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八卷） · 第二十一章　贍思　馬祖常　薩都剌　迺賢　虞集　蘇天爵

第一節　贍思 贍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魯坤，隨蒙古軍東遷，居豐州（治今內蒙呼和浩特市東白塔鎮），窩闊台汗時，官至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又遷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為師，不樂於仕途，贍思九歲時，能每日記誦儒家經傳至千言。弱冠之年，師從名儒王思廉，博覽群經，涉獵寬廣，「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雖少壯之年，已為鄉里推重。 延祐初，詔行科舉，有人勸他就試，贍思笑而不應。不久侍御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薦。泰定三年（1326），以遺逸名義征至上都，元仁宗於龍虎台召見，甚得寵幸。當時倒剌沙擅權，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贍思避而不見，倒剌沙屢次派人徵召，贍思乃以奉養父祖為由，辭歸鄉里。 天曆三年（1330），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閣召見，問贍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見而稱善。又下詔令參預修纂《經世大典》，因與諸儒意見不合，請求離去，元文宗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挽留，贍思以母親年邁為由，力辭，乃賜鈔放還。至順四年（1333），又命為國子博士，適遭母喪而未赴任。 元順帝後至元二年（1336），贍思拜陝西行台監察御史。他針對當時朝政腐敗情況，密封上達奏章，提出十條意見：「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勛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衛軍、一刑章、寬禁綱」。當時正值權奸伯顏亂政，贍思忠耿之言，震驚朝堂。侍御史趙承慶慨嘆：「御史所言，切中時弊，實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贍思親屬為陝西行省執政，為非作歹，贍思羅列其罪狀，予以查辦，該執政乃棄職夜逃，恰逢朝廷下詔，勿予逮捕問罪，贍思仍杖罰其所寵幸之人。巡察雲南時，查辦違法省臣，該省臣即掛印而去，遠近為之震懾。 襄、樊一帶有數千戶流民，聚居宋紹熙府舊地（今四川榮縣），為求生計，冒禁私開鹽井，並常常攔劫囚徒，殺官府巡卒。贍思捕其首領，釋放其他黨羽。並為之上奏：「紹熙之地，土地富饒，利益豐厚，所以流民趨之若鶩，如將這批人發放原籍，又可能釀成邊患，應設置官府撫定。」元廷下詔，以其地設置紹熙宣撫司。 後至元三年，授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任間查辦都轉運鹽使、海道運糧都萬戶、行政院等官貪贓罪行，浙西郡縣諸官贓跡有所收斂。浙西諸寺院以所謂道人、道民、行童名義，私自招納民戶，贍思認為這些民戶出家，既礙倫常，又逃避官府賦役。後據勘察，嘉興一路出家者即達二千七百人，乃提議將他們強制送歸原籍，供納官府賦役，藉以寬鬆民力。朝廷認可，並著入律令。後至元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因病歸還。 贍思歷官台憲，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為己任，先後平反多項大辟之獄，但對有礙倫理綱常的行為，卻量罪特嚴，不予寬貸。例如，他曾與五府官至貴州咸寧判案，當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婦，與鄰人張子文通姦。①本文資料主要依據《元史·贍思傳》。 一日，張對該婦說：我將殺你丈夫。宋娥隨後將此語轉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數日，宋娥才將張子文之事稟告姑母。五府官認為宋娥不屬合謀殺夫，並且已有赦免詔令，應予釋放。贍思說：張子文殺人，實際已得宋娥首肯，況且，夫死將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實情，情節足以說明，宋娥乃與張合謀，後來自感不能始終相瞞，方予舉告，罪在十惡之列，豈可因下達赦免詔書而免罪？樞密判官說：「平反獄案，免人於死，乃陰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規。」贍思曰：「你這是故出人罪，並非平反冤屈。況且，如欲以寬釋刑犯而積陰德，對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單獨赴刑部議罪，宋娥最後以同謀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東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書少監，討論治河事宜，均稱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於家，終年七十四。後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恆山郡侯，諡號文孝。贍思淡於名利，留心著述，才學卓異，對經學頗有研究，尤精於《易》學，它如天文、地理、音樂、算數、水利及外國史地、佛學，也無不研習精到。家貧，有時乃至困於飲食，仍考訂經傳，自相慰樂。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貞石志》中保存贍思的撰文五篇：《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順三年十二月）、《善眾寺創建方丈記》（元統三年二月）、《龍興寺鈔主通照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龍興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贍思通曉佛學及《常山貞石志》中發現的贍思撰文，據陳垣先生揭，見陳先生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文學篇》四《西域之中國文家》。 