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精神 · 史的起源
第一節 史之初義為史官
史之初義為史官而非指史書。在這一點上，與歐西史字出自希臘文「Historia」者不同。希臘文初義為「真理的尋求」，所指為史書。在中國，史書是後起之義，由史官而引申成史官所寫之史書。
史之初義為史官，更可以文字證明之。《說文解字》「史部」：
史，記事者也，從又（手）持中；中，正也。
許君謂史為記事的人，即是史官，甚是；但謂中為正，實誤。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頗駁此說：
史，記事者也，象手執簡形。按：古文中作 ，無作中者。
以手持之中為象簡形，而非中正之中，蓋古文 與 不同。史所從之字作 ，而鐘鼎文中字作 ，兩字原不相似。王國維在《釋史》中，則以為中象盛簡或盛筴之器，而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早已說過：
凡官署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案卷也。
以上各說，除許君釋中為正，象無形之物，去古人心理過遠外；無論以中象簡形，或象盛簡抑盛筴之器，其為象所手持記事用簡策之形則一。故史之初義確為掌史之官（手持簡策記事的人），而非史書（簡策），明矣。
然則其職務又若何？其初蓋與巫祝相近也。其所包括之職務，既煩且廣，固不若後世史官之簡單。王國維在其《釋史》中，頗能窺見其中消息：
史為掌書之官，自古為要職。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雖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職事之名多由史出，則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古之官名多從史出。殷周之間，王室執政之官，經傳作卿士（《書》「牧誓」、「洪範」、「顧命」；《詩》「商頌」）；而毛公鼎、小子師敦、番生敦作卿事；殷虛卜辭作卿史；是卿士本名史也。又天子、諸侯之執政，通稱御事（《書》「牧誓」、「大誥」、「酒誥」、「梓材」、「洛誥」、「文侯之命」），而殷虛卜辭則稱御史，是御事亦稱史也。又古之六卿，《書·甘誓》謂之六事；司徒、司馬、司空，《詩·小雅》謂之三事，又謂之三有事；《春秋左氏傳》謂之三吏；此皆大官之稱事若吏，即稱史者也。
是則史之最初「位尊地要」，誠若王氏所言。但其最初職務不限於掌書之官，王氏對此點則稍嫌錯誤。因其職務之範圍，遠較掌書為廣，此所以後之官名多從史出；若最初只是掌書之官，則後代與掌書無關的職務何以亦用史來稱之？因為最初史的職務甚廣，所以厥後各官多以史稱，可謂為最初史職之分化。
直至東周，史與祝及史與巫，尚常比舉，汪中《述學·左氏春秋釋疑》：
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為歲在析木之津，猶得復由。吳始用師于越，史墨以為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太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
《楚語》：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按：巫史連文，即以其職務相似，《楚語》注謂：「巫主接神，史次位序。」實屬強分。原文不云乎：「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則巫亦能次神之處位，其職權並非史所專有。總上《左傳》及《國語》所記載，則史至東周時，其職務仍與巫祝難有所分。亦即說，史與巫祝同是掌理天人之間各種事務。若往前推，史之職務，只能與巫祝更近，且更進一步；若從王國維謂「中為盛筴之器」而「古者筮多用筴以代蓍」（《釋史》注）之說，尤與前所謂史之最初職務包括占卜相合。從中者，或最古之史官職務且以占卜為最重要。占而後記之，又與商代貞人之先卜貞而後刻於甲骨上者相類似，貞人猶能保存史官之古義；而貞人者，亦古代史官之一種也。
劉知幾《史通·史官》篇：
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
按：劉知幾身處唐代，當時的史官已與巫祝相遠，而以著作為專業，故誤會古代史官亦以著述為宗。然劉氏仍能明了古代太史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則其說傳自更早，應為吾人所重視。此亦足證明史之初義與巫相近。且據司馬遷本身所言，亦頗能窺得其義。《漢書·司馬遷傳》：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
遷所謂史在卜祝之間，是也。故《後漢書·百官志》云：
太史令—本注曰（按：此為司馬彪注）：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
丞一人，明堂及靈台丞一人。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台，靈台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又引《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歷，二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
則直到後漢，太史之職務尚包括歷算、占卜、望氣等。且後漢太史令單颺，以「善明天官、算術」入《方術列傳》。太史令張衡則「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後漢書·張衡列傳》），而《方術列傳》稱在「中世張衡為陰陽之宗」焉。皆足證明至東漢之時，史仍與巫有關，則其最古之本職更無論矣。
