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 ·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與學術

一、宗教 （一）佛道與回教 佛教至唐末五代，諸宗衰微，惟禪宗以不重形式，而能避過唐武宗、後周世宗的兩次浩劫，獨步於晚唐五代。至宋，佛教在歷朝帝王的保護下，禪宗及其他諸宗均大師輩出，頗有復興之象。但在徽宗時，因其本人篤信道教，佛教遂再遭排斥。南宋時，佛教益微，禪宗與諸宗合流，獨立的佛教宗派已不多見。及至元世祖攻吐蕃（即西藏），偕喇嘛八思巴而歸，喇嘛教遂傳至蒙古。世祖即位後，定喇嘛教為國教，尊八思巴為帝師，命其統監全國佛教，喇嘛教乃日趨興盛。世祖以後，喇嘛教始終為元室諸帝所崇奉，於各種宗教中，一直占有首要的地位。原有的佛教，除禪宗尚能維持昔日的局面，其他宗派都一蹶不振。 明太祖幼年曾出家為僧，即位後提倡佛教，對喇嘛教也加以崇奉，封喇嘛為國師，其後歷朝皆崇喇嘛。成祖起兵時，曾得禪僧道衍的輔佐，因此禪宗仍能維持其盛況，與喇嘛教並立，直到明末。武宗也好佛，曾學習經典梵語，自稱大慶法王。除喇嘛教及禪宗外，惟淨土宗尚能流行於世，其他舊有佛教的各宗派，都未能恢復舊觀。 明初，喇嘛教發生巨大的變革。喇嘛教僧人，本著紅衣紅帽，以娶妻傳子為慣例，且多玩弄幻術，沉溺酒色。至明初，有僧徒宗喀巴（1357～1419）者，主張實行嚴格的戒律，禁止飲酒娶妻，於教義和儀式，也多有改善。教徒均著黃衣黃帽，俗稱黃教，以示與紅教有別。其後黃教於西藏的甘丹建廟，以為據點，逐漸傳播，漸及於西藏全境，因此黃教又稱丹府派。宗喀巴死後，傳衣缽與其二大弟子，根敦珠巴（本吐蕃贊普）和凱朱巴。 明憲宗成化十年（1474），根敦珠巴圓寂。據說他的靈魂又轉附於某一嬰孩體中，教徒便以這個嬰孩作他的後嗣，名根敦嘉穆錯。這種轉世辦法，此後遂定為永制。第三世名鎖南嘉錯，為明世宗至神宗初年的人，這時黃教聲望益著，蒙古俺答親赴西藏，把他迎至青海，建寺以奉養之。俺答並贈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其意為「遍知一切德智如海之金剛上師」。從此黃教教宗始有「達賴」之名（達賴為蒙古「大海」之意），紅教諸領袖，皆對達賴稱弟子，改從黃教，化行諸部。第四世名雲丹嘉穆錯，黃教益盛，蒙古、西藏、青海等地居民，莫不奉之。達賴喇嘛為黃教教宗，駐錫於拉薩，與班禪同為西藏宗教及政治的領袖。班禪也就是宗喀巴的另一弟子凱珠巴的轉世者，他在喇嘛教中，與達賴同具最高權威，政治勢力則不及。從政治上看，他只是西藏的副王，名義上雖統治後藏，實際仍從屬於達賴，但教民對他尊崇的程度，並不低於達賴。［參看余元廠《西藏喇嘛教史》（載《現代佛教文選》）］ 清自聖祖至高宗，均著意於儒學的復興，對佛教並不關心。佛教諸宗，禪宗雖仍盛行，但其精神日趨世俗化，宗風亦隨之衰落。此外如淨土宗、律宗，也僅能保持典型。乾隆時，曾禁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間出家為僧的也受限制。士大夫雖喜談佛學，但只是究心佛理，並無興隆佛教的意圖。至於喇嘛教，內地人甚少信奉，清室以其流布於內、外蒙古及青海、西藏，為柔遠起見，加以保護尊崇，以理藩院兼理其教，並於北京建雍和宮，奉養喇嘛。雍正時，清室又為內、外蒙古各立活佛，以為其區內喇嘛教的領袖，合達賴、班禪，共為四系。清代喇嘛教，表面上雖受帝王的優遇，實則其勢已不如昔日的旺盛，漸走上衰落之途。 道教在宋代甚為盛行，尤以徽宗崇信最篤。南宋時，道教稍衰。元室雖奉事喇嘛，但對道教仍甚優遇。明室對道教益加尊重，洪武初，正一教領袖張正常入朝，太祖封之為真人，官正二品，世襲罔替。從此龍虎山張氏，成為道教正統。其後憲宗、世宗均篤信道教，世宗更躬親齋醮，不理朝政。他曾封道士陶仲文為真人，授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可想見當時道教之盛。清室雖然也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甚，始則降正一真人為五品，其後又不許朝覲，僅由禮部帶領引見。乾隆時，更禁正一真人傳度俗人為道，道教遂日見衰落，但民間的奉道者，仍比比皆是。［參看傅勤家《中國道教史》，頁二三一至二三二］ 元代，因重用回人，西域回教徒大量來華，遍及中國各地。元末，天山南路各城的居民大都信奉回教，勢力日益擴張，回教領袖逐漸取代察合台後裔的地位，握有南路政教之權。明代回教分白山、黑山兩宗（俗稱白帽回、黑帽回），各承師說，相互攻擊。明室對天山南北路雖不能直接控制，但蒙回諸部，遣使入貢者甚多。清初，回部為蒙古準噶爾部所並，至乾隆時，准、回兩部均為清室平定。清室對回教取放任態度，許其自由信仰；訴訟的判斷，以教規為根據，不用國家法律，以此籠絡回人。至於內地如甘肅、陝西、四川、山西、河北、福建、廣東、雲南等省，均有回教信徒居住。清末，陝、甘、雲南的回教徒，均曾叛亂，可想見其勢力之大。 （二）基督教 自蒙古大帝國瓦解後，元代輸入的基督教（也里可溫教）也趨於衰落。明朝中葉（16世紀初），歐洲基督教發生革命運動，新舊兩派至以兵戎相見，結果舊教為新教所挫。舊教中若干有志之士，組織耶穌會（Jesuit），內謀改革舊教本身的缺失，外謀發展其傳教事業。適值非洲好望角的新航路發現，葡萄牙人在東方積極擴展殖民事業，耶穌會教士也陸續東來。