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二十三章劉知幾吳兢
第一節劉知幾①
好學少年，博覽史籍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父親劉藏器在唐高宗時任侍御史。善於詞章，文史很有造詣。有三個兒子，知幾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剛十歲出頭的劉知幾學《尚書》，由於深奧難懂，學習不專心，常常被父親責打。一天，知幾看見父親給哥哥們講《左傳》，就放下手裡的《尚書》，偷偷跑去聽，聽了幾次，對《左傳》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左傳》中有很多生動的歷史故事，像曹劌論戰、衛懿公好鶴、唇亡齒寒等等，人物寫得活靈活現，還講明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比起類似文件匯編的《尚書》，顯然好懂易學。他興奮之餘又想到自己功課，不禁嘆息說：「書如是，兒何怠！」這話傳到劉藏器耳朵里，就同意小兒子也學《左傳》。知幾學完《左傳》，這時剛十二歲。此後，他又學習《左傳》的註疏文字，並讀了《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學名著，仍感到不滿足。他的志向並不在於僅僅了解一些歷史事實，而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狀況和歷史發展的大勢。他讀史的範圍逐步擴大，到十七歲時，已廣泛涉獵漢代以來的各種體裁的史書，包括唐朝皇帝實錄。這些書多數是借閱的，有的部帙殘缺。通過勤奮苦讀，劉知幾不但獲得了大量歷史知識，而且也對各種史書的思想觀點、敘事體例、文字特點，有了基本的了解和掌握。
讀這些史書時，劉知幾不盲目崇拜前代史家，敢於大膽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他認為：《漢書》既然是寫西漢一代之史，就不應有《古今人表》（班固《漢書》中的《古今人表》所收錄人物起自遠古的太昊伏羲氏，止於秦末陳勝、吳廣等，未收錄西漢人物）；謝承的《後漢書》應該為西漢末起義軍所立的更始皇帝（劉玄）立「本紀」。當時聽到劉知幾這番議論的人，都責備他不該這般議論前輩大學者。後來他讀到了張衡、范曄的文集，發現他們對《漢書》、《後漢書》的批評，竟與自己的批評一樣，自己許多看法有與前人不謀而合之處。這極大增強了劉知幾在鑽研學問上的自信心。從此，劉知幾更加活躍地獨立思考，在鑽研史書過程中，一有創見就隨手寫成札記。日子久了，學問就越來越淵博，為後來撰寫《史通》打下了基礎。
以文知名，步入仕途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劉知幾考中進士，被任命為獲嘉縣（今屬河南）主簿，這時剛二十歲。有了官職之後，他面臨兩條發展道路：一是以聲名繼續詞章之學，以利於仕途發展，求名利雙收；二是重新鑽研歷代史書，但此不為時人所重，影響個人的聲望和升遷。他選擇了後者，把精力投向史學。有一段時間，他去京城長安和東都洛陽，從官方和私家廣泛借閱史書，盡情披閱。
①本節主要依據《舊唐書》卷一○二《劉子玄傳》、《新唐書》卷一三二《劉子玄傳》、《唐會要》卷三六《修撰》、卷六三《史館上》、卷六九四《史館下》、《史通》、《全唐文》卷二七四。劉知幾雖然對史學異常執著，但對政治也並非漠不關心。他在任獲嘉主簿期間，曾多次上書皇帝，表達革新政治的意見。當時正值武則天當政。武則天一方面嚴厲打擊長期把持政權的貴族集團，一方面不拘常規大量提拔下層地主階級成員。文章寫得好的人可以做官，普通人可以自薦當官，通過科舉考試可以做官。這樣一些有才幹者可以得到破格提拔，但也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劉知幾上書請求淘汰不稱職的官員。證聖元年（695），劉知幾再次上書，他指出：「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說：「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政治眼光是較敏銳的。他所指出的問題，觸及到當時政治中突出的一些弊病。武則天見到劉知幾的幾次上書，雖然很讚賞他的直率敢言，但卻未採用。當時朝廷一方面大量任官，造成官爵泛濫；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致使法網嚴密。很多官員每天上朝前，與家人別離就像生死訣別一樣。每任命一個官員，僕役們竊竊私語：「又來了一個鬼。」不到十天一月，可能就被滿門抄斬。劉知幾深感置身官場禍福無常，於是作了一篇《思慎賦》放在案頭，警戒自己時時保持小心謹慎。這時劉知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他既想奮發有為地干一番事業，又擔心成為統治階級內部爭鬥的犧牲品。劉知幾很不善於在官場上周旋逢迎。他性情耿直，不得上司歡心，任獲嘉縣主簿一連十九年不能升遷。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武則天聖歷二年（699），劉知幾被調任定王府倉曹，並參加編寫大型類書《三教珠英》。原來北齊時祖珽等編有《修文殿御覽》360卷，唐初高士廉等編有《文思博要》1200卷。武則天認為這兩部類書還不夠完備，於是命張昌宗、李嶠、徐彥伯等二十餘人編修《三教珠英》，在《文思博要》的類目之外，新增佛教、道教、親屬、姓名、方域等部。被挑選來的編修者多是天下飽學之士，這是劉知幾第一次同全國著名學者們共事。無疑，在兩年多的修書過程中，他大大開闊了眼界，他的學識也被別的學者所了解。
