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九卷） · 第一章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他是由一位農民起義的領袖而榮登皇帝寶座的。明朝建立後，他採取了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措施，為明朝前期的社會繁榮打下了基礎。與歷代皇帝比較，他都稱得上是一個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
第一節從行僧到帝王
貧苦家世
朱元璋（1328—1398）幼稱重八，初名興宗，字國瑞，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祖籍為金陵句容（今屬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數代都是莊稼漢，由於忍受不了官府的橫徵暴斂，幾度流浪，幾經遷徙，直到他父親這輩才落戶到濠州（今安徽鳳陽）。先是住在鍾離東鄉，後來又搬到西鄉，最後總算在孤莊村找到了落腳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親名世珍，鄉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輩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貧困。然而，就是這個布衣黔首之家，日後卻出了個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
朱元璋出生時，元朝的社會矛盾已是十分尖銳。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發生了蝗災，遍地荒蕪，莊稼被毀，繼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鍾離幾個村子，變成了鬼蜮之鄉，到處呈現出淒涼慘澹的景象。
災難也同樣降臨到朱元璋的家裡。首先是六十四歲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離開人世，接著長兄和母親也相繼身亡。不到半個月的時光，昔日那和睦歡樂的家沒有了，那父疼母愛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慘痛，深深撞擊著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覺著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進了不幸的深淵。一時間他變得孤苦伶仃，無依無靠，他真不知該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時曾許過願，長大要捨身當和尚的皇覺寺。於是他到皇覺寺剃度為僧，當了一個小行童，在寺里幹些粗雜活計。就這樣，他在寺里住了下來。但寺里的生活也並不好過，因為旱蝗肆虐，地方災情嚴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捨，主持高彬法師只好罷粥散僧，逐個打發寺里的和尚出門雲遊，自謀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缽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討，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底，鄉訊平安，才回到寺里。在這三年中，他的足跡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識了這一帶的風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勢，使他見了世面，開擴了眼界，豐富了社會閱歷，也磨鍊了他的堅強毅力，但同時他也飽嘗了顛沛流離的艱辛和痛苦。正如他後來回憶說：「眾各為計，雲水漂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風鶴唳，俄浙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不止，心滾滾乎沸湯。」①艱難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堅毅的性格，也鑄造了殘忍、猜忌的另一面。這段生活經歷對於他以後事業的成功，確有著十分重大的影響。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處雲遊時，中國大地上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上廣泛流行著「明王出世，普救眾生」的說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①《皇陵碑》，《洪武御製全書·太祖御製文集》卷十六。
月，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在潁州（今安徽阜陽）首舉義旗，八月彭瑩玉、徐壽輝在蘄水（今湖北浠水）起義，攻下蘄水。起義很快傳遍全國各地。他們以紅巾包頭，故稱為「紅巾軍」。次年二月，定遠（今安徽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五人也率眾在濠州起兵響應，襲殺州官，占據濠州城，並接受了潁州劉福通的領導。
身居清靜之門的朱元璋，耳聞目睹了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心情也難以平靜。一天，在郭子興部隊的湯和寫信給朱元璋，說他已是軍中的小頭目了，邀他去投奔紅巾軍。湯和是朱元璋兒時的夥伴，幼時一同玩耍，一同放過牛，現在已成為軍中的小頭目了，當軍官吃糧了，這怎麼能不讓朱元璋動心？恰在此時，皇覺寺被亂兵燒毀，朱元璋只能放下缽盂，去投奔郭子興的紅巾軍。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歲。
榮登帝位
朱元璋入伍後，因為他打仗機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興的賞識，於是郭子興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為親兵九夫長，並把養女馬氏許配給他為妻。朱元璋成了元帥郭子興的女婿，頓時身價百倍，兵士也對他另眼看待，敬呼他為「朱公子」。因為地位的變化，他也就取了一個官名叫元璋，字國瑞，不再用「重八」這箇舊名了。後來，朱元璋回到家鄉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興讓他帶領這支隊伍，井提升他為鎮撫，從此，朱元璋一躍成為帶兵官了。一年以後，又以軍功升作總管。
但郭子興與孫德崖等四人素來不和，朱元璋感到幾支隊伍同住一起，相互間不斷發生磨擦。為了自謀發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統率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作獨立發展的嘗試。結果定遠之役，他收編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裝兩萬多人，發展得十分順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說的那樣「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岡」①。朱元璋把這支隊伍悉加訓練和整頓，「率而南入滁陽」②，並依靠這支隊伍克滁州，下和州，贏得了初步的勝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後，郭子興稱滁陽王，命他總制諸將。這年三月，郭子興病死，劉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權任命朱元璋為這支隊伍的左副元帥。不久，郭子興的兩個任都元帥和右副元帥的兒子戰死，朱元璋就被提升為大元帥，獨任元帥府事，接管了郭子興的所有部隊。至此，郭子興親手締造的這支起義軍隊伍，全部歸朱元璋指揮調動，並以宋政權龍鳳年號以令軍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帥，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親督水陸諸將，進取集慶（今南京市）。集慶是元朝在江南的統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領了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不久，集慶城破，朱元璋率隊入城。他在巡視了集慶城郭后說：「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①當下即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到七月，又置江南①《洪武御製全書·太祖御製文集》卷十六。
②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陽王》。
①《明太祖實錄》卷四。
