度制定中，更不斷加進儒家思想中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的內容，使之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 契丹上層雖崇佛、尊儒，但佛、儒在遼朝的地位卻並不一致。佛教不過是他們的一種宗教信仰，而儒術卻是他們治國的主導思想和統治者極力提倡的行為標準。 繪畫與雕塑契丹畫家善畫草原風光和騎射人物，他們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繪畫作品。 著名畫家胡瑰、胡虔父子和東丹王耶律倍所畫多入宋內府，被譽為「神品」。耶律倍「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國衣冠」②；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駑，自得窮荒步驟之態」①。他的作品甚為五代人所喜，甚至爭相購買。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射騎圖》和流傳到美國的《人騎圖》、《射鹿圖》。胡瑰所畫「穹廬部落、帳幕旗旆、弧矢鞍韉，或隨水草放牧，或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絕代之精技歟」②。他畫契丹人馬，「用狼毫制筆，疏渲鬃尾，細密有力。至於穹廬什物，各盡其妙」③。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卓歇圖》，流傳到海外的《出獵圖》、《回獵圖》，也有人列為他的畫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學有父風」，與其父的畫品「殆未可分真贗也」①。 遼興宗「工畫，善丹青，嘗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師儒知蘇轍有《服茯苓賦》，因求其方。 ①《玉壺清話》；《宋史·魏野傳》。 ②《遼史·宗室·義宗倍》。 ①《契丹國志·馬保忠傳》。 ②《宣和畫譜》卷8。 ③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走獸門第三·神品》。 ①《五代名畫補遺》。 真，仁宗作飛白書答之」②。外戚蕭瀜，「慕唐裴寬、邊鸞之跡，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凡遇名跡，不惜重價。裝潢即就而後攜歸本國，建小樓以貯之。風和日麗，焚香展卷，臨摹所至，咸有法則」③。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題子、秦晉國妃蕭氏，漢人陳昇、常思言、吳九州等，也皆以善畫稱。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求畫者必與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④。 除上述見於記載的畫家外，遼朝還有大量湮沒無聞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遼代所建寺廟、塔剎和遼墓出土的畫幅、壁畫，同樣反映了遼代的繪畫水平和技巧。如遼寧義縣奉國寺大雄寶殿彩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珍藏的掛幅《神農採藥圖》、《南無釋迦牟尼佛像》，立軸《藥師琉璃光佛說法圖》、《熾盛光九曜圖》，這些畫品雖無作者名款，卻同樣能反映遼代不同時期的繪畫水平。1974年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的絹本遼代山水畫《山弈候約圖》（山水樓閣圖）和花鳥畫《竹雀雙兔圖》，為傳世屈指可數的遼代捲軸畫增添了新的內容。花鳥畫構圖取對稱形式，裝飾氣味尚存，當出自契丹畫師之手。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遼代繪畫作品中，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的當屬遼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畫，它們不但題材豐富，而且有的也有相當高的藝術水平。早期被毀的遼聖宗陵墓永慶陵，墓內和墓道兩側均繪有豐富的彩畫，有建築裝飾、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飛鳳、雙龍、彩蝶、祥雲等飾紋。其中有人物71個，大小略與真人相等，包括蕃漢官僚、侍衛和奴僕。中室四壁所繪《四季山水圖》，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繪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風光，以象徵皇帝四時捺缽之義，景色與慶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當是寫實之作。藝術形制雖顯生拙幼稚，內容卻生動活潑，富有草原生活氣息。近年來，遼代壁畫墓已發現了數十處，內容有草原風光、蕃漢人物、飛禽走獸、祥雲花草、穹廬車帳等，它們是遼朝社會情況的真實記錄，為我們研究契丹人的冠服、髮式、車帳穹廬形制、生產生活狀況、蕃漢統治者窮奢極侈的腐化生活和遼代社會習俗提供了真實的形象資料。如庫倫遼墓壁畫中場面龐大的《出行圖》、《歸來圖》，即描繪了契丹貴族養尊處優的寄生生活，也記錄了契丹人「隨陽遷徙」的具體情況⑤。 遼朝的雕刻藝術以宣揚佛教信仰為多，有石雕和磚雕。