第二節　馬祖常 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聶思脫里派貴族，遼道宗咸雍年間（1065—1074）遷居甘肅臨洮。七世祖帖穆爾越歌積官至馬步軍指揮使，人稱馬元帥。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時遼亡，被金兵擄至遼東，久而釋放，遷靜州（亦作淨州，今內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寧，金章宗泰和年間（1201—1208）選為尚書省譯史，貞祐（1213—1216）末隨金宣宗南遷開封，積官至鳳翔府兵馬都總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於抗蒙戰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隨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禮部尚書。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父潤，同知漳州路事，家於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職名稱中因有馬字，便因以為姓②；後遷居靜州之天山，故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於儒學，曾祖月合乃，「學問文獻」，已「過於鄒魯之士」①。從父馬潤開始，始背棄基督教②。 馬祖常七歲時已刻苦好學，得錢全部購書。十歲隨父至儀真（今屬江蘇儀征市），有一次見火燭傾倒，延燒牆壁。他即用水濕衣撲滅，父問為何獨自滅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說：「怕驚動長者」。少年時代他仰慕古學，時蜀儒張■至儀真講學，他曾列數十條經史問題相質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舉，列鄉貢第一，在參加會試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對規定以蒙古人為首，他屈居第二。雖列右榜，但文章學識也深為左榜中試者所嘆服，故名聲隱然聳動京師。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與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監察御史。當時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東宮，飲酒過節，臣下常常乘機奏請而遂私慾，祖常為之上書：視朝當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當按朝儀，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對，御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立左右，這樣，雖有懷奸利乞官求賞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調進玉食；近侍進酒，當行一獻百拜之禮。元英宗為皇太子，祖常又上書請慎選師傅輔導。時丞相鐵木迭兒當權，祖常首先得知他違制盜觀國史事，因而與同僚上疏，列其貪縱不法十事，鐵木迭兒賴太后庇護得免。祖常又上言，中書參議孛羅、劉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賄賂；左右司都事馮翌、劉允忠依仗權勢，僥倖圖進，均被罷黜。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書言：山為不動之物，而今居然移動，原因是在野有當用而未用的賢才，在朝有當言不言的奸佞。大臣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將大赦後的殺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總管范某因家財被盜，自行赴兵馬司督問，祖常認為前者肆意廢法，後者侵官失禮，予以彈劾。又力薦遭鐵木迭②《馬氏世譜》（載黃溍《黃金華集》卷四三《世譜》）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傳》稱馬氏始於遷居中國後的第二代（帖穆爾越歌），而許有壬《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並序）》（載許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誌》三）、蘇天爵《元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志銘》（載《滋溪文稿》卷九《碑誌》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馬祖常傳》均置於第四代，因習禮吉思（錫里吉思）任金鳳翔兵馬判官而死節，故「子孫歷官以馬為氏」，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儒學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學·馬祖常》亦據以上材料歸納說：「則謂馬氏始於四世也。」 ①馬祖常：《石田集》卷一《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 ②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儒學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學·馬祖常》。兒排擠的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左丞王毅、監察御史徹里帖木兒、中書參議韓若愚以及現任翰林承旨劉敏中、國子司業吳澄等。量刑定罪尤重仁厚平允，當時規定，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矢行獵者處以極刑，百人以下流遠方，微及一兔之獲，都有相應的罪名。對於這條禁例，祖常認為：條格已有攜帶弓矢及聚眾的禁令，現又再作新規，錯綜繁複，誠恐愚民舉手投足，皆涉罪名。祖常的建議均據之以理，因而多見於施行。延祐五年，改宣政院經歷，不久辭歸，又召為社稷令，奉命赴泉州以南罷雜事。 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去世，鐵木迭兒復相，屢次想加害於馬祖常但又無隙可乘，便將他調任開平縣尹。