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卷） · 第二章自然環境的利用和變遷

隋唐兩代幅員廣大，皆為前世所少有。這樣廣大的版圖，當時的自然環境如何？隋唐兩代如何能夠在這裡建立它們的皇朝？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世之治史者一般皆置之不論，殆以自然環境不會有很大的變化，觀今就可以知古，無容再瑣瑣道及。殊不知自然環境也時時在變化之中，參以人為的力量，當更加速這樣的變化。隋唐兩代固與其前後各時期不同，就是在其統治的三百多年中，前後亦多未能一致。這雖然沒有政治權力變化那樣明顯易見，卻是不能稍加忽視的。現在全國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首推長江下游太湖周圍各地，可是隋代及唐代天寶以前，都城所需的漕糧卻主要來自太行山以東和黃河下游各地，這就不能用現代的現象作解釋了。因此，對於隋唐時期全國的自然環境及其變化加以說明，對於研治這一時期的史事也許還不至於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第一節長安附近的水道及灌溉網的形成 隋唐兩代皆以長安為都城。都城建在長安，自有其關於對內對外的策略處，而地理的因素實居於主要的地位。如何利用當地的河流水道，使其有助於都城形勢和促進都城的繁榮，實為當時不可或缺的要務。這裡僅就長安周圍的水道略事論述。 長安城內外諸引水渠道長安城外的八水遠在漢代即已有名於當世①。這是指涇，渭，潏，澇，豐，鄗，灞，滻而言的。涇水發源於六盤山（今寧夏南部）東麓，東南流至長安城東北入於渭水。渭水發源於鳥鼠山（今甘肅渭源）下，東流經長安城北，合涇水東流，入於黃河。其餘六水皆出於秦嶺。澇水和豐水皆流經長安城西，北入渭水。潏、鄗兩水皆流經長安城南，再折而經長安城西，入於渭水。灞、滻兩水皆流經長安城東，滻水流入灞水，灞水再流入渭水。隋唐時期，鄗水下流雖已堵塞，其上源卻以交水相稱，注入豐水，不復獨流入渭②。這八條河流分別流經長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繞長安」的形勢。這樣的形勢為隋唐時期前後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過。隋唐時期正是善於利用這樣特有的自然環境，使長安城更為繁榮和壯麗。 隋皇朝始建基業，首先就考慮到都城的問題，廢棄了已有將近八百年建城歷史的漢長安城，遷都於舊城東南的龍首原下，其中一個原因乃是漢代故城中的水已經鹹鹵，不適於飲用。新都建成後，城內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滻水。引水的渠道分別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龍首渠①。永安渠亦稱交渠②，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側的安化門西，永安渠更在其西，兩渠之間只隔一個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於渭水。清明渠則由外郭城，流經皇城，再入宮城，瀦為西海、南海和北海③。龍首渠引用的是城東的滻水，因此也稱滻水渠。這條渠道由外郭城東面北側的通化門南流入城中，再經皇城流入宮城，瀦為東海。另有一支，繞外郭城東北角外，流入禁苑。④這裡應該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開鑿的廣通渠。廣通渠的開鑿並非為了供應城內的用水，而是作為運輸關東的糧食的渠道，一直向東通到潼關和渭水相匯合。這條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長安城西，如何通過長安城再向東流，自來沒有詳細的記載。核實來說，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門中間的金光門入城，經過西市，曲折流經皇城之東，再流經大明宮含元殿之北，絕滻、灞①司馬長卿：《上林賦》，《文選》卷八。 ②《水經·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於昆明池北」，是鄗池為鄗水源頭。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斷流。鄗池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為鄗水源頭？昆明池為漢武時所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開鑿前，交水當就是鄗水的上源。 ①趙彥衛：《雲麓漫鈔》卷八。 ②《唐會要》卷八九《疏鑿利人》。 ③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宮室》，卷九《唐京城》三。 兩水向東流去⑤。廣通渠在唐時稱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時候就堵塞不通，還需要不斷疏鑿。唐玄宗天寶二年（714），韓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潭於西市，以貯材木⑥。這次引水實際是疏導廣通渠的故道，說者不明究竟，以為引渭水入長安是不可能的，韓朝宗所引的應該是潏水，不是渭水⑦。這樣的說法是不明白長安周圍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麼，隋時廣通渠是怎樣開鑿成功的？韓朝宗之後，接著到了唐代宗大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于禁苑以漕薪炭①。景風門和延喜門是皇城東面的兩門，這是說漕渠是由皇城之東向北流去。其實黎幹所開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門外，與廣通渠會合。現在這條漕渠仍然存在，是由當時的金光門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當時由金光門流到長安城這一段，據說也是黎幹開鑿的，渠道開成後，唐代宗也曾親自前來觀看，可見是一宗大事。這條水渠在長安城內所流經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舊有的渠道。怎麼能為運輸木炭而動這樣的大工？可能是原來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顯名。這條廣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還曾徹底修過一次，由渭水旁的興成堰修起，直到潼關的永豐倉。這樣的疏浚完全是為了漕運②，漕道當然還是穿過長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則是引水灌溉，促進農業的發展。秦漢以來的鄭國渠、白渠和成國渠都得到繼續維修，發揮其已有的效益。唐時所謂三輔渠③、鄭白渠《和劉公渠④，都是鄭國渠和白渠的繼續和發展。唐初在修治成國渠時，並加引韋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復六門堰⑤，都顯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長安城附近也還有賀蘭渠和清渠。賀蘭渠也稱豐水渠，是引豐水至交水的渠道⑥，清渠自鄠縣（今為戶縣）引用豐水，由長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①。就是引水入長安城內諸渠，在供給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於灌溉。唐文宗開成年間，就曾以引滻水入城的龍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於灌溉②。龍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應都有餘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黃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③。