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七卷） · 第六章交通與郵傳

第一節五代、宋的水上交通與漕運 五代時期中原的梁、唐、晉、漢、周大體上占有淮河以北地區，南方各國則分別占有長江、珠江流域。長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皆通航運，水上交通發達。但淮河主流在五代時，處於五代中原皇朝與吳或南唐的接壤線上，南宋時又與金朝以淮河主流為界，這兩個時期的淮河主流，一般情況下都斷航。 五代的後唐、後周以及宋代，注意發展人工運河，疏浚、拓寬北方的淺狹河流，與長江、淮河、珠江等自然河流一起，形成十分繁忙的內河航行體系。凡以水上交通為主的地區，沿江、沿河的重要港口城鎮，設有「驛站」館舍，以供過往官員等住宿。 五代時南方的吳、南唐、吳越、閩、泉漳等政權，還注意發展海上交通，宋代的海上交通更加發達。 河北水運後唐明宗時注意興修水利，長興三年（932）五月，「幽州進呈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②，可以通航60噸左右的船隻，在當時內河航運中這是較大的船隻。這是五代前期河北北部地區重要漕運河道，自後晉時起本地區屬於遼朝。後周顯德六年（959）四月，又「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於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泄洪口）三十六，遂通瀛、莫」州①。同月，後周世宗攻遼時，即自乾寧軍乘船北上，經獨流口（今天津靜海北），折而西進至孟津關（今河北霸州），後因水淺而棄船登岸，後周時河北水運航道至此為止。北宋朝廷很關注河北邊防的漕運，太平興國六年（981），宋太宗命令疏浚所有通向邊境的河道。又於清苑（今保定）界開掘徐河、雞距河入白河，「自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①，解決了邊防軍需的運輸問題。淳化二年（991），又自深州（今深縣南）新寨鎮開新河，導胡盧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運，解決了河北前方駐軍重地的漕運，後因河道變遷而斷航，熙寧時，再次開渠引水注入新河，恢復航運。 咸平五年（1002），又自靜戎軍（今徐水）東部的鮑河，開渠入順安軍（今高陽東），引入威虜軍（今徐水西北），漕運直達邊界地區。景德元年（1004），自嘉山（山名，今曲陽北）東開渠，引唐河水至定州（今屬河北），向東到蒲陰（今安國）以東，會合沙河，北上經邊吳泊（今高陽西），直通宋、遼界河。還開掘或疏浚了一些河道，也都是為了向河北北部運送邊防軍需。 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建炎三年正月甲午。各府州戶數包括屬縣。①《中州集》丙集第三，劉迎《淮安行》。 ①《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十斗為一石，也稱料、斛，約120市斤；南宋末年一斛改為五斗。後世又改為二斗半，四斛為一石。 廣濟河（五丈河）水運後周顯德四年（957）四月，「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顯德六年二月，世宗又命「浚五丈渠，東通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②。這是後周時京東地區通向首都開封的重要漕運河道。 但是，五丈河水量較小，不利於通航。宋建隆二年（961）三月，又命自滎陽（今屬河南）開渠百餘里，引京水、索水到首都開封，再架流水槽於汴河之上，注入五丈河，增加水量以便於航運，每年承擔京東地區漕運上供米62萬石，成為首都開封通往東北地區的重要渠道。開寶六年（973）三月，五丈河改名廣濟河。以後雖不斷疏浚，但每遇久旱不雨就斷航。以致在元豐五年（1072）將京東的漕運，改由淮陽軍（今江蘇邳州南）入清河轉入淮河、汴河，運到首都開封，但終因路途遙遠，運輸費用增多。元豐七年，又改為以黃河水注入廣濟河以增加水量，漕運再次由廣濟河運抵開封，它是京東地區漕運的主要渠道。 漕運的主渠道：汴河水運汴河是隋、唐運河的黃淮段，隋代稱通濟渠，唐代改為廣濟渠，習稱汴河。唐末毀於戰亂，後周顯德二年冬，世宗淮備進攻南唐，依古河堤進行疏導，東至泗州（今江蘇盱眙），流入淮河。顯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在今河南滎陽北黃河南岸）引黃河水入汴河，「由是江淮舟楫果達於京師」③，這是唐末以來首次疏通汴河。 北宋時，汴河成為漕運的主渠道，「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半天下財賦並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張方平說：「國家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惟給太康（今屬河南）、咸平（今通許）、尉氏（今屬河南）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①所以北宋一直注意汴河的疏浚，但汴河引用黃河水，渾濁易淤積，每年要關閉汴口，以便清淤，修護堤防，一年只有200多天通漕運。 元豐二年（1079）四月，改引洛河水，六月完工，「自任村沙谷（今鞏義東北）至河陰（今鄭州西北）瓦亭子，並汜水關（今滎陽西北）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引洛河水入新口斗門通流入汴」①。這是一條改引洛河水，沿途設36陂為「水匱」（蓄水池），水少時放水以助航行；天旱缺水時，則從汜水關運河引黃河水補充水量。新汴河因洛水含沙量少而水清，故稱「清汴」，清汴暢通時，「波流平緩」，「江淮扁舟四時上下，晝夜不②《資治通鑑》卷294，顯德六年四月庚寅、辛卯。 ③《宋史》卷95《河渠志》五《河北諸水》。 ①《資治通鑑》卷293，顯德四年四月乙酉；卷294，顯德六年二月甲申。①《冊府元龜》卷497《邦計部·河渠》二。 絕」，「公私便之」②。