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冊） · 第二節封建關係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自從征服了遼和北宋地區以來，就面臨著推行奴隸制，還是適應被征服地區的狀況轉向封建制這樣兩條道路。社會經濟領域中兩條道路的鬥爭反映到統治集團的內部，形成為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和集團，展開了激烈的政治鬥爭。鬥爭發展到相互誅殺的激烈程度，並且經歷了相當長的過程。鬥爭的過程日益表明，適應遼宋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發展封建制的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已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恩格斯曾經指出：「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但是在長時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二二二頁]金朝的歷史，也正是按照這一規律在向前發展。
海陵王極力推行封建化，鎮壓貴族反對派，遷都燕京，改革政治制度，並且發動了南侵南宋的戰爭，企圖消滅南宋，建立統一南北的封建制政權。海陵王的統一事業未能實現，但他所改革了的政治制度，卻為以後的統治者所繼承，奠立了金朝封建制統治的基礎。
金世宗繼承海陵王的事業，在他統治下的近三十年間，女真族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過渡。奴隸制只是作為殘餘的制度而繼續存在。隨著社會經濟中封建關係的發展，金朝出現了一時的經濟繁榮。女真、漢族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興盛。
經濟領域的變動，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領域。世宗和他的繼承者章宗統治時朗，女真族普遍學習漢文化，以至通用漢語，而不再習用女真語。女真族與漢族通過共同的經濟生活和文化交融，促進著民族間的融合。
封建的經濟、文化發展的另一面，是女真貴族地主逐漸喪失了奴隸制時期騎射善戰的武風而日益腐化。女真猛安謀克戶也在不斷分化，並且日益成為不耕不戰的寄生者，削弱了作戰的能力。女真貴族地主無止境地擴展土地的占有，漢族地主的勢力也隨之不斷發展，各族農民遭受著越來越深重的封建剝削。一度強盛的金朝又迅速地走上了衰落的道路。
各族農民的起義鬥爭，風起雲湧，始終不曾斷絕。在海陵王、世宗、章宗時期，各地各族人民的武裝起義，不斷打擊著金朝女真族和漢族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歷史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向前發展。
（一）海陵王的統一事業
一一四九年，海陵王取得皇位後，把加強中央集權，統一制度，進而統一江南，作為他執政的目標。在這個目標下，海陵王在他統治的十二年間，展開了比熙宗時期更為激進的一系列的改革。
一、鞏固皇權
鎮壓女真貴族 反對派海陵王即位前，宗翰孫秉德與唐括辯首先策劃政變。海陵王因仆散忽土等擁戴即皇帝位，並非秉德等人的本意。一一五○年四月，烏帶奏告秉德等有謀反意。海陵王命秉德出領行台尚書省事。不久，又派使臣殺秉德，並殺秉德弟特里、乣里及宗翰子孫三十多人。蕭裕等又奏告太傅宗本、唐括辯等與秉德謀反。宗本的親信、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唐括辯等謀立太宗子宗本。海陵王召宗本等打球，立即處死，又殺唐括辯。海陵王即位前，唐括辯等曾謀立太宗子宗懿（阿鄰），海陵王殺阿鄰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太宗一系遂絕。左副元帥撒離喝任行台左丞相，領兵在外。海陵王命撻不野為右副元帥去汴京，分奪軍權。元帥府令史遙設誣告撒離喝父子與平章政事宗義（完顏杲子）謀反，海陵王殺撒離喝及宗義。海陵王即位後，大批鎮壓女真貴族，以鞏固他的統治。
任用漢人和契丹、渤海人 海陵王的統治確立後，任用弟完顏兗（梧桐，熙宗時任都點檢、會寧尹）領三省事，兼都元帥，進封太尉，總攬軍政大權。仆散忽土為殿前都點檢，統領侍衛軍，溫都思忠為左丞相。同時，大批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渤海人大臭（撻不野）為尚書右丞相、神麓郡王。漢人張通古為尚書左丞。渤海人張浩為尚書右丞。奚人蕭裕任平章政事。金朝中央從而組成了一個多民族的最高統治集團。
對非女真族人的任用，在女真貴族中歷來存在兩種不同的主張。熙宗時，保守派完顏宗賢甚至主張州郡地方官員，一律任用女真人。海陵王所實行的是另一種主張，即在女真貴族控制下，聯合各族統治者共同維護金朝的統治。海陵王學習漢文化，讀史書，能詩文，曾對蔡松年說：「我讀《論語?魯語》，讀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甚為厭惡。他（指孔丘）豈不是以南北的區分貴彼賤我麼！」海陵王從政治上、文化上努力消除民族間的對立，在打擊女真保守派貴族的同時，爭取漢人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對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全面的改革。
二、政治制度的改革
廢行台 太宗、熙宗時，先後在燕京、汴京設立行台尚書省，沿襲遼、宋的漢官制度，與金朝內地保持著一定的差別。天德二年（一一五○年）十二月，海陵王下令廢除行台尚書省的設置，政令統一於朝廷。在金朝統治的領域中，進一步統一了政治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改訂中央官制 海陵王在一一五六年進一步對中央官製作了重大的改革。
熙宗時，沿襲著勃極烈制，設三師，領三省事，仍然保留女真貴族議事制的痕跡。皇帝以下三師權力極大。一一五六年，海陵王廢除中書、門下省，只置尚書省，直屬於皇帝。
天眷官制名義上設三省制，實際上只是尚書省執政，中書、門下兩省附屬於尚書省，門下侍中和中書令由左、右丞相兼任。中書、門下兩省形同虛設。海陵王撤銷中書、門下省，只設尚書省主管朝廷政務。尚書令為最高長官，仍設左、右丞相、參知政事，廢除原來的平章政事官。經此改革，尚書省成為皇帝直接控制的唯一政權機構，權力更為強化，也更為集中了。
金太宗時，對外作戰，設都元帥府，是金朝最高的軍事機構。都元帥和左、右副元帥統領重兵，左右政局。左副元帥宗翰領兵燕京，右副元帥宗望領兵在雲中，稱為「東朝廷」和「西朝廷」。一一五○年，海陵王即廢除都元帥府，仿漢制改設樞密院，由朝廷任命樞密使、副使主管軍事。改革官制後，朝廷中形成尚書省、樞密院分管政治、軍事。但樞密院仍受尚書省節制。
海陵王對中央官制的全面改革，在一一五六年（正隆元年）全部完成，正式頒布，稱為「正隆官制」。金朝的政治制度，經這次改革後，基本上確立了下來。海陵王以後的歷朝皇帝，不再有重大的變革。
科舉制度的改革 金太宗侵占遼地後，確立科舉制，分詞賦、經義兩科，以羅致漢人文士。侵占宋朝統治下的河北、河東地區後，因遼、宋所傳儒家的經說不同，設南、北兩科，分別考試，稱「南北選」。熙宗時，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錄取文士。海陵王廢除南北選制和儒學的「經義科」，各地一律只考詞賦。選取漢官的科舉制也統一了。
三、遷都燕京（中都）
海陵王以前，金朝統治集團對待燕京地區的爭論，只是依照什麼制度，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女真貴族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都還是把完顏部最初的住地--上京會寧府作為金朝的統治中心。海陵王進行的一項重大的改革是，把金朝的都城從上京遷到燕京，女真貴族也隨之離開他們的故鄉而南遷到漢地。這在當時，無疑是一件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
海陵王在鎮壓女真反對派，鞏固了皇位後，曾頒布「求言詔」，自朝內外公卿大夫，至一般平民，都可上書建策。相當多的上書人提出，上京遠在一隅，多有不便，建策遷都燕京。海陵王採納此策，在一一五一年四月，毅然下詔遷都。有人圖畫燕京宮室制度，依陰陽五行規劃營建。海陵王駁斥說：「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如果皇帝不好，占卜善地，又有什麼用？」海陵王堅決反對陰陽五行的迷信，任命右丞張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三年完工。一一五三年，金朝把都城遷到燕京。海陵王下令，改燕京城為中都，原析津府改名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原遼中京）大定府為北京，遼陽府仍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年號改為貞元。
主持營建中都的張浩，本是遼陽渤海人，曾祖張霸在遼作官。渤海在唐時已通用漢字，張浩熟通漢文化。金太祖時降金，為太祖辦理文字事務。太宗、熙宗時，前後受命修宮室、定朝儀，「管勾御前文字」。宗弼殺田珏一黨的漢官，朝廷文事多交由張浩辦理。海陵王即位，張浩行參知政事，進為尚書右丞。張浩營建中都城，周圍九里三十步。仿漢人都城宮室制度。城正門稱宣陽門。門內東西分設來寧館、會同館，接待宋朝和西夏等使臣。都城中的內城是皇帝的宮城，建造宮殿九重，三十六殿。皇帝宮殿居於正中。內城之南，東邊建太廟，祭祀太祖、太宗等祖先。西邊是尚書省。內城之西有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等，是皇室貴族遊樂之所。
《事林廣記?帝京宮闕圖》金代中都內城
金初上京宮殿，極為簡樸。熙宗時，修建宮室，又開始制定朝儀，設置護衛，但仍很簡略。海陵王遷都中都，仿宋朝制度，設立盛大的儀衛。一一五三年三月，海陵王入中都城，仿宋制，乘玉輅（音路lù），服袞冕。皇帝用黃麾仗（出行時的一種儀仗）一萬零八百餘人，騎三千九百餘，共分八節，皇帝、皇太后、皇后等在第六節。海陵王以盛大的儀仗隊，浩浩蕩蕩地進入中都，顯然是為了提高皇帝的權威，以鞏固他的統治。但「儼然漢家天子」，也表明他在進一步接受漢文明。
金初皇帝，承襲遼朝的「納缽」制度，外出遊獵，稱「剌缽」，或建「行宮」。熙宗在混同江和臨潢好水川建行宮，又在撒里乃地「避暑」駐夏。海陵王遷都中都後，在中都西南大房山建行宮，號磐寧宮，在良鄉和中都近郊射獵習武。海陵王在仿漢制建宮室的同時，繼承納缽制，外出射獵，以保持女真服勞講武的傳統。
海陵王遷都後，又在大房山營建「山陵」，把太祖、太宗的棺木從上京遷到這裡安葬和祭祀。一一五七年十月，海陵王又下令，拆毀上京會寧府的舊宮殿和女真各大族在上京的住宅，平作耕地。同年，又對原來封有王爵的貴族，一律削封，立限毀抹帶有王爵字的一切公私文書和墓碑。這些措施，無疑是對女真舊貴族的沉重打擊。海陵王還把已被鎮壓誅殺的女真貴族的家屬婦女，納入後宮。從政治上說，這顯然也是為了防止她們的反抗活動，以鞏固皇權的統治。
海陵王遷都中都和一系列措施的完成，在金朝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它標誌著，女真貴族中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爭，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以海陵王為代表的革新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四、社會經濟方面的改革措施
海陵王統治時，在社會經濟方面，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主要是繼續遷徙女真人南下耕種和印造交鈔。
女真人南下耕種 海陵王繼續實行女真人南遷的政策。遷都中都後，大批女真貴族和平民，從上京一帶南下。南遷的女真猛安、謀克戶，需要大量田地安置。一一五六年二月，海陵王派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別在大興府、山東路和大名府各地拘收原侵官地和荒閒的牧地，官民占據的逃戶地，以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占據的田地，授予南遷的女真猛安、謀克戶耕作。一一五八年，又把中都屯軍兩猛安遷到南京（汴京），分地安置。女真人散處在漢人村落之間，漢人封建經濟和封建文化的影響更加擴大了。
印鈔鑄錢 金朝建國以來，沒有鑄造貨幣，只沿用遼、宋的舊錢。海陵王遷都後，一一五四年，命戶部尚書蔡松年主持印製交鈔，與銅錢並行。鈔分一、二、三、五、十貫五種，叫作大鈔。一、二、三、五、七百文五種，叫做小鈔。交鈔流通使用，以七年為限，以舊換新。朝廷設交鈔庫，管理印造、兌換事務。庫設使、副使各一員。
正隆元寶
一一五七年，金朝又開始自鑄銅錢。下令禁止銅出境。一一五八年，在中都設鑄錢監二，京兆設鑄錢監一。三監鑄造「正隆元寶」錢行使。
朝廷製造交鈔和銅錢，從而掌握貨幣流通，進一步從經濟領域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
五、侵宋戰爭和各族人民的起義
統一江南的準備 海陵王統一制度，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後，便又策劃南侵宋朝，進而統一江南。金朝統治集團內，由此又展開了不同意見的爭論。海陵王問尚書令溫都思忠：「何時可以滅宋？」思忠說：「當以十年為期。」海陵王說：「怎麼能這麼久？我想以月計算。」思忠說：「太祖伐遼，還要數年。現在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暑熱不能久居，不能以歲月為期。」海陵王說：「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海陵王沒有能夠得到溫都思忠的支持，又召漢臣、吏部尚書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等議論。海陵王對李通說：「朕要遷都汴京，加兵江左，使海內統一，卿意如何？」李通回答說：「天時人事不可失。」翟永固說：「燕都剛修成幾年，豈可再營汴都！江南厚幣盡禮，豈可無名出師！臣以為二事俱不可。」敬嗣輝贊同李通，韓汝嘉贊同翟永固。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隨帶畫工使宋，回朝畫臨安圖進獻海陵王。海陵王命作畫屏，題詩其上，說：「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一說翰林修撰蔡珪代作）海陵王把消滅宋朝、統一江南作為他的鬥爭目標。為此目的，作了如下的一些準備。