這些渠道修鑿成功，就使環繞長安的八水，實際上組成一個相當廣大的水利網。這個水利網是以長安城為中心，層層加密，不僅保證長安城中的用水供給，也使關中農田得到灌溉。變乾旱地區為水鄉，更增加了長安城作為兩代都城的重要性。 這些水道的分布顯示出如下的一些情況。當時環繞長安的八水，其流量⑤黃盛璋：《西安城市發展中的給水問題以及今後水源的利用與開發》，《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⑥《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韓朝宗傳》；《唐會要》卷八七《漕運》。⑦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①《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傳》，《唐會要》卷八七《漕運》。②《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舊唐書》卷一七二《李石傳》。 《舊唐書》卷九八《李元紘傳》。 ④《舊唐書》卷九五《宣惠太子業傳》，卷一一八《王縉傳》。 ⑤《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 ⑥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四《興平》引李石記。 ①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二《長安》引《括地誌》。 ②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二《長安》，《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三《西安府》。③《舊唐書》卷一七七《崔珙傳》。 都比較洪大，水流也比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於過深。前面說到唐代宗時黎幹曾引潏水入城。開鑿漕渠是為了把南山的木炭運輸到長安城裡。這是說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長安城裡。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像的事情。無怪乎連唐代宗也都要親自觀看。建國之後，還曾在長安縣西溫國堡潏水河床中發掘出一隻沉船，更是真確的物證。應該指出，在黎幹開鑿這條漕渠之前，已經有一條清明渠引潏水入城。雖然有了這兩條渠道，並沒有使潏水為之斷流。不僅潏水如此，就是豐水也是一樣的。就在溫國堡發掘出沉船的前後，豐水河床中也有沉船發掘出來。可見能行船的不僅是一條潏水。 環繞長安的八水中，涇渭兩水之外都是出自長安的南山。發源於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當時南山的森林相當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當大的流量，所以當時能充分供給長安城中的用水，還可普遍進行灌溉，使長安城內外具有特異的景色。現在潏水的水流不僅難於行船，甚至還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乾涸無水，又怎能組成水利網呢？ 廣通渠的開鑿和漕糧的運輸廣通渠和引入長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給長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來從事運輸關東的漕糧的。廣通渠在唐時一般稱為漕渠。這條渠道的開鑿和湮塞關係到長安城的糧食供給，因而再作論述。 廣通渠是隋初開鑿的。開鑿之初，隋文帝曾頒布了一封詔書。詔書中說：「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④渭水多沙，對於航行船隻自有一定的影響，但在隋時充其量只是「動移氣序，不能往復」，也就是說，船隻受到阻閡，延誤時日，還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雖然如此，隋文帝還是特意開鑿了這條渠道。這不僅澤及當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遺惠。唐朝雖也受到遺惠，卻並未完全解決漕運的困難。因為唐朝重視不夠，漕渠就不免時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糧運輸仍舊仰仗於渭水，甚而還要陸運，長安城中缺糧問題就無法解決，浸假還演變成為危機。唐德宗貞元（785—805）初年，長安缺糧，關輔宿兵斗米千錢，太倉供天子和六宮的膳食，連十天都難以支持。關東運來的漕糧積儲在華陰的永豐倉中，竟難以借渭水轉運，只好採取陸運的辦法，陸運的牛幾乎都死完了①。再後到文宗太和初年，由於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進。在興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賴陸運，由於需牛過多，影響了關中的農耕①。隋文帝頒布如上的詔書是在開皇四年（584），由那時至唐德宗貞元元年為一百九十一年，由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為四十二年。兩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這樣的程度。長安附近農田灌溉面積的減少，還不至於引起過分的焦慮，經過渭水運輸的漕糧不能按時到達，舉朝都會為之惶惶不安。 ④宋敏求：《長安志》卷十一《萬年》。 ①《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①《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 第二節黃河下游富庶地區的變化 黃河下游的河道 隋唐兩代皆以長安為都城，長安居於關中富庶的農業地區，如上所說，由於涇、渭等八水的環繞，成為水利網的中心，產糧自來是有名的。由於都城的設立，人口大量增加，糧食的供應就成了問題。解決的辦法是由關東運輸漕糧。這在秦漢時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時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漢時期關東漕糧的取給主要是在鴻溝系統諸水的上游和濟水流域以迄於東海之濱。隋唐時期主要則是在當時的黃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當時的黃河下游流經滎澤（今滎陽東北）、原武和陽武（今原陽）、新鄉（今新鄉）、汲（今汲縣）、酸棗（今延津西）、靈昌（今滑縣西南）、白馬（今滑縣東）、臨河（今濮陽西）、濮陽（今濮陽南）、清豐（今清豐西）、頓丘（今清豐西南）、鄄城（今鄄城北）、臨黃（今范縣南）、朝城（今范縣東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陽穀（今陽穀東北）、聊城（今聊城東北）、高唐（今高唐）、平陰（今平陰）、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縣）、長清（今長清）、臨邑（今臨邑南）、滳河（今商河）、臨濟（今章丘北）、鄒平（今鄒平北）、厭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濱縣東北）等縣境②。這條黃河在現在黃河之北，也在原來的濟水之北。滎澤、原武、陽武、酸棗、靈昌、白馬、濮陽、鄄城、陽穀、平陰、長清、臨邑、臨濟、鄒平、蒲台諸縣，當時屬河南道，其餘諸縣屬河北道。清豐以上屬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屬今山東省。 黃河下游及其兩側的富庶地區隋代及唐代前期，最為廣大的富庶地區首推黃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時的滎陽郡，也就是唐時的鄭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鄭州）起，直至東海之濱，都包括在內①。