到元祐五年（1090），又因原先直接引黃河水入汴河，可分流黃河流量的十分之三，黃河可以安流不決。現在主要用洛水，取黃河的水只是黃河流量的十分之一，導致黃河時常決口為由，同年十月廢「清汴」，改引黃河水入汴河，恢復舊汴河的航運。哲宗紹聖四年（1094），再次修復「清汴」通航，直至北宋亡。 京城開封另一條漕運河道是惠民河，起自京西北路的閔水、洧水等，許州、鄭州諸水皆匯入，經尉氏到開封，合於蔡河，通官私船運，每年漕運60萬石。 真楚運河（江淮運河） 船隻經汴河至泗州（今江蘇盱眙北，已淹沒在洪澤湖中），進入淮河，至楚州（今淮陰）南下，轉入真楚運河至揚州、真州，是隋唐運河的江淮段。由於航行於汴河、運河的船舶較小，載重量只有四五百料（約合24至30噸），而淮河水流湍急，尤其是楚州北的山陽灣段，常導致航船翻沉。宋雍熙元年（984）在淮河南岸開沙河，自淮陰縣（今淮陰西南）磨盤口至楚州末口長60里，避開了淮河山陽灣急流，再折而南下進入真楚運河。皇祐時，又在淮河南岸自淮陰向西至洪澤鎮（在今洪澤鎮西南，已淹沒在洪澤湖中），開「新河」49里，使過往船舶自洪澤鎮由淮河進入新河，下接沙河，再轉入真楚運河。元豐六年（1083），再在淮河南岸開龜山運河，長57里，闊15丈，深1丈5尺，起自泗州盱眙龜山鎮（今盱眙東北，已淹沒在洪澤湖中），東至洪澤鎮與「新河」相接。從此，將真楚運河延長到龜山鎮，西接清汴，在淮河中的航程只有二三十里，增加了航運的安全性。 真楚運河（江淮運河）內原有河堰堤壩五處以保持水位，但船隻過堰時要卸下重載貨物，船隻過堰後再裝船起運，不僅裝卸頻繁，而且船隻容易損壞。天禧元年（1017），開揚州「古河」經由揚州城南連接運河，又拆毀運河中的堰改為水閘（船閘），並掘深河道，船隻從此航行無阻。史稱「真州乃外江（指長江）綱運會集要口」③，長江中上流的物資，由江船運到真州，轉搬上較小船隻，進入長江北岸的真楚運河，至揚州後北上運往京城開封，對隋唐運河進行了前所未有的修整改造。南宋時淮河以北屬金朝，真楚運河是運軍糧至楚州的漕運航道。 宋代漕運及其他官方物資，通常每十船組成一綱，如五十船即編為五綱之類，稱為綱運，如運送糧食的「糧綱」、運送奇花異石的「花石綱」之類。陸上運輸官府物資，也以每若干輛車或若干個挑夫組成一綱，均由官員及兵士押送。 浙西運河（江南運河）與浙東水運五代時，隋唐運河的江南段分屬於南唐、吳越兩國，後周世宗進攻南唐，吳越出兵會攻，占領南唐的鎮江、常州（今皆屬江蘇）。宋以南唐轄區為江南東、西路，以吳越轄區為兩浙東、西路。江南運河屬兩浙西路，稱「浙西②《宋史》卷93《河渠志》三《汴河》上。 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8，元豐二年六月甲寅。 運河」。北宋時，運送兩浙路物資北上，經鎮江過江至揚州入真楚運河，經汴河直達京城開封。 南宋時，「浙西運河，自臨安府北郭務至鎮江口閘，六百四十一里」，「自大江（今長江）而下至鎮江則入閘，經行（浙西）運河，如履平地，川廣巨艦直抵都城（臨安）」，成為南宋時期最重要的內河航道。首都臨安的「士庶欲往蘇、湖、常、秀、江（指江南路）、淮（指淮南路）等州，多雇■船、舫船、航船、飛篷船等」。「綱船」「運千餘石或六七百石」，「諸郡米客船隻，多是鐵頭舟，亦可載五六百石」④，通航能力遠大於真楚運河、汴河。 南宋初，又疏浚兩浙東路的上虞（今浙江上虞東南）梁湖堰（今上虞城南）以東的運河，以及餘姚縣（今餘姚北）境內的運河，東接餘姚江通向明州（今寧波）。後又疏浚蕭山西興鎮（今蕭山西）至大江（今錢塘江）運河，是浙東地區的重要漕運渠道。 靈渠靈渠起自廣南西路桂州（今廣西桂林）興安（今屬廣西）的離水（今灕江）與湘水（今湘江）之間，自秦代開鑿以來，歷代成為長江與珠江兩大水系的通航要道，唐代設斗門以通漕船，這是原始的「船閘」，有利於船隻的通行。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邊翊任廣南轉運使重修靈渠，嘉祐四年（1059）大舉重修，增設斗門，以提高航運能力。南宋時，廣西路靈川（今靈川北）、興安兩縣知縣銜內帶「兼管靈渠」，負責隨時疏浚以維持航行暢通。靈渠是連接珠江與長江兩大水系的唯一水道，大量漕運物資由此轉運。 長江等河流的航運長江、黃河、淮河、珠江等河流及其支流，是東西向航運的主要渠道，長江主航道，西起嘉州，東至真州、京口轉入真楚運河或浙西運河。南宋陸游曾記他赴任夔州通判時，自真州乘載重2000斛（約合120噸）大船西上時，「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眾，煙帆映山，縹緲如畫」。陸游到鄂州時，見到稅務亭前江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是長江中游的主要河港，反映了長江航運的繁忙景象。陸游在快到石首縣（今屬湖北）之前，看到兩艘載重2500斛（約合150噸）的大船下行。他乘2000斛船航行到沙市（今屬湖北），換乘「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①，說明長江航運至少可到達嘉州，而大船可到沙市。 黃河部分河段及渭河下游也通航，自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下行至汴口（今鄭州西北黃河南岸），進入沛河至東京開封。自河陽以上經三門峽至潼關進入渭河，通航至渭橋鎮（今高陵南）。珠江、淮河中下游也是通航要道。海上交通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97，元豐二年四月庚寅注。 ①《宋會要輯稿》食貨47之3。 五代時，由於南漢統治者對來廣州貿易的番商船隻進行掠奪，導致蕃商不敢來廣州，海上交通也因而受阻。但閩及泉、漳轄區內的泉州，吳越轄區內的明州、秀州等處，對外貿易發達，海上交通也很興盛。宋朝統一後，海外貿易興盛，海上交通更加發達，「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貿易」，還有今日本、朝鮮半島，以及埃及、索馬利亞等地，包括今東北亞、東南亞、南亞、西亞，甚至東非地區①，與宋朝之間的海上交通，主要是與宋朝東南沿海的諸海港之間進行，宋朝先後於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設市舶司進行管理。