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七章強大的封建專制國家（武德、貞觀到開元）

唐朝建立後，自武德元年（618）到開元二十九年（741）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間，是封建專制國家的鞏固、發展、富強階段。這時的唐朝，政治上強大，經濟上繁榮，文化也有很大發展，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占著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響。這一時期的歷史進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節武德貞觀年間的穩定發展 唐高祖撥亂反正武德年間（618—626），當隋末戰亂之後，一方面需要統一全國，一方面又需要恢復穩定封建秩序，發展生產，以利於新建政權的鞏固。唐高祖正是這樣順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又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恢復或新建各種制度，鞏固唐朝政權的。武德年間的各種措施，為後來「貞觀之治」奠定了基礎。 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中斷了正在向前發展的歷史進程。 沉重的徭役負擔，迫使廣大農民離開土地，生產無法繼續下去，正在走向富強繁榮的形勢急轉直下。唐高祖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歷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面臨撥亂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認為，漢高祖「撥亂反正」，糾正了秦的錯誤，從而出現了漢初的繁榮景象；他要「撥亂反正」①，糾正隋的錯誤，使唐朝富強。姜謨說：「唐公有霸王之才，必為撥亂之主。」②可見，唐高祖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既是歷史前進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備了條件。 當時的「撥亂反正」，只能是把打亂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復起來，使其遵循固有的規律繼續前進。儘管封建制度是束縛勞動人民手足的枷鎖，但由於人們不能超越歷史所允許的範圍進行活動，所以，唐高祖恢復發展封建制度實際上就是為歷史的繼續前進創造條件。 武德二年（619），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規定在限額之外，「不得橫有調斂」③。顯然，這有限制統治集團不得為所欲為的意思。把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奴役限制在一定範圍之內，是有利於歷史前進的。 土地制度是賦役制度的基礎。自北魏實行均田制以來，對恢復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唐高祖為了使隋末大量離開土地的農民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以利於政權的鞏固，遂於武德七年（624），實行均田制。所實行的均田制與租庸調法，是隋朝均田制與租調力役制的繼續和發展。所謂「發展」，就是因歷史的前進出現了新的內容。 新的內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齊之制，一個丁男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另外，每丁又受永業田二十畝，夫婦共受田一百四十畝。但是，一對夫婦所納之賦稅卻倍於單丁。由於單丁受田一百畝，僅納一對夫妻受田一百四十畝的一半賦稅，從而就出現了許多人不願結婚或隱瞞妻子的現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規定婦女不受田，不納稅，正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制度較合理些，無疑會促使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齊時，官僚地主可以通過奴婢與牛領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與牛的受田。這主要是各級官吏可以通過另一途徑得到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過奴婢與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規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這主要是因為隋朝以後，佛教、道教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寺院、道觀都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認這些既成事實。由此①《舊唐書》卷七五《孫伏伽傳》。 ②《冊府元龜》卷三四五《將帥部·佐命六》。 ③《資治通鑑》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見，土地制度的發展，正反映了歷史前進的內容。其他，像土地買賣範圍的擴大，以庸代役制的普遍推行等，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均田制與租庸調法在唐朝實行了一百多年，說明它在唐初還是很有生命力的制度。唐朝前期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富強，與此制度密切相關。 古代貨幣的發展，到武德年間也起了很大變化。從西漢到隋朝，五銖錢一直在貨幣流通領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鑄錢大量出現，劣幣盛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才滿半斛」①。針對這種情況，武德四年（621）下詔鑄「開元通寶」錢。 「開元通寶」錢的流行，在我國貨幣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元」，即開國的意思，「通寶』，即流通的寶貨。其中不包含貨幣的重量，與秦半兩錢、漢五銖錢（二十四銖為一兩）比較，顯然是改變了以重量為幣名的傳統。同時，以錢為寶，也反映了人們對貨幣的作用有進一步的認識，還說明把貨幣視為財富的觀念大大增強了。從此以後，歷代的銅錢都不再以重量為名，都稱為「通寶」、「元寶」。這說明貨幣的發展已到了更高級的階段。《唐律》在古代法制史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時，對亞洲各國古代法典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唐律》是在武德、貞觀年間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余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法，制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可見《唐律》是根據《開皇律》而來的。貞觀年間，唐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進一步修定為五百零二條12卷的《唐律》。長孫無忌等人又對《唐律》逐條逐句進行詮解和疏釋，成為《唐律疏議》。這種國家法典，有唐一代，沒有大的變化。 唐代的官制也在武德年間確定下來。《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三公地位高，無實權，實際上是榮譽職務。六省中的尚書、門下、中書是朝廷機關，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其中尚書省系執行機關，政務繁多，故又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管理有關事務。由於這些部門在政權機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後來往往把唐朝廷的官制概括為三省六部制度。其他三省與政權機關無大關係，不甚重要。御史台是監察機關。寺、監是分別管理朝廷兵、刑、錢穀事務的機構。這些都是「京職事官」，另外，還有「州縣、鎮戍、岳瀆、關津為外職事官」。這種官制，後來雖然也有過變動，但朝廷的三省六部制，地方的州縣兩級制，基本上是沿襲武德年間的。 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開創於隋，唐代逐步完善起來。《新唐書》卷四四《選舉志上》：「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從京師到州、縣、鄉皆置學，使宗室子孫、功臣子弟、①《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學機會。