黃河以北，直至隋時的河間和博陵兩郡，也就是唐時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別在今河北河間和定州），黃河以南還可達到隋時的汝陰郡和東海郡，也就是唐時的潁州和海州（治所分別在今安徽阜陽和江蘇連雲港），其中不包括隋時魯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時的兗州和沂州（治所分別在今山東兗州和沂州）之間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來說，就是沂蒙山區。 這個地區用唐代的地理來說，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絕大部分，除東都洛陽附近各州和兗、沂兩州的山區外，都包括在內。在這黃河下游南北一望無垠的平原上，從隋文帝開皇年間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寶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財賦取給的地區。唐玄宗在所頒布的詔書中，曾經說過：「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賦尤廣。」②就是當時的臣下也多以此為言，張守圭說：「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縣②《舊唐書》卷一七二《李石傳》。 ①《元和郡縣圖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②《隋書》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開皇、天寶之間黃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區農業的發展》，《河山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 雄劇，人物昌阜。」①這些稱道並不是泛泛的言辭，當時各道的存儲的倉糧數就是最充分的證明。現在可以考見的天寶八載（749）各道倉糧存儲數字，河南道正倉所儲為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義倉所儲為一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倉所儲為一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為全國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倉所儲為一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義倉所儲為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常平倉所儲為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倉所儲和關內道相同，義倉和常平倉所儲皆超過關內道②。這些稱道之辭和倉糧所儲雖皆系開元天寶年事，往前回溯，至於開皇年間，前後百餘年，都應該是仿佛的，不然就無以說明自隋初以來轉輸關東糧食接濟長安的道理了。 為什麼這個地區能夠較為富庶？應該說這裡的勞動人民善於利用自然，而且還能夠進而改造自然。這個地區的富庶顯現在農業的經營具有明顯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為當時皇朝財賦和糧食主要取給的地區。農業能夠得到發展，需有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難得一樣。 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地域遼闊，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現在科學方法來分析，各種各樣，十分繁雜。就在古代，簡單區分，也有差別。古代按地區分別土壤的厥為《尚書·禹貢篇》。這篇成於戰國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為五州，黃河以北為冀州，黃河以南為豫州。豫州以東為兗州，兗州以東迄於東海為青州，青州以南為徐州。據其中所說，冀州的土壤為白壤。太行山東近海，故土壤多含鹽鹼，因而呈顯白色。近海之地還有青州。青州不僅「厥土白墳」，而且海濱還是「廣潟」。這是說海潮激盪，比鹽鹼地還要加重一些。在《禹貢》作者看來，青州的白墳論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於冀州的白壤。青州的鹽鹼地可能不是很嚴重，因為秦漢時期，齊魯桑麻的富饒已見稱於世人。而東海之濱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為之流連忘返。河南的豫、兗兩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過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兩漢之時，黃河累次決口泛濫，洪水大都流向東南，在當時，豫、兗、徐成為黃水橫流的地區，受害最為嚴重。洪水過後，所挾帶的泥沙隨處淤積，也使泛區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農作物生產的能力，和以前有了顯著的差別。《隋書·地理志》對這些地方農業的盛加稱道，就是具體的證明。兩漢時期黃河的決口泛濫，《禹貢》所說的冀州東部，也就是太行山東至於渤海的黃河以北地區，不免也受到沖蝕，所受的災難較輕，在當時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挾帶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積，土壤未能多所改變，特別是所謂白壤的鹽鹼地還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時期的繼續改造。 說到對於太行山東黃河以北鹽鹼地的改造，遠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為此盡力，都能取得相應的成就。戰國時，史起和西門豹治鄴（今河北臨漳西南），都致力於興修水利。鹽鹼地經過流水的沖洗，鹽鹼就可以相應減輕，使瘠薄的土地變成肥沃的田園。當時人歌頌鄴的引漳水灌溉的成就說：「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可見改造鹽鹼地是當地發展農業的重要前提。西門豹和史起所致力的僅是鄴的周圍。在太行山東來說，這實在是一隅之地。西漢時在鄴的東北，設有斥丘和斥章兩縣。分別在今河北魏縣之①唐玄宗：《諭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詔》，《全唐文》卷三一。 ②張守圭：《請河北遭水澇準式折免表》，《全唐文》卷二六九。 西和曲周縣之南。縣以「斥」為名，是說當地斥鹵，也就是多鹽鹼地。以鹽鹼地作為縣名，足見當地鹽鹼的嚴重。既以斥鹵名縣，卻未見到再有人在這方面致力，這樣的困難等待隋唐時期來克服。 隋唐時期由太行山東直到渤海之濱，鹽鹼地都是十分嚴重的。隋渤海郡有鹽山縣。渤海郡唐時改稱滄州，鹽山縣沿置未改。唐初在鹽山縣還置有東鹽州。滄州今仍為滄州，今仍有鹽山縣。這瀕海之地可能更為特殊，不能一概而論。滄州西南隔德州（治所在今山東陵縣）為貝州（治所在今河北清河西）。州所轄清陽縣，在永濟渠東，距渠尚遠。唐武后永昌元年（689）以舊城久積鹹鹵，遂移於永濟渠之東。玄宗開元年間，又移於永濟渠之西③。鹽鹼地竟使當地縣城不能不為之遷徙，可見其嚴重的程度。甚至太行山下的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所轄的鉅鹿縣（今河北鉅鹿）大陸澤畔尚有一處咸泉。可以煮而成鹽①。鹽鹼地不僅嚴重，分布的地區也相當廣泛。這就不能不影響到農業的經營。 唐代為了改造鹽鹼地確實是費了很多心力。改造鹽鹼地的方法仍然沿用西門豹、史起的舊規，開渠引水，灌溉農田。