五代的吳越及宋朝與日本、高麗等東北亞地區海上交通，主要通過明州、臨安、秀州與北方膠州灣內的板橋鎮（改設膠南縣，今山東膠州）諸海港進行，宋朝廷也設市舶司進行管理。 但是，市舶機構只是宋朝外貿管理與稅收機構，而宋朝沿海的水上交通無所不達。中外商人因風或有意逃稅而不到指定的港口停靠，如被稱為「取私販海者」的「大商，自蘇、杭取海路，順風至淮、楚間」，甚至「擅乘舶自海道入（宋遼）界河（今天津海河），及往高麗、新羅（今朝鮮半島），登（今山東蓬萊）、萊州（今屬山東）界」，向北航行於今黃海、渤海沿岸地區。北宋朝廷曾從真州發「漕米三萬石，由海路送濰（今濰坊）、密（今諸城）州」。 航行於今東海、長江下游的海船的增多，促使南宋朝廷繼在明州、臨安之外，又在海船往來較多的溫州、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設立負責外貿的二級市舶機構「市舶務」，反映了長江口以南海上交通的興盛狀況。 南海是宋朝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海上交通的必經海域，今廣東、廣西、海南、福建沿海各地之間的海上交通也很興盛。南宋時，閩、廣、溫、台的糧食、錢物運送首都臨安時，即由海道運至明州，再轉由內河船隻運至臨安。 航海的「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余者謂之『鑽風』，大小八櫓或六櫓，每船可載百餘人，風雨晦冥時，唯憑針盤而行」①。五千料船應是出洋的大海船，一二千料船是沿海及長江航行船隻，而「鑽風」船則應是近海航行船隻。1975年福建泉州灣出土的宋代海船，經考證是2000料左右的海船①，屬於中型海船。各種海船裝有指南針盤（羅盤）導航，促進了宋代海上交通的發展。①《宋史》卷97《河渠志》七《浙西運河》；吳自牧：《夢粱錄》卷12《河舟》。①陸游：《渭南文集》卷44至47，《入蜀記》第二至第五。 ①《宋史》卷139《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蕃志》。參見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節五代、宋的陸上交通與「驛站」 長江、黃河等江河浮橋五代、宋代的陸上交通，尤其是宋代的陸上交通四通八達，驛路、官路通向首都及各路府州縣，遇有河流，通常都造有固定的石橋、木橋，而遇大江、大河則主要依靠渡船，宋代則常建浮橋，尤其是在黃河上建有多座永久性的浮橋，淮河、漢水等也建有永久性浮橋，這些都是前代所不多見的；長江下游建的雖是臨時性軍用浮橋，卻是歷史上第一座長江浮橋。 長江浮橋宋代稱「大江浮梁」、「采石磯浮梁」。宋朝建立後，與南唐（江南）隔長江相峙，南唐落第舉子樊若水為了尋找投靠宋朝的資本，在長江南岸采石磯（今安徽馬鞍山南）以釣魚為名，乘小船載絲繩多次往返於長江兩岸，暗中測量江面寬度，向宋太祖獻計在采石磯造浮橋，作為宋軍渡江攻唐的橋樑。宋太祖隨後下詔於朗州（今湖南常德）造黃黑龍船數十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從荊南（今湖北江陵）順江而下。宋開寶七年（974）十一月，宋軍進攻南唐都城金陵，浮橋先試建於石牌口（今安徽安慶西），「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系纜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①。在宋滅南唐的戰爭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由於「江闊水深」難以長期維持，滅南唐後即拆除。 黃河浮橋，首先是著名的澶州（今河南濮陽）浮橋，宋真宗於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親征至澶州，由南城到北城即是乘輦經浮橋過黃河的。「澶州浮橋計使腳船四十九隻」②，原是由溫州（今屬浙江）製造後運往澶州，但途中歷時二三年，自天聖六年（1028）開始，改由本州造腳船。 黃河上主要的浮橋還有滑州（今河南滑縣東南）浮橋，橋長461步，北岸為濬州（今濬縣），也是南北交通要道。政和五年（1115），在濬州大伾山至居山與滑州汶子山之間，建造連結三山的永久性浮橋，前者稱天成橋，後者稱聖功橋，合稱三山浮橋，然後開挖河道，使黃河改道從三山之間通過，遂移滑州浮橋於此，但由於水勢不順，河流湍激猛暴，以致泛溢成災。靖康元年（1115）正月，金軍南侵，守橋宋軍雖放火燒橋，但損壞不大，金軍由此渡河南下。其西有河陽（今孟縣南）浮橋，為宋西京洛陽北上的要道。還有河中府（今山西永濟西）浮橋；熙寧六年（1073）十月，又於延州（今陝西延安）永寧關（今延川東南）渡口造浮橋，都是連結黃河東西兩岸的交通要道。 滹沱河上亦建有浮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的中渡浮橋，熙寧時所建，從元豐五年（1082）起改為每年「八九月易以板橋，至四五月防河即拆去，權用船渡」①，成為季節性橋樑，是通向宋遼邊境的重要通道。 淮河上主要浮橋為「臨淮、壽春浮梁」②，臨淮為泗州浮橋，是淮河下游的主要通道，壽春為壽州（今安徽鳳台）郡名，壽州浮橋是淮河中游的主要①《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3、8，食貨46之5、47之16；《夢粱錄》卷12《江海船艦》。②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附錄二，《關於泉州灣出土海船的幾個問題》。①《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5，開寶七年十一月甲申。 ②《宋會要輯稿》方域13之21。 交通要道。 漢水上的襄陽府浮橋，是連接漢水南岸的襄陽與北岸的樊城主要通道，南宋襄陽府地處宋金邊防要地，在宋金，宋蒙戰爭中，對於宋軍在保衛襄陽、樊城兩城的協防中起了重要作用。 驛路與官路陸上交通分為通驛傳的「驛路」與不通驛傳而通往州、縣城的「官路」，大部分官路即是驛路，因而多數場合的「官路」即是指驛路，驛路也稱「驛道」，官路也稱「官道」。驛路中的主幹線稱為「大驛路」或「大路」。