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六冊） · 第二節夏國的經濟與文化
西夏在我國西北地區統治一百九十年，在它的周鄰，先後有宋、遼、金、吐蕃、回鶻。各民族間曾經不斷發生過規模大小不等的戰爭和各種形式的鬥爭，但在鬥爭過程中，各民族間也逐漸加強了相互的了解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党項族原以畜牧狩獵為主要生產，隨著同漢族聯繫的加強和夏國領域的擴展，逐漸發展了農業和手工業，並且在各民族間展開了商業貿易來往。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共同開發了夏國統治的廣大地區，豐富了人們的經濟生活。夏國在党項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漢族和各民族的文化，形成為具有民族特點的夏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上，夏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經濟概況
一、畜牧業
畜牧業是西夏的主要生產部門。党項人向北移居到今鄂爾多斯和阿拉善地區以後，即主要從事遊牧式的畜牧業。十世紀中，党項人居住的夏州只產羊、馬。李繼遷時，仍過著「逐水草牧畜，無定居」的生活。元昊說：「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宋史?夏國傳》）。說明西夏建國時，畜牧業仍是党項人傳統的生產部門。
西夏的畜牧業地區主要在銀、夏、鹽等州及其以北的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額濟納一帶。此外，河西走廊的涼州，有「畜牧甲天下」之稱。「瓜、沙諸州，素鮮耕稼，專以畜牧為生。」（《金史?西夏傳》）西夏牧民飼養的牲畜以馬、駝、牛、羊為主，還有驢、騾、豬等。馬是對宋貿易最主要的項目。阿拉善和額濟納的駱駝之多，在《元朝秘史》和《馬可波羅遊記》中都稱道過。由於成吉思汗從西夏得到過許多駱駝，這種牲畜才在蒙古高原廣泛繁殖。
西夏建國以後，兼併了鄰境廣大的農業區，部分党項人向農業過渡，牧民可以得到糧食和牲畜的冬儲飼料，有利於畜牧業的發展。
狩獵業在西夏的山區、沙漠和半沙漠地區仍很重要。繼遷一次向契丹進貢沙狐皮一千張，可見獵獲物不在少數。對遼、宋的貢品還有兔、鶻、犬、馬等。乾順時，御史大夫謀寧克任還說：「吾朝立國西陲，射獵為務」。成吉思汗征西夏時，他們也用「調教好的鷹鶻」作禮物，這都是用來狩獵的。夏景宗元昊每次出兵作戰，都要先率領部落長狩獵。狩獵是生產部門，也有練習武事的意義。
二、農業
農業是西夏另一個重要經濟部門。繼遷時，党項人多住在夏、鹽等州荒僻地區，宋人說那裡「地不產五穀」。後來發展到西南的洪、宥州，當地「多土山柏林」，住著自稱為「南山野利」的党項野利部人，經營農業，「每歲資糧取足洪、宥」（《宋史?劉平傳、宋琪傳》）。十一世紀，繼遷等占領了靈州、興州，得到歷代在此屯墾的沃野，農耕在西夏經濟生活中比重逐漸增大。後來占領河西走廊，又擴充了涼、甘、肅州等地的農業區。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業很發達。周春的《西夏書》提到共有六十八條大小渠道灌溉著九萬頃土地。興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漢、唐以來就開始在這裡興修水利屯田。漢源渠長達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長達三百二十里。其餘支渠幾十條，可以引黃河水灌溉。在靈州附近，有秦家、漢伯、艾山、七級、特進等五渠同興州漢源、唐梁兩渠相連。夏統治者很重視這些水利設施，役使民工整修了這些渠道，使它們互相溝通。甘、涼之間，也可乘祁連山雪水融化時，築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載有夏國的灌溉制度，並嚴格規定了使用水利設施和使用水的辦法（據克恰諾夫：《唐古特史綱》）。
西夏領域的擴大，很多是占領了宋朝一些經營農業的州縣。繼遷擴地至靈州時，就「籍夏、銀、宥州民之丁壯者徒於河外」。以後對宋戰事不斷，凡俘擄的漢人，「勇者為前軍」，「脆怯無他技者遷河外耕作」。所以興、靈州等處居民，多是元昊時擄掠來的漢人。漢人在西夏農業居民中占相當比例，他們同党項勞動人民長期接觸，特別是「沿邊地區，蕃、漢雜處」，可以直接交流生產經驗，使部分党項人逐漸熟悉農耕技術，轉牧為農。所以宋人記載說，西夏境內，「耕稼為事，略與漢同」。