具體說來，就是用流水沖洗鹽鹼。趙州（治所在今河北趙縣）癭陶縣（今寧晉）有一條稱為新渠的渠道，上元年間，引洨水入城，流經十餘里，沿途皆是鹽鹼地，經過渠水沖刷改造，都成了豐壤，人民所需的糧食得到充分的供應①。其他渠道雖未見具體說明，開鑿的目的和期望大都相仿佛。唐時開渠最多的當推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為首，有安陽（今安陽）的高平渠，鄴縣的金鳳渠，堯城（今安陽東）的萬金渠，臨漳的菊花渠和利物渠。堯城縣還有北齊時的都領渠。較長的為臨漳縣的菊花渠，屈曲經三十里。 臨漳縣北的利物渠，是由滏陽（今河北磁縣東）引來的，滏陽以滏水得名，利物渠引用的應該就是滏水。這條渠一直引到成安縣（今河北成安），可能是相州境內最長的渠。高平渠引用的是安陽水（今洹水），其萬金渠則引用漳水。相州境內三條大水都被充分利用。相州還有一條天平渠，未見出處，可是金鳳渠和菊花渠都是引自天平渠，利物渠也兼引用了天平渠。利物渠在漳水之北，則這條天平渠也應該在漳水之北②。相州所轄六縣，僅林慮（今河南林州）和湯陰（今河南湯陰）兩縣未有渠道。林慮縣在太行山上，自無渠道可言。湯陰有湯水，也是應該有渠道的。相州所屬的鄴縣，就是史起、西門豹原來開渠的地方。唐時開渠的規模，遠較西門豹、史起為宏大。唐時相州號稱富庶，當地鹽鹼地可能都已得到改造。 太行山東最長的灌溉渠道，可能是恆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的大唐渠和太白渠。大唐渠在鹿泉縣（今河北獲鹿），可是它是由平山縣（今河北房山）流至石邑縣（今石家莊西南）的，鹿泉縣只是渠道流經的地方。這條渠道流到石邑縣後，又再向東南流了四十三里，才匯入太白渠。就是不計算平山縣至鹿泉縣一段，僅石邑縣中的渠長已經是其他各州所少有的。可是太白渠還要長。大唐渠是在平山縣由太白渠引出來的。平山縣有由太行山西流來③《通典》卷十二《食貨》。 ①《太平寰宇記》卷五八《貝州》。 ①《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②《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志》中說「上元中」。唐代有兩上元，一為高宗年號，一為肅宗年號。肅宗上元年間，安祿山反唐起兵未久，河北各處多淪為戰場，焉有餘力開渠引水，故此上元應為高宗之時。的綿曼水（今桃河），就在平山縣入於滹沱河。太白渠當是由綿曼水引出來的。大唐渠既在石邑縣入於太白渠，則太白渠是流經石邑縣的。太白渠流經的地方，並不以恆州一州為限。恆州之南為趙州，趙州治所在平棘縣（今河北趙縣），平棘縣城東二里有廣潤陂，就是引用太白渠瀦積的。這是說有了太白渠，才開鑿廣潤陂，太白渠最後流到什麼地方，未見記載。僅就恆、趙兩州來說，也應該是少有的，至少較大唐渠還長出許多。恆州有沒有鹽鹼地，難於肯定，趙州的鹽鹼地則是上面已經說過的。僅就這一條長渠來說，當時對於自然環境的改造，確實是費了不少心機的。相、恆兩州和趙州之外，魏、貝、洺、冀、滄、景、瀛（治所依次在今河北大名、清河、永年、冀縣、滄州、東光、河間諸縣市）、德諸州，皆有水利設施，就是瀛州之北的莫州（治所在今河北任丘北），也還有可以稱道的地方③。 黃河下游以南及其附近地區的一些州郡也都有相當的農田水利設施，只是不如黃河下游以北的繁多。好在黃河下游以南各地鹽鹼化並不像黃河下游以北那樣嚴重，鑿渠灌溉主要是為了防備乾旱。當然這都有助於農業的發達，有助於當地的富庶。 這些農田水利設施都是唐代前期建設的成就，有的還是隋時的舊績①，可知這樣富庶地區的形成並非偶然。《隋書·地理志》論述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六郡時，曾特別指出：「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於儉嗇。」可是在論述黃河以南的滎陽、梁郡等八郡和黃河以北的信都、清河等八郡時，都沒有提到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至少可以說，這黃河南北的十六郡的土壤都不至於像河東、絳郡等六郡那樣的瘠薄。這樣的記載很可以證明當時的改造土壤是有效果的。 這些農田水利設施，到了唐代中葉以後，就有許多都先後破壞，特別是黃河下游以北的農田水利設施本來以改造鹽鹼地為目的，農田水利設施破壞，鹽鹼地自然又會成災。據宋時記載說：「河北為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灌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屢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①這裡只提到相、魏、磁、洺四州，其他有關各州也應該是相仿佛的，也許是其他有關各州稍顯得輕微些。這樣的演變對黃河以南各處也不能沒有影響。唐代後期，黃河下游南北的富庶地區已難保持其舊日的規模，特別是黃河下游以北各地更不易恢復其原來的面貌。 改良土壤，在經營農業方面是盡地利，和農業最有關係的還有天時。說到天時，首先是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是全國性的，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也難得獨有例外，不過地區之間的差異還是有的。氣候是不時有變化的，自遠古以來都是如此。根據文獻記載和物候顯現，隋唐兩代和其前的三國兩晉諸朝，氣候都較為寒冷。氣候寒冷可能對農作物的生長有所影響。唐代前期曾經有過隕霜殺稼的記載，大都是在黃河的中上游，甚至還有江南個別州郡，黃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區可能沒有這樣的遭遇，至於水旱災患還是有的，河南、河北同時都曾經有過大水或大旱，災區較為狹小的災患更為習見，不③《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①《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 ①陳州西華縣（今河南西華）的鄧門陂，宿州符離縣（今安徽宿州北）的牌湖堤，皆隋時舊績，見《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 過比起黃河中上游來還不算大多，特別是旱災方面更是如此②。這樣的天災大都是人力所難於克服的，不能說對於農事耕耘完全沒有影響，不過還不至於因此而過分減低當地的富庶程度。 還應該指出：隋唐時期黃河下游南北各州郡能夠成為富庶的農業地區，長期供應都城所需要的漕糧的原因，還應該得到黃河安瀾的助力。黃河挾帶泥沙東流，本是容易泛濫的。黃河每一泛濫，黃水所及之地，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會受得難以估計的損失。黃水消退之後，泥沙隨處堆積，甚至使農田都無法耕耘。漢武帝時一次黃河決口，竟使有數百年繁榮的「天下之中」的定陶頓時蕭條下去，再未能復原。西漢末年的一次決口，六十年中都未能堵塞得住，損失更為慘重。可是在那次決口堵塞以後，長期安流竟達到八百年之久①。隋唐兩代都在這安流時期之中。黃河能夠安流，無潰決之虞，南北兩側的地區才能更多地發揮它們的富庶效益。 隋代歷年短促，黃河一直安流。唐代也不是就無河患，但大多都限於較小的地區，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安史亂前的河患僅有十一次：溢於陝州的一次，在貞觀十一年（637）①，溢於河陽（今河南孟縣）的三次，第一次在貞觀十一年③，第二次在高宗永淳二年（683）②，第三次在武后長壽元年（692）④。陝州和河陽城都在黃河中游，距下游尚遠。在黃河下游的有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一次，在玄宗開元十四年（726）⑤，濟州一次，在玄宗天寶十三年（754）⑥；博州一次，在開元十年（722）⑦；齊州（治所在今山東濟南）一次，在高宗永徽六年（655）⑧；棣州（治所在今山東惠民東南）二次，第一次在武后長壽二年（693），第二次在開元十年⑨。還有一次在武后聖歷二年（699）（11），史籍僅記載黃河溢，未能確指所溢的是什麼地方。這十一次溢決中，魏州和棣州所受的災害最大。河決魏州那一次，懷、衛、鄭、滑（治所在今河南滑縣）、汴、濮（治所在今山東鄄城）諸州人不能安居，或構巢於樹，或借身舟中，死者以千計⑩。