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入門 · 序言
攤開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顧頡剛先生的談話記錄。顧頡剛是什麼人，這對於我國史學界、學術界，是很熟悉的。但是對於一般青年讀者，則有些陌生。
有一位史學界的老同志，為了便於我寫篇小序，以簡略介紹顧先生，就給了我一篇史學家白壽彝同志的《悼念顧頡剛先生》和《顧頡剛先生主要學術年表》。後者，是「悼念顧頡剛先生學術報告會籌委會」在一九八一年所制。
主要根據這兩篇文章，我簡要說說顧頡剛先生其人其事。
顧先生是我國著名史學家。他是江蘇蘇州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有七。
他四歲讀《四書》，七歲讀《五經》。十歲開始每天作文一篇，作經義、史論、策論。十一歲讀《綱鑑易知錄》。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大學畢業，並留校為助教。
他先後在廣州中山大學、北京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以及雲南大學、齊魯大學、中央大學等學校當歷史學教授。我聽到有的史學專家對我講：「顧先生是我的教師」，「我聽過顧先生的課」。應當說，他對於培養我國史學人才，有過重要貢獻，是一位老的史學教育家。
史學家白壽彝同志說：「頡剛先生，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在歷史地理學和邊疆地理學上有新的發展。他對於民俗學和通俗讀物，也都是熱心的提倡者。」
又說：「頡剛先生對史學的見解，幾十年來在史學界有廣泛的影響，
又說：「頡剛先生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是一位有成就、有地位的歷史家，給我們留下的豐富的學術方面的遺產，在國內外享有相當的聲譽。」
以上，就應當說是我囯史學界對於顧老的公論。
顧老生平著述甚多。我略作摘引於下：
一九二三年，作《〈詩經〉的厄運與幸運》、《與錢玄同論古史書》。
一九二四東，作《孟姜女故事的轉變》。
一九二五年，作《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妙峰山香會調查》
一九二六年，作《（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囯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一九二九年，作《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
一九三〇年，編寫《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九三一年，作《〈堯典〉著作時代考》。
一九三二年，作《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
一九三三年，作《漢代學術史略》（後改名為《秦漢的方士與儒生》）。
一九三五年，作《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王肅的五帝說及其對於鄭玄的感生說與六天說的掃除工作》、《三皇考》。
一九三九年，作《中華民族是一個》。
一九四〇年，作《燕國曾遷汾水流域考》。
一九六九六六年，作《周公東征史事考證》。
一九六二年，他的《〈尚書·大誥〉今譯》（摘要）發表。
一九七八年，整理舊作《〈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周公制禮」的傳說和〈周官〉一書的出現》。
一九七九年，作《「聖」、「賢」觀念和字義的演變》。整理舊作《從古籍中探索我國的西部民族——羌族》、《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並開始發表《〈尚書〉校釋譯論》。
一九八〇年，整理舊作《禹貢中的崑崙》、《鄒衍及其後繼者的世界觀》。編訂《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一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有一位老史學家對我說：「顧先生是以《古史辨》起家的。」所謂《古史辨》，是頡剛先生把他和別人研討古史的論述，加以編集而成，先後共有八冊。考辨古史，他從一九二〇年就開始了。
例如，他所編的《古史辨》第三冊是討論《周易》與《詩經》；又如，《古史辨》第五冊，是討論經學的今古文問題；而其第七冊，是研討神話傳說時代的古史。
顧老在考辨古史的學術活動中，是有其獨到見解的。例如，他認為「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春秋孔子時，最古的人是堯、是舜。接下來，到了戰國時期，人們心目中的古人就有了更古的黃帝和神農。再接下來，到了秦朝，就有了較之黃帝更早更古的三皇。而到了漢朝以後，入們說最早還有盤古。
顧老，按照他對於古史記載的看法，認為有些古史傳統說法，必須打破。比方說，他認為，古代的神話中人物「人化」之極，把古代說成了黃金世界。其實春秋戰國以後的一些古代觀念是春秋以前的人所沒有的。所謂「王」，只有貴的意思，並無善的意思。自從戰國時的政治家，要依託古王去壓服今王，就極力把「王道」與「聖功」合在一起。於是把古王的道德功業誇張成高到極頂，好到極處。他認為，要懂得五帝、三皇的黃金世界，原是戰國後的學者造出來，以便給他當時的君王做樣子的。
在考辨古史時，顧老為什麼從一九二二年開始，就花了力氣研究《尚書》呢？這是因為他感到我國封建史學體系，主要是從戰國到西漢的儒家們來完成的。通過這般儒家的手，確立了堯、舜、離、湯、文、武、周公這一古史系統。而這個時期的儒家們，主要是靠了《尚書》來創建其古史體系的。要想摧毀這一封建史學體系，就必須摧毀《尚書》的經學地位，驅散它本來面目上蒙著的迷霧。所以，顧先生一生的主要力量，實際是放在對《尚書》的整理與研究上。顧先生搜集、積累有關《尚書》的豐富資料，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寫成筆記達數十巨冊。他以充分論證，從根本上動搖了儒家利用《尚書》而編成的古史系統。（見白壽彝的《悼念顧頡剛先生》）
顧老是我國近代的史壇大師，在學術上貢獻大、影響廣。他在政治品格方面如何呢？也應當說一說。
我有一位抗大二期的同學，他是抗戰前的老黨員，叫王念基。他對我說：顧頡剛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後，曾經和我們秘密黨員有來往。這位黨員經常寫些文章宣揚我黨抗日救亡的主張，犮表在顧頡剛所主持的「通俗讀物編刊社」所印發的一些小冊子及顧老主編的《大眾知識》上。而且，頡剛先生當時以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的社會身份，在以他為社長的編刊社裡，還掩護過我黨的一些活動，保護過我黨黨員。這些史實，那個親身經歷過的老黨員，在解放後曾幾次寫過回憶文章，加以記敘。這位抗戰前的老黨員，名叫郭敬。他在悼念與追記（未發表）的文章里敘道：