夏人使用的農具同宋西北地區大致相同。《番漢合時掌中珠》載有犁、鏵、子耬、鐮、鋤、、杴（音謙qiān）、鍬，還有碌碡、刻叉、車、碾、碓、磑等。西夏長期使用宋朝頒發的農曆，並根據當地的氣候確定農時，在西夏文類書《聖立義海》中有漢族農作節令的記載，如八月桃、葡萄熟時，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臘月末，要為來年備耕修好農具等等（引自聶利山：《西夏語文學》）。
夏國人民，包括從事畜牧業的蕃部人民，大多以農產品為主食。興、靈一帶，土地肥沃，水利發達，尤宜稻麥。其餘地區，還種植大麥、蕎麥、■（音迷mǐ）、粟、豌豆、黑豆、蓽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內缺乏已耕的熟地，糧食不能滿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國大力提倡開荒。由於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區，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組織人力，在它保護下開墾。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時開始插木置小寨三十餘所，發動開墾寨旁之田。沒藏訛龐執政時，甚至在耕穫時派軍隊保護，發動幾萬人用耕牛開墾。梁乙埋執政時，夏人又侵耕綏德城生地。元昊以後，夏、宋之間的戰爭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擴大農田解決食糧問題。
西夏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党項、漢人外，還有吐蕃、回鶻、韃靼（塔坦）、交河等族，他們處於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經濟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經過收編、遷徙，同党項族溶合。據劉渙《西行記》記載，賀蘭山西北，回鶻麼囉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來部落甚盛，自被繼遷破滅，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鶻，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遼、宋兩國朝貢，相當於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項族落後，如韃靼經常擄掠各部，繼續向奴隸制發展。有的蕃部本來是漢族，如「西涼蕃部，多是華人子孫，例會漢言，頗識文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一）此外，長期從宋朝邊州掠去的蕃部「熟戶」，經濟和文化也同漢族十分接近，他們同漢人一樣，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產關係。吐蕃以及同吐蕃「風俗相類」的党項人，原是吐蕃王朝時期的奴隸或「奴部」。十世紀以來，吐蕃奴隸主受到奴隸起義的打擊，「奴多無主，遂糾合為部落」。党項人遷往銀、夏州等地後，在長期與漢族人民接觸中，又發展了農業，不再以蓄養奴隸為主，而以剝削勞役地租為主了。
夏統治者經常發動戰爭，「一有徵調，輒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曠，兵後尤甚」。為了事先備荒，夏人有「積粟」的習慣。宋元豐間對夏作戰時，宋兵幾乎每到一處，都發現他們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糧草。這無疑只有國庫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豐富的積儲，勞動人民和士兵是沒有份的。甚至戰爭發生時，士兵的糧餉也只是大麥、蓽豆、青麻子之類。廣大勞動人民遇有災荒，常年吃不上糧食，要靠採集野生植物充飢，曾鞏：《隆平集?西夏傳》說：「春食鼓子蔓、鹼蓬子，夏食蓯蓉（音從容cōng róng）苗、小蕪荑，秋食席雞子、地黃葉、登廂草，冬則畜沙蔥、野韭、櫃霜、灰蓧子、白蒿、咸松子以為歲計」。
三、手工業
西夏的手工業以畜產品加工為其特色，如鞣皮、紡毛線、織造氆氌（音pǔlǔ）、毛褐（音賀hè）、氈、毯等。當時，這些手工業還沒有從畜牧經濟中分離出來，而是由牧民就地加工自己的畜產品。可是，夏國已有專門剪裁和縫製衣服的「裁縫」，可能也有專業的皮匠、織匠等，甚至在城市裡還集中了一批熟練的工匠。元代初年，馬可波羅曾途經額里合牙（即寧夏）的阿剌篩城，記載說：「這城裡用駱駝毛製造駝毛布，為世界最佳美，白駝毛布是白羊毛做的，極精細，極好看。他們做出這種布很多。」由此也可想見西夏毛織業的水平。