保存至今的有真寂寺石窟（後召廟石窟，巴林左旗林東鎮西南約20公里）、開化寺石窟（前召廟石窟，後召廟東大山南坡）、靈峰院千佛洞石窟（赤峰西南約30公里）和大同雲岡石窟中的遼代雕刻石像等。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圓雕佛涅槃像和悲慟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渾厚，比例適當，堪稱佳作」。北窟後室的浮雕像為全寺造形之最優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遼代雕刻作品。據《遼史》記載，南京延芳淀、東京道乾州、上京五鸞殿都曾安放遼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紀初至今，相繼發現了中京遼太祖立像、遼景宗坐像，興中府天慶寺玉石觀音像和西京遺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觀音像用漢白玉雕成，體形高大，鐫刻精緻。大同西郊佛字灣觀音堂保存著一組遼朝②湯垕：《畫鑒》。 ③《宣和畫譜》卷8。 ④《契丹國志》卷8。 ⑤王毓賢：《繪事備考》。 石刻群像，其中的觀音菩薩立像神態端莊，鐫刻工麗，是遼代圓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牆堡西南遼南堂寺遺址有釋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賢、弟子、侍女、獅、象等石雕殘像，其中的釋迦牟尼像「面相渾圓，姿容端正，服飾典雅，衣紋流暢」。 遼代的墓葬石刻內容也十分豐富，它們包括石棺、墓誌、墓壁石刻、部分畫像磚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獸等。 墓前石雕發現的有耶律琮墓神道兩側石雕一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頭戴幞頭，身著右衽肥袖長袍，腰系大帶，拱手恭立；武吏頭戴兜鍪，身著緊袖鎧甲，足登長靴，雙手按劍，神情嚴肅。石羊盤角昂首，曲膝而臥，石虎則作蹲坐式，前腿豎立，翹首遠視。全組石雕風格古樸」⑥。遼寧法庫遼墓出土的墓主人蕭袍魯頭像，神態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內石雕多以主人車馬出行、狩獵、宴飲、歌舞、民間故事和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為題材，用浮雕、半圓雕、陰陽線刻等技法進行創作。遼寧地區發現的幾口石棺多刻四神圖案，雕工精細，刀法純熟。草原地區的遼墓石棺，在雕刻內容和技巧上與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劃牲畜和車帳、牛、羊、馬、駱駝等，以寫實的手法描繪了遊牧生活的實質，也表現出了無拘無束的創作態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畫和飲宴圖為主，有的則雕刻家畜和野獸。這類畫像石墓在遼東京道所屬地區（今遼寧遼陽、鞍山、錦西等地）發現較多。此外，遼朝還有大量的石經幢和石浮圖。這類以修功德、消災禍、報恩祈福、立傳揚名為目的的經幢數量很多，其造型風格、技藝精粗有著明顯的宮廷和民間的差異。 遼代的石雕藝術在繼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藝術傳統的基礎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會、消化，故能衝破宗教藝術的牢籠，創造出富有時代特色的民族藝術成品，充溢著寫實的生活氣息」①。 石雕之外，遼朝尚有磚雕和泥塑作品傳世。遼寧朝陽北塔有磚雕力士、侍者、獅、虎、蓮花等圖案和密宗五方如來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雙馬、五孔雀、五金翅鳥（迦樓羅）生靈座等。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中聳立的觀世音菩薩是我國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16米，立於須彌座上，面帶微笑，頭頂上還有10個小頭像，所以也稱「十一面觀音像」。像旁另有兩尊小型的侍立菩薩，也是遼代作品。山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和義縣奉國寺遼代所建大雄寶殿內，現存有泥塑釋迦牟尼佛像和菩薩像。 ⑥《圖畫聞見志》。 ①參見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五節　西夏的文化藝術「西夏文」 西夏建國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創製記錄党項語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稱「國書」或「蕃書」，後世稱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漢字結構創製的詞符文字，文字構成多採用類似漢字構造的「六書」會意字和形聲字等，也由偏旁、部首組合而成。但同漢字相比，西夏文字筆畫更為繁複，多撇、捺，無豎鉤。《宋史·夏國傳》記載其「字形體方正，類八分，而畫頗重複」。西夏學者骨勒茂才認為：西夏文和漢文的關係是「論末則殊，考本則同」①。西夏文創製後，夏廣運三年（1036）下令頒行，尊為「國字」，「凡國中藝文誥牒盡易蕃書」，與周圍王朝往來表奏、文書，都使用西夏文字。