後唐天成三年（928），興元府重修通向關中的「斜谷閣道二千八百餘間」，洋州又「重開入蜀舊路，比今官道近三十五驛」，夔州也「開新路至房州」①，加強了後唐邊境與腹地的陸路交通。 宋朝廷重視驛路、官路的維修，如「入川大路自鳳州至利州、劍門關，直入益州路」，沿途橋閣九萬多間，每年都進行修整以保證通行，這是被稱為「大驛路」的主幹線。熙寧七年（1074），在北段開修由金牛驛（今陝西寧強北）向東經褒城縣（今漢中西北），再北上經新開的「褒斜新路」武休驛（今留壩南），通向西北的鳳州，作為新的「大驛路」。舊「大驛路」北段是由鳳州向西經兩當（今屬甘肅），西南經河池（今徽縣），再南下至金牛驛。經多次比較利害後，自元豐元年（1078）冬起又改為重走舊的「大驛路」。 此外，如修整東、西兩京（開封、洛陽，今皆屬河南）間，「自武牢關至滎陽、鞏縣」段的驛路，等等。 驛路、官路兩旁通常都栽種樹木，挖排水溝渠。福建路「八州、軍，建·汀·南劍州、邵武軍驛路，從來未曾種植，並福州（今屬福建）尚有方山北鋪亦未栽種，遂致夏秋之間往來行旅冒熱而行，多致疾疫」。政和三年（1113）詔令：「遍於驛路及通州、縣官路兩畔，栽種杉、松、冬青、楊柳等木」②，以改善交通條件。 驛站驛站原是兼有官旅（官吏專用旅店）及「郵傳」（傳遞官私文書）兩種職能，五代時開始，「郵傳」由「遞夫」專職遞送，後另設「遞鋪」以承擔「郵傳」。 驛站通常每隔40里左右設置一所，也有50、60里，甚至70里設置一所驛站的，而70里的驛程通常增設一所驛站。兩驛站之間的距離稱為一驛程、一驛或一程。驛站建有館舍，各府、州、縣城都建有驛站，鄉村的驛站通常設在鎮市上，府、州、縣城的驛舍，通常稱為驛館。 各府、州、縣及設於鎮市的驛站館舍，凡赴任、離任官員和差出的官吏軍卒，以及陸上「綱運」押綱官及綱卒，憑「驛券」住宿。一般先到者入住，低官讓後到的高官，尤其是有隸屬關係的高官；如驛舍不足則自住客店。遼、①《宋史》卷95《河渠志》五《滹沱河》。 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4，太平興國八年九月甲子。 金、西夏等使臣也住驛館，宋朝皇帝的出巡也常住驛館。宋代還規定「品官之家及未入官人若校尉，雖不請券，並聽入」住①。放寬了入住驛舍的條件，但如有官員入住則遷避。 宋代由於馬匹缺乏，陸上運輸以牛車為主，驛站通常也不備馬匹。憑「走馬頭子」需乘騎「驛馬」者，實際是乘騎「馬遞鋪」的「遞馬」。 馬驛南宋時，設有專為運送四川、廣西等地馬匹到首都臨安府的「綱馬」而設的「馬驛」，每一所馬驛只配有軍卒5人，不備馬匹，而是備足押運人員及綱馬食用的糧食、草料及居住的房舍，以備過往的「綱馬」使用，每一綱有馬50至55匹、押綱官卒30至60人左右不等。 驛程官員們赴任或離任及差出人員通常每日行一程，即一驛。五代時後梁為了限制「近年文武諸道奉使，皆分外停留」，除了規定各地奉使到京（開封府）官員不同的停留時間外，還特別要求各地奉使官員「往來道路，據里數日行兩驛」②。宋代官員赴任，北方多乘騎「遞馬」，南方則多乘轎，通常日行一程。 驛卒驛站的「驛子」，五代與宋代前期，都是差鄉戶百姓擔任。後周廣順二年（952），還曾下詔：「諸道所差知管驛人，不得於州縣別差人戶貼助。」①宋天聖六年（1028）九月，晏殊奏：「諸處州縣列差鄉戶百姓充驛子，甚有勞擾。臣前知南京（應天府）日，就差剩員兵士逐季替換，甚以便民。望下諸州軍並依此例。詔開封府界依所奏施行。」①從此，軍卒逐漸替代鄉戶擔任「驛卒」。 ①《五代會要》卷25《道路》。 ②《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2、3、4、6。 ①《慶元條法事類》卷10《舍驛·驛令》。京城驛館接待遼、金、西夏等使者。①《五代會要》卷24《諸使雜錄》。 第三節五代、宋的郵傳（遞鋪） 「郵傳」原先由驛站承擔，五代時，由鄉戶擔任「遞夫」，專職擔任「郵傳」。以後又設專門的「郵傳」機構「遞鋪」，其職能遂從「驛站」中分出。但也承擔某些「驛站」的職能，如宋代憑「走馬頭子」，可乘「馬遞鋪」的「遞馬」等。「遞鋪舊法三等，曰急腳、曰馬遞、曰步遞，並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鋪。今總謂之『省鋪』」。也有25里設一鋪，甚至更長，「鋪分地里遙遠去處，置『腰鋪』」②。 急腳遞鋪急腳遞鋪也稱「急遞鋪」，實際是「快速」步遞，是北宋時三種遞鋪中最機要的遞鋪，如規定：「河北兩路急腳鋪軍士，除遞送鎮（今河北正定）、定（今屬河北）總管司及雄州（今雄縣）文書外，他處文書不得承受。」文書的內容規定為「事干外界或軍機，若朝廷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非常盜竊，併入急腳遞，日（指一晝夜）行四百里」，最重要的「御前金字牌」，也是由「急腳軍士晨夜馳走」傳遞的③。但是，實際上經常低於規定的速度。急腳遞鋪只設於少數主要幹線。 馬遞鋪馬遞鋪也稱馬鋪，設於驛傳幹線，備有鋪馬，也稱遞馬、驛馬，鋪馬由官府將不能作戰馬，而「稍堪乘騎者支（給）馬鋪」。如「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1069—1072），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余僅足配郵傳」。宋代驛站不備馬，官吏因「差出勾當公事」以及赴任官員，憑樞密院牒「走馬頭子」，可以逐鋪輪換乘騎「遞馬」，也稱為乘驛馬、乘傳。太平興國三年（978）至端拱二年（989），曾改為「篆書銀牌」，因銀牌經常丟失又恢復用「走馬頭子」。咸平三年（1000），改為「除急程赴任及勾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遞馬（逐鋪更換），余不得更乞置借」①。所以，馬遞鋪實際上承擔「郵傳」與「遞馬」（驛馬）供乘騎的雙重任務。 由於宋代馬少，馬遞鋪的馬匹經常配備不足，而且只是些「稍堪乘騎」 的劣馬，官員乘騎只是代步，郵傳遞件時也難於奔馳。所以，雖有「日行」500里、300里的規定，極大多數遠低於此數。通常將規定日行400餘里（實際上也達不到此數）的急腳遞，作為最快速的郵傳。 步遞、馬遞、急腳遞三種遞鋪，即使在同一城鎮時，通常也是分別置鋪，承擔各自遞件的傳遞。由於馬遞鋪除了遞送文書外，還提供乘騎，一直受到重視，諸路常設「提舉馬遞鋪」官。南宋時，步、馬、急腳三種遞鋪漸合為一鋪，因驛傳都屬於尚書省兵部的駕部司管轄，故稱為「省鋪」。