早在十一世紀，西夏毛織品的產量就已可觀。據說：「所產羊、馬、氈毯，用之不盡，必以其餘與他國交易」。成吉思汗初征西夏時，西夏就以特產的毛織品大量貢奉給蒙古人，請求罷兵。
夏國也有專業的木匠、泥匠、瓦匠、石匠、鐵匠等，屢見於記載。夏州以東，國家設有鐵冶務，以生產兵器為主。據榆林窟壁畫，夏國已使用當時比較先進的豎式風箱。戰甲經冷鍛製成，堅滑光瑩，為宋人所讚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二）。
一九七二年以來，考古工作者對寧夏銀川市西賀蘭山下的西夏王陵進行發掘。已發掘的夏神宗遵頊陵園，出土有各種石雕、金銀飾、竹雕、銅器、鐵器和瓷器的殘片。這些出土遺物和王陵的建築顯示出西夏手工業在各方面的成就。石嘴山西省嵬城遺址和靈武縣石壩還先後出土了瓷器和銀器。
甘肅敦煌西夏壁畫:釀酒圖(上)、打鐵圖（下）西夏王陵出土的金帶飾
西夏王陵出土的鑲綠松石鎏金銀飾鹽州有鹽池，盛產青白鹽，質量甚好，夏國常用來與鄰近的蕃、漢民交換米麥，生產規模很大，每年有畦夫數千人。青白鹽生產是西夏手工業的重要部門。
西夏的手工業在民間怎樣組織生產及生產關係如何，史料中都很少反映。但在國家管理下，的確有一批專業匠人從農、牧民中分離出來，成為國家作坊的官匠。夏景宗元昊時，就先後設置夏州鐵冶務、茶山鐵冶、酒務等。仁孝時，立通濟監專司鑄錢。據《天盛律令》記載，官府中還有制金司、織絹院、鐵工院、木工院、紙工院、磚瓦院、出車院（造車）等，還有專門刻書的字刻司（見蘇聯《亞洲各族研究所簡報》第六十九期）。這說明有許多手工工匠集中在官營作坊中，分工的專業性強，生產技術也決非不脫離農牧業生產的家庭手工業所可比擬。一九七五年，銀川市西夏陵區的正獻王墓出土絲織品殘片，包括羅、綾、錦等多種。夏國曾經以「變革衣冠之度」為理由，遣使向宋朝求匠人，西夏國內當有不少來自宋朝的漢人絲織工匠。
西夏曆朝建築了許多宮室、佛寺、倉庫、驛舍等等。德明定都興州，即建造門闕、宮殿。元昊又在城內修避暑宮，「逶迤數里，亭榭台池，並極其勝」。晉王察哥、權臣任得敬，都有自己的園宅或宮殿。十一世紀末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時，碑文形容說：「眾匠率職，百工效技，杇者（杇音污wū，泥瓦匠）、繢者（繢音會huì），畫匠），是墁（音慢màn，塗飾）是飾，丹雘（音護hù）具設，金碧相間，輝耀日月，煥然如新，麗矣壯矣，莫能名狀」。這些建築反映了西夏各種手工藝的技術水平。
四、商業貿易
商業貿易在西夏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繼遷以前，党項人居住在銀、夏之北，千里不毛，只能用池鹽與邊民交易谷、麥，羊、馬及畜產品可供交換的也不多，貿易百貨都要靠中原供應。宋太宗淳化四年（九九三年），為了壓制繼遷，採取「絕其青鹽不入漢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的措施。宋執行禁令幾個月後，造成了意料不到的被動：一、沿邊私市長期互通有無，禁後犯禁者更多；二、党項人得不到糧食，相率在邊境擄掠；三、引起內屬熟戶不滿，萬餘帳叛宋歸附繼遷；四、關隴漢族人民得不到食鹽，也在境上「騷擾」。宋朝又只好解除禁令（《宋史?鄭文寶傳》）。此後，宋朝依據對夏鬥爭的需要，又多次實行禁鹽和禁市的措施。
鹽是宋朝國家壟斷的商品，山西解縣等地鹽池的收入，是陝西財用的重要來源，而鄂爾多斯的「青鹽價賤而味甘」，解鹽不能同它競爭，所以宋朝最不願意進口的是鹽。德明屢次請求宋朝放行青鹽，都遭拒絕。元昊同宋朝言和，首先就要求歲賣青鹽十萬石，也因為是他「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包拯集?論楊守素》）。而青鹽又「出產無窮」（《宋史?孫甫傳》），所以夏最需要出口的也是鹽。宋始終不答應西夏銷鹽的要求，又無法割斷沿邊熟戶與夏人歷史的聯繫，邊臣只好「寬其禁以圖安輯」，只對漢戶犯者處刑，但犯禁者始終不斷（《韓魏公集?家傳》）。鹽的交易在民間通過私市進行。
德明繼位，停止對宋作戰，派遣使臣商談同宋朝恢復貿易。一○○七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許通市，宋朝官方的貨品單中，收購的有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 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等。輸出的有繒、帛、羅、綺、香藥、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馬在邊界與宋人貿易，規定按交易數量為賞罰，有時還殺死貿易不力的使人（《東坡志林》）。