行中書省，朱元璋「自總省事，置僚佐」②，將應天作為他發展的基地。此時，朱元璋雖然占據了應天，但總的來說，依然是地狹人稀，力量還不夠強大。而且他所處的地理位置在東南地區來說，是四面受敵的形勢。當時北有劉福通，東有張士誠，西有徐壽輝、陳友諒，南有元軍。雖然形勢相當嚴峻，但三支起義軍卻吸引和牽制了元軍的主力，像樹起了三道屏障，隔絕了元軍主力的進攻，從而對朱元璋起到了保護的作用。而南面的元軍，也由於南北交通被起義軍截斷，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朱元璋適時地利用了這一有利時機，果斷地採取鞏固東西線，向南面和東南面出擊的戰略，集中兵力進攻皖南和浙東諸地的元軍據點，先後攻克鎮江、長興、常州、寧國、江陰、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揚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後，還親自到石門山拜訪老儒朱升，諮詢奪取天下的計策。朱升向他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意思是要擴充兵力，鞏固後方；發展生產，儲備糧食；不圖虛名，縮小目標。朱元璋認為他講得很有道理，即予採納，集中力量從事根據地的建設。另外，朱元璋還注意鬥爭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與宋政權的隸屬關係，遙尊小明王為帝，打著宋政權的旗號來號令軍士，以免樹大招風。直到他改稱吳王，所發布的文告第一句話仍是「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誠的臣屬。這一策略對朱元璋勢力的生存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幾年之後，朱元璋終於以應天為中心，營建了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兵壯糧多，足可以同其他勢力相匹敵了。
朱元璋審時度勢，以觀時變。至正二十年（1360）閏五月，陳友諒殺害了徐壽輝，自稱皇帝，並約張士誠來夾攻朱元璋。陳友諒軍事實力相當強大，其水軍大艦名為「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等一百多艘，戰舸數百條，真可謂「投戈斷江，舳艫千里」。面對強敵壓境，在應天的文官武將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騷動。有的人主張投降，有的人主張放棄應天，還有的人竟作逃跑的準備。在此危急的形勢下，朱元璋與謀士劉基等就敵我形勢作了深刻細緻的分析，劉基說：張士誠目光短淺，胸無大志，只圖自固，未必會出兵，暫時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險敵人是陳友諒，他擁有精兵利艦，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擊敗了陳友諒，張士誠便不敢出兵了，應天也就相安無憂了。朱、劉二人一起制定了戰爭策略，朱元璋立即實行戰略轉移，改取固守東南向東北和西線出擊的戰略。他先集中兵力擊敗陳友諒於鄱陽湖，然後再掉頭東向，俘張士誠於平江（今蘇州），打破了東西夾擊的局面。
朱元璋在圍攻張士誠的同時，派大將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應天，在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渡江時，小明王覆舟沉江死，這標誌著小明王的龍鳳政權滅亡。在擒殺張士誠以後，又制服了浙東的方國珍，平定了福建的陳友定，接著又乘勝南進，攻克廣東、廣西，實現了除四川、雲南之外的整個南部中國的統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調集精銳部隊，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發兵二十五萬，不失時機地北伐中原。北伐軍連連得勝，攻下山東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領開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順帝慌忙棄城出走，逃亡漠北，統治達九十九年的元皇朝滅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節節勝利的情況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②《明史》卷一《太祖紀一》。
歲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歡呼聲中，在應天府登上皇帝的寶座，建國號大明，年號洪武，以應天為南京。
十六年的戎馬生涯，朱元璋終於由一個橫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開天闢地，成為開國皇帝，實現了他青年時代的一個夢。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藍玉奉命進攻雲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統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馮勝、傅友德、藍玉進攻遼東，迫降元將納哈出。遼東平定後，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國已基本上歸於統一了。
第二節皇權的樹立
革舊鼎新
洪武初年，官僚機構基本上沿襲元代。在實踐中，朱元璋漸漸感到其中的弊端，於是毅然借鑑歷史上成敗治亂的經驗教訓，大刀闊斧地進行整頓、改革。
朱元璋對國家的機構改革首先是從地方上開始的。元朝行中書省，總管一方的軍政、民政、財政和司法等大權，權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廢除行中書省，分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別擔負行中書省的職責，這三個機構既各自獨立，又互相牽制，這就防止了地方勢力過重而鬧獨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廢除行中書省的當年，設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雲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個。布政使司之下設府（州）縣。
接著，又進行朝廷機構的改革。明初中書省總攬天下政務，在朝廷各個機構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長官左、右丞相，負有統率百官之責，位崇權重，極易與皇帝產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李善長為人處事向來以小心謹慎著稱，徐達則較多時間是帶兵征戰在外，他們都沒有與朱元璋發生大的矛盾衝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後，事情就發生了變化，君權與相權的矛盾與日俱增。
胡惟庸是鳳陽定遠人，淮西集團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於李善長的極力推薦，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專權用事，「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①皇權與相權的矛盾達到頂峰。朱元璋見大權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罪名誅殺了胡惟庸，趁機取消了中書省，廢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務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書直接聽命於皇帝。丞相制的廢除，宣布了中國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終結，也使朱元璋成了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廢除統管全國軍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二名，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衛所和都指揮使司。都督府的職權與兵部有明確的分工。兵部有頒發軍令、銓選軍官的權力，但不能直接統率軍隊。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和訓練，但無權調遣軍隊。每逢戰事，由皇帝親自任命軍事統帥，兵部發布調遣令，都督府長官奉命出征。戰事結束，軍歸衛所，主帥還印，這樣二者互相制約，軍權集於皇帝一身。在軍隊的編制和訓練上，朱元璋和劉基研究了歷代兵制，創立了明代所特有的衛所制度。這種制度特點是：軍籍世代沿襲，實行耕戰結合，平時既屯耕，也訓練。衛所制分衛、所兩級，在全國軍事重地設衛，次要的地方設所。大體五千六百人為一衛，長官為指揮使。每衛下面分五個千戶所，每千①《明史》卷三○八《胡惟庸傳》。
