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二章劉基李善長宋濂胡惟庸

劉基、李善長、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開國謀臣。 第一節劉基 劉基以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開創明朝而馳名天下。他足智多謀，有卓越的分析判斷能力，被世人喻為魏徵、諸葛亮再世，是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 浙東名士劉基（1311—1375）字伯溫，處州青田（今屬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薰陶，從小聰穎過人，十四歲進處州（今浙江麗水）郡學，習《春秋》，「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①。十七歲，拜名儒鄭復初為師，攻讀宋儒周敦頤、二程開創的「濂溪學」、「洛學」。他看書涉獵很廣，經史子集、天文兵法無所不窺，而「尤精象緯之學」①。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年僅二十三歲的劉基就考中了進士，初露鋒芒，時人對他都很器重。老師鄭復初曾對他父親說：「此子必高公之門矣！」秘書監揭曼碩對人說：「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②「有進賢老人鄧祥甫者，一見詫異曰：『吾嘗語人王佐之學，率不省，子善自愛。』盡出秘書相示。」③元至元二年（1336），劉基被任命為江西高安縣丞，為官清廉正直，以打擊權貴而名重一時。但是，在極端腐敗的元末社會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難得到重用的。特別是統治集團為了鞏固軍事統治，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把社會劃分為四個階層：蒙古人最高貴，色目人第二，漢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謂「南人」指的是最後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統治下的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劉基自然屬於「南人」之列。這樣，才氣橫溢的劉基卻始終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場上處處受到排擠和打擊。二十九歲時，劉基複審一起人命冤獄，盡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檢察官，調為職官掾史。第二年，又因與幕府官僚發生意見分歧而被迫辭職，不久補升江浙儒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又幾次三番上書彈劾御史失職數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撓，劉基激憤之下再次辭職。先隱居江蘇丹徒，後又寓住浙江臨安，每天縱酒西湖，以抒發心中憂憤。 這時，全國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國珍首先在浙江台州起兵，腐敗無能的元朝統治者，為了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被迫起用劉基為江浙行省元帥府都事。劉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為元朝效力，他建議築慶元等城，以壓逼起義軍；並且極力反對招撫，倡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方國珍大懼，厚賂劉基，卻之。方國珍收買劉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賄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詔招撫。元廷因此給劉基扣上了「失天子憫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職務，將他看押在紹興府。劉基氣憤之極，好幾次想自殺，幸虧門人密理沙等拚命攔阻，才得以不死。從此他放浪不羈，一天到晚在紹興遊山玩水，①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誠意伯文集》卷首。 ①《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②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誠意伯文集》卷首。 ③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中《劉基傳》。 作詩賦詞，他以屈原、賈誼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貪婪而不貞」，「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①。藉以表達對元朝統治集團的不滿。 方國珍卻趁這個機會發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農民軍也都紛紛起義響應，江浙行省在無奈之中，恢復劉基的官職，先命他「招安山寇吳成七等」②。劉基自募「義兵」，採取剿撫兼施的辦法，對拒命不服的起義者進行血腥的鎮壓。後又與行省樞密院判石抹宜孫互為犄角，相互聲援，共同出擊方國珍，因鎮壓有功，先後被江浙行省提拔為樞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報朝廷時，朝中當權者排擠漢人，藉口劉基原只擔任過儒學副提舉，按資只能遷總管府判，實際上反而降了級，且又失去了兵權。三起三落，到處碰壁，劉基對元朝已心灰意冷，絕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於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實在是因為無路可走了。就逃歸青田，時值元順帝至正十七年（1357）。 懷才不遇、落泊而歸的劉基，到了這時才開始冷靜下來，考慮自己今後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據力量方國珍，向來被他視為海盜。姑蘇（今江蘇蘇州）的張士誠，亦為劉基所不齒，他曾說：「吾生平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①自然更不會投奔他們，為他們所用。投靠應天的朱元璋吧！確實，在劉基看來，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業的只朱元璋一人。還在十年前第一次罷職時他就隱隱約約地萌發過這個念頭，那次，劉基「與魯道源、宇文公諒日縱酒西湖，見有異雲起，時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為天子氣，應十年，我其輔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劉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謂所親曰：『此豈人力所能哉！』」②但是，朱元璋畢竟是與「聖朝」為敵的「賊」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詩歌里，不是也直斥他為「盜賊」嗎？如《次韻和孟伯真感興》寫道：「五載江淮百戰場，乾坤舉目總堪傷。已聞盜賊多如蟻，無奈官軍暴似狼。」又如《聞高郵納款漫成口號》：「聞道高郵已撤圍，卻愁淮甸未全歸。聖朝雅重懷柔策，諸將當知虜掠非。」這裡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③這樣，飽讀經史和飽嘗仕途坎坷的劉基，矛盾重重，心亂如麻，索性採取靜觀時變的辦法。當時有「客說基曰：『以足下才氣無雙，從好亂之眾，踣方氏而有明、越，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笑曰：『是又一國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④劉基一方面集鄉練自保，防備方國珍的進犯；另一方面，發憤寫作，著郁離子》十卷十八篇以見志。 經畫盛世文明之書《郁離子》在劉基隱居青田撰寫《郁離子》之際，農民起義的烈火越燃越熾。處於鼎盛狀態的北方紅巾軍揮師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劉福通則率部攻占汴梁；徐壽輝、陳友諒的南方紅巾軍在長江中游繼續發展；活躍於江淮之間的另一①劉基：《吊泰不花元帥賦》，《誠意伯文集》卷八。 ②張時徹：《誠意伯劉公神道碑》，《誠意伯文集》卷首。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平定東南》。 ②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中《劉基傳》。 ③吳晗：《朱元璋傳》。 ④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中《劉基傳》。 支紅巾軍，主帥郭子興死後盡歸朱元璋統轄，朱已建立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割據長江三角洲的張士誠、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對元朝則時反時降。總之，反元起義的烈火燃遍了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統治陷入分崩離析的境地。 面對這種階級衝突、民族衝突白熱化的局勢，作為一個胸藏韜略的儒士和一個由「衛元」向「反元」思想轉變的英雄，劉基需要的是系統地整理自己的思想，總結元末弊政的經驗教訓，以為未來新皇朝的建設作準備。而《郁離子》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即所謂：「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為文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千百載之下。」①劉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釋《郁離子》書名的意蘊時說：「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鬱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郁離子》繼承了先秦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闡發哲理的傳統，用生動而洗鍊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錯綜、尖銳的社會矛盾，並展示出作者為解決這些社會矛盾所作的種種設計。此後，劉基在輔佐朱元璋創建明朝的過程中提出的種種獻策，均與《郁離子》所述思想一脈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說：「公之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此皇明之所以興也。」①《郁離子》首篇《千里馬》，敘述千里馬駃騠，只因北方所產，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視，《八駿》篇首先讚揚穆天子和造父以馬之良劣區別對待，這樣，「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後來主持者不會識別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產地來區別對待，以至最後盜賊蜂起時，「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顯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統治集團推行的以「種族取人」的民族歧視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著，作者用相當篇幅抨擊元朝統治集團的暴戾恣睢與吏治的昏亂。《燕王好烏》、《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貶黜逆己者，「得寵而矜」的人比作群烏、鵋■。在《好禽諫》篇中，借衛懿公好鶴，為狄人所滅的故事，暗指元朝滅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統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雲夢田》、《羋叔課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統治者以「多括為功」、「聚斂無度」的政策。《蜀賈》篇側重描寫當時吏治的昏亂。