宋朝缺乏戰馬，需要買進西夏的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買馬於府州、岢嵐軍。一○五五年，又以銀十萬兩買馬於秦州。以後歲以為常。西夏因戰爭的消耗，有時也要向吐谷渾及其他党項人買馬。德明賣馬給宋，元昊說：「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不過並未禁止輸出馬。
宋朝輸出的商品中，糧食是大宗，但主要通過沿邊農、牧民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過歲賜和交換馬的方式輸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屬品（銅、鐵、錫、錢幣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貿易有多種形式。一種是通過進貢的形式。夏以名義上稱臣的方式，向宋進貢馬、駝等，換取宋的回賜。一○○六年，宋朝一次賞給德明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元昊稱臣，宋的歲賜達銀七萬二千兩，絹帛等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這實際上是一筆數字巨大的貿易。德明派進奉使赴東京，同時要求購買所需貨物，實際上是以進奉為名做買賣。起初，使者出入民間沒有限制。元昊時宋規定設館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貿易。金朝也採取相似的辦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師，可以留在會同館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參與買賣，貿易大為開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貿易是在官方設立的榷場進行。一○○二年，繼遷自己在靈、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駝口，分別置會（市場）同熟戶貿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軍置榷場，除官市者外，其餘貨物民間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並、代部署司也開設了西界和市市場。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復夏、宋通市，宋朝開放保安軍和鎮戎軍的高平寨市場。兩年後，遷保安軍榷場於順寧寨。次年，又通河東銀星和市。此外，還有綏州界內的撫寧和市場、環州以北的折姜會市場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寧寨、原州、德順軍置場買馬，由京師每年支銀四萬兩，綢絹七萬五千匹充馬價，每年買良馬達八千匹，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錢十餘萬緡。宋朝在這些地區購買的馬匹主要當來自西夏。每逢西夏發動侵掠和邊界糾紛時，宋朝常以封閉市場和禁通貿易相威脅。和好時，夏遭饑饉，宋朝也取消糧食出口的禁令。市場的開閉，常常是為了適應宋對夏政治鬥爭的需要，經濟上並不看重它。夏國依賴和市「如嬰兒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脅制夏國。宋、夏通好時，雙方人民都歡迎開市，出現「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二四）的盛況。
另一種是私市。宋、夏關係惡化時，宋就禁絕一切貿易。但法禁稍一鬆弛，夏人就同邊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歲賜，靠互市之利還可維持。宋朝的詔書也承認，累戒陝西、河東諸路禁止邊民同夏人交市，但「頗聞禁令不行」。甚至邊防軍官也同夏人貿易，無法斷絕。夏人一般是驅牛、馬到邊境博糴米谷。禁令嚴格時，就將大段牛、羊肉、青鹽包裹，私下換取糧食。德明時，還常派人攜帶違禁商品從小道到邊境私市。麟、府州漢民也有帶輕細貨物直接去夏州境內所設榷場貿易的。
夏對遼的貿易比對宋規模小得多，市場在西京西北的東勝、天德、雲內、銀瓮口等處，後來金朝也繼續開放這些市場。在關隴地區，金開設了環州、保安軍、蘭州、綏德等榷場。遼禁止夏國使臣沿路私市銅、鐵，後又禁止邊民賣銅、鐵給夏國，並嚴禁夾帶交易。
夏國在西邊同回鶻貿易。回鶻的商品主要是珠、玉，還有棉織物、絲毛織品、藥材、香料、鑌鐵刀、烏金銀器等。這些貨物主要是通過夏國販往宋、遼和金境內，夏國邊將和官吏從中取十分之一的過境稅，然後又以珠、玉交換中原的絲帛。