在《三教珠英》修成的第二年（702），四十二歲的劉知幾終於正式成為國家的一名史官，他被任命為著作佐郎兼修國史，不久又升任左史，撰寫起居注。他在晚年曾回顧說：嘗欲自班、馬以降，迄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采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可見，劉知幾在進入史館之前，以孔子自勉，對史學有一番宏偉抱負。
劉知幾從四十二歲起，到六十一歲逝世，絕大多數時間都任史職或兼任史職，中間有幾次短時間未擔任史職，所以他晚年自稱「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東觀，是東漢時官藏圖書之處，並在此組織集體修史，因而後來成為史館的代稱。
劉知幾當史官後很快就發現，在史館修史很難發揮自己的創見，往往要遵循一些陳腐的修史格式，或者違心地去歪曲歷史真相。他在入史館的第二年奉詔和李嶠、朱敬則、徐彥伯、吳兢等編寫《唐書》，即修撰本朝紀傳體國史。領銜修史的武三思，是武則天的侄子，不學無術，只會爭權奪勢。由他來領導修史，怎麼能寫出真實可信的歷史呢？更何況是寫和當時政局、人物有密切關聯的史事。史館監修常以迂腐的見解干擾史官的寫作。如劉知幾被分配寫《李義琰傳》，根據李義琰家在魏州（今河北大名）昌樂已經居住三代的事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這本無可非議，但監修一見則大笑，認為李義琰的祖先原是從隴西（今甘肅隴西）遷過來的，應改為隴西人。知幾無可奈何，只好改寫。但後來在《史通》中說明了這件事，並指出：寫人物的家鄉籍貫應依據父祖以來的實際居住地，而不應依照先祖的發源地。他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因為追溯過遠就失去了記籍貫的意義。
劉知幾在史館參加集體編修的史書，除《唐書》成書80卷外，還有《高宗實錄》20卷、《中宗實錄》20卷、《則天皇后實錄》30卷、《睿宗實錄》20卷。所謂實錄，按年、月、日順序記載皇帝在位時的事件。最早有南朝周興嗣編修的《梁皇帝實錄》，記載梁武帝蕭衍之事。以後也出現幾種皇帝實錄，但直到唐貞觀年間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後，史官編寫在位皇帝或前朝皇帝的實錄成為定例。實錄的編寫主要根據起居注，再參考其他朝廷檔案文件。實錄記載史事較詳細具體，是編寫紀傳體正史的基礎。由於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不同派別的鬥爭，使史官在編寫實錄時受到很大幹擾。因為對每個人物的評價和對每件大事的記載，都可能成為官場傾軋的材料。監修實錄的大臣和史官有時憑個人的好惡，對某些人物和史事作歪曲性描寫，實錄不實是常見現象。劉知幾在編寫實錄時，感到處處受牽制。
唐初官修史書、宰相監修制度的確立，表明皇帝對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強，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監修大臣的嚴格監督。史館監修往往把如何記載史事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於逢迎的人擔任了史官。劉知幾是有獨立見解的人，自然對史官所受的束縛更加敏感。
劉知幾在史館無法充分發揮才能，漸漸產生了脫離史館的念頭。唐中宗神龍二年（706），中宗李顯率百官護送武則天靈柩由洛陽回長安，劉知幾請求留在洛陽，在那裡閉門治學。過了三年，有人報告朝廷，說劉知幾身為史官，不為國事盡力，取樂於園林，私自著述。於是他又被石回京城。這時史館的情況更複雜了，竟同時有五個宰相監修國史。長官多，意見又不一致。如記載某件史事，監修楊再思說必須如實書寫。另一監修宗楚客說應該隱諱真情。這使劉知幾無所適從，難以下筆。這時，又有一個監修蕭至忠幾次責備他編寫史書沒有成績。劉知幾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憤然寫出辭職信交給蕭至忠。信中，劉知幾尖銳批評了史館現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觀望。史官多而不精，又都妄自尊大，每記一件事、一句話，都互相觀望，遲遲不寫，所以等到頭髮變白也寫不出史書。
其二，資料不足。前代是把天下各種史料匯送史官，可是如今史官只能自己採集史料，而且得不到各部門支持，困難重重。
其三，權貴幹涉。史館人多嘴雜，保密很難。一個史官要是記載某人惡事，著述未完，內容已傳遍朝野上下。因此史官畏懼權貴的干涉報復。
其四，監修牽制。史官修史要處處秉承監修意見，而監修多，意見分歧，好比十羊九牧，史官無所適從。
其五，職責不明。監修不定具體章程，史官各自分工不明，使得寫作無所遵循，遇事互相推諉，坐等時光流逝。
由於劉知幾久居史職，對史館裡的弊病洞若觀火，因而所言皆擊中要害。蕭至忠見信後大為慚愧，實在無言以對，但又捨不得劉知幾這個人才，於是不批准他辭職。而其他監修則對劉知幾的批評大為惱怒，這樣一來，劉知幾受到的排擠更加嚴重，處境愈發艱難。
發憤著作《史通》劉知幾在史館裡鬱郁不得志，滿腹才華無所寄託，他又擔心後世沒有人能夠理解自己，「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史通》初次成書是在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後又作修改。他寫此書時，就有人嘲笑他愚。書成後，由於臧否了許多古今人物和史書，因而又引來各種指責。唯獨集賢院學士徐堅深知此書的價值，說：「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