總以上所說，史之初義為史官，而其職權凡三變。總全國一切之教權政權，最初之職務也。（王國維《釋史》：「自《詩》《書》彝器觀之，內史實執政之一人，其職與後漢以後之尚書令，唐宋之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明之大學士相當，蓋樞要之任也。」）蓋最古教權與政權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際的事務，則總理一切政權教權，亦極合理。後漸演變，因政權與教權分離，天人之際屬於教權範圍，故史官職權縮小，只包括天人之際的事務及其記載而不能參預政權，此第二階段也。只以著國史為事，此第三階段。亦即後世對史官之普通觀念。蓋時代愈後史官之權愈小，愈古權愈廣，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諦。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極尊，而後轉卑。《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如淳曰：
《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史記·太史公自序》「正義」引虞喜《志林》亦曰：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也。（按：《漢儀注》即《漢官儀》，四卷，衛宏著。衛宏，東漢初人。）
觀漢太史公坐位尚在丞相上，可知其更早之地位愈尊，職務愈重，似毫無疑矣。
第二節 古代史掌於貴族
古代王國典冊皆掌於王官；列國者掌於列國之官吏；下至大夫，其家族的典冊，亦為其族所私有。非官吏非獨不能掌理，且不能學習，且亦無從學習。學必有師，師皆是貴族官吏，亦不肯授於外人。史書是典冊的一部分，故史書亦掌於官吏，狹義的說掌於史官。史官所傳的弟子，仍是貴族，且或者是史官的同族，若晉之董史，即系歷代相傳者。《左傳·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說：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又《宣公二年》：
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杜預謂董狐為董史之後，不誤。蓋董史在晉，歷數百年，世掌國史。春秋時齊之太史，且有兄弟繼承者，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是兄弟四人，相繼為太史也。以上兩事皆因有弒君而偶然記載在《左傳》中，其餘世襲的太史，因未遇到政變，故亦無赫赫之名，然史之掌於貴族則無疑矣。
在古代貴族世傳的情形下，這是當然的現象。班固《漢書·藝文志》原出自劉歆之《七略》，其所述諸子十家，皆謂為某家岀於某官。所說出自某官，固然不盡可憑信；但古代典章，皆掌自官吏，班氏尚能略窺其意。《秦始皇本紀》說：「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蓋猶同古人官守其業。孔子問禮於老子，學琴於師襄，問官於郯子（《史記·孔子世家》）。師襄曰師，是掌樂之官；老子據《史記》為周之柱下史；而郯子是國君。足證在孔子以前，非向貴族無從學習。
最早的史並非統一的，各國各有其史官，已若上所述；各國亦各有其史書，各保存於國中，內容既不盡相同，名稱亦不盡相似。所以孟子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因為史官的職權最初較廣，所以最初的史書所記不止是單純的史跡，若後人所想像者；其所記載且包括一切宗教的活動。因為最早的政治或社會，莫不與宗教有關，而最初政權皆出自神權也。
不只史書名稱不同，即史官的名稱亦不盡一致。據西、東周的記載，有下列各種名稱：
（一）太史：周 《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
齊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
衛 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
晉 《宣公二年》，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魯 《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哀公十一年》，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
（二）左史：周 《逸周書·史記解》：左史戎夫。
晉 《襄公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
楚 《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
（三）外史：魯 《襄公二十三年》，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四）內史：周 《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
《莊公三十二年》，惠王問諸內史過。
《僖公十六年》，周內史叔興聘於宋。
