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關於歷史知識的通俗化問題
——兼答吳蘭先生
承吳蘭先生來信,對本刊內容提出意見,我們甚為高興,並願藉此機會談一談本國史知識的通俗化,亦即普及化的問題。
任何學科的通俗化的問題都不只是文字上的問題,而且是內容上的問題。現在我們來談歷史知識普及化,尤不能不著重於內容問題,就是拿怎樣的內容的歷史知識來普及的問題。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變革過程中不能缺少思想戰線上的鬥爭,而本國史的研究正是在思想戰線上必要的和重要的方面之一。本國史知識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為我們可以通過科學的歷史知識來肅清各種封建的、買辦的、個人主義與英雄主義的舊思想,並且我們可以由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而加強對於中國民族進步方向的信心與認識。統治階級向來總是利用歷史知識來麻痹和欺騙人民,他們片面地和歪曲地解釋歷史,企圖散播正統觀念和媚外觀念,引起對人民力量的懷疑,宣傳反對革命的改良思想以及達到諸如此類的其他目的。因此我們就必須努力把科學的歷史知識和人民大眾相結合,來代替那些統治階級所傳播的「歷史知識」。這樣說來,我們的歷史研究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要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重新建立中國史的科學知識,以擊敗統治階級的非科學的「歷史知識」。如果不和人民化與科學化的問題相連結著,通俗化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應該承認,舊的歷史觀念是常常能通過各種通俗形式而散播其影響。至今,都市中的市民很多還是「在無線電里聽彈詞或平話」,以接受「歷史教育」;而這種歷史教育的內容多半都是極有害的。很多人對本國歷史惟一熟悉的是三國時代,一部《三國演義》教育了他們。可是這種小說,正是封建傳統的歷史觀念的代表。吳蘭先生說:有些「用白話譯的古史文字,讀起來固然比較容易,可是儒家傳統的封建思想仍舊原封不動」,也是事實。這些事實證明了避開內容的改造而講通俗是危險的事;同時也更提醒了我們,如果不能讓科學的、人民的歷史知識取得通俗的形式,是不能在思想戰線上取得徹底勝利的。
在人民的立場上以科學方法來研究上下數千年的本國歷史的工作固然已開始好多年了,成績也有不少;但是缺點和不夠之處也還很多。我們以為,教條主義的影響在歷史研究中並不是不存在的。在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我們對於一部中國歷史的了解,在許多方面還是停留在概念式的輪廓畫和一般性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上;還沒有能掌握全部必要的資料,發現各種具體的歷史規律,因而也還沒有能把對於本國史中的一切重要的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的認識都提高到科學的水平上。當然這也不是說,這樣性質的工作,我們完全沒有做過;而是說,在一部龐大的本國史中,我們所已經做了的,還是渺乎其小。——正因此,歷史知識普及化的工作也就受到了限制。概念的知識和抽象的了解,無論用怎樣通俗的文字寫出來,畢竟還是不能和人民大眾相結合的。因此,在歷史研究上,提高的問題又不能不與普及的問題同時提出來。我們所謂提高,就是要從舊史學的迷霧下重新整理一切史料(也就不能不進行各種必要的考古與考證工作),使歷史的真實復現出來,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來加以分析研究,用人民的立場來給以解釋與說明,以求能正確地認識一切歷史事實與歷史人物,把握一切具體的歷史規律。……把這樣的研究的結果普及化才真正能對人民有益。
