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劉知幾的歷史學
一 劉知幾的傳略
自司馬遷以後，歷東漢、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其間歷史學家接踵而起。如東漢之班固、劉珍、荀悅、蔡邕；晉之華嶠、陳壽、孫盛、王隱；宋之范曄、徐爰；齊之沈約、裴子野；梁之蕭子顯、吳均；陳之謝昊、姚察；北魏之崔鴻；北齊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學家。他們或身為史官，職典紀載，或心存褒貶，私撰國書，其所著述，皆能獨步於當代，擅名於後世。雖然，這些史學家的勞績最多亦不過保存史料而已，對於歷史學的方法，並沒有什麼新的發明。自司馬遷而後，迄於唐代，在歷史學方法論上，有新的發明者，唯劉知幾一人而已。
劉知幾，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於唐高宗龍朔元年，卒於玄宗開元九年（公元 661—721 年），年 61 歲。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國全盛時代。
劉知幾是漢代皇族的後裔，據他自己在《劉氏家史》上考證，彭城諸劉，都是楚孝王囂的曾孫居巢侯般的後裔。如果他要妄據「漢為堯後」的偽說，也可以說是聖王之後；但是他不要這樣虛妄的遠祖，而寧肯承認他的氏族是出自陸終。
劉知幾齣生的家庭是一個世祿之家。據《舊唐書》本傳云：「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劉胤之是一個學者，和史學家李百藥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成國史及實錄，並以此而封陽城縣男。後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為楚州刺史 。劉知幾之父親藏器就是胤之的從兄之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生二子，長知柔，開元初，為工部尚書。知幾即其季子 。
劉知幾因為家學淵源，自幼就博覽群書。《史通·自敘》有云：「予幼奉庭訓，早游文學。年在紈綺，便授《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嘆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講誦都畢。於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唐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這樣就奠定了他後來研究史學的基礎。
劉知幾的年紀，漸漸長大，便要準備一種走進人生旅途的功課，即所謂應世之學。在唐代以科舉策士，詞章最為重要。於是劉知幾遂不能專門讀史，而要同時致力於文學。《史通·自敘》中云：「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劉知幾天才放縱，不久便以文學知名於當世。《舊唐書》本傳曰：知幾「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史通·在敘》中亦云：「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即因他曾經一度研究文學，所以又準備了他後來寫著歷史的技術條件。
即因文學甚好，所以劉知幾「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 ，舉進士，並授獲嘉主簿。以後又調回京洛，服官中央。從這時，劉知幾便放棄了文學的揣摩，專心於史學的研究。《自敘》中云：「於是思有餘閒，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這樣，又加深了他的史學素養。
劉知幾不僅學習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強。他自幼讀史便不僅徒事記誦，因襲陳說；而是要通過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敘》中云：「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固）、謝（承）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劉玄）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30 歲），言悟日多。」
劉知幾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自敘》中有云：「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競、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榷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
劉知幾雖然性情孤僻，但並不高舉其自身於社會之外；反之，只要有機會，便要檢舉社會的罪惡，指斥當代的弊政。新舊《唐書》皆載，當證聖初，武則天詔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書指陳當時的政府，刑戮太過，嘗罰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同書又載，他以武則天時代，「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賦》以刺時。當時，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大約在四十歲以後，劉知幾才任史官。《舊唐書》本傳云：「知幾（武后）長安中（701—704 年），累遷左史，兼修國史。」以後，又「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以後，劉知幾的生活，就長期消磨在史館中了。