州、縣通過考試入選，「隨物入貢」，實際上就是「鄉貢」。這種通過考試在政治上進行競爭的辦法，正是科舉制度的基本內容。《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也有大體類同的記載，並且認為「斯我唐貢士之始也」。由此可見，隋末中斷了的科舉制度到唐初又恢復起來了。科舉制度對封建的等級制度、門閥制度，都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競爭意義，在當時是進步的制度。 府兵制度，從西魏開始到隋末中斷，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①，在武德初年又將其恢復起來。貞觀十年（636），唐太宗又在全國設置六百三十四個軍府，僅關內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難看出，唐初設置軍府，是以關中為重點的。關中是京師所在之地，這說明唐朝廷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 以上各種制度，在武德貞觀年間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為唐政權的鞏固與國家的富強發揮了積極作用。 恢復發展各種制度，實際上就是恢復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統治者能夠繼續統治下去，被統治者能夠在可以忍受的剝削奴役下繼續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這種社會秩序鞏固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並使國家富強繁榮起來。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唐初的統治者非常重視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常從歷代皇朝的治亂興衰中尋找借鑑。唐高祖就十分重視秦、隋很快滅亡，漢、唐乘機興盛的歷史變化。同時，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①，還下詔修撰魏、周、隋、梁、齊、陳等六史。在這方面，唐太宗更為突出，他明確說過：「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②貞觀六年（632），他還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鑑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①既然從歷史上認識到周、秦統治時間的長短在於統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淫，好行刑罰」，故而短暫。於是，他就從政治、經濟各方面採取措施，促使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 唐太宗認為，解決民的問題最重要。他說：「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②「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③解決民的問題，主要是發展生產，與民休息。他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①《通典》卷二八《職官十·武官上·將軍總敘》。 ①《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②《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①《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鑑戒》。 ②《帝范·君體篇》。 ③《貞觀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④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曾下詔停修勞民傷財的洛陽乾元殿，並且表示：「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⑤為了不誤農時，還把太子舉行冠禮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當有人提出「用二月為勝」的時候，他又明確表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⑥。這充分說明唐太宗重視農業生產，接受了隋煬帝大量徵發徭役，迫使農民走投無路，從而暴動的教訓。另外，他還儘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竭澤而漁。他說：「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⑦有鑒於此，他多次下詔減免賦稅。貞觀元年（627），山東大旱，免當年租賦。貞觀二年（628），關中旱災，有賣子為生者，他命出御府金帛代為贖回。貞觀三年，免關中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類似此例頗多。此外，他還竭力防止統治集團內部驕奢淫逸。在他看來，「崇飾宮宇，游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敝。」也就是說，統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階級矛盾。因此，他下詔「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①。這些措施，都有利於農民發展生產。 唐太宗是通過玄武門之變奪取政權的。唐朝建立後，李建成以李淵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為秦王，李元吉被封為齊王。在統一戰爭過程中，秦王戰功較多，與其謀臣猛將逐步形成一個秦王集團。秦王集團勢力日益強大，李建成感到對自己是嚴重威脅，遂與李元吉聯合，組成一個與之對抗的集團。雙方鬥爭的核心是皇位問題。最初，是雙方在政治上互相傾軋，爭取李淵的信任與支持，削弱對方，壯大自己；最後，就發展到兵戎相見，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有預謀地安排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門設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來時，出其不意，突然襲擊，建成、元吉被殺，所部馮立、薛萬徹等率眾與秦王兵激戰失敗。這就是玄武門之變。不久，秦王被立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讓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權中，存在著各種政治力量。有原來隋朝的官員，有農民起義軍的將領，還有統一戰爭中敵對勢力的成員與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重要人物。各種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為中心進行重新組合。唐太宗順應了歷史前進的要求，竭力促進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根據自己的選人標準，不管是哪一種政治力量，只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貞觀元年（627），唐太宗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有人要求「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唐太宗說：「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①他主張「惟賢是與」，反對以新舊為別，正是對各種政治力量一視同仁，廣其德於天下。他還明確提出：「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②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玄武門之變以後，盡④⑥《貞觀政要》卷八《務農》。 ⑤《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⑦《資治通鑑》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貞觀政要》卷六《儉約》。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②《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管李建成集團中，「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③。另外，當唐太宗還是秦王的時候，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就設置了文學館十八學士，作為自己的智囊團。