開平為行都所在，供給浩繁，訟獄繁多，意在因事而中傷，祖常乃辭官退居光州，以詩書自娛。以後，丞相鐵木迭兒死，拜住入相，召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三月詔立太子，不久重開經筵，任典寶少監。泰定帝巡幸上都，他以老成講官的資格，與王結、虞集等隨行。次年拜太子左贊善，任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泰定三年，考試大都鄉貢進士，次年任同知禮部貢舉，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試讀卷官。秋，拜禮部尚書，適值祖母喪，丁憂南歸，請准以封妻恩讓封祖母。不久起為右贊善，又兼經筵講官。泰定四年，始至大都，再入禮部。不久又辭官歸鄉。 天曆二年（1329），元文宗兩度遣使召，至順元年（1330）知禮部貢舉，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內尉，又入禮部①。祖常在禮部選拔士人，務求實學，空言浮詞一概不取，故中選者有很多成為知名人士。升參議中書省事。是年十月，元文宗舉百年曠典，親祀南郊。祖常充讀祝冊官，參定親郊禮儀。詔令特准飼養駝馬的衛士可借住百姓穴舍。祖常說：「衛士飼養駝馬已有居處，今不遵舊制，細民徒遭驚擾。況且，我官列三品，尚無穴居，何況細民？」獲准恢復舊制。建德（治今浙江建德東北）有一百姓遠遊被殺。一年多後，其妻因貧改嫁。不久案發，法司以不舉告罪判婦罪。祖常說，「事關綱常名教，當從重論處，張天下人婦之道」，此議獲准施行。至順二年，拜治書侍御史，又升御史，特賜犀帶及文宗手書《奎章閣記》等。至順三年，轉徽政院副使，至順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六月，元順帝即位，祖常應召與翰林承旨許師敬等赴上都共議新政，轉同知徽政院事。順帝命儒臣進講，祖常又兼知經筵事。冬，拜御史中丞。祖常三為台臣，起居皆有禮法，違綱者常遭摒斥。例如，西台御史高坦于禁酤時彈劾同僚而面露酒色，祖常判他苛細不持大體，予以罷黜；山東僉憲巡行曲阜時，有李經者向他陳告：自己不應賄賂衍聖公，求為官屬；另有孔氏舉告衍聖公不法行為數條。祖常批曰：「李經自陳之事，發生於大赦之前；孔氏宗室自相告訐，事涉名教，不應張揚。」僉憲受理上案，故引咎而去。江西僉憲任忙古帶貪贓，按制在山東東阿的田舍奴僕應當沒官。祖常奏准，轉為孔府所有。祖常善於獎拔後進，官至台臣，舉薦更多，故禮部尚書宋本初至京師，鮮為人知，經祖常張揚其學，因而聲名大振。元統二年（1334），拜樞密副使，上書言：軍將子弟驕弱不堪任用，而庶民卻不乏挽強蹶張而老死草野之人，當立武學、武舉，習武儲材，以備非常。所議未獲答覆，辭歸光州。又歷拜江南、陝西行台中丞，皆稱疾不赴。後至元四年三月去世。葬光州之北平原鄉西樊里。贈魏郡公，諡文貞。祖常初娶常州錄事判官之女索氏，又娶河南鎮守千戶和尚之女怯烈氏。①《元史》本傳與《至正集》載：「天曆元年，召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讀卷官，時稱得人。」茲據《滋溪文稿》。 子二人，任行省檢校官及秘書監著作郎等職。 祖常崇尚儒學，曾出資贊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廟，又於淮南構築別業，名石田山房，以耕讀相標榜，教授《孝經》、《論語》、《孔子》之說①。並建言：國族及諸部既誦習聖賢之書，當敬事諸母，以敦厚人倫。他文學造詣甚高，曾慨嘆魏晉以來文風卑弱，故作文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為法。文風宏贍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訓誥文體，富麗典雅，勛閥貴胄，褒贈父祖，常有請託。尤善賦詩，酬唱之外，亦間有諸如《室婦嘆》、《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間疾苦之作。詩風圓密清麗，才力富健，長篇巨製，又顯得磅礴奔騰，含不受羈勒之氣，因而深獲元文宗賞識，曾說：「孰謂中原無碩儒乎？」《元文類》選錄祖常詩文，多至二十一篇，為全集之冠。曾預修《英宗實錄》，翻譯潤飾過《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後金鑒》、《千秋記略》進讀。有《石田集》十五卷傳世。另有《章疏》一卷（見於《千頃堂書目》）②。 ①馬祖常：《石田集·附錄》。 ②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元西域人華文著述表》。 第三節　薩都剌　迺賢 薩都剌 薩都剌（1290？—1348？），一說是阿拉伯語Sa』dal—Allāh的音譯，意為「真主之福」，與其字「天錫」意合。號直齋，回回人。祖父思蘭不花、父阿魯赤曾鎮守雲、代。薩都剌生於代州雁門（今山西代縣西北），一說生於鎮江（今屬江蘇）①。薩都剌早年家境清貧，但資質超拔穎敏。泰定四年（1327）登進士第。天曆元年（1328）七月以將仕郎資歷，任鎮江路錄事司達魯花赤，任間多以風教為先，他親書錄事司堂匾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順二年（1331）七月，調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後三年。在職期間，他南至吳楚，西抵荊楚，北達幽燕、上都等地，並與張雨、倪瓚、馬九皋等人詩文唱和，寫出《滿江紅·金陵懷古》、《念奴嬌·登石頭城》、《登北固城樓》、《鬻女謠》等名作。 元統二年（1334）八月，調任燕南肅政廉訪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調職。他曾作為監禮官陪集賢學士只兒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後赴河間、滄州審察刑獄。後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閩，就任閩海福建道肅政廉訪司（治福州）知事，途經徐州、揚州、平江、杭州、桐廬、蘭溪、仙霞嶺、崇安、建溪等山水勝地，均留下詩篇。 後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升入從七品，該年冬季到職。至此他一生創作了四百餘首詩詞。可能他因體弱多病而較早去世。關於薩都剌的晚年，尚有隱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終之說，還有充任方國珍幕僚以及終於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說等。