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耶穌會教士隨葡人至印度布道，傳播漸盛。嘉靖三十一年（1552），耶穌會東方布教總長方濟各（Saint Francois de Xavier，西班牙人）欲來中國傳教，因道死未能如願。其後，又遣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義大利人）等來華。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利瑪竇至廣東肇慶（今廣東高要市），學習中國語文，以便傳教，其後北上至南京，遊說於搢紳之間。他於傳布教義之外，並介紹西方的天文、地理、算學、兵器等學科於國人，更設立病院，為人治病，因而漸得國人的信仰。二十九年（1601），他與教士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西班牙人）同至北京，上書神宗，獻天主經典，基督、聖母圖像以及自鳴鐘、萬國圖志等物。神宗准其在京師建堂傳教，不數年，信徒至二百餘，國人統稱其教為天主教。廷臣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均服膺天主教旨，從之習天算曆法。當時中國士大夫學習西洋科學的興趣甚濃，利瑪竇乃利用此種心理，以傳授學術達成其布道的目的。其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互衝突之處，也加以調和折衷，因此甚得朝野人士的讚許，信徒日增。 萬曆末，利瑪竇死，其後繼者拘執教義，不知變通，致與中國若干傳統習俗相衝突（如禁止教徒祭祖等），因此引起國人的不滿，反對者漸多。明室遂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下令禁止傳教，教士均逐回澳門。既而滿人崛起，邊患日亟，明廷需要改良兵器，乃於熹宗天啟二年（1622），命澳門教士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葡人）、陽瑪諾（Emmanuel jeune Diaz，葡人）等製造銃炮。次年，又召用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意人）等，教禁遂解。此後外人來華者益眾，傳教事業更為發達。思宗崇禎初，徐光啟受命監修曆法，並征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意志人）等譯書演算。崇禎十四年（1641），新曆告成。十六年（1643）頒布，是為《大統歷》。既而明室覆亡，竟未及施行。 清軍入關後，湯若望上書自陳，清室以之任欽天監監正，制定新曆。若干反對西法的欽天監舊人對之甚為痛恨。康熙四年（1665），欽天監舊人楊光先首先攻擊新曆，於是湯若望及其屬員均罷黜治罪。清室以楊光先繼任欽天監監正，仍用舊法，其後光先推閏失實，清室改任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比利時人）為欽天監監正。聖祖深知西洋科學的精妙，乃引用教士徐日升（Thomaz Pereyra，西班牙人）、白晉（Joachin Bouvet，法蘭西人）等，輪流進講，並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若干外交事務。又命白晉、德瑪諾（Romain Hinderer，法人）等分赴各省，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聖祖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 耶穌會士的來華布道，對中國固有的風俗習慣，每抱容忍態度。教徒有崇拜祖先或孔子的，雖與其教義相衝突，也大都予以默認。但明末清初，舊教的其他若干宗派也相率東來，對耶穌會的傳教方式，甚不謂然，因此屢向羅馬教皇陳訴，以耶穌會之容許教徒祭祖為違背教義。教皇乃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遣使攜密旨來華禁革，使者與聖祖討論傳教事宜，意見不合。四十六年（1707），使者公布教皇密令，令教士不服從者，盡行遠離；對聖祖的神學意見，亦有指斥。聖祖大怒，囚使者於澳門，並下令凡傳教士無中國政府的許可證者，一律不准在中國傳教。 世宗繼位後，對來華教士取締益力。規定除任職京師欽天監或其他要職者外，其餘教士悉送澳門安置。世宗以後，教禁時寬時嚴，並未能徹底禁絕。至嘉慶十三年（1808），新教教士英人馬禮遜（Robert Morison）始至廣東布教。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會紛紛派遣教士來華傳教。英法聯軍之役後，清廷正式撤銷禁令，於是新舊教派傳播益盛。若干教會更於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產生巨大的影響。 二、儒學與史地 （一）理學 元代理學，仍承宋人餘緒，當時的大儒金履祥、許衡、吳澄等，其學都不出朱陸範圍，尤以程朱一派的學說最為流行。明初大儒方孝孺、薛瑄、吳與弼等，亦皆謹守程朱之學。孝孺，浙江寧海人，他的學問傳自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濂，金華（今浙江金華市）人，故號金華學派。