通常仍同②《五代會要》卷26《館驛》。 ③《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14。晏殊於天聖五年至六年九月任應天知府。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1之31，10之24、28。 時保有原先的三種鋪名，遞件則按性質以三種不同的方法分別遞送。在鋪兵、遞馬缺乏時，實際上是待遞件積存一定數量後，以「步遞」進行遞送。 步遞鋪與遞送物品步遞鋪普遍設置，不僅要遞送官方文書，也是唯一允許遞送「私家書簡」的遞鋪，但實際上「私家書簡」經常進入各種遞鋪遞送。步遞鋪與馬遞鋪還承擔遞送小件物品，有些步遞鋪甚至還承擔「綱運」、糧食的遞送。有時急腳遞鋪兵背負物品奔跑，以致大中祥符元年（1008）下詔：「沿路所置急腳遞鋪，蓋令傳送文書，如聞有近上臣僚並往來中使，多令齎持（原作特，誤）物色負重奔馳，咸不堪命，自非宣敕，並不得應付。」 天禧四年（1020），「遣市小車給鳳翔府至綿州遞鋪」。這是給步遞鋪兵運送物品之用，因為川路鋪兵還承擔「綱運」物帛的遞送。到北宋末年，「川路諸般（搬）綱運至州、縣，缺少鋪兵承受」，可以改差其他廂軍或僱人運送。 元豐五年（1082），自秦州至熙州「置車子鋪二十八」，也屬於步遞鋪，可能也是為了「以便運糧、轉送文書」②。 遞卒（鋪兵） 「先是（五代時）天下郵傳，率役平民」。北宋建隆二年（961）五月十七日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北宋時各地廂軍的軍號中有以「郵傳」為名號，「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廢」，就是各地的「遞鋪」兵士；京西、江南、荊湖、廣南諸路廂軍中，號為「步驛」的軍士，即是「步遞」鋪兵；以及「馬遞鋪役卒」，都屬於侍衛步軍司。而「官文書則量其遲速，以附步、馬、急遞」，則屬於尚書省兵部下屬駕部司的職責①。 斥候鋪（戰況情報鋪） 建炎二年（1128）二月，南宋高宗在揚州，因戰況不明，在金軍兵臨城下之際，宋高宗倉皇出城渡江南逃。次年二月，杭州知州康允之在奏章中指出：「維揚（揚州）無斥候，故金人奄至而不知」。於是由「康允之措置本路（兩浙路）衝要控扼去處，擺鋪斥候。每十里置一鋪，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候文字。每鋪五人，新、舊弓手內選有心力、無疾病、能行步少壯人充」，「每鋪（十里）並限三刻（一晝夜一百刻）承傳」，也就是一晝夜遞傳330多里。以後改為兵士擔任鋪兵，而且主要幹線增為每鋪10人。這是新創設的「斥候鋪」，專門將前線的軍情傳送到朝廷，也可以說是一種「戰況情報鋪」。這裡的「擺鋪斥候」，雖只是設鋪斥候（偵察）之意，但以後有時也稱「斥候鋪」為「擺鋪」，多數記載為「斥候鋪」。隨後在臨近的江南路也設斥候鋪，建炎四年，「令江、浙州軍日具平安狀與探報到事宜，一處入斥候鋪飛②《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19，11之9。 ①《宋會要輯稿》兵24之20，方域10之18；《宋史》卷198《兵志》十二《馬政》。申樞密院」①。宋金議和劃淮為界後，斥候鋪仍保留，只存在於首都（臨安府，今浙江杭州）至江淮之間。 紹興十九年（1149），兵部員外郎黃敏行「往四川諸路措置遞角，敏行增鋪益兵」。所增即是斥候鋪，「自黃敏行建請江、浙、襄之間，舊無斥候（鋪）者，一切增創」，實際只是一種新的快速步行遞鋪。紹興二十九年，「將有斥候（鋪）去處，應干『省遞』並行減罷，其常程文字每日類聚輪差一人傳送」①。「省遞」即已合併為「省鋪」的步、馬、急腳遞鋪，現在再撤併入斥候鋪，以減少鋪兵及經費。實際上各地只存在「斥候鋪」，以及原先沒有斥候鋪處的「省鋪」。 擺鋪（軍隊遞鋪） 紹興三十年（1160），宋金關係因金準備侵宋而再次緊張，南宋又創立一種新的步行遞鋪，「建炎三年初立『斥候（鋪）』，紹興三十年又創『擺鋪』。立九里或十里一鋪，止許承傳軍期緊切文字」。與建炎三年設立的，有時也稱為「擺鋪」的斥候鋪不同，這次是由軍隊設置的軍隊遞鋪，常稱為「諸軍擺鋪」。這是「昨緣軍興（指金完顏亮侵宋），斥候鋪承傳遞角滯遲，諸軍置立擺鋪，專一傳送軍期」。具體是「止許承傳尚書省、樞（密）院、都督府、沿邊州軍等，所遣發軍期錢糧要切文字。餘閒緩處不許輒入，並依條入斥候、急（腳）、馬、步遞」①。 紹興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孝宗已即位），擺鋪設置的規定是：「自興州之『行在』，沿路接連，每十里置鋪，選不入隊少健輕捷軍兵五人，每十鋪差巡鋪『使臣』（指正八品至從九品武官）一員，往來機察，季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指一晝夜）行五百里外，余日行三百里。」由各地駐軍統帥派員檢查督促，有違犯處亦由統帥向皇帝報告原因後處置。 這是西起自今陝甘邊境直到東海邊的杭州，長達數千公里的軍隊遞鋪線，是當時最重要的「軍郵」。「隆興和議」（1163）後，宋金再次和平對峙，擺鋪的軍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時，「近來擺、斥、省遞混而為一，共分食錢，通同遞傳」。決定依舊分別傳遞，「擇少壯有行止人充擺鋪，依元來指揮，內外軍期急速文字專入擺鋪，常行文字併入斥候（鋪）；其元無擺鋪處，軍期亦入斥候（鋪），常行（文字）併入省遞（鋪）」②。遞角各種遞鋪傳送的文書，稱為「遞角」，通常裝入「遞筒」封印後發遞，裝有奏狀的遞筒封印後「以千字文號記發」，如「俠字號遞筒」之類。各類遞鋪都登記遞件的到發時刻，如有稽遲即行追究責任。遞筒的「封頭」破損，接收鋪就應「經官更究」①。但是，如四川等地至臨安，路途遙遠，所經承傳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19、20、25、26。 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18；《宋史》卷189《兵志》三《廂軍》，卷163《職官志》三《兵部》。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43、44、46。