長壽年間，河溢棣州那一次，曾壞民居二千餘家①。災害雖說不小，較之兩漢時期，應該不是很大的，況且未久即已安瀾，也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 由於黃河的溢決次數不多，也未形成嚴重的災害和影響，因而它的南北兩側地區的其他水道就不至受到干擾，通濟渠（即唐代的汴水）和永濟渠能夠開鑿成功，而且長期暢通無阻，就是借著這樣有利的條件。尤其是太行山②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仁宗天聖四年。這裡所徵引的為館陶王沿上疏言北邊禦敵事中所說的話。王沿請修漳水諸渠，故其他渠道皆未涉及。 ①《新唐書》卷三五、三六《五行志》。 ①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②③《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④《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 ⑤《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 ⑥《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⑦《元和郡縣圖志》卷十《鄆州》。 ⑧《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⑩《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11）《新唐書》卷四《則天皇后紀》。①《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上流下的而現在歸入海河水系諸水，也因黃河的安流而未受到影響。唐代河北道南部農田水利灌溉最為發達，就是這樣的緣故。 正是由於黃河下游南北各處有這樣的自然條件，農業得到相當的發展，隋代及唐代前期所需要的漕糧，大部分就可以由此得到滿足。 唐代後期的河患及人為的決河唐代後期，黃河的災患顯得較前減少。代宗大曆十二年（777）②和德宗建中元年（780）③，曾經有兩次河溢，都未有詳細記載，不易知其發生事故的地方。另外有三次都發生在黃河中游：憲宗元和七年（812），河溢振武軍，毀東受降城④，次年，河溢天德軍，其治所西受降城毀壞較多⑤。昭宗大順二年（891），河溢河陽①。這三次出事地點皆距黃河下游懸遠，可以置之不論。黃河下游這一時期的河患主要集中在滑州，也就是現在河南的滑縣。憲宗元和八年（813）②、文宗開成三年（838）③和懿宗咸通中（約864—867）④，先後發過三次，其中兩次都促使當地改移了黃河的河道。昭宗景福二年（893），發生於棣州的河決，竟然形成了一次改道，是由棣州治所的厭次縣境內向東北流去，衝出了一條新河道⑤。這裡距海已經很近，新河道也不是很長，災患也不是太大，總算是一次改道，結束了八百年來黃河安流的時期。然而最使人注意的則是這一時期竟然發生了人為決河的事情。肅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侵河南，守將於長清界邊家口決河東至禹城縣⑥。長清、禹城二縣皆為齊州屬縣，今仍為山東長清縣和禹城縣。此次人為決河的結果和影響，除使禹城縣城淪溺外，其他未見記載。後來到昭宗乾寧三年（896），河圮於滑州，朱全忠因決其堤，遂為二河，散漫千餘里⑦。後來到五代時，這種人工決河的事例竟然頻繁出現。後梁末帝貞明四年（918），謝彥章攻楊劉，因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⑧。後唐莊宗同光元年（923），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⑨。黃河安流的有利因素，至此已難於保持。應該說這種有利的因素在唐代後期仍未消失。安史之亂發生後，黃河下游的南北兩方都未能再充分利用這種有利的因素，特別是太行山東的河北道南部更是如此。唐代前期，如前所述，這裡的農田水利事業卓有成效，到了安史亂後，就未見到有若何建樹。唐代亡後，歷五代和北宋，黃河的潰決泛②《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③《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④《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⑤《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 ①《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豐州》。 ②《舊唐書》卷二○上《昭宗紀》。 ③《舊唐書》卷十五《憲宗紀》。 ④《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舊唐書》卷一七二《蕭倣傳》。 ⑥《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濱州》。按：濱州置於後周時，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縣往屬。⑦《太平寰宇記》卷十九《齊州》。 ⑧《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資治通鑑》卷二七○，均王貞明四年。 濫不斷發生，黃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顯得蕭條，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節長江下游太湖區域農田水利的發達 長江流域富庶的農業地區 長江流域有三個富庶的農業地區，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圍以及長江下游太湖區域。成都平原的富庶遠在秦漢時期即已有名於當世。自李冰開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裡的富庶農業地區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後也沒有很大的變化。洞庭湖周圍和長江下游太湖地區雖然在春秋時期，已經建立過楚國和吳國，然而更為世人所重，則在南北朝時期。沈約著《宋書》，對此曾有過評論：「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域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時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後期，長江下游太湖地區成了全國少有的富庶地區，也是當時皇朝財賦主要取給的地方。這不僅見於當時人士的議論，甚而見於皇朝所頒布的敕令。唐憲宗在為他上尊號時所頒布的赦書中就明白說過：「軍國費用，取資江南。」①其實江南只是泛泛的說法，所涉及的範圍還是比較廣泛，核心所在，實為長江下游太湖區域。當然江南其他各處，也都在「取資」的地區之中，這是因為黃河下游原來被稱為富庶的地區，這時已經殘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顯出優勢，為黃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長江下游太湖流域更顯得突出，故頗為當時人士所稱道。唐朝後期繁重的皇朝財政負擔也就落在長江下游太湖流域。 長江下游太湖地區的富庶長江下游太湖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富庶的地區，負擔當時皇朝歲賦的絕大部分，是由於當地自然環境的優越，而優越的自然條件還能更多地為人們所利用，促成當地農耕的發展。 促成農耕的發展，最主要的條件是土壤的肥沃。遠在戰國時期，這裡的土壤於全國各州還被列為下下等②，這應是那時的人沒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產生錯覺。經過其後較為長久時期，它的優越性才逐漸顯露出來。西漢初年，發生了所謂「七國之亂」，其首事者吳王濞敢於反對當時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強將勇之外，還有海陵之倉，糧餉得以充足③。