由此可見,我們之所謂普及與提高兩方面工作,是密切關聯的。但普及與提高兩種工作也有著某種程度的區別,這是不可否認的。不能說,只有人民大眾有興趣知道的事件才值得我們研究。因為這一事件必然千頭萬緒地和其他許多歷史現象相關聯,如果不全盤地進行研究,孤立地認識這一事件一定會陷於錯誤。反之,如果忘記了歷史研究無論怎樣深入,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服務於當前人民大眾的實踐鬥爭,那也勢必會沉溺到無邊的史料的海洋里,永遠爬不出來。
普及與提高兩項工作也不是有著嚴格的先後次序的。正如在一切科學上一樣,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導了普及。二者是互相輔助,互相推動的。
一般說來,對於歷史研究上的普及化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如此。
至於本刊,因為是在報紙上的副刊,當然應該接受吳蘭先生的意見,注意到一定程度上的通俗化的要求;但因為這終究是一個專門性的研究刊物,所以通俗的要求恐怕也只能限於一定的程度。以這樣少的篇幅和小的人力,事實上也決不可能在提高方面做多少工作。但就目前歷史研究的狀況言,在這小刊物上似覺還不能盡廢帶有提高性的工作。本刊的方針旨趣大體上已見於第一期的《編者的話》中,自將隨時根據讀者意見而改進。
附帶說一說吳蘭先生信中提到的幾點小節:
一、以「硬記人名、地名、年代和戰爭」來作為歷史知識的全部,固然是不對的,但活的歷史知識自也離不開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否則歷史知識將只能是所謂「概念的輪廓畫和一般性的社會發展規律」了。(參看本期《歷史學上的人名、地名與年代》一文)
二、引用「原文」對於許多讀者閱讀困難,這是我們也知道的。但如果完全不引用古典文字,則所說變成沒有史料根據了。這點只能儘可能設法來使讀者得到方便。
三、在第一期《編者的話》中已說明,本刊實以歷史為主,地理方面的文字只限於對歷史研究有關係者。但過去幾期中,還缺少這樣性質的地理文字,此後當酌量增加。
(香港《文匯報》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
附:吳蘭先生來信
翦先生:
我在《文匯報》復刊那一天,讀到該報七種周刊的預告,知道先生主編《史地周刊》,深深地為我們讀者欣幸!昨天讀了先生的《編者的話》之後,我願意把我的淺見寫呈左右,請先生指教。
最近我讀了吳晗教授的《史事與人物》一書,頗感興趣。回憶在小學、中學時代,我們吃足歷史課的苦頭。每逢考試的時候,只知硬記歷代的一筆流水賬,硬記許多人名,地名,年代和戰爭。考試一過,這本流水賬也就丟掉了。所以上歷史課,遠不如在無線電里聽彈詞或平話較有興趣。
後來在一位教師那裡,借讀過顧頡剛先生用白話譯的古史文字(章)。讀起來當然比較容易,可是儒家傳統的封建思想仍舊原封不動。
近幾年來,讀到吳晗教授的新歷史文章,才開始對中國歷史感到興趣。
言歸正傳,我們希望讀些什麼東西?
一、吳晗先生在《敬賀〈文匯報〉復刊》一文中說:「我們希望《文匯報》一定會做到通俗化、人民化……報紙是為最大多數人服務的,要辦到人人能讀,人人喜讀,人人必讀。通俗化不只是文字的通俗而已,內容又何嘗不應該如此。……」吳先生所指的報紙,當然包括一切周刊在內。老實說,我們不喜歡讀太專門的東西,我們願意讀用通俗文字寫的歷、地。好像石敬瑭、曾國藩等故事,好像歷史上人民翻身的故事,好像遊記。譬如昨天的《史地周刊》,我們只喜歡讀陳思遺先生的《三國時內戰中的外族軍隊》。凡是考古、考證的文字,恐怕太專門了。
二、希望不要太偏重歷史方面。例如昨天的《史地周刊》,三篇都是歷史文章。我們希望多讀遊記;如果能就最近人民解放戰爭勝利聲中多講些戰爭地理,那是更有興趣的。
三、文字方面,我們怕讀長文,更怕讀引用許多原文的文章。因為許多原文,沒有註解,我們根本讀不懂。我們希望《史地周刊》也做到「人人能讀,人人喜讀,人人必讀」。
敬祝
著安
晚 吳蘭上
九月十一日晚
(香港《文匯報》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