《賄賂失人心》篇展現元代官吏「求賄」而輕於國是的腐敗狀態。在《賄亡》、《食鮐》等篇中，劉基更將好賄比作毒魚■鮐，將「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賣柑者說》，有力地抨擊了那些坐高堂、騎大馬、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文武官員們，揭露他們「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醜惡本質。 此外，劉基在《郁離子》中還用大量的篇幅闡發了自己的社會政治主張。《郁離子》的最後一篇是《九難》，在這裡，劉基通過「郁離子」（作者自稱）與隨陽公子的對話，表達了自己的志向：「仆願與公子講堯、禹之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 基於對元末社會動亂根源的認識，劉基為未來的統治者開出了「以大德戡大亂」（《井田可復》）的藥方。在《靈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動地申述了這樣一個道理：養民為政事之本，善養民者，國勢熇熇；廢怠於此者，國勢涼涼。劉基認為，養民之道「在於寬仁」，在《術使》篇①吳從善：《郁離子序》。 ①徐一夔：《郁離子序》。 中，不僅直接諷刺了「什一之徵」的田賦辦法，而且明白無誤地指出：重賦苛斂將逼迫人民「鋌而走險」，使「狙公卒餒而死」。在《糜虎》篇中，劉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闞於崖，躍焉，虎亦躍而從之，俱墜而死」的寓言，發出逼迫過甚將導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歸於盡的警告。在《天地之盜》篇中，劉基還闡述了一個富於民本主義色彩的思想：統治者應把索取財富的目標指向自然界，善於做「天地之盜」。在《井田可復》篇中，他提出了「復井田」的主張，使人民能過上「不飢不寒」的生活。 當然，劉基儘管主張以寬仁待民，但認為威令亦絕不可廢。他指出，施威令實際上是施德政，因為，「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謂「刑期於無刑」，若一味寬縱，「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郁離子·刑赦》）。這是從宋元「寬縱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訓。為此，劉基堅決反對招安造反的為首者，因為這實際上是「勸天下作亂」，而決不是「敷文德」的表現，這種威福並施的統治者，劉基稱之為「道」：「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郁離子·躁人》）因此要因勢利導，誘使國人走上統治者設計的軌道。 鑒於元朝統治者所用非人、自取敗亡的教訓，劉基對人才的使用極為重視，在《魯班》篇中，以修葺住宅為例，明確地提出去腐惡、換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議；並強調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主張唯才是舉，排斥一切宗派偏見。在《任己者術窮》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專任己，於是謀者隱，識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在《琴弦》篇里，借樂師師曠之口，以大弦為君、小弦為臣作喻，批評晉平公抹殺大弦小弦的差別，以君王之尊侵奪臣職，以致「上下失其統」，表達了劉基對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協作關係的設想。此外，劉基還向未來的統治者進言，提出了用人之長（《使貪》）、守信於民（《姑蘇圍》）、納直言（《韓垣干齊王》）、去諱矜（《自諱自矜》）等建議，認為這些都屬於聖君明主應當施行的德政。 劉基的這些主張，都是有為而發，頗能切中元末時弊。所以後人對它評價很高，說它「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其言確然，鑿鑿夫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夫如五穀之必療飢而不可無者也。」①當然，劉基是一個有抱負的政治家，他是不會滿足於「思垂空文而自見」的境遇的。早些時候，他作《題王右軍蘭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萬謝之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世，悲乎！」②這實際上表明他不甘老於山水的心志。 運籌帷幄，決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華），定括蒼。翌年，置中書浙東行省。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他迫切需要當地武裝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葉琛、章溢以及劉基等人還躲在山裡結寨自保不肯出來。朱元璋早就仰慕劉基的學識才智，派處州總制孫炎邀他出山，劉基猶豫①徐一夔：《郁離子序》。 ②劉基：《題王右軍蘭亭帖》，《誠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決，孫炎便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反覆說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來信相勸。他母親也勸他出山：「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哪能獲得萬全之計呢？」①於是，劉基不再猶豫，於至正二十年三月，懷著勃勃雄心離開青田到達應天，時年五十歲。 與此同時，葉琛、章溢等人也相繼歸附朱元璋。對朱元璋來說，由於劉基等地方豪強的合作和支持，在浙東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減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證。後來在洪武三年（1370）授劉基為弘文館學士誥中就說：「朕親臨浙右之初，爾基慕義。及朕歸京師，即親來赴。當是時，括蒼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②另一方面，劉基等人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深諳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有他們運籌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軍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勝利。 劉基一到應天，朱元璋馬上召見，「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劉基也立即呈上時務十八策，分析內外形勢，詳陳滅元興邦的大計方略。朱元璋大喜過望，相見恨晚，待以上賓禮，「留帷幄，預機密謀議」①。 當時朱元璋左有陳友諒，右有張士誠。比較起來，張士誠富，陳友諒強。張士誠出身私鹽販子，遇事斤斤計較，顧慮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陳友諒是打魚出身的，慣在風浪里過日子，野心大，欲望高，易冒險進取。朱元璋在應天，陳友諒居上游，可順流而下，其視朱元璋是籠中之雞，可手到擒來。他派出使者和張士誠相約：東西夾攻，瓜分朱元璋領土。朱元璋問計於劉基，他分析了東西兩面情況說：張士誠齷齪無大志，只想保住那塊地方，首鼠竄伏，陰陽於元，是個自守虜，不足與謀。主要的威脅是陳友諒。他擁有精兵大艦，地處上流，其心無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陳氏，上游無事，張士誠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劉基這番透闢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兩線作戰的危險。假如先攻張士誠，陳友諒一定全軍出動，到時腹背受敵，勝負就很難說了。因此朱元璋聽後大喜曰：「先生神機妙算，請知無不言。」②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當塗），襲擊龍江，其鋒銳不可當。朱元璋欲發兵抵禦，而眾將恇憂不決。有的主張投降，有的主張奔據鐘山。劉基獨張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內，劉基激動地說：先把主張納款及奔鐘山者斬了再說！敵人現在志驕氣盛，但驕兵必敗。如果我們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然後派伏兵突然襲擊，勝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後舉者勝，取威定霸，在此一舉。」朱元璋採納了劉基的主張，結果大獲全勝。以「克敵賞」授劉基，劉基辭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陳友諒又遣將攻下安慶，朱元璋欲親自帶兵征討，劉基極力贊助。安慶城堅，從早到晚不能攻下，劉基又建議撇開安慶，出其不意，直趨江州（今江西九江），搗陳友諒巢穴。陳友諒從夢中驚覺，疑神兵天降，倉猝應戰，攜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漢龍興（今江西南昌）守將胡廷瑞遣子請降，不過他要求降後仍統率自己的部屬。朱元璋一時面有難色。劉基急中生智，從後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許之。結果，胡廷瑞降後，①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誠意伯文集》卷首。 ②《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錄》，《誠意伯文集》卷一。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平定東南》。 ②《明史》卷一《太祖紀》。 其他漢將接二連三遣使來降，江西諸郡皆下。 先是，劉基母親富氏病逝，因戰事正緊，無暇抽身。這時劉基請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後，碰巧苗軍發動兵變，殺金華、處州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大震。劉基便替守將夏毅安諭旁近諸屬縣，又與平章邵榮等一起謀復處州，亂遂定。方國珍一向敬畏劉基，這時特地遣使弔喪，劉基借回謝之際，盛讚朱元璋威德，於是方國珍從此向朱元璋納土入貢。劉基雖在家居喪，每逢軍國大事，朱元璋總是派特使到他家請教，劉基條分縷析，悉合機宜。不久召還，路過建德，逢張士誠來犯，守將李文忠奮欲擊之，劉基止之曰：「敵兵三日後必退，退而尾之，盡可擒也。」三日後，劉基登城望曰：「賊兵退了。」眾人見張營壁壘森嚴，旗幟密匝，且聞鼓聲陣陣相應，不敢進軍。劉基拚命催促，等部隊趕到其駐地，才發現只剩下一座空營，所留都是老弱殘兵。於是遣兵追擊，一直追到東陽，大獲其眾。 朱元璋原信彌勒教，屬紅巾軍的一支，接受紅巾軍領袖小明王韓林兒名義上的領導。後南下另闢基地，仍遙奉韓林兒為帝。每逢過年，中書省都要設御座行禮，劉基到應天后，獨不拜，並說：「彼一牧豎耳，奉之何為！」因密見朱元璋，告訴他，在群雄四起之際，要成大業必須擺脫別人牽制，完全自主獨立。朱元璋聽後大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劉基回到應天，時張士誠大將呂珍襲擊安豐（治所在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殺劉福通，朱元璋欲親自出救，劉基極力勸阻說：「漢、吳伺隙，未可動也。」①而且救得小明王出來，當發放何處？是繼續讓他當皇帝？還是關起來殺掉？要是後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豈不是自討沒趣！朱元璋則認為，安豐如失守，應天就會失去屏蔽，救安豐即是保應天。遂出兵，呂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關在滁州，後又派廖永忠沉之於水。 當朱元璋出兵救安豐時，陳友諒果然乘虛進犯，陳軍號稱六十萬，圍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圍三月，幾陷敵手。守將朱文正遣張子明來報，朱元璋乃治兵二十萬西上迎擊，並對劉基說：「我不該有安豐之行，假如友諒乘我不在，應天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雙方大戰於鄱陽湖，一日數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戰中，劉基心明眼快，促朱元璋速換座艦，迅即原乘舟被擊碎。