劉知幾的著作很多，如《劉氏家史》15卷，《劉氏譜考》3卷，《劉子玄集》30卷，但最重要的而又流傳至今的，只有《史通》。
唐玄宗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大兒子劉貺因罪流放。劉知幾感到不平，上書辯解，惹得唐玄宗發怒，將他貶職為安州（今湖北安陸）都督府別駕。六十一歲的老人，經不住長途跋涉，加之心情悲憤，很快就病逝了。劉知幾的一生雖抑鬱不得志，但《史通》卻為他樹立起一座永遠的豐碑。《史通》的基本宗旨是對過去的史學作出批判性的、建設性的全面總結。劉知幾依照流派和體例，將眾多史書概括為「六家」和「二體」。所謂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所謂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由於當時二體中，紀傳體占優勢，其編纂技術也更為複雜，所以《史通》對紀傳體的分析較多。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五篇，專門探討紀傳體各個組成部分，《論贊》、《序例》、《序傳》則兼論紀傳體與編年體共有的部分。劉知幾評析史書體例的通常方法是，先追溯該體例之淵源，然後述其流變，再歸納一個簡潔的定義，接著便用此定義去檢討相關史書的違例之處。
例如，關於世家，《史通》中的《世家》篇首先指出：「案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以此衡量，《史記》就有毛病，因為陳勝起義稱王僅六個月就兵敗身死，子孫未嗣，封地亦無，「無世可傳，無家可宅」。因而《史記》列陳勝於世家，是「名實無准」。另外，世家之作應區別諸侯和大夫，「家國本別」，但《史記》竟將一些大夫記入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劉知幾還認為，世家應記「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者，而漢代的諸侯王和古代諸侯有很大不同，「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應入列傳。而《史記》將漢代諸侯與先秦諸侯並列世家，「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劉知幾對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等，均用類似方法評論。其優點是嚴整了史書體例，循名責實，促進了歷史編纂技術的提高。但缺點是有時過於拘泥體例，不免有一些迂腐之見。如指責《史記》將項羽列入本紀，陳勝列入世家，既表現出比司馬遷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又未通史書變例之義。
劉知幾對於史書編寫方法的探討是相當細緻的。如關於史書結構編排，《載言》篇談到如何處置辭章、誥令、章表的問題。《斷限》篇談到收載史事的起訖時間問題。《編次》篇談到紀、傳區分和紀元採用等問題。《品藻》篇談到對史書所記人物的品評分類問題。
關於史書內容取捨，《書事》篇談到取捨的標準，即在荀悅所說的「立典有五志」外，增加敘沿革、明罪惡、旌怪異三科。《人物》篇談到史書應記「惡可以懲世」，「善可以示後」之人，捨去「才非拔萃」、「行不逸群」之人。
劉知幾甚至還費了不少筆墨探討史書行文的技巧、風格等問題。《因習》、《模擬》二篇指出，不能盲目照搬前代史家的記事方式和言辭，不要「貌同而心異」的模擬，而要「貌異而心同」的模擬。他又進一步展開論述了史書「敘事」的三個要點，即「尚簡」、「用晦」、「戒妄飾」。此外，《采撰》篇具體論述了史料的選擇和使用方法。
判斷一個史家在史學史上的地位，還要看他的史學觀及史學思想。劉知幾提出的史家「三長」論和「一家獨斷」說，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有不小的影響。
所謂史家「三長」，即「才」、「學」、「識」。《史通》的《核才》、《鑑識》、《雜述》等篇，對「三長」分別有論述，但較詳細的說明還是他和禮部尚書鄭惟忠的一段對話，見於《舊唐書·劉子玄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問：「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劉知幾回答道：「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梗柟斧斤，終不能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如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由此看來，史識，指正確的觀點、見解和秉筆直書的精神；史才，指編纂史書、敘述史事的能力；史學，指掌握豐富的史料，學問淵博。這「三長」，是對優秀史家的標準的恰當而貼切的說明，不僅當時人覺得精闢，而且得到後世史家的公認和發揮。