薩都剌自稱「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為官清廉，宦績亦可稱道，他生性好游，善寫楷書，主要成就在詩詞創作。由於官職低微，元人將他與貫雲石、馬祖常、余闕等並列，但後人備極推崇，列為有元一代詞人之冠。因宦遊南北，故胸中包納萬里名勝風情，又以北人氣質，涵融前代各家之長而不蹈襲前人。詩作諸體皆備，文詞雄健，音律鏘然，具有一種清朗寥廓之氣。詩詞編有《雁門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薩天錫詩集》十卷、《集外詩》一卷（毛晉刻）、《薩天錫逸詩》（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詞》①。 迺賢迺賢（1309—？）②，字易之，號河朔外史，合魯（葛邏祿）部人。合魯部人東遷，散居各地，迺賢家族先居南陽（今屬河南）。後其兄塔海仲良入①薩都剌《元史》無傳，事跡主要散見於他和與他同時代的詩文以及明清以來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歷有多說。張旭光《薩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載《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2期）與《回族詩人薩都剌姓氏、年輩再考訂》（載《揚州師範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也可存一說。①以上篇目轉錄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八《結論》三《西域人華文著述表》。②生年見迺賢《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詩》序，迺賢與徐仁「同生年」，而後者因病卒於庚辰（1340），年三十二，故迺賢當生於1309年。 仕江浙，他隨之遷居四明（治今浙江寧波）。迺賢先世可能是黃金家族姻親③。其兄師事本鄉儒者，中進士後任職宣慰，名重一時。迺賢則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間，與名士詩文唱酬。為了擴大見聞，他於至正五年（1345）離浙北上，循運河達齊魯之地，再向西進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從郟城（令河南郟縣）、陽翟（今河南禹縣）北上，進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裡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黃河南北遭受巨災，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過半。迺賢以當時親歷見聞寫成《新鄉媼》、《潁上老翁歌》等長詩，真實反映了當地「赤地千里黃塵飛」、「疫毒四起民流離」的慘狀，並透露出農民舉義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長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實①。北行期間，他對沿途山川古蹟、衣冠人物、斷碣殘碑以及宋金疆場之變更，均留意察訪，並結合圖經地誌和耆老口碑詳加考訂，每有感觸，便作詩歌述志言懷。在大都期間，他廣結名流，對典章制度無不研習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經原路南下，返回吳越。反映中原十萬百姓被驅迫修河而再遭凌轢的《新堤謠》，即寫于歸途之中。 返浙後，常與友人泛舟鑑湖之上，以詩酒自娛。有人為通達權貴而不惜重金賄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謝絕，曰：「賂不可黷，周之可受也。」與朋友賓客言談，多以典故為題，從不涉及官府之事。又樂於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頗有聲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劉仁本舉薦他主持東湖書院，意在使之獲祿而解貧。但他卻以全部學官所入修治廟宇，興建朱子祠堂，延請學行兼得者訓導鄉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講肄不輟。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書省上奏，推舉處士布達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迺賢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於滅頂之災的元王朝企圖求助神靈的護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順帝祭祀天下岳鎮海瀆，迺賢作為熟知祭祀禮儀的清望文臣，銜命南下浙閩。南鎮禮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瀆。南行期間，他仍未忘沿途觀風采俗的傳統。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楓亭女》，可能寫成於此期間。迺賢是位深受中原文化薰陶和影響的西域人士，作為世家子弟，他較嚴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處末世而仍不忘報效元廷。在優遊山水古蹟的同時，目睹社會瘡痍和吏治的腐敗，因而多次察訪下情，希圖以詩諷諫，匡正時弊，在詩文中對百姓苦難的同情之心不時有所流露。他對邱處機勸阻成吉思汗殺生所起的作用甚為推崇，因而欽慕道家，迷戀於服食和外丹。傳世詩作一百八十餘篇，吟頌道家者約占十分之一，這在元代文人中是僅見的。當時浙人韓與玉能書，王子充善古文，迺賢長詩詞，並列稱「江南三絕」。他博學能文，氣格軒翥，五言短篇，流麗而妥適，七言長句，寬暢而條達，近體五七言，精縝而華潤；又善以長篇述時事，故亦有「詩史」之稱。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訪古記》。後人又編有《迺前岡詩集》三卷（明萬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③袁士元：《書林外集》卷一《送馬易之》：「外戚高攀桂」。 ①迺賢：《金台集》卷一《新鄉媼》、《潁上老翁歌》及余闕撰後記。 