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三十三章劉晏楊炎

第一節劉晏 幼有神童之譽 劉晏（715—780）字士安，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人。開元十三年（725），玄宗東封泰山，十歲的劉晏獻上《東封書》，玄宗讀後十分欣賞他的才華，遂命宰相張說試其才能。張說測試後，大為稱奇，對玄宗說：「國瑞也。」即授任秘書省正字，從此號為神童，「名震一時」。 一次，玄宗於勤政樓前盛設樂舞和百伎雜耍。時教坊有個叫王大娘的女妓，善戴百尺高竿，竿上裝有木山，狀似瀛洲、方丈等仙山，還有一小童在上面鑽來鑽去，歌舞不停。玄宗把小小的劉晏召到樓上簾下，貴妃很喜歡他，讓他坐在自己膝上。玄宗問他：「卿為正字，正得幾字？」劉晏回答說：「天下字皆正得，唯有『朋』字未正得。」貴妃讓他詠王大娘戴竿，劉晏才思敏捷，應聲而出，詩云：「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貴妃與諸嬪妃樂得哈哈大笑，遂賜給他牙笏及黃紋袍。①行政幹才天寶年間（742—755），劉晏累授夏縣（今屬山西）令，以幹練聞名，雖未曾督責賦稅，卻「輸無逋期」。又舉賢良方正科，補為溫縣（今屬河南）令。政績卓著，「民皆刻石以傳」。不久又升為殿中侍御史。 安祿山叛亂後，劉晏避難於襄陽（今湖北襄樊）。永王李璘欲任他為官，他堅決推辭。時肅宗在靈武組建朝廷，劉晏致書宰相房琯，論今日的分封與古制不同，認為「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齊桓公）、文（晉文公）功，不可致」。主張加強皇權。肅宗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劉晏赴任至吳郡，正遇永王李璘起兵叛亂，沿江東下，劉晏遂與採訪使李希言計議抗拒。劉晏守餘杭（今浙江杭州西），李希言交戰失利，敗歸劉晏。劉晏乃調發義兵堅守壁壘。永王兵敗後，欲轉而攻略州縣，聽說劉晏早有防備，遂從他道逃去。不久，肅宗詔拜他為彭原（今陝西鎮原東）太守，轉任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進為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不久又兼京兆尹。他「總大體不苛，號稱職。」後遭司農卿敬羽誣劾他泄漏禁中事，宰相蕭華又忌其才幹，遂貶為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後，於寶應元年（762）六月，劉晏再次入為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餞、租庸使。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劉晏舉薦他代己為戶部侍郎，改國子祭酒，又將京兆尹一職讓於嚴武。翌年正月，擢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然兼任諸使職。廣德二年（764）正月，因與宦官程元振交通的罪名，僅做了一年宰相的劉晏被貶為太子賓客，罷知政事。 ①本節材料依據新舊唐書本傳者，不再一一作注。 ①《明皇雜錄》卷上。按此貴妃非楊貴妃。 改革漕運自安、史之亂以來，潼關、洛陽一帶受阻，江、淮財賦溯長江入漢水，抵達梁州、洋州，迂險勞費，汴渠也堙廢不治。廣德二年三月，關中米每斗漲至千錢，「百姓挼穗以給禁軍，宮廚無兼時之積」①。在這種情況下，代宗又擢劉晏為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以發展漕運，增加財賦收入。 劉晏受命以後，以轉運為己任，為了弄清多年漕運的利弊，或坐船，或乘馬，親自對過去漕運沿線進行實地考察。他坐船由淮水經泗水進入汴水，再由汴水進入黃河。他到過河陰、鞏縣和洛陽，考察了宇文愷建造的梁公堰，分黃河水流入通濟渠，又視察了大夫李傑新堤。他驅馬陝郡城郊，右循砥柱、硤石，察看了三門渠津遺蹟。經過他長途跋山涉水，實地調查研究漕運情況，「盡得其病利」。他要治理漕運，又擔心受別人牽制，其治理方案難以推行，為了得到當政宰相的有力支持，他致書元載，具體陳述了漕運中的「四利」「四病」。其四利為：一是京師三輔之民徭賦繁重，江、淮粟至，可減少其一半徭賦；二是東都凋殘，人口流亡，漕路流通，村落人口從此滋多；三是在邊諸將，外虜入侵，聽說江、淮貢賦增至，軍食豐足，可以震耀夷夏；四是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雲集，可追復貞觀、永徽之盛。其四病為：一是從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人煙稀少，百姓窮困，轉車挽漕，功且難就；二是黃河、汴水自天下亂離以來，河岸崩塌，所在淤塞，「涉泗千里，如網水行舟」；三是東垣、砥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多不安全；四是從淮陰至蒲坂，長達三千里，屯戍相望，常言衣食不足，挽漕所至，船到便留，「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劉晏所陳述的四利四弊，既指出了開通漕運利國利民，可以振興經濟，同時也分析了其中的困難，如不解決這些難題，漕運仍然是紙上談兵。元載正獨攬朝政，看了劉晏的書信，極力贊成其事，因此劉晏「得盡其才」。從此，江、淮財賦才得以運至關中，代宗很高興，派衛士備鼓吹於東渭橋迎接劉晏，還派使者慰勞他說：「卿，朕酇侯（蕭何）也」。大凡每年運至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劉晏恢復了曠廢日久的漕運事業，使江、淮財賦源源運進關中，緩解了關中財政緊張的局面，這主要是由於他改革漕運的結果。他從漕船的製造，水手的雇用與訓練，到督航、護航等環節都改變了舊法，漕運由朝廷直接經管。 為使船堅固耐用，保證運輸途中安全無損，劉晏於揚子設十場造船，每艘船給千繒錢，要比一般的船價高出一倍多。