劉知幾長期任職於史館，強烈感受到官修制度對史家自主性的壓制，因而提出了「一家獨斷」的主張，他在批評史館的種種弊病後，說：「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靜，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辨職》）這是當時史學領域裡官方控制與反控制矛盾的反映，表明劉知幾不願向史館中的惡勢力低頭的堅定信念。史館之積弊在修史中的最壞影響，莫過於「曲筆」。劉知幾對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實的「曲筆」現象給予了憤怒的批判，鮮明地提出了「直筆」論。他認為，直筆，象徵一個史家的氣節，是史家最可貴的道德表現，「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他稱頌歷史上敢於奮筆直書的史家為「壯夫」、「烈士」，「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直書》）
曲筆和直書，一虛一實，一惡一善，是非既如此分明，為何世間還是多曲筆而少直書？劉知幾指出，曲筆的總根子在統治者身上，「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筆獲罪」（《曲筆》）。說真話要招來災禍，說假話卻可安然無事。當然，劉知幾不可能超越階級的、時代的局限，不可能將主直反曲的觀點貫徹到底，他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曲筆》）
此外，「疑古」、「惑經」論表現出劉知幾史學思想上的一些進步因素。他指出：《尚書》、《春秋》雖經孔子編定，為史書之楷模，但也不可盲目輕信。孔子修《春秋》，存在很多毛病，如前後矛盾，漏洞百出，真偽不分，是非不清，省略大事，保留小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劉知幾之所以「疑古」、「惑經」，是由於他認為孔子修史態度、方法和《尚書》、《春秋》等儒家經典存在謬誤，非加以糾正不可。這些錯誤既造成古史的混亂不實，又因書法體例不一而給後世史學帶來不良影響。由於世人多認為儒家經典很完美，「善無不備」，會愈加以訛傳訛，所以他要大膽批評，糾正錯誤。
隋唐時代，史學批評進入繁榮階段。劉知幾集前代史學批評之大成，撰成近九萬字的《史通》，《史通》奠定了中國古代的歷史編纂學、史學史研究、史學批評學的基礎。《史通》的誕生，標誌著我國古代史學批評形成一個頗具規模的、較全面的理論系統，表明史家已能夠對史學研究的各個環節進行整體的審視。《史通》對於史學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後代史家無不從《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營養。封建史家雖然多指責劉知幾「侮聖」，「離經」，為「名教罪人」，「工訶古人，拙於用己」，「高自標榜，前無賢哲」，但是對於《史通》的成就也給予肯定。宋人黃庭堅把《史通》與《文心雕龍》視為史學、文學領域之雙璧，「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劉知幾的許多合理意見為後人所採納和發揮，促進了史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如劉知幾認為，在紀傳體史書中可以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這一意見為宋代史家鄭樵所採納，鄭樵的《通志·二十略》中就有《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蟲略》。清代考史名家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舉出了《史通》啟發後人的幾個例子：「劉氏用功既深，遂言立而不朽，歐、宋新唐，往往采其緒論。如受禪之詔策不書，代言之制誥不錄；五行災變，不言占驗；諸臣籍貫，不取舊望；有韻之贊全刪，儷語之論都改；宰相世系，與志氏族何殊；地理述土貢，與志土物不異。叢亭（指劉知幾）之說，一時雖未施行，後代奉為科律，誰謂著書無益哉。」劉知幾對清代史學批評家章學誠的影響就更明顯了，章著《文史通義》對《史通》的許多觀點都有明確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節吳兢
一代諍臣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
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的長安年間（701—704），吳兢被舉薦「有史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從此吳兢步入仕途。他為史臣，耿直敢於犯顏直諫，保存至今的吳兢幾篇奏表反映了他的事跡，如《上中宗皇帝疏》是對當時政治局勢較有影響之作。武則天去世後，唐中宗李顯無力駕馭全局，武三思、韋後、安樂公主都在覬覦最高權力，陰謀之事連接不斷。一時朝中人人自危，氣氛恐怖。吳兢不計個人安危，毅然上表中宗，直率指出把相王李旦說成太子李重俊的同謀，是一場陰謀。他勸中宗珍惜與相王「親莫加焉」的兄弟之情，「若信任邪佞，委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吳兢分析說，如果相王被誣治罪，那麼中宗本人也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地。由於吳兢奏表頗有影響力，加上御史中丞蕭至忠的進諫，終於使相王平安無事。數年後，相王李旦繼位，是為唐睿宗。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還權綱，銳於決事」，一反中宗、睿宗難以獨掌權柄的局面，然而權力的集中也帶來負面影響。群臣面對玄宗不敢大膽進諫。吳兢感到這種狀況不利於唐室，遂上疏勸玄宗對進諫者有所區別，改變賞簿罰重的做法，如進諫者「所言是」，則「有益於國」；即使「所言非」，也「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吳兢在奏章中舉出了前代皇帝虛心納諫致勝和驕橫拒諫致敗的實例，還特別讚揚了太宗李世民虛懷若谷、導人使諫的故事。