戶所轄一千一百二十人，長官稱千戶。千戶下分為十個百戶所，百戶所轄一百一十二人，長官稱為百戶。百戶下有總旗二，小旗十，每總旗領五小旗，每小旗十個軍士，大小相連，比比成軍。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共設有十七個都指揮使，下轄三百二十九個衛，六十五個守御千戶所，軍隊一百二十萬人，其精銳留駐在京師南京一帶。十七個都指揮使分別隸於朝廷的五個都督府，這樣使權力分散，便於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對朝廷監察機構進行了改革。將御史台改為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監察御史，以一布政司為一道，共設御史一百一十人。監察御史負責監視、糾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則巡按、清軍、巡鹽、巡漕、巡關、提督學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視，「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權力很大。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卻可以以小制大。與都察院職責相似的，還有監督六部的六科給事中，稱諫官，與都察院互相配合。
經過一番整頓，朱元璋的權力大大加強了，但政務也隨之繁多起來。過去有丞相協助，現在全國大小政務都要他親自處理，即使他「昧爽臨朝，日晏忘餐」①，整天批答奏章，也難以承擔。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設置四輔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協贊政事，但因不勝其職，不久相繼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設殿閣大學士的辦法，設置了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由品級比較低的編修、檢討、講讀等官來充任，幫助朱元璋閱讀奏章，起草處理文書，這是明代內閣的肇端。整肅吏治朱元璋即位後，「懲元季吏治縱弛」，決心創立一個清正廉潔的朝廷。
為此，他詳定了官員考課辦法，凡內外官員，根據他們的品秩，分別規定考察時間和內容，由吏部「綜其稱職、平常、不稱職而陟黜之」。約束官員很為嚴格。同時，朱元璋還用嚴刑峻法來整頓吏治。他常說：「紀綱法度，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視法律的制定。
吳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長任總裁官，開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編成，「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但朱元璋覺得所定律令還不夠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幾經修改，才正式頒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為藍本，但簡於唐律，嚴於宋律。律文包括各項法律章程，其中對各級官吏的職權、任務以及應遵守的事項，都作出了詳細規定，對官吏違法亂紀行為，也定出了具體懲處辦法。
對官吏的貪污，處罰特別重。朱元璋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因枉法而貪贓的，一概發往北方邊地充軍，官吏貪污錢財六十兩以上的，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縣衙門左面的土地廟，作為剝人皮的場所，叫做「皮場廟」。貪官被押到這裡，剝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擺到衙門公座兩旁，使官吏觸目驚心，知所警①談遷：《國榷》卷十。
惕。就連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車船，攜帶私人物品超過規定重量的，也要處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隨身衣物外，攜帶私物不得超過十斤，每超過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攜帶私物超過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頒布了《大誥》，以後又陸續頒布《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匯集所誅殺官民的罪狀，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製大誥序》中說道：「今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在外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原而搜罪之。」①並令後代世世遵從。
明律的制定和實施，在洪武年間得到了認真的貫徹，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對制定的明律滿懷信心，帶頭執行，執法相當嚴厲，這在中國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駙馬都尉歐陽倫，是馬皇后親生女兒安慶公主的丈夫，因為販運私茶觸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賜死。開國功臣湯和的姑父「隱常州田，不輸稅」，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頓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據《明史·循吏傳》記載，「一時守令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然而在整個洪武年間，對違法亂紀、貪污受賄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擊，還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計吏到戶部，報告地方財政收支情況。為了核算錢糧、軍需等款項，必須報布政司，布政司再報部，層層上報，一直到戶部審核數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結。但戶部審核遇有錢糧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駁回重新填報。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為了減少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就帶有事先預備好的蓋過官印的空白文冊，遇有部駁，隨時填用。這本來是公開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發現了這一情況，認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為，就下令嚴辦，凡地方衙門主印長官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舉廷又告發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人，夥同戶部侍郎郭桓貪污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抓住線索，下令司法部門嚴加追查，於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員統統被處死，各布政使司有牽連的官員也被逮捕入獄，各地捲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計其數。這兩案株連被殺的達七八萬人。
朱元璋用重刑懲治貪官，雖對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於濫殺，這當然與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關，但從根本上還是出於對明朝長治久安的考慮。
斬除荊棘
隨著明皇朝的建立和鞏固，昔日與朱元璋槍林彈雨、風雨同舟的將領，成了新皇朝的顯貴，他們以血戰立功封公侯，擁有大量的土地、佃戶、奴僕，享有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特權。這些勛臣武將們無不把明朝的勝利當作自己的勝利，認為理所當然地應享受這個勝利所帶來的一切財富、榮耀和權力，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或許在失望、失意之餘，他們漸漸我行我素起來，恃功①《洪武御製全書·御製大誥序》。
