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入門 · 十一 中國哲學史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顧頡剛先生略談中國古代哲學史 顧先生今天談了古代哲學思想發展史。這個題目很大，有不少哲學家、哲學史學家，終生研究這一專門的大學問。中國這個世界文明古囯，她的哲理有著悠久的發展歷程。中囯古哲理，在世界文化庫藏中，極其光彩斑斕，為全世界學術界所注目。我一直興趣盎然地聆聽著顧老的談述，並仔仔細細記錄下來。顧老開講了： 中國哲學史，有不少專門著作家有專門的精深著述。我們作為一次短談，只談談大略。 古代的哲學思想，最初有周代的周公說「德」字，在周代以前根本就沒有這個字。郭沫若發現這個德字是從周公才開始有的。 古代的「刑」字是說壞的、強暴的、打人、殺人的意思。而「德」字是說好心好意地對待別人的意思。 「德」後來發揮成為「道德」這個辭，有了倫理觀念，要講究作君、臣的道德；講究作父、子的道德；作兄、弟的道德；作夫婦的道德；作朋友的道德。這就是五德、五倫。古人以為凡五倫好的，就是道德好。這樣的講究，已經同周公所講的「德」又不同了。 「道」字，古人所論的「道」，乃是循天地的「道」，例如春、夏、秋、冬。這個道字的含義，是我們現今所說的「規律"這個字眼兒。 老子最早提出「道」來，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老子的「道」，是「天」，是「一」，是「大」，是先於天。 老子，稱老聃（音丹）。他和孔子都是春秋時的人，作過周的史官，後來回到他的家鄉退隱。他家在楚國苦縣，今之河南鹿邑。著有《老子》一書，是用民間諺語寫成的，是韻文詩，共五千字。《老子》說了不少哲理，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又說：「反者，道之動。」 老子以後，有莊子繼承他，成為「老莊哲學」，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影響很大。 老子 《詩經》里有一篇《烝民》。烝民的意思是眾民。 詩中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彝，是說的則，法則），好是懿德（『好』即喜歡。『懿德』，即好的德）。」「民之秉彝」一句意思是人民秉承著天的法則。「好的懿德」一句意思是喜歡好的德。 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漢朝儒家董仲舒說的。他所謂的「道」乃是永恆的。他認為天是不變的，道永久不變。這個說法是錯的。漢朝人，還主張「天人相與」，這是司馬遷說的。這個說法是要尊天的。董仲舒還說「天人合一」。 在這些之下，有「陰陽五行」說。這一思想在春秋時就有的；到了戰國時代更有發揮，其後還有發展。講災異，說是若是人違背了天意則降災。這種陰陽五行家，以為天老子有意志。比如日蝕，古時以為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出現了日蝕，皇帝要賜丞相以死。因為，那時候的丞相有責任要燮理好天地陰陽。如若你丞相辦不好，就賜你死去。漢成帝的丞相翟方進，就是因為發生日蝕，以致喪命。漢宣帝的丞相姓丙名吉，不問政事，只看天。有一天，他見到牛喘，說著：「春日牛喘，表示陰陽不調。」這種看天、說陰陽凶吉的事是他的職責。 古時丞相，如同巫者。 在漢代以前，有「月令」，就是天子命令老百姓在每個月之中所要作的農事。如果發生了天變，有了自然異變，這時候群臣要向天子上奏文來勸諫他，而天子也要下罪己詔。 古時有一個主張：定名分。要定出君、臣、民各人的地位。說這些都是天定的，永遠不能超過自己被天所定的地位。 所以，漢代大儒家董仲舒等人提倡： 第一條，「定名分」。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孔子就有「定名」之說，說過君君、臣臣的話。戰國時又有「名家」，如惠施和公孫龍就是名家的代表。 第二條，「安命運」。也就是安天命。儒家主張有天命。墨子非命，他不同意儒家所講的天命。 第三條，「守常法」。常法，就是自古以來的法，古代皇帝的法。這些古法都是絕對的，必須完全要守的。 宋代的王安石倡言「變法」。他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遭到當時儒家的反對。 「天人相與」，是從戰國時代陰陽家開始提出來的，陰陽家的代表人物是鄒衍。這是儒家的變種。 鄒衍有陰陽五行的「五德終始」一說。他把人與天、人與神溝通起來，把歷史的演變、帝王的更替、朝代的興衰都看作是天意，天的安排。天有黃、青、白、赤、黑五色。每一朝受一種「德」的支配，每一種德又有盛有衰。