第四節　虞集 文章世家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書齋稱「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壽，生於湖南衡州①。為儒學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後裔。曾祖虞剛簡，任南宋利州路提刑，曾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蜀人師尊之」（《元史·虞集傳》）。祖父虞■，因文學盛名，為西南文望所宗。父虞汲，任黃崗尉，與吳澄交往甚密，是南方理學草廬學派的講友。母楊氏也「明於性理」（《元史·虞集傳》），故虞集因襲家學，三歲即知讀書。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舉兵南下，戰亂不已。虞汲一家避亂來到福州泉州地區。至元十七年（1280），虞汲一家還至長沙。虞集「始得書之摹本，盡讀諸經，並通其大義」，從此，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的研習。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遷居江西崇仁，父母為其求師臨川謝仲直，遂得以系統學習經易之學。吳澄對他的才華稱嘆不已，視為契家弟子，侍於身側。 南宋名士遺老，因避亂多流寓江西。虞集「游於諸公間，備問前修格言，考檄前代典故，於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其賢才遂為江西行省官員董士選所知。大德元年（1297），為董士選延請，以賓客從行京師。虞集客授董氏學館，並以文章游於文臣儒士間，得到當時的文章大家姚燧、程鉅夫等人的稱讚，被視為「異日斯文之柄」。有些朝臣甚至稱其「才堪御史」（趙汸：《虞集行狀》）。大德六年（1302），擢為大都路儒學教授，從此開始仕宦生涯。 任職國子學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虞集為國子助教。任職後即「以師道自任，申國學之成法，本聖賢之遺書，通雅俗以性情」，使國子諸生俱獲其益。他館之士聞其名，也多相率請益為師。 至大四年（1311），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術治國，遂興國子監，先後拜劉賡、吳澄為國子祭酒、國子司業。虞集也升為國子博士。時吳澄倡「為學以尊德性為本」之說，虞集亦言「惟學務修德，勿以利祿使之進」。遂為朝中所非議，甚至有「吳澄為陸學，非國學，不可為國子師」之謗（《道園學古錄》卷四四、四五）。皇慶元年（1312），吳澄投檄辭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贊其說，朝中謗甚，孤立不可留。皇慶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師數月以私塾為業。 四朝文學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時拜住方為太常院使，每問禮器祭儀等，虞集皆盡心為言先王製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實及古今因革治亂之跡。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遷承事郎集賢修撰，並主大都鄉試。時朝中議論學校之治，集謂「今學校之弊在於師道不立」，「今①虞集：《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初無必為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以求之」。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如此則師道得立。虞集之議，諸朝臣稱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吳澄為集賢直學士，乃遣虞集召吳澄於臨川。吳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師。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嘗嘆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顯擢爾。」七年，元英宗碩德八剌繼立，欲大有為於天下，用拜住為丞相。拜住超用賢俊，力薦虞集可大用。時虞集因服父憂歸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趨朝。三年八月，受召與袁桷、馬祖常同趨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變，元英宗、拜住被鐵失等弒，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試禮部進士，虞集為考官。他認為國家科舉取士，科目以程朱經注為主，其目的為「一道德、同風俗」，而「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是年，遷國子司業。泰定帝恢復經筵制度，虞集受命講授經筵，為漢文進讀。見潤澤之際，「陳聖學未易盡其要」，「指時務尤難於極其情」，每為反覆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辭達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見其氣貌溫和，敷對愷切，賜以中統鈔五十錠。自此常從行講經。泰定二年，自國子司業上秘書少監。四年，再考試禮部，又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詔同修國史。五月，赴上都經筵。因講罷，議論京師恃東南海運竭民力事。集與同列蒙古講讀阿魯威學士協同上奏，言治理之法當為「寬遠民、因地利」，即以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沃野、灘地，「用浙人耕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並主張減輕賦稅，「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他認為，若能行之，「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御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論，後元順帝海口萬戶之設，即宗此說。