犯法的事也屢屢發生。這使朱元璋感到憂慮，他真擔心這些權勢烜赫的元勛重臣，將來某一天會做出背叛他的事，搶走他的皇帝寶座。時間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慮。考慮到日後的大明江山，子孫萬代的千秋功業，他只好向昔日曾經同甘共苦的兄弟們大開殺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專權枉法的罪名殺了胡惟庸以後，胡案就成了他打擊異己的武器。凡是心懷怨望的、行動跋扈的、對皇權有威脅的，都被羅織為胡黨罪犯，處死抄家。以後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虜」和「謀反」的罪名，不斷牽連擴大。胡惟庸被殺後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也被牽連，七十七歲的李善長被賜死，家屬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被殺。這次受牽連及坐誅的達三萬多人，「乃為《昭示奸黨錄》，布告天下。株連蔓引，迄數年未靖雲」①。第二年有人上書為李善長辯冤，朱元璋不理，也沒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興「藍黨」大獄。開國大將藍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將領，他麾下驍將十數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軍十五萬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今貝爾湖），俘獲男女七萬七千餘人，大勝而回，被封為涼國公。徐達、常遇春死後，藍玉繼為大將，總軍征戰，在屢立戰功的情況下，驕傲起來，專恣暴橫。他霸占東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狀，御史依法提審，藍玉一頓亂棍把他趕走。朝廷明令禁販私鹽，他卻令家人私買雲南鹽一萬餘引，進行走私活動。他北征歸來，夜過喜峰關，守關將士因為沒有及時開關迎接，他竟縱兵毀關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告藍玉謀反，於是興起黨獄，發布《逆臣錄》，「族誅者萬五千人」，把軍中驍勇之將幾乎殺了個乾淨。
朱元璋利用胡、藍之獄，前後十四年一共殺了四萬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將相繼盡矣！」①在二案之外，朱元璋還鞭死親侄朱文正，毒死親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事賜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興以帷薄不修被殺。洪武二十七年（1394）殺王弼、謝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殺馮勝。傳說開國功臣徐達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經治療已有好轉時，「帝忽賜膳，魏公對使者流涕而食之」②，不數日而死。經過朱元璋的大肆殺戮，開國功臣已寥寥無幾。
對於朱元璋如此濫殺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標極力反對，他主張仁慈、寬大，君臣和睦相處，他曾對朱元璋說：父皇殺人太多，恐怕會傷了和氣。朱元璋聽後一言不發。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長滿刺的荊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難色，朱元璋說：你怕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都給你去掉了，再交給你，難道不好嗎？現在我殺的都是對國家有危險的人，除掉他們，你才能當好這個家。皇太子說：有什麼樣的皇帝，就會有什麼樣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趕緊逃走。這個故事或許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實，但也反映了朱元璋為明皇朝的長治久安而頗費心機。他這樣做的真正動機乃是為了讓他的後代能坐穩江山。對此，朱元璋或許比誰都清楚，對於他的行為，他生前雖然沒有公開懺悔過，然而在他即將離開人世時，卻下令不准後人效法。
①《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①《明史》卷一三二《藍玉傳》。
②徐禎卿：《翦勝野聞》。
專制統治
洪武時期，有一事對後人影響很大，這就是朱元璋採取特務手段，偵緝臣僚私下的言行。這一方面是由於他處處猜疑多慮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於控制臣僚的目的。身為一國之君，他不能容許臣僚對他有所欺瞞，他要求他們絕對忠誠。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開始派遣檢校從事這樣的活動，其職務是：「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有的人甚至專做告發人家隱私的勾當。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散朝回家，吟詩道：「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問他：昨天作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遲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頭謝罪①。國子監祭酒宋訥在家獨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見時，朱元璋問他為什麼生氣，宋訥大吃一驚，照實說了，朱元璋把派人偷著給他畫的像拿出來②。吏部尚書吳琳告老還鄉回黃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聽，等使者回來說吳琳正在家老實務農，朱元璋聽了很喜歡③。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於打擊元勛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邊負責警衛事務的親軍都督府的儀鸞衛改為錦衣衛，授以偵察、緝捕、審判、處罰罪犯等大權。這是一個正式的軍事特務機構，有指揮、僉事、鎮撫、千戶、百戶，所統率的人員有將軍、力士、校衛，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設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監獄，也就是民間所稱的「詔獄」。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給錦衣衛處理，由自己親自掌握，錦衣衛也只對皇帝負責。朱元璋讓錦衣衛在朝廷上執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慘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縣的關津要衝之地，朱元璋還設置了巡檢司，有巡檢和副巡檢，都是從九品官，帶領差役、弓兵，警備意外，負責把關盤查、緝捕盜賊、盤詰奸偽。但是即使這樣，似乎對廣大民眾仍不能達到約束的目的。於是里甲便被賦予執行檢查的任務。里甲內的百姓不能隨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須事先向地方政府領取路引（通行證），倘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責任了解所屬百姓，對無正當理由外出的要報告官府，不報者以連坐處置。
這樣，朱元璋通過這些機構布下了一張監視網絡，從城市到鄉村，從官僚到百姓，都處於嚴密的監視和控制之下。明初幾起大獄的興起，多與這些機構有關係，因此，不少達官重臣也難逃厄運。朱元璋嘗說：「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這就充分暴露了他專制帝王的嘴臉。
朱元璋利用特務手段，實行恐怖統治，對強化皇權一時頗有成效，然而他卻同樣不希望後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處理胡案罪犯已近尾聲時，朱元璋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把犯人移交給刑部。又過了六年，待藍玉案犯處理完後，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後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審理，內外刑獄①葉盛：《水東日記》摘抄二。
②《明史》卷一三七《宋訥傳》。
③《明史》卷一三八《吳琳傳》。
公事不再由錦衣衛處理。