「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德」就有：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各朝代就分成了： 虞代是土德，其色尚黃；夏代是木德，其色尚青；商代是金德，其色尚白；周代是火德，其色尚赤。到了漢代，五德輪換變化，依了次序，漢代該當是土德，顏色尚黃了。 戰國以後，發展到了漢朝，董仲舒進一步把鄒衍的「天人相與」、「五德終始」上升到「天人合一」的神學。他更明確地提倡上述定名分，定命運，守常法三大條。 董仲舒的中心思想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以為人世間的一切是永恆的、不能改變的，就如同天一樣， 東漢初，佛教傳了進來。佛教也是要人們受苦，要服服帖帖的。 儒家和佛家，開始時是有衝突的。南北朝時代，南朝有一位名叫范縝的人，是南齊、南梁的臣子，當過太守、尚書左丞的官。此人是河南人。那時，皇帝拚命提倡佛教，搞得舉國若狂。范縝公然提出了無神論。他曾同一位佛家的王子——竟陵王蕭子良進行激烈辯論。他又計對佛教的「神不滅論」，寫出了《神滅論》一書，逐條批駁所謂的神不滅。他寫道：「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所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就是說，在人體以外，並沒有另外的精神。他公開反對佛教的「神」，說一個人如同一把刀，其靈魂如同刀的刃。刀？沒有了，刃自然沒有了；人死了，靈魂也自然沒有了。 范縝的《神滅論》，引起了天子及其群臣的反對，歷史記載說：「此論出，朝野喧譁。」梁武帝信佛，下詔罵他：「違經背親」。後來藉故把他流放到邊遠的廣州，那時的廣州乃是嶺南蠻荒之地。 儒家、佛家的衝突，到唐朝還在繼續。唐代大儒韓愈反對篤信佛教的唐憲宗把佛骨迎接到朝廷里（現在各佛塔都有假的佛骨）。韓愈諫憲宗皇帝說：從來沒有哪個皇帝，由於信仰佛教而得到長壽的。佛要寂滅，要解脫生死之苦，而皇帝要長生。 唐憲宗大怒，他把韓愈下放到南方邊遠之地的廣東，做潮州刺史（如同知府）。因那裡瘴氣重，韓愈得了病，快要死了。碰巧憲宗死去，韓愈才被赦回來，險些喪了命。 韓愈文章中，大闢佛教的篇章很多，可多半是批評中國人的信仰。至干說到佛經，他也不懂。他對干中國因信佛而大造寺院、大量浪費財產是反對的。他說： 「人其人（要和尚返回來還做個民人）， 廬其居（把寺院給民人居住）， 火其書（燒掉佛經）。」 韓愈寫了《原道》，「原道」，就是要以原來中國的道反對佛教的道。這篇文章說：「道其所道（佛道仍是印度的道）非吾所謂道也（那不是中國的道）。」 唐時佛教極盛，一般儒者，也是信佛的，但韓愈等大儒，則反對佛教。 唐朝和五代時候，佛教和道教都極盛行，道教的最盛期是宋代。 在五代時，有個道士叫陳摶（音團），在道教中是個有學問的人，創造了太極圖。 太極圖的意思是陰陽互相消長，「陽最盛處（也是時候）即陰之尾部（最小）」。 這個太極圖的含意和漢代的陰陽五行說相銜接。這還是循環論。他們主張：「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應當「扶陽抑陰」。以為「女子是陰，應扶男陽」，「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把小人和女人看作一樣屬於陰，應當加以抑制，於是夫權愈盛愈高。 今天只談這些，明天再說。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顧頡剛先生繼續談中國古代哲學史——關於宋代理學 中國到宋朝時期，有了三個教：佛教、儒教、道教。就是說，宋代的儒家成了宗教——儒教。就是繼佛教、道教在東漢流布以後出現的事。宋王朝盡力提倡：「三教之設，其旨一也」。 在這個時期，全國各地到處有佛廟，有道觀，有孔廟。唐代以後，孔廟遂普及於天下。 宋朝的儒家思想，同已往各代又有不同。既接受儒家的經典學說，又更加發展了封建思想。例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裡是專指女人而言。宋以後，凡三十歲以下的女人，在死了丈夫以後，都不得改嫁，給她立貞節坊。 又如，「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再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於是君臣、父子、夫婦各種等級差別極其嚴格。 宋代儒家有五個代表人物： 一是周敦頤，北宋時湖南道縣人。他作了一部《通書》，發揮太極圖的意思。 二是程顥，北宋時河南洛陽人。 三是程頤，和程顥是兄弟，故稱二程。他們都是周敦頤的學生，著有《二程遺書》，也發揮太極圖的意思。 二程提出了「理」、「天理」、「心」、「性」和「人慾」，用這些哲理上的新說法來闡釋儒家思想。