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的骨幹力量，可見文學館學士都是唐太宗的親信。但是，在他剛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武德九年（626）九月，就另設弘文館學士代替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團以外的成員。胡三省說：「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④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驍武之士」，後「東南儒生」，是根據實際需要而變化的，沒有親疏之別。這種用人之道，無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圍。 再者，他對各種類型的人才還善於因材使用，並不求全責備。他說：「明君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儘其所有。」他還說：「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①對人各取其長，當然可使各類人都發揮作用。 納諫，是唐太宗從另一方面籠絡人才的手段。皇帝納諫，是對臣下的極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②的具體表現。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參加過瓦崗軍，投唐後又為李建成的洗馬，本來是唐太宗的敵對力量。但在玄武門之變以後，唐太宗非常重視他的意見，魏徵視唐太宗為「知己之主」，「知無不言」，前後共諫兩百餘事，使唐太宗非常滿意。魏徵死後，唐太宗說：「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③另如，唐太宗與裴矩也是這樣。裴矩佐隋煬帝時雖居高位，卻「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④。投唐以後，則一反常態，對唐太宗的所作所為，他不同意的，敢於直言不諱的批評，極力勸阻，從而頗受唐太宗的讚賞。這都說明，納諫是皇帝發揮臣僚作用、鞏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難怪司馬光說：「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⑤看來，君臣關係的改變關鍵在於君。唐太宗在這方面是有所認識的。 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對少數民族的基本態度，是「降則撫之，叛則討之」①。也就是各少數民族只要不公開與唐對抗，就對其實行羈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長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來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對本族進行統治。反之，侵擾內地或對唐有嚴重威脅者，就用武力解決。唐初，突厥經常大兵壓境，甚至進兵關中，威脅京師。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軍十多萬人，分道出擊突厥，消滅了東突厥，俘獲頡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④《資治通鑑》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①《帝范·審官篇》。 ②《論語·八佾》。 ③《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④《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⑤《資治通鑑》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年。 利可汗。貞觀八年（634），又遣大軍進攻吐谷渾，獲取全勝，解除了對河西各州的威脅。另外，還對高麗、薛延陀等也先後有過戰爭。但總的看來，還是以羈縻為主要策略。各族首領到了長安，都以禮相待。打敗突厥後，對隋末沒於突厥的內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貞觀四年（630），「四夷君長詣闕請」唐太宗為「天可汗」②。貞觀二十一年（647），諸酋長自稱「唐民」，要求「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③。唐太宗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貞觀七年（633），唐高祖也曾於故漢未央宮置酒，命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④這種和諧的氣氛，正說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勝利。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總結歷史經驗後認為：「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過了古人，關鍵在於「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①正是由於這種良好的民族關係，才出現了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結婚的友好範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的盛況。唐太宗還舉漢武帝的例子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②儘管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賞，但所反映的事實大體不錯。大概這是唐太宗善於總結歷史經驗的結果。 由於唐太宗從經濟、政治、民族關係各方面採取積極措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安定，民族關係的改善，使貞觀初年的人口稀少，災情嚴重，糧價昂貴，百姓東西逐食的情況大大改觀。政治上，「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社會秩序方面，「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經濟方面，「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這些「古昔未有」③的現象，正是「貞觀之治」的具體反映。 ②《資治通鑑》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③《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④《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②《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③《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第二節高宗武則天時期的繼續發展 貞觀遺風與改立皇后 貞觀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貞觀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廢，文德皇后之兄長孫無忌竭力稱讚晉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為太子。高宗即位以後，頗有所作為，非常重視解決民的問題。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從此，還「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於他勤於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①。另外，他還注意納諫，不計較進諫者的言辭是否妥當。永徽五年（654）十月，雇雍州四萬多人築長安外郭城，雍州參軍薛景宣進諫道：「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認為薛景宣出言不遜，請高宗殺之。高宗則說：「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②遂不加追究。這種豁達大度的作風，必然有利於下情上達，便於處理政事。 唐太宗雖然是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樣，有面臨末日之感，總想求取長生不死藥，妄圖長期居於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6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來，帶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稱有長生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數，使合長生藥」。