陳友諒憑高見之，以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進，漢軍皆失色。②雙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劉基又建議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剋日決勝。陳友諒窮蹙無奈，進退失據，慌亂間中流矢而死。鄱陽湖一戰是朱、陳之間的決戰，為朱元璋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一仗朱元璋親自督戰，劉基則「千里相從，言從計用，累贊成大功」；①又「累察乾象，多效謀猷」②。日後，朱元璋對劉基次子劉璟說：「他的天文，別人看不懂..鄱陽湖到處廝殺，他都有功。」③友諒既死，武昌隨即降附，其後朱元璋東取張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①《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②《明史》、《明史紀事本末》均有記載，而《罪惟錄》、《續藏書》均不錄。關於劉基「手揮難星」之說當屬無稽。日侍左右，臨難決策則是事實。 ①《明太祖實錄》卷九九。 ②《明太祖實錄》卷五八。 ③《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錄》，《誠意伯文集》卷一。 業，基本上遵照了劉基的戰略構思。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後，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劉基竭智盡慮，嘔心瀝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吳元年（1367），劉基被任命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統歷》。值太白金星出現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災。劉基發覺後，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詔罪己，以回天意，眾心乃定。逢大旱，劉基上請處理滯獄，朱元璋即命劉基平反，剛批示完畢就大雨如注。劉基遂趁此時機要求立法定製，以制止濫殺。朱元璋從之，不久纂成律令，是為洪武三十年所頒《大明律》之張本。一日，朱元璋夢見一人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殺一批犯人以應之。劉基故意假析此夢曰：「頭有血，眾也；傅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日。」朱元璋為之停刑三日，不久傳來海寧歸順的捷報。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給他放還。④這時劉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無不聽。中書參政張昶，元故臣，上書頌功德，劉基當眾叱之：你大概想做趙高吧！張昶臉色為之一變。便暗中派人窺伺劉基陰事。齊人翼岩，飛章彈劾劉基專擅，朱元璋怒詰之，查出系由張昶所使，便把他殺了。①洪武元年（1368），劉基根據當時「民困必須蘇，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時軍屯法和府兵制之長處，奏請創立軍衛法。即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常駐軍隊，士卒平時屯墾，戰時從征，調編任將一律歸朝廷掌管，旨在減輕百姓負擔，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權。這一制度對朱元璋統一疆域、鞏固政權，起了積極作用。不久，劉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當時國家初創，凡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長、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請定處州稅糧，朱元璋命參照宋制，畝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鄉人傳為美談。」 隨著政權的日漸穩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漸暴露出來，從朱元璋政權的支柱來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團和浙東集團。朱元璋建國稱帝後，淮人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占壓倒的優勢，浙東集團被排擠、受壓抑，他們當然不會甘心，也想盡一切辦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這樣兩大派系鬥爭越來越尖銳。朱元璋就利用這種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東勢力來監視淮人，加強和鞏固自己的權力。當時，左丞相李善長功高望重，眾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劉基與之分庭抗禮，李善長為之不樂。逢李善長因過失受譴，御史凌悅乘機彈劾，劉基卻站出來替李善長辯護，說李勛舊，且能調和諸將。朱元璋驚訝地說：他數次想害你，你怎麼反給他做說客呢？看來，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誠實，可以代他為相。劉基叩頭答：這使不得，好比要換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將加速傾覆。臣駑鈍，豈能受此重任。後李善長罷相，朱元璋欲拜楊憲為相。楊憲和劉基關係一向不錯，劉基卻力言不可，說：「憲有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義理為權衡，而己從不置身其中。憲則不然。」朱元璋問汪廣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淺，比楊憲有過之而無不及。」又問及胡惟庸，劉基不高興地說：為相猶如駕車，恐怕他會把④《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中《劉基傳》。 你的車翻掉的！朱元璋說：做我的宰相，確實沒有比先生更合適的了。劉基力辭：臣嫉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恐辜負您的一片好心。其實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於目前諸公，確實沒有一個合適的。果真，後來這些話都一一應驗了。楊憲因怙寵、汪廣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結果。 北伐軍攻克河南後，朱元璋赴汴梁，劉基和李善長留守應天。劉基謂宋元以寬縱失天下，宜肅紀綱。於是朱元璋詔令諸御史糾劾不要有任何迴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稟皇太子置之於法，人威其嚴。中書省都事李彬因貪縱服法，李善長和他私交挺好，請劉基拖延處理此案，劉基不循情面，馬上上報，報可，方祈雨，即斬之。從此李善長與劉基絕交。朱元璋回應天后，李善長攻擊劉基在盛夏祈雨時，殺人壇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劉基的人也交相訴苦誣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廣開言路，劉基奏：「士卒死後，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暴屍野外；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乾和氣。」朱元璋按他的意見辦妥了這些事，可十天過後仍不下雨，心中很惱火，恰逢劉基喪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這時朱元璋方有營建中都之意，又銳意出塞追殲殘元主力王保保。劉基臨走前，上書說：「鳳陽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輕也。」後來果真被他說中了。 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劉基勞苦功高，親自寫了封信，召他回京，賜賚甚厚，進兼弘文館學士，並追贈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劉基誠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許他回家。劉基回青田後，仍上章問朱元璋起居情況，撰《平蜀頌》。朱元璋有事也常請教劉基，曾親筆寫信詢問天象：「即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見，不知災禍何年何月何日至？」劉基就詳詳細細地寫了一個奏本，主要意思講：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現在國家剛剛建立，應該給老百姓鬆口氣，給民實惠。 劉基性格剛強，嫉惡如仇，不能與世事推移，「與物多忤」①，得罪了許多權貴。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願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滿，觸犯了「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教，不為之過」②的禁條。他屈己藏身，消極逃遁，反而給小人們提供了一塊禁臠，日後他們憑藉自己手中的權勢，稍一作弄，劉基的氣數也就完了。初，劉基上書說，甌、括間有一塊叫談洋的空地，南抵福建，為鹽盜聚集之所，方國珍也由此起兵，請設立巡檢司加以彈壓。豪右奸民為之叫苦連天。碰巧茗洋逃軍叛亂，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責，隱匿不報。劉基叫長子劉璉奏其事，奏章沒有先向中書省關白。時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挾劉基舊語，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書誣劉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劉基想據之為墓地，民不給，就請立巡檢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聽後頗為所動，遂奪去劉基俸祿，劉基大懼，慌忙間赴京謝罪，不敢遽歸。不久，胡惟庸代汪廣洋為右丞相，見朱元璋對劉基日漸疏遠，於是佯與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挾醫前來探病。劉基飲其藥，覺肚中有個拳頭般的塊狀體，又三月，病勢轉劇。朱元璋聽說後遣使護送他返鄉，並親制文暗含威脅地說：「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劉基剛到家裡，病情就惡化，居①《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②《大誥三編·蘇州人材第一三》。 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諡文成。臨終前，預緘所習天文秘書授長子劉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劉璟說：「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①劉基死後不久，胡惟庸案發。朱元璋追思劉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對劉璟說：你父親是個忠臣，臨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們的蠱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處。又安慰道：「你父親是有分曉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曉的，終不虧了他的好名聲。」②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頒誥，令劉基子孫世襲誠意伯爵祿。 ①《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②《誠意伯次子閤門使劉仲璟遇恩錄》，見《誠意伯文集》卷一。 第二節李善長 開國功臣 李善長（1314—1390），字百室，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明朝開國元勛。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朱元璋說他「比之於蕭何，未必過也」①。後因「謀反罪」被殺，故鮮為世人所傳。 