有人不太理解，認為「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劉晏則解釋說：「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牢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劉晏洞察了官場之弊，多給船費，寧可給「執事者」以「私用」之錢，以求免得官吏偷工減料或以次充好，影響船的質量。後至唐末，有司計費付錢，無有富餘，因此「船益脆薄易壞，漕①《資治通鑑》卷二二三，代宗廣德二年。 運遂廢矣」。①實踐證明了劉晏的做法還是正確的。 在漕運中，劉晏也改變了舊法。舊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劉晏改用口袋裝米而以舟運送，可減費錢十五；由揚州至河陰，斗米費錢一百二十，劉晏做「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載一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派軍將部送至河陰、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每斗減錢九十。他調來巴、蜀、襄、漢地麻竹筱作綯挽舟，以朽索府材代薪，「物無棄者」。他還採用分段漕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把江南漕運的貨物存放在揚州，汴河漕運的存放在河陰，黃河漕運之物存放在渭口，渭船漕運之物進入太倉。②過去漕運關東之谷進入長安，因河流湍急，一斛能運至八斗的「則為成勞，受優賞」。劉晏因地制宜，根據長江、汴水、黃河、渭水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訓練漕卒，使其識水性，分段漕運，「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石，無斗升沉覆者」③。大大提高了漕運能力和減少了損失。劉晏所用篙工，也改變了舊法。過去，州縣多取富人督責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自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劉晏改用「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他從經營的鹽業中出錢雇用船工，從江淮至渭橋，大抵漕運十萬斛用傭錢七千緡，並補綱吏督運。因此，他主管的漕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之有也」①。 改革榷鹽法劉晏還改革了榷鹽法，用鹽稅以充軍國之用。當時，許、汝、鄭、鄧州以西之民，皆食用河東池鹽，由度支掌管；汴、滑、唐、蔡州以東，皆食用海鹽，由劉晏掌管。在他掌管的食海鹽區，堅持了原先第五琦的官營原則，同時又在官營與私商、鹽戶的關係方面作了調整，改為官督、民產、商銷較靈活的形式。劉晏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因此，他只在產鹽之鄉「因舊監置吏」，負責收鹽戶所煮之鹽；轉賣給商人，對鹽商則「縱其所之」，其餘州縣不再設官。在距產鹽區較遠的江、嶺地區，則設置「常平鹽」，如鹽商不至，則官府把鹽減價賣給百姓，結果「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劉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於是他「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因此，在吳、越、揚、楚州等地「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在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和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每年得鹽稅為百餘萬緡，約等於百餘州的賦稅收入。為了保障銷售官鹽的商人獲利，從而確保官鹽營利，劉晏奏罷諸道對鹽船過境，州縣收稅的做法，「禁堰棣邀以利者」，使鹽船所行暢通無阻。同時，又於淮北十三處如揚州、汴州、宋州、淮西等地置巡院，以「捕私鹽者」，「奸盜為之衰息」。劉晏這種「官督民產商銷」的政策，是以官商分利的榷鹽法代替了過去官方專利的禁榷制度，促進了鹽業的發展，因而也大大增加了鹽稅的收入。劉晏開始榷鹽時，鹽利每年收入才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年，竟達到六百萬緡，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收入中舉足輕重，「天下之賦，①③《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②《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 ①《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下。 鹽利過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①。劉晏改革榷鹽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當時，河北魏博藩帥田承嗣興兵作亂，吐蕃等也不時侵擾，兵革連年，軍費支出龐雜，第五琦始榷鹽以助軍旅，劉晏代之以後，「法益密，利無遺入」。汴宋都虞候李靈曜北連田承嗣反叛後，河南藩帥有的也不奉行朝廷法令，擅自徵收賦稅，州縣稅收減少，劉晏卻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人們無不稱讚其能。大曆末年，每歲賦稅收入一千二百萬緡，而榷鹽收入占其大半，而「民不告勤」。