營建汴京--一一五八年，海陵王命左丞相張浩和敬嗣輝修建汴京宮室，作遷都南侵的準備。張浩等將宋朝原在汴京的宮室台榭，全部拆除，據說是「片瓦不留」，然後全部重建。一一六○年，將印造鈔引庫遷到汴京。一一六一年四月，百官先赴汴京治事。海陵王在汝州行宮射獵。五月，到達汴京，作進兵江南的部署。
調兵、造船--一一五九年二月，為準備侵宋，下令徵調各路猛安謀克軍，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一律納入軍籍，聽候調遣。猛安謀克軍以女真兵為主，也包括了契丹和奚族，共約正軍十二萬，合副軍（阿里喜）共二十四萬。一一六○年七月，又簽發諸路漢軍（包括渤海），除中都、南京兩路外，其餘十五路，每路籤漢軍一萬。海陵王又從猛安謀克軍中挑選強健能射者五千人，親自閱試，號為「硬軍」。海陵王說：「簽兵數十萬，只是強大聲勢。取江南，有這五千人足矣。」
海陵王也作了戰船和武器的準備。一一五九年，命工部尚書蘇保衡在通州督造戰船，海陵王親自去察看。又命各路總管府督造兵器，並將各路舊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各地製造兵器所用材料，都從民間徵調。村落間，往往要殺牛來供應筋革，廣大農民由此增加了沉重的負擔。
鎮壓反對派--海陵王決策南侵，各族官員中都有人持不同的意見。江淮人祁宰為太醫使，入宮為元妃治病，面奏海陵王說：「宋人無罪，師出無名，是人事不修。舟師水涸，是地利不便。」激切反對滅宋。海陵王大怒，殺祁宰。尚書左丞、契丹人耶律安禮密諫南伐，海陵王不聽。女真貴族中反對南伐的代表是皇太后徒單氏。海陵王生母大氏在海陵王即位後已病死。海陵王迎奉徒單太后入中都，居壽康宮。徒單太后認為「國家世居上京」，對遷都燕京不滿，更反對進兵江南。徒單太后諫海陵王不聽，又告樞密使仆散忽土（即仆散師恭）。海陵王認為，忽土領重兵，太后「或有異圖」，即命護衛殺徒單太后。海陵王殺太后，朝中震動，反對南侵的意見，不敢再講了。
各族人民的起義 金朝建立以來，各族人民不斷掀起反抗鬥爭。海陵王徵兵南侵，「征斂煩急」，官吏藉此為奸，富室用賄以免，貧者睏乏破產，因此各族人民的起義更加風起雲湧，衝擊著金朝奴隸主、封建主的統治。
山東開山趙起義--山東沂州臨沂人趙開山，早在一一五八年，領導當地農民起義。為表示抗金的決心，把姓名倒置，以開為姓。起義發動後，參加者有一萬多人，攻占密州、日照等縣。起義軍在作戰中，不斷壯大，發展到三十多萬，在淄、齊等州向金軍猛攻。
東海張旺、徐元起義--一一六○年春，海州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因不堪金朝的「苦虐」，率領數千人武裝起義，殺死縣令。東海縣人房真等到海州向官府告密。州、府派人到縣察看形勢，被起義軍殺死。州、府合兵圍攻起義軍數月，起義軍英勇抗敵，金軍不能得逞。海陵王派遣在通州監造戰船的原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徐文，與步軍指揮使張弘信等率舟師九百浮海去鎮壓。海陵王對徐文說：「朕意不在一個城邑，將以試一試舟師。」六月，徐文等到東海，殘酷鎮壓起義。徐元、張旺被俘，起義軍五千多人在作戰中被殺犧牲。
契丹撒八、窩斡等起義--海陵王徵兵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徵發西北路契丹丁壯從軍。契丹人因西北路鄰近各遊牧族，恐怕丁壯從軍後，遭到鄰族的侵掠，請求免徵。燥合不敢回奏，繼續督促起兵。契丹譯史撒八與孛特補等憤起殺燥合和金朝招討使完顏沃側，奪取招討司所有兵甲三千副，舉行起義。推都監老和尚為招討使。西北路各族人民紛紛起而響應。山後、山前廣大牧民殺金朝群牧使。五院部牧民殺金朝節度使，響應撒八。辟沙河千戶十哥等殺金朝烏古迪烈招討使烏林答蒲盧虎，領兵趨西北路，與撒八兵合。咸平府謀克、契丹人括里與當地富室奴隸二千人起義，攻下韓州及柳河縣，接著占據咸平府，打造器甲，擴大隊伍。括里引兵進攻濟州，途中在信州遇金軍激戰，戰敗，向西南轉移，與撒八起義軍會合。一時之間，西北路契丹等各族人民匯合成一般巨大的起義洪流。
一一六一年五月，海陵王在赴汴京途中，任命右衛將軍蕭禿剌等去鎮壓契丹人民的起義。六月，又派樞密使仆散忽土和西京留守蕭懷忠領兵一萬，會同蕭禿剌部前去鎮壓。蕭禿剌被撒八軍擊敗，退守臨潢。撒八等見金朝大軍將到，率部向西北轉移，沿龍駒河西行，企圖投奔西遼反金。仆散忽土、蕭懷忠等追到河上，不及，還軍。海陵王聞訊大怒，殺死仆散忽土和蕭懷忠；又命樞密副使白彥恭為北面兵馬都統，開封尹紇石烈志寧為副；中都留守完顏彀英為西北面兵馬都統，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的為副；聯合進兵，追剿撒八。
撒八率軍西撤的路上，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分歧。撒八主張投奔西遼反金。原居山前的起義者不願遠行，主張回軍去占領契丹人的故鄉臨潢。移剌窩斡和陳家等殺撒八，拘捕老和尚、孛特補等，窩斡自稱都元帥，領兵東還，在臨潢府東南新羅寨駐營。
單州杜奎起義--一一六一年八月，南京路單州百姓在杜奎領導下舉行起義。起義軍攻占了州城。海陵王派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磐等領兵鎮壓。
大名府王九郎起義--一一六一年九月，大名府百姓在王九郎（王九、王友直）領導下起義，占據州城。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所到之處，各地人民紛起響應，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起義軍聲勢浩大，有時僅十多騎，打著旗幟出行，官軍也不敢接近。王九郎起義震動了河北。
撒八、移剌窩斡起義圖
濟南府耿京起義--一一六一年，濟南府農民耿京、李鐵槍等六人，因金朝賦稅的繁重，「不能聊生」，率領當地農民起義，攻取萊蕪縣、泰安軍。山東各地小股起義軍賈瑞、辛棄疾等率部來附。農民軍在作戰中不斷壯大，發展到數十萬人，給予金朝統治者以很大的打擊。
太行陳俊起義--太行山一帶一直分布著人民抗金隊伍，堅持與金朝統治者作鬥爭。海陵王南侵，太行人民又在陳俊等領導下大規模起義，從後方給予金軍以重大的威脅。
海陵王整軍南下，進入汴京。北起上京路、咸平路，南到河北、山東、河東等路，各地各族人民的起義，如火如荼。金朝後方的統治動搖了。
東京政變和海陵王的敗亡 在人民起義的浪潮中，海陵王仍然按原計劃南下侵宋。一一六一年九月間，金兵分四路出發。海陵王親自率領三十二總管兵，進軍壽春。樞密使完顏昂為左領軍大都督，尚書右丞李通為副，尚書左丞紇石烈良弼為右領軍大都督，判大宗正烏延蒲盧渾為副，隨從海陵王進兵。另一路由工部尚書蘇保衡為浙東道兵馬都統制，率領水軍，從海道進攻臨安。太原府尹劉萼（劉元宗子）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自蔡州進發，攻打荊襄。河中府尹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攻打大散關，待命入川。海陵王出兵，太子光英在汴京留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暉等在汴京處理政務。
十月初八日，海陵王率領大軍渡過淮水，進兵廬州。就在這前一天，東京遼陽府發生了政變。
太祖孫曹國公完顏雍（烏祿，宗輔子）這時任東京留守，是女真貴族中有聲望的人物。秉德以謀立葛王（完顏雍）罪被殺後，完顏雍自海路獻珍寶以表明他的忠誠。海陵王命渤海人高存福為副留守，監視完顏雍的行動。海陵王殺徒單太后等女真貴族，完顏雍更處在驚慌之中。契丹撒八等起義，完顏雍出兵阻擊括里。海陵王命婆速府路總管完顏謀衍（完顏婁室子）領兵五千助戰。海陵王自遼東徵調大批女真兵南下侵宋，女真兵多不願南下。行至山東時，南征萬戶、曷蘇館女真猛安完顏福壽等領一萬多人，中途叛變，逃回遼陽。完顏福壽與完顏謀衍等在遼陽發動政變，殺高存福，擁立完顏雍（金世宗）作皇帝。十月初八日，金世宗下詔廢黜海陵王，改元大定。完顏謀衍為右副元帥，福壽為右監軍。
海陵王率領的侵宋軍繼續進兵。漢南道劉萼部攻取宋通化軍、蔣州和信陽軍。別部徒單貞領兵二萬人，大敗宋建康都統王權於盱眙，進取揚州。前鋒攻占和州。海陵王到和州指揮作戰。宋兵來戰，兵部尚書耶律元宜（契丹降將慎思子）擊退宋兵，斬首數萬。十一月，任命元宜為浙西道兵馬都統制。海陵王駐軍江北，指揮渡江。宋中書舍人虞允文率軍駐於採石鎮，出兵迎戰，金軍敗退。海陵王還軍和州，進駐揚州。
這時，金世宗在東京的政權，逐漸鞏固。中都留守阿瑣等起而響應。金世宗決定遷赴中都。海陵王統率下進攻四川的一路和山東自海道進軍的一路，相繼被宋軍戰敗。金軍士氣渙散，海陵王孤軍作戰，日益陷於孤立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海陵王集中兵力，勒令將士於次日在瓜洲渡渡江。次日拂曉，耶律元宜率領將士襲擊海陵王營帳，海陵王被亂箭射死。尚書右丞李通、浙西道副統制郭安國等都被殺。元宜代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領兵北還。海陵王統一江南的事業，完全失敗了。
（二）金朝封建統治的鞏固和經濟的發展
金世宗即位後，面對著契丹和漢族農牧民大起義，海陵王南侵受挫，金朝內部陷於一片動亂的局面。世宗力求爭取各族貴族、臣僚的支持，以穩定他的統治。
太保、樞密使完顏昂在耶律元宜殺海陵王后，派使者到南京殺太子光英，向世宗上表祝賀即位，一一六二年入朝世宗，任都元帥，仍為太保。留守南京的太傅、尚書令張浩，也在海陵王被殺後向世宗上賀表。一一六二年入朝，封太師，仍為尚書令。世宗對張浩說：「你在正隆時作首相，哪能無罪？因為你在省十幾年，練達政務，所以還用你作相。你當自勉，不要辜負朕意。」世宗也力爭領兵在外的將領的支持。白彥敬、紇石烈志寧領兵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軍，行至北京，曾一起密謀起兵攻世宗，又殺世宗派來的使者。海陵王死後，白彥敬、紇石烈志寧降世宗。世宗任用白彥敬為曷蘇館節度使，又召入朝，任為御史大夫。仍以紇石烈志寧為臨海節度使，領兵去鎮壓契丹起義。蘇保衡在南侵中戰敗，世宗召至中都，命他到山東去鎮壓人民起義。海陵王時的文武官員，繼續任職，逐漸被世宗所爭取。
一一六二年，耶律元宜自軍中到中都朝見，世宗任為御史大夫。不久，又改為平章政事，規措鎮壓契丹起義。世宗採取兼容並包的策略，較為順利地穩定了他的統治。
一、農、牧民起義的失敗
世宗即位後，各族人民的起義隊伍，在繼續進行戰鬥。
濟南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在海陵王南侵時，派遣賈瑞、辛棄疾等渡過長江，與南宋聯絡。世宗即位後，金朝收買起義軍中的叛徒張安國，在海州殺死耿京。辛棄疾回海州後，殺張安國，率部投附了宋朝。
大名王友直起義軍，遭到金軍殘酷鎮壓，也率部投宋抗金。山東開山趙起義軍在一一六一年十一月，與宋李寶軍會合，打擊了海陵王南侵的金軍。
華州蒲城農民在楊萬、李孝章等率領下，在一一六一年冬起義，圍攻蒲城，戰鬥四月之久。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世宗派出重兵鎮壓，起義軍遭到失敗。
面對金世宗的殘酷鎮壓，山東、河北等路的農民仍在各地堅持鬥爭。滕陽軍和沂州之間來二郎領導的起義隊伍遭到鎮壓後，轉移到蒙山山中，繼續戰鬥。河北任郎君、李川等領導的起義軍，不斷攻打城市，奪取官物。徐州一帶，有江志領導的農民軍，在附近各地活動。但是，世宗即位後，面臨的最大的威脅，還是北方聲勢浩大的契丹族農、牧民起義。世宗集合重兵去鎮壓，契丹農、牧民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窩斡殺撒八後，稱都元帥，率領起義軍到臨潢府東南新羅寨。世宗派契丹人移剌扎八去招降。扎八見窩斡兵強馬壯，決定歸附起義軍。窩斡領兵攻打臨潢府，擒金總管移室懣。起義軍發展到五萬人。正隆六年（一一六一年）十二月，窩斡稱皇帝，建年號「天正」。世宗命元帥左都監吾扎忽等領兵救臨潢。這時，窩斡軍已轉攻泰州。金軍追上起義軍。兩軍對陣，吾扎忽部押軍猛安、契丹人忽剌叔率所部起義，響應窩斡。金軍大敗。窩斡軍進攻泰州，金泰州節度使烏里雅頑抗，戰敗，僅以數騎逃走。起義軍聲勢大振。
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正月，金右副元帥完顏謀衍率領各路軍鎮壓窩斡。世宗使用鎮壓與招降的兩面策略，下詔說：契丹起義軍能自動投降者，皆不問罪。奴婢可釋放作平民。能捕獲窩斡者，封官授賞。
契丹起義軍括里部進攻韓州，得知金大軍將至，轉攻懿州、宜州。完顏謀衍屯軍懿州慶雲縣，奏請朝廷增兵護送糧餉。世宗命南征北回的士兵前往集結。窩斡自泰州攻濟州，企圖邀截金朝的糧運。完顏謀衍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吾扎忽合兵，共甲士一萬三千人，以曷懶路總管徒單克寧等為左翼，臨潢節度使紇石烈志寧等為右翼，率領輕兵襲擊起義軍。起義軍中乣者和弟孛迭等叛變降金。他們密告金軍說：「起義軍輜重離此不遠，如出兵攻劫，窩斡必然還救。」四月初，完顏謀衍依計進攻，窩斡還軍，在長泊遭到徒單克寧部的襲擊。金左翼萬戶完顏襄率領的別部自起義軍背後邀擊。起義軍敗退。完顏謀衍縱軍劫掠，不敢追擊。
窩斡率軍西走，到臨潢西南霿■河（霿音夢mèng，■音松sōng）。數日後，完顏謀衍的追兵才趕到。兩軍展開激戰。起義軍射中紇石烈志寧左臂，順風縱火，在煙霧中猛擊金軍。不料風止，大雨傾注，金軍反擊，起義軍敗走。渡過溪澗後，起義軍返回襲擊金軍，金軍敗退到澗北。
完顏謀衍駐軍桓州白泊，逗留不進。窩斡自懿州轉攻川州，向山西進軍。北京大定府金軍不敢出戰。起義軍越來越接近中都了。
金世宗見金軍作戰不勝，下詔切責，召完顏謀衍、完顏福壽回中都，解除兵權。六月，改命尚書右丞仆散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為元帥右監軍，又起運中都弓一萬五千張、箭一百五十萬支去懿州。另任濟州押軍萬戶溫迪罕阿魯帶以兵四千屯駐古北口等處防守。
窩斡率領起義軍八萬，西走花道，與金仆散忠義軍相遇。起義軍擊敗金軍左翼，金右翼來救，窩斡率主力自花道往西轉移，至裊嶺西陷泉。仆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領軍趕到，起義軍大敗，窩斡率餘部轉入奚族居地。窩斡收集散兵一萬餘人，又補充奚兵，在速魯古淀、古北口、興化之間轉戰，擊敗溫迪罕阿魯帶的守軍。八月，世宗命西南路招討使、都統完顏思敬領兵入奚地，與金主力軍會合追討。窩斡北走沙陀。