青年時期的李善長讀書不多，粗通文墨，但為人有智計，喜歡法家學說，「策事多中」，里中推為祭酒。元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劉福通在潁州起義，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長出於對元朝統治的不滿，「欲從雄，未果」②，乃避亂東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興麾下大校，用計收得橫澗山兵二萬，南下攻打滁陽（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長到軍門求見，朱元璋聽說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禮貌地接待他，雙方談得很投機。朱元璋問四方兵起，何時才能太平？李善長說漢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為人氣量大，看得遠，善於用人，不亂殺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與沛相去不遠，你如能學習這位同鄉的長處，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聽後連聲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書記，囑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爛，仗要打得好，最要緊的是要有好的參謀人員，我看群雄中管文書的和做參謀的幕僚，總要說左右將士的壞話，文武不團結，將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敗不可。將士垮了，主帥勢孤力單，也相繼而亡，你應該吸取這個教訓，協調諸將，不要學那些幕僚的壞樣子。從這時候起，李善長便一心一意地追隨朱元璋，隨他「下滁陽，為參謀，預機畫，主饋餉」，很受信任。隨著事業的擴大，四方將士來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長考察他們的才能，建議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處分不積極的將吏，使部下能人盡其才，安心做事。武將中有以力相爭的，李善長就「委曲調護」，致使不發生矛盾。①但是李善長的鄉里觀念很重，在戰爭年代，這個缺點還不很明顯，到明皇朝建立以後，他的同鄉觀念不免有結黨之嫌，最後則成了致禍的口實。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興南下，率萬人至滁陽，因統朱元璋軍，並欲奪善長自用，李善長不願，朱元璋曰：「主帥，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長極力推託，始終未往，久之，郭子興也不再相強，而朱元璋卻對他更加信任了②。不久，郭子興病死，朱元璋代領其兵，鎮守和陽（今安徽和縣）。有一次，朱元璋親自襲擊雞籠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長留守，臨行囑曰：「敵人一旦來犯，千萬不要出擊！」當時元朝王子禿堅、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先後屯兵新塘、青山等處，聞和陽城虛，急來偷襲。李善長臨危知變，暗設埋伏，大敗敵軍，朱元璋聞報喜曰：「不意縫掖乃辦執戈！」③因共謀渡江，李善長說：「我兵眾糧少，舟楫不備，請稍候。」碰巧巢湖水①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 ②李贄：《續藏書》卷二。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②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八中。 ③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八中。 帥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軍萬餘來投，李善長大喜曰：「天贊我也！」便決定渡江，敗蠻子海牙，拔牛渚，下採石，乘勝取太平。在軍隊進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長先寫好禁約：「不許擄掠，違令按軍法處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處張貼，軍士們看了，「肅然無敢犯」。嚴明的軍紀使朱元璋在民眾中留下良好的影響。乃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朱元璋任元帥，以李善長為帥府都事。軍紀好，民眾都放了心，這名氣傳遍了，朱元璋軍事上的成功和鞏固便有了保障。這年，朱元璋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以李善長為參議，時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為省僚，而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李善長。有一天，朱元璋問他：「你常比我為漢高祖，你是酇侯。至於徐達嗎，也比得上淮陰侯，可留侯在哪裡呢？」李善長答：「金華人宋濂博聞強記，又兼通象緯，可當此任。」朱元璋補充說：「據我所知，通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於是便聘請兩人共謀大業。①可以這麼說，以宋、劉為代表的浙東集團在朱元璋一生事業中，與淮西力量發揮著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0）夏，陳友諒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朱元璋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命康茂才速使陳友諒來攻，李善長不解曰：「我正以來為憂，怎麼反叫他快點來呢？」朱元璋解釋道：「假如陳張相結，我怎麼抵擋得了。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先攻破友諒。陳敗，張就不敢輕舉妄動了。」李善長稱是。遂出兵，大敗陳友諒。②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拜李善長為右相國，時猶承元制尚右。李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擅長辭令，朱元璋有所招納，往往由他代草。幾次大的戰鬥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兩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豐（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討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長留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戰事頻起，命將四征，百萬供給，皆由李善長轉調。又請征兩淮鹽稅，立茶法，皆根據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復請制錢法，開鐵冶，定漁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①。吳元年（1367）九月，平吳，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為左相國，賞賜無算。時懲元縱弛，頗用重典，法律有三條關於「連坐」的款文，李善長建議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與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中外。不久，李善長又率群臣上表勸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稱帝後，命李善長為大禮使，定追封祖、父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事宜。置東宮官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余仍舊。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式。監修《元史》，主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岳瀆神祗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爵賞，存恤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淫祀。總之，明初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各種典章制度，事無大小，皆由李善長和劉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國定身死洪武三年（1370），以徐達、李文忠班師回京，大封功臣。當時，將軍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八中。 ②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們功勞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閩越州郡，李善長留守南京，「雍容無所見績」①，朱元璋體會到這一點，說李善長雖無汗馬勞，然與我共事的時間很長，又努力保障後勤供應，功勞很大，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時大將軍徐達功績赫赫，然猶位在李善長之下。 李善長外寬和而內多刻薄，進封大國，卻受爵不讓；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其權，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劉基鐵面無私，置之於法，李善長「惡人先告狀」，以致劉基被迫告老退職。朱元璋憑藉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後，淮西諸將和幕府僚屬都成了開國功臣，他們不但有汗馬功勞，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勢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別是李善長既富且貴，驕橫專擅，憑藉自己的權勢，頤指氣使，凌駕於百官之上，為非淮人集團和朱元璋所日漸不滿。張昶、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先後獲罪被殺，朱元璋只礙於李善長過去的功勞而一直隱忍不發。一天，朱元璋借與陶凱論齋戒當至誠為由，暗示李善長應趁早退職，曰：「人之一心，極艱檢點，心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檢點，凡事必求至當。今每遇齋戒，必思齊整心志，對越神明。」李善長聽後叩頭稱善②。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長以疾致仕，賜臨濠地若干頃，置守冢一百五十戶，給佃戶一千五百家，儀仗士二十家，與魏國公徐達等。洪武五年病癒後，命他督建臨濠宮殿，凡數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義為太僕丞，存義的兩個兒子李伸、李佑擔任府州官員。洪武九年，又把長女臨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為駙馬都尉。光寵赫奕，時人艷羨。婚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上疏言：「善長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將近十天，也不來問候。駙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謝罪，大不敬，請付有司議處。」於是坐削李善長歲祿一千八百石，幾及其半。李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①。 洪武十三年（1380），左丞相胡惟庸獲誅。胡惟庸是善長同鄉，初為寧國知縣，時善長當政，惟庸以黃金二百兩賄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②。累遷中書參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來。惟庸任相後，「與善長深相結」③，「貪賄弄權，無所畏忌」。朱元璋為防止大權旁落，遂以「擅權枉法」之罪殺了胡惟庸④，及其同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⑤群臣請並誅李善長，朱元璋以彼為初起時心腹股肱，置不問。