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9，紹興十九年三月甲辰；《宋會要輯稿》方域11之13。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1之31、17、18。關於「擺鋪」設立的時間，除紹興三十年（1160）之說外，還的遞鋪很多，發生盜折、藏匿，以致只傳遞空筒而內無遞件，又無法追究。在遞鋪鋪兵缺少的情況下，普通遞角常常是積存一定數量後才派人背負或挑擔送往下一遞鋪，甚至由鋪兵家屬婦女遞送，因而也就無法追究是否稽遲。金字牌「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各種傳信木牌，也稱檄牌，實際是「遞匣」，內裝遞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為最重要。「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一晝夜）行五百餘里」。這種「金字牌長尺余，朱漆刻金字，書『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南宋紹興元年（1131），已增加「鳴鈴」，「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收，不得時刻住滯」，實際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晝夜）行400里②。金字牌在北宋時入急腳遞鋪，有時也入馬遞鋪。南宋建炎時，入創設的斥候鋪，紹興末又改入新創的擺鋪，以最快速度遞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紅字牌由於傳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為了區別於普通的朱漆傳信牌，樞密院創製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誤）牌」，分發給各屯駐大軍及與金接界的沿邊州府，專由「擺鋪」遞傳軍期緊要文件，日行350里；並製造「雌黃漆青字牌」以備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黃漆青字牌」，作為尚書省傳發緊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書省遞牌又改為粉字牌。 紹熙四年（1193），又因遞鋪已將雌黃漆青字牌與普通遞角同樣對待，改用黑漆牌子遞匣，上刻「樞密院軍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紅色的紅字牌，日行為300里①。各種傳信牌，雖有日行300、350里的規定，實際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有李心傳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丁卯（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0）「於是初置擺鋪」（實際是斥候鋪）說；「紹興末，丘宗卿為蜀帥，始創擺鋪」（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9《金字牌》，下作《雜記·金字牌》）說；以及《宋史·輿服志·符券》「紹熙末，遂置擺鋪焉」說。丘宗卿為丘崈字，任蜀帥在光宗紹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所以，《雜記》的「紹興末」應是「紹熙末」之誤，史志襲自《雜記》或同源。按「紹興三十年說」，是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軍器監（原作兼）主簿、措置諸遞角王厚之奏狀所說，最為可信。 ②《宋會要輯稿》方域11之17、31。 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52、23。 第四節　遼代的交通交通工具 馬、駱駝、車、船是契丹人和遼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馬的用途最廣，是遊牧、射獵、戰爭、使節往還等必不可少的運輸工具和裝備，契丹男女老幼凡勝任者，都以之為主要運載工具。即宋熙寧間沈括使遼時所見的契丹人行則乘馬。遼朝使者出使遠方，凡途經沙漠者，還需備有駱駝。駱駝耐饑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備的運載工具，而且在長途跋涉無水的緊急情況下，行人可刺駝血作飲料解救危急。車的形制不一，用途各異。《遼史·儀衛志》載：「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氈車，任載有大車，婦女乘馬，亦有小車，貴富者加之華飾。」沈括記載他所見到的契丹車：「其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股，材儉易取，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惟富者加氈■、文繡之飾。」②遼人的繪畫作品和遼墓出的壁畫，多有契丹車的形象。內蒙古庫倫旗遼墓壁畫中的車，有螭頭，車樓、帷子飾青色帳幔，蓋部或四角垂流蘇，與沈括的記載完全相符。這種車當是《遼史·儀衛志·國輿》所說的青■車。在對後晉的戰爭中，遼太宗也曾乘奚車督戰，為晉軍追擊而失車後改乘駱駝。 遼朝境內的奚人，雖「居有氈屋」，也「兼用車為營」①。 宋使至遼境，多乘馬以行。老病不堪乘騎者，也可乘車往返。 蘇轍的《乘駝車》，以詩歌語言描述了契丹車形制①，與沈括所記異曲同工。有的既可陸行，又能用以渡河①。 遼朝的造船技術具有一定水平，曾以海船運輸東京（今遼寧遼陽）糧食，疏解南京（今北京）饑荒。 驛館與驛道遼與宋為兄弟之國，使節往來最為頻繁，自澶淵之盟後，宋遼間驛路一直暢通無阻。