國中設立「蕃學」，由野利仁榮主持，選派貴族官僚子弟入校學習，翻譯漢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創製，在西夏得到了廣泛的推廣應用，並構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從現已發現的西夏文字文獻、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記載的歷史、法律、文學、醫學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譯的漢文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類林》、《孫子兵法》、《貞觀政要》、《十二國》等；有大量譯自漢、藏等文字的佛教經典；還用西夏文鐫刻碑文，書寫題記，鑄造印章、錢幣、符牌、銅鏡等。 文學西夏崇尚漢文化，但用漢文創作的文學作品傳世不多。崇宗乾順特別重視文學，本人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曾作《靈芝歌》與大臣王仁忠酬唱，傳為佳話。留傳於世的西夏文學作品，以詩歌和諺語為主。詩歌有宮廷詩、宗教勸善詩、啟蒙詩、紀事詩與史詩等幾類。西夏詩歌有韻律，一般為對稱結構，通常是五言或七言體，也雜有多言體。每一詩句的音節數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創作的《大頌詩》②，是頌揚西夏文創製者野利仁榮的頌詩，全詩23行，分別為七、十、十一言。另一首史詩性的作品《夏聖根讚歌》①，內容多為民間傳說，遣詞造句帶有濃重的民謠色彩，全詩45行，每行3—14字不等。開首三句：「黑頭石城漠水邊，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彌藥國在彼方」，歷來被學者引用作解釋党項族稱與歷史源起的根據。另一首《新修太學歌》①，作於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內容是讚美重建太學的，全詩27行，字數不等，詞句華美對仗，具有宮廷詩的風格。 諺語是西夏文學的寶貴遺產，著名的西夏諺語集《新集錦合辭》②，是由①參見朱子方、包恩梨：《遼朝的石雕藝術》，《遼海文物學刊》1992年第2期。②參見朱子方、包恩梨：《遼朝的石雕藝術》。 ①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①[俄]克恰諾夫：《獻給西夏文字創造者的頌詩》，載《中國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②聶鴻音：《西夏文考釋》，《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學者梁德養、王仁持於夏乾祐年間（1170—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諺語對偶工整，結構嚴謹，字數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為最多。內容廣泛地反映了西夏與党項社會的各個方面，揭露黑暗、鞭韃醜惡、讚頌美好生活，並涉及社會生產、生活、風尚習俗、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等內容。音樂、舞蹈党項羌人是一個富有音樂傳統的民族，早期党項羌人的樂器「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③，「橫吹」即竹笛，是由羌人發明的。從唐代起党項人接受了中原音樂，宋代李德明時「其禮文儀節，律度聲音，無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國後，李元昊為改「唐宋之縟節繁音」，乃下令「革樂之五音為一音」①。夏人慶五年（1148），仁宗令樂官李元儒參酌中原樂書，更定音律，賜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樂器，據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記載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箏、箜篌、管、笛、簫、笙、篳篥、七星、吹笛、擊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設有「蕃漢樂人院」，惠宗時曾「招誘漢界娼婦、樂人」②，已發現的西夏文獻藏品中有《劉知遠諸宮調》戲曲殘本，說明戲曲已傳入西夏。 西夏時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畫中留有生動的形象，如建於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的《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碑額兩側的線刻舞伎，舞姿對稱，裸身赤足，執巾佩瓔，於豪放中又顯出嫵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區的石窟寺西夏壁畫中，伎樂菩薩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風韻，失去了羌系民族強悍粗放的風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的《樂舞圖》，由舞女與樂隊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掛綢帶，著短裙長褲、赤足，頸部、手臂飾以瓔珞、臂釧、手鐲，左右相對吸腿舞狀，姿態雄健③。