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許之。 自胡惟庸被殺後，胡案成為朱元璋進行政治鬥爭的武器。特別是隨著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使下一代①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八中。 ②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②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胡藍之獄》。 ③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胡藍之獄》。 ④吳晗：《朱元璋傳》，第251頁。 ⑤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二《胡藍之獄》。 保持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⑥。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家統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員、大族豪強，都陸續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狀也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發展而發展，隨時擴大。最初增加的罪狀是「通倭」，接著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當時明朝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了。史載：「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卒相收坐重獄。」①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之餘黨，詔免死，發放崇明。李善長知道個中緣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銜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0），時李善長已七十七歲，「耄不檢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從信國公湯和那裡借衛卒三百人，湯和密以聞。四月，有京民坐罪應徙邊者，李善長又數次請託，免其所親丁斌等。於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嚴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辦過事，知道李存義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結的情況，接著下令把李存義父子逮到京師審問，結果詞連李善長，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詫曰：『爾言何為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為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乃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遺存義進說，善長嘆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②「又旬日，惟庸謁善長，延之東西向座，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③這時，御史們也紛紛上疏劾李善長：洪武二十一年（1388），將軍出塞，至捕魚兒海，擄獲元宗室大臣及寶璽、圖書、金銀印章無數，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績，而李善長卻匿不以聞。④有的更說私書中有李善長的親筆信。⑤這時，李善長家僕盧仲歉等亦上告他與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①。獄詞鍛煉完畢，朱元璋謂：「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顯示有災變，占得應在大臣，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②李善長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為李善長稱冤。朱元璋得書，竟未怪之於罪。 ⑥徐禎卿：《翦勝野聞》。 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胡藍之獄》。 ②《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③李贄：《續藏書》卷二。 ④《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⑤雷禮：《國朝列卿記》卷一。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②《明史·李善長傳》卷一二七。註：善長之死，史有異辭，《明太祖實錄》、《國榷》、《續藏書》雲自殺；《明史·太祖紀》、《罪惟錄》雲賜死；《明史·李善長傳》雲殺善長。 第三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屬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學見長。朱元璋時，以其博洽經史，延置幕府，備作顧問，參與謀議。「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③，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稱讚他「學通今古，性淳而樸實，有古人之風」④。 出山輔政宋濂幼時體弱多病，有時一連昏迷數日不醒，家裡人到處求醫，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長大成人。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身體贏弱的孩子，自小卻天資聰敏，領悟力高，又勤奮好學，六歲時已能吟詩賦詞，在鄉里小有名氣，人呼之為「神童」。十五六歲時，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張繼之，聞其善記誦，曾對他親加試驗，結果也感到這孩子天分非凡，於是就向宋濂父親建議，將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師那兒學習，使將來有所成就。 宋濂先師從大學者劉夢吉，學習儒家經書，通「五經」，後來又跟從著名理學家吳萊學習，深得其蘊奧，最後拜在大文章家柳貫、黃縉的名下。由於宋濂稟賦優異，又刻苦學習，所從的老師又多為飽學宿儒，因此，到元順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聞海內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徵召宋濂為翰林院編修。是時，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卻已走過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專權，朝廷內部為權力而明爭暗鬥，甚至互相殘殺，官場上下貪污腐敗，已處處顯示出頹敗的氣象。到這樣的朝廷里供職，豈不是為這個沒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斷然以「親老」為理由，堅辭翰林編修不就，隱居到龍門山去讀書寫作。他在龍門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隱居生涯，並沒有泯滅他報效國家的信念，也沒有使他忘卻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關注著天下形勢的發展，社會的每一動盪，都使他清醒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多事之秋，社會變革的時代。十年的著述立說，使他積澱了深厚的學識和底蘊，足以面對一個動盪不定的社會，去施展自己的經世之才。 就在這時，朱元璋在浙東的發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朱元璋親率大軍，攻占了集慶（今南京），當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建立了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機構，以此作為向外發展的基地。為了營建以應天為中心的根據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東地區，雄心勃勃地拓展勢力。而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擴大社會影響，對文人也特別留意。他每到一地，都禮賢下士，對應聘儒士，妥善地給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職，用其所長，使他們發揮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這樣做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但畢竟由於文人的大量湧入，給朱元璋的隊伍增添了活力，使其顯示出蓬勃的生機。而且由於朱元璋的做法，也使這些文人在對元朝統治者失望之餘，看到了希望。宋濂對朱元璋的行為感到滿意。 ③《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④雷禮：《國朝列卿記》卷十九《翰林學士宋濂行實》。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華）。婺州在兩百多年前，曾是理學中心，「婺學」大師呂祖謙在此倡導經史致用，反對空談性命之學，在浙東產生了很大影響。到元朝末年，斯風尚存，浙東出了許多著名學者。宋濂就是當時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聞其名，此時經胡大海推薦，馬上派使者樊觀攜書信、重金，去龍門山邀請宋濂出山，建功立業。宋濂遂幡然應召，被授予郡學五經師。次年三月，由於李善長的推薦，他又與劉基、章溢、葉琛一道被召至應天。初到應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殺人」的建議，受到朱元璋的稱讚，並被命為江南儒學提舉，給太子講「五經」，尋改起居注。這是宋濂出山輔政之始。 寵遇優渥宋濂從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後十九年。在這十九年的時間裡，宋濂以其淵博的知識和高尚的品行，贏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並一直「恆恃左右，備顧問」①。 宋濂是一個飽學之儒，長期受儒學薰陶，精通經史，深諳世之興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統治思想去影響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請他講解《春秋左氏傳》，他就乘勢進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戰的時候，喜歡黃石公《三略》等兵家書籍，宋濂就進言不應只看兵書，而忽略了統治者所必須學習的「《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 明朝建立後，考慮到國家的長治久安，朱元璋也經常和他一起研討帝王之學，探究治國的策略。太祖曾經問他帝王之學裡，哪一本書最重要，他舉出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太祖就命人大書揭示在宮殿的兩廡壁上。除自己觀覽外，當諸大臣會集時，還命宋濂講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時進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眾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則，應用禮義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導人民，而不該只用刑罰的辦法。 宋濂所講的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響著太祖。