程顥說：我學雖有所接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他們把三綱五常當作「天理」。程顥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程顥 四是張載，北宋時陝西眉縣人，著有《西銘》。這書講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即巳經斷了的學說），為萬世開太平。」又說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乃是主張一切平等，來自於佛教、佛經。他提出「無欲」，說「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還提出了「太虛即氣」。 以上四人都是北宋人。 五是朱熹，南宋人，原籍安徽，但生在福建。朱熹繼承了上述周敦頤、二程、張載四人的說法。寫過一本《近思錄》，集中了上邊四人的思想。 他又更多地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提出了「天地之間，有理有氣」。 「理」是什麼？朱熹道；理「超然於萬有之上，廣大無邊」。是無所不在的。他又說「理」也就是「仁、義、禮、智」。認為「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這個意思是說三綱五常之理，在人間有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早就有了，是先天就有的。而且理是永恆的，他說：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是在這裡，「綱常萬年，磨滅不得」。 朱熹認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慾」的矛盾，「天理」是善的，「人慾」是惡的，所以要「存天理，滅人慾」。 朱熹關於知與行的問題提出主張，以為：知先於行，行重於知，知行為一。 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編到一起，叫做「四書」。他寫了《四書集注》。這是一本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書，成為宋、明讀書人的教科書。 程、朱理學在宋、明、清三代數百年里，有很大影響。 朱熹還作了《小學》，是說年輕人應當學些什麼。又有《家禮》一書。他把他的思想、著作，規定在教育裡邊，要人們從小到老始終遵守。 宋代的倫理觀念起於儒家，宋的太極學起於道家，宋的禁欲主義同靜坐修心起於佛教。宋人把三教混合起來，宋代大儒把三教合一，倡導每天都靜坐，以便把「性」、「理」認識清楚。 程頤有一個學生叫楊時。有一天，楊時看見老師程頤正在靜坐，就不敢進門，等候在門外。等到程頤靜坐完畢，自己可以進門的時候，大雪已經下了一尺厚。 「性」、「理」是宋儒的中心思想。所以說上述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五人，叫理學家。 程、朱理學家認為，人在動時就忘了本性和天理，人在靜時，就能夠恢複本性和知道天理。所以，宋儒依照佛法每天要靜坐。 在戰國時代，就討論過「性」，就是討論人性。 孟子主張「人性善」。人性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有信。人是好的，所以壞，是因為「習」，是人從外面學來的。 荀子主張「人性惡」，要刻苦修善，才能去惡從善。 告子主張人性無善無惡，善與惡原是人在社會行為當中分別出來的；在這之先，並沒有善或惡。 這些就是戰國時代關於「性」的不同主張。對於人性的論述，存有分歧。 到了西漢，儒者以為人有的本善，有的本惡。這就是說人的善惡先天就有。 唐代哲學思想上，關於「性」的說法無有大變化，是隨著佛教的說法。 宋代因襲了盂子學說，主張人性善，由於為物所引誘，才墮落為惡。 以上是說宋代的「性」及其演化， 「理」就是「天理」，宋人大大提倡。但在戰國時候就對於「理」有了論述。那個時期說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個「道心」，就是合乎天的心，是很小的。所以，應當克制人心，發揚道心，漢朝人把「五行」之說注入到「天理」當中。 宋代儒家說：「栽培心上地，培養性中天」，就是在靜坐時，把人心克制住，從而發揚起「道心」。 宋朝理學家認為，凡「人性」應當合乎「天理」。凡「天理」都是好的，是絕對的。凡人慾是極壞的，宋朝理學家不要人們有任何要求。他們要人們去靜坐，靜坐時要「入定」。入定時就忘我，此時才能「天理瀰漫」。宋儒這樣講下去，就形成了人們不能作任何事了。 宋儒又注意《中庸》一書里的一些有關的思想而加以發揮。