五、貨幣
西夏起初沒有自己的貨幣，貿易是通過實物交換或使用宋朝的貨幣。夏景宗元昊時開始鑄錢。現在見到最早的錢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寶，此外還有大安（一○七五--一○八五年）、貞觀（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慶（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漢字並列的天賜（天賜禮盛國慶，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寶錢。
夏崇宗乾順時開始鑄造漢字錢，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寶。仁宗以後，陸續鑄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慶、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寶。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鑄錢的專門機構通濟監，大量鑄造天盛元寶錢。天盛錢傳世較多，鑄錢技術也超過了遼錢。
西夏銅錢
「欠款單」上反映的西夏貨幣使用情況
（二）文化概況
一、文字
西夏建國時，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榮等創製西夏文字，稱「國書」。野利仁榮演繹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書。西夏文模仿漢字，字形方整。字體也有草書、隸書、篆書。文字結構有全、左、右、干、頭、下等區別。字體的創製，多用漢字六書的會意法。如閃為電傍、霹傍。也有以類相從法，如屬於絲織品的字自成一類。西夏文中還有時直接借用漢字，如聖字，字義和讀音都作聖。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無直鉤，這又與漢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創製，是夏國進入階級社會，建立國家的一個標誌，同時也為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西夏國書創製後，公私文書都用國書書寫，但漢字仍在夏國通行。夏國給宋朝的文書，多用西夏文和漢文並列書寫。夏國鑄造的錢幣也有國書和漢字兩種文字。惠宗秉常時鑄造的天賜寶錢、大安寶錢都是兩種字同時並列，以利於在各民族間流通。現存西夏碑刻，如一○九四年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漢字同時並列刻石。西夏國內，漢族居民和党項族居民長期共處，兩種文字同時通行，也有利於相互學習。骨勒茂才在《番漢合時掌中珠序》中說：「不學番語，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情。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項人和漢人互通語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學習，以增進彼此的了解。這個見解是極可珍貴的。
《番漢合時掌中珠》的一頁
甘肅武威發現印本字書《雜字》兩頁
二、語文著述
隨著西夏文字的廣泛應用，西夏學者編纂了多種說明西夏字聲韻、字義和結構的書籍。《音同》是按聲排列的字彙，仿《切韻》的九音分類編輯，收入六千餘字。《五聲切韻》編排與《音同》一樣，是仿司馬光的《切韻指掌圖》編纂的西夏字韻表。《文海雜類》也是按聲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釋，分別說明字體構成、字義、發音。《文海》的內容與《文海雜類》一樣，但它是一種仿照《廣韻》按韻排列的字典。梁義禮編的《義同一類》屬於另一種類型，是一部大型的同義語字典。還有一種按字形和概念分類排列的字彙，如《雜字》、《三才雜字》等，書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類，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寶、絲..等，這類字書收編字數不多，沒有解釋。元昊曾命人譯《爾雅》、《四言雜字》供番學之用。可能這些書是《四言雜字》一類的西夏字識字讀本。另有一種字書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漢義，用西夏字表漢字音，兼有幫助學習漢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編的《番漢合時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語漢語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類，收編常用詞，用漢字注「國書」的音、義，又用「國書」注漢義所用字的音。漢字注音難以準確，《掌中珠》採用了反切法，同時旁註「合」（合口）「輕」（輕呼）等字以表示發音部位，說明編者力求審音精確，是一部優良的夏漢字典。