在一幅西夏觀音圖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樂人為禿髮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動作雄健，類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繪畫、書法西夏的繪畫藝術，留傳於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繪畫。種類有石窟、寺廟壁畫，經卷木刻畫，木板、絹帛、紙本繪畫等。石窟壁畫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繪畫題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說法圖、經變畫、千佛、供養菩薩、供養人像與洞窟裝飾圖案等。壁畫中的樂舞圖、飛天、水月觀音、唐僧取經圖尤為西夏繪畫藝術的精品。在壁畫題材中，有為闡發佛教經義繪製的反映西夏社會生產和生活內容的農耕圖、踏碓圖、釀酒圖、鍛鐵圖，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繪畫藝術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養人像，無論男女，都身材修長高大。男像圓面高准，兩腮肥碩，體魄魁偉，穿戴別具民族特色的服飾，充分表現出党項羌人粗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畫，早期模仿繼承北宋，中期學習吸收回鶻佛教壁畫藝術的成分，晚③聶鴻音：《西夏文考釋》，《寧夏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①參見陳炳應譯《西夏諺語——新集錦成對諺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②《隋書》卷83《党項傳》。 ③吳廣成：《西夏書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後世稱為「藏傳佛教」）繪畫藝術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在構圖、人物造型、線條、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線條上以採用鐵線與蘭葉描為主，輔以折蘆、蓴菜條；敷彩大量使用石綠打底，使畫面呈現冷色調的「綠壁畫」等。西夏時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漢文佛經中，卷首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畫，也發現有圖解本的西夏文佛經。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畫，有用絹、帛或紙本繪製的，內容有《文殊圖》、《普賢圖》、《彌勒佛圖》、《阿彌陀佛接引圖》等。其中還有《十一面觀音圖》、《上樂金剛圖》、《勝三世明王曼荼羅圖》及大型壇城（曼荼羅）木版畫等密宗繪畫，濃抹重彩，色調深沉，畫中附繪供養人像與西夏文題款，別具風格，都堪稱藝術佳品。除佛畫外，甘肅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畫，內容多為武士與侍者形象，雖構圖缺少變化，但用排列整齊的人物形象渲染嚴肅氣氛，筆法飄逸，頗具唐畫餘韻。黑水城出土的版畫《賣肉圖》和《魔鬼現世圖》，構圖新穎，脈絡分明，描繪生動、逼真、細膩，刀法嫻熟，反映了西夏繪畫藝術從寫實到寫意方面的高超畫技。 西夏的書法藝術源於漢字，有楷、行、草、篆四體，傳世作品中，楷書多見於寫經與碑文，篆書見於碑額與官印，文書、契約則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發現有西夏時期使用的竹筆，用以書寫硬筆書法。仁宗時期的翰林學士劉志直，工於書法，他用黃羊尾毫製作之筆，質量很高，為時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藝術品種類多，有鑄銅、石雕、磚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銅牛，長120厘米，重188千克，模製澆鑄，通體鎏金，造型生動，比例勻稱，是西夏銅鑄藝術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題材豐富，出土的有石馬、石狗、石螭首、石雕人頭像、欄柱、柱礎、人像石座等。動物石雕、欄柱石雕都為通體圓雕，比例均衡，刀法細膩，有的留有彩繪痕跡。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負物狀，形象有男女之分，皆雙眉粗厚，雙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說為西夏奴隸形象的寫照。 泥塑藝術以佛寺塑像為代表，夏崇宗時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釋迦牟尼涅槃像，身長34.5米，肩寬7.5米，木胎泥塑，金裝彩繪，雖經後世修補，但西夏泥塑規模與風格於此可見。