《中庸》里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裡所說的「中節」就是恰到好處。其所說的「和'就是平和的意思。這就是說，人不能過喜，過怒，過哀，過樂，過了頭就都不對。也就是說，不發不行，發過了頭也不行。 《中庸》里又講了中庸之道，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庸」說是用，中庸就是中和。意思是說：從中處用之。大意是：把兩個極端加以折中。 《論語》一書記敘了孔子，說他是「威而不猛，樂而不淫（淫是過分），哀而不傷」。都是說適中。 《中庸》一書的主旨，講「中庸之道」。前幾章里講「中庸」，到後幾章，講「治國」、「平天下」。中庸思想是儒家的中心思想。 宋人發揮了《中庸》的一些話，說：喜、怒、哀、樂，未發時都善，凡是發出的都壞。所以，他們成了空談心性，「不為事功」，不做什麼實際的事，只是空談，因為一做就錯，一發就錯。這和戰國時代的中庸思想有了不同。這時，根本不要人做什麼事，根本不要人有任何的喜、怒、哀、樂。戰國時的中庸思想並不這樣，那時只是要取個「中」。 理學家開始形成於宋代，也叫做道學家。《宋史》中有《道學列傳》，把理學家們一一列了進去。 理學在明代是至盛時期，到了清朝又糾正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顧頡剛先生繼續談中國古代哲學——明代理學 明朝有了王陽明的理學。 王陽明，就是王守仁，浙江人，他曾在紹興「陽明洞」讀書，所以人稱陽明先生。 王陽明曾經學習與繼承了宋代儒家與理學的著述，但他又加以變化和發展。他學過宋代陸九淵的著作和思想，也學過朱熹的著作和思想。他知道朱熹「格物窮理」的論說，朱熹以為一草一木都包涵有「至理」，必須一個一個地「格盡」天下之物，才能體會到「天理」。王陽明在年方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曾認認真真地「格」過。他先是去「格」竹子，從早到晚對著翠綠的竹子，冥思苦想，一連「格」了七天七夜。他一無所得，反而病倒了。自此以後，他想：一竹之理，尚不能「格」，怎麼去「格」天下之物？子是他轉而去研讀佛經、道經。同道士談養生，向和尚問禪機。再後來，他到陽明洞去靜坐修道了。他的哲學摻和了不少佛學、道學的思想。 王陽明 王守仁的哲學，主要是提倡「良知良能」。他說人有天然的知和天能，不要故意造作。 王守仁認定：人有「初一念」和「次一念」。初一念是好的，次一念是壞的。初一念是為人的，所以善；次一念是為己的，所以惡。 他的論斷是：初一念是「良知」；次一念非良知；所以「知行合一」。不要以利害念壓是非念，初一念為是非念，次一念為利害念。 他講人有「良知」，要「致良知」。 關於「良知」，「良能」，其實，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已經提出來了。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到了明代，王陽明盡情地發揮了。 「良知」是人的初一念，是天生的。王陽明以為，人見了父親，自然知道要孝；見了兄長，自然知道要敬；見到小孩掉進井裡，自然有憐憫之心要去救出來。這都是初一念，都是天然就有的意念，是不學而有的。這些「初一念」所發出的行為，是「天能」、天然的，不必學的「良能」。 這些「良知」，包括了：父子之間有親，君臣之間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三綱五常的觀念。「良知」中自然也包括了：人都有側隱之心、羞惡之心、謙讓之心、是非之心。這些都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 王陽明的「致良知」說： 他一方面認為「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是人人一樣的。另一方面，又說「愚夫愚婦」們的「次一念」太重，「利害念」太多，個人的欲望太大，所以不能保持「良知」。這樣就提出了如何才能保持「良知」問題，這就叫「致良知」。 王陽明的「致良知」的辦法，就是要「存天理，滅人慾」。就是不能用「次一念」去壓倒「初一念」。不能用利害念去壓倒是非念；不能用惡念去壓倒善念。要把個人的私慾去掉了，方可保住「良知」。這就是「致良知」。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不贊成朱熹的知先行後說法。他認為人的知與行是合一的。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他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好比說，某個知孝，某個知悌，是指的這個人已經行了孝，行了悌。所以，知與行不能分開。 他說：一念發動就是行。 王陽明著作《傳習錄》。