孝孺曾仕於惠帝朝，其信道的篤誠，操守的嚴正，都與朱子相似。靖難之變，孝孺殉節，金華學統也因而中絕。瑄，山西河津人，是成祖到英宗一段時間的人。他為學著重言行的檢點，於義理則少所發揮，號河東學派。與弼，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縣）人，為學以安貧樂道為主，並著重身體力行，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談，門人甚盛，號崇仁學派。三人雖為當時大儒，但均不能擺脫程朱而有所創辟，直到英宗時的陳獻章出，理學中的反朱學派才告出現。 王守仁，佚名繪。 陳獻章，廣東新會人，初從吳與弼游，博讀群書。其後舍繁求約，認為學問勞擾，無由見道，因而不事著述，但教人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其學與陸九淵相近，學者稱白沙先生。其弟子增城（今廣東增城市）湛若水，學者稱甘泉先生，講學則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旨，並不盡守其師說。他以為所謂「心」，不應只指方寸而言，而應「體萬物而不遺」。若水與王守仁同為當時大師，但其學的流傳，不及王學的廣遠。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少習詞章，繼而致力于格物，其後更出入佛老，但均無所發明。武宗時，因忤權宦劉瑾，謫龍場驛（在今貴州修文縣）丞，忽悟格物致知之道，認為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遂立「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其說與朱學立異，而獨尊陸九淵，以為陸學簡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學統。所謂良知，是人類先天知善知惡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只要發揮良知，使知與行合而為一，便自然合於天理，不用外求；良知發揮到極致，則人人可以為聖人。聖人的條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業，而後才能做聖人。其直指人心，頗與禪學相近。守仁曾築室習靜於其故鄉的陽明洞，因此學者稱他為陽明先生。其學自成系統，號姚江學派。 陽明之學傳播極廣，其弟子遍及全國，而以錢德洪、王畿、王艮、鄒守益、羅洪先等為最著名，終明之世，幾成王學世界。宋元以來盛極一時的朱學，至是而衰，其所講求的格致工夫，也漸不為學者所重。但王學雖能充分發揮個性，其弊則易使人流於放浪自恣。因此王派學人，不守禮法者甚多，如何心隱、李贄等，言行均過於荒謬，為世駭怪；而束書不觀，專談心性，思想也難免流於空疏貧乏。明末，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於東林書院，其學綜合朱王，而以風義節操相砥礪；此外劉宗周雖紹述陽明，但為學主誠敬，立身重操守。他們都在有意矯正王學的流弊。 明末的陽明學派，流於空疏狂肆，而為學者所厭棄。清初大儒，北有李顒、孫奇逢、顏元等，南有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對王學大都不滿，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擊。李孫之學，與陸王相近，但兼采程朱，以為調和。顏元根本否認讀書說理為學問，而以實用實踐為宗。他反對宋儒主靜之說，以為「養身莫善於喜動」，教人「振起精神，尋事去做」；並以為學問必須以施諸政治、有益人生為主。其弟子李塨，恢張師說，但也有補偏救弊之處，世稱他二人的學說為「顏李之學」。王夫之則力辟致良知之說，而推崇朱子。黃宗羲雖宗陽明，但主張多讀書以窮理之變化，並以實踐為歸。顧炎武不談心性，但以博學有恥為人生鵠的。他的治學範圍，以典章制度、社會經濟為主，方法則注重歸納考證。諸家以顧氏對後世的影響最大，清代的樸學，實以他為前驅。 王學至清初，既為學者所詬病，程朱一派的理學因而代興。清廷也加意提倡朱學，不但以「朱注四書」為取士的標準，並於康熙朝刊刻《朱子全書》、《性理精義》諸書。當時著名的理學家，有李光地、陸隴其、張伯行等。其後樸學興起，理學日衰。樸學著重經史的訓詁考據，又稱漢學；理學著重儒家的義理，又稱宋學。理學雖不及樸學為盛，但仍代有學人，清季曾國藩、羅澤南，均為理學大儒，亦是中興名臣。但清代的理學，只重謹言慎行，既不能博綜群學，更談不到思想上的樹立。 （二）經學 元代科舉，以「朱注四書」及宋人經注為經義考試的標準。但元室對於經學並未加意提倡，因此亦無成績可言。至明成祖，命胡廣等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解縉等纂輯《永樂大典》，想藉此類工作，沖淡文士們對他篡位的反感。三大全蹈襲程朱經說，實無創見，但因用以取士，對當時的學術思想具有甚大的影響，治經者大多不能跳出宋人的範圍。《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是一部龐大的類書。