朱元璋試圖以一個開國皇帝的能力，為子孫後代創造條件，以保證他們將權力的接力棒永久地傳下去。可惜沒過幾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難」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錦衣衛來鎮壓建文帝的臣下，並且還設置了提督東廠，開了明代廠衛一起製造恐怖氣氛的先河，對明朝政治造成極壞的影響，並且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取士與文字獄朱元璋出身貧寒，早年讀書不多，但他很注意訪賢納士，吸納知識分子，並虛心向他們請教，如李善長、陶安、宋濂、劉基等。他們給他講經讀書，參與軍事密議，成為他的智囊謀士，這對建立明朝起了極大作用。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仍沿襲戰爭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視人才，洪武年間，他幾次下詔訪求賢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級官吏薦舉人才，其科目有許多種：聰明正直、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薦舉來的人許多被授以大官，如尚書、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與薦舉並行，還建立了科舉取士制度，以進一步延攬人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詔設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復設，後遂為永制。規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書」、「五經」為題，行文必須根據古人的思想來闡釋，不許有自己的見解。考試分三級進行。規定每三年在省城舉行鄉試，中式的成為舉人。鄉試的第二年二月舉人會考於京師，稱作會試。會試後再經皇帝親自複試，叫做殿試，取中的成為進士。進士分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稱作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凡考中進士的，就可授以官職了。另外，為了進一步培養新的統治人才，朱元璋還特別重視學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應天創辦了國子學。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國子監，這是朝廷的學校。在地方上，還設府、州、縣學，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農村設學。國子監的學生，在學校結業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過考試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員或朝廷官吏，至於州縣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學的監生還常奉命巡行、監督水利、清丈田畝、在各衙門實習辦事等等。由於明廷對興辦教育的重視，並且又從中大批選拔人才，充實朝廷機構，入學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學讀書的積極性都很高，可以說，明初的學校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興盛發達。
朱元璋出於統治的需要而延納人才，擴大新皇朝的社會基礎，但卻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願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們認為朱元璋出身卑微，發跡於紅巾軍，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隱居深山等辦法，躲避朱元璋的徵調。典型的如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倆，斬斷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們逮到南京審問，他們還口口聲聲稱紅巾軍為「紅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倆押回原籍，處以死刑。當時許多不願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個殺頭沒產的下場。
朱元璋對付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採用嚴刑峻法，而這些人更不滿意朱元璋的統治，這樣雙方的對立越來越顯著。朱元璋痛恨這些人膽敢抗拒，用盡一切方法鎮壓，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來越大。因為他曾經當過和尚，所以忌諱「光」、「禿」這些字眼，就連「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廣之，連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歡了。他早年投身紅巾軍起義，最恨人說「賊」、「寇」，連和「賊」字形音相近的「則」字，看到也生氣。明初地方官逢年過節、皇帝生日及皇家喜慶日子所上的表箋，都是歌功頌德的言辭，照例由學校教官代作，然而這小小的表箋，卻使朱元璋屢次發怒，下令處死作者。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海門衛官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一語，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牽強附會，硬說文中的「則」是罵他做過賊，「光」是光頭，「生」是「僧」意，是罵他當過和尚。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有「遙瞻帝扉」，「帝扉」被讀成「帝非」。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就更嚴重了，「法坤」是「發髡」，「藻飾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編修高啟曾經作了一首名叫《題宮女圖》的詩，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句，被朱元璋認為是譏諷他的，從此懷恨在心。後來蘇州知府魏觀把知府衙門修在張士誠的宮殿遺址上，犯了忌諱，被人告發。正巧新房子的上樑文是高啟寫的「龍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啟和魏觀均腰斬。文字獄從洪武十七年（1384）鬧到二十九年（1396），前後達十三年。
其間，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筆怕文字獄，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據說，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發現一個燈謎上畫了一個女人，手裡抱著一個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馬背上，馬蹄故意畫得特別大。朱元璋見了大怒。回宮後即命察緝，結果將做燈謎的杖死了。刑官執刑後，還莫名其妙，後來才明白，原來馬皇后是淮西人，是個大腳，朱元璋懷疑燈謎是在暗諷馬皇后，就這樣一條小小燈謎，竟送了一條人命。
這些未必可信，據陳學霖先生考證，朱元璋極可能因個人好惡，或以政治關係需要剷除異己，故意斷章取義，而羅織成獄，罪名雖謂干忤聖旨，事實或非如此。①儘管這樣，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專橫和殘暴。①陳學霖：《明太祖文字獄案考疑》，《明史研究論叢》第五輯。
第三節經濟政策
朱元璋即位伊始，幾近二十年戰亂的中華大地，卻是遍地荊棘、滿目瘡痍。特別是山東、河南地區，受戰爭破壞最重，「多是無人之地」，②而河北州縣，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有的地方「積骸成丘，居民鮮少」③。面對嚴峻的現實，朱元璋採取了發展生產，與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縣官來朝，朱元璋對他們說：天下才定，百姓財力都很睏乏，像剛學飛的鳥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樹不可搖它的根一樣，現在必須休養生息、搞好生產。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為開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開封后，務在安輯人民，勸課農桑，以求實效。他還要求各級官吏把「田野辟，戶口增」①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並規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報農桑的治績，違者降罰。