這是別人把他所傳所述的，記錄下來，整理成的書。王陽明自己不著書，他只講書，別人把他所講的，記錄編寫。 王陽明勸人家不要讀書，只能靜坐。這樣才能恢復良知、良能，才能「致良知」。 王陽明這一派人同佛教的禪宗派相結合，所以人稱王陽明為「狂禪」。 關於李贄的哲學思想。 李贄是王陽明的後學，福建泉州人。他作過官，又進過佛院，落了發，過半僧半俗的生活，同和尚們一起研讀佛經。他學過王陽明，後來又不同意王陽明，甚至於反對王陽明。 李贄很有思想，敢說話。他著有《藏書》，就是不讓人看的書。還有《焚書》。在明代曾一時很流行。不少人是「全不讀四書五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 他批評了道學家，他說他們「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豬狗」。表面上不講利和欲，內心裡甚至於想去偷人。滿嘴的仁、義、道德，一肚子富貴榮華的慾念。那些講道學的人，都是些沒有才學的人。他們只會打躬作揖，正襟危坐，活像泥胎。 李贄是第一個起來反對孔子的人。他說：今世道德，都是孔子的道德，不是我的道德。他寫了一篇《贊劉諧》的文章，文章說有人自稱是「仲尼之徒」。這個孔門弟子認為「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有一天，這人同劉諧其人說起這一套話來，劉諧對他嘲笑道：你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怪不得，在孔子以前的時代，在伏羲氏以前的上古時代，那時的古人都是在白天也要打著燈籠走路的呵！ 李贄提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也貶低「六經」這些儒家的傳世經典。《論語》是孔子的言論集，《孟子》是孟子的言論集，李贄都加以批判。他以為這些書，不過是假道學們的飯碗。 他敢於發揮自己的見解。他有不少反封建的思想，如：主張男女平等，要打破男女界限，女子也可以出門去做事，女子和男子有同等能力。 他認為君與臣是平等的。父與子是平等的，夫與婦是平等的，有了許多平等思想。 宋代理學要「定名分」，李贄的理學要破名分，已經不完全是宋代理學了。 可是李贄的思想總體，仍然還是王陽明的。 李贄曾批註過許多書，如《水滸傳》，他就曾經作過批。 李贄的思想和行為，被明朝皇帝知道了，在萬曆三十年，當他七十六歲時，遭到宮廷逮捕，罪名是「縱淫勾引」。在獄中，他自殺死去。 李贄的哲學思想，到了清朝，朝廷仍加以禁止。 下面我們把宋代理學同明代理學作一番對比研究。 宋代朱熹同明朝王陽明都是講理學，有其相同處，但也有其不同處。 朱熹拘謹些。王陽明則膽子大，敢做事。王陽明曾經平了宸濠的造反。宸濠是明朝皇家的貴族，封在江西，為寧王。在明正德年間，寧王造起反來。王陽明正在這裡當巡撫，是個有兵權的大官，他就帶兵平定了這次叛亂。 朱熹主張講禮節，王陽明就反對。他在許多方面向朱熹立異。 本來宋代理學家，就分為朱熹一派，陸九淵一派。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的一派。 陸九淵和朱熹同是宋代人，是同時的人，是朋友。也都講理學，但他們二人的哲學主張不一樣。例如，朱熹勸青年人要讀經書，陸九淵則勸青年不要讀經書，他說：六經都是我的註腳。那些不過是我的學問的一些解釋，沒有什麼高明地方。他批評朱熹的學說，是支離破碎的做功夫。 對於《大學》一書，他們兩派之間，看法有矛盾。 《大學》這部經書，講格物，講致知，講誠意，講正心，講修身，講齊家，講治國，最後講平天下。這些內容，就是按這樣的先後順序排列的。就是說，你要先格物，才能致知。有了格物致知之後，方能作到誠意，才能去正心；有了誠意與正心，才能說到修身，才能齊家；有了修身、齊家，這才能夠去治國、去平天下。 一切須從格物作起。「格物是什麼？「格」字是什麼？「格」的古意還很難明白。《大學》一書里的「格」字，是至的意思，是到達的意思，即是研究的意思，是去的意思，是排斥的意思。 朱熹以為「格物」，是至的意思，即是研究它，是「窮理」。 陸九淵以為「格物」，是不可知，不是要去知，而是要排斥它，排斥物。他主張「去物」，只有「去物」才能「知心」。他說道：「先務其大者，再務其小者。」所謂大者，是心；所謂小者，是物。這就是陸九淵對於《大學》，對於「格物」致知的主張。 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陸九淵、王陽明同朱熹學派是對立的。這種對立自宋代起，一直延續到清朝。 但是，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都是理學家。宋、明兩代理學家們的共同處，是：求其本性，要把人的內心當作第一位的。 顧老說到這裡評價朱熹作學問，說道：朱熹註解各儒家經書，研究各門學問。他作學問很刻苦。 