其書以韻為目，而以古書字句分別排列於下，甚無條理；但其中所收的古書甚多，若干佚書，得以復見於世。當時南北兩京，僅有寫本三部，始終未能鐫印，至今幾已完全散失。 明人治經，雖然承襲宋人的余敘，但也有少數著作，抒發己見，不為前人所囿。如梅鷟（武宗時人）的《尚書考異》，力攻《古文尚書》之偽。漢武帝時，孔安國獻《古文尚書》，並作傳加以詮釋。會巫蠱之獄起，未能列於學官，其書不久佚失。成帝時，張霸偽作《古文尚書》百二篇以進，未為漢廷所采。東晉初，梅賾自謂得孔安國所傳《尚書》五十八篇，進於朝廷，而得立於學官。至唐，孔穎達為之作疏，其書大行。南宋時，朱熹已對之懷疑，至是梅鷟更力辯其偽。此外如陳第（神宗時人）的《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等書，於先秦古音，多所發明。但大多數的學人，都迷戀科舉，埋首於制義的講求。因此整個說來，明人治經，並無卓越的成就。 清代學術研究的風氣大變，著重於經史的考據訓詁，號稱「漢學」或「樸學」。這種學風，萌芽於清初，而極盛於乾隆、嘉慶時代。清初學者，以黃宗羲、顧炎武為大師，他們同是明末至清康熙前期的人。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學者稱為南雷先生，浙江餘姚人。他以史學見長，為浙東史派的開創者。經學方面，他對《尚書》和《易經》也有深邃的研究，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授書隨筆》一卷和《易學象術論》六卷，實為後來閻若璩、胡渭等精研《尚書》和《易經》的先導。炎武字寧人，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南崑山（今江蘇崑山市）人。其學方面甚廣，治經則倡經學即理學之說，教人擺脫宋明理學的羈絆，直接研治六經；並提倡「經世致用」，於修己之外，尤重安人。他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是他生平的得意之作。書中前七卷皆論經義，其餘則兼及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史法、兵事、外國事、天象、術數及地理等，他的學問心得，可在這部書中見其梗概。這部書的影響很大，它為後人開闢了分科研究的途徑。此外他的治學方法，力主客觀，諸如搜羅資料，作綜合的研究，參驗見聞，以求實證等，都為後來的漢學家所取法。與黃顧同時而年輩稍晚的經學家，又有閻若璩、胡渭等。閻著《古文尚書疏證》，於《古文尚書》矛盾錯訛之處，盡行標舉，古文之偽，始得大明於世。胡曾著《易圖明辨》、《洪範正論》等，也以客觀的考證方法，掃除若干附會變亂的謬說。黃顧諸人，雖下開學術界尊古宗漢的風氣，卻沒有明揭漢學旗幟以自立門戶的意思。 自康熙至乾隆，清室屢興文字獄，士大夫為隱身遠禍，遂群趨考證之學，至乾嘉，臻於極盛。乾嘉時代的學術研究，以經學為主，兼及文字及音韻之學。此外於古代史地、諸子、歷算等典籍，也都重加注釋校訂，成就甚巨。當時的經學家，可分兩派：一派為惠棟，字定宇，江蘇蘇州人。祖周惕、父士奇均為著名經學家，與棟號稱「吳中三惠」。此派治經，篤守漢儒家法，專宗馬融、服虔、鄭玄等人的經說，門戶森嚴。其後江聲、余蕭客、王鳴盛、江藩等，都承其學風。漢學之名，也由此派而起。另一派為戴震，宇東原，安徽休寧人。其治學雖宗漢儒，但並不墨守漢人學說，而重客觀及實證，更從文字音韻上，開闢治經的新途徑。他的弟子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等，都精通文字音韻之學。孔的《詩聲類》，段的《說文解字注》，王的《廣雅疏證》，均以考證詳密、識斷精闢見稱。念孫子引之，著《經義述聞》，引用漢代訓詁，於諸說中采其可通者，給後世研經者以莫大的便利。這派學風的影響極大，直至晚清，仍有學者繼續興起，如俞樾、孫詒讓等，皆其著者。 道光之後，經學的研究方向又告轉移。乾嘉時代的經學，本是遠承東漢的古文諸家，著重文字的考據訓詁，而不重思想的探求。由於其研究範圍過狹，若干學者乃轉入西漢的今文學派，著重尋求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而不斤斤於名物的考究。這派的開創者為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繼之，其學漸盛。他們有時也作考據工作，甚至指若干古籍（如《左傳》）為偽作，說法雖新穎，但缺乏實證。清末，康有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學偽經考》等書，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古文經為王莽、劉歆所偽造。其說雖甚離奇，但對近代辨偽疑古的學風，頗有倡導之功。 （三）史地 史學極盛於宋代，至元明，其學漸衰，但亦不能說毫無成績。正史中的宋遼金三史，都成於元代。三史自元世祖時即開始修撰，其後又經歷朝的經營，至順帝，再命脫脫等重修，始成定本。三史中惟《金史》尚能敘事詳明，具有條理。《宋史》則編次不善，傷於繁冗，錯誤不可勝數。《遼史》又病在簡略，蕪陋不堪。明初，命宋濂、王褘等修《元史》，以《元十三朝實錄》為根據，其列傳及諸志，也大都有元人的成書，以資採擇。《元史》於洪武二年（1369）二月開局，八月成書。又因順帝無實錄，元末的事跡也甚缺少，乃於次年二月重開史局，加以補輯，至六月書成。