時朝中議之，有臣以為「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因而未能實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後又兼國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於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親信燕鐵木兒發動兵變，迎立武宗次子圖帖睦兒為帝。九月，圖帖睦兒在大都即位，是為元文宗，虞集為作即位詔。文宗在潛邸時，已知集以文辭知名，即位後，命仍兼經筵官。集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勸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不令其去。天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學士院，集被除為奎章閣侍書學士，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職位。他侍從文宗於奎章閣，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時關中大飢，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數百里無人跡。文宗問以對策，虞①歐陽玄：《送虞德修序》，《圭齋集》卷八。 集認為，大災之餘，當重新振作，應「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為。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並趁機求借一郡相試，左右大臣言虞集此舉是欲辭去，文宗遂罷其議。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職事繁，難於同時兼領，求免此職，文宗以奎章閣事最為切要，特免祭酒之職。又求免同修國史之職，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㻋於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張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趨上都，奉命寫即位詔。 至順元年（1330）初，廷試進士，虞集為讀卷官。二月，文宗詔命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仿唐、宋會要，修撰《經世大典》，以虞集與趙世延同任總裁，又特命燕鐵木兒總監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間，無益時政，且娼嫉者多」，與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辭職。文宗諭謂：所以立奎章閣，是「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納答剌為皇太子，乃以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乳母夫言，謂妥歡貼睦爾非明宗子，並召令忽都魯都兒迷失、阿嶙帖木兒書其事於蒙古國書《脫卜赤顏》上，以虞集書詔，播告天下。①秋，趙世延因病告歸，虞集遂領《經世大典》總裁官之職，併兼修治典事。至順二年五月一日，《經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進文宗後，集乃以目疾求解職，文宗不允。集又上章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趙世安也為集請：「虞集久居京師，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醫藥，他日後詔用未晚也。」文宗終不令其去，並遷怒於趙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至順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講學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寧宗懿璘質班立。十一月，寧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議立順帝妥歡貼睦爾，有人言及書詔事，虞集遂謝病歸臨川。有終隱之志，乃在舊居處築室，每日以討論舊學、詠詩讀書，引賓客、門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間為樂。元統二年（1334），順帝遣使召虞集還朝，因疾作不能行。後至元六年（1340），順帝詔撤文宗廟。有人又以虞集詔書事告於順帝，順帝不悅，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詔修遼、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總裁，終因老病、目疾難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 虞集在當時文學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時大典、制詔、冊文多出其手。然而他並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僅被視為為皇權利益服務的詞臣而已。虞①虞集書「順帝非明宗子詔」事，見《元史·虞集傳》，根據《元史·文宗紀》卷三四，至順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駕才至京師，御史台臣即請立燕王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鐵木兒至，共議之。是以知這之前（在上都時）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書詔事，當取在至順元年。 ①據《續資治通鑑》卷二○八《元紀·二十六·考異》云：「《元史·虞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之言繫於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之，失之限斷，今酌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並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即脫脫亦為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惡集者為之也。