雖然明初朱元璋對文人的舉措反覆無常，他的「文字獄」亦發展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證明太祖「好儒」的做法，這或許與宋濂的影響不無關係。因此太祖每與群臣言及，皆稱其「淳謹君子，輔導有方」①。 宋濂輔導太子朱標，先後十餘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禮法，導他走上正道。每當他和太子講解學業，談到政教及前代興亡事情，太子的意見，他認為是對的，就說「應該如此」，若是不對，他便說「不該如此」，絕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稜兩可的答覆。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鄉省親，太祖和太子給他許多賞賜。他上書道謝，並在信中繼續勉勵太子要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為努力目標，「毋怠惰、毋驕縱」。朱元璋看到這封信，非常高興，把太子找來，親自為他詳細說明信中的內容。又寫信褒獎宋濂，還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謝。 宋濂的盡心輔佐，贏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誠謹，得以久①《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①《國朝列卿記》卷十九。 居廟堂之上。 宋濂久居宮禁，嚴格約束自己，對朝中諸事絕不向外人道及。為了能時刻自我警醒和約束，他還在自己的住室中寫了「溫樹」兩個大字，每當有人問起朝內之事，他就指著這兩個字作為回答。「溫樹」的典故，原來是漢成帝時孔光的故事。時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謹慎守法度，對家人亦絕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問宮內溫室①樹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應。宋濂用這兩個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對太祖卻很坦蕩，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偵察。第二天，太祖問宋濂說：你昨天喝酒沒有？跟誰一起喝？用些什麼菜餚？宋濂都據實回答，太祖很高興，笑著說：一點都不錯，你果然沒有騙我。太祖想讓他參預朝政，他推辭說：「臣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對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見，都要設座命茶。早晨，則叫他陪同進膳，下朝後，也常反覆諮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開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強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搖搖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樣子，高興得哈哈大笑。然後太祖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為賞賜，並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還說：「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太祖又曾親手調甘露湯給宋濂喝，並說：「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標選良馬賜宋濂，還親自寫了一首《白馬歌》，以示寵耀。 宋濂終於以誠信獲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贏得了太祖的信賴。他長期侍從內廷，但從不說別人的壞話。有一次，朱元璋詢問群臣的好壞，宋濂只舉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對其他人則一言不發。太祖問他，他就說：我說他好，是因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說他好；那些和我沒交往過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壞，就無法說了。還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萬言書，太祖看了十分生氣，便徵求廷臣的意見。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說：「這書不敬！」「這書誹謗！」「這書不合法度！」獨獨問到宋濂時，宋濂說：他是盡忠於陛下的！陛下既然廣開言路，怎麼又要深責臣子！過了一會兒，太祖仔細看完上書，覺得很有些可供採納實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責一頓，並說：「向非景濂，幾不誤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說：古人最高等的是聖人，其次是賢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講過一句謊話，未曾批評過一個人的短處，寵辱不驚，始終若一，他不只是個君子，可以說是賢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為了褒獎宋濂的功勞，特封他的次子宋濂為中書舍人，長子宋瓚之子即長孫宋慎為禮儀序班，並對他們多方教誡。朱元璋笑著告訴宋濂說：「卿為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歸，朱元璋賜他《御製文集》一部及綺帛若干，皇太子贈衣三襲。太祖對宋濂說：「朕最慎於賚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宋濂此時六十八歲，太祖還說：「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太祖還親自寫詩為他餞行，「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稀。」表達了太祖對宋濂的戀戀別意。宋濂致仕後，太祖為了表示對宋濂的恩寵，還給他的祖父、父親贈官，贈官的封詞都是太祖親自書寫的。 宋濂走後，朱元璋不時在朝廷問起宋濂的情況。幾個月後，宋濂也回朝拜見了太祖。太祖在端門接見了他，久別重逢，兩人都高興萬分。太祖親命①溫室：漢代宮殿名，漢代長樂宮、未央宮均有此殿。 儀曹諸官將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觀宮闕，盤旋禁御，都邀上宋濂，兩人還像從前一樣，宋濂陪太祖在便殿進膳，太祖向宋濂諮詢國事，日晚始散，其恩禮之優，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讚嘆說：「純臣哉爾濂！」宋濂這次來朝，一共逗留兩個多月，到這年年底才離開。開國文臣之首宋濂一生讀書很多，文章也寫得好，當時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為榮。相傳劉基曾對太祖評論當代文章時說，天下文章以宋濂為第一，自己不過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豐，後人將其編為《宋學士全集》75卷，其中包括《鑾坡集》20卷，《翰苑集》20卷，《芝園集》30卷，《朝京稿》5卷。他的文學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詩文不多，僅《列朝詩集》收其詩六十一首。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①，辭采雅麗，《四庫總目》評其文曰：「雍容渾穆，如天閒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然而由於他長期受正統儒學影響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餘，恣肆不足」。不過他散文中的傳記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傳記文學的精華，又有自己的創造，褒貶人物寓於敘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個性。如《秦士錄》、《王冕傳》、《李凝傳》、《胡長儒傳》、《杜環小傳》、《記李歌》等，都是其傳記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長期供奉翰苑，以文才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關在朝郊廟、山川、百神的典禮，朝會宴享，律歷衣冠制度，四裔貢賦賞勞的儀節，以及元勛巨卿碑記刻石的言辭，都是委由宋濂執筆，所以他屢次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在宋濂負責主持下，明初編寫了幾部書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剛從家省親回來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為總裁官。官修史書的做法，始於唐代，以後歷經宋、元，漸成慣例，歷代新皇朝對編寫前朝史都很重視。明朝剛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負眾望，從這年二月開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順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個月時間，繼續修完《元史》順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個《元史》的編纂，前後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雖然宋濂主持編修的《元史》，在今天看來，由於匆促成書，許多史料未加考核訂正，書中舛誤不少，而且編次也不免混亂蕪雜，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成書，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僅見，而且整部書的編寫，「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記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書成，濂之功居多。」①並因此獲得了「太史公」的稱譽。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為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這一年，他負責編纂了幾部書。先是奉命編寫《辨奸錄》，此書主要搜集歷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書刊行。其次他負責了《大明日曆》和《皇明寶訓》的編纂。《大明日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著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歷年史實逐日記載，是一部明朝開國史。據宋濂說，太祖超過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統內外；二曰得國之正；三曰治政詰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嚴；六曰兵政有統。」書成後，又根據①《明史》卷一二八《宋濂傳》。 ①焦竑：《玉堂叢語》卷四《纂述》。 宋濂建議，仿唐朝《貞觀政要》體例，縮編為《寶訓》五卷，公開刊行。據史載，宋濂「德重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製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①。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僅在國內，而且還流傳到外國。高麗、安南、日本，甚至出兩倍的價錢，購買他的文集，可見宋濂的影響之大。 宦海浮沉宋濂在朝十九年，雖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卻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階只不過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學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為正七品的編修。