劉知幾既任史官，可謂學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歷史學創見，應用於國史的編修；但是事實並不如他所想，因為當時的史館組織，是「臨修制度」。史官註記，必須仰承監修的意旨，沒有撰著的自由。而當時的監修，大半為毫無知識的貴官，他們既不知明立科條，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無所適從。同時，當時同列的諸史官又皆流俗之輩，但卻「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 加之，權貴幹涉，偵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記，「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 實錄，則取嫉權門；直書，則見仇貴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劉知幾與諸監修及同事，當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
但劉知幾卻素抱刊削史籍的宏願。《自敘》中說：「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顏（師古）、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嘆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於史館，於是「載削餘暇」 開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寫著。《自敘》中說：「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由此看來，《史通》一書亦劉知幾「道不行」「志不遂」「郁怏孤憤」之所為也。
為了寫著《史通》，劉知幾很想擺脫史館的職務。恰好當景龍初，中宗西還，於是他便請求留在洛陽。他在洛陽住了兩年，這時，全部精力，皆用於《史通》的寫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說他身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龍三年，中宗便驛召他到長安，升為秘書監，仍派他修撰國史。
當他再回史館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這些監修貴官，意見不一，當時「楊令公（再思）則雲『必須直詞』，宗尚書（楚客）則雲『宜多隱惡』。」以是史官更難著筆。劉知幾深感其弊而無可如何。適蕭至忠責其「著述無課」，於是他就上書於蕭，請辭史官之職。在辭職書上，列陳當時史館之弊，並謂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補救，則「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
辭職書並沒有批准；但從此以後，愈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為。於是他索性將史館的職務，委託於著作郎吳競，而自己則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這時，劉知幾的《史通》已經完成，聲名揚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來裝點史館的門面。所以景雲中（710—711 年），便升他為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到玄宗開元初（713 年）再升左散騎常侍。而其職務，則始終是修撰國史。到開元九年（721 年），他的長子貺，為太樂令，犯事流配。他為他的兒子向執政訴理，玄宗聞而震怒，貶為安州 都督府別駕，而這位大史學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讀劉知幾書，而知其兼才、學、識三者而並有之 。惜乎！任道其職而道本行，見用寧時而志不遂，郁怏孤憤，終至貶死。賢者委棄，千古同嘆，又豈獨劉知幾為然耶？
二 劉知幾的著作、思想及其歷史觀
劉知幾著作甚多，據《舊唐書》本傳云：知幾「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此外又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及《史通》二十卷。在他的著作中，以《史通》一書最為不朽之作。
《史通》一書，分內、外二篇，各十卷，合二十卷。內篇分三十九目，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目無文。今所存者，僅三十六目。外篇分十一目，其中《雜說》一目析為上、中、下三篇，共合為十三目。這部書是劉知幾的史學創作，也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歷史方法論的巨著。
劉知幾之著《史通》，其主要目的，是在於糾正過去中國史學方法上的錯誤。故全書皆以批判的體裁作為寫著的方法，而其論點則側重於歷史學方法。但除史學方法以外，其所涉及的範圍亦至為廣泛。如其外篇中之《史官建置》，則論史官制度；《疑古》《惑經》《雜說》《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則皆系論歷史資料。總而言之，劉知幾在這部書中，可以說對他以前的中國歷史學，作了一次總的清算工作。
劉知幾對於他的《史通》一書，曾經在《自敘》中作過這樣的介紹。他說：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韋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雕龍）》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
即固《史通》一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故當時「悠悠塵俗，共以為愚」，而「見者亦互言其短」 。為了答覆當時流俗之徒的惡意批評，劉知幾曾作《釋蒙》以拒之。但當時也還有幾個知己，賞識其書。據《舊唐書》本傳載：「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即因《史通》不見重於當時，所以他在《自敘》中嘆曰：「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堅）、朱（敬則）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又在《鑑識》為之慨曰：「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逾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但是事實並不如他所想像之惡劣，《史通》一書並沒有長期埋沒。在他死後不久，玄宗便派河南府至其家，抄寫以進。讀而善之，並因此而追贈他為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賜諡曰「文」。而這又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的影響。他在《自敘》中盛讚王充的《論衡》。其言有曰：