由於成書過速，疏漏錯誤之處，自然無法避免。例如書中對蒙古人在西亞及歐洲事跡的記載，過於簡略；列傳的次序，也稍嫌紊亂。其他著名的史學著作，則有薛應旂的《宋元通鑑》，陳邦瞻的《宋史記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但體裁因襲前代，並無創例。此外明代文士，頗能留心於本朝史實加以紀錄，這類著作，其中不乏有價值的史料。 清人治史，重在考訂訓釋，至於史事的記錄，其成績不及宋明。清初的史學，開拓於黃宗羲，其後萬斯同、全祖望加以光大，至章學誠而集大成，蔚為著名的浙東史派。宗羲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為學術史的名著。斯同，浙江寧波鄞州區人，字季野，宗羲弟子。他自幼便有志於明史的撰述，康熙時，開明史館，他曾以布衣參與修撰明史的工作，在北京十餘年，所著《明史稿》五百卷，甚為識者所稱許。他治史以求史實的正確為首務，力避空洞的議論和輕率的臆測，所以他的工作，大部為史料的搜集和鑑別。這種著重實證的治史方法，對清代史學界發生很大的影響。斯同死，其稿為王鴻緒所得，鴻緒冒為己作，妄加竄易，以致面目全非。乾隆初，張廷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鴻緒史稿為底本，加以增損，實則其稿大半出於斯同之手。而當時的史臣，有所顧慮，每多更換原文，以媚時君，因此乾隆時所修的《明史》，不如斯同史稿的信實。祖望亦鄞州人，字紹衣，他繼黃宗羲未竟之志，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敘述宋元學術的淵源派別，極為詳實。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才識尤高，所著《文史通義》一書，言史學方法及理論見解超特，發前人之所未發。他並提倡撰修方誌，對方誌的取材及編纂之法，也多有論列，其義例甚為後人所取法，漸至方誌成為專學。 清初，私人修史之風甚盛，但因莊廷鑨、戴名世兩次史案，均興大獄，清人撰集近代史實的風氣以是遽衰。史家如全祖望，雖於其文集中記載明末名賢遺事，但亦不敢刊刻。乾嘉時代的史家，以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為最著。錢有《廿二史考異》，王有《十七史商榷》，趙有《廿二史劄記》，均為一代名著，但都不出考訂訓釋的範圍。嘉慶以後，清室文綱漸疏，於是研究明史之風又盛，重要著作有陳鶴的《明紀》，夏燮的《明通監》等。對於南明史的撰寫，也於此時開始，如溫睿臨的《南疆逸史》，徐鼒的《小腆紀年》，錢綺的《南明書》，都專記南明史實。到清末，學者更群趨於明清之際及太平天國歷史的研究，以發泄其排滿思想。這種風氣，直傳到民國。［參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頁一三七至一五〇］ 至於清代官修的本朝歷史，主要有《實錄》及《國史》。實錄自太祖至穆宗，均成於清代；德宗一朝，則於民國修成。《國史》分本紀、傳、志、表四大目，其下又分若干細目，體制甚詳。光緒時，王先謙私據《實錄》，刪節而成《十朝東華錄》（自太祖至穆宗）。宣統時，朱壽彭根據邸抄及報章，續成《光緒東華錄》。此外又有「方略」一類，專記歷朝用兵事跡。道光以後，與西洋各國交涉頻繁，亦有專書記載其事，是為「三朝（道光、咸豐、同治）籌辦夷務始末」。 地圓之說和經緯線的地圖繪製法，均於元代輸入中國。但當時國人了解而同意的，可謂絕少，因此並未發生任何影響。元代地圖，以朱思本的《輿地圖》最為著名，其圖布置精到，於前代地圖的錯誤，多有改正。明世宗時，羅洪先因朱圖改制為《廣輿圖》，其圖傳播始漸廣，而為後人所取法。到明神宗時，利瑪竇來華，屢次繪製世界地圖，國人對世界地理的新知識始有較多的吸收，諸如經緯度的測量，地名的譯定，五大洲的觀念，地圓說及五帶（二溫、二寒、一熱）的劃分，均由其正式介紹給國人。當時雖受一般士大夫的歡迎，但能接受這種學識的人仍然甚少，因此利瑪竇死後不久，國人即不再重視這種製圖法。其後清聖祖末，也曾命教士以西法測繪地圖，但其圖由清室秘藏，且國人科學知識水準過低，因此仍不能普及。直到清末，西學大量輸入，西式繪圖法才漸為國人所普遍了解。［參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頁八五至一二六］ 方誌的著作，明清兩代均甚繁富，至於不可勝記。此外清代史家，多喜兼治與史學有關的地理學。清初，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論述各地的山川險隘、攻守形勢，極為詳盡；並根據史實，推論若干戰役得失成敗的原因。其組織和方法，可為地理學研究的楷模。又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胡渭的《禹貢錐指》、趙一清的《水經注釋》等，都是這方面的名著。道咸以後，學者多致力於邊疆地理的研究，重要著作有徐松、何秋濤的《新疆識略》、張穆的《蒙古遊牧記》等。此外若干學者，進而研究世界地理，如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海識略》，雖然成就不偉，但其志趣及識見，則甚可佩。清末，楊守敬綜合諸史地理志，繪成《歷代地圖》，詳記疆域的變遷，可謂集沿革地理學的大成。 