直到東晉偏安之時，海陵還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漁」①。海陵之地於今為江蘇泰州市，瀕於江岸，農耕仍為人所稱道。渡過長江，更為優越。前引沈約在《宋書》中的議論，也可見一斑。在南北朝時，這裡的膏腴上地的價值已經超過秦漢時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於《隋書》。《地理志》於宣城、①《資冶通鑑》卷二七二，莊宗同光元年。 ①《宋書》卷五四《孔季恭等傳》。 ②《憲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號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尚書·禹貢》。 ①《漢書》卷五一《枚乘傳》。 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諸郡，頗加稱道，謂其「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這六郡中，毗陵即唐時的常州，吳郡即唐時的蘇州，也就是現在江蘇的常州市和蘇州市，皆瀕於太湖。宣城郡為唐時的宣州，餘杭郡為唐時的杭州，也就是現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雖皆不瀕於太湖，相距並非過遠，這裡就附帶提及。如《地理志》所說的，環太湖周圍的土壤都是相當肥沃的。唐時人解釋常州得名的緣由，說其地「居三吳之高爽，其地恆穰，故有嘉稱」②。現在浙江嘉興縣，宋時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為明顯，用不著再作解釋。「粳稻之鄉，土膏沃饒」，就在宋時已有人這樣的稱道④，嘉禾郡於唐為蘇州屬縣（今嘉興），可以證明《隋書·地理志》的記載是確實的。北宋時，范仲淹更稱道說：「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庚。」⑤這樣肥沃的土壤到宋時還少有改變。 長江下游太湖區域自來是以水鄉澤國見稱於世的。太湖為其西山地高崗流下的許多河流所匯集，並以所儲分支排注於長江。這就顯得河道縱橫，遍於各處。如前所說，環繞長安的八水，經過人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網，太湖區域就自然形成河網化。這就遠遠超過了關中地域，顯出其優異的自然環境，使發展農業具備有利的基礎。可是人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不斷設法擴大其效果。隋唐時期，尤其是在唐代，對於農田水利的設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對於黃河下游，特別是在太行山東的平原有關農田水利的建樹，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對於長江下游太湖區域的農田水利已經有所開發，唐代後期成就更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間，潤州金壇縣就已置有南、北謝塘，用以溉田。南北謝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復。太宗貞觀年間，揚州江都縣（今揚州）也開渠引雷塘水，並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頃。高宗麟德年間，昇州句容縣為絳岩湖築堤引水。武后證聖年間，楚州安宜縣（今寶應）開白水塘和羨塘，置屯田⑥。武后聖歷年間，湖州安吉縣開邸閣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頃。玄宗開元年間，和州烏江縣（今安徽和縣東北）開鑿溝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頃。唐代後期，設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間，潤州丹陽縣的練塘也得到疏治。練塘是一處大塘，周圍八十里，涉及丹陽、金壇、延陵（今丹陽西南延陵鎮）三縣。經過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縣都能受益①。大曆年間，楚州置常豐堰，以御海潮，使瘠鹵處的屯田，歲收十倍②。昇州句容縣的絳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設置新塘，周回百里，開田萬頃。宣州宣城縣（今安徽宣城）也開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頃。德宗貞元年間，揚州江都縣（今揚州）引愛敬陂水以通漕運，同時夾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長城縣重新修復，溉田三千頃。和州烏江縣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繼續發生效力。憲宗元和年間，宣州南陵縣（今安徽南陵）的大農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頃。常州武進縣開孟瀆，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運，從而使瀆旁的四千頃農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時，無錫縣也引泰伯瀆②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四○《泰州》引《吳陵志》所引的《晉中興書》。③李華：《常州刺史廳壁記》，《全唐文》卷三一六。 ④《宋史》卷四一《地理志》。 ⑤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三《嘉興府》引《題名記》。 ⑥《范文正公集》卷九。湖、秀二州皆是由蘇州分出設置的。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秀州即嘉禾郡。①《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舊唐書》卷五九《李襲譽傳》。 ②李華：《潤州丹陽縣復練塘頌》，《全唐文》卷三一四。 通到蠡湖，同樣也能用以溉田。而揚州高郵縣的堤塘溉田達到數千頃之多。湖州烏程縣（今湖州）也開有官池。官池雖以池為名，當時湖州刺史范傳正督工開鑿，應該是有相當的規模的。穆宗長慶年間，蘇州海鹽縣開古涇三百零一處，以御水旱。楚州淮陰縣（今清江西南）也開了棠梨涇。寶應縣（本為安苴，後改名）本來有一座白水塘，武后時曾經開過，這是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到了長慶年間，為了在白水塘屯田，就發青、徐、揚三州的民夫重新開鑿，其附近的徐州涇、青州涇、大府涇也一併得到開鑿。徐州涇和青州涇的得名，可能與這次大舉興工，動用徐州和青州的人力有關。這次工程相當巨大，就是寶應城北的竹子涇也得到開鑿。敬宗寶曆年間，湖州烏程縣還增開了縣東的凌波塘和縣北的蒲帆塘。蒲帆塘的得名是因為開塘時發掘出蒲帆的緣故，可見這個塘本來是很大的。後來到了文宗太和年間，蘇州海鹽縣還增開了一座漢塘③。這裡所說的還只是一些犖犖大端，一般較小的設施就不必細舉了。 這裡所說的雖是一些犖犖大端，但這樣逐一涉及，顯得相當繁瑣。如果按照有關的州縣來說，也許稍稍明確些。太湖周圍本來只有湖、宣、常、蘇四州①，唐代後期又增了一個昇州②。湖州所轄五縣，按照上面所列舉的，有水利設施的就有烏程、長城、安吉三縣，其中烏程一縣還曾兩次興工。宣州所轄八縣，有水利設施的有宣城、南陵兩縣。常州所轄五縣，有水利設施的有武進、無錫兩縣。蘇州所轄七縣，有水利設施有海鹽一縣，就是這一縣之地，也曾兩次興工。昇州所轄四縣，有水利設施的也有句容一縣，同樣是兩次興工。江北的揚州所轄七縣，有水利設施的為江都、高郵兩縣，而江都的設施為獨多。和州所轄三縣，有水利設施的為烏江一縣。楚州所轄四縣，有水利設施的有山陽、寶應、淮陰三縣。顯然可見，有關各州都有水利設施，而湖、常、楚三州有水利設施的縣，居所轄的縣的半數，或超過半數，這在當時全國之中是少有的。 