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詔書，是為御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為集所藏，留為他日地步耶？」所見甚是。另，從虞集詩文來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臨川且目未喪明。 集亦知曉上層政治鬥爭的險惡，故「每承詔有所述作，顧問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在文宗朝複雜多變的政局中，儘管虞集小心謹慎，但還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謂的「知遇之隆」而被許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營都王制，貴臣阿榮、巎巎因平素嫉集，乃傳謬言，令集制封營國公制。虞集完稿，丞相來索取發現其誤，問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為，即請重新易稿以進。後始終不言此事，故人皆以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處世上亦講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遺孤，集撫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庫輸賦京師，虧損數千緡，虞集乃盡力借貸代為償還，無難色。其交友以「尚德」為準則②。遇「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故己。」而對「權門顯赫，則未嘗有所附麗」。歸老後，虞集家貧，然「平時居口未嘗言貧」①，常受到鄰里鄉親、故友門生的接濟，於其求碑跋、墓銘，有求必應，然卻未嘗苟作。嘗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後，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銘，並以中統鈔五百錠為贈，虞集不許而罷。 文章學術虞集於經學，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說之間，每言陸子、朱子「皆為聖人之道，互相發明」②。與吳澄、鄭玉等人一樣，無門戶之見。其為文，好「窮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詩賦亦是「質而不惺，華而不靡」，被時人列為「元詩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為其幼子翁歸與門人李本於至正元年（1340）所整理編輯。 子四人，長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歸，業進士。門生弟子著名者：蘇天爵、王守成等。交遊最厚者：袁桷、范槨、陳旅等。 ②虞集：《跋山谷書蕭濟夫墓誌後》，《道園學古錄》卷四○。 ①趙汸：《跋劉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圖詩序》，《東山存稿》卷五。 ②虞集：《吳澄行狀》，《道園學古錄》卷四四。 第五節　蘇天爵 仕歷與政績 蘇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蘇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薊州判官，守喪後調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升任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1330），預修《武宗實錄》。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監察御史。 當時，「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台議，遣官審覆」①。斷獄未審，實際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順三年，蘇天爵到湖北考察獄案，遍歷各地，不辭勞苦，「事無巨細，必盡心焉」②。結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發豪右與蠹吏勾結枉法者又數事，治績卓然，聲名遠播。不久，調入京師為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 元統元年（1333）他復任監察御史，在職四個月中，「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則世臣耆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草澤之士，有弗遺也」③。所上章疏達四十五件，「自人君至於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乎大體、系乎得失者，知無不言。」（《元史·蘇天爵傳》）後來黃溍讀到這些奏稿，感慨地說：「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黃金華集·讀蘇御史奏稿》） 元統二年，蘇天爵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不久任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為淮東道肅政廉訪使。在淮東，他的作為一如在湖北之時，於是「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元史·蘇天爵傳》）不久，又調回京師任樞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書，拜陝西行台治書侍御史，復為吏部尚書，升參議中書省事。他一如既往，恪盡職守。 至正二年（1342），蘇天爵任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為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五年，出為山東道肅政廉訪使。