同時，還派人到處尋求製藥的原料。由於藥未製成，方士被放還。高宗即位後，娑婆寐又來長安，年輕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談怪論，命他回去。當王玄策又極力推薦的時候，高宗果斷地說：「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進一步提供證據道：這個方士再來的時候，「容發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①後來，娑婆寐死於長安，證實長生不死是荒唐的夢想。在這個問題上，高宗與太宗截然不同。他沒有太宗晚年那種悲觀情緒，而是立足現實，積極進取，充分體現了一個年輕皇帝頗有朝氣的精神面貌。 高宗很有作為，還表現在廢立皇后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擾。本來，廢立皇后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后的地位不僅與皇后本人直接相關，而且往往涉及複雜的政治背景，從而使廢立皇后的問題成為政治鬥爭。 廢立皇后的問題是因武則天引起的。武則天，名曌，并州文水（今屬山西）人。其父武士彠是木材商人，曾幫助李淵從太原起兵，建立唐朝，於是，就從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書，封應國公，也是開國功臣。武士彠先後娶過兩個妻子，先娶相里氏，生了兩個兒子；後娶楊氏，生了三個女兒，武則天就是楊氏所生的第二個女兒。 貞觀十一年（637），當武則天十四歲時，被太宗召入宮中，立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業寺削髮為尼。李治為太子時，曾和武則天有過接觸。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后將她接到宮中。 武則天再次入宮，深知王皇后的心意，遂對王皇后卑躬屈膝，百依百順。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②《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①《資治通鑑》卷二○○，高宗顯慶二年。 王皇后不斷在高宗面前稱讚她，更加深了高宗對她的寵愛。高宗的寵愛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階梯。 在武則天得寵的同時，王皇后、蕭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後，高宗決心要廢王立武，改換皇后。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徵求有關大臣的意見。長孫無忌是開國功臣，又是太宗長孫皇后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為太子，長孫無忌起了關鍵作用。褚遂良參與過太宗很多軍政大事的決策，被太宗視為「忠烈」之臣。太宗臨終時，特意向他們兩人託付後事，並明確表示：「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①「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同時又謂高宗道：「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②顯然，廢立皇后是非聽取這二位顧命大臣的意見不可的。 高宗先禮後兵，自己親自前往長孫無忌住宅表明態度，武則天母親楊氏、許敬宗等人也曾勸說長孫無忌順水推舟，都無濟於事。接著，高宗又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人入內殿，徵求他們對改立皇后的意見。李勣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藉口有病，根本沒有入內。于志寧膽小怕事，不明確表態；褚遂良、長孫無忌堅決反對。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后，必須採取果斷措施。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不再考慮元老派的反對，下詔廢王皇后，十一月立武則天為後，皇后正式易人。不僅如此，長孫無忌、褚遂良又先後被貶官。顯慶三年（658），褚遂良死於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顯慶四年（659）七月，長孫無忌於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殺。長孫無忌這棵大樹一倒，許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連。從此以後，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制約，一切都自作主張。 高宗廢王立武，改換皇后的問題，已超出了皇帝家務事的範圍。褚遂良堅決反對的理由，是「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輕易廢后，即是「違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①。王皇后出身名門大族，武氏出身低微。這種門第觀念，反映著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勢力的沒落，庶族地主勢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後期以來的歷史潮流。高宗敢冒「違先帝之命」的風險，打破士族勢力的威脅，直接掌握政權，正是他不願任人擺布，敢作敢為的具體表現。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這種膽量和作為的。 武則天執政顯慶五年（660）以後，高宗經常頭暈目眩，影響處理政務。武則天乘機插手政治，開始參與國家大事。 武則天取得皇后的地位並不滿足，她還想進一步掌握政權。於是，她一方面排除異己，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一方面又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進一步掌權做準備。 在排除異己方面，除了害死王皇后、蕭淑妃以外，還積極支持高宗打擊元老派。後來，宰相上官儀認為武則天干預政事，請求高宗廢之。當她知道此事後，立即使許敬宗陷害上官儀，致使上官儀死於獄中。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②《資治通鑑》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與此同時，武則天還抓緊培植私人勢力，籠絡人才，組織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議高宗設置北門學士就是這方面的重要措施。 北門學士的任務，是協助皇帝處理政務與各種表疏。設置北門學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權力。由於北門學士直接參與國家重要政事，武則天掌握他們就更有利於自己參與政事。另外，武則天還根據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門學士為其編撰必要的書文。元百頃、劉禕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人，都是北門學士的重要成員。他們先後編撰了《列女傳》、《臣規》、《百僚新誡》、《樂書》等一千多卷。武則天編撰書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則天對太子李賢不滿，遂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范》（少陽指太子居住的東宮）及《孝子傳》以賜太子。李賢接受這種必讀之物，惶恐不安，可見，北門學士所撰的書文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北門學士是武則天的政治助手。 北門學士名稱的由來，是因為他們為了避免與南衙發生衝突，而從北門出入。「南衙」是以宰相為首的朝廷機關所在地，武則天於朝廷之外另立辦事中心，當然是與宰相分庭抗禮。 武則天為了取得政權，還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6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條建議：（1）勸農桑，薄賦徭；（2）給復三輔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費力役；（6）廣言路；（7）杜讒口；（8）王公以降皆習《老子》；（9）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10）上元前勛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①這十二條建議，涉及範圍很廣，與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面都有關係。