一次京師鹽價暴貴，詔令劉晏漕運三萬斛鹽以濟關中，鹽船從揚州出發，四十天即迅速運至京師，「人以為神」。改革常平法劉晏對常平法也進行了改革。廣德二年（764），他兼領常平使。大曆元年（766）他與第五琦分掌天下財賦，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等地的鑄錢、常平、轉運、鹽鐵使由劉晏兼領。他利用這一地區商品經濟比較活躍這一有利條件，充分發揮了常平的營利效能。此前，常平業務由各州自辦，由於政局的動盪，各州常平營利不多，現改由朝廷直接經營常平業務。劉晏於諸道設巡院，設專官專理各州常平倉。為便於掌握各地市場行情，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這樣四方物價的高低、商品的盈餘與短缺，雖極遠不過四五日即能知悉，故「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見錢流地上」。 舉賢任能，廉潔奉公劉晏認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的用人之道是「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之所以如此，他覺得「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所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起居語言，無敢欺給。」①他所任用的各級管理人員，都是選用有能力的人，並能人盡其才。「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干能者。其所總領，務乎急促，趨利者化之，遂以成風。」對於一些權貴豪門如以親戚相請託，劉晏雖也給予安排閒散職務，俸祿給多少，任官的快慢，都滿足其要求，「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劉晏卒後二十餘年，掌管國家財賦的大臣如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等都是他的故吏。 劉晏本人也十分勤奮，孜孜不倦。每次早朝，騎在馬上一邊走，一邊揮動馬鞭計算財賦收入情況。每天天剛亮即開始料理事務，夜半方止，「雖休澣不廢」。而且處理事務迅速，「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遺。」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劉晏雖掌管天下財賦，位高勢盛，經手的錢物數不勝數，卻為官廉潔，不謀私利。他治家以儉約著稱，所居修行里，「粗朴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他常說：「居屋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①《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 ①《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穩便，不務毛色。」①人們無不欽佩他的廉潔簡樸。 劉晏理財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以愛民為先」。他這一思想是建立在「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基礎之上的。他的做法是：每月把各州縣雨雪豐歉的情況報告給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祟」，使老百姓不至挨餓流散。各知院官見到歉收的跡象，也先將情況上報，某月須蠲免賦稅多少，某月須救濟多少。到期以後，劉晏不待州縣申請即上奏朝廷，因此往往能應民之急，未曾失時，不等農民困弊、流亡，即及時賑濟，「由是民得安其居，戶口蕃息」。劉晏初兼轉運使時，天下戶口不過二百萬，其末年乃增至三百餘萬。故史稱「在晏所統則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 被誣致死，「天下以為冤」 大曆四年（769）三月，劉晏再次擢任吏部尚書，知三銓事。他明於吏治，有識鑒能力，故「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懾伏」②。大曆十二年（777年）三月，代宗以宰相元載專橫，多納賄賂，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依附元載，也貪贓枉法，遂命劉晏審理。劉晏以元載「居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經奏請代宗，又命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與劉晏同治此案。經過審查，元載與王縉伏罪。在處死元載以後，劉晏認為王縉與元載有主從之別，罪惡輕重不同，欲復奏朝廷，區別處理。遂對李涵等人說：「重刑再復，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復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李涵等依從其議，遂復奏朝廷，代宗乃免王縉死罪，貶為栝州刺史，「縉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大曆十三年（778）十二月，宰臣常袞專政，以劉晏「久掌銓衡，時議平允，兼司儲蓄，職舉功深」，擔憂他的「公望日崇，上心有屬」。因而妒嫉他，奏稱劉晏為「朝廷舊德，宜為百吏師長」，應擢任左僕射。表面上尊崇他，而實際上剝奪他的實權。代宗以劉晏「使務方理」，又難以找到代替其職務的合適人選，故雖擢任左僕射之後，仍使他兼領使務，知三銓事。 當時，江淮特產茶與柑桔，劉晏常與本道分別入貢，而劉晏所貢往往早於地方州府，招致了他們的不滿。