儒者之書，情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轉茲症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
案王充《論衡》有《問孔》《刺孟》之篇，實為儒家的一位叛徒。而劉知幾亦有《疑古》《惑經》之作，其思想亦頗謬於聖人。他在《惑經》中說：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
他在《惑經》中，對於《春秋》之義，提出了十二個疑問，指出其虛妄者五端，大膽陳說，毫無顧忌。故劉知幾的《惑經》，實即王充《問孔》的續編。至於其《疑古》篇，則系非難《尚書》；但在《序言》上，亦指斥孔子。其言有曰：
故觀夫子之刊《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荑不存。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雲「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諸《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
又如王充有《指瑞》《驗符》之作，指斥符瑞之虛妄。劉知幾在《史通》中，即反對紀錄符瑞之《五行志》。《書志》曰：
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為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後之祥；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雹，大水無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早雩舛候，螟蜷蟲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禭，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恆事，應彼咎徵，昊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
又王充有《書虛》之作，謂竹帛上的文字，不可盡信。而劉知幾在《疑古》中，對於《尚書》所載的史實，指出疑問十點。他在結論上說，「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
從以上所舉各點，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的思想。頗受王充學說的影響，他不迷信聖經賢傳，不迷信災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聖經賢傳，所以他就富有懷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災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這種懷疑的精神與唯物的思想上，展開他的歷史觀。
劉知幾反對「歷史的定命論」。他以為歷史上任何朝代的興亡，人物的成敗，都不是天命，而是人事。他在《雜說》（上）中說：
《魏世家》太史公曰：『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蓋晉之獲之，由夷吾之愎諫；秦之滅也，由胡亥之無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魯之逐也，由稠父之違子家。然則敗晉於韓，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銘其說；檿弧箕服，彰於宣、厲之年；征褰與襦，顯自文、武之世。惡名早著，天孽難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湯、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則亡國之君，他皆仿此，安得於魏無譏者哉？夫國之將亡也若斯，則其將興也亦然。蓋媯後之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與京』；畢氏之為大夫也，其占曰：『萬名其後必大』；姬宗之在水滸也。獄鷲鷲族鳴於岐山；劉姓之在中陽也，蛟龍降於豐澤。斯皆瑞表於先，而福居其後。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終能坐登大寶，自致宸極矣乎？必如史公之議也，則亦當以其命有必至，理無可辭，不復嗟其智能，頌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有其惑乎？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虞世南《帝王論》，或敘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
上文列舉史實，證明統治者的滅亡，是由於他們自己的罪惡、無能。不能把他們的滅亡歸納為上帝的意思。同樣，新的統治者的興起，也不是上帝預先派定，而是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一言以蔽之，人類的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與「上帝」、「天命」這一類的鬼話絕不相干。像這樣承認人類對歷史之創造作用的歷史觀，就正是劉知幾的歷史學卓越之點。
其次，劉知幾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之正統的歷史觀。他在《稱謂》云：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雲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