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養天女彩塑，高67厘米，頭梳垂髻，身著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旗一古廟和寧夏賀蘭縣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薩、羅漢、供養人、力士、童子泥塑，這些泥塑佛像多運用寫實與藝術誇張手法，刻劃表現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氣息。 雕塑陶瓷藝術品，在寧夏靈武窯出土的有人物和動物形象，如禿髮的青褐釉供養人頭像，臥姿褐釉駱駝，形象生動，釉色精美。西夏還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薩像，冠帶羅裙，端坐於龕內，左右置寶瓶和童子，畫面富有生氣。竹雕，在長7厘米寬不足3厘米的畫面上，有庭院、松樹、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細、生動，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第六節　金代的文化藝術 金初，諸事草創，文學樸陋，得遼人韓昉而言始文，多借才於宋。及至海陵，金朝始有自己的文人，蔡珪被稱為金代文派正傳之宗。金朝文化在發展中已達到很高水平，它「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④，「大定以後，其文筆雄健，直繼北宋諸賢」①。在某些方面亦非宋可比，啟後世文化發展之先聲。文學金代文人能在我國文學史上，開後來派別或啟發於後世的，主要是王若虛、元好問。王若虛著有《滹南遺老集》，是金代特出學者，詩文之外，兼長經史考證，推崇蘇軾，其論史則攻擊宋祁，論詩文則尊蘇抑黃，是當時具有權威的評論家。他的貢獻在於初步建立了文法學和修辭學，他還想建立文例，後來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響。元好問是金朝集大成者，著有《遺山文集》，他的《論詩絕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開後來論詩的一個重要派別。金代文人輩出，蔡珪被稱為大定文章之首，其次是党懷英，與其同時的有趙渢、王庭筠（渤海人）、王寂、劉從益等。章宗承安後，在文壇上的主要人物有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元好問等，皆一時名士。在女真人中成就較高的有金章宗完顏璟及完顏■等。 雜劇戲曲雜劇戲曲在金朝得到相當的發展，已盛行以雜劇的形式作戲。金代院本的發展，為後來元代用北曲譜成表演故事的雜劇打下了基礎。金章宗時人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是我國古典戲劇中一部帶典範性的劃時代傑作，系根據唐代元稹《鶯鶯傳》改寫而成，但無論是思想還是藝術，都衝破了傳統觀念的束縛，被稱為「古今傳奇鼻祖」，「北曲之祖」。 儒學金朝以儒家思想為統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此外，老莊之學、佛學，特別是法家刑名之學亦較廣泛流傳和應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長期在北方潛伏著的理學又得到傳播，因此出現以理學作為武器，一方面對經義之學展開批評，另一方面從理學、佛學方面對兩宋的理學展開批評。 趙秉文被稱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評漢以來的傳注之學，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學。他認為「獨周、程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神奧」，「此前賢之所未到」①。他對北宋之學也加以批評，出入於佛、老，但沒有使三道合一把理學向前推進一步，終以衛道統名於金。王若虛批評傳注之學，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12。 ①董錫玖：《中國舞蹈史》（宋遼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版。①《遺山先生文集》卷18《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其弊不可勝言，肯定宋學「使千古之絕學，一朝復續」②，「推明心術之微，剖推義利之弁，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①。同時他斥宋學，並曾下功夫對兩宋理學注釋加以評論和褒貶，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純甫，由儒教轉向道教，又由道教轉向佛教。著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①，他說：「學至於佛則無所學」，以為宋伊川諸儒「皆竊吾佛書」②。異常大膽地向兩宋理學開戰，以達到以佛為主的三教合一，把佛書抬高到儒、道之上。 史學金朝除繼承歷朝史學之外，尚有其特殊的貢獻。金代對傳統的正閏觀展開批評，發揚了歷史上的民主和包括各族在內的中華思想。趙秉文認為王室與列國、華與夷、中國與四境的關係都是可變的；認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稱「漢」，認為社稷與民相比，民貴而社稷輕，反對唐開元末「禍始於妃後，成於宦豎，終於藩鎮」的提法，認為禍害的根源在「明皇」③。王若虛認為不能只有宋統一中國，統一也要講「曲直之理」。他認為歐陽修不講曲直的統一，是「曲媚本朝，妄飾主闕」④。