為了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朱元璋鼓勵開墾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縣荒蕪田地，不限畝數，全部免三年租稅。同時還規定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舊業主復業，只能依丁撥田，這就承認了自耕農開發熟地的產權，也鼓勵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還在大力推行。並規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後新墾荒田，不論多少，俱不徵稅，若地方官有去徵稅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為了加速荒地的開發，朱元璋還採取了移民屯種的辦法，把農民從人多田少的地方遷到人少地廣的地方。凡移民墾田的，都由朝廷給予耕牛、種子和路費，還免去賦稅三年。在定額之外多開墾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遷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杭州無業農民四千多戶到濠州種田，又移江南民十四萬戶於鳳陽。以後朝廷多次組織太湖流域和山西無地的農民，遷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墾荒。
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開發和利用。據戶部統計，從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墾田數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墾田數字為一百八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一頃。這個數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還有軍屯和商屯。軍屯由衛所來管理，以屯為單位，以每軍受田五十畝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農具，開頭幾年免納租稅，到成為熟地後，每畝收稅一斗。軍士屯守比例是，邊地軍隊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隊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明初六七十年間，由於軍屯的發展，全國各地共有軍屯田六七十萬頃，相當於全國墾田總數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說軍屯規模是很大的，軍糧基本上做到了自給。商屯是為了解決邊地軍糧，朝廷用開中法，鼓勵商人運糧到邊防糧倉，向官府換取鹽引（販鹽憑證），然後販賣，從中獲取厚利，後來有的商人就索性僱人在邊境開立屯田，就地交糧，以省去運費。商屯的推行，解決了邊儲，也開發了邊疆。
為了恢復和發展生產，朱元璋十分重視水利建設。在他即位當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關水利的建議，地方官吏必須及時奏報，對那些不重②顧炎武：《日知錄》卷十《開墾荒地》。
③《明太祖實錄》卷二九、卷一七六。
①《明太祖實錄》卷三七。
視水利的官吏，則要加以處罰。洪武元年，修和州銅城堰閘，「周圍二百餘里」。四年修治廣西興安靈渠，可以灌田萬頃。八年開山東登州蓬萊閣河，浚陝西涇陽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揚州府官河。洪武年間，明廷在各地組織修建了許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達數十萬人，可灌地數十萬頃以上，另外，還修建了許多中小型的水利設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還特諭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備旱澇的，都須根據地勢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統計，全國共開塘堰四萬零九百八十七處，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處，成績卓然。朱元璋特別重視經濟作物的種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統治區就鼓勵多種植經濟作物。他下令：凡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必須栽桑、麻、棉花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這個比例遞加，並且要地方官親自督促，違反命令的處罰。洪武元年以後，他又把這個命令推廣到各地，並定出科征之額，麻每畝科八兩，木棉每畝四兩，栽桑的四年以後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還令戶部教全國百姓多種桑、棗、柿和棉花，並教以栽種辦法。每一戶初年種桑、棗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種棉花的免稅。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發展，為手工業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經濟生活。如棉花的廣泛種植，影響更為深遠。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貴，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製作的衣服，雖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臥具的，但不足用。明中葉以後，棉布成為全國流通的商品，進入尋常百姓家，人不論貴賤，地不分南北，人們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經濟的發展，尤其是獎勵墾荒和移民屯種等措施，大量的荒地開發和利用，急需大批勞動力投入生產。但在元代，蓄奴風氣非常盛行，明初，這一習俗仍然存在。於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國，普通地主不得蓄養奴婢，違者杖一百，奴婢釋放為民。而且還規定，凡因饑荒典賣為奴的，官府代為贖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開封代贖典賣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時，朱元璋還對寺院的發展嚴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縣只能有一個大寺觀，禁止四十歲以下的婦女當尼姑，並嚴禁寺院收兒童為僧，二十歲以上的青年願意出家，須經其父母申請，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後還得赴京考試，不合格的遣發為民。這些政策的實施，使社會上增加了一支龐大的勞力大軍，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此外，朱元璋還對工匠的地位進行了改善，改變了元代把匠戶完全強制在官營作坊里勞動的狀態，放鬆了對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實行輪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勵工匠以更多時間從事社會生產，允許其在服役時間以外生產的產品可在市場上出售，這項政策無疑促進了明代工商業的發展。朱元璋在商業稅額上也加以清理，廢除了宋元以來繁瑣的征課，規定商業稅額為三十稅一，書籍、農具等免稅。洪武十三年（1380）還裁撤稅課司三百六十四處。
移民屯墾政策的實施，社會勞動力的增加和調整，使明初戶籍和土地占有情況發生巨大變動，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況，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國普查戶口，編成戶口黃冊，以戶為單位詳細登載各戶的鄉貫、姓名、年齡、丁口、田宅、資產，並按照人們的職業分為軍、民、匠三大類。其中民類戶籍以一百一十戶為里，十戶為一甲，通過里甲制度核實戶口、徵收賦稅。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國範圍內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個糧區為單位，記載每塊土地的畝數、質量、方圓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並繪製成圖，因所繪田畝形狀像魚鱗，故名「魚鱗圖冊」。魚鱗圖冊的繪製，不僅使國家徵稅有了依據，而且肯定了農民墾荒土地的所有權。它和黃冊相互參照使用，便於朝廷對全國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稅制基本上沿襲了唐宋以來的兩稅制。洪武時規定田賦率為：官田一般畝徵稅糧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設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減輕。為了保證國家賦稅的徵收，還實行了糧長制。糧長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當，負責田賦的催征、經收和解運。但法久弊生，原來朱元璋設立糧長時，想以此禁絕貪污，事實上並不能如願，糧長利用職權，害民肥己的事時時發生。