在這裡，他雖然只提出吳、蜀的名號問題，而其主題，則是反對那種以「勢窮者即為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的歷史觀。例如他深以班、范二史不列劉玄於光武之前為非。他在《編次》中說：「當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而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光武稱帝於高邑），兄亡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夫東觀秉筆，容或諂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按劉玄為新市、平林所擁立，以中國正統派的歷史觀視之，實為盜賊，而劉知幾主張列紀於光武之前，這就是「有以力屈者乃成盜賊」也。
雖然，劉知幾對於「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仍未掃除乾淨。例如他反對列項羽於本紀，而曰「正可抑同群盜」。反對列陳勝於世家，而曰「起自群盜」。這又是他自相矛盾的地方。
又劉知幾甚至不主張「內中國而外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歷史觀。他在《稱謂》中說：
續以金行版盪，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加以主號；杞用夷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氏者矣。
歷史是具體的科學，要承認客觀的事實，不能以主觀的愛憎塗改歷史的事實。劉知幾可謂深得此理。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客觀主義的歷史家。
至於他敢於懷疑，則史料因以訂正；敢於非聖，則成見因以打破。這些都是他的科學精神。
三 劉知幾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
劉知幾對於中國歷史學各流派，曾經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在《六家》中，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為六家。他說：
古往今來，質文遞變。諸史之作，有恆厥體。榷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按《尚書》為記言的史體，《春秋》為記事的史體，《左傳》為編年的史體，《國語》為分國的史體，《史記》與《漢書》均為紀傳體，而前者為通史體，後者為斷代史體。這六種歷史學體裁不是同時發生，而是中國歷史學體裁相續發展之系列，所謂「古往今來，質文遞變」的結果。
這六種體裁在最初，都不過是各時代的歷史記錄者用以記錄史實的方法；但是後來的歷史學者競相模擬，於是這六種歷史學體裁，遂演化而為六種歷史學流派。
例如《尚書》，本來是一種最古的歷史記錄方法。「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又如《春秋》，後來也有襲用其名以為著述的。如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其所著書，皆謂之《春秋》。
《左傳》亦有擬作，如晉著作郎樂資曾撰《春秋後傳》三十卷，其書始於周貞王而終於二世之滅。獻帝時，荀悅著《漢紀》三十篇，亦依《左傳》體裁。以後每代都有擬作，如張璠、孫盛、干寶、徐廣、裴子野、吳均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其名雖異，但其為體，則皆擬《左傳》。
《國語》體裁，繼之者有《國策》。至孔衍，又以《國策》所書之未盡者，聚為一錄，名曰《春秋後語》。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著《九州春秋》。這些都是《國語》的流派。
其摹擬《史記》者，則有梁武《通史》，崔鴻等所撰的《科錄》，及李延壽的《南北史》等。至於《漢書》，則所有中國的所謂正史，都是屬於這一流派。
中國的歷史家，大概不出這六種流派。即或稍有形式不同，但亦不過這六種體裁之變體而已。所以劉知幾把中國的歷史學派分為六家，大概是可以包羅一切的。
劉知幾在劃分中國歷史學的流派以後，又展開其對各家的批判。其論《尚書》的體裁，則以為其最大之缺點就在於這種體裁中，對於人物的記載不能詳其平生；對於事實的記載，不能詳其年月，而這些又都是歷史學上最重要之點。他在《六家》中說：
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
其次，他以為《尚書》的體裁，既以記言為主，就體裁論體裁，則不應於記言之外，有記事的專篇；但《尚書》中竟有此種例外，這就是體例不純。《六家》說：
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
其論《春秋》的體裁，則認為有長處，也有短處。《二體》說：
《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下）惠，仁如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
其論《左傳》的體裁，認為是一種最好的注釋體裁。他在《申左》說：「《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又說：「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這種注釋體裁的優美之處，就在於它能補本文之缺略而又不重複本文。《六家》說：
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其論《國語》，則認為是《春秋》的外傳，但是它的特點，就在於「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寫成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上起周穆王，下迄魯悼公，自成一種分國為史的體裁。故《六家》曰：「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其論《史記》的體裁，在《六家》中專說他的短處。他說：
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
但在《二體》中，則謂《史記》的體裁有他的短處，也有他的長處。他說：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帝）紀，則云：「語在項（羽）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
其論《漢書》的體裁，則謂與《史記》相同。《六家》曰：「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為『世家』及改『書』曰『志』而已。」即因《漢書》的體裁同於《史記》，所以《史記》的短處和長處，也同樣表現於《漢書》。惟《史記》為通史體而《漢書》則斷西漢一代以為史，因之《漢書》就沒有「疆宇遼闊，年月遐長」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說：