《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是知各國史官名稱不盡相同。後人或有以記事記言分為左右史之職，如《禮記·玉藻》：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後人不明古代非大一統，遂常尋求畫一的制度，如黃以周《禮書通故》卷三十四謂：「內史居左，太史居右。」乃謂內史即左史，太史即右史。若觀以上所引，周既有內史，又有左史，則左史亦非內史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又謂：「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愆文歟？」其實周、晉、楚皆曾有左史，如上文所引證，則章說亦非也。蓋諸家皆泥於古代與後世相同，有畫一之組織，而不知其非也。知各國史官史書之名稱不必盡相同，則無須代為整理而求其畫一。至於《周禮》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似屬較後之組織。因《周禮》一書，寫成時期頗有先後，中有較先作品，亦有較晚之增加部分。然太史所屬之馮相氏、保章氏，皆掌司天及日月星辰，尚系史官的初職。則五史之增，亦不妨害其保存局部的較古面貌。
卜辭中既有卿史、御史，則商代官吏有史之名稱可知。至於《說文解字敘》稱黃帝史官倉頡，而《呂氏春秋·先識覽》有夏太史；但夏以前傳說常極簡單，則史之名稱是否為當時所有，抑為後人之所加，頗難考證。至於史之職務，其存在於夏代或甚至於夏以前，則當無疑問也。
第三節 史書的演變
最初的史跡既包括一切天人之事，故其範圍至廣；但較後已隨史官職務之縮小範圍，而將其大部分記載限於人事。以史書性質的演變而言，可分為四階段。即最初各國之史，盡由其史官所寫，其性質完全為官書，私人無作史書者。苟其欲之，亦無史料足供撰述。此第一階段也。及春秋之末，貴族陵夷，平民上升，上下階級紊亂，同時學術開放，昔則為貴族所壟斷，今則平民之優秀者亦能因獲得知識而加入士的階級。於是漸有私人著述，史書亦不外此例。戰國至西漢可謂為官書與私人著述並存之時代。其重要者如司馬遷，雖任太史令之職，但其寫成《史記》，則非受漢皇命令而純粹為私家著述。但在同時期，六國各有史記，而《秦紀》尚存至西漢，司馬遷即曾讀之。此第二階段也。及東漢時，班固等即曾受詔著書：
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漢官儀》：蘭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後漢書·班固列傳》）
劉珍，字秋孫。……永初中，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李尤，字伯仁。……（和帝時）召詣東觀，拜蘭台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皆《後漢書·文苑列傳》）
班固等所撰，後稱為《東觀漢記》，完全屬於官書性質。東漢之特點，即史書不由太史令撰述，而可由他官，大部分在東觀寫成，因：
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註：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後漢書·竇章列傳》）
蘭台為東漢皇家圖書館，修史所資，自然於茲取之。此第三階段也。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掌撰國史。至唐，更設史館，專修官書。然晉以後私家撰史者，屢世不絕。官私兼存，此第四階段也。
最古史官的職權既甚廣泛，其所掌之史書，亦系廣義的，包括一切典章制度，實包括後代所謂六經。章學誠謂「六經皆史」，頗有局部的合理，因六經最初皆史官所掌。各國的史書，名稱既不盡相同，已如前所述。但普通多以「春秋」名之，而不稱為史，如《墨子》中所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等是也。以史稱史書，似始自司馬遷。在《太史公書》中，凡屢稱「史記」，蓋指古人所作史。是史由史官而兼指史書，蓋始於秦漢之際。
第四節 史的分類及其範圍
以中國史言之，約可分為三類：一曰編年，二曰記事，三曰傳記。或獨用一體，或綜合眾體，史書大約不出此範圍。編年者以年為主，以事繫於年月，如《竹書紀年》《春秋》是也。記事者以事為主，記一事或同類事之始末，而不限於年代，如紀事本末記某一事或正史中諸志記同類之事是也。傳記者以人為主，記一人或同族或同地域或同性質之人物的事跡，如正史中及雜史中各傳是也。亦有綜合各體而成書者，如《史記》各本紀，編年體也；各書，記事體也；世家及列傳，傳記體也。
宋以前，多分史書為編年體及紀傳體，劉知幾《史通》所謂二體也。宋以後，更有紀事本末一體興焉。此舊說史書之三體也。然紀傳體實合編年體之本紀與傳記體之列傳及紀事本末體之志而成，為一種複雜的組織，似不能獨標一體，故今以新三體說代之。
古人史書多稱為春秋，故劉向、劉歆《七略》因之，將史書入於春秋類。班固據之遂不別立史部，如《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即《史記》），皆現今所謂史書，而藝文志屬於春秋家。至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晉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隋書·經籍志》），其丙部則史部也。至宋文帝元徽中，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記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史書與六藝同列為經典，蓋仍《七略》之遺意。梁武帝普通中，阮孝緒撰《七錄》，二曰紀傳錄，記史傳。史與經又分為二。至以四部分類者，唐則曰經、史、子、集，以史與經並立而次之，蓋遠師東晉李充分四部而史入於乙部之意也。歷代雖稍有更動，然史次於經，從此已定。但其中所包括有超岀現在史學史範圍者，如地理及金石兩門，後因研究範圍逐漸增加，以附庸蔚為大國；故現研究史學史者，不再討論及之，留為地理沿革史及金石史之專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