紇石烈志寧部曾俘獲起義軍將領、奚族猛安稍合住，又把他放回起義軍，要他拉攏親信，伺機擒捕窩斡，許給官賞。稍合住叛變，回起義軍作內奸，隱瞞被俘投敵真相，並在起義軍將領間挑撥離間，渙散軍心。九月間，稍合住擒窩斡，到完顏思敬軍投降。窩斡被押送到中都，犧牲。
窩斡犧牲，契丹農、牧民起義軍遭到嚴重挫折。金軍乘勢進攻。起義軍的樞密使逐斡、都元帥丑哥等三十多人相繼戰敗被俘。紇石烈志寧等又追擊起義軍到燕子城，起義軍被鎮壓而失敗。括里、扎八等率領部眾南走，投附宋朝。此後，金世宗一再派出官員去「招撫」起義軍餘部。但起義軍拒不投降，繼續在北京、臨潢、泰州等地戰鬥。直到一一六四年五月，起義軍餘部領袖蒲速越被俘犧牲，起義才完全被鎮壓下去。
在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軍的同時，世宗又採取種種措施，加強對契丹人民的統治。契丹族成為金朝最受壓迫的民族。一一六三年，世宗下詔廢除契丹族猛安謀克的編制，把曾參加起義的契丹人分別編入女真猛安謀克部，使契丹人與女真人雜處，接受女真官員的直接統治。契丹人除官員年老者可留馬一、二匹外，其餘馬匹，一律由官府「括買」，不得保存。世宗括買馬匹，顯然意在防止反抗，但邊地的契丹牧民由此也不得不改變其生產方式，無法再從事遊牧狩獵，而只能和女真人一起從事農耕。
一一七七年，四名契丹押剌（即拽剌）隨從監察御史完顏覿古速（覿音敵dǐ）巡察邊地，乘機逃往西遼。世宗得報，說：「耶律大石（西遼）在夏國西北，窩斡作亂，契丹人響應，朕已釋罪，反側之心仍然不止。倘若大石派人來離間、引誘，必然要生邊患。」於是下詔，把曾經參加過起義的契丹人全部遷到上京、濟州、利州等地安置，使與女真人雜處，並與女真人通婚。世宗認為這些措施，使契丹人和女真人「男婚女聘，漸化成俗」，是「長久之策」。西北路沒有參加起義的契丹人和被釋放的奴隸也都遷徙到烏古、石壘部地，迫令耕作。世宗企圖用這些辦法來消除契丹族的反抗，其結果是加速了這些地區契丹和女真族的融合。
世宗曾對大臣們說：「海陵王時，契丹人頗受信任，但後來掀起叛亂，很多功臣被殺。足見契丹人的野心。」大臣唐括安禮說：「聖主博愛，對待各族，不宜有分別。」世宗說：「我並非有所分別。如果有邊患，契丹人豈肯與我們一條心啊！」海陵王時，鎮壓女真貴族，大批起用契丹官員參預軍政。世宗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後，對契丹族多方防範，契丹人民遭受著最為沉重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
二、對宋戰爭和世宗統治的鞏固
金、宋戰爭 海陵王被殺後，金南侵大軍北還。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召募的征南步兵，都放免還家。都元帥完顏昂在山東，經略邊事。一一六二年冬，金世宗鎮壓了契丹農、牧民起義後，又調派右丞相仆散忠義統領重兵侵宋，仆散忠義駐紮南京，指揮軍事。又以紇石烈志寧為左副元帥，領兵出戰，駐軍睢陽。
這時南宋的狀況是，孝宗即位後，任用抗戰派名臣張浚出帥江淮，準備北上收復失地。一一六三年夏，契丹農、牧民起義軍首領括里、扎八等戰敗後，投附宋朝，說夏季久雨，金軍弓膠溶解，不便騎射。建策南宋出兵。五月間，張浚命李世輔、邵宏淵領兵攻占靈璧、虹縣，進而占領宿州。金宿州防禦使烏林答剌撒兵敗，被金朝處死。紇石烈志寧領金兵一萬人，自睢陽出發，反攻宿州。五月二十日，紇石烈志寧領大兵，駐州東南，另在州西滿布旌旗，設為疑兵。李世輔領兵向州西進擊，金軍由右翼萬戶夾谷清臣統領的先鋒軍出擊，李世輔軍敗退。次日，宋軍全軍出戰，紇石烈志寧、夾谷清臣等大敗宋軍。李世輔敗退到符離，宋軍損失慘重。南宋派使臣求和。和議未定。一一六四年十月，仆散忠義、紇石烈志寧再次發兵侵宋，壓迫南宋就範。金軍渡過淮水。徒單克寧部攻占盱眙及濠、廬、和、滁等州。十二月，宋朝派使臣魏杞求和。大定五年（一一六五年）正月，議定宋朝割讓海、泗、唐、鄧等州及商、秦兩州地給金朝。宋對金稱侄皇帝，不再稱臣。每年向金貢獻銀、絹二十萬兩、匹。此次和議後，金、宋約三十年間，不再有大的戰事。
定都中都 世宗統治集團對內鎮壓了契丹、漢族人民的起義，對外迫使南宋求和，訂立了和議，進一步鞏固了它的統治。
海陵王自上京遷都中都，制定了以漢人居住地作為統治中心的國策，遭到女真保守貴族的反對。世宗在東京即位後，一些女真貴族又建策還都上京。世宗母舅、參知政事李石對世宗說：「現在正隆（海陵王）遠在江淮，寇盜（指各族起義軍）蜂起。百姓引領東向，宜在此時直赴中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是萬世之業。願陛下不要被眾人的議論所牽扯。」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曷速館女真）自白彥敬處來投世宗，受命任參知政事，也對世宗說：「現在正隆已渡淮，窩斡的勢力還沒有太盛，將士在南，家屬都在此。還是早去中都為好。」世宗採納去中都的建策，一一六一年十一月啟程，十二月到達中都。世宗繼續定都在中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在推翻海陵王后，仍然繼續實行海陵王直接統治漢地的國策。
修訂官制 金世宗即位後，命吏部侍郎石琚（音居jū。漢人）詳定製度（官制）。大定二年（一一六二年）十二月，新定製度，由尚書省頒行。新定官制基本上仍然繼承海陵王時的政治制度，只是稍加增損，減並冗繁。較重要的改動，是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海陵王廢除三省，政權集中到尚書省，設尚書令和左右丞相，廢除平章政事。金世宗新定製度，尚書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為宰相官，左右丞、參知政事為執政官。宰相增員，顯然是為了便於更多的官員參預政事，以鞏固他的統治。
多民族的統治核心的形成 海陵王廣泛任用契丹、渤海和漢人參預軍政。世宗繼承這個用人政策，更為廣泛地吸收各族人。金朝建立的初期，皇族完顏氏掌握軍政全權。海陵王鎮壓大批皇族反對派，多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執政。世宗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和對宋停戰後，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各部貴族，包括反對過他的貴族，來鞏固金朝的統治。隨從海陵王侵宋的仆散忠義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後，任右丞相，侵宋還師，又進為左丞相。紇石烈志寧曾與白彥敬等起兵反世宗，降附後，領兵鎮壓契丹農、牧民起義，世宗任為左副元帥，與仆散忠義侵宋，作戰有功。世宗下詔給紇石烈志寧說：「卿雖年少，前征契丹，戰功最多，現在又破大敵（南宋），朕甚嘉之。」金、宋和議訂立後，一一六五年，紇石烈志寧進拜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一一六六年，又任為樞密使。徒單部人徒單合喜，海陵王時任西蜀道兵馬都統，世宗即位後，仍為陝西路統軍使，又改任元帥右都監，敗宋吳璘軍，收回陝西十六州地；一一六七年，進為樞密副使。回怕川紇石烈部紇石烈良弼，海陵王時為尚書右丞。世宗命他招撫契丹族人，進為平章政事，又進為右丞相。紇石烈良弼在相位多年，是世宗朝重要的文臣。世宗母舅李石擁立世宗即位，由參知政事進為尚書令，是朝中渤海人的代表。漢人石琚（定州人）在熙宗時中進士第一（狀元），世宗起用石琚修訂製度、禮儀，一一六二年任參知政事。世宗對石琚說：「女真人往往直接作大官，不知民間疾苦。你曾作縣官，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事都應陳奏。」石琚執政十多年，一一七七年進為平章政事，一一七八年又任右丞相，是世宗時漢人宰相的重要代表人物。契丹農、牧民起義被鎮壓後，貴族執政者不多，但如移剌道（乙室部人），海陵王時為都督府長史，世宗起用為戶部尚書，進至平章政事，位列宰相。世宗統治的三十年間，自參知政事以上的宰相、執政官中，宗室完顏部貴族前後共七人，非完顏部的女真貴族十五人，漢人十四人，契丹、渤海人各二人。金世宗任用非皇族的女真官員，又大批任用漢人、契丹人和渤海人，形成了一個多民族的統治核心，從而鞏固了金朝的統治。史稱金世宗為「小堯舜」，就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的金朝統治集團，保持了相對的穩定。
黑龍江嘉蔭出土「恤品河窩母艾謀克印」銅印及印背字款
全真教的建立 金朝的統治穩定後，一些漢族地主文人，被吸收到統治集團的行列，也有一些人不願在金朝作官，又不去進行反抗，而走向了消極隱遁的道路。山東、河北一帶出現的全真教，就是這樣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漢族地主文人的在野的集團。咸陽人王喆（音哲zhé），是當地的大地主，研習儒經，又隸名武選，後在終南山棄家立教。一一六七年，去山東寧海，與當地儒者馬鈺（丹陽）結識，與譚處端（長真）、劉處玄（長生）、邱處機（長春）、王處一（玉陽）、郝璘（廣寧）和馬鈺的家人孫氏（號清靜散人）等，合稱七真人，王喆自稱重陽真人。創立全真教，在山東傳播。入教者，講儒經和道德經，只是節制飲食色慾，淡泊自適，不參頂政事，並沒有什麼完整的教義或教規可言。名曰宗教，實際上只是地主文人相互聯絡的集團。他們不在政治上與金朝統治者合作，但屈服在金朝的統治之下，用全真教作掩護，過著清閒的地主生活，作詩文唱和。一一六九年，王喆自山東回陝西，在汴京病死。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東萊西入潼關，先後住在磻溪和龍門山十餘年。一一八八年二月，世宗自終南山召邱處機到中都傳教。這年秋天，邱處機得世宗准許，再去關中。全真教的領袖邱處機遵奉金世宗的徵召，在中都半年，表明了他們對金朝統治的擁戴。金世宗承認全真教的合法地位，也表明他已爭取到全真教漢人地主文人在野集團對他的統治的支持。
滄州人劉德仁又創大道教，信教者「散於郡縣，皆能力耕作，治廬舍，聯絡表樹，以相保守。」實際上也是和全真教同樣性質的地主階級的社會集團。一一六七年，世宗召劉德仁入居京城天寶宮傳教，並賜予東嶽真人稱號。
三、女真族封建關係的發展
自海陵王到世宗時，金朝逐漸消除著女真奴隸制的政治制度，全面地採用了漢人封建制的政治制度，並逐步確立了以女真貴族為主，結合漢人、契丹和渤海等統治階級的多民族的統治核心，從而穩定了金朝的統治。金朝政治上的這個變化，反映了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在此期間，女真奴隸制的經濟關係，正在逐漸向著封建制的關係過渡。雖然女真族內部依然保持著嚴重的奴隸制的殘餘，但封建制的經濟關係日益成為主要的剝削形態。
封建制租佃關係的發展 自金熙宗時起，女真猛安、謀克戶即陸續大批地南遷到燕山以南、淮河以北。海陵王時，又陸續把上京完顏部宗室遷到中都、山東及河東等地。世宗繼續實行這一政策，女真猛安、謀克戶分布在各地，與漢人雜處。據一一八三年八月的統計，共有猛安二百零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領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其中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據一一八七年的統計，金朝統治下的女真人、漢人、契丹人等各族人戶的總數為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人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女真猛安謀克人戶，約占金朝全國總戶數的百分之十一。
金朝初年，女真猛安謀克戶，計口授田耕作，有戰事則出兵作戰。大小奴隸主役使奴隸生產。女真猛安謀克戶大批南遷到漢人住地，與漢人雜居，猛安謀克領授的耕地，成為漢族地主莊田所環繞著的若干小點，散落在封建祖佃制的汪洋大海中。居住在金朝內地的猛安謀克戶，也由於漢族和契丹人戶大批北遷，而陷於封建莊田的包圍之中。封建的租佃制關係從多方面對女真族的奴隸制和授田制發生深刻的影響。海陵王和世宗時代，金朝發動的戰爭，不再大規模地擄掠奴隸。一一六五年金、宋和議訂立後，基本上停止了對外作戰，斷絕了從俘虜中補充奴隸的途徑。封建租佃制的生產方式在女真族中從兩個方面發展起來：（一）一些占有奴隸的女真猛安、謀克，出賣奴隸，而把占有的田地租給漢人農民耕作，收取地租。（二）一些女真猛安、謀克民戶，在戰爭停止後，不再回到自己領受的田地里去耕作，也把田地租給漢人農民耕作，收取地租。女真民戶不斷發生地主與農民的階級分化。
出賣奴婢--一一八○年，上京路女真人戶出賣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減少。世宗曾下詔禁止。一一八一年，又禁止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出賣奴婢，將田地租佃。這些記載說明，無論在金朝內地還是漢人居地，女真猛安、謀克戶出賣奴隸，採用租佃制剝削農民的現象都在發展。前引一一八三年的統計數字也表明，各地猛安謀克戶，每戶平均占有奴婢不過二點一口，每人占有奴婢不到零點三口。雖然奴隸只集中在少數猛安、謀克等首領手中，但總數的減少，也說明奴隸在生產中已經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世宗時，皇室貴族仍然占有大批奴隸。《金史?食貨志》記載，一一八三年的統計，在京都的宗室將軍司，有戶一百七十，正口九百八十二，占有奴婢口三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平均每戶占有奴隸一百六十三人，占有田地約兩千一百六十七畝。謀克部內的貴族，一戶也可占有奴婢二、三口。這些情況表明，在少數女真貴族大奴隸主中，仍然役使大批奴隸耕作，保留著奴隸制的嚴重的殘餘。
官田租佃--金朝初期，內地的土地全由統治集團支配，授給民戶耕作。南下侵占廣大漢人居地後，在保存漢人地主經濟的同時，也又把大量土地拘為官有，作為官田。一一五六年，海陵王曾拘括大興府、山東、真定府等處的官地、荒地、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地以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的土地，都作為官田。官田除授給猛安謀克戶外，又令民戶租佃，由官府收租。世宗繼續拘括各地官田，由官府出租給民戶。朝廷成為收取大量地租的最大的地主。