另外，劉晏常饋送四方名士，對一些愛說長論短的人「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人們議論劉晏有意固寵保位。在大曆年間，軍國費用皆依賴劉晏，故未曾對此檢查。德宗即位後，一些人屢次上言請罷其使職，劉晏也一再推辭，德宗不但不允許，反又加授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 不久，道州司馬楊炎入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此前元載為宰相時，楊炎為吏部侍郎，因文學才望頗受元載親重，但與吏部尚書劉晏關係不洽。劉晏奉命治罪元載，楊炎也遭外貶。這時楊炎為當政宰相，銜恨舊怨，並欲為元載報仇。當時傳言代宗寵愛獨孤妃，又喜愛其子韓王李迥，劉晏曾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儘管並無確鑿根據，楊炎卻如獲至寶，上奏德宗說：「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於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他涕泗交流，煞有介事。另一宰相崔祐甫表示反對，他說：「此事曖①《唐語林》卷二。 ②《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虛語。」帶有宰相職銜的朱泚、崔寧也從旁救解，當時，雖未對劉晏治罪，但德宗對劉晏遂生嫌隙，終於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罷免了其轉運、租庸、鹽鐵等使。二月，又貶為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 劉晏雖已外貶，楊炎仍不肯善罷甘休，他得知庾准往日與劉晏有私怨，把他擢任荊南節度使。庾准按照楊炎的意圖，誣奏劉晏曾致書朱泚，語言怨望，並召集士卒，擅取官物，脅迫詔使，陰謀作亂，楊炎還出庭作證。德宗並未詳察，遂於其年七月遣使者就忠州縊殺劉晏。時年六十六歲。過了十九天，德宗才頒下賜死詔書，公布其所謂罪惡。家屬發配嶺南，受株連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冤」。時楊炎兼刪定使，提議要籍沒其家，但遭到群臣的反對，被迫停止。當時簿錄其家財產，僅有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劉晏的無辜被殺，天下人都以為冤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上表朝廷，以為「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求召還其遠流的妻子。但德宗尚不悔悟，見表未有表示。直到興元（784）初，德宗才漸漸悔悟，允許歸葬。貞元五年（789），德宗還擢任劉晏一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另一子宗經為秘書郎。劉執經以其父冤死，無所贈諡，請求退還己官，求追命其父，於是才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 劉晏是中唐時期著名的理財家。時承安、史之亂，經濟凋敝，財政拮据，民生窘迫。他掌管財賦以後，革故鼎新，興利除弊，「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眾」。他的「民不加賦，而國豐饒」的經濟改革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被譽為「管（仲）、蕭（何）之亞」，表現了他治理財賦方面的卓越才幹。 第二節楊炎 才能和缺點 楊炎（721—781）字公南，鳳翔天興（今陝西鳳翔）人。擅長文學，文章詞藻華美，在汧州、隴州一帶很有名氣。剛入仕途，被任為河西節度掌書記。楊炎的報復心很強，神烏令李太簡曾因醉酒侮辱過楊炎，楊炎後藉機報復，令人將李太簡反綁，用鐵棒拷打幾乎致死。當時，因節度使呂崇賁愛惜楊炎的才幹，才沒有處他罪。李光弼奏請楊炎為判官，他沒有接受。朝廷徵召他為起居舍人，他也堅決推辭。服喪滿後，被任為司勛員外郎，又改任為禮部郎中，知制誥，後又為中書舍人。他與常■共同掌管起草詔書，常袞擅長起草授官詔令，楊炎善於起草恩詔。由於他們兩人起草的詔書文字優美，時並稱為「常、楊」。 楊炎以薦舉賢能為己任，所以許多士人都願意歸附他。代宗時，元載為宰相，因楊炎與元載是同鄉，且有才幹，元載就引薦他作為自己的親信。由於元載結黨營私、賄賂公行、侈僭無度、專橫跋扈、多為不法，因而被代宗處死，楊炎也受到牽連，貶職為道州司馬。 革除弊政，倡行兩稅法大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商議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薦楊炎有文學才幹。德宗在東宮為太子時也曾聽說過楊炎名聲，於是就起用為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經濟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舊制，凡天下的錢帛均貯存於「左藏」（國庫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報數額，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實錢帛的收支情況。第五琦擔任度支使、鹽鐵使時，京城中豪紳很多，索取賞賜不加節制，第五琦無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請將左藏所貯全部貯藏歸大盈內庫，由宦官來掌管，皇帝也認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這樣，宦官中掌管內庫者有三百多人，他們牢牢地把持著內庫。