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歷史學上的人名、地名與年代

打開一部二十四史或其他古典的編年史，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滿紙都是人名、地名和年代。這些專門名詞和數目字，對於一個初學歷史的學生，實在是一種最討厭的東西。 我在初學歷史的時候，也曾經感到人名、地名和年代的苦惱，並且因此而一度對歷史學發生厭惡。但是不久經驗就告訴我，除非我不想學習歷史，甚至不想知道歷史，否則就要用極大的忍耐去接近這些討厭的東西。 因為所謂歷史，並不是一片灰色的空談，而是人類過去為生存而活動的事實之記錄。具體的說，所謂歷史，就是記錄「一定的個人，或一定的人類集團（階級或種族）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空間所進行的一定的事情。」因而在歷史上，抽出了人名、地名和年代，可以說，就沒有歷史了。 舉一個例，「民國 37 年 9 月 22 日，陳毅將軍解放濟南，生俘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這是一個歷史記錄。假如我們從這個歷史記錄中抽出陳毅將軍、王耀武等人名，再抽出濟南、山東等地名，又抽出 37 年 9 月 22 日等年月日，那麼這個記錄就會變成「某年某月某日，某將軍解放某城，生俘國民黨某省主席某人。」這還成什麼歷史？ 是的，歷史不完全是一種記錄的科學，同時也是一種批判的科學。因為歷史學的任務，不僅在於記錄史實，同時也還說明史實。換言之，它不僅告訴我們過去的史實「怎麼樣？」尤其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但是我一定要鄭重地指出，如果要知道「為什麼」，就必須要先知道「怎麼樣」？正如我們要批判一個人，我們必須要先知道這個人的行為和思想，而且知道的愈詳細愈清楚，則對於這個人的批判，就愈恰當，愈正確。否則若執路人而批判之，就無從下手。歷史的批判也是一樣，沒有掌握具體的資料，便無法進行。所謂具體的資料，就是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有年代有地點的歷史事實。因此人名、地名和年代，在歷史學上是最重要的。如果從歷史上去掉人名，那所有的史實，都會變成無頭公案。 關於人名在歷史學上的重要，我在《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中曾經指出：「在舊的中國史著作中，看不見社會經濟的影子，在新的中國史著作中，看不見歷史人物的名字，如果前者是觀念論，則後者便是機械論。」（見拙著《中國史論集》第一輯）因為歷史不是封建經濟之自動的發展，還要加入人類之主觀的鬥爭。正確地說，歷史是客觀條件與主觀鬥爭之辯證的統一。只要我們不否定人類主觀鬥爭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便不應該忽略歷史上的人名。 是的，創造歷史的，是人類全體，不是單個的個人。人名是標示個人的符號，似乎並不重要。但是我們知道，在歷史的行進中，人類的全體往往要以階級、種族等利害的不同而分裂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集團並展開敵對的鬥爭，同時這種鬥爭又往往被一個或幾個傑出的人物所發起、組織和領導。除非我們否定歷史上領導人物的作用，不然，我們就應該重視出現於歷史上各時代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實際上，有若干歷史人物的名字，已經不僅是他個人的符號，而是一個階級、一個種族、一種思想乃至一個時代的符號。例如嬴政（秦始皇）是一個人名，但他卻變成了暴虐的代名詞；秦檜、洪承疇、汪精衛都是人名，但他們卻變成了漢奸的代名詞；孔丘、墨翟、楊朱都是人名，但他們卻變成了幾個學派或思想的代名詞；又如陳勝、吳廣、樊崇、王匡、陳牧、張角、竇建德、劉黑闥、黃巢、劉福通、徐壽輝、明玉珍、郭子興、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人名，但他們卻變成了農民暴動的代名詞。同樣，在今天，毛澤東的名字，是他個人的稱號，但同時也代表著中國的人民大眾；蔣介石的名字，是他個人的稱號，但同時也是中國的買辦、地主和官僚等一切反動派的符號。