高宗曾下詔實行。至於實行的效果如何，由於缺乏這方面的資料，尚難作出確切的說明。不過，從其建議內容看，武則天確有相當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實現她的建議，有利於發展經濟，爭取民心，鞏固其統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狀況不佳，武則天懂得文史，才能出眾，政權由高宗向武則天手中轉移的趨勢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后，實際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則天定奪，中宗只不過是個傀儡。這個二十七歲的年輕皇帝，不甘心聽其母親的擺布，自作主張，把皇后的父親韋玄貞自普州參軍提升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為侍中。此事觸怒了武則天，武則天立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同時，武則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命其異母兄之子武承嗣為禮部尚書，很快又為宰相。武承嗣請求立武氏七廟，武則天立即同意。這些事實，說明武則天要進行改朝換代了。 武則天隨意廢立皇帝，欲改朝換代，既與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脅李氏家族的地位。這樣一來，勢必引起一些人公開反對武則天。首先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李（徐）敬業。李敬業是李（徐）勣孫，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後被武則天貶為柳州（治所在今廣西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今陝西周至）縣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還有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貶官處分。光宅元年（684），這些人會集揚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聲稱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遂取而代之。李敬業自稱匡①《新唐書》卷七六《則天武皇后傳》。 復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匡復廬陵王為號召，很快聚集十餘萬人，發布檄文，公開討伐武則天。 駱賓王起草的檄文，膾炙人口，很有文采。該文指責武則天道：「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說：「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則天看了這篇檄文，也讚不絕口，認為文章精采。當她知道這是駱賓王所為時，感嘆地說：「宰相之過。安失此人？」①看來，武則天確有政治家的風度，她對敵對勢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貶低，而是稱讚，並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業起兵，武則天當然不能容忍，況且，揚州是交通樞紐，經濟意義非常重要，於是，立即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大總管，率軍三十萬，鎮壓李敬業。同時，又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複姓徐氏。 李敬業起兵後，由於其內部意見不一，不能抓緊有利時機，主動進攻，而是在李孝逸軍逼近時才被迫應戰，結果，李敬業全軍潰敗，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殺。這場反對武則天的戰爭，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結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唐宗室諸王。 垂拱四年（688）四月，武承嗣為了迎合武則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獻上一塊白石，上鑿文「聖母臨人，永昌帝業」①。武則天欣喜萬分，命白石曰「寶圖」。後又自加尊號「聖母神皇」。這就更接近於皇帝的稱號了。 武則天得寸進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們於七月開始醞釀起兵反對武則天。參與這次反武鬥爭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貞（太宗第八子）、絳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絳）刺史韓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軌（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魯王李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刺史黃公李譔（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陝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緒（元軌子）、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刺史琅邪王李沖（李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沖開始募兵，同時，分別通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等，立即起兵，共趨神都。武則天針鋒相對，速派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統兵進討。 李沖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東聊城西南），武本縣令閉門拒守，李衝力攻不下，七日而敗。李貞於豫州舉兵響應李沖，武則天派兵十萬前往鎮壓，李貞僅有數千人，也因寡不敵眾，兵敗自殺。 本來，諸王相約起兵，共同行動。但尚未準備充分，約定發動日期，李沖即倉猝起兵，只有李貞響應，其他諸王均未發兵，故而聲勢不大，力量不強，致使武則天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接著，武則天又迫使李元嘉、李靈夔、李譔、常樂公主（高祖女）等自殺，其親黨皆受牽連而死。李元軌被貶黔州，於途中死去。武則天為改朝換代進一步削弱了阻力，減少了障礙。以後，又陸續有宗室諸王多人以各種罪名被殺。僅天授元年（690）八月，一次就殺唐宗室十二人，同時又鞭殺李賢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嶺南，還誅其親黨數百家。不難看出，武則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①《舊唐書》卷六七《李敬業傳》。 ①《資治通鑑》卷二○四，則天后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690）九月，侍御史傅遊藝聯合九百餘人上表，請求改唐為周。接著，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共六萬餘人上表，支持傅遊藝的請求，睿宗也自請賜姓武氏。武則天認為時機已到，條件成熟，遂改唐為周。自己又加尊號稱「聖神皇帝」，把睿宗改稱皇嗣，賜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廟於神都。武則天開創先例，成為女皇帝了。 封建社會的帝位繼承制度，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既是武則天稱帝的思想障礙，也是政治上的強大阻力。要改變舊的制度，衝破傳統思想的束縛，必須進行政治鬥爭。所以，武則天除了武力鎮壓公開的敵對勢力以外，還需要從政治上打擊反對者。她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謀造反，非常重視告密。特別是鎮壓了徐敬業以後，她十分清楚唐宗室與一些大臣對她掌權進而稱帝心中不服，懷疑時刻會有人暗算她，故而大開告密之門。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過問，不論是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對告密滿意者，加官褒獎；無事實根據者不加追究。