三、文學與藝術 （一）文與詩詞 元代文風，仍因襲宋人，受理學的影響尤大。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質實無華。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劉基為著。濂曾於太祖朝典掌制誥，為文雍容渾穆；基為開國功臣，為文雄奇豁達。從成祖到憲宗末的八十餘年間，文體趨於平易，代表的作家為楊士奇。士奇自成祖時任大學士，歷宣英之世，典掌機要數十年。其文從容閒雅，醇樸無疵，時人競相仿效，號「台閣體」。但其末流，變成空泛冗長，凡庸無生氣。孝宗武宗時，乃有復古運動的發生，其倡導者為李東陽、李夢陽等。東陽論文主宗唐宋，為復古運動的前導。夢陽則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學者從之者甚多，風氣因而漸變；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擬剽竊。世宗時，歸有光復主宗唐宋，其作品頗多名篇，為時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對他尤為推崇。主法秦漢者，則有李攀龍、王世貞等。由於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駢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陳腐之病，極少佳構。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為最著。康熙末，方苞倡古文義法，非事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涉筆必寓六經精華；舉凡語錄中語，六朝人的藻麗俳語，漢賦中的板重字法，詩歌中的雋語，《南北史》的佻巧語，都在禁用之例。其文清淡簡遠，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開山者，但因嚴守義法，而致缺乏雄偉博大的氣象。乾隆時，劉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劉力追韓愈，文章以才氣見長；姚則遠宗唐宋八家，近法歸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謹嚴，理文兼勝。方、劉、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稱桐城派，稍後有陽湖（今江蘇常州武進區）惲敬、武進（今江蘇常州武進區）張惠言等，為文具法家及策士風格，別樹一幟，號陽湖派。道咸以後，曾國藩以中興名臣，兼擅古文，對桐城派極為推重，於是一時文章，莫不模效方、姚。駢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齡、陳維崧等，中葉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清末，因世局的影響，文體也發生變化。梁啓超辦《新民叢報》於日本，評論時政，其文介於文白之間，平易暢達，富於情感，極具鼓動的能力，號「新民體」；嚴復仿諸子文體，翻譯西洋社會科學的書籍；林紓則以桐城古文，翻譯西洋小說，也均能風行一時。 詩至唐宋，到達登峰造極的境界，後世作者，無法企及。元代著名的詩人，首推元好問。好問金人，因值易代之際，詩多感愴。其後有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號稱四大家，詩均宗唐。元末詩人有楊維楨，尤以樂府擅名。明代詩人特多，但值得稱道的則甚少。明初，高啟獨步詩壇，所作雋逸清麗。至中葉，李東陽、李夢陽均以詩名。稍後李攀龍、王世貞為詩壇盟主，但也只能模擬盛唐而已。 清詩的成就遠過元明。開國之初，以吳偉業、錢謙益為大家。吳詩蒼涼淒楚，最擅歌行，錢詩則沉鬱華麗。稍後有王士禎，標神韻之說，主張乘興而寫，言外有意，領袖詩壇者數十年。乾隆時，袁枚主性靈之說，謂詩為作者性情的表現，性情以外無詩。其詩才思盈溢，運用自如。與袁同時的著名詩人，又有趙翼、蔣士銓等。乾嘉之際的詩人，鄭燮、黃景仁為最著。燮詩奔放真實，充滿人道主義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詩雄健悲壯，追擬李白。道咸時，龔自珍、曾國藩、吳敏樹，均以古文家兼有詩名。同光以來，陳三立、陳衍等專宗宋詩，號「同光體」。清末，黃宗憲首倡詩壇革命，認為作詩當以我手寫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牽。其詩融新思想入舊風格，間雜以新名詞，為崇古者所不敢用，開後日新詩的先河。此外王闓運、樊增祥、易實甫、康有為等，也都以詩名。 詞盛於兩宋，至金元，幾成絕響。元代著名的詞人，有劉因、張翥、趙孟等。明代詞人，多宗唐末五代，但格調卑弱，能稱大家者甚少。明初劉基、高啟擅於詞，前者以雄放見長，後者以芊麗取勝。永樂以後，盛行小令，作者惟楊慎、王世貞、文徵明、唐寅等人可稱。明末則夏完淳、陳子龍為一時之選，二人均為抗清的義士。夏詞淒婉，陳詞則清麗纏綿。 清初詞人，仍多宗晚唐五代。至朱彝尊、陳維崧改宗宋詞，其風始變。彝尊追模姜夔、張炎，維崧取法蘇軾、辛棄疾，而以彝尊詞的影響較大，號稱浙派。