朱元璋為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而實施了各項政策，其最大的目的還是解決百姓的吃飯穿衣，他在這方面的關切，同歷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較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貧苦之家，深深體會百姓生活的艱辛，他說：士農工商四民之業，算農民最是辛苦。他們終年勤勞，難得休息。遇到豐收，還可足食，碰上水旱災害，則全家挨餓。我穿件衣裳吃頓飯，都想到種地織布的勞累。因此他即位後，力倡節儉，惜用民力，並身體力行。營建南京宮室，只求堅固耐用，不求雕飾奇巧。負責工程的人將圖樣送給他審定，他當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後，他叫人在牆上畫了許多怵目驚心的歷史故事作裝飾，讓自己時刻不忘歷史教訓。朱元璋用的車輿、器具、服用等物，按慣例應該用金飾的，他下令以銅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員說：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說：「朕富有四海，豈吝惜這點黃金，但是所謂儉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還曾命人帶太子朱標到農村視察，親眼看看農民的辛苦。太子回來後，他教育說：凡居處食用，一定要想到農民的勞苦，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他們不苦於饑寒。凡是鬧災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稅，災情嚴重的地區，除貸米外，還賑濟米、布、鈔等。他在各地設置預備倉，存貯糧食，以備救災之用。另外對舊豪族地主也採取了限制和遷徙的辦法，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他們在地方上盤根錯節，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們財勢過大，過分壓榨農民。
第四節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後，有一事令他頗費斟酌，而且在他腦際縈繞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這就是都城的確立問題。
朱元璋略地定遠後，根據儒士馮國用的建議，至正十六年（1356）進據了古都金陵，之後他從金陵揮師四向，統一南北，然而對定都於此卻並不滿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決定仿古代兩京之制，以金陵為南京，汴梁（開封）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當月，他還巡視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給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沒有營建北京宮闕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問題再次提了出來。當時朝中大臣，有的主張定都關中，有的建議設在洛陽，有的提出以汴梁為都，有人認為就元大都的宮殿之便建都為好。朱元璋出於當時經濟的考慮，認為長安、洛陽、汴梁都不宜建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為新皇朝的首都，宮殿還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覆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鄉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依，又有漕運之便為由定為中都，隨後開始了宮闕城池的營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當中都規模已具時，朱元璋親自巡幸了中都，可由於種種原因，又下詔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終於下詔改南京為京師，正式確定為國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為京師的地位並不穩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標巡視了西安、洛陽，有遷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邁而擱置下來。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慮遷都，究其原因是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元順帝北走大漠後，仍保有強大的軍事勢力，隨時有重卷中原之舉，這正是朱元璋最為憂慮的事。為了進一步統一蒙古地區，他也多次對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將軍徐達從潼關出西安，搗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將軍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擊元主。這一次用兵，取得了較大勝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禦也得到穩定。之後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進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將藍玉追擊到捕魚兒海，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無力與明朝對抗了。
朱元璋在對蒙古用兵的同時，竭力爭取蒙古各部的歸附，對蒙古上層人物根據不同情況授以官職，對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亂南遷的蒙古人，也鼓勵他們和當地漢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處。洪武二十年（1387）納哈出以二十萬之眾投降明朝，不能不說與朱元璋採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關係。分封諸王朱元璋遠在南京，仍屢屢掛念北部邊防。北部邊防的重要使他覺著僅靠他本人往來巡狩，或派出征大將仍是不夠，倘若元勛重臣坐鎮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須派可靠的人去鎮守，於是朱元璋決定採用分封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為親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兩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個兒子和一個從孫分封在全國各軍事重地，想要他們來「夾輔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晉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後，隨著諸王年齡的增長，紛紛就藩各地。從當時全國形勢來看，有權力的諸王仍鎮戍在北方沿長城一線的重鎮。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晉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寧的寧王等。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親王的冕服車旗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見親王都要俯首拜謁，不得鈞禮。雖說各親王「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①，但他們的地位極高極貴。諸王有統兵和指授軍事的權力，每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有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萬九千人，遇有突發事件，封地里的衛所鎮兵，在接到蓋有皇帝御寶文書的同時，還必須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調動。賦予親王如此大的權力，雖然起到屏藩王室、翼衛朝廷的作用，但也為後來的藩王作亂，埋伏了危機。