但是，大批官田，特別是上等的良田，都被「官豪」、「豪民」即官僚地主們從官府租去。他們再把這些官田轉租給佃農，從中取得大利。年久之後，這些「官豪」就把租佃的官田「冒為己業」，據為己有。他們從而擁有越來越多的土地。隨著租佃制的發展，金朝官府和女真貴族大地主占據了大批的土地，殘酷地剝削廣大農民。
遼寧朝陽金墓壁畫（摹本）
民戶租佃--各地女真猛安、謀克民戶，不耕不戰，把領受的田地出租給漢族農民的現象，也在普遍發展。一一七六年間，世宗在一個詔書中說：「南路女真戶頗有貧者。漢戶租佃他們的田土，他們所得無幾，費用不足。又不習騎射，不任軍旅。」世宗詔令女真戶中「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在山東路沿邊安置。」女真民戶占有的田地有限，自己不生產，單靠地租過活，不足以維持生計。世宗採用簽入軍籍，每月發給錢米的辦法來優遇女真民戶，但出租田地的狀況仍在繼續發展。大定二十一年（一一八一年）正月，世宗對大臣們說：「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民戶，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耕作，全都租佃給漢人，只是收取地租。富家穿著紈綺，酒食游宴，貧者也爭著效仿，要想家給人足，真是困難呵！」世宗又說：「要多派官員查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足者才許租佃給別人。」世宗重申了計口授地，但又允許力不足者出租，實際上是承認了租佃領地的合法，也反映出租佃制的發展不可抑止。這年六月，世宗又下令查閱各戶人力，可耕頃畝，必使自耕，力果不足者，才許出租。一一八二年，世宗又發現猛安人戶不自耕種，把田地全部出租，甚至有一家百口，不耕一壠，隨即下令勸農官去查辦。規定不耕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這些情況說明，女真猛安、謀克屯田戶，不自耕種，出租田地，剝削漢族農民的現象，已經不可阻擋地發展起來了。
放免「二稅戶」與奴婢 遼代貴族頭下軍州中的投下戶和寺院的二稅戶，在遼朝西遷後，淪為金朝的奴隸，他們紛紛向官府陳告，要求放免。一一六二年，世宗詔令將確有憑證的二稅戶，放免為平民。金朝官奴婢中，原為平民籍沒入官的，隸屬宮籍，稱監戶。原為奴婢入官府的，隸太府監，稱官戶。一一六二年，世宗又詔令將海陵王時被殺官員家屬入宮籍監為監戶者，放免。漢人官員劉璣任同知北京留守事，當地原被俘擄來的奴隸陳訴原為良民，劉璣一律將他們放免做平民。世宗認為，劉璣不查契券真偽，竟將劉璣貶官。這些事實表明，來源不同的各類奴隸，在逐漸擺脫奴隸的身分，恢復平民的地位。他們中間，無地可耕的人們，也只有去租種貴族地主的土地，成為佃客。
四、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古代世界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指出：「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採納的社會制度形式，應當適應於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果起初沒有這種適應，那末社會制度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而發生變化。」[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十一頁]自從金朝統治者進入遼、宋統治下的漢人地區以來，是保存女真原有的奴隸制的社會、政治制度，還是適應漢人地區的狀況，採納封建制的社會、政治制度，一直在統治集團內部，存在著兩種主張、兩個派別的鬥爭。自海陵王到世宗統治時期，金朝基本上完成了向封建制的過渡。隨著這種過渡的實現，社會生產力繼續向前發展了。
在金朝統治下的遼、宋舊境的四千四百多萬人口中，漢族人民仍然是絕大多數。廣大漢族人民與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些部門甚至超過了遼、宋時期的水平。
畜牧業 海陵王末年發動侵宋戰爭，曾徵調戰馬達五十六萬多匹。在戰爭中，牲畜大批散失。正隆時原有九個群牧所，世宗初年僅剩下四個，有馬一千多匹、牛二百八十多頭、羊八百六十隻、駱駝九十頭。世宗在撫州、臨潢府、泰州等地設立七個群牧所。自一一六八年起，下令保護馬、牛，禁止宰殺，禁止商賈和舟車使用馬匹。又規定對群牧官、群牧人等，按牲畜滋息損耗給予賞罰。經常派出官員核實牲畜數字，發現短缺就處分官吏，由放牧人賠償。對一般民戶飼養的牲畜，登記數額，按貧富造簿籍，有戰事，就按籍徵調，避免徵調時出現貧富不均的現象。對各部族的羊和馬，規定製度，禁止官府隨意強取。由於這些措施的實行，畜牧業逐漸恢復。一一八八年，馬增加到四十七萬匹、牛十三萬頭、羊八十七萬隻、駱駝四千頭。一一九二年，南京路有牧地六萬三千多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多頃。
黑龍江綏濱出土玉馬
黑龍江肇東出土鐵馬鐙
農業 世宗時，金朝的統治相對穩定，注意恢復農業生產。一一九四年，章宗定製：能勸農田者，謀克每年賞銀、絹十兩、匹，猛安加一倍，縣官升級；三年不怠惰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升一等。如果農田荒蕪十分之一，猛安、謀克都要受罰，笞三十；農田荒蕪嚴重者，判徒刑一年；連續三年都荒蕪者，猛安、謀克降一官，縣官降級。
戶口和墾田--世宗初年，金朝僅有三百多萬戶。二十年後，一一八七年，迅速增加到六百七十八萬九千戶，四千四百七十萬口。一二○七年，又增加到七百六十八萬多戶，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口，為金朝戶口「極盛」的一年。
由於廣大漢族和女真、契丹等族勞動人民的努力開發，金朝猛安、謀克部等擁有的墾田，據一一八三年統計，共一百七十一萬頃。其中屬於猛安、謀克部占有的墾田一百六十九萬零三百多頃。在京都的宗室將軍司的墾田為三千六百多頃。迭剌、唐古二部五乣的墾田為一萬六千多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一般漢族、契丹民戶所占有的墾田。
從金朝初年起，女真族從內地大批南遷，不少從前荒蕪的地區得到開墾，因而擴大了農田的面積。近年東北各地出土大批金朝鐵農具，說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已由各族農民墾為耕地。
各族勞動人民不斷開發山區、開拓山田。張檝《婆速道中書事》詩：「泉源疏地脈，田壠上山腰。」邊元鼎《新居》詩：「遠 山田多種黍。」（元好問：《中州集》）東京路的婆速府路、西京路的豐州、北京路的興州等地農民都開墾了大量的山田，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
農具--近年出土金朝的農業生產工具，相當齊全。北京路宗州一帶有類似北宋洛陽鏵的鐵犁鏵，分大、小兩種。犁上附有分土器即鐵「蹚頭」（蹚音湯tāng），能疏鬆兩側的土壤，清除兩側的雜草，同時能向苗根培土。這種蹚頭也分大、小兩種。犁鏡較河南禹縣白沙鎮出土北宋犁鏡為落後，但犁牽引轉動靈便，與元初王禎《農書》所繪形制相似。從犁的這些重要部件看，金朝的犁已經比遼朝有所進步。鐵鐮有直刃細柄、曲刃褲柄和曲刃拔鐮式等三種。此外，還有鋤、、鍬、魚形鍘草刀、雙股垛叉等鐵制農具。這些完備的農具的出現，表明當地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肇州、上京一帶，鐵制農具的形制大體與宗州相似，種類卻更繁多。出土遺物，有犁鏵、犁碗子（鏵上的翻土器）、蹚頭、鋤、、鐮、手鐮、鍬、鍘草刀、垛叉、漁叉等。這些農具的使用，可以適應不同作業的需要，表明這些地區的農民已經加強田間的管理，農業生產由粗放式的經營轉變為精耕細作。
黑龍江伊春出土的鐵農具:鐵、鐵鐮
農業生產情況--金朝占領的遼、宋地區，農業生產原來就比較發達。中都、河北、遼東、南京等路的農業居各路之先。宋人許亢宗記載，中都路大興府在金初就已是「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引自《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農業已經相當發展。薊州、河東南路、遼東路許多州也盛產水稻。南京路的土壤最適宜於種麥，產量較高。咸平、臨潢、泰州等府、州的土地肥沃，奚族六個猛安部徙居到這裡後，「精勤農務，各安其居。」（《金史?食貨志》）。
黑龍江肇東出土的鐵鏵
由於各族農民的辛勤耕作，生產出大批的糧食。全國常平倉每年約積粟一千二百多萬石、米二百多萬石。能夠積存這樣多的糧食，說明各族勞動人民每年生產的粟米的總額要相當這個數額的許多倍。
手工業 世宗時，由於大批奴婢獲得解放，手工業得到較快的發展。
紡織--官府在真定、平陽、太原、河間、懷州等五處設置綾錦院，派官員「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這是五處規模較大的官營手工業作坊。《金史?地理志》記載有「上貢」或盛產某種紡織品的地區，分布著許多私營的紡織業作坊。河北東、西兩路，北宋時號稱「衣被天下」，到金朝時相州產「相纈」，河間府產「無縫錦」，大名府產皺縠（音胡hú）和絹。河東南路平陽府產卷子布，山東西路東平府產絲綿、綾錦、絹，東京路遼陽府產「師姑布」，中都路平州產綾，涿州產羅。中都大興府在金朝初年就已是「錦繡組綺，精絕天下」，絲織業居全國之冠，此後更加發展。
黑龍江綏濱出土雙鹿玉雕牌飾
礦冶--世宗主張「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一一六三年，金朝規定，金銀坑冶准許民間開採，官府徵收產品的二十分之一。官府派出「抽分」（抽稅）官，對各地坑冶實行監督。一一六五年，官府准許百姓「射買」（租）銀冶。一一七二年，取消坑稅，允許百姓隨意開採。因此，金銀坑冶得到發展，僅墳山西銀山的銀坑，就多達一百三十處。
由於各方面對銅的需要，金朝幾次派出使者到各路「規措銅貨」，訪察銅礦苗脈，對能指引礦藏得實者給予獎勵。世宗曾與大臣商議鼓鑄之術。工匠不僅在中原地區，而且越過天山，往「北界」采銅。
金朝禁止民間鑄造銅器，並把民間銅器拘括入官。舊有銅器除腰束帶、魚袋、神佛像等以外，必須全部賣給官府、官營作坊鑄造大批銅器。如黑龍江省阿城出土的「童子攀枝鏡」，邊款刻鑄「上京巡警院」五字；在另一枚「牡丹花紋鏡」上，邊款刻鑄「上京宜春縣」五字。這些器物都是由官府控制的鑄銅作坊生產並經過官府「檢校」的。儘管官府銅禁甚嚴，民間仍私鑄出許多銅器，尤其是腰帶和鏡子。
煤的開採和使用這一時期更加普遍。元好問《續夷堅志》說，河南府澠池縣產石炭，炭穴顯露，兵士和百姓「隨取而足用」。取出的石炭積累成堆，下面用柴火燒著，隨即產生烈焰，冬天用來烤火取暖。河北磁州邯鄲縣路旁的酒鋪，也以石炭「備暖盪」。南京城裡許多「小民」家裡都藏有石炭，用作燃料。當時燒瓷、煉鐵等手工業也大量使用石炭作燃料。
黑龍江阿城出土雙魚銅鏡
黑龍江阿城出土童子攀枝鏡
女真族在建國前已經煉鐵。金朝建立後，著名的產鐵地區有雲內州、真定府、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陽等。雲內州盛產一種叫做青鑌鐵的鐵器。近年，黑龍江省肇東縣八里城曾出土金朝的七百多件鐵器。遼寧省綏中縣城後村金朝農村遺址也曾出土大批鐵制農具。黑龍江省五道嶺地區曾發現一處規模較大的金朝的鐵礦和冶鐵遺址。這些礦坑有十多個，最深達四十米，分採礦和選礦兩個作業區。在鐵礦東、南、西三面的山坡上散布著五十多處冶鐵遺址，遺留下很多煉鐵爐、煉渣、鐵塊和鐵礦石。這些實物證明，這裡是一處以五道嶺為中心的從開採、選礦到冶煉的一連串生產過程完整的冶鐵基地。在上京故城也曾發現過煉鐵爐的遺址。
制瓷--制瓷業是金朝比較發展的手工行業之一。女真族在建國前，生活用具「惟以木刻為盂，楪髹以漆（髹音作xiū），以貯食物」。金朝建立後，遼、宋舊境內的瓷窯陸續恢復生產，女真族內地也開始建窯燒瓷。徐州蕭縣白土鎮，北宋時鄒姓窯戶曾擔任「白器窯戶總首」，擁有三十多窯，工匠數百人。金熙宗時，這裡的瓷窯繼續生產。近年在白土鎮發現一件瓷瓶，瓶上刻劃著「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一對，供養本鎮南寺慈氏菩薩」，「時皇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銘記，表明在一一四一年前後，這裡的民間制瓷業已相當發展。世宗以來，各地原有的瓷窯得到逐步恢復。著名的瓷器產地有鈞州、耀州、真定府等。鈞州的瓷窯燒造一種叫做「鈞紅」的器皿，象玫瑰一樣嬌艷，間以紫紅和青藍，色彩複雜。鈞瓷一般為民間所用，至今傳世較多。耀州瓷窯以生產青釉器為主，紋飾大多印製。定窯的所在地真定府，是《金史?地理志》唯一載明生產瓷器的地點。這裡所產瓷器可能主要供宮廷和貴族享用。撫順大官屯窯燒制黑釉器，產量很大，其產品在東北各地遺址中都有發現。瓷窯的規模也很大，奉聖州永興縣西南的磨石窯，窯內可以容納五百人。燒瓷的技術也不比宋朝落後。耀州窯的一處遺址，面積達五百平方米，分為工作間、晾坯場、窯爐。窯爐作馬蹄形，用耐火磚砌成，並在表面塗有耐火泥。燒窯的燃料已經廣泛使用煤。金朝准許民間經營瓷窯，官府在各瓷窯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稅。
赤峰出土金花白恣罐
邢台出土金白釉瓷枕
造紙和印刷--河東南路所受戰爭創傷較輕，造紙、印刷業較為發達。稷山竹紙、平陽白麻紙曾經聞名一時。中都、南京、平陽、寧晉是金朝的刻書中心。《金史?地理志》記載，平陽府物產有書籍。官府在這裡設置專門的出版機關，管理民營書坊和書鋪。平陽一帶的官僚、地主「家置書樓，人蓄文庫」。絳州平水縣著名書坊稱「晦明軒」，曾刻宋人文同《丹淵集》四十卷及《通鑑節要》等書。中都的國子監刻印經史等大量書籍，發給各地學校，稱為「監本」。官營或民營的刻書作坊也都刻印大批書籍。著名的趙城《大藏經》，共七千一百多卷，由民間集資雕造，前後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才印成。
金刻《重修政和證類本草》書影金刻佛經：趙城藏
金朝刻印的書籍，很少流傳到宋朝。宋朝人稱金朝的書籍為「北方板本」，有時按木板的材料稱呼，叫做「北地棗本」。