「雙十二事變後，編刊社擁護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
「我和社內的幾個黨員和民先隊員，是用顧先生的名義分別聘請來工作的。充實了編刊社的力董，掩護了黨、團員的活動，使編刊杜成為黨員和民先隊員在白色恐怖下的一個秘密立足點。」據說，顧先生本人開始不知道他們是共產覺，但到後來是知道此事的。
社長顧頡剛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國內外著名的史學家，熱心抗日救亡和對群眾進行宣傳教育的事業。平時雖不在社內辦公，實際上編刊社是在他的領導和支撐下才能存在。他待人接物和藹親切，視社內青年如門生弟子，工作中以身作則。為了編刊社的生存和發展，對南京政府和有關當局、不能不有些往來。但對國民黨蔣介石投降反共的行為是反對的，對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是同情的。他很謹慎，在給南京政府文教主管人送編刊社出版的樣書時，囑咐我們把《對內團結禦侮，對外一致抗戰》和類似的幾種宣傳進步思想的小冊子不要送。他知道這些書的出版容易受到迫害和查禁。
「通俗讀物編刊社」的前身是顧先生劃立的「三戶書社」。從「九一八」、「一二九」到抗戰，在顧先生努力下，出過各種小冊子前後有五六百種，如《傀儡皇帝坐龍廷》、《二十九軍大戰喜峰口》、《義軍女將姚瑞芳》、（打漢奸》等。到了一九三八年，該社遷到西安，還編印了《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和《八路軍火燒陽明堡》等小冊子（見郭敬同志的悼文）。這些小冊子先後共發行五千萬冊，擁有廣泛的讀者，影響很大。
在「九一八」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東三省之後，顧老參加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抗日會。他主辦「三戶書社」，所謂「三戶」是取「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意思。用通俗讀物的形式，進行反對日本帝囯主義侵略的宣傳。
這些，可以證明顧老在「九一八」事變時，在「一二九」運動中，在抗戰前夕的政治風貌和進步活動。這對於一位有社會地位的學者來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顧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時，在五卅運動時，曾經為《京報》編過《救國特刊》。他作了《上海的亂子是怎樣鬧起來的？》和《傷心歌》。
一九一九年，顧先生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曾參加新潮社，作《對於舊家庭之感想》，署名顧誠吾，發表於《新潮》。
中國近代史上有若干大的人民革命運動。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後的人民反日救國運動，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七年的抗戰鬥爭，都是些大的人民革命鬥爭。顧老在上述這些革命浪潮里，在重要的歷史關頭，在重大的人民鬥爭中，是有過重要進步活動的。他並非只是埋頭書齋的人。
解放後，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熱愛社會主義制度。他先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又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委員和第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還被選為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
一九五四年，總校《資治通鑑》。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他校點《史記》。一九七一年，他和其他史學家奉中央之命，主持校點《二十四史》。
我從一九六六年春以後，就再也不曾同他見過面。後來，我曾問過一位史學家，我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顧頡剛先生大概是平安度過，沒有挨斗吧！他不是毛主席、周總理點名要他校點《二十四史》嗎？」
誰知道，回答是這樣的：「哪裡！哪裡！顧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斗不少、不輕！把他老先生斗得夠殘忍，夠殘酷的呀！」
我不禁悚然！在這場「砸爛」、「粉碎"的大災難中，原來並非只想幹掉我們這些「黨內走資派」老黨員們哪！像顧老這樣的大學者，也都不饒！
只是，顧老並未被斗死。他在一九七一年，又重新披掛上陣，主持校點《二十四史》。在一九八〇年，他逝世之前，還以八十七歲的高齡，整理編寫好幾部學術著作。
我這個人，本來並不認得顧老的。雖說，在三十年代我已久仰他的鼎鼎大名了。然而，一九六五年冬到一九六六年春，我與顧老先生等老專家、老黨員一同養病在北京香山療養院。其間，我沒有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天天向他恭敬地討教。老先生越談越興奮，以後乾脆約定，天天上午在他的病房進行面對面的談講。一連講了二十多個上午。
講的全是古史、史書和史學。有些雖是應我的請教、發問，大部分卻是老先生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講說。我像一個用功的學生，把他的每一句話，差不多都詳細記錄下來了。他為了照顧我作筆記，就有意地放慢速度，不是滔滔高論，而是徐徐漫說。於是，這部筆記，不僅寫得很厚很多，並且有綱有目，條理分明，有其完整清楚的體系。
最後，老先生髮話了，說：你是不是可以把我所談，你所記的，加以編寫印成一本小書呢！」那時我的本意，只不過是為了學點史學知識。我當時還在第一線上，有自己的工作崗位，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編寫成書。所以，我當時不敢作出應諾。
十六年以後，一位老黨員教促我：「還是把這個本子，整理一下編寫出來為好。」我才真的動手做起來。
我惟一的心愿是，這本小書能夠對於一些中、青年史學研究人員，對於一些中、青年歷史教學工作人員，對於一些刻苦自學歷史的人們，能夠有一星半點的助益。
也許，我也算報償了顧老先生的一樁心愿：他當年要我編寫的那本小書，我終於盡了我的力量，完成了那個使命。惜乎！顧老已經不在人間，他不能親自過目了！
何啟君
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