這樣一來，四方告密者蜂起，許多官員提心弔膽，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禮、來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則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鞏固武氏政權的作用；但也有消極的一面，使一些官吏逆來順受，唯唯諾諾，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有一宰相名婁師德，當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時，他告誡其弟說：為了保持榮寵富貴，即使有人「唾汝面」，也「當笑而受之」①。還有一個蘇味道，當宰相數年，「依阿取容」，辦事不明確表示意見，總是模稜兩可，被人稱為「蘇模稜」。②宰相們逃避政治鬥爭的態度，正說明武則天時期籠罩著恐怖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敵對力量。 本來，武則天做皇帝就是困難重重，做了皇帝，人們還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樣，視夫族為外戚，按照武氏世系傳授帝位。為了減少這方面的壓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長安遷到洛陽，從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裡，僅有兩年住在長安，其餘時間都在洛陽，並把東都改為神都。實際上這是另起爐灶，企圖削弱李氏的影響。但在夫權思想的束縛下，她不能像劉邦代秦，李淵代隋那樣，與前一皇朝徹底決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當作反面人物，以此說明改朝換代是合理的。因而，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級地爬上皇帝的寶座，而且與李氏皇族藕斷絲連，不能徹底否定唐朝。她雖然在洛陽立了武氏七廟，但並沒有改變長安唐太廟的地位。武則天以周代唐，是不能與歷史上的其他改朝換代相提並論的。 外來的壓力，女皇帝本身的弱點，都決定武周政權不能長期維持下去。 武則天晚年，不斷有人勸她傳位於兒子，她都猶豫不決。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病重，其男寵張易之、張昌宗，狐假虎威，獨斷專行。反對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復位，就只有採取暴力手段了。參與宮廷政變的主要成員，有宰相張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彥范、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暉。這些人經過密謀策劃，擁兵入宮，殺張易之、張昌宗，迫使武則天傳位於中宗。中宗尊武則天為「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曰「唐」，改神都為東都，①《資治通鑑》卷二○五，則天后長壽二年。 ②《資治通鑑》卷二○六，則天后聖曆元年。 短暫的武周政權壽終正寢了。 從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權結束，共五十六年，在這段時期里，統治集團內部雖然矛盾重重，有過激烈的鬥爭，但武德、貞觀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種政治經濟制度，基本上延續下來，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唐朝仍然沿著富強的道路前進。這與高宗、武則天的各項措施密切相關。高宗頗有作為，但由於他實際執政時間不長，所以，武則天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武則天開創了婦女稱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封建社會裡，必然碰到強大的敵對勢力。這就決定當時的政治鬥爭必然通過這一問題反映出來。武則天的各項措施也都無不與此有關。 武則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傾向，就是打擊反對她執政的元老派與門閥地主。所謂元老派，就是對建立唐朝有功的舊貴族，他們是西魏、北周以來逐步形成的政治勢力，也就是關隴集團。這股勢力，既區別於東漢以來的士族門閥地主，同時，兩者也有一致之處。例如，唐太宗剛做了皇帝，「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①看來，唐太宗是以關中人自居的。貞觀十二年（638），他為了反對「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①，不與別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志》，以抬高自己的門第。唐太宗既反對舊的門第觀念，又樹立新的門第觀念，正是關隴貴族與舊士族有區別又一致的標誌。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指責武則天不是天下「令族」，駱賓王斥武則天「地實寒微」，都說明舊的士族門閥地主與關隴貴族都是武則天的敵對勢力。 武則天為了對抗敵對勢力，發展科舉制度，開創了「殿試」。皇帝可以親自主持考試，選拔人才。還開創了武舉，選拔軍人；新辦自舉，招求賢人。儘管也有一些濫竽充數者，但還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羅了不少人才。有人認為：「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②這種評論，頗有見地。武則天通過各種途徑確實選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許敬宗等人因《氏族志》不敘武氏本望而請求改為《姓氏錄》，也是為了討好武則天，其目的也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創造條件。這一切說明，武則天一方面盡力打擊門閥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面又促使庶族地主勢力的增長。這種總的政治傾向，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門第或先輩的權勢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會的實際，能夠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張，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武則天的各項措施是有利於歷史發展的。當然，武則天也沒有徹底拋開門第觀念，修《姓氏錄》就是為了抬高武氏的門第。正因為如此，過高地估價武則天的歷史作用也是不適當的。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①《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二年。 ②《資治通鑑》卷二○五，則天后長壽元年。 第三節開元時期的繁榮盛況 平息宮廷政變 中宗重新即位以後，政治上毫無抱負，武則天雖然退位，國號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政權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由於中宗庸庸碌碌，無所作為，他的皇后韋氏就乘機參與政事，妄圖效法武則天，獨掌政權。武三思（武則天侄）與韋後，由私通發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結成武韋集團。韋後嫁女安樂公主於武三思子武崇訓。安樂公主也頗有政治野心，於是，韋後、安樂公主、武三思狼狽為奸，千方百計想左右政局。 發動政變，迫使武則天讓位的張柬之、桓彥范等人，雖然暫時掌權，但由於武韋集團對他們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張柬之等人多次勸中宗消滅武氏勢力，中宗都置若罔聞。反之，武三思、韋後誣稱敬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①，中宗卻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見，表面上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范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為博陵王，以示對其尊寵，實際上解除了張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職務。武三思、韋後為了爭取民心，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議天下士庶為出母（被父休棄的生母）服喪三年，百姓年二十三歲為丁（原二十一歲成丁），五十九歲免役（原六十歲免役）。