楊炎任宰相後，決心革除積弊，就向德宗奏告說：「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議，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楊炎的奏請政見，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稱讚他。 唐初，徵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這是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到玄宗末年，戶籍制度廢弛，居民轉移死亡，土地買賣，財產變化，久未調查，也未重新登記造冊。這時，均田制已遭到破壞，但徵稅時，官府不管實際情況，只憑舊戶籍向鄉里按丁收稅。安史之亂後，戶口削減，按丁收稅已無法實行。至此，租庸調製積弊①本節材料依據舊唐書本傳者，不再一一作注。 甚久，「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到至德年間，由於戰禍，到處向人民徵收賦稅，逼迫催促索求，也沒有固定標準，官吏巧立名目，隨意增加賦稅，新舊稅接連不斷，沒有限度。「民富者，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①而徵收賦稅的官吏藉機對百姓進行侵奪，百姓無旬無月不在納稅，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為浮戶，留在本地的百姓百無四五。 為了革除稅收的弊病，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並解決對藩鎮的軍事費用，建中元年（780），楊炎向德宗建議實行「兩稅法」。具體辦法是：「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變，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宗採納了楊炎的建議，可是掌管賦稅的官吏反對推行。他們認為租庸調製實行了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德宗堅信不疑，使之得以貫徹實施。 兩稅法的推行，在當時確有其一定的優越性，並取得了一定成效。《舊唐書·楊炎傳》稱：實行兩稅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兩稅法與租庸調不同，它「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①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賦稅不合理現象。同時，貴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財產納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兩稅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報恩復仇，終罹殺身之禍楊炎作為一個被貶之官，起用為相後，僅幾個月，以自己的政見開導德宗，給予有力的輔佐，很有政績，一時受到朝廷內外讚譽為「賢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處理政事，另一宰相喬琳也被免職，使楊炎得以獨攬大權。楊炎心胸狹隘，專權不久，便開始專意報恩復仇。楊炎由於對元載感恩戴德，總想有所報答。建中二年（781）二月，他先奏請實施元載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築城堡的規劃。德宗就派遣中使詢問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此舉的利弊。段秀實是一個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楊炎聽說後大怒，認為段秀實是在遏制自己。於是解除了段秀實節度使的職務，徵召為司農卿。任命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讓他率軍轉移到原州駐紮，派遣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寧各統領士兵萬人作為他的羽翼，同時下詔命令涇州將士準備築城工具。涇州將士憤怒地說：「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①《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 ①《陸宣公集》卷二二。 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為朔方軍帥，法令嚴苛，接連殺死大將，涇州副將劉文喜就利用人們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實重新擔任主帥，如不用段秀實就請用朱泚為帥，於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懷光。可是劉文喜又不接受詔命。涇州有強兵二萬，劉文喜以此擁兵自守，並請求吐蕃援助，當時天熱乾旱，人心不安，許多朝臣請求赦免劉文喜，德宗不聽，命令朱泚、李懷光等軍進攻。幸好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殺了劉文喜，否則必然會產生邊患。這些都是由於楊炎以個人喜怒撤換主帥所造成的後果。 楊炎還構陷了著名理財家劉晏的冤案。