自白溝以北，遼朝於驛道置館，接待宋使，車、馬、船、運夫及食宿甚至醫藥供應一無所缺，接伴、送伴使熱情接送，沿途為使臣提供一②《宋史》卷154《輿服志》六《符券》；沈括《夢溪筆談》卷11；《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39，元豐六年九月丁卯；《宋會要輯稿》方域10之48；《雜記·金字牌》。 ①《宋會要輯稿》方域11之20、24、28、30、34、39。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金字牌》、《宋史·輿服志·符券》，均只有青字牌、紅字牌，青字牌（雌黃青字牌），兩書均作「乾道末」。紅字牌（黑漆紅字牌），《雜記》作「紹興末，趙子直在樞密」，史志作「淳熙末，趙汝愚在樞管」時。按子直為趙汝愚字，趙汝愚任樞密院正副長官自紹熙四年（1193）三月至五年八月，《雜記》將「紹熙」誤作「紹興」，而史志又誤作「淳熙」，《宋會要輯稿》作「紹熙四年十月二日樞密院言..」，是。①楊渭生：《沈括輯箋》，《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沈括原文載《永樂大典》卷10877，中華書局影印本。 ①《舊唐書·北狄·奚》。 切便利。路振所記「自白溝至契丹國（指遼中京）凡二十驛」②。宋使出入遼境，皆自白溝驛（今河北雄縣北）渡盧溝河至南京，然後出古北、居庸、松亭或榆關，至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上京（今巴林左旗南）或廣平淀、黑山、長春州諸行宮，朝見遼帝。居庸關、古北口至上京，松亭關至中京再至上京，以及自上京再至諸行宮，「皆有便道」。 五京間各有驛道，西京（今山西大同）可通沙州（今甘肅敦煌西），東京通高麗。而上京、中京、東京又可北至女真、五國等部。 遼朝與西夏、高麗、回鶻、謙河（今葉尼塞河）上游的轄戛斯，甚至中亞的喀喇汗國、哥疾寧王朝等，都有使節和商貿往來。 上京城「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南京城有永寧館。中京「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③。②《欒城集》卷16《乘駝車·序》載：趙君偶以微恙乘駝車而行，戲贈二絕句：「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駝借與兩輪紅。它年出塞三千騎，臥畫輜車也要公。」「高屋寬箱虎豹裀，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③《契丹國志》卷25《張舜民使北記·以車渡河》載：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第五節　西夏的交通 交通路線 西夏極盛時期，有州郡22個，地跨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內蒙古五省區，東西數千里。境內地理情況複雜，有高原平川、峻岭大河，還有浩瀚的沙漠。歷史上，這個地區由於王朝和民族之間的貢使朝賀、商旅往來和戰爭攻守，逐漸形成或開闢了相對固定的交通幹線。西夏建國前後，由於宋夏戰爭中軍事的需要，又修築堡寨、運送糧草；西夏和宋、遼等國貢使不絕；商業貿易和民間交往十分頻繁，新的交通網絡形成，並設置了驛站館舍。西夏時期的交通路線，大致上以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及西平府（靈州，今靈武）、夏州（今陝西靖邊）等地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據現存的《西夏地形圖》所表示的西夏時期交通地理情況，西夏與鄰近各國的交通路線主要有：一、宋與西夏信使、國書所經由的官道，稱國信驛路。主要路線是，從唐、五代至宋初時通往靈州的大道。即由宋慶州（今甘肅慶陽）、環州（今環縣），沿白馬川，出青崗峽至西夏靈州，亦稱青崗峽路。或由宋延安府（今陝西延安）入西夏洪州（今靖邊南），經鹽州（今寧夏鹽池）至苦井，過黃河呂渡經靜州（今靈武境）至興慶府。 二、西夏至遼國驛路。夏曾稱臣於遼，兩國貢使往來頻繁，中間須橫度沙漠，故設有驛站，《西夏地形圖》繪有驛站名稱。「自河以東北，有十二驛，而達契丹之境」④。此驛路起自興慶府，途中不經靈州，即過黃河後，主要跨越今之毛烏素沙漠。 三、自興慶府經河西走廊的涼州（今甘肅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沙州（今敦煌），出古玉門關至高昌回鶻。四、由夏州往南經石州（今陝西綏德境）、銀州（今米脂），沿無定河至宋綏德軍（今綏德）。據宋人王延德《使高昌記》所記路線①，即自夏州北出，越沙漠，渡黃河，再向西行，當即沿上述路線至黃河。 五、《西夏地形圖》繪有南與興慶府相連，沿黃河北上河套北韃靼界路，至黑山威福軍；自河套西越沙漠至黑水鎮燕軍（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除主要交通幹線外，西夏境內還有許多聯繫州、郡之間的路線。如《西夏地形圖》所示的，由契丹驛路南向至左廂神勇軍（今陝西榆林東南），北向至宋麟州（今陝西神木）、府州（今陝西府谷）界。由西夏靈州西境西出的兩條路線：一經天豐倉、鳴沙縣（寧夏中寧境）、割踏口、殺牛嶺，往永壽保泰軍（今甘肅靖遠北）；一經錢哥山、靈州界、打冷溝川、八豬岺，至輕囉浪口，南下至蕭關與天都山，此兩路線為西夏南下侵宋的常經之路①。交通工具④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77引路振《乘軺錄》。 ①《遼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①曾鞏：《隆平集》卷20。 西夏的交通工具，陸路主要幹線可通行木輪車或畜力車。李德明時出行，「大輦方輿，鹵簿儀衛，一如中國帝制」②。西夏建國後，李元昊「車服儀衛悉如帝制」。史載夏永安元年（1098）崇宗母梁太后領兵攻宋平夏城，曾建造「對壘」戰車，可載數百人，「填壕而進」，西夏車乘已用於載人或軍事作戰。 西夏境內多沙漠，「沙漠之舟」的駱駝是西夏的重要交通工具，馬、牛、驢等也是西夏騎乘馱運的主要工具，有河流的地方使用舟船。據西夏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條文①，西夏對「橋道」、「渡船與舟」，都規定了管理和使用方法。