中宗都表示贊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張柬之等五王貶出京師，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龍二年（706）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誣告五王參與了駙馬都尉王同皎謀害武三思的活動，於是，朗州刺史敬暉被貶為崖州司馬，亳州刺史桓彥范被貶為瀧州司馬，襄州刺史張柬之被貶為新州司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貶為白州司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廢韋後，與安樂公主內外配合，加罪於五王，中宗又流五王於嶺南。接著，武三思又派人赴嶺南，殺害五王。這時，張柬之、崔玄■已死，桓彥范、袁恕己、敬暉被殺。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無忌憚，他得意忘形地說：「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①安樂公主也更為恃寵驕恣，甚至賣官鬻獄。因為太子李重俊非韋後所生，武三思、韋後、安樂公主等，都經常凌辱太子，甚至呼其為「奴」。安樂公主竟然要求廢皇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當然憤憤不平。 景龍元年（707）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動兵變，殺死武三思、武崇訓及其同黨十餘人。由於兵力不強，很快失敗，李多祚被殺，太子走終南山，最後為左右所殺。 太子的失敗，韋後、安樂公主更為驕橫。安樂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們互相勾結，賣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安樂公主要把昆明池據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奪民田作定昆池，方49里。安樂公主的一條裙子，值錢一億。針對這些腐敗情況，中宗不僅未表示反對，反而還加以縱容。如安樂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把掠民為奴婢者逮捕入獄，安樂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釋放。更為甚者，安樂公主還自為①《資治通鑑》卷二○八，中宗神龍元年。 ①《資治通鑑》卷二○八，中宗神龍二年。 制敕，掩其文要中宗簽字，中宗也笑而從之。儘管中宗如此昏庸無能，還不能滿足韋後臨朝執政，安樂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於是，景雲元年（710）六月，韋後與安樂公主密謀策劃，毒死中宗。 由於太平公主（武則天女）的干預，韋後與安樂公主的目的仍未達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為太子，後即皇帝位（殤帝），尊韋後為皇太后。武韋集團並不甘心，中書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等，力促韋後效法武則天，謀害殤帝，另立國號，但他們又懼怕太平公主與相王（即睿宗，中宗復位後被封為相王）從中阻撓，故不敢輕舉妄動。 實際上真正對韋武集團構成威脅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當時是臨淄王，他頗有膽識，很有作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頻繁變亂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軍中發展勢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韋集團聲名狼藉之機，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韋後與安樂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殤帝讓位於相王，恢復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 在消滅武韋集團時，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頗念兄妹情誼，對她極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總要先問是否與太平公主議過，於是，太平公主更為擅權弄法。太子李隆基不願任人擺布，必然與太平公主發生矛盾。太平公主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視為最主要的敵人。睿宗懦弱無能，無力處理這些矛盾，藉口有彗星出現，要「傳德避災」，表示願讓位於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對自己不利，遂與同黨極力勸阻。睿宗堅持己見，終於讓位。景雲三年（712）八月，太子即位，是為玄宗，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 實行改革，促成開元盛世太平公主結黨營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①，陰謀廢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盡殺太平公主同黨，賜太平公主死於家中。十二月改元開元。至此，武周以來的多次宮廷政變暫時結束，開始了政權穩定，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階段。 開元年間（713—741），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為，他勤於政事，從各方面採取措施，鞏固發展了唐朝政權。 為了從歷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他很重視閱讀史書。他說：「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②由於史書「事關理道」，所以，他認真閱讀，但因為有些地方不易讀懂，遂又設置了侍讀，馬懷素、儲無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讀。顯然，這是繼承了太宗「以古為鏡」的傳統。 玄宗還反對奢靡，提倡節儉。開元二年（714）七月，他針對當時的「風俗奢靡」下詔曰：「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同時，「罷兩京織錦坊。」③九月，又下詔禁止厚葬。他認為厚葬「無益亡者，有損生業」，「既竭家產，多至凋敝」。於是，他明確規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①《資治通鑑》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②《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③《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得以金銀為飾。」①這種風氣，雖然是有始無終，堅持時間不久，但至少反映了開元初年玄宗奮發圖強的精神狀態。開元二十二年（734），他還親自在苑中種麥，並和太子等人都參加收割。同時還對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接著又對侍臣道：「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②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穡之不易，還要了解農民生產的實際情況，正反映了他要加強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開元年間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首先，在政治上為了勵精圖治，重用賢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後人多把姚、宋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社（如晦）相提並論，說明他們在開元年間起過重要作用。姚崇建議「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③等，從刑法、用人、賦稅等十個方面整頓政治，玄宗全部採納。宋璟為宰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④他還建議恢復貞觀年間史官公開記事的制度。貞觀時，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隨同，記錄所奏內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隨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實。高宗以後，許敬宗、李義府專權，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准史官記錄其所奏內容。玄宗重視宋璟的意見，恢復了這種制度。政事的相對公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抑制政治腐敗的作用。