其後浙派詞以厲鶚為大家，雍乾以降，詞人多奉為宗師；但其末流，不免失之堆砌。至中葉，張惠言宗周邦彥，所作沉著麗厚，自成一家，號常州派。這一派的詞人，尚有張琦（惠言弟）、周濟、荊濟等。兩派之外，則有納蘭性德（康熙時人），其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的遺意。清末著名詞人則有鄭文焯、朱祖謀、王國維等，鄭朱宗宋，王則直師五代。總之，清代詞人，大都只能遵循古人規矩，而不能有所創造。 （二）散曲與戲曲 元明的古文與詩詞，雖不逮唐宋遠甚，但曲的方面，則光焰萬丈，構成元明文學史上的主流。曲是用俚俗言語，依照樂譜編撰而成的，可以清唱或扮演，其佳作具有崇高的文學價值。曲分散曲與戲曲兩大類，前者無論記事言情，均不須科（動作）白（道白）以為聯貫，適於清唱；後者大都加入科白，記事必有首尾，適於扮演。曲於南宋時最先起於北方，到元朝統一後，才遍及江南。 散曲又有小令與套數之分。小令又稱小曲，每首隻用一曲牌，與詞的小令相似，寫景言情，饒有情致。套數又稱套曲或大令，是用同一宮調內的多種曲牌，合敘一事，全套首尾一韻，其長短因情節的繁簡而定。元代的散曲作家，以馬致遠、張可久最為傑出。致遠，大都（今北京市）人，約生於南宋末年。其散曲的作品，現存小令百餘首，套數十餘首，風格豪放，兼具清逸，頗似詞中的蘇軾。可久，慶元（今浙江慶元縣）人，其時代較馬致遠稍後，現存作品七百餘首，以清麗蘊藉見長。明代散曲，仍極一時之盛，大致可分三派：一派為馮惟敏、王九思等，格調承馬致遠。一派為王磬、金鑾等，作風師張可久。一派為梁辰魚、沈璟等，以文雅工麗是尚，與元曲的蒼涼颯爽大有不同，可謂自創新格。清代的散曲作家，為數甚多，但其成就則無法與元明並論。［參看馮沅君《中國文學史》，頁一八九至二〇八］ 戲曲是以科白與曲文組織而成，分為雜劇和傳奇兩種。雜劇的歌曲部分，是以散曲中的套曲組成的，曲一套為一折，每劇折數不多，每折大都由主角一人獨唱，配角則只能對白。雜劇最初流行於北方，又稱北曲。傳奇折數較多，歌唱不限主角一人，最初流行於南方，故又稱南曲。雜劇的出現，最早約在金末，地域則不出大都附近。元滅金後，雜劇始盛，名家輩出，尤以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四家為最著。關，大都人，為元劇的開山者，生平事跡無法詳知，有的說他曾為「太醫院尹」，有的稱他為「解元」。他秉性風流自賞，肆意於聲色耳目之娛。他的作品約六十種，今僅存十七種，所寫皆曲盡人情，明暢如話。其傑作《竇娥冤》，故事哀切感人，人物個性生動，並對官場的黑暗作大膽的揭發。此外如《救風塵》等，描寫亦極深刻。王，大都人，約與關漢卿同時，生平事跡不可考，可能出任官職，後退休家居。他的《西廂記》，風格雅艷婉媚，詞藻清麗纏綿，後世推為北曲第一。白作有《梧桐雨》，馬作有《漢宮秋》，均情詞淒切，為著名的悲劇。元統一後的著名作家，有鄭光祖、喬吉等，但他們的作品，均不足超越前人。元末，雜劇漸衰，僅秦簡夫、蕭德祥兩家，尚具典型。 明初的雜劇作者，大都由元入明，風格與元末無異。作品多取材於神仙釋道，甚少佳制。至朱權（明太祖子）及其侄有燉出，雜劇始有大家。中葉以後，雜劇發生劇烈的變化。元代雜劇，內容通俗，但規律甚為嚴整；至此一變而為文人專有的文藝作品，對規律亦不甚遵守。正德、嘉靖間，徐渭、康海、王九思等人的作品，均卓犖不凡。嘉靖以後，傳奇日盛，雜劇乃漸趨消沉。 傳奇為長篇巨製，只分出而不限折數，角色無論主配，均有其科白唱。傳奇初起於元朝中葉，發展至清代，約有四百年的歷史。自元中葉至明惠帝的一百年間，傳奇漸興，名家有施惠、高明、徐畛、朱權等，多尚質樸。自明成祖至光宗約二百年，為極盛時期，作風漸趨典麗。前半期作家的代表有邵璨堪等，後半期則有梁辰魚、王世貞、湯顯祖、沈璟等。自明熹宗至清聖祖的一百年間，傳奇行將沒落，但明末的馮夢龍、範文若、阮大鋮、吳偉業和清初的李漁、洪昇、孔尚任等名家，仍為曲壇放出異彩。 傳奇的腔調，以崑腔（昆指崑山，今江蘇崑山市）為主，故又稱崑曲。清入關以後，崑曲漸衰，而「亂彈」興起。亂彈包括多種腔調，如京腔（北京）、秦腔（陝西）、弋陽腔（江西）、梆子腔（河南，又稱南梆子）、高腔（河北）、二黃腔（起於湖北黃陂、黃岡）、甘肅腔（即西皮調）及皮黃（即西皮調、二黃腔相合而成）等，其中皮黃因能容納各種腔調，成為亂彈的主流。咸同以來，皮黃逐漸取代崑曲的地位，清末風行一時的「京戲」（今稱平劇），其樂曲即以皮黃為主。［參看李曰剛《國學概要》，頁一四九至一六四］ （三）小說與書畫 明清的小說，由宋元的平話演變成章回體的小說，可以說是明清文學的精華。其結構大致是每書分若干回，每回故事的重心縮成對聯一副，冠於篇首；每回之末，也綴以詩句，並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作結，千篇一律。此外開篇常有「楔子」，以總述故事的來源。 明代的章回小說，最著名的為《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三國演義》）、《金瓶梅》及《西遊記》，世稱「四大奇書」。《水滸傳》為中國章回小說最早的長篇巨著，作者施耐庵，元末人。它是宋元數百年間梁山泊英雄故事的結晶，描寫人物，如生龍活虎；內容曲折複雜，文筆細膩活潑，是一部富於創造性的文學巨著。《三國演義》傳為羅貫中所作，其內容系依據陳壽的《三國志》，並雜以宋元流傳的故事而寫成，是一部規模特大的軍事政治小說。