火器製造--金朝火藥的應用和火器的生產技術，可以說與南宋並駕齊驅，在北宋的基礎上又向前發展了。世宗大定末年，太原府陽曲縣鄭村中社的李姓獵戶，將火藥裝入陶罐，掛在腰間備用，遇見狐群，將藥線點燃，「藥火發，猛作大聲」，因而捕殺了狐群（元好問：《續夷堅志》）。這種火罐不僅具有燃燒的性能，而且帶有爆炸性。以後，在對宋、蒙的戰爭中，金朝的工匠自己生產出大批鐵火炮。這些炮外形象匏（音袍páo）口小，用生鐵鑄成，厚二寸，作戰時發射後，聲如霹靂，震動城壁，威力很大（宋趙與■：《辛巳泣蘄錄》）。鐵火炮後來又改進為「震天雷」，用鐵罐裝上火藥，用火點著，據說，「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音弱ruò）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還有「飛火槍」，用紙十六層做筒，筒中裝上柳炭、鐵屑、磁末、硫磺、砒硝，用繩縛在槍頭上，臨陣時點著，火焰噴出槍前十多步。蒙古軍在與金軍作戰時，最懼怕這兩種火器（《金史?赤盞合喜傳》）。金朝工匠在火藥應用和火器製造方面的努力，為促進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造船--金朝船舶製造，比南宋較為落後。但由於內河航運、海上交通和戰爭的需要，造船技術仍然在北宋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提高。海陵王時，官吏張中彥奉命建造巨艦。張中彥設計的「小樣」（模型），不過幾寸長，不用膠漆，而頭尾用「鼓子卯」自相鉤帶。按照這件「小樣」造出巨艦以後，本來要調發附近州縣的百姓來拖曳入水。張中彥召集了幾十名役夫，把巨艦附近的地勢修治傾斜，然後取新的秫秸，密布於地，再以大木限其兩旁，於凌晨霜降地滑，率領役夫將巨艦滑曳到河中（《金史?張中彥傳》）。金朝的工匠還設計了一種適宜於北方嚴寒季節在河道中行駛的船隻。蔡珪《撞冰行》詩：「舡頭傅鐵橫長錐，十十五五張黃旗，百夫袖手略無用，舟過理棹徐徐歸。」（《中州集》）這種專用撞冰的船舶，是近代破冰船的雛形。由於造出了這種撞冰船，過去船夫在寒冬「揚錘啟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的艱苦工作條件得到了改善。都水監吏人著有《河防通議》一書，書中「造船物料」節，詳細記載當時造船以每一百料為基本計算單位，對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規定了件數，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裝船斤重」節，還詳細地記載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裝載量。這些都說明這一時期的造船技術較前有所提高。
商業 畜牧業、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促使金朝商業日益繁盛。金朝建國初年，各地的商業發展處於極不平衡的狀態。當女真族原住地淶流河流域還是「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物相貿易」的時候，燕京三市已經「陸海百貨，萃於其中」，貿易相當發達。以後，由於畜牧業、農業、手工業逐步發展，促使各地商品交換也相應地發展起來。
城市和行、市--中都大興府在海陵王正隆間成為國都後，水陸交通發達，人口猛增。中都皇城方圓九里三十步，外城三十多里。《金史?地理志》記載，大興府共有二十二萬九千多戶。以每戶五口計算，約有一百萬口。中都在金初商業就已較為發展，城北三市是商業的中心。城內「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世宗時，商業更為發展。
南京開封府本是北宋都城，海陵王曾在南京營建宮室。世宗時，相國寺仍舊每月逢三、八日開寺，商販集中在此貿易，宣德樓門下「浮屋」中買賣者甚眾。一一五二年，共有二十三萬五千多戶。以後到章宗泰和時，又增加到七十四萬多戶。
陝西臨潼出土刻有「行人」等鏨文的金代銀鋌大定通寶和秦和重寶
金代交鈔銅版
其他城市，如咸平府、東京遼陽府是「商旅所集」之處。河北相州「人煙尤盛」，城內秦樓街十分繁華，食店、酒樓甚多。河東上谷是進入山西的交通要道，這裡「桑麻數百里，煙火幾萬家，長橋龍偃蹇，飛閣鳳騰翥（音柱zhù）」。「源源百貨積，井井三壤賦。」成為商品集散地之一。據世宗時出使金朝的宋人記載，從黃河湯陰縣以北，州縣開始有城壁，市井繁盛，勝過河南。
金朝在商業繁盛的城市設置市令司，委任市令一員，正八品，市丞一員，正九品，職責是調整市場物價，監督商人使用的度量權衡和百貨的估價。除中都設市令司以外，東京、南京、太原等地也設此官職。金朝城鎮商業中的行，見於記載的有油麵行、布行、銀行等。參加同業商行的商人稱為「行人」，同業商行的首領稱為行頭和引領，往往由大商人兼任，壟斷本行的商業和控制小商人。
一般行人除受行老和引領的壓榨外，還要受皇室、貴族和官僚的盤剝。金朝宮廷所需貨物，往往在商行中「強市」。金朝接待宋朝使臣的接伴使副，都把宋朝私贈的禮品在南京出賣，「物有定價，責付行人，盡取見錢」。各地權貴也經常縱使家奴侵漁商鋪，「名為和市，其實脅取」。
院務和商稅--金朝在中都設都商稅務司，正、副使和都監各一人，負責徵收商稅、巡察逃稅等。大定初年，各地商稅院務經常苛留商人和行旅，「披剔行旅，甚於剽掠」。因此，在一一六二年，世宗下令罷諸關徵稅。一一八○年，規定商稅法，凡金銀百分征一，其他貨物百分取三。此後，商稅率逐步提高。一二○七年規定，小商販貿易的貨物征錢百分之四，金銀征百分之三。中都的商稅額，世宗時為十六萬四千多貫，章宗承安初增加到二十一萬四千多貫。
貨幣--世宗時，商品交換的逐步發展，促使銅錢、交鈔逐步增加發行量，同時，銀鋌的使用也日趨加多。
一一七八年，金朝在代州設監（後名「阜通監」），鑄「大定通寶」銅錢，年產一萬六千多貫。一一八七年，又在中山府曲陽縣設利通監。以上兩監，每年共鑄錢十四萬多貫。
因為官府掌握的和流通領域中的銅錢較多，世宗時交鈔的發行量不大。一一八九年，有的官吏認為，交鈔的使用有利於商旅遠行，但每期交鈔只能行使七年，不利於周轉，因此建議朝廷廢除「七年釐革之法」，使民間能夠長期使用，如果交鈔上的文字磨滅，允許到各地官庫納舊換新。
世宗時，國庫積存大批金銀，約可折錢一億貫。這時，白銀作為貨幣來使用還並不很多。但官府已經將白銀鑄成銀鋌，每鋌重五十兩，值銅錢一百貫。民間往往將銀鋌截鑿成小塊，流通支付。
榷場--金朝和宋朝、西夏以及北方少數族的經濟聯繫，主要依靠榷場這一渠道。設置在宋、金分界線上的榷場，有泗、壽、潁、蔡、唐、鄧、鳳翔、秦、鞏、洮、息等州府，還有專為宋人海上貿易準備的密州膠西縣。設置在北邊的榷場，最初有燕子城、北羊城，後來有慶州朔平、淨州天山、豐州、東勝州、轄里尼要等。設置在金、夏邊界的，有綏德州、保安州、蘭州三處。各處榷場，根據軍事和經濟的需要，廢置不常。金朝在各處榷場派出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每年所收稅息，是國家財政中的一項重要的收入。金朝從宋朝購買的貨物，僅茶葉一項，每年就要費銀三十多萬兩。金朝官府從西夏、北方少數族輸入的貨品主要是馬匹。大定時，金朝泗州場，每年收稅五萬多貫；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萬多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時每年收稅三萬多貫，一一九六年增加到十二萬多貫。
（三）封建剝削的加強與農民起義
當金朝處在奴隸制度統治下，奴隸主要擴大財富的占有，就必然要發動戰爭去擄掠奴隸，不斷擴大奴隸的來源。而在封建的租佃制發展後，擴大土地占有，以剝削農民，便成為女真貴族主要的剝削手段。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金朝封建主不斷地展開了土地的掠奪，並且不斷地加強了對各族人民的賦稅和徭役的剝削。
一、土地掠奪
占奪民田 轉化為封建主的女真貴族，通過多種途徑，大規模地掠奪土地。常見的現象，是所謂「豪奪民田」，即依仗權勢，非法強占女真和漢族人民的田地，據為己有。租佃制的發展，女真猛安、謀克民戶中，出現了「富強丁多者」和「貧難者」的分化。女真貧困戶不能自存，便只有出賣田地給「豪民」。女真貴族地主通過買田，不斷地兼併了大量的土地。貴族地主也還依仗權勢，在官府授田時，占據上等的良田、腴田（肥田），而把貧瘠的田地撥給女真的貧民。
多占官田 女真貴族地主還使用各種手段，多占官田。女真舊制，牛一具、民口二十五，授田四頃四畝，但官員貴族卻可恃勢多占。世宗對左丞完顏襄說：「卿家原來只七具，現在定為四十具，你們還不願意。」可見完顏襄占田早已超過四十具，即一百六十多頃。定製以外，朝廷還有對貴族的「賜田」。如太保阿里原曾被賜給山東地一百四十頃，又賜中都路田一百頃。貴族官僚住地遷移時，繼續占有原住地的田地，又在新住地占田。如上京路宗室貴族遷徙到河間，由官府撥地後，仍不交還舊地，「兩地皆占」。
陝西黃陵萬佛洞佛壇內北壁大定三年（一一六三年）石刻地契
冒占官田 金朝占據的大批官田，被「官豪」們租去，再出租給農民。年月既久，這些官僚地主們便把原來的官田，冒為己有，或者憑藉權勢，冒占強取。海陵王時，參知政事納合椿年廣置產業，留給子孫。世宗時，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椿年子猛安參謀合、故太師耨碗溫敦思忠孫長壽等三十餘家，共占田三千餘頃。山西的田地，也多被「權要」們占去，占田多的人家平均每口有田地三十多頃，以致平民無田可耕。中都和涿州各縣大批官田，也被趙王完顏永中等四個王府冒占。世宗時，女真貴族、官豪冒占官田，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
括田（刷田） 貴族地主冒占官田，反映了他們和金朝官府之間的土地爭奪。一一七九年（大定十九年）十二月，世宗派遣括地官張九思到各地拘括被民間占去的官田。張九思根據地名皇后莊、太子務等的田地，不論百姓有無憑據，一律指為官田拘刷。甚至秦漢以來的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也都拘括為官田，結果是一般地主甚至農民的田地被官府強行拘占。而那些權勢之家冒占的官地反而得免。一一八一年，世宗又令拘括豪家所占奪的官田。如對參謀合、溫敦長壽等所占官地，除牛頭地外，限給十頃，其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括地也照此辦理。同年，又在山東大規模地拘刷民田入官。世宗對官員們說：雖稱民地，然無憑據，「括為官地，有何不可？」又說：「雖曾經通檢納稅，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經過這樣的拘刷，山東路拘括入官的田地即達二萬餘頃。梁山泊被拘為官地，附近民地也都被拘刷。農民被迫流亡。懿州一帶，沒入官府的田地有六萬多頃。世宗的拘田，反映了朝廷與官豪之間的土地爭奪，一些小地主和農民的田地都因而被強占。廣大田地更加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貴族地主的手裡。
二、苛重的賦稅和徭役
苛重的賦稅 金朝的賦稅基本上沿襲遼、宋舊制，分正稅和雜稅兩種。對猛安、謀克部則只征牛頭稅。
正稅，即夏、秋二稅。夏稅規定每畝農田征糧三合，秋稅每畝征糧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稅的期限，夏稅為六月到八月，秋稅為十月到十二月。
雜稅，主要是物力錢、鋪馬錢、軍需錢、免役錢及黃河夫錢等。
物力錢--依據民間私有的田園、邸舍、車輛、牲畜、樹木的價值和收藏金銀的多少，征取稅錢，叫做物力錢。民間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謀克戶和監戶、官戶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錢。遇有臨時的差役，即按物力錢的多少攤派。
鋪馬錢--金朝設遞鋪，築小塢，四角插黑旗作標誌。凡朝廷有事，頒發金牌、銀牌或木牌，調發遞鋪兵騎馬傳達。遞鋪所養馬匹的費用要向民間徵收，稱「鋪馬錢」。
軍需錢--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軍士每年所需軍費一千萬貫，官府只備二百萬貫，不足的八百萬貫向官戶和民戶徵收。這是軍需錢的開始。各地元帥府的開支本來就毫無節制，軍需錢出現後，都以此名義向百姓勒索。
免役錢--山東、河南、陝西等路沿襲北宋舊制，州縣按民間物力多寡徵收稅錢雇募司吏和弓手，稱為「免役錢」。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罷征弓手錢，司吏錢依舊不變。
黃河夫錢--金朝黃河數次泛濫，河道遷徙不定。築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徵發附近農民，此外又以治河名義征錢，稱「黃河夫錢」，又稱「河夫錢」。
預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經費不足，有的官吏建議預借河北東、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稅。《金史?食貨志》記載，世宗認為「國用雖乏，民力尤艱」，沒有同意。但實際上還是實行了，不僅上述三路，連河東南、北兩路也實行預借。據《龍巖寺記》說：一一六二年，轉運司預借澤州陵川縣民間三年租稅，並強迫百姓運往陝西，以作為軍糧，來迴路程三千多里。（見《山右石刻叢編》）此後，由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官府經費足用，漸少預借民間租稅，但到金朝後期仍屢見不鮮。
通檢推排 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賦稅剝削制度。廣大的各族農民交納正稅和多種雜稅時，還要承受官吏們的中間盤剝和勒索，而且，官員、地主占據良田，只交輕稅，農民只有貧瘠的劣等田，卻要交重稅。特別是物力錢，貴族、官員、地主們用各種辦法隱瞞財產，逃避賦稅。貧苦農民僅有很少的財物，卻要負擔很重的稅錢。結果是：繁重的賦稅都被轉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貴族、官僚、地主們大量隱漏賦稅，使金朝的收入受到嚴重的影響。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員去清查土地、核實財產，稱作「通檢」或「推排」。實行的結果，卻又給廣大人民帶來了災禍。
一一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檢物力錢。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張弘信通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妄加百姓產業幾倍，百姓來申訴，立即嚴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關官吏向世宗報告各路通檢不均的情況，世宗下令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為標準「適中定之」。之後，又訂出各路「通檢地土等第稅法」，統一各路的通檢標準。