三、漢文經史的譯註和流傳
夏國儒學逐漸流行，主要依靠來自宋朝的經書。夏國推行儒學，陸續將漢文經書譯成西夏文字。額濟納夏黑水城出土的古書中，有《孝經》、《論語》、《孟子》的西夏文譯本。《論語》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釋。還有一種無題書，內容全是《禮記》、《左傳》、《周書》、《毛詩》的引文輯錄。
斡道沖八歲時以《尚書》考中童子科，年長後通曉五經，曾譯《論語注》，又作《解義》二十卷，稱《論語小義》。並著有《周易卜筮斷》一書（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西夏相斡公畫像贊》）。
夏景宗元昊自稱是「循拓跋之遠裔」，對元魏「為帝圖皇」的事業很為景慕。一○五五年，諒祚遣使者向宋購買史傳和佛經，宋朝「以史有東晉、元魏間事，不可示夷狄，只與佛書。」賜《大藏經》。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詩草隸書石本及《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仁宗准予《九經》。中原的史籍逐漸流入夏國。黑水城發現題名《十二國》的史書，是春秋時十二國歷史的西夏文譯本，可能譯自宋人的《十二國略史》（見戈爾巴捷娃、克恰諾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現存的《類林》一書，體制同《太平廣記》相近，可能原本是金人編的一種類書。
夏國是在不斷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所以又很重視中原的兵書，現存的西夏文譯本有：《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和諸葛亮的《新書》等。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楷模，吳兢的《貞觀政要》也部分譯成西夏文，稱為《貞觀要文》。
甘肅武威發現漢文人慶二年（一一四五年）日曆殘頁
四、律令、實錄和天文曆法
夏國自仁宗仁孝以後，隨著封建經濟關係的發展，學術文化也呈現出新的局面，陸續出現了夏國自己編纂的系統的著述。
前引仁宗時編修的《天盛年改新定律令》，是仿照宋朝政書而編纂的一部二十冊的大書，是西夏政令的匯編。此後又編纂有《新法》。夏神宗遵頊光定二年（一二一二年）又編修《光定豬年新法》，大約是仿照宋朝續修編敕的辦法，陸續修訂。
甘肅武威發現西夏文寫本藥方殘頁夏仁宗時，也參照宋朝編修實錄的辦法，開始重視國史的修纂。斡道沖一家，即專掌夏國史，成為專門的官職。一一六一年，仁宗設立翰林學士院，以王僉、焦景顏為學士。王僉為夏國曆朝實錄的總纂。羅世昌罷官後居家，曾為夏國「譜敘世次」。明人錢謙益《牧齋有學集》說：「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大約資料都來自西夏官修實錄。
一一八三年，西夏編印了《聖立義海》一書，全書採取詩注形式，由簡短的格言編成。體例也是仿照漢籍的類書。
《掌中珠》列舉星象名稱甚多。在西夏字中，所謂「十一曜」、「黃道十二宮」、「二十八宿」都有專名。說明天文曆法的研究受到重視。《天盛律令》載有「大恆歷司」、「史卜院」等專管天文曆法的機構。現存的西夏曆書殘本也有好幾種。
諒祚時，西夏從宋朝得到醫書。黑水城發現的西夏字醫書殘本，有用紫苑（音晚Wǎn）製作丸藥的描述及其用法，有關於針刺療法的殘頁，有治馬的藥方等等。夏國還沒有專管醫療的醫人院。
五、佛教的傳播與民族文化的交流