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
以上乃劉知幾對中國歷史學各流派的批判，就史體論史體，可謂切中利弊。他在結論中說：「《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又在《二體》中說：「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由此而知劉知幾認為最進步的歷史體裁，乃是編年體和紀傳體。這從歷史學發展的觀點上看來，也是對的。
惟劉知幾於紀傳體中，美《漢書》而抑《史記》，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見耳。考紀傳體確為一種進步的歷史體裁。這種體裁，可以說是《尚書》等四種體裁之綜合。其中「紀」以編年，猶《春秋》之「經」也；「傳」以紀事，猶《左氏》之「傳」也；《世家》以分國錄諸侯，猶《國語》之分國為史也；又嘗錄帝王之制詔命令，則又猶《尚書》之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這種體裁已並「編年」「紀事」「紀言」「分國」諸體於一書，別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為用，彼此相銜。以各家之長，濟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歷，總之以書、志，卓然自成為一種新的歷史體裁。但這種偉大的創造，是司馬遷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漢書》不過是《史記》的擬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記》之肩背？
四 劉知幾論紀傳體的各部門
劉知幾在泛論中國歷史學各流派以後，於是集中其論點於紀傳體。他就紀傳體的各個部門，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等，展開其批判。
他論「本紀」，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本紀」所以紀天子，非天子不應列入「本紀」。因此他對於司馬遷之列周秦先世於「本紀」，認為「可怪」。列項羽於「本紀」，認為「乖謬」。《本紀》曰：
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其次，他以為「本紀」所以紀年歲，顯國統，故無年號者不紀，無國統者不書。所以《魏志》曹傳，權假漢年；韋曜《吳史》，不紀孫和。蓋以其子孫雖為天子，其祖先不能因之而亦稱天子。如其祖先亦稱天子，則當時固有天子，沒有歷史地位可以安插這位追尊的天子。所以他反對把追尊的天子，寫入「本紀」。《本紀》曰：
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追尊晉代的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
第三，他以為「本紀」的體裁，是以事系年，而且專載大事，以顯示某一帝王時代的歷史大勢，不應把瑣碎的細事，寫入「本紀」。《本紀》云：
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彥淵）、李安平（百藥）之徒，其撰魏（書）、（北）齊（書）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他論「世家」，也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以為「世家」所列的人物，必須有世可續，有家可承；否則即不應列於「世家」。因此他以司馬遷列陳勝於「世家」為不然。《世家》曰：
「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
第二，他以為「世家」所以錄諸侯，不應錄大夫。因此，他反對司馬遷錄三晉及田氏之先世於「世家」，而田完反沒其名號。《世家》曰：
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統，具歸「世家」。……又（田齊）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熟謂其可？
第三，他以為「世家」所列諸侯，應該是專制一國、傳世甚久的古代諸侯。而徒有其名的漢代諸侯則不應列入「世家」。《世家》曰：
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
此外，他以為還有一類人物，即割據之君，「為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亦宜列於「世家」。
他對於「列傳」提出了五點意見。第一，他以為「列傳」所以列卿大夫，非卿大夫則不應編入列傳。因此他反對陳壽在《三國志》中列吳、蜀二帝於「列傳」。《列傳》曰：
夫紀、傳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記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
第二，他以為「列傳」主題，皆系人名，如非人名，即不應列入。《編次》雲。
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明，同聲相應者矣。
第三，「列傳」中有「合傳」，但他以為「合傳」的人物必須同時並世，而其行事，又首尾相隨，如「陳余、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 ，這是可以的。至於以異代之人，列於一傳，如：「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的曹沫與燕荊柯並編」 ；「老子與韓非並列；賈詡將荀緒同編」 ，這是不對的。
第四，「列傳」中有附出之例；但他以為這種附出的人物，必須「名行可崇」而又「事跡雖寡」，不能獨立成傳，所以「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若名行不可崇者，則無附出之必要。但「孟堅每一姓有傳，則附出余親。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後，婦姑分為二錄。」 這也是不對的。