早先，左僕射劉晏任吏部尚書時，楊炎擔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後元載之案，主要由劉晏審理，元載被殺，作為其餘黨，楊炎也受到連累被貶，因此他對劉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後，由於劉晏長期掌管財政大權，許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書說轉運使可以罷免，德宗又風聞劉晏秘密上奏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楊炎任宰相後，一心想要為元載報仇，就在德宗面前，流著眼淚說：「劉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又建議「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以便剝奪劉晏的財權。於是德宗罷免了劉晏的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建中元年（780）初，楊炎又以劉晏奏事不實為由，貶其為忠州刺史。當時司農卿庾准也與劉晏不和，楊炎就任命庾准為荊南節度使。不久，庾准迎合楊炎的意圖，誣告忠州刺史劉晏寫信給朱泚請求營救，言語多有不滿，又誣告劉晏召補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楊炎作證說明確有其事，德宗信以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殺死劉晏，然後下詔賜死。朝野上下都認為劉晏冤枉。 節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詢問劉晏何罪被殺，譏諷斥責朝廷。楊炎「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鎮，將過錯推給德宗。德宗知道後，派宦官到李正己那裡核實情況，果然如此，自此產生了誅殺楊炎的想法，但當時隱而未發。就提升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楊炎為中書侍郎，仍為平章事，但不再專任楊炎了。 楊炎與盧杞二人同時執政，盧杞相貌醜陋，又無文學才幹，楊炎對他很輕視，往往假託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議事又多有不合，盧杞因此懷恨在心。盧杞為人狡詐，為了發展自己個人的勢力，樹立自己的威信，對於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於死地。於是薦引太常博士裴延令為集賢殿學士作為自己的羽翼，來圖謀異己勢力。 梁崇義自代宗即位以來，就據有襄、漢七州之地，擁兵自守。德宗即位後，對他進行招撫，但他態度頑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六月，德宗任命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領各軍討伐梁崇義。楊炎勸諫說：「希烈為董秦（即李忠臣）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楊炎堅持己見，爭議再三，德宗不聽。在此之前，楊炎回歸朝廷時，路經襄、漢，努力勸說梁崇義入朝，梁崇義沒有聽從，已經圖謀反叛。不久，楊炎又派自己的黨羽李舟去勸說梁崇義，梁崇義頑固不聽，最後終於反叛。議論的人都歸罪於楊炎，認為是他促成梁崇義反叛的。此時，楊炎勸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對他更加不滿。德宗又曾詢問宰相，大臣之中誰可擔當大任，盧杞推薦張鎰、嚴郢，而楊炎推薦崔昭、趙惠伯，德宗認為楊炎議論疏闊，於是罷免楊炎宰相之職，為左僕射。過了幾天，楊炎入朝謝恩，在延英殿問對後，急弛而歸，沒有到中書省與盧杞見面，盧杞對楊炎更加怒恨。不久盧杞引薦嚴郢為御史大夫。以前嚴郢擔任京兆尹時，不依附楊炎，楊炎對他很不滿，就指使御史張著彈劾嚴郢，罷免嚴郢京兆尹之職為御史中丞。楊炎又提拔了與嚴郢有矛盾的源休為京兆尹。嚴郢後來又因犯有度田不實之罪，改任為大理卿，當時人們感到惋惜。此時，盧杞則迎合眾人的要求，又利用嚴郢與楊炎有積怨，故意引薦他為御史大夫。楊炎的兒子楊弘業很不成才，常違法犯禁，又接受別人的賄賂和請託，後嚴郢審理此案，便不遺餘力，並查出了楊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楊炎為修建家廟，就請河南尹趙惠伯為他出賣東都的私宅，趙惠伯就把此宅買來作為官署。嚴郢審理後，認為趙惠伯是「貴估其宅」，楊炎得到不少餘利。盧杞召請大理正田晉處理此案。田晉認為：獲取餘利，以索取論罪，應該剝奪他的官職。盧杞對這樣判處很不滿意，就將田晉貶為衡州司馬，而召請其他官吏重新議罪，後判為：「監主自盜，罪絞。」此外，又有流言蜚語說：楊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廟，「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德宗聽說後更加憤怒，等到台司把審訊結果呈上，下詔三司重加覆按。於是在建中二年（781）十月下詔宣布：尚書左僕射楊炎憑藉他文學才藝多次位居要職，但「不思竭誠，敢為奸蠢，進邪丑正，既偽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詢其事跡，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為顧全大局，特加寬宥，貶為崖州司馬。詔書下達後，楊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經鬼門關，他似乎已預感到前景不妙，寫詩感嘆：「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是，生度鬼門關。」在走到離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詔賜死，終年五十五歲。 楊炎追隨元載，被貶起用為相後從個人恩怨出發，打擊報復，並陷害劉晏，引起了人們的不滿，遂使盧杞得以施展奸計而罹殺身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