一言以蔽之，許多歷史人物的名字，都特徵著一定的歷史內容。如果我們要研究歷史，就不能忽略這些人的名字。 其實，人名並不一定討厭。他之所以討厭，不是因為他是人名，而是因為我們對於這些人名太生疏的原故。例如沒有一個人對劉備、關羽、張飛不感到興趣的，這就是因為人們從《三國演義》中熟知了劉關張的故事。假如我們一提到建安七子、西晉八王，就會感到頭痛。這是因為我們對所謂「七子」「八王」的故事不大清楚。因此只要我們努力去認識歷史上的人物，那麼，歷史上的人名就會從紙上浮凸出來，由一個抽象的符號，變成一個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活人。 地名比人名更要乾燥無味；但是在歷史上如果去掉了地名，那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任何時代的任何歷史行動，都要在大地上進行，就是今天的空戰，也要把炸彈投擲到地下，才能發生實際的效果。地理和歷史的關係，正如戲劇和舞台一樣，沒有舞台，戲劇的演出是不可能的。離開了大地，歷史也沒有實現的可能。 地理和歷史一樣，也在不斷的變動中。自然地理的變改，固然需要長久的年代。而政治地理，則歷代都有變易，這種變易，又與歷史的變動息息相關。例如兩漢和唐代等王朝的疆域曾發展到中亞，而東晉、南朝、南宋等王朝的疆域則縮小到長江以南，這些發展和收縮，正是中原王朝興衰的表征。又如在兩漢時期，西域分化為三十六國乃至五十餘國，到三國時期，則合併為六國。這種分化和合併，正是西域諸國歷史演變的結果。又如同樣的中原王朝，各朝代的行政區劃有所不同。如秦分三十六郡，漢分十三州，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元分十一省（中書省在外），明分十三省（京師、南京在外），清代分本部為十八行省。又如同樣的地方，而古今異名。同樣的地名，而古今異地。前者如今之南京，晉曰建康，元曰集慶，明曰應天，清曰江寧；後者如漢之九龍，為海南島之一縣，今之九龍則在香港對岸。如果不弄清楚，就會不知所指，或者張冠李戴。總之，不了解地理，就無從了解歷史的進行。例如歷史上的戰爭的進軍，商業交通的路線，種族和文化的移動，都要從地名中才能探索出來。 地名之所以討厭，也是因為我們對於這地方的知識太少。假如我們知道某一地方的內容，自然也可以感到興趣。例如我們現在看報紙，對於濟南、錦州、太原這些地名，一定不會感到枯燥，因為我們從地圖上知道它們的方位，甚至知道他們的街市。但是假如有人提到南非洲的某一市鎮，就會感到茫然。 在歷史學上的年代，比之人名、地名，更為枯燥，因為它是一些數目字的重複，特別是中國史上的紀年，還多一種甲子。但年代在歷史學上是重要的，它是貫串千百萬條片斷史實的一條繩索。有了它，這些史實，才能表示出時間的系列。有了時間的系列，我們才能知道史實發生的時代，這個時代，就是歷史研究的據點，才可以看出歷史人物或事實本身的時代性，也才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淵源，向下推求它的發展，向旁邊尋找它的關聯。否則，若從歷史上去掉了年代，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混亂一團的亂絲，找不到頭尾。 是的，有些紀年的歷史，按年逐月記載下去，好像一本流水賬，雜亂一團。但如果我們把一年的流水賬過到分類賬，我們便可以知道在這一年中，買了多少油鹽柴米魚肉布帛，而且也可以看出這一年中各種日用品的價格漲落，可以算出一年中生活指數的升降。研究歷史也是一樣。假如把那些錯雜記載的史實，依其性質以為類別而加以整理，我們就可以看出某一朝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輪廓，就可以看出內亂外患的起伏。 最後，我還要重複一句：人名、地名和年代，在歷史學上是重要的；但是這並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所有的人名、地名和年代都要死記，而是說只要學習歷史，就得要耐煩去接近它們，而且我以為這是一個考驗，即一個學習歷史的學生，那一天不討厭人名、地名和年代，他就走進了歷史學的大門。 （香港《文匯報》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