第五，他以為列事作傳，所以播其遺烈，顯其令聞。但「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跡，用使游談者靡征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 這更有違「列傳」的本意。
他對於「表歷」根本反對。他以為歷史應該用文詞寫著。而不應用「表歷」排列。而且史實既見之於文詞，又再列之於「表歷」，實為重複。故他以為載「表歷」於史傳，未見其宜。「表歷」曰：
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諜，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
在「表歷」中，他最反對班固《漢書》所載「古今人表」。他以為班氏的「古今人表」既不表現國統的遞襲，又不表現祿位相承，只是品藻賢愚，激揚善惡，這實在不能表示一種連續的歷史意義 。而且「人表」中所錄的歷史人物，既非同出一族，又非同在一時，並且皆系漢以前的人物。以漢以前的人物，而列於《漢書》，更是不倫不類，他在《表歷》說：
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為次，何藉而為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贏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何斷而為限乎？
他以為如必欲作表，亦只應適用於歷史上的紛亂時期，如春秋戰國及五胡亂華時代。因為在這樣的時代，或群雄割據，各為年世；或諸胡錯峙，自相君長。世變多端，史實複雜，若申之以表，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所以他以為在《史》《漢》諸表中，惟「列國年表，或可存焉。」自此以後，則唯有崔鴻作表，頗為切要。
他對於「書志」頗為稱讚。《書志》曰：「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不過他以為「書志」之中，有「妄入編次」、應予刪除者三，即「天文」「藝文」「五行」是也。亦有「事應可書」，宜予增加者三，即「都邑」「氏族」「方物」是也。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天文志》，是以為天文變化不大，不如人事每代變易。《書志》曰：「夫兩曜（日、月）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恆。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故他以為「天文」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載其當代的日月之蝕，星宿移動，而不應重複天體之概論。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藝文志》，是以為同一書目，「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故他以為《藝文志》可刪。「如必欲作志，則亦只應列當代撰者所撰之書，不應重複刊載前代之書目。」
他之所以主張刪除《五行志》，是以為《五行志》多載「虛說」、「浮詞」，「言無準的」，「事涉虛妄」。如必予為志，亦只應記當代災異，不應追證前事，曲加附會。
反之，他主張增加《都邑志》，則從「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又以「宮闕制度，朝庭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所以他主張「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
他又以為各種方物，「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貢」，古代皆有紀錄。如「《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自漢代拓境，四國來朝，各獻方物，而種類更多。爰及魏、晉，迄於周、隋，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此等方物，與社會經濟有關，故凡為國史者，宜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前。
他又以為氏族關係血統，如「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所以歷代亦有紀錄，如「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所以他以為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志》之下。
其論「論贊」，則謂後來的作者，都犯了以下的幾種弊病。
第一，不必論而強為之論。《論贊》曰：「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而冠以「太史公曰」）。必理有非要，剛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自司馬遷而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儀』，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這些作者的史評，大抵多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因而就不免有「私徇筆端，苟衒文彩」的弊病。
第二，重複本文。《論贊》曰：「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易言之，即簡單明了，不重複本文。但後來作者，「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這就犯了重床迭被的弊病。
第三，「論贊」重出。自班固於序傳中以詩體作「述」，范曄改「述」曰「贊」，以後每篇皆有一贊。「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令大」。《論贊》曰「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制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
第四，論事不當。《論贊》曰：「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這都犯了歪曲史實的弊病。