洪武四年（1371）調升為國子監司業，是正六品，可不久卻又因奉命考據祭祀孔子的典禮，未能按時上奏，又被貶為正七品的浙江安遠縣知縣。一年後，調為禮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為詹事府贊善大夫，是從六品，僅升了半級。當時太祖留意文治，徵召張唯等幾十個名士，其中年少俊異的，都授予編修，並令在宮中文華堂學習，這時宋濂即做了他們的老師。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贊善大夫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是從五品，一直到他離開朝廷，官職都沒有變化。從洪武二年的翰林學士，到六年的侍講學士，當官好幾年，官階反不如他剛步入官場時高。 宋濂在太祖身邊多年，對太祖可謂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舉措，他都會知道其內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鑑戒，一生言行謹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讓他參預朝政時，他都婉言謝絕了，結果反而贏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賴。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歲的高齡，告老回鄉。離開朝廷，那每時每刻都繃得很緊的心一下子放鬆了。他回到家鄉後，就在青蘿山畔蓋了間草屋，閉門纂述，布衣疏食，無異貧士。空閒的時候，他在浦江等地為人家作墓志銘，詩文集的序、題跋、小傳等等的應酬文字，雖然終日也忙忙碌碌，但卻也優閒適在，平民自有平民的樂趣，他真準備著以這種杖履優遊的生活方式，度過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朱元璋稱為「賢人」的人，最後也未得善終。本來宋濂致仕後，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因身體欠佳，太祖准允可不來朝。結果至期太祖忘記曾允准他不來朝，見宋濂沒來，很不滿意。太祖偷偷派人偵看，見宋濂正和鄉人飲酒作樂，於是大怒，要處死宋濂，後因太后和太子解釋，事乃作罷。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謀反罪被殺，其孫宋慎被名列胡黨，子宋璲亦被牽連，均處死。宋濂全家系獄，朱元璋想連宋濂一起處死，後經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為舉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宋濂以七十一歲衰病之軀，千里跋涉，於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節）途中，終因老病而死①，終年七十二歲。 宋濂死後，知事葉以從將他葬在蓮花山下，永樂十一年（1413），蜀獻王仰慕宋濂德業，命孫恪將他移葬華陽城東。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撫馬①《國朝列卿記》卷十九。 ①一說是「自經而死」，見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八中。 俊請求復其官職，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②，追諡文憲。 ②一說是成化中，見《罪惟錄》列傳卷八中。 第四節胡惟庸 官至左丞相，結黨朋欺 胡惟庸（？—1380），鳳陽定遠（今屬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歸附，授元帥府奏差，尋轉宣使。爾後，任寧國縣主簿，進知縣。做寧國縣令，可以說是他起家的開始。當時太師李善長柄政，胡惟庸以黃金二百兩行賄於李善長，從此青雲直上，先遷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設湖廣行省，又擢為湖廣僉事。朱元璋稱吳王，由於李善長的推薦，胡惟庸被召為太常少卿，不久升為太常寺卿。洪武建國後，更是曲謹市寵，幾年後便位極人臣。洪武三年，入中書省，拜中書參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廣洋因「無所建白」出遷廣東參政。從這時到同年七月，「帝難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書左丞「獨尊省事」數月，七月代替汪廣洋升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遷左丞相，汪廣洋仍為右丞相。從洪武六年汪廣洋第一次罷相後，中書省的大權實際上由胡惟庸一人獨攬，到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被殺為止，任相達七年之久。 徐達、劉基對胡惟庸的人品極為鄙視，徐達「深疾其奸」，曾多次「從容言於帝」。為此，胡惟庸一度想與徐達結好，但徐達憎惡他的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變換手法，企圖賄賂徐家守門人福壽來加害徐達，但被福壽揭發。徐達知道此事後，並沒有向他問罪，只是向朱元璋進言，胡惟庸不夠資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與劉基論相，當問到胡惟庸是否可為丞相時，劉基說：「譬之駕，懼其僨轅也。」並說，天下何患無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訪，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選來看，確實沒有可以勝任的。但朱元璋並沒有接受劉基的意見，不久便擢胡惟庸為相，劉基悲嘆道：「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時，淮西集團的政敵楊憲已經在洪武三年被誅，胡惟庸獨相數年。儘管汪廣洋在洪武十年與他同居相位，但汪為人「寬和自守，居相位默默無可否」，在中書省僅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脅的人便是劉基。由於劉基曾與朱元璋論相，胡惟庸更是耿耿於懷，伺機報復。劉基也深感處境艱難，隱居青田故里期間，為了避禍，每日「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韜跡如此，還是防不勝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訐。劉基家鄉附近有一個地方叫談洋，位於浙、閩交界處，這裡峰巒疊嶂，常有販運私鹽的「不法」之人隱匿其間，元末曾為方國珍所占據，社會秩序一直較為混亂。劉基曾奏請朝廷在此處設立了巡檢司，以實行有效的控制。後來溫、處之間發生兵變，當地官吏不敢上報，劉基命長子劉璉直接上奏朱元璋，沒有經過中書省。這時胡惟庸剛剛以左丞掌省事，他並沒有忘記當初劉基議相一事，於是指使刑部尚書吳雲沐給劉基羅織罪名，說談洋一帶有帝王之氣，劉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對，便請朝廷設立巡檢司驅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圖不軌。朱元璋知道劉基精通象緯之學，料事如神，因此對此事半信半疑。雖然沒有對他治罪，但卻奪了劉基的俸祿。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劉基為了避免更加嚴重的結局，立即入京謝罪，並暫且留住在京城不敢歸鄉。劉基很聰明，他很清楚，不主動赴京自責，或者擅自歸鄉，都有可能釀成殺身之禍。就這樣，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實在找不出什麼藉口來殺劉基，加之劉基病臥在床，只好遣使護歸鄉里。但在南京臥病之時，胡惟庸曾派醫生為劉基治病，劉基飲過藥後，感到「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回歸青田一個月後，病情加重，離開人世。後來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塗節告胡惟庸逆謀，同時揭發毒死劉基一事。 關於劉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對劉基的次子這樣說：「劉伯溫他在這裡時，滿朝都是黨，只是他一個不從，吃他每（們）蠱了。」又說：「你休道父親吃他每（們）蠱了，他是有分曉的，他每（們）便忌著他。若是那無分曉的呵，他每（們）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曉在，終不虧他的好名。」又說：「劉伯溫在這裡時，胡家結黨，只是老子說不倒。」還說：「後來胡家結黨，吃他下了蠱，只見一日來我說：『上位，臣如今肚內一塊硬結，怛諒看不好。』我著人送他回去，家裡死了。後來宣得他兒子來問，說道脹起來緊緊的，後來瀉的鱉鱉的，卻死了，這正是著了蠱。」①根據洪武八年朝中政治鬥爭形勢來分析，胡惟庸毒死劉基極有可能。因為當時劉基正為「談洋」一事入京謝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歲祿，處於朝不保夕之時，隨時有被殺的可能。朱元璋對劉基的冷落和懷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這個時候，置劉基於死地，不會有太多的顧慮，胡、劉雙方在政治上的強弱差異，實在太過於懸殊。胡惟庸當時頗受朱元璋的寵信，獨掌中書省，位極人臣，正如後來朱元璋承認的那樣「滿朝都是黨」。而劉基此時，卻像一隻關在樊籠中的鳥。劉基死後，他的長子劉璉也沒有被胡惟庸放過。洪武十年，劉璉出為江西參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黨羽逼得墜井而死。 明初這種殘酷的政治傾軋，與朱元璋推行的極端的君主專制政策，有著直接的關係。劉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權越來越趨於強化的情況下，國家在政治上表現出來的更加保守、沒落、腐朽的特點。獨相數歲，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與李善長很有關係，他出任丞相後，又「以兄女妻其從子佑」，這樣兩家又有了親戚關係，來往更為密切。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領袖，位列勛臣第一，雖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權勢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將女兒臨安公主嫁給李善長的兒子李琪，李家遂為帝親。朱元璋曾有任楊憲為相的意圖，說：「楊憲可居相位。」楊憲也「數言李善長無大材」。胡惟庸為此對李善長說：「楊憲為相，我等淮人不得為大官矣。」在以李善長為首的淮西集團的傾軋下，楊憲不久被處以極刑，罪名是「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排陷大臣、放肆為奸」①。自楊憲被誅以後，朱元璋「以惟庸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上意，寵遇日盛」。在明初「無一日無過之人」的年代，竟能「獨相數歲」，這對胡惟庸來說也是不容易的，說明他頗為朱元璋認可，但這種認可，並非是才幹上的認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統治所需要的認可。本來，從人品、學識、才幹上來說，丞相這一職，最合適的人選，莫過於劉基。朱元璋也曾對劉基說：「吾之相，誠無逾先生。」但這只是說說而已，從明太祖欲將皇權強化到更高的程度來①劉仲璟：《遇恩錄》。 ①劉辰：《國初事跡》。 看，劉基顯然又是不合適的。 朱元璋罷中書省、廢丞相的考慮，顯然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是隨著相權和君權的矛盾不斷加劇而形成的。胡惟庸贏得了朱元璋的寵信，驕恣漸露，在朝中自然有恃無恐，特別在劉基死後，「益無所忌」。「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這樣一來，丞相的權勢炙手可熱，恩威震主，對君權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願意出現的局面業已顯露出來了，他必須考慮政治體制的變革問題以防止大權旁落，去掉中書省、廢除丞相這一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但丞相制度延續了一千多年，廢除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適當的機會。於是繼爭奪相權的激烈傾軋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更加殘酷的君權與相權的鬥爭。 首先進行地方行政體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悉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另設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各司對六部和皇帝負責。