一一七五年，離第一次通檢已經十年，賦役仍然輕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檢物力錢。
隨著封建租佃關係迅速增長，女真族急劇分化後，猛安謀克戶的地主和農、牧民的賦役負擔也出現了嚴重不均的現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議如何推排猛安謀克戶的家產，以便遇有兵役時可以「均平」負擔。右丞相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樞密副使完顏宗尹認為：「女真人除猛安謀克僕從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沒有差役。現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數目，只驗現有的產業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顏守道等說：「只驗財產的多寡，分成四等，依舊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剌道、都點檢完顏襄反駁說：「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的多寡，貧富之間的差別才判然分明。貧富分別清楚了，版籍就能確定。一旦官府有緩急，即可檢驗簿籍來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貧者不致增加負擔。這與不管貧富一律科差的辦法迥不相同。」又建議到農閒時，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數額推排。世宗採納蒲察通等人的主張，說：「每一謀克部人戶的貧富，謀克怎麼不知道？一猛安領八個謀克，各謀克奴婢人數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海陵王正隆時興兵，朕的奴婢上萬口，牲畜幾千頭，但不科差一人一馬，這怎麼能說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從中都路開始推排。據《金史?食貨志?通檢推排》記載，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著又派戶部主事按帶等十四人，與各路官員一起推排。九月，又因為猛安謀克舊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簽軍、差役、賑濟、戶口增減，不以實報，下令在推排的同時，兼括戶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國物力錢數，共三百萬多貫。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確立後，徭役大致可分為兵役、夫役兩種。擔任官職的品官全家免除雜役，只按物力所應交納的部分出雇錢。納粟補官而官階還不夠蔭子孫的進納官，各司吏人、譯人，系籍學生，醫學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權。廣大農民、牧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等則必須負擔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實行雇募制度，農民不必服兵役，比較能安定地從事生產。金初，在奴隸制統治時期，女真人當兵參戰，「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一六○頁]海陵王時，不僅女真族平民，連漢族、契丹族百姓也經常被簽發當兵。撒八、移剌窩斡等人領導的契丹農、牧民起義，就是以金朝簽發契丹人當兵作為導火線的。宋人樓鑰一一六九年到一一七○年間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縣遇到漢族人對他說：「我的女婿戍邊，已十年不歸，苦於久役。今又送衣裝與之。」金朝「天使」往山東簽兵，「人不肯從，執天使殺之」（《北行日錄》）。這個故事反映了金朝強迫漢族農民服兵役的情況，也反映了漢族農民的反抗鬥爭。女真族向封建制過渡後，由於激烈的階級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貧苦，要求安於田裡，從事生產。一般富戶也因為生活優裕，坐享田租，不願當兵，或者用奴婢來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說：「北邊輪番戍守之人，每年冒著寒暑，往來千里，甚為勞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馬，一去即無還，而且奪其農事，不得耕種。」一一八○年，金朝規定戍邊的軍士，年齡到五十五歲以上，允許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斷實行通檢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核實各戶物力，按籍徵兵。
夫役--世宗時修治黃河，營建宮室，修築城牆，運輸官物，圍場打獵等，無不徵調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開始擴建宮殿，之後又不斷興工。他晚年承認：「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會親舊，所過州縣大發民夫，治橋樑，修馳道，沿途農民深受其害。僅蔚州一地專為世宗採集地蕈（音訓xùn）的役夫就達數百千人。由於官府役使頻繁，農民不堪其苦，經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為僧道，以逃避服役。
三、農民起義
世宗初年，金朝統治者交替使用血腥屠殺和「招撫」的兩手政策，把漢族、契丹族等農牧民趙義鎮壓了下去。此後，女真貴族的封建統治相對穩定，農、牧民的階級鬥爭也趨於低潮。但哪裡有壓迫和剝削，哪裡就會有鬥爭。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從來沒有停止過各種形式的反抗。《金史?石琚傳》記載，一一七一年前後，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為黨與謀不軌」。表明廣大人民不斷製造革命輿論，互相聯絡，採取一定的組織形式，準備推翻女真貴族的統治。但往往因為事機不密，被金朝所鎮壓。
大名府李智究起義--李智究是大名府僧人，決心反抗金朝的統治，領導群眾舉行起義。他假託化緣，跑遍大名、東平等路，鼓動信徒，組織骨幹，計劃在大定十一年（一一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攻下兗州，然後在嶧山集合起義軍，以「應天時」三字為號，分別攻取東平各州府。到約定的時間，李智究派胡愛智等人攻打附近的女真猛安謀克軍寨，奪取武器，被女真軍士打敗。與此同時，陽穀、東平等地起義軍中出現了叛徒。起義軍來不及集中。金軍在各地捕捉起義軍。起義軍骨幹四十多人被殺。一一七三年九月，李智究英勇就義。
冀、同、鄜、潞、絳、解等州農民起義--一一七二年，河東、河北等路出現了大饑荒，金朝統治者僅僅頒發了「所在開倉賑恤」的一紙詔書，卻沒有半點救濟的實際措施，因此廣大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北京曹貴、西北路納合七斤、鄜州李方、同州屈立、冀州王瓊以及洛陽縣民，紛紛率領當地農民揭竿而起。世宗詔令元帥仆散忠義等人率軍前往鎮壓。起義軍利用當地的有利地形，與金軍展開英勇的搏鬥。當強大的金軍到達時，起義軍就分散轉移到各個山谷；當金軍撤走時，起義軍又聚集起來。金軍找不到起義軍的蹤跡，就對各地村莊實行報復，進行大規模的屠殺，有時「連十數村屠之，戮及無辜」。各地起義軍終於先後失敗，領袖們英勇犧牲。
恩州、獻州、密州等地農民起義--一一七二年後，金朝統治者進一步加緊對人民的控制。各地農民剛剛點燃起義的烈火，就被金軍撲滅下去。一一七六年恩州鄒四，一一七八年獻州殷小二，一一七九年密州許通和濟南劉溪忠，都曾發動當地農民舉行起義，但都被迅速鎮壓下去，首領被殺。金朝統治者還極力箝制人民的言論，只要人民稍有不滿的言論，即加以「亂言」的罪名，予以處死，藉此對反抗者實行威嚇。一一八一年遼州人朱忠等、恩州人鄒明等，一一八三年潞州涉縣陳圓，就是這樣慘死在金朝統治者的屠刀下的。
除上述規模較大的起義外，各地還有不少小股的起義隊伍，前仆後繼地反抗金朝的統治。滕陽軍和沂州之間，有來二郎領導的起義隊伍，長期在蒙山中堅持戰鬥。河北有任郎君、李川領導的起義軍，入城奪取官物，發給缺用的貧民。徐州有江志領導的起義。東京還有僧法通組織的起義。
（四）民族間的融合與鬥爭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世宗病死，皇孫完顏璟即位作皇帝（章宗）。在世宗，章宗統治時期，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女真族和漢族之間進一步加強了文化交流，推動著民族間的融合。
一、民族文化的交融
金朝初期，占領遼、宋地區後，推行女真文化。漢族居民逐漸學習女真風俗，男子都改穿女真服裝。一一七○年，南宋使臣范成大出使金朝，回去後記述淮河以北的情況說：「居民久習女真風俗，態度、嗜好都變得一樣。衣裝服制也是女真的式樣。只有婦女的服裝還沒有改變」。女真族人民在和漢族人民長期相處中，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漢文化的廣泛影響，習用漢族的語言。海陵王依遼、宋舊制確立政治制度，又倡導漢文化，學作詩文。女真貴族中，漢文化更為發展。世宗時，從女真官員到各地與漢族雜居的猛安謀克民戶，普遍地學習漢族的文化、風習。世宗一面繼續倡導學習漢族的經史，一面又力求保持女真舊俗。他曾對契丹族大臣移剌子敬說：「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女真貴族、尚書右丞唐括安禮對世宗說：「猛安人與漢人，今皆一家，皆是國人也。」唐括安禮上朝，依漢人禮儀朝拜，不遵女真風俗。世宗斥責他：「每事專效漢人」，要他「講本朝之法」。一一八四年五月端午節，世宗親自到上京，說是為了讓子孫們看看舊俗。世宗率領女真貴族在郊外射獵，又在宮中與親王、公主、文武從官歡宴。宗室婦女和女真長老依女真舊俗起舞、進酒。世宗說：「我來了數月，沒有一個人唱女真本族曲，我來為你們歌唱。」世宗歌唱祖宗創業的艱辛。女真族老人也隨唱女真曲。世宗在上京居住一年後回中都，臨行又告誡上京貴族，「勿忘祖先艱難」。世宗一再倡導保存女真風習，也說明漢文化在女真族中的發展，不可遏止。章宗在即位前，即學習漢字經書，喜好詞章。章宗統治時期，漢文化在女真族中更加廣泛地傳播。
漢語的通用 語言是由於人們交往的需要而產生的。在歷史上常有這樣的現象：一個作為征服者的民族，在和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被征服民族的交往中，如同他們必須採納被征服者的社會關係形式一樣，也必然要採用被征服民族的語言。「征服者很快就學會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接受了他們的教育和風俗。」[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八十一頁]與漢人雜居的女真猛安謀克民戶很快學會了漢語，女真貴族也學會了漢語，甚至不再會說女真語。世宗曾對太子和諸王說：「你們自幼習慣漢人的風俗，不知道女真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也有不通曉的。這是忘本。」世宗規定：皇宮衛士不通女真語的，必須勒令學習，不准講漢語。一一七八年，章宗十一歲時進封金源郡王，世宗命女真進士完顏匡和司經徐孝美等教他學漢字經書，又學習女真語和女真小字。一一八五年，章宗封原王，用女真語謝封。世宗大為感動，說：「朕曾命諸王學習本朝語，只有原王說得好，朕很讚賞。」這件事說明，雖然有世宗的命令，女真諸王貴族能說女真語的人仍然很少。漢族語言日益成為女真族通用的語言。
尊孔讀經 金初進軍曲阜，金兵對著孔丘像罵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漢族）之無。』是你說的嗎？」放火把孔廟燒毀。金兵又要掘孔丘墓，被宗翰制止。金熙宗開始尊孔，在上京立孔廟，親自去拜祭，又封孔丘的後裔孔璠為衍聖公。海陵王志在滅宋，輕視儒學。世宗又大力尊孔崇儒，修孔丘墓，立「宣聖廟碑」。章宗即位前，熟讀《尚書》、《孟子》，認為是「聖賢純全之道」；即位後，下特旨修孔廟，廊廡用碧瓦，石柱雕龍紋，修建廳堂、廟學等四百多間。襲封衍聖公的孔元措描寫道：「方之前古，於此為備。」章宗又下詔各州縣建孔廟，避孔丘名諱。孔丘在金朝，被抬高到和宋朝相同的地位。
世宗時，朝廷設立譯經所，用女真字翻譯漢文經史。一一六五年，翰林侍讀學士徒單子溫譯成《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進獻。這些書籍最先譯成，顯然是由於遼時已有契丹字譯本。金世宗時，女真字與漢字對譯，都要先譯成契丹字，然後再轉譯。女真文本是從契丹字譯來。次年，又譯《史記》、《漢書》。一一七五年，世宗再次下詔翻譯經史。一一八三年，譯經所進呈《易經》、《尚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的女真字譯本。世宗對宰相們說：「朕之所以命令翻譯五經，是要女真人知道仁義道德所在」。章宗時，專設弘文院譯寫儒學經書，命學官講解。一一九一年，規定今後女真字直譯為漢字，罷廢契丹字。翻譯漢文經史，是在提倡漢文化的同時，推廣女真字的應用。但隨著漢語的通用，女真貴族多已識讀漢字。漢字書籍仍然在女真族中廣泛流行。
《金史?文藝傳》說：「世宗、章宗之世，儒風大變，學校日盛。士人由科舉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金朝以科舉取士，漢人進士有詞賦、經義等科，著重於詞賦。女真進士，考試策論，用女真字答卷。一一六四年，設女真學，由諸路猛安謀克部子弟中，選三千人學習女真字經書。一一七三年，在京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學。女真貴族或「有物力家」即地主、官員的子弟，選充國子學生或府學生。學校教授經書，科學以經書為標準，更加促成了儒學傳播。一一八六年，世宗還規定，女真貴族如不能讀女真字經書，即不准承襲猛安、謀克。章宗詔令三十五歲以下的女真親軍，必須學讀《孝經》和《論語》。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世宗及章宗在定居漢地後，倡導女真族學習漢文化，乃是社會生活的需要，也是進步的措施。但金朝的統治也隨之日益衰弱了。