其論「序例」也說後來的作者，犯了以下的兩種弊病。《序例》所謂：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故其為體，宜「言詞簡質」，「敷暢厥義」。但自遷、固以後，華嶠而往，後之作者，皆「矜衒文彩」，忘其本義，「累屋重架」，有知所云。這是第一種弊病。又說：「夫史之為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史例既立，則「科條一辨，彪炳可觀」；但是後來作者，往往紀傳的內容並不依照史例，甚至背道而馳。這是第二種弊病。
以上是劉知幾對紀傳體的批判。這誠如他自己所云：「其所發明者多矣。」雖然，尺有所短，劉知幾亦有自相矛盾之處。
例如劉知幾論「本紀」，則曰：「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正可抑同群盜」，不應列諸「本紀」。但在《列傳》中則曰：「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按孫、劉之於漢，猶西楚之於秦，都是割據的勢力，若必謂項羽為僭盜，則劉備、孫權，又何非僭盜？若必謂僭盜不可以為『紀』則又何以於孫、劉二帝之『傳』而曰「其實『紀』也」？此其自相矛盾者一。
又如他論「世家」，則曰：「陳勝起自群盜」，「無世可傳」，「無家可宅」，不應列於「世家」。但《題目》中又謂「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紀。」按：下江、平林諸人之於漢，亦猶陳勝、吳廣諸人之於秦。同為農民暴動的領袖，如必謂陳勝起自群盜，則下江、平林諸人亦起於群盜。如必謂起於群盜者，即不可列於「世家」，則何以又謂下江、平林應列於載紀？此其自相矛盾者二。
又如他批評司馬遷列周、秦先世於「本紀」，列三晉、田氏先世於「世家」，則持規律以為斷曰：諸侯不應列於本紀，大夫不應列於世家。但司馬遷列漢代諸侯於世家，於規律正相符合，而又持事實以為斷曰：「雖得劃一之宜，詎知隨時之義。」如持事實以為斷，但項羽名雖霸王，而實同天子，司馬遷列之於「本紀」，並不乖謬。如持規律以為斷，則漢代諸侯，不論是否專制一國，傳世久暫，而名實諸侯，司馬遷列之「世家」又不為錯。劉知幾有時持規律以繩事實，有時據事實以反規律，此其自相矛盾者三。
又如他論「表歷」，則曰：「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但在《雜說》（上）則曰：「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表歷」之用，既如此其大，何以又說不宜列於史傳？此其自相矛盾者四。
此外如《天文志》，所以推數之變化；《藝文志》，所以溯文獻之淵源；《五行志》，所以記災異之現象；而劉知幾皆謂可刪。凡此都是劉知幾評紀傳體的美中不足。
五 劉知幾論歷史學方法
《史通》一書，全部都是論述歷史學方法；但其中有一部分系泛論歷史學各流派，有一部分系專論紀傳體各部分。故這裡所謂歷史學方法乃係狹義的歷史學方法，即劉知幾論怎樣寫著歷史的部分。關於怎樣寫著歷史，劉知幾論述最詳，但若總其要義，挈其宏綱，亦不外如此各點。
（一）論歷史學體裁
用怎樣的體裁寫著歷史，這是歷史方法論上的一個先決問題。劉知幾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嶄新的見解。這就是說，他堅決地反對模擬已經廢棄了的古典體裁，主張應用當時流行的體裁。他在《模擬》中說：
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在這裡，他指出歷史的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時發展的，學者不應以古為高，妄事模擬。若必欲模擬，則其著述必不能為當代讀者所接受。他在《六家》中說：「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翦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又說：「君懋（王邵字）《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因此，他以為如必欲模擬，亦只應師其立論命意，而不應學其形式。《模擬》曰：「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為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又說：「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
（二）論歷史學言語
體裁是歷史學的形式；而言語則是歷史學的本體。因為任何形式的歷史學，都必須借文字來表現其內容。劉知幾在《敘事》中說：「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正是說明這一意義。劉知幾以為歷史雖系述古人之事；但井非寫給古人讀的，而是寫給當代之人讀的。因此他反對在歷史學上，應用陳死的古代言語，主張應用作者當時流行的言語。他在《言語》中說：
夫《三傳》之說，既不襲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氓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在這裡，他指出言語也是隨時演變的，未必古之言語，優於今之言語。所以《三傳》不學《尚書》的言語，《史》《漢》不學《戰策》的詞句，以今古不同，言語已變。然而自魏以前，作者多效《三史》；自晉以降，作者喜學《五經》；以為如能學像了古人的言語文字，便可以向讀者證明他的典雅高古淵博，這豈不荒謬！所以劉知幾在《言語》中批判這些「擬古派」曰：
夫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亘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把近代語改裝為古代語，而以寫作歷史，已經是今古不分，真偽相亂。而北朝諸家，又改夷語為華語，再改近代的華語為古代的華語，這就更使歷史的記錄，失其真實了。《言語》曰：
彥鸞（崔鴻）修偽國諸史，收（魏收）、弘（牛弘）撰魏、周二書，必諱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三）論歷史學的編制
決定了體制和言語，然後才能開始歷史學的編制。劉知幾認為歷史學的編制，最主要的是翦裁浮詞，削除繁文。他不主張在紀事體的歷史中兼錄言論。因為言論與事實夾雜，則敘事因之不能明斷。他在《載言》中說：
《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