吳兢所上諫疏皆關乎封建政治之大事。他的《諫十銓試人表》即是一例。當時在選用官員時，皇帝繞開吏部而在禁中做出決定。吳兢很反對，認為朝廷各個部門應各司其職，選官事必須由吏部主之。他強調的是要按既定法規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變制度，「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
從上述事例，說明吳兢在政治上頗有獻替，他的直言敢諫，不愧為一代諍臣。
史壇驍將吳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時被薦舉為史官的，年紀三十左右。
《唐會要·史館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時吳兢在集賢院和史館修史的記載，這時他六十八歲。他擔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①本節主要依據《舊唐書》卷一○二《吳兢傳》，《新唐書》卷一三二《吳兢傳》，《舊唐書》卷四六《經籍志》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二，《唐會要》，《貞觀政要》，《資治通鑑》卷二○七、二○八、二○九。
吳兢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修史事業，可是在史館修史工作並不順利，史料記載中有他幾次請求調離史職的奏表。
劉知幾和吳兢所在的史館，已與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史館大不相同。貞觀時史官位尊權重，甄選嚴格，通籍禁門，優禮有加，「得廁其流者，為一時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當高的效率。然而其後每況愈下。史館或因政爭而動盪，或因庸才充斥、監修弄權而混亂。劉知幾在闡述辭職理由時說：「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吳兢的辭職表中也有類似語言：「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罷今職。」此時史官俸祿的確不高。吳兢自父親退休之後，頓感經濟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請求，「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
吳兢這一次請辭職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後提出的，時間是開元初年，沒有被批准。後吳兢又以居喪為由，上三次表文，堅拒起復史職。但是，吳兢請求辭職並不說明他不重視或不熱愛史官工作。從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對史官一職的宗旨及職能有相當透徹認識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說：「史官之任，為代準的，..樹終古之風聲」，「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這可以看作是對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認識。正由於吳兢對於史官一職寄託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礙史館正常運作的種種不端現象。作為一種抗議，他才憤然提出辭去無比熱愛的史職。
吳兢的另一種抗議手段是自己別撰本朝國史。既然自己的史學主張無法在史館中實現，既然史館中所修國史有種種歪曲、不實之處，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須自己動手別撰一套國史了。他在開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從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時開始私撰國史的經過。從奏表中可以了解有關此事與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幾年來，吳兢個人撰修國史兩種，已成128卷。《唐書》為紀傳體，《唐春秋》為編年體。吳兢在公餘時間，以個人之力撰寫，該要付出多麼大的艱辛。
第二，吳兢對自撰國史的質量是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此亦可佐證他辭史職時自述個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貶。