對周邊地區和國家的政策朱元璋對周邊其他地區，也採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設置諸衛所，在東北派駐官員去招諭，在西藏通過宗教關係，在西南仍承襲元代的土司制度，對這些地區採用朝貢、賞賜、茶馬市貿易的方式，加強與這些地區的交流，收效十分明顯。
然而，當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後，與民族問題並行的一個既現實而又傳統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朱元璋面前。長期受儒學思想的影響，中國歷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當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賓服，萬國來朝」也往往被作為真命天子的標誌。
洪武初年，對於朱元璋來說，尤其渴望爭取萬國來朝以樹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畢竟還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換代的事實，尤其是一些文人，這怎能不讓他憂慮？或許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讓這些人改變不與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寶之初，就開始了他的外交攻勢。
但朱元璋鑒於元朝的失敗教訓，一反使用武力、對外擴張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們說：「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①以後他在《皇明祖訓》中又向他的子孫提出告誡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②他認為武力征伐，傷財勞民，得不償失。所以他將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渤泥等國列為不征之國，與這些國家保持友好關係。雙方的來往多是通過朝貢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來，目的是讓這些國家看到天朝大國的富有，體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懷，以圖「四夷懷服」。
這種外交政策，卻並非都行得通，在日本問題上，他就遇到了麻煩。洪①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①《明太祖實錄》卷六八。
②《皇明祖訓·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楊載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萊州府同知趙秩去日本，進一步解釋明朝的對外政策，表示願意繼承歷史上的友好傳統，消除日本國王的疑慮。趙秩圓滿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來中國。然而雙方的友好交往卻由於倭寇的問題受到影響。明初，在綿長的海岸線上時有倭寇的騷擾，見於史籍記載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東濱海郡縣，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蘇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東，轉掠溫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縣」①。以後倭寇仍頻頻入侵。這種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決倭寇為中心的對日外交開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關係有所疏遠。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②，採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確立後，朱元璋「怒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③。又正式宣布：「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二十七年（1394）又進一步申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還再次申明「人民無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④。完全採取禁海政策，這一封閉政策對明初體制、經濟都影響不小。洪武年間，朱元璋遲遲沒有作出遷都之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考慮到東南的海防。由於倭寇在東南沿海的侵擾，朱元璋以後幾代皇帝也沿襲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後期，隨著倭寇問題的解決，才逐漸打破這一封閉政策。
洪武年間，朱元璋試圖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許並沒有完全達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卻贏得了良好的周邊環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復經濟、發展生產的事業中去。
①《明太祖實錄》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②《明太祖實錄》卷七○。
③《明史》卷三二二《日本傳》。
④《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節「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貧民，角逐於群雄之間，最終推翻元朝統治，一統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後，他對官僚機構、軍隊組織進行改造，集大權於一身。建立特務網，興黨獄，以削除來自統治集團內部的對皇權的威脅。但他在不擇手段建立專制統治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減輕人民負擔、有利於社會生產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這是有利於社會發展的。
朱元璋一生勵精圖治，勤奮好學。他虛心向儒士求教，學習文化知識，即位後喜歡寫詩作文，揮筆立就，文字簡練、不飾辭藻。他還喜歡讀史書，從《左傳》、《史記》、《漢書》到兩《唐書》、《宋史》多達六七十種。他常常與文人們談詩論文，說古道今，或講經讀書，以吸取古今成敗的經驗教訓。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猶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處理國家政務的勤勉不怠。由於他時時擔心大權旁落，事必躬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閱公文，直到深夜，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沒有休息日和假期。據吳晗先生統計，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間的收文為例，從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內外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摺，處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歲，這年五月他終於病倒了，然而他仍堅持處理政事，勉強支持了三十天以後，平靜地死去。他在遺囑中說：「朕膺天命三十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這個自我評價還是較為客觀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後，葬在南京鐘山南麓的孝陵。諡為「聖神文武欽明應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