文藝的交流 金朝初年，女真族的樂器只有鼓、笛兩種，歌詠只有「鷓鴣」一曲，「高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進入宋境後，金軍掠取宋朝教坊的樂工、樂器、樂書，漢族的音樂在女真族中迅速傳播。世宗時，據出使金朝的宋朝使臣記載，金世宗設宴招待宋、夏使者，樂人學宋朝，但服裝不同。近年，在黑龍江省伊春市出土一件舞樂浮雕石幢，上刻一群高歌狂舞的人物，其中樂工使用的樂器，有簫、琵琶、笙等，都是漢族常用的樂器。
海陵王在即位前，即學作漢詩，曾為人題扇：「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南下侵宋時，在揚州賦詩，有句云：「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滅宋統一，作詩言志，筆力雄健，氣象恢宏。章宗酷愛詩詞，製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宮中生活，近似宮體詩。如：「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卷，東風無處不揚花。」章宗也有以扇為題的詞：「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斗，翠絛更結同心扣。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把龍骨扇和宮女聯繫一起，詩風纖巧綺麗，與海陵王的意境大不相同了。在章宗的倡導下，女真貴族官員也多學作漢詩。豫王允成（世宗幼子）的詩歌，編為《樂善老人集》行世。下至猛安、謀克，也努力學詩。如猛安術虎玹（音懸xuán）、謀克烏林答爽都和漢人士大夫交遊，刻意學詩。
金章宗書跡: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跋
章宗在金朝皇帝中，是漢文化最高的一人。一一九四年，章宗依據宋朝《崇文總目》，下詔購求缺少的書籍。一二○一年，又令官員購求遺書。藏書家不願賣給官府者，可以謄寫後交還，給價一半。章宗又是漢族書金章宗書跡：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卷》跋法和繪畫的愛好者。宋朝南遷時，金兵入開封，宋朝皇室收藏的古代書畫，多被金朝運走。章宗又通過各種途徑，收集散落在民間和南宋收藏的書畫名品。朝廷設立書畫院，應奉翰林文字王庭筠（漢人）任都監。王庭筠書法學米芾，又善畫山水墨竹，與秘書郎張汝方等鑑定金朝收藏的書畫，分別定出品第，共達五百五十卷。傳世的名作，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懷素《自敘帖》，顧愷之《女史箴圖》、《洛神賦圖》，尉遲乙僧《天王像》，李思訓、張萱、王維、董源的畫卷，以至宋人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墨跡，都歸章宗所有。章宗力學宋徽宗瘦金體書，為收藏的書畫題簽或題詞。收藏書畫在貴族中一時成為風氣。
禮樂衣裝 金朝初期，依女真風俗制度。進入漢地後，逐漸採用遼、宋舊制，但仍無規定的禮制。世宗時，開設「詳定所」，命官員參校唐、宋典制沿革，議定禮制。又設「詳校所」，審議樂制。議定禮樂，匯集編次。章宗時，編成《金纂修雜錄》四百多卷。一一九五年，禮部尚書張 等又編《大金儀禮》，進呈章宗。章宗時，郊祀（祭天地）、宗廟祭祀、朝參、常朝（日常朝見皇帝）、為皇帝祝壽等都依仿唐、宋時漢族的舊制，規定了一整套的禮儀制度。只有重五（五月初五）、中元（七月十五日）、重九（九月初九）「拜天」等仍保存女真的舊俗。在確立禮儀的同時，又依唐、宋制度，採用漢樂（雅樂），命在開封的樂工製作辰鍾等樂器。皇帝壽慶和宴請使臣，以渤海人、漢人教坊演奏散樂。
章宗時，又規定各地對伏羲、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等「前代帝王」，三年一祭，藉以表明繼承漢族的傳統統治。又建造武成王廟，以金朝創業功臣宗雄、宗望、宗弼等配祀。孔丘廟稱宣聖廟，祭祀也有定製。
金熙宗入燕京，開始仿漢制，服冠冕，設法駕儀仗。世宗時，規定百官公服（朝服）制度，按照不同的品級，穿著不同顏色和花紋的官服。朝參時，百官穿漢制的官服，都按漢人禮儀朝拜。穿便服（常服）時，則用女真禮朝拜。世宗、章宗時，仍保存女真捺缽制，率領百官去春水、秋山射獵。官員仍著女真騎射的服裝。
女真人民長期與漢人共居，女真婦女多改穿漢人服裝。一二○七年，章宗下令禁止「學南人裝束」，說明女真人日常的裝束也多在學漢人。
金朝女真貴族占領了漢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後，女真族在與漢族人民長期相處中，逐步地接受了漢族的語言、文化。世宗、章宗時期，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女真猛安謀克民戶的大批南遷，漢文化在女真族中更為普遍地傳播和發展。女真、漢族人民，居住在共同的地域，過著共同的經濟生活，並且逐漸有了共同的語言和文化。特別是和漢族人民生活在一起的女真猛安、謀克屯田戶，越來越多的人和漢族通婚。章宗即位後，即承認這種通婚的合法。一二○六年，又正式下詔，准許女真屯田軍戶與當地居民互通婚姻。女真、漢族通婚，民族間的融合更加快了。
二、對北方韃靼等族的戰爭與對宋戰爭
章宗統治時期，女真、契丹和漢族人民在經濟、文化上日益呈現出融合的趨向，但北方的一些遊牧族的發展，卻日益構成了對金朝的威脅。南方的宋朝也發動了對金朝的北伐。
對北方韃靼等族的戰爭 遼道宗統治時期，遊牧於北方的韃靼（塔塔兒）遭到遼朝的攻擊，部落聯盟長磨古斯被殺，聯盟解體。韃靼各部落在呼倫湖與貝爾湖之間的烏爾遜河一帶活動，仍是一個強大的遊牧族。原住在這一地區的蒙古族，遭到韃靼的壓迫，孛兒只斤等部落被迫向西遷徙到三河源頭。廣吉剌（宏吉剌）和合底斤（哈答斤）、山只昆（散只兀）等部南移到貝爾湖一帶。他們都處在金朝的統治之下。
早在金太宗時，遼降將耶律余睹叛金，逃入韃靼。韃靼射殺余睹。熙宗時，韃靼誘捕蒙古部落長俺巴該，把他獻給金朝處死。蒙古部落在呼倫貝爾一帶出擊復仇。金朝先後派出完顏希尹、宗磐和宗弼等大將領重兵「北征」。世宗時，韃靼仍向金朝貢，擁戴金朝的統治，是北邊最為強大的一族。
一一九四年，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落在邊地侵擾。章宗派夾谷清臣在臨滿府行尚書省事，出師征討，選調上京等九路乣軍（各民族軍）三萬人，並命令韃靼出兵助戰。次年，夾谷清臣命移剌敏、完顏安國出兵呼倫湖攻下敵營十四。韃靼部長斜出出兵，配合作戰，擄獲大批羊馬、物資。夾谷清臣譴責斜出擄掠，韃靼因而起兵抗金。
金章宗派右丞相完顏襄自臨潢出兵，進攻韃靼。一一九六年，完顏襄與完顏安國等分兩路進兵，至龍駒河被韃靼包圍，三日不得出。完顏襄乘韃靼不備，夜間突圍，擄獲韃靼車帳牛羊。韃靼退走。完顏安國追擊韃靼至斡里扎河。蒙古孛兒只斤?乞顏部長帖木真（成吉思汗）與克烈部脫斡鄰等出兵，追至斡里扎河夾攻，殺韃靼某部落長蔑古真。金朝加給帖木真以扎兀惕忽里（乣軍統帥）的名號，脫斡鄰以王罕（汗）的名號。
一一九七年，韃靼再次起兵抗金。完顏襄屯兵北京，向臨潢府進發。次年二月，韃靼部長斜出至撫州投降。
廣吉剌等部也在邊地騷擾。駐軍秦州的完顏宗浩請求出兵攻廣吉剌。一一九八年，宗浩派遣主簿完顏撒領軍二百為先鋒。金兵至，廣吉剌部不戰而降。宗浩北上，進攻合底斤、山只昆等部，至呼歇水。合底斤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鬍必剌降金。宗浩又進擊山只昆的屬部迪列土，斬首三百，擄獲牛羊一萬二千。合底斤部渡移米河西逃。完顏撒與廣吉剌部長追擊，獲勝，又擊敗移米河的婆速火部。
金東北路北段壕障遺蹟示意圖
金朝連年出兵，征服了北方的各族。隨即採取了兩項重大的措施，來鞏固北方。一是採納宗浩的建策，把原來設在泰州的東北路招討司，遷移到金山，並增設副招討二員，來加強邊防。一是修築壕障，以防禦遊牧族騎兵的騷擾。世宗時曾在臨潢府路修壕，但開掘後即被流沙堵塞。完顏襄擊退韃靼後，親自督率軍夫、民夫，從臨潢府路左界到北京路開掘大壕，五十天完工。西京路的西南路也按此辦法築壘開塹，連綿九百里。西北路對世宗時修築的壕塹，加築了女牆。據近年考古調查，金臨潢府路至北京路的壕溝還存有遺蹟：壕深三至四米，寬達十幾米，壕內側築有牆、堡，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鎮壓各族人民的起義 當金兵北上，與韃靼等族作戰時，邊地的契丹等族發動了反抗金朝統治的起義。一一九六年十一月，特滿群牧契丹人德壽、陁鎖等占據信州反金，建立年號「身聖」，遠近震動。陁鎖等進攻韓州、懿州。金懿州寧昌軍都統孛迭領騎兵萬餘鎮壓，起義軍數萬迎戰，敗走。完顏襄北上進兵時，發上京兵六千駐守北京。完顏襄派臨潢府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府總管蒲察守純等分道進兵鎮壓起義，德壽戰敗，被捕送京師，起義失敗。
金東北路古城堡出土的鐵器:
1.2.4.5.6.鐵鏃3.鐵鏵7.鐵甲片
在德壽等起義時，由北方各少數民族組成的乣軍起而響應，轉戰錦州、懿州等地，被孛迭軍擊敗。起義被鎮壓後，完顏襄認為「乣雖雜類，亦我之邊民」，把邊地散居的諸族（諸乣）遷居到京師附近，以防止他們與契丹人聯合反抗。一一八九年，參知政事移剌履（契丹人）曾建策，契丹奴婢所生子女，一律放免作良民。章宗不予採納，而只對契丹二稅戶拘括放免。一一九○年，北京等路共放免二稅戶一千七百餘戶、一萬三千九百餘口。被統治的契丹戶中仍有大量驅奴。德壽等起義後，完顏襄奏請量存一定口數，其餘由官府贖免作良民。契丹族驅奴經過起義鬥爭，獲得了良民的地位。
在契丹、乣軍起義的同時，山東一帶的漢族農民也發動了武裝起義。一一九七年，山東大旱。山東及河北澤州、潞州的農民舉行起義，發展到一萬多人。金章宗派張天翼等領兵去鎮壓。金軍到潞州，被起義軍打得大敗，張天翼被起義軍殺死，金軍殘部逃往天井關。山東、澤、潞的農民起義，給予金朝的統治以沉重的打擊。
對宋戰爭 金朝征服北方韃靼等族和鎮壓各族人民的起義後不久，南方的宋朝發動了對金的戰爭。一二○三年，宋朝使臣鄧友龍到金朝，得知北方諸族的戰事，回報宋寧宗、韓仛胄。金、宋邊境的漢人也不斷有人「跳河子」，越境投宋，報告金朝困於北方的戰事和人民的飢困情況。韓仛胄得到抗金將領辛棄疾等人的贊助，決策對金開戰。一二○五年，宋朝在邊境作行軍的部署。宋、金不斷在邊境發生衝突。五月，金章宗命平章政事仆散揆為河南宣撫使防備宋朝。這時的金朝無意也無力與宋朝作戰。八月，又罷宣撫司。一二○六年初，章宗告訴宋使陳克俊，金朝已罷宣撫，意在息戰。
一二○六年四月，宋軍集合重兵出戰。章宗以仆散揆領行省於南京（開封），便宜從事。以紇石烈執中為都統，完顏撒剌為副，徵集各路兵迎戰。宋軍先後攻下泗州、虹縣、新息、褒信、內鄉、潁上。五月上旬，宋寧宗正式下詔北伐。金章宗也祭告天地、太廟，下詔南征。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完顏充為元帥右監軍，又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為右副元帥。金、宋戰爭展開了。
五月中旬，宋軍攻宿州，金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中流矢，負傷。宋郭倬、李汝翼率軍繼至，遂圍宿州。納蘭邦烈再戰，得勝，宋軍退守蘄州，宋將田俊邁被擒。六月初，宋李爽部圍攻壽州，與金軍激戰，李爽軍大敗。金軍也損失慘重，同知軍州事蒲烈古戰死。兩軍相峙。章宗下詔彰德府保護韓仛胄曾祖韓琦墳墓，不得破壞，禁止樵採。金朝仍意在談和。
宋軍作戰無功，韓仛胄罷免指揮軍事的蘇師旦，改用丘崈為兩淮宣撫使。丘崈退軍不戰。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密通金朝。金軍向西線進攻。八月，宋四川宣撫使程松攻方山原，被蒲察貞擊敗。九月，蒲察貞進兵攻奪和尚原。宋將馮興、楊雄、李珪等入秦州，金陝西都統副使完顏承裕等敗宋兵，斬楊、李。
形勢迅速變化。十月間，平章政事仆散揆統率諸道金軍，分路南下，展開反擊。仆散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右監軍完顏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十月底，紇石烈執中自清河口渡淮，圍攻楚州。十一月，完顏匡攻下棗陽軍、光化軍、隨州，進圍德安府，別部攻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仆散揆攻下安豐軍，圍廬州。紇石烈子仁攻下滁州、真州。完顏綱攻下祐州、岷州荔川等城。蒲察貞攻下西和州。金南侵軍全線獲勝。十二月，吳曦向完顏匡投降，金朝封他為「蜀王」。完顏匡進攻襄陽，完顏充攻下大散關。丘崈遣使求和。金軍雖然節節取勝，但士兵戰死、凍死、餓死者極多，損失頗重，決定自淮南退軍北回，留數千人在濠州待和。
一二○七年初，仆散揆還軍下蔡，不久死在軍中。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宋使方信孺來談和。二月間，四川宋軍殺吳曦，反攻金軍。三月，宋軍收復階州、西和州。四月，又攻下大散關。宋李好義部圍攻秦州，同知府事朮虎高琪領兵解圍。九月，宗浩死於軍中。尚書左丞仆散端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完顏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當金軍在川陝失利的形勢下，十一月間，宋朝史彌遠等發動政變，謀殺了韓仛胄、蘇師旦，向金朝求降。宋向金增歲幣三十萬兩、匹。金宋之戰，以宋朝的投降而結束。
（五）社會經濟的衰落
章宗時，官僚政治的腐敗，釀成了黃河三次大決堤，大批耕地被淹，沿河農村受到嚴重破壞。對外戰爭頻仍，軍費日增，使金王朝出現了財政危機，於是濫發交鈔和銀幣，清查隱田漏稅，括田等等，就成了擴大財源、增加收入的「千金良方」。隨著租佃制的發展，女真猛安謀克上層分子競相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變成披甲的封建地主，猛安謀克部的戰鬥力大為減弱。這時期，漢族大地主的勢力也有所發展。女真地主和漢族地主勾結一起，肆無忌憚地壓迫和剝削廣大農牧民，在世宗時一度獲得發展的社會經濟日益衰落了。
黃河泛濫 章宗時，黃河三次大決堤，造成了嚴重的災害，黃河河道的南移也更成為定局。
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正月，黃河在曹州小堤之北決溢。