第三，吳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將撰成，接近定稿，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繕寫困難，因卷帙較大，個人之能力、財力均不足以承擔，不得不請求官方幫助。
身處烏煙瘴氣的史館，吳兢除了辭職以抗議、私撰以抵制外，還盡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學特色，為維護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簡。
吳兢撰史，簡明扼要。他撰的史書今日所能見到只有一部《貞觀政要》。這部書分專題記述貞觀年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禮儀、教育..等方面狀況，有對話、詔誥、奏表，有事件描寫，有經驗總結，較系統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施政方針和實踐效果，是歷史上對貞觀之治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後人了解貞觀之治必須藉助此書。然而，這樣一部書僅八萬字左右。《舊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新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核，號良史」。可見，吳兢史筆簡明這個特點，是為當時人們所公認和讚賞的。
特色之二：直筆。
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歷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可見，吳兢最為關注、突出強調的史學特質就是「直筆」二字。
吳兢所撰的本朝國史，實質就是當代史。他奏表上說所撰國史上限為隋大業十三年（617），一直寫到他上奏表的開元十四年（726）。顯然，這部當代史中的人物與現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或是家眷子孫在世，或是至友下屬當政，甚至本人也還活著。吳兢以「善惡必書」的直筆進行褒貶，判定每個人物的是非功過，一方面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績，但另一方面也會揭開某些人的瘡疤，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是秉筆直書，就必然會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權貴。但是吳兢坦然處之，表現出錚錚鐵骨。
可是，吳兢的秉筆直書使他遭致不少排擠和報復。吳兢自開元十四年公開披露私撰國史，並請求朝廷派楷書手繕寫之後，私撰之史就成公開之史，私室之貶斥就變成公開之揭露。不久，開元十七年，吳兢「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究竟吳兢因記述何事而闖下大禍，今天已無從知曉。但從逐吳兢出史館，將他由京官貶為地方小官來看，處分是嚴重的。所謂「書事不當」，即「書」了「不當」「書」之「事」，換言之，記載了權勢者不願被如此記載的事。
根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兩《唐書》中《吳兢傳》、《唐會要》、《宋史·藝文志》等典籍的檢索，吳兢著述獨撰有16種，計216卷，與人合撰有8種，計725卷。
獨撰有《梁史》10卷，《齊史》10卷，《周史》10卷，《陳史》5卷，《隋史》20卷。《唐書》100卷（或作98卷），《唐書備闕記》10卷，《唐春秋》30卷，《貞觀政要》10卷，《太宗勛史》1卷，《開元昇平源》1卷，《開元名臣奏》3卷，《吳氏西齋書目》1卷，《樂府古題要解》1卷（或作2卷），《保聖長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論應象》1卷。
合撰有《唐書》130卷（與韋述、柳芳、令狐垣、於休烈等合撰），《國史》106卷，《唐高宗實錄》19卷，《睿宗實錄》20卷，《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姓族系錄》200卷（與柳沖、徐堅、魏知古、劉知幾等合撰），《群書四部錄》200卷（與馬懷素、元行沖、韋述等編）。千古名著《貞觀政要》一部《貞觀政要》，足以使吳兢千古留名。
吳兢在《序》和《上表》都對寫此書的背景有說明。在序中介紹說：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是大唐立國以來的良相，「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對貞觀之治極為景仰，深感「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於是授意他編撰本書，為的是繼承祖宗的優良傳統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會到唐代已進入繁盛期，統治階級有了全面總結施政經驗的自覺意識，並在實際上也完全有可能對統治制度、方針和政策進行系統反思了。貞觀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編撰《群書政要》。編撰者從歷代經史子集等文獻中抉摘資料，總結的是從上古至晉代的歷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親自撰寫這類著作。他在辭世前終於將《帝范》13篇完成，於貞觀二十三年（649）正式賜予皇太子李治，並語重心長地對左右大臣說：「聖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唐太宗此舉自然會啟發後來者。《帝范》和《貞觀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范》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如下：《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可見，《帝范》12篇均為吳兢所參照吸取。唐玄宗也為總結前代得失興亡之事，撰成《開元訓誡》，說明《貞觀政要》的出現並非偶然。