他認為國之存亡可付之天數，但不能以守忠節犯食人之罪，他讚許司馬光對傳統正閏觀的批評，「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⑤。元好問《中州集》是以詩存史，他把各地區、各族的詩人均視為中州人物，這是統一的包括各族在內的中華思想的具體反映。 繪畫、書法金代藝術的發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海陵完顏亮能畫竹，顯宗允恭畫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畫人物，徐榮之善畫花鳥，杜錡畫鞍馬。金章宗設書畫院，收集民間和南宋收藏的名畫，王庭筠與秘書郎張汝方鑑定金朝所收藏書畫550卷，並分別定出品第。章宗親自為收藏的書畫題簽和題詞。現存金畫不多，有虞仲文《飛駿圖》、王庭筠《枯木》等，以張瑀《文姬歸漢圖》為最。畫面縱29、長127厘米，由墨筆淡設色，畫蔡文姬歸漢行旅在漠北大沙中的生動情景。藝術風格和表現技巧，都承唐、宋名畫家的傳統，是難得的精品。 金代書法家，亦不出北宋諸派的窠臼，如吳激、王庭筠宗米，趙秉文、趙渢宗蘇。章宗學宋徽宗的瘦金體，很有成就。王競工草隸，尤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都是競所書，士林推為第一。党懷英工篆籀，為學者所宗。趙渢工正、行、草書，亦工小篆，正書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行草書備諸家體，超放似楊凝式，當處蘇、黃伯仲間；時人以渢配党懷英小②阮元：《金文最序》。 ①趙秉文：《閒閒老人滏水文集》卷1《性道教說》。 ①《滹南遺老集》卷44《道學發源後序》。 ②《滹南遺老集》卷3《論語辨惑序》。 ③《金史》卷126《李純甫傳》。 ④《歸潛志》卷1、卷9。 ⑤《閒閒老人滏水文集》卷14《唐論》。 篆，號「黨、趙」。吳激得其岳父米芾筆意，王庭筠在當時學米諸人中，造詣最深，其書法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為元初巙子山諸人所不及①。任詢具有多方面的才藝，書法為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中州集》稱他：「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 壁畫和雕刻金代壁畫和雕刻藝術造詣亦深，現存的金代寺院壁畫和已發掘的雕磚墓和遺物充分說明了這點。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畫，內容極為豐富，與傳世的宋畫中精品不相上下，它比永樂宮壁畫繪製年代早158年，二者前後輝映，是金、元建築壁畫中的雙璧。在伊春金山屯出土有舞樂浮雕石幢，呈柱狀八面體，每面都刻有人物浮雕，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擊鼓奏樂，有的在吹笙弄簫，不僅表現出精巧的雕刻技術，而且展示出一個精彩的歌舞場面。金代文化藝術繼遼、北宋之後而不斷發展，超過了遼，在北宋之後與南宋平行，構成當時我國文化發展的南北兩大支。在我國文化藝術發展史中起著「上掩遼而下軼元」②的作用。 ①《滹南遺老集》卷26《君事實辨》。 ②《滹南遺老集》卷30《議論辨惑》。 圖版目次一、湖南永順縣溪州銅柱五代·後晉二、佛宮寺釋迦塔（山西應縣木塔）遼三、山西大同華嚴寺全景遼四、華嚴寺內大雄寶殿遼五、北京盧溝橋金六、山西恆山懸空寺懸空寺創建於北魏後期（約471—523），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歷史。現存建築是明、清兩代修建後的遺物。 七、打鐵釀酒圖（壁畫）西夏八、刻絲紫鸞鵲譜北宋九、刻絲蟠桃花卉圖南宋十、鈞窯尊宋十一、磁州窯黑釉雕剔花卉罐宋十二、景德窯青白釉刻花花卉碗宋十三、清明上河圖（局部）北宋張擇端十四、聽琴圖（局部）北宋趙佶（徽宗） 十五、卓歇圖（局部）五代胡瓌十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五代顧閎中十七、與元珍帖北宋歐陽修清乾隆拓本十八、與太師帖北宋司馬光清乾隆拓本十九、赤壁賦北宋蘇軾清乾隆拓本二十、與無咎書帖北宋黃庭堅清乾隆拓本二十一、真酥帖北宋米芾清乾隆拓本二十二、與彥修帖南宋朱熹清乾隆拓本以上圖版共二十二幅分為兩組。圖版一至十四為一組，排在上冊卷首。 圖版十五至二十二為一組，排在下冊卷首。圖版一、圖版七、圖版二，分別選自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畫集叢刊》之湖南分冊、寧夏分冊、《民族畫報》1984年第2期。圖版三、圖版四、圖版六、圖版十、圖版十一、圖版十二，分別選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華嚴寺》、《古建風光》（1992）、《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上海博物館藏瓷選集》。圖版五，系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照片。圖版八、圖版九，選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出版的《中國博物館》叢書之三《遼寧省博物館》。圖版十二、圖版十四、圖版十五、圖版十六，選自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第一集、第二集。圖版十七、圖版十八、圖版十九、圖版二十、圖版二十一、圖版二十二，均選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