這年十月，元順帝命奉使宣撫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賢院，巡視京畿道。順帝詔書稱，「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元史·順帝紀》）他大力糾察「吏之奸貪」，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舉得罪了當時的丞相①，竟以不稱職而罷歸。七年，順帝察其受誣，再予啟用，赴任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管理江浙財賦，有條不紊。後又歷任大都路都總管、兩浙都轉運使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等職。十二年（1352），紅巾軍起義波及江東，他節制軍隊進行對抗，「以憂深病積，遂卒於軍中」（《元史·蘇天爵傳》）。 ①劉基：《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誠意伯文集》卷六。 ②黃溍：《蘇御史治獄記》，《黃金華集》卷十五，四部叢刊本。 ③黃溍：《讀蘇御史奏稿》，《黃金華集》卷二二。 ①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脫脫已辭職，以阿魯圖繼任。據《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後，除阿魯圖外，左丞相為別兒怯不花，平章政事為鞏卜班、納麟、伯顏，右丞為搠思監，左丞為董守簡，參知政事為朵兒只班、呂思誠。不知時相之中，何人力主罷免蘇天爵。才學橫溢蘇天爵官至從二品，在元末國子學出身的儒士中，可謂仕途暢達。時人趙汸論其宦跡稱：「公為御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參議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②其所評論，簡約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學有根柢，並在文獻學和歷史學方面有特殊貢獻的人物。 他出身於真定有名的書禮世家。少年時，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劉之學。後因為國子監生員，又先後師從吳澄、虞集和齊履謙。「故其清修篤志，足以潛心大業而不惑於他歧；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於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靜修之學而建功立業者，天爵實為殿軍。其學林師友，還有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結、張起岩、歐陽玄、成遵、黃溍、王沂、吳師道、許有壬、宋本、陳旅和趙汸等。 他有一個滋溪書堂。此書堂因築於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擁有此書堂而人稱滋溪先生。除了家傳藏書，他在江南任職時又獲萬餘卷以歸，於是在北方庋藏特富。這使他便於廣涉博覽。 「一代文獻之寄」 「天爵為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元史·蘇天爵傳》）他三度供職史館，參與了《武宗實錄》、《文宗實錄》以及《經世大典》的纂修。他個人的傳世名作是完成於天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書凡十五卷，載錄四十七人，除劉因外，均是元初勛臣名宦。錄入劉因，顯為變例，無疑別有心寄，不忍割愛。此書體例，襲於朱熹的《名臣言行錄》和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但凡所徵引，一律註明來源，使全書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為中國史部的別開生面的佳作。全書徵引的墓誌、碑傳、行狀、家傳、言行錄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餘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賴以得傳。論者以為，後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傳，包括《元史》有關列傳，蓋源於此。 在編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時，蘇天爵搜輯了《元文類》一書，凡七十卷，完成於元統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進呈。此書參照《唐文粹》、《宋文鑒》的先例，精選元人名家詩文原作，「若詩歌、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志、碑傳，皆類而聚之」①。採選的標準，「最以載事為首，文章次之，華習又次之」②；或說，「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編，歷時達二十年。後人慾知元代史事文物，確是非讀《元文類》不可。 史稱「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②趙汸：《治世龜鑑序》，《東山存稿》卷二。 ①趙汸：《滋溪文稿序》，《東山存稿》卷二。 ①陳旅：《元文類序》，《元文類》卷首。 ②王理：《元文類序》，《元文類》卷首。 ③陳旅：《元文類序》，《元文類》卷首。 雖老不倦。」（《元史·蘇天爵傳》）「一代文獻之寄」的集中體現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類》這兩部作品。此外，他又傳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趙汸序稱：「其文明潔而粹溫，謹言而敷暢」；而《四庫全書提要》作者則稱其文「詞華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覽，似可補充說：其碑銘行狀，多留史跡；其章疏論及台憲刑獄治事，均出自實際，揭示時弊。 除上所述，蘇天爵的著作尚有《詩稿》七卷、《松廳章疏》五卷、《春風堂筆記》二卷、《治世龜鑑》一卷、《劉文靖公遺事》一卷和《宋遼金三史目錄》，惜已不傳；又有《遼金紀年》和《黃河原委》，均未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