前面，我們講的明代哲學，明朝的理學，王陽明的「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也講了李贄思想。 好！該說到清代的哲學思想了，明天接著談。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顧頡剛先生繼續談中國哲學史——清代哲學思想 清朝時候，皇帝信奉宋代的程、朱理學，主張定名分。在雍正皇帝的嘴頭上，就常常叨念著「不合天理」。所以雍正常殺人，非常嚴酷。 這時有一位大儒家戴震，安徽人，此人寫了一本書《孟子字義疏證》。他用訓詁疏證儒家古經典的方法，來發揮自己的思想。他假借著孟子，以便說他自己的見解。在這本書中他說：「人死於法（而法是人定的），尚有憐之者，死於理（『理』，就是『天理』，是皇帝假借的），誰復憐之！」他明白地反對「理」、「天理」，反對程、朱的理學。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還說過：「道心在人心之中。」他認為，聖人就是要人民有合適的欲，有飲食之欲，有男女之欲。人不能沒有這些根本的欲望去求道，人是不能超出根本欲望之外的。 清朝皇帝雖然信仰程、朱理學，可是清代大儒反對理學。 有些大儒提出「禮、理論」。其主張是，漢學家講的是古之「禮」，宋人儒家講的是「理」。應當怎樣呢？應當講作「禮」，而不要講作「理」。這麼一說，也就打掉了理學家。 講禮，「禮」——是封建道德，這是封建社會早期的思想。 講理，「理」——是封建道德思想，是封建社會後期的思想。理學家更凶一些。 清代儒家又有人說：「聖人不離事而言理。理即事之中。」這些說法都不是宋人、明人所說的「理」，而是相反的新說法，理是指的人間的事理而非「天理」。 清代大儒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船山）都反對宋、明理學。如顧炎武寫道：「言心言理，舍多聞而識，以求一貫之力，置四海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很明白，他認為程、朱理學、心學，是不管四海窮困的一派胡言。 黃宗羲 采自清代《于越先賢像傳贊》 王夫之，湖南人。因為他晚年住在衡陽的石船山之下，一些人尊稱他叫船山先生。他批判「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說法。他認為「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道在器中」。這裡的「器」是物，器物，物質。道也好，理也好，都在物質之中。王船山反對程、朱的「天理」之說。 王船山也反對宋、明理學的「去人慾，存天理」的說法。他提出：「人慾之各題，即天理之大同」，反對滅人慾。以為只有人對生活的欲望得到滿足，這才叫有了天理。 關於知與行。王夫之也反對程、朱、王陽明的「知先行後」、「知行合一」的說法。他以為「君子之行，未嘗離行以為知也」、知是離不開行的啊！他又說：「行可有知之效」。只有行動，實際去作了，才能看到「知」的實效。 總而言之，清代皇朝繼續宣揚朱熹、二程的「天理」說，普通儒者也跟著皇帝走。但著名大儒卻反對宋、明理學的，他們的哲學思想更前進了。 顧老言道：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發展史上，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儒家。我們可以把儒家的各個時期的哲理，再概要說幾句： 第一，我國春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思想主要是想恢復周朝的等級制度。 第二，到了戰國時期，孟子這些人不再是要周朝的制度，而是要「王道」，要實行理想中的王道，不再搞春秋時期的霸道。 例如，對於管仲這個人的評價，管仲要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孔子認為管仲好，孟子以為管仲不好。 孟子要王道，是得民心的。孔子與孟子先後相距一百多年。他們所處的時代不相同，戰國時期需要統一，需要集中。這時各小國之間，已經互相通商。 第三，孟子主張實行小農制。他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那時的百畝，相當於今之三十畝），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人死以後，把這些田地交給國家，然後再重新分配。這樣，就永遠沒有窮人。 到了後來，秦、漢時代，實現了大統一。這時候就發生地主兼併土地，有了土地大兼併，就有了大地主。 但是，在這以前，在春秋時期，是不能自由買賣土地的。只能賞賜土地。對於土地，人們只能使用，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那時的齊國，是商業區，人可以去買地。