一一九三年六月，黃河又在衛州決堤，大名、清州、滄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衝垮長堤十多處，河水平地漫灌，泛濫成災。十一月，章宗採納河平軍節度使王汝嘉的建議，派官員調查黃河南、北兩岸有無排水和貯水之處，並在濟北埽以北建築月堤。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正月，都水監丞田櫟（音粒lì）不同意王汝嘉的方案，向章宗獻策：在黃河北岸牆村開一口子，使河水流入梁山泊故道，仍舊使南、北兩條清河分流。但北清河舊堤久修未完，應當規定年限加固大堤；在梁山泊故道居住的屯田軍戶，應當遷走。先在黃河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使黃河長堤得到固護。田櫟的治河方案事後證明是切實可行的。但在當時，卻遭到尚書省的非議，大臣們也提出反對，說：「黃河水勢不同尋常，變化不定，不是人力可以斟酌、可以指使的。而且梁山泊淤填已高，北清河窄狹不能容納，如果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受其害。」章宗因而否定了田櫟的方案。
一一九四年八月，黃河在南京陽武故堤決口，滔滔的洪水吞沒了封丘縣城，向東南奔瀉，到壽張沖入梁山泊，又分為兩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奪了淮陽以下淮河的河道。這時，由今天津附近入海的黃河北流完全斷絕。這次歷史上少見的大水災，是由於金朝統治階級的腐朽無能而造成的。在這次水災前，如果章宗採納田櫟的治河方案，付諸實行，就可能避免發生這場大災難，減少損失。在這次水災前，專管治河的都水外監官員冗多，遇事互相推託，否則就是爭功邀賞，議論紛紜，不切實際。巡河的官員大多是由監官推薦的各司吏人，或因老病，或逃避別的繁重工作，行賄請託而充任的，所以都不稱職。尤其是都水監官王汝嘉，對自己的職責「殊不加意」，眼看水勢趨南，不預先經畫，留守司屢次報告河水險情，他仍一再拖延，終於釀成了這次縱黃奪淮的大水災。決堤後，王汝嘉等人被降官罷職。對奔騰咆哮的洪水，金朝統治者束手無策，僅僅調集民夫在孟陽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築修補的工作，使洪水不至於浸沒南京而已。這場大水災，使山東、河北、河南等路黃河兩岸的大批農民喪失生命，倖存者流離失所，農村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財政的困難和紙幣、銀幣的濫發 水災頻仍，生產停滯以及官僚、貴族的大肆搜括，使官府收入日趨減少；對外戰爭連年不斷，使官府軍費與日俱增，金王朝財政出現了「所入不充所出」的窘境。
為了彌補財政上的虧空，章宗逐漸改變世宗時的做法，開始大量發行交鈔。正如《金史?食貨志》所說：「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一一九七年，因為交鈔發行過多，民間常常拒絕使用票額在一貫以上的「大鈔」，官府不得不以票額在七百文以下的「小鈔」來回收部分「大鈔」。承安三年（一一九八年）正月，金朝命令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凡是一貫以上的交易，必須使用交鈔和寶貨（銀幣），不准用銅錢。九月，因為百姓都把「小鈔」換成銅錢，交鈔無人願意接受，規定親王、公主、品官存留現有銅錢的三分之一，民戶存留一半，其餘限期十天換成實物。這時，還發行「三合同交鈔」，強迫民間使用，官府只管發行，不管回收。直到一二○二年，金朝才允許百姓在交稅時使用這種交鈔，但以稅額的十分之一為限。交納鋪馬錢時，才允許稅額的半數可以交納這種交鈔。由於統治者不斷在鈔法上玩弄花樣，愚弄和剝削百姓，因此百姓「往往怨嗟，聚語於市」。泰和七年（一二○七年）正月，章宗面告御史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同時，規定官府以後不得支出「大鈔」，民間現有的「大鈔」可向官府換取「小鈔」及銅錢。七月，又規定民間交易、典質額在一貫以上的，全用交鈔，不得用錢。儘管金朝統治者對交鈔柞了種種規定，但民間仍然不願使用，甚至連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外出巡按，也認為大鈔「難以支用」而讓人換取現錢。對於這種膽敢不願使用交鈔的官員，御史以其「沮壞鈔法」而加以彈劾，章宗更認為是「情不可恕」，給予嚴懲。
章宗時，交鈔的發行總額和貶值情況，記載缺略。但從一二一○年金朝用八十四車交鈔作為軍賞，可知交鈔所值無幾。《金史》的編者慨嘆說：「兵衄（音nu:4）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於不能市易矣。」
由於流通領域中銅錢不夠使用和交鈔發行過多，而官庫中貯藏著價值一億貫銅錢的金、銀，所以從一一九七年起官府正式發行銀幣，稱「承安寶貨」，自一兩到十兩共五種，每兩折銅錢二貫。這是漢武帝以來第一次正式發行銀幣。官府規定銀幣和交鈔相兼使用。但發行不久，發現民間大批私鑄的「承安寶貨」，雜以銅錫，中都為之「閉肆」。於是又不得不在承安五年（一二○○年）十二月下令停止鑄造和使用。
通檢推排 章宗即位後，有十多年沒有進行通檢推排，女真地主和漢族地主乘機加緊掠奪土地。平章政事完顏匡除擁有由朝廷「撥賜」的「家口地土」外，還在濟南、真定、代州等地攫取「上腴田」，百姓的「舊業」多被奪走。章宗寵妃元氏之兄仗勢霸占大批水田。分散在各地的屯田女真貴族和猛安謀克上層分子也大多「包取民田」。他們憑藉權勢，逃避賦稅。貧苦農民雖然僅有少量土地，卻要負擔繁重的賦稅。加上西北邊境少數族不斷侵擾，金朝對女真猛安謀克戶和其他民族的百姓調發頻繁，「貧戶」日益增加，紛紛逃亡。一一九七年十月，章宗不得不下令通檢全國物力，規定：凡已經典賣物業者，只隨物業「推收」（把原有物力錢數推割給典買者）；分家異居者，允許另立戶籍；困弱者可以減免，新富強者適當增添。又規定：應一切從實，不必湊足原額；邊境被侵擾的地區，暫時不實行推排。各路推排時，由朝廷差官一員，與各路提刑司所派官員一起進行。一一九八年九月，尚書省奏報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共計二百五十八萬六千多貫。原額為三百零二萬二千多貫，這次對貧乏者減免了六十三萬八千多貫，又對新富強者增加了二十萬二千多貫。
一二○一年八月，章宗下詔推排西京、北京、遼東三路人戶的物力。泰和二年（一二○二年）閏十二月，章宗認為，推排物力時，官府既要詢問人民的浮財物力，又要核實分等，事繁期迫，難以得實，命令尚書省擬訂「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讓民間典賣產業時，隨時「推收」物力錢。一二○六年十一月，下詔制定各州府「物力差役式」。一二○八年九月，再次派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分別與各路按察司官員一起推排民戶物力。章宗召見十三名使臣，指示他們在推排時，對「新強戶」增加的物力不要添足，要「量存氣力」，對「銷乏戶」也不要銷而不盡，否則留下一些物力，仍舊負擔不起。
括田 由於對北方韃靼等族戰爭的屢次慘敗，金朝大臣們把失敗的原因歸之於女真屯田戶土地太少，無以養贍，不免饑寒，因而缺乏鬥志。他們主張再次括刷民間逃稅的土地，分授屯田戶，以鼓舞士氣。一一九一年，章宗下令各地屬於官府的閒地，百姓已租佃者仍舊，未佃者即交給屯田猛安謀克戶。一二○○年，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帶金符，行省山東、河北、陝西等路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共得地三十多萬頃。女真屯田戶在領取官田時，多冒名增口，或者「包取民田」，使百姓「空輸稅賦，虛抱物力」。莒州刺史某人在括田時，指使其奴婢控告臨沂百姓冒占官地，前後發出賞錢三百萬，先付給官錢，然後向百姓征取，百姓苦不堪言，紛紛逃亡他鄉。括田的過程中弊端百出，所括之田不僅包括百姓冒占的官田，還有大批百姓的私田。參知政事張萬公曾向章宗上書極諫，反對括田，指出：「奪民（田）而給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又說：實在不得已，就把括到的田地，招募百姓種蒔，以所入田租供養軍隊，則軍隊有坐獲之利，而百姓無被奪之怨。章宗不予採納。由於北方戰爭的失敗，女真族猛安謀克屯田軍陸續南遷，官府經費枯竭，就把括田當作封建國家維持猛安謀克屯田軍生活和籌措軍費的主要手段。
猛安謀克的衰落 章宗統治的二十年間，女真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在此期間，猛安謀克軍事組織的名稱雖然依舊保留，但由於其內部生產關係的變化，猛安謀克部實際上變成了封建國家的職業軍隊，猛安謀克變成了披甲的封建地主。
女真貴族、官僚和猛安謀克上層分子競相兼併土地，招募農民佃種，掠取地租。但長期不勞而獲，生活腐朽糜爛，既不會生產，又不會打仗，完全變成一批「不耕不戰」的寄生蟲。這是不利於金朝統治階級「長久之計」的。因此，金王朝多方限制女真屯田戶出租土地。章宗在一一九○年三月規定：女真屯田軍戶所受的田地，只許自家耕種，實在勞力不足的，才允許出租，只隨地所產交租。如佃戶願意折錢交租，要根據佃戶自願。如果人戶不願承佃納租，也不准強迫。但是，在女真族內部，租佃關係的發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一二○四年九月，章宗不得不放寬對女真屯田戶出租土地的限制，制訂「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它規定，女真屯田戶在所撥授土地十里以內，每丁必須自種四十畝，多餘的土地方許「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准許女真屯田戶出租定額以外的土地，租佃方式由出租者決定，或者採取主、佃分種即分成租制的辦法。這就等於是宣布了女真猛安謀克戶出租土地的合法性。
從很少的有關史料中，已經反映出這一時期女真猛安謀克戶在轉變為地主後，窮凶極惡地掠取地租。元好問撰趙雄飛墓碑記載，長垣縣百姓租種女真「鎮防軍」的土地，即使遇到水災，土地被淹淤積，不曾耕種，鎮防軍依然「恃勢征租，不少貸」。佃農無處控訴，聽任其欺壓，有的甚至被搶走了耕牛。
女真上層分子轉化為地主後，逐漸失去原來慓悍善戰的習性，普遍變得遊手好閒起來。有些人則崇尚漢族文化，吟風弄月，舞文弄墨，以考取「進士」為最大榮譽，把世襲猛安謀克這一軍官職務看成是有失自己高貴身分而去充當糾糾武夫的一種莫大恥辱。上京人赤盞尉忻本應世襲父謀克職，但他不願做謀克，卻一心去投考「策論進士」。象赤盞尉忻這樣的女真族上層分子並不是個別的。章宗在明昌初年首次允許猛安謀克參加進士考試，考試的科目有策論和射擊，以此來決定科甲的高下。但章宗對猛安謀克投考進士並不十分鼓勵。太傅徒單克寧曾經對章宗說：「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御之？習辭藝，忘武備，於國弗便。」章宗以為至當不移。
章宗時，猛安謀克普遍驕橫不法，軍紀鬆弛，士氣低落，在抵抗北方少數族奴隸主侵擾的多次戰爭中，顯示出猛安謀克部的戰鬥力極弱。為了消除這些弊病，恢復猛安謀克戶從前的「材武」，改變「專務游情」、漫無紀律的現狀，章宗頒布了一些法令。一一九五年五月，命令各路猛安謀克在農閒時講習武藝，由本路提刑司監督，對惰怠者予以懲罰。承安五年（一二○○年）正月，規定猛安謀克「軍前怠慢罷世襲制」，懲治遇敵作戰不力的世襲猛安謀克。五月，規定猛安謀克「鬥毆殺人，遇赦免死，罷世襲制」，嚴辦在各地殘殺百姓的猛安謀克。八月，改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對犯法判處徒刑的猛安謀克鎮防軍重新規定了服苦役的辦法。十二月，規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法」，限制軍事長官受賄不法的行為。一二○一年三月，又改定鎮防軍猛安謀克「放老入除格」。八月，規定猛安謀克改隸按察司，由按察司的長官專管「教習武藝」。一二○八年四月，下詔改定猛安謀克「承襲程試格」。對鎮防軍猛安謀克退伍後授官、猛安謀克的統屬以及一般猛安謀克承襲考試的辦法作了一些改訂。
章宗以前，金王朝為了保持女真上層分子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禁止女真人和其他民族通婚。這是一項孤立自己的落後政策。加上女真猛安謀克在各地屯田時，往往為非作歹，欺壓其他民族主要是漢族的農、牧民，促使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逐步激化。一一九一年四月，尚書省改變金朝的傳統做法，向章宗提出：「齊民與屯田戶往往不睦，若令遞相婚姻，實國家長久安寧之計。」一二○六年十一月，章宗下詔：「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為婚姻者，聽。」章宗的詔令使女真族和漢族通婚合法化，從而加速了女真族「為被征服者所同化」[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二二二頁]的過程，也加速了女真猛安謀克制崩潰的過程。
漢族大地主勢力的發展 在女真族基本完成封建化變革的同時，漢族大地主勢力也乘機發展起來。山東濟州任城縣地主成進，在金朝初年率領同族幾十戶，占據山險，建築堡寨。成進自為「寨長」，組織地主武裝，專與「群盜」（指農民抗金隊伍）為敵，被裹脅到寨中的農民達一萬多人。金朝濟州官吏勾結成進等人，替成進向朝廷報功，被授予進義校尉官銜。成進等人的子孫到章宗時，靠著對當地農民的剝削，「積年殷富」，成為濟州的「豪士」。任城縣還有「巨族」李氏，在世宗時曾有五人以「特恩」被封為進義校尉。到章宗明昌時，李氏散居各村，「例為甲、乙戶」，所占良田「阡陌連接，雞犬相聞」，平時「生產溫厚，衣食充羨」。恩州地主劉馬三以經商致富，千方百計兼併民田。根據近年的考古發掘，山西孝義、侯馬等地的大地主，生前肆意壓榨農民，過著驕奢淫佚的生活，死後大辦喪事，建造地下小宮殿，盡情地揮霍。一一九八年，汾州磚匠史貴為一家地主建造的磚墓，在四壁上塑造了墓主人和婢僕的生活情景。這種磚墓由磚匠設計、雕造，燒制而成，再用榫卯嵌裝。一二一○年，侯馬董氏兄弟建造的磚墓，裝飾最為華麗。墓中四壁砌滿雕磚。北壁雕堂屋三間，明間設曲足花桌，上置牡丹盆花，桌兩旁坐墓主人夫婦，兩側立侍童、侍女。北壁正中還砌有小戲台一座，戲台上有五名塗彩雜劇磚俑，排成一列，正在作場。這些富麗的地下建築，正是這一時期漢族大地主加緊兼併土地，肆意追求財富，過著窮奢極侈生活的直接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