姚宋兩人還能互相配合。司馬光說：「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①兩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們，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開元四年（716），有人認為，當年的官吏選拔太濫，縣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縣令，以「理人策」進行考試，結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罷官。淘汰腐敗無能的官吏，必然加強政權的作用。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他認為「仙者憑虛之論」，「賢者濟理之具」②，遂改東都的集仙殿為集賢殿，表示他有重視賢才的求實精神。 其次，玄宗重視發展農業生產。開元三年（715）到四年（716），山東發生蝗蟲災害，廣大農民無可奈何，只得「于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積極主張捕殺，但有人認為「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姚崇堅決反對坐視蝗蟲食苗而不救的悲觀論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見，派人詳察各地捕蝗的情況，結果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③。 開元年間，還多次興修農田水利，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開元二年（714），在文水東北開甘泉渠、盪沙渠、靈長渠，引文谷水溉田數千頃。開元四年（716）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頃。開元中，①《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②《資治通鑑》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③《資治通鑑》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④《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①《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②《資治通鑑》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三年。 ③《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開通濟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頃。開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餘頃。①再者，玄宗為了從經濟上削弱貴族的勢力，加強朝廷集權，還改變食實封的制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貴族，封戶的租調由受封者徵收。但唐初受封者僅二三十家，封戶也不過千餘戶。中宗以後，受封者增多，所封戶數也遠遠超過唐初。中宗時的受封者多達一百四十餘家，封戶遍及五十四州，安樂公主食封四千戶，長寧公主三千五百戶。睿宗時太平公主食封一萬戶。食封者不僅徵收租調，影響朝廷收入，還任意敲榨封戶，使封戶增加許多額外負擔。玄宗改變舊制，封戶的租調由朝廷統一徵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額領取。這樣，既加強了朝廷對全國財政的控制能力，也減少了封家對封戶的許多苛索，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抑制佛教的泛濫，也是開元年間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南北朝時期有很大發展，唐代更為盛行，武則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濫。不少人為了逃避徭役，多削髮為僧尼，一些貴族官僚為了從中取利，也爭營佛寺。「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②開元二年（71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議，命偽妄僧尼還俗者一萬二千多人，同時，還不准再建佛寺。這樣，實際上也提高了朝廷控制經濟的權力。 兵制的改革，也有很大影響。隨著均田制度的破壞，府兵制度已難以維持。一方面是農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面是府兵不按時更番，久征不還者難以自備資糧，致使許多農民傾家蕩產，逃避兵役的鬥爭日益高漲，「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①，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玄宗接受張說建議，在開元十年（722）募兵十三萬，充當朝廷的宿衛（後稱■騎）；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邊防的需要，「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②。朝廷供給衣糧，長期戍邊。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來的邊兵。從此，強制徵發的府兵制演變為募兵制。兵農分離的募兵制，有利於農民安心農業生產。 開元年間，由於玄宗從政治經濟各方面採取了積極措施，結束了政治上的不穩定局面，使唐朝進入了富強繁榮時期。 當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③這些情況，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大體上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同時，也說明杜甫在《憶昔》詩中說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並非詩人無中生有。由於經濟的繁榮，人口也大量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戶數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數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較唐初甚至武則天時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①《新唐書》卷三九、四○、四二《地理志》三、四、六。 ②《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①《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 ②《資治通鑑》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③《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 開元二十五年（737），由於「歲稔穀賤傷農」，玄宗命提高糧價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東都一帶購糧，兩地各得數百萬斛。於是，停運當年江、淮之租。同時，「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東幸」。另外，還下詔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與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①。京師出現不依靠關東糧食的局面是難能可貴的，各地糧食都留輸本州，說明國家的糧倉存糧已滿。天寶八年（749），全國各地存糧共有九千六百零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②，各地「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國用豐衍」③的情況，正是以開元年間的生產發展為基礎的。由於經濟的繁榮，國力強盛，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階級矛盾都有所緩和，故而政權穩定。開元年間是唐朝的黃金時代。 ①《資治通鑑》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②《通典》卷十二。 ③《資治通鑑》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八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