長江下游太湖區域得水之利，誠然可以冠於全國。卻也有一些水患。長江下游近海，可能會有海潮，損害一方農田，太湖地區低凹，排水就不免困難，也影響到農事的操作。前面提到楚州的常豐堰，就是為了防禦海潮而修築的。這條常豐堰雖說是修築在山陽縣，實際上其南已到了鹽城縣。鹽城縣也是楚州的所轄縣。山陽縣東距海岸不遠，鹽城縣更近在海邊。修堰防潮自然都是必要的。這條常豐堰為唐代宗大曆年間黜陟使李承所修的，在當時很受人稱道。楚州南鄰揚州、高郵、海陵諸縣同樣瀕海。常豐堰是否向南修到揚州境內，未見記載。後來到北宋時，范仲淹也曾到這裡海濱修堤，就是所謂范公堤。范公堤至少可以說是繼續常豐堰修成的。 太湖區域的排水困難，當時是不易解決的。前面提到唐穆宗時，蘇州海鹽縣為了防禦水旱之災，修築三百零一處古涇，應該起到排水的作用。不過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排水依然困難。唐代後期，蘇州吳縣人陸龜蒙居於松江甫里。當時松江尚未設縣，可能就在吳縣境內。松江地卑下，雨潦時艱於排水，仿佛就與江相通，許多田地的積水都連成一片，不能辨別誰家的田地，農事自然受到影響。陸龜蒙有田數百畝，耕夫十餘人，可是還經常苦飢①。這③《舊唐書》卷一一五《李承傳》。 ①以上所列舉的設施皆見《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①②《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 樣的遭遇當不僅陸龜蒙一家而已。這樣的困難不僅唐時不易克服，就是後來兩宋時依然難於徹底解決。 雖然還有這樣不易克服的自然環境的缺陷，其他優越的因素都還能充分加以利用，尤其應該提到的，是人口的增加，有助於對自然的利用，由於安史之亂的爆發，黃河下游南北各地備受摧殘，才使唐代中樞的財政及糧食皆仰給於長江下游太湖流域。也由於安史之亂的影響，黃河流域的人口曾有大量的南遷，其中許多人都移徙到長江下游太湖區域。長江下游太湖區域增加了大量人口，增加了勞動力，也帶來了黃河流域一些先進的設施和經驗，更促進了當地對於自然環境的改造和利用，發展了當地的經濟。下迄唐代滅亡，這樣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趨勢仍然繼續不斷，在以後的皇朝中都能居於重要的地位。 第四節半農半牧地區的利用及部分段落疆界的變化 隋唐兩代的半農半牧地區隋唐兩代都有廣大的版圖，也各有若干臣附的屬國。隋唐兩代直接統治並設有州（郡）縣的地方，都是在農業地區和半農半牧地區。當時和它們鄰國相爭執的地方，大半都是在這半農半牧的地區。一些鄰國也曾侵入到隋唐兩代統治下的農業地區，那只能說是偶然的事件，因為侵入到農業地區的鄰國，也未企圖在那裡久居下去。隋唐兩代也曾經進入到相鄰的遊牧地區，除設過一些極為重要的軍事據點外，也都隨即撤出，不在那裡設置州（郡）縣。隋煬帝固曾在青海以西設置過西海郡和且末郡，隋不久就告滅亡，這些新郡實際上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隋唐時期的半農半牧地區，主要是在西北各處。具體說來，相當於現在甘肅全省，內蒙古自治區中部陰山狼山以南，以及陝西省和山西省的西北部，河北省北部。回溯遠古時期的歷史，這些地方本來都是遊牧地區，西漢時司馬遷分劃當時國內的經濟區時，曾經列出一條界線，由龍門至於碣石，用現在地理來說，就是由今陝西和山西兩省間的龍門山，斜向東北，達到今河北省昌黎縣南的碣石山。這應是最早的遊牧地區的南界。此後這個地區為農為牧，曾經有過幾次的變遷。大抵每當從事遊牧生涯的民族統治這些地區時，這裡就成了草原。從事農耕生涯的民族統治時，這裡就成了半農半牧的地區。因為根據自然的條件來說，無論是土壤還是氣候，這裡都是可農可牧的，所以在不同民族統治的時期，就各因其所習，為農為牧了。如果是從事農耕生涯的民族統治這樣的地區時，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基礎和防禦外來的侵略，就必須爭取完全控制著整個半農半牧的地區，而且也不能過分超越半農半牧地區之外。因為從事農業生涯的人們不可能長期在遊牧地區居住下去。如何防止從事遊牧的民族侵入半農半牧地區，這就不能不尋求一些有利的自然形勢作為固守的憑藉。北陲的陰山和賀蘭山，河西走廊南北兩側的祁連山，大雪山和合黎山，龍首山以及河北的燕山皆可資利用。而這樣一些高山恰都是遊牧地區和半農半牧地區的分界線。這些分界線的兩側，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都迥然不同，和半農半牧地區的可農可牧也是不一樣的。在遊牧地區不能說就絕對不可耕耘，實際上都是不足以稱道的。武后聖曆元年（698），突厥默啜請求賜予農器種子並索要原住於豐、勝、靈、夏、朔、代的突厥降戶。武后因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並種子四萬餘碩，農器三千件以與之。據說默啜由此寖強①。默啜由此富強是事實，但似與所得的種子農器無若何關係。即令突厥能播種這樣多的種子，也不是馬上都可能得到豐收的。 隋唐兩代對於半農半牧地區的利用半農半牧地區是可農可牧的。隋唐兩代正可藉此以彌補農業地區的不足。隋及唐代前期都有強大的軍力，其中騎兵居有重要的地位。唐代更重視養馬，養馬的地區跨有隴右（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肅隴西）、金城（即蘭州，治所在今甘肅蘭州）、平涼（即原州，治所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天①《舊唐書》卷一九六《陸龜蒙傳》，陸龜蒙：《甫里先生傳》，《全唐文》卷八○一。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四郡，幅員已達千里，猶為隘狹不足以容納，因擴展到河曲①。尋又擴展到岐（治所在今陝西鳳翔）、豳（治所在今陝西彬縣）、涇（治所在今甘肅涇川）、寧（治所在今甘肅寧縣）四州，再後又擴展到鹽州（治所在陝西定邊）和嵐州（治所在今山西嵐縣）。這樣的一再擴展，顯示出對於半農半牧地區的善為利用。後來吐蕃勢力強大，隴右失陷，養馬地區只好內移到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和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襄州置有臨漢監。蔡州置有龍陂監。兩監才有牧馬三千二百匹，費田就有四萬頃①。原來牧馬於渭、蘭、原、秦四州，牧場幅員千里，並未顯得與農業爭地，襄、蔡兩州的牧場只有四萬頃，就感到是一項負擔，不久就被廢省。 半農半牧地區遭受遊牧民族的侵奪半農半牧地區和遊牧地區之間是有一條自然形成的分界線的。在當時的自然條件下，還不能用人為的力量從事改移。但是一些從事遊牧生涯的民族卻常常企圖越過這樣的自然分界線，侵入半農半牧地區，甚或是農業地區。唐與吐蕃的爭執其肇因多屬於這一方面。隴右道的祁連山和大雪山，還有更南的日月山，都曾經被利用為唐代防禦吐蕃的屏障，有了這樣的可資利用的天然地勢，還需要重兵控制。安史之亂爆發，隴右駐兵皆東撤勤王，吐蕃就得寸進尺，步步相逼，隴右道陸續陷落。吐蕃既侵占了這裡的半農半牧地區，更企圖向農業地區進擾。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會盟，劃定一條新的國界，這條新界中間通過隴山之西和六盤山之東②。六盤山東還是半農半牧地區，隴山之東就已經是農業地區了。新界雖已劃定，爭執卻未暫緩。直到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後，吐蕃內部內亂，唐朝才能乘機逐漸取得這裡的半農半牧地區。②①《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 ①張說：《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張說之文集》卷一二。②《新唐書》卷五一《兵志》。 第五節長江口外的海岸及揚州的繁榮 隋唐兩代的海岸 隋唐兩代幅員廣大，東南臨海，海岸亦相當邈長。唐代初期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也就是現在朝鮮的平壤，平壤城瀕浿水（今為大同江），則當時海岸的北端當從浿水入海口算起，唐代的安南都護府設於交州，就是現在越南的河內。