黃河流經西夏，有的地區水急灘險，行船危險，當地居民利用牛羊皮製成袋子，充氣後浮於水面，或連結數隻以至數十隻拼成皮筏，用以渡河或運送物資，當地稱為「渾脫」，是一種十分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 ②王延德撰，王國維校：《古行記四種校錄》，載《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①參閱黃盛璋、汪前進：《最早一幅西夏地圖——新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92年第2期。 第六節　金代的交通 陸上交通與驛站 金代交通是在遼和北宋的基礎上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同時也十分重視新交通地理的開拓，以及向東北邊境地區擴大交通據點的建設，形成一個全國以京城為中心，以地方諸路首府為重點，駕馭國內的交通網。 金代交通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交通工具、驛站和漕運三方面。金代交通運輸，陸路用車，水路用船。金初都城在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白城），《金史·太宗紀》：天會三年（1125），「始自京師到南京，每五十里置驛」。這條由京師通往南京（今北京）長達三千餘里的驛道，縱貫東北松遼平原直達幽燕，成為金代東北陸路交通的幹線。三月，又「命置驛上京、春、泰之間」。其後進取遼及北宋諸京道和路的重要城市，以及滿足皇帝的需求也於道路置驛。如《金史·世宗紀》記載，世宗謂宰臣：「朕嘗欲得新荔枝，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遞。」鋪遞即驛遞之意。 金朝不僅注意通往京師的諸路要道的恢復發展，同時注意在各地的衝要地方建立和發展交通城市，溝通和繁榮經濟。天會初，耶律懷義為西南路招討使，「乃擇諸部衝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賈」②。上谷成為河東通往山西要道上的商品聚散衝要之地。《中州集》劉迎《上谷》詩中描寫上谷：「桑麻數百里，煙火幾萬戶，長橋龍偃蹇，飛閣鳳騰翥。傳聞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貨積，井井三壤賦。」 水上交通與漕運金初都會寧，為減輕按出虎水繁重的水運負擔，開鑿一條從京城附近到今松花江，長約50多公里，下游寬約50米的人工運河，後人稱其為金兀朮運糧河，河道至今可辨。海陵王遷都燕京後，今北京城成為金朝統治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中心，為供京師糧米之用，更加重視疏浚開闢水運和提高河道的運輸能力。當時通漕運的河有：一是舊黃河，行滑州（今河南滑縣）、大名（今河北大名東北）、恩州（今山東武城東）、景州（今河北東光）、滄州（今滄州東南）、會川（今青縣）之境。 二是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今河南輝縣）、獲嘉、新鄉（今皆屬河南）、衛州（今衛輝）、濬州（黎陽，今濬縣）、衛縣（今淇縣東）、彰德（今安陽）、磁州（今河北磁縣）、洺州（今曲周西南）之饋。 三是衡水，經深州（今深縣南），會於滹沱水，以運獻州（今獻縣）、清州（今青縣）之餉。 以上三水皆合於信安（今霸州東）海壖，溯流而到通州（今北京通縣），然後再由通州靠牲畜、車輛和人馱運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時曾兩次想解決由通州到京師（中都）的漕運，第一次是疏浚舊漕渠，以減輕百姓陸運之勞苦。另一次是引永定河水通漕，大定十年（1170）議決，十一年十二月②《西夏書事》卷9。 動工，到十二年三月竣工。這條新辟運道，引永定河水源，「自金口疏導到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滓成淺，不能勝舟」，「竟不能行而罷」③。到章宗泰和四年（1204），又議修從通州潞水到京師（中都）的閘河，這次改引清水為源，沿河置閘門五六座以節制水量，使金代漕運工程達到一個新水平。 其他如霸州（今屬河北）的巨馬河，雄州（今雄縣）的沙河，山東的北清河，也都是當時的運輸河路。從當時對挽漕腳直或傭直的規定看，漕運有水路、陸路和山路三種，還規定一般百姓可射賃官船漕運。水運除河運外，還有海運，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並咸州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①金朝比較重視開水道運輸，海陵正隆年間（1156—1161），張中彥採運關中材木，「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橋」，造「巨艦」①，以便水運交通。宣宗貞祐四年（1216），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饋運」；元光元年（1222），又從李復亨之言造大船20艘，船皆容350斛，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運陝西漕粟②。 金代對水源的開發和疏浚水道，不僅使漕運有較大的恢復與發展，也有利於商業水上交通的發展，但往往由於水運管理不善，運河湮塞現象很多，所以經常驅使百姓車挽陸運，而且「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③的弊事是非常嚴重的。 ③史金波、聶鴻音、白濱：《西夏譯註》，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①《金史》卷81《耶律懷義傳》。 ①《金史》卷27《河渠志》。 ②《金史》卷27《河渠志》。 ③《金史》卷79《張中彥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