在戰國時候，就可以買土地了，於是有了小地主。《周易》一書記載說：「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了這樣的人，表示戰國之時，已經有了小地主。 孔子的想法，要恢復周制，是落空了。孟子的想法，要實行小農制，是落後了。 孔子對於農民是輕視的，以為農民是小人。他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學稼（學習種田）。孔子答覆他：「我不如老農。」又向他請教「學圃」（種菜），他答覆說：「我不如老圃。」所以，有一回孔子走到楚國，派子路去問路。這時楚人評論孔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子路比孔子小九歲，是孔子最大的弟子。他對孔子曾有不滿。《論語》上說「子見南子（南子是衛靈公的妻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如果我有了過錯），天厭之，天厭之。」 《史記》中又記載了另一件事。在《仲尼弟子列傳》中，說子路穿戎裝，頭戴野雉毛，腰懸寶劍，去見孔子。服裝與神色很不尊重。孔子說服了子路。 秦漢時期，皇權是建築在大地主的基礎上，所以，這時期的儒家思想是：一切為皇帝服務。這才產生了董仲舒的思想。這時候董仲舒提出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說皇權是天授，永世不變。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是偶然的，是皇帝、皇權所必需。漢代儒家吸收了陰陽家的思想。 第四，儒家吸收了釋家、道家的思想，實現了儒、佛、道三家交合。這是宋朝的情況，朱熹等人就是代表。 宋朝提倡「三綱五常」特別積極。「三綱五常」的思想，孔子時已經初步提出了君君臣臣的話。戰國時，韓非也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此天之常道也。」 到漢朝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他以為「三綱」乃是「天意」：「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 宋朝極力倡行「三綱五常」。「三綱」是什麼？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就明白地規定了君王與臣子之間，父與子之間，夫與妻之間的等級界限是絕對的。 所謂「五常」，也還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必須遵守的規則。這就是儒家的「綱常名教」，即關於封建皇權、封建族權、封建夫權的五項基本法則。 三綱五常在漢朝時雖然就已經建立起來了，而宋朝的提倡實行最嚴。所以，這個時代儒家的思想最是束縛人。 第五，到了明朝，儒家王陽明，繼承了宋時的程、朱理學，同時又改變了宋的理學。明朝時候商業有了更大發展，社會面貌與宋不同了，社會思想有些演變。 李贄，是泉州人。而泉州是個大商埠，那時泉州是與外國通商的地方，所以，在李贄的頭腦里，就有些新思想。例如，李贄說：不能以孔子的道德為我們的道德。 總而言之，明代的理學家稍稍比之於宋代理學家敢想些，敢說些。 明朝儒家較之宋朝儒家的思想束縛要鬆了。 第六，清朝儒家打翻了理學家。但發展了「禮」，講古人的禮，主張不要秦漢以下各朝的禮。 清代的普通儒者，只是談談古書而已。一般的缺乏新思想。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一些有知識的儒者，才有了些新思想。這時就有康有為、廖平這些代表人物。可是康有為、廖平立孔子為教主，以孔子為紀元，崇拜孔子。 最後，到了民國時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第一個站出來喊出這個口號的人，叫吳虞。吳虞是四川人，他在「五四」運動後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章《吃人與禮教》。吳虞的這一思想來自明代的李贄。 儒家思想支配中國人的思想有兩千多年。其間，各代都有演化，一代一代各有不同。總起來可以統而言之，叫做儒家。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哲學思想，一直在儒家、儒教的控制下面。 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在哲學思想上，儒家思想雖說占支配地位，但是受佛教釋家的思想影響很大，受道家的思想影響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