安南都護府所轄州縣，更遠及於今越南的中部，那裡當是唐代海岸的南端。 唐代海岸的變遷海岸和其他自然現象一樣，也是時時在變化之中，所以就有與現在不同的地方。現在江蘇連雲港市於唐時為海州東海縣。海州治所為朐山縣，東海縣西去州治水路九十里。這段水路不是通常的河流，而是海道。東海縣所在地，俗謂郁州，也就是田橫島①。縣城設在島上，故到州治當須越海而行。現在郁州早已和陸地相連，再不必渡海。唐時蘇州屬縣有海鹽縣，今仍為浙江海鹽縣。縣名依舊，縣境有許多地方都已崩坍入海①。這都是明顯的例證。海岸變化的原因不一，不過海波沖刷和內地流來的河流所挾帶的泥沙的堆積，都是尋常可見的因素。海鹽縣海岸的崩坍就是因為當地海波沖刷過甚。由內地流入海中的河流，隨著所挾泥沙的多少，可以估計出河口附近海岸伸出的速度。黃河、長江、灤河、遼水以及淮水和郁水（今為珠江支流西江）的河口附近都有這樣的現象。唐時，滄州長蘆縣（今河北滄州）東距海九十里②，棣州蒲台縣（今山東高青東北）距海一百一十四里③，青州北海縣（今山東濰坊）東北距海一百二十里④，泗州漣水縣（今江蘇漣水）東北距海一百零四里⑤。現在這些地方的海岸，較唐時有了更多的差距，而且有的差距還是相當巨大的。這樣的情形在北宋初年就已經顯示出來了。宋時蒲台縣距海已改為一百四十里⑥，漣水縣距海也已為一百四十里⑦，都較唐時為多。也有沒有什麼變化的，如北海縣距海里數仍為一百二十里⑧。 與海岸有關的海港，是海外交通、貿易的基地和出發點。德宗貞元年間，宰相賈耽曾考究從邊地入四夷的道路，據他所列舉的凡有七條，五條在陸上，兩條為海道。這兩條海道一是登州（治所在今山東蓬萊）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再一是廣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通海夷道⑨。賈耽還記載了一條安南通天竺①②《舊唐書》卷一九六下《吐蕃傳》下。 ①《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一《海州》。 ②天啟《海鹽縣圖經》卷三引《嘉禾志》。 ③《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八《滄州》。 ④《元和郡縣圖志》卷十七《棣州》。 ⑤《元和郡縣圖志》卷十《青州》。 ⑥《元和郡縣圖志》卷九《泗州》。 ⑦《太平寰宇記》卷六四《濱州》。 ⑧《太平寰宇記》卷十七《漣水軍》。 ⑨《太平寰宇記》卷十八《濰州》。 道。安南即安南都護府，在今越南河內，天竺為現在的印度。由安南至印度，海陸兩道皆可成行，賈耽所記卻是分成兩路，一路經由南詔、驃國（今緬甸國）而至天竺；一路由交州南行，經文單國（今寮國萬象），再經真臘（今柬埔寨），然後取海道西行。其實由安南亦可直接浮海，而廉州的合浦（今廣西合浦東北）和欽州（治所在今廣西欽縣）亦可作為海港①。 揚州的繁榮和海舶的往來賈耽所記似遺漏了揚州。揚州不僅為國內最為有名的經濟都會，而且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肅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揚州，大掠百姓資產，郡內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②。這些商胡波斯可能是由廣州越南嶺而至於揚州的，也可能是由西域經長安而來的。然由揚州直接乘海舶前往域外的，或由域外直達揚州都大有人在。玄宗天寶十二載（753）鑒真東渡就是由揚州起碇的③。文宗開成三年（838），日僧圓仁蒞中國求法，也是首先到達揚州的①。玄宗天寶十載（751），廣陵郡大風，架海潮，淪江口大小船數千艘②。廣陵郡就是揚州，乃天寶時所更的新名，揚州城下能有數千艘船隻停泊，可知港口的宏大。這些船隻中是否雜有海舶不可具知。揚州為邗溝（即唐時的漕渠）的起點，由邗溝北上，經過通濟渠（即唐時的汴水）達到長安。如由廣州登陸，前往長安，還須越過南嶺，先至揚州，才能去到長安。所以同為貿易港口，揚州終要稍勝一籌。 揚州能夠成為當時的和海外交通貿易的基地，是和它的位置距海不遠分不開的。當時不僅揚州距海不遠，長江口南北各地的海岸，也較今天為近。前面曾經提到唐代宗大曆（766—779）年間，李承於楚州置常豐堰，以御海潮。《新唐書·地理志》以常豐堰繫於楚州山陽縣下，山陽縣今為淮安縣，其地距海已遠，無置堰必要。此堰至宋時經范仲淹修理過，改稱范公堤。當時築堤以捍海，可知這幾縣之東就是海岸，而海安縣就在揚州之東。 日僧圓仁於唐文宗時蒞臨中土。據其所記，開成三年七月二日，午時到江口，未時到揚州海陵縣白潮鎮桑田鄉東梁豐村。再由江口北行十五里到淮南鎮。後來由掘港庭登岸。淮南鎮故地今已無聞。今如皋縣東南有白蒲鎮③，未知是否即白潮鎮的訛文。掘港庭當即今之掘港鎮。在如皋縣東，今已設為如東縣。圓仁既由掘港庭登陸，則其地應為當時的海岸。當時江口有胡逗洲，在海陵縣東南二百三十八里④。海陵縣今為泰州市。胡逗洲今為南通市和南通縣地，當時應為近海的島嶼。成書於北宋神宗時的《元豐九域志》，於兩浙①《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著目有賈耽《皇華四達記》十卷。入四夷的道路當出於是書的記載。又《舊唐書》一三八《賈耽傳》，耽於德宗貞元九年（793）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相位者前後十三年，是書之作當在貞元九年之後。《皇華四達記》久已佚失，這裡據《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的徵引。 ②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六章。 ③《舊唐書》卷一二四《田神功傳》。 ①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 ②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③《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 ④《元豐九域志》卷五《淮南路》，泰州如皋縣已有白蒲鎮。 路蘇州下記載這一州的地理，指出州治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北至海一百八十里，東北至海一百八十里。其時通州已經置州，州治所在的靜海縣猶有江口一鎮，故蘇州之北為海，也在情理之中。 揚州距海口既近，海舶可以直達城下，故能成為對外貿易口岸。揚州又有運河可北通長安，南通杭州，更促進這一貿易口岸的發展。今天上海為全國最為繁榮的對外貿易口岸，可是隋唐時期卻難以語此。上海成陸較晚，八世紀初的海岸，雖已退至黃浦江東①，當地仍為一片草萊，宋時以海舶輻輳，始有鎮的設置，設縣在元時，故在隋唐時期，長江入海口附近，尚未能有其他港口可以代替揚州。 可是到了唐代後期，揚州城下的海舶卻逐漸在減少，這不是長江口外海岸有了新的變化，而是揚州和潤州（治所在今江蘇鎮江）之間長江水道有了變化。這兩個州城的距離約為七十里，江水北抵揚州城下，南至北固山麓。而北固山就在潤州城北。江面是相當寬闊的，江中有沙洲，其大者就是所謂瓜洲。瓜州橫峙江中，南北往來船隻要繞行一段江路。可是瓜洲北側那條江汊後來淤塞成陸，運輸相當困難，開元時潤州刺史在瓜洲上開鑿一條伊婁河，南北交通才顯得便利。瓜洲北側那條江汊淤塞成陸，顯示揚州城外的長江向南擺動。原來海潮可以直通揚州郭內，可是到唐代宗大曆年間，潮汛就已不通。海潮既已不再通到揚州郭內，海舶也就不易再到揚州城下。唐文宗太和三年（829）頒布的《疾愈德音》，要嶺南、福建、揚州等地的節度使存問蕃客，不過這時揚州的蕃客並不一定是由海道直接達到的了。②全國的自然環境是包括許多方面的，這裡僅論述一些河道、湖泊、草原、海岸的變化及其所發生的影響。一些都會的繁榮和蕭條，一些地區的富庶和貧困都和自然環境變化的遲速有關，隋唐都城在長安，漕糧能否正常供給，關係一時的國本，而自然條件的限制，不能不仰賴於黃河下游和太湖區域。這些地區和長安的距離相當的遙遠，維護運道的安全，在當時竟成了一項重要的國策。尤其是和相鄰諸國的疆界，也不能不爭取適應自然的條件。自然環境雖是習見的現象，卻也不宜忽視。 ①《太平寰宇記》一三○《泰州》。 ②譚其驤：《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發展過程》，《考古》197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