這樣中書省便失去了基礎，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權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著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上於是始疑胡惟庸」①。這兩項大的政治舉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實際行政權力，差不多已經被削奪殆盡，這對胡惟庸來說都是危險的信號。對這種殺機步步迫近的威脅，胡惟庸不可能無動於衷，對朱元璋嗜殺成性的殘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麼坐以待斃，要麼鋌而走險，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經營多年的政治基礎，他應該選擇後者。因為相權與君權鬥爭的不斷激化，是雙方面的對抗，不可能有一方處於完全被動無所作為的狀態，否則雙方不可能發展到難以調和的地步，這是事物變化發展的一般規律。據說這時胡惟庸定遠舊宅的井中，忽生石筍，高出水面數尺，又有人報胡家三代祖墳上，夜間有火光燭天，阿諛奉承之輩紛紛將這些說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後「益喜自負，有異謀矣」。他的家人因毆打關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殺了他的家人，「切責丞相」，胡惟庸也不謝罪。還因中書省辦事違慢，多次「詰問所由」②。誠意伯劉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這都使胡惟庸極為恐懼。於是對其同黨說：「主上草菅勛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結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以權勢和利益相脅誘。陸仲亨因在陝西擅自動用驛站的車馬而被怒責，命捕盜於代縣。費聚奉命按撫蘇州軍民，因貪戀酒色，被責往西北招降蒙古殘部，無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責。現在他們與胡惟庸密相往來，常在胡家飲酒。胡惟庸對他們說：「我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謀反的計劃告訴了他們，並讓他們在外收集軍馬，以為外應。又與御史陳寧在中書省「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另外，派明州衛指揮使林賢下海勾結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續致書元嗣君脫忽思帖木兒，以稱臣為條件請求出兵為外援。 就在君相之間殺機隱隱的時候，又接連發生了幾件事，將雙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記胡惟庸的兒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①夏燮：《明通鑑》卷六。 ②談遷：《國榷》卷七。 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明史紀事本末》說：「乘馬奔入挽輅中，馬死，惟庸殺挽輅者。」而《國榷》則說是「誤踐人死」①，這三個記載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墜死車下，還是馬死，或者是誤踐人死，我們不必考證，但胡家草菅人命這一點是肯定的。朱元璋對胡惟庸的態度十分嚴厲，「命償其死」，胡惟庸請求用金帛作為賠償，又遭到制止，這就更使胡惟庸恐懼。於是便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密謀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從己者」。這時日本貢使私見胡惟庸，雙方商定，日本以舟載精兵千人，偽裝進貢，到時候與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機掠奪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來貢，胡惟庸不向皇帝報告，有太監看到後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雖然胡惟庸和汪廣洋向皇帝頓首謝罪，但事歸咎於禮部，禮部又將責任推給中書省，朱元璋更加生氣了，把與此事有關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獄。 十二月中丞塗節言劉基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認為汪廣洋應該知道這件事，問他有無此事，汪廣洋回答說沒有，朱元璋非常生氣，認為他結黨朋欺，貶他到海南。後又追怒他當年在中書省不揭發楊憲的罪行，當舟停太平時，傳命賜死。很明顯，下一步就該輪到胡惟庸了。事態發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汪廣洋被殺，他的妾陳氏自願從死，陳氏是坐罪沒籍官員陳知縣的女兒，朱元璋知道後更為震怒，說坐罪沒籍官員的妻女，只配給功臣家當奴隸，怎麼可以做文臣的妻妾。於是命令法司進行一番勘查。結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員的堂屬全部坐罪。殺戮已經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謀逆被誅，太祖廢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塗節因害怕事情敗露，向朱元璋奏發了他們的謀逆之事，謫為中書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陰事告」。值此，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時機終於到了，他親自審問，結果以謀逆罪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夷三族，盡誅其僚黨」，又因為塗節不早告發，「亦棄市」①。 另外有一種說法是胡惟庸詭稱他家中的井中湧出醴泉，邀請皇帝臨幸。 御駕行至途中，被宦官雲奇攔住，想告發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圖弒君。但因為過度緊張而說不出話來，朱元璋十分氣惱，左右衛士幾乎將雲奇的手臂打斷，但他仍奮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這才醒悟過來，登皇城眺望，果然見胡家「壯士裹甲，伏屏間數匝」，於是「亟調禁兵捕擒之」。 這種說法很富有戲劇性，但卻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難以置信，這裡僅說幾點理由。首先，從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間的矛盾鬥爭已經愈演愈烈，廢除丞相已是勢在必然，僅僅在案發之前數日殺汪廣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君臣之間不是彼此無猜，而是關係異常緊張，怎麼可能「邀帝臨幸」，而又竟然「帝許之」呢！其次，朱元璋身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隨便，憑他的雄猜多疑和豐富的經驗，「井出醴泉」之類的話豈能輕易相信，在沒有預先了解清楚的情況下，應不會輕舉妄①談遷：《國榷》卷七。 ①談遷：《國榷》卷七。 動。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國剛剛建立不久，政務繁多，朱元璋「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閒情逸志。因此這種類似於說唱文學式的記載不足為信。 關於胡惟庸謀反一案，一般認為實據不足，有些撲朔迷離。這也許是人們比較注意強調朱元璋嗜殺多疑和意欲廢除丞相這一動機，而相應地忽視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權的抗爭。從雙方政治鬥爭的邏輯上分析，應該說胡惟庸謀反的企圖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實有關這一事件的記載並不算少，王世貞就曾說：「史之紀茲事詳矣。」完全為朱元璋所羅織，似乎不可能。另外，從胡惟庸、陳寧一夥的為人來看，都具有十分殘暴的本性。上邊提到胡惟庸因兒子騎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見一斑。史載陳寧「在蘇州征賦苛急，嘗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責怪，但沒有改正。他的兒子也多次勸諫，陳寧大怒，「捶之數百」，竟將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惡其不情，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這些人謀反弒君的膽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殺，但事情並沒有完結。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實為胡惟庸的同黨。幾年後李存義父子又詞連李善長，說胡惟庸曾數次指使李存義等人進說李善長，胡本人也親自往說，並許諾事成後，「當以淮西封地為王」，李善長最後的態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賢通倭之事敗露，二十一年藍玉征沙漠，俘獲封績，被李善長隱匿起來，二十三年五月，封績被捕，這時李善長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來往的情況，而陸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發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謀不軌的陰謀。 李善長的罪狀是「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朱元璋藉口星變，當移大臣，賜太師李善長自縊，誅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說李善長想謀反，似乎過於牽強，但是否知情而不報，做「觀望懷兩端」，可能性並不是沒有。事實上他既不能告發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兩種後果都是危險的。 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同時坐罪胡黨而死，並且追坐已故的營陽侯楊璟、濟寧侯顧時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寧侯葉升以胡黨伏誅，這時去案發已有十二年之久。就連開國儒臣之首太子師父宋濂也因其長孫坐胡惟庸黨而幾乎被殺，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倖免。浦江鄭氏為三百年義門，鄭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傳。鄭濂被告交通胡黨，兄弟六人爭入獄。朱元璋說：「有人如此，肯從人為逆耶？」於是免死。這兩個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證據不足，說明朱元璋寧信其有，不信其無的濫殺方針。 朱元璋以肅清逆黨為名，大規模地屠殺，坐誅者三萬餘人，株連蔓引，十幾年未靖，並作《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誅後，朱元璋罷中書省，升六部尚書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直接對皇帝負責。定製不置丞相，「後嗣君不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寘之重典」①。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社會，而以丞相為首的①夏燮：《明通鑑》卷七。 中書省這一行政權力機構造成了很多妨礙。他不讓劉基當丞相，就說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設丞相，他認為相權可以造成對皇權的制約和威脅，而胡惟庸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將朱元璋廢相這一變革的時間提前了。通過對胡惟庸由受寵遇到謀逆伏誅過程的了解，可以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