《貞觀政要》共10卷，分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該篇的基本內容，內容相近的若干篇合為一卷，每卷大體反映一類問題。由於此書內容是分門別類編排，因而非常便於查閱和應用。
此書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對話（類於記言之書）；有詔書和奏表的原文或節錄（類於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經過（類於紀事本末體）；有人物的傳記（類於紀傳體）；在同一篇中所記內容基本依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列順序（類於編年體）。儘管所記內容豐富、事項繁雜，所運用的體裁也相當靈活，但不變的目的只有一個，即宣傳唐太宗的德政與治術，總結能夠使封建皇朝長治久安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卷有《君道》、《政體》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統」問題，事涉要害，所以居全書之首。《君道》是全書的綱，各篇無論反映哪方面內容，都要歸結到君王之意向指歸。吳兢記載了唐太宗與諸臣論為君之道，諸如「必須先存百姓」，「必須先正其身」，「兼聽」，「慎守成」等原則。《政體》篇則對朝廷機構（中書、門下等機要之司）的運轉程序和政壇規範進行載錄。第二卷有《任賢》、《求諫》、《納諫》3篇，反映的是君王對臣下應有的態度。論證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觀點。對於共同促成貞觀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個人小傳，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過」的客觀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鑑戒》、《擇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與臣下的相輔相成、榮辱與共的依存關係。指出了君與臣各自應有的責任與義務，闡說「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賢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4篇，關注的是皇朝繼承人問題。吳兢特立四篇從不同側面細緻地論證接班人問題。強調對太子、諸王要「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尊嫡卑庶」，「陳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游，訪得失於當代」。「勿縱慾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5篇，講的是倫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問題，記錄了太宗非常重視仁義忠孝觀念的實用價值。
第六卷，有《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9篇，揭示統治者的個性修養對於致治的影響。吳兢特別稱頌貞觀年間「風俗簡樸」，記錄了唐太宗改變厚葬陋俗的詔書，提出「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指責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宜為懲革」。第七卷有《崇儒學》、《文史》、《禮樂》3篇，講的是文化建設及禮樂教化問題。貞觀君臣的有關議論很多，如，選拔人才「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第八卷有《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5篇，反映的是治國的幾條大政方針。唐太宗以重農為基本國策的認識很明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並指出「人君」對保證農民依時勞作負有特殊責任：「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靜無為，不窮兵黷武，不徭役無度。