現存的一百二十回本，已非羅氏原稿，而是經過清人所改定的。這部書流行極廣，對中國民間思想的影響也極大。它不特闡揚忠義，且能益人智謀，但因限於史實，不能任意構造，故寫人敘事，不如《水滸傳》的生動。《金瓶梅》傳為王世貞所作，一說笑笑生（真姓名不可考）作。全書凡一百回，書名是由潘金蓮、李瓶兒及春梅三位女主角的名字，各取一字，拼合而成。其內容則根據《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的艷史，加以擴大，描寫當時豪紳的淫奢以及社會的黑暗。此書文筆暢利，對人情世態刻畫尤工，以其間涉猥褻，一向被目為淫書，但從寫實的觀點看，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會小說。《西遊記》，吳承恩作，記述神魔故事，現今通行者為一百回本。它的內容系依據元明兩代有關唐三藏（玄奘）西天取經的戲曲，再加上新奇想像創作而成。把唐三藏師徒西行取經，歷八十一難的神怪故事加以藝術化及趣味化。構想神奇，風格詼諧，創造的人物也親切脫俗，因而備受大眾的歡迎。此外又有《封神演義》，作者名姓不可考，也是神怪小說中的名著。 清代，歷史及神怪的長篇章回小說已不多見，而言情、社會及俠義等類的小說則佳作迭出。言情小說最負盛名的為《紅樓夢》，凡一百二十回，作者曹霑，字雪芹，雍乾時人。這部書的主要內容，在描寫宦門公子賈寶玉，與其表姊妹薛寶釵、林黛玉三角戀愛所造成的悲劇。書中人物多至四百四十餘人，規模的宏大，結構的細密，以及情節的錯綜變化，實為古今中外不可多見的言情佳作。社會小說多以諷刺的筆法，抒寫社會的黑暗，名著有《儒林外史》，乾隆時吳敬梓作，原書凡五十五回，今本作六十回，乃由若干短篇故事聯貫而成。作者對科舉時代士大夫的種種醜態劣行盡情描繪，筆意生動深刻，為清末譴責式小說的前驅。《鏡花緣》，乾隆時李汝珍作，凡一百回。以唐代海外諸國為背景，用小說的方式，敘述海外奇聞異事，兼寓諷刺中國制度及風俗習慣之意；對女子所受的種種不平待遇尤致不滿，實為當時少有的見解。《官場現形記》，清末李寶嘉作，描寫官場的腐敗現象，痛快淋漓，但含蓄蘊藉，不及《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清末吳沃堯（即我佛山人）作，凡一百零八回。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為主人翁，歷記其二十年間所遇所聞的光怪離奇的故事。《老殘遊記》，清末劉鶚（即洪都百鍊生）作，凡二十章，敘一號老殘者遊行各地的見聞，對官吏的頑固腐敗，頗多攻擊。俠義小說則以《兒女英雄傳》（文康作）、《七俠五義》（石玉昆作）、《小五義》（石玉昆作）、《七劍十三俠》（唐芸洲作）、《施公案》（作者不詳）、《彭公案》（貪夢道人作）為最著名，但較之《水滸傳》，遠為遜色。 清代除長篇的章回小說外，尚有短篇的筆記小說，以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享譽最高。其書凡十二卷，四百九十一篇。所敘皆仙狐鬼怪之事，構想玄妙，文辭也甚華麗。此外如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子不語》，也都是志怪的名著。 書法自唐以後，北朝碑版的一派衰微，元明人的書法，大多以唐宋為宗。元代書家，以趙孟、鮮于樞為最著。明初，名書家甚少。至中葉，大家有祝允明及文徵明，祝擅狂草，文擅行草。明末則有董其昌，初學米芾，其後兼習晉唐諸家，獨具風格。清代書法名家甚多，中葉以前，如劉墉、錢澧、翁方綱諸人，皆取法唐宋。嘉道以後，碑學大興，鄧石如、伊秉綬以隸篆名。其後工書者，類皆融合碑帖，兼習篆隸行楷，而以何紹基、趙之謙為大家。清末，康有為的書法氣勢磅礴，也為世所重。 繪畫以宋代為極盛，元初仍承宋餘緒，謹遵前人法度，尤以趙孟主張復古最力，因此臨摹之風大盛，毫無創造的精神。到元末，黃公望、倪雲林、王蒙、吳鎮諸家，才稍變風格，畫法以寫意為主，著重情趣，但少有宏偉壯麗的結構。明初繪畫，以王冕、夏昶、陳汝言等為著。中期有沈周、仇英、唐寅、文徵明四大家，于山水、花鳥、人物，各有所長。明末，則以董其昌的成就最大，他于山水崇南宗（王維一派畫法）而黜北宗，以為前者有文人氣，而後者有工匠氣。因附和者眾，遂造成一時的風氣，其影響並下及清代。萬曆以降，因耶穌會士的來華，西洋畫法也隨之傳入中國。當時雖未能流行，但其講求明暗的烘染技巧，對中國的人物畫頗有影響。明末有曾鯨（字波臣）者，每畫一像，烘染至數十層，稱「波臣派」。他的畫，無疑參用了西洋人物畫的技術。 清初繪畫，以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吳歷、惲恪為大家，六家均以山水見長，而惲兼工花卉。他們大都受董其昌的影響，作風並無顯著的改變。此外道濟（又名石濤）、朱耷（又號八大山人），均明末遺民，所作山水花鳥，皆能自創新意，不拘繩墨。稍後又有羅牧、金農、華喦、陸、鄭燮、沈銓諸名家。清代內廷畫院頗尚西畫，西洋教士的善畫者多被延攬。康雍乾之世，西洋教士郎士寧、艾啟蒙等，供奉畫院，參合中西，為中國畫辟一新境界。但當時一般文人畫家，仍主氣韻神味之說，視西法的寫實逼真為匠氣，因此西畫流行不久，即趨於消沉。清代的大部分時間，仍以文人畫最占勢力。至清末，畫家漸以疏放雄獷相尚，風氣才為之一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