骨勒茂才說：「煩惱纏縛，逐物心動，以富為貴，爭名逐利」，這是夏國的普遍現象，因而佛教「六趣輪迴，苦根無量」的說教，就成為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欺騙的工具。德明「幼曉佛書」，元昊「曉浮圖學」。夏國統治地區過去大部分曾受吐蕃王朝管轄，留下不少寺院和僧侶，因此佛教很早就為人們普遍信奉。西夏建國前後，德明、元昊、諒祚、秉常曾多次向宋進馬換取《大藏經》。一○四七年，元昊在興慶府東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和佛塔，俱高數十丈，貯藏宋朝所贈《大藏經》，並譯為國書。一○五五年，元昊後沒藏氏與諒祚又徵發兵、民數萬，於興慶府西建承天寺，貯藏《大藏經》。一○九五年，乾順大力修復因地震傾頹的涼州護國寺。一一○二年，又在甘州新建臥佛寺。這幾所大寺成為夏國佛教的中心。各地也陸續興建佛寺。《感應塔碑銘》說：「釋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遠及荒要，山林磎（音希xī）谷，村落坊聚，佛宇遺趾，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無不必葺。」在中書、樞密以下的政府「次等司」中，有僧眾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護法功德司等高級機構，專管全國的宗教事務。
西夏刻佛經
本來党項語接近吐蕃語，由於「國書」模仿漢字而並非採用藏文字母，兩種文字形式上差異很大，但仍能相互溝通。自秉常起，大量譯經，既用漢文佛經，也用藏文佛經作底本。夏國境內的吐蕃僧侶因翻譯和念誦的需要，以藏文字母替「國書」注音，後來發展為一種以藏文字母拼音的「新國書」，雖未經西夏王朝正式認可，但民間已在流行。現存敦煌寫本《嵬名王傳》，就是用這種文字書寫的党項民間傳說。
甘肅武威發現蝴蝶裝西夏文寫經吐蕃道是當時的西域通道之一，夏國完全控制了這條交通線，同吐蕃聯繫日廣。仁孝時曾迎請朵隴地區的著名喇嘛都松欽巴。都松欽巴是元、明盛行的哈立麻教派的初祖，他本人雖未到夏國，但派遣弟子格西藏鎖布攜經像來到涼州，同夏國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後來粗布寺建塔，仁孝獻飾塔的金纓絡、金幢蓋（幢音床chuáng），一直是這個寺院的「鎮塔之寶」。此後，吐蕃著名的教派如薩思迦、必力工瓦等都有僧徒住在夏國。成吉思汗滅夏後，很快就同烏思藏僧侶封建主建立聯繫，並很快就臣服了他們，這也同在西夏境內的吐蕃喇嘛有關。
九八四年，宋太宗派王延德出使高昌，自夏州啟程。《宋史》記龜茲地理位置作「東至夏州九十日」，又說回鶻「往來皆經夏國」。可見宋初党項人就同回鶻有密切聯繫。德明、元昊控制了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區的高昌回鶻、龜茲、于闐、黑韓國就只有通過西夏境才能到達中原。這不僅在過境時給夏國帶來經濟上的好處，而且文化上也受回鶻等族的影響。甘、肅、瓜、沙等州本是回鶻人統治區，所以回鶻也是夏國內的民族之一。元昊起高台寺，「廣延回鶻僧居之」。沒藏氏建承天寺，延請回鶻僧登座演經。西夏有《金佛梵覺經》，「系回鶻僧所演，歷二十年乃成」。
夏與遼文化也有交流。遼、夏都流傳佛教，夏國曾向遼進獻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和《貝多葉經》。
六、文學與藝術
夏國文學中，詩歌有乾順所作《靈芝歌》。宗室仁忠、仁禮都通蕃、漢學，善歌詠。現存的西夏文著作中，有無題的宮庭讚美詩殘本。五言詩《新集金碎掌直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字組成，類似漢族的《千字文》。此外，還有各種體裁的詩，可惜大多充斥了儒家和佛教的道德說教的內容。西夏韻書和表很多，說明寫詩的人不少，需要藉此參考。夏國的散文比較質樸。遵頊「博通群書」，樞密都承旨蘇寅孫「少力學，善屬文」，吏部尚書權鼎雄以文學著名。梁德養編《新集錦合辭》，是一種現存的西夏諺語和格言集。宣德郎李師白兩次出使金國，著《奉使日記》三卷，詳記金朝民風土俗。
諒祚曾派使臣，向宋朝請要伶官、工匠，又要求買戲劇服裝和化裝品，可見戲劇已在夏國流傳（司馬光：《涑水記聞》等）。黑水城曾發現戲劇底本《劉知遠諸宮調》，是金平陽刻本，說明金諸宮調已傳入夏國。
西夏的樂器有鼓、琵琶、笛、箜篌等。唐僖宗時，賜拓拔思恭鼓吹全部。德明臣宋，律度聲音，遵依宋制。元昊反對唐、宋的縟節繁音，大概是採用党項本族的音樂。仁孝時，使樂官李元儒采漢族樂書，參照夏國制度，增修新律，賜名「鼎新」。夏政府中還有番、漢樂人院的專門機構。蒙古滅夏後，即徵用西夏舊樂。黑水城出土物中有西夏樂器和樂舞形象，說明西夏人民是能歌善舞的。繪畫，夏國也有一定成就。元昊善繪畫。黑水城曾發現風景畫稿，風格與宋院畫相同。
西夏王陵出土石刻盤龍柱
西夏王陵出土竹雕
西夏在與各族交流中，創造了自己的文化。吐蕃、回鶻等各族人民，也通過西夏加強了同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聯繫。在這一時期各民族共同創造歷史文化的過程中，夏國的作用是值得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