關於刑法，吳兢主張「用法務在寬簡」，對於死刑判決，要建立「覆奏」制度。同時，必須堅持法律的嚴肅性，功臣犯法當與百姓同罪。量刑之輕重亦當以法為標準，不依執法者的喜怒好惡而變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邊》2篇，關注的是軍事問題，也含有如何處理朝廷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問題。吳兢記錄唐太宗認真總結借鑑前代對外用兵之經驗，「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民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獵》、《災祥》、《慎終》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進行的兩項活動和需要正確看待的災祥和晚年問題。從吳兢選擇的史料來看，他的觀點是君王行幸本身無所謂對錯，關鍵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內容。祥瑞災異歷來是帝王和侍臣津津樂道、百般揣摩的話題。吳兢看來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災祥》篇首錄唐太宗之語：「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但吳兢顯然很欣賞災異對君主的示警作用，如錄唐太宗所云：「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所以，如果對災變能從積極的方面來理解，未嘗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說：「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全書40篇，以《慎終》居末，與開篇《君道》呼應，頗具匠心，饒有深意。篇中錄魏徵諫唐太宗《十漸疏》，語重心長，擲地有聲。指出唐太宗「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故強調「戰勝易，守勝難」，「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貞觀政要》之成書時間，由開元初而至開元末，其時也正是唐玄宗由勵精圖治漸趨安逸奢侈之時。因而《慎終》篇又格外具有現實意義。
吳兢雖然對唐太宗推崇備至，但本著「直筆」準則，依然做到了「愛而知其丑」，在書中也如實記錄了一些唐太宗的過失和缺點。如《納諫》篇記他為一馬暴死而盛怒，欲殺養馬人。又記他曾寵信過小人權萬紀、李仁發。《封建》篇記他大封皇室諸王和功臣數十人為世襲刺史。特別是《慎終》篇照錄魏徵《十漸疏》，疏中將太宗在貞觀初期和貞觀中期的不同表現一一對照列舉，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現實毛病。當然，吳兢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撰述此書，書中提倡的「愛民」、「保民」思想，也並非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實質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
《貞觀政要》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本很及時的書，被以後的皇帝當作座右銘，「書之屏帷，銘之几案」（戈直：《貞觀政要序》），還被當作皇家子弟的學習教材。
唐憲宗李純、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為的君主。他們都注重研習《貞觀政要》，從中汲取施政經驗。元和四年（809），憲宗仿《貞觀政要》體例又編撰《君臣事跡》14篇，記上古以降歷代聖君賢相之事。唐宣宗曾「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唐朝以後，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也很推崇這部書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書，並請當代儒臣講解書中內容。明朗規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請侍臣教授《政要》。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親自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內容，並且十分仰慕「貞觀之治」。乾隆皇帝說：「余嘗讀其書，想其時，未嘗不三復而嘆曰：『貞觀之治盛矣！』」
《貞觀政要》在國外也很有影響。約在九世紀前後，這部書就傳到了日本，並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統治階級的注意。鎌倉時代，1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政要》，對當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頒布的《禁中並公家法度》十七條中，第一條就規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此後，《政要》一書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