在這裡可以看出，劉知幾之不主張言與事雜書，是因為這樣的編制，遮斷了敘事的連絡。除此以外，他又以為史籍上所載的許多歷史文件，都是虛構，不但不能說明史實，反而淆混史實。他在《載文》中列舉其例。例如他說：在史籍中，常有「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又說：在史籍中，「凡有詔敕，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又說：「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這些都是「徒有其文，竟無其事。」若以這類虛偽的歷史文件，載之史籍，則「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恆不之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創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一字無廢。」像這樣的歷史，已經「非復史書，更成文集」了。所以劉知幾在結論上說：
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采真實，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
（四）論歷史學的標題
編制的規律既定，這就要輪到題目了。劉知幾以為假如書的內容是體，題目便是這個體的名稱，因此，題目必須能概括書的內容。他在《題目》曰：「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但是他以為歷來的史學家往往對於標題一點，有些名不符實。
他說照一般的習慣，在史書中，「其編年月者謂之紀，列紀傳者謂之書，取順於時，斯為最也。」但是「呂（不韋）、陸（賈）二氏，名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系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尤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歟！」
又如篇章之標題，亦須與其內容相合。但是「如司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這些都是題不對文。
此外，劉知幾以為題目的用處，在於揭示內容，故其為體，以簡明為要。如列傳標題，人少者具出姓名，如《伯夷傳》。人多者，唯書姓氏，如《老莊申韓列傳》。又人多而姓氏相同者，則結定其數，如「二袁」「四張」「二公孫」傳。但是到范曄，便於題目中全錄姓名，其附出的人物，亦以細字列其名於主題之下。降至魏收，則更為瑣碎。「其有魏世鄰國，編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這些既已詳述於傳內，又重標於篇首，大失標題的本意了。
（五）論歷史學的斷限
斷限，就是劃分階段的意思。但劉知幾所謂斷限，是指斷代而言。劉知幾以為既斷代為史，則在斷代史中只應記其所斷之代，史實不應超越這個朝代的界限。但是他以為後之作者，並未嚴守紀律。例如班固《漢書》，是斷西漢以為史，而「表志所錄，乃盡犧年。」又如「《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苞梁代。」又如「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臧洪、陶謙、劉虞、孫（公孫）瓚生於季末，不關曹氏，何「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此外，如「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以上所舉，他認為都是斷代不清。
至於「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瓠』，高句麗以鱉橋獲濟，吐谷渾因馬斗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這些，他認為都是侵官離局，越俎代庖。
總之，劉知幾所謂斷限，其意即如系一代之史，則非本代之事不書；如系一國之史，則非本國之事不書。
（六）論歷史學的敘事
寫著歷史的方法，最主要的，就是敘事。劉知幾論敘事之要有三，即簡要、隱晦與確實。而最反對者，則為因習。
他在《敘事》說：「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但他所謂簡要，並不是略去史實，而是削去繁複。因為自昔以降，史籍之文，日趨繁縟。「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瀰漫重沓，不知所裁。」文體既如此繁縟，而敘事又多重複。例如劉知幾舉出敘事之體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此四種方法，用其一，即可暢敘事理；但後來作者往往四者並用，床上架床。所以劉知幾首先提出簡要的原則，正是對症下藥。
劉知幾以為敘事不僅要工，而且要美。歷來史籍，敘事之美者，以《春秋》為最，而《春秋》敘事之美，則在於「微婉其辭，隱晦其說。」 因為這樣，文章便有言外之意。所以劉知幾以為敘事之要，其次就是隱晦。他在《敘事》中說：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其紀事也，）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義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里，捫毛而辨骨，睹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
敘事之要，尤在於真切。然而後來作者，多以古事比於近事，古人比於近人。設喻不當，遂使史實失其真切。劉知幾在《敘事》中曾列舉此類例子。如云：「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雲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又云：魏收《代史》，「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吳均《齊錄》，「敘元日臨軒，必雲『朝會萬國』。」又云：「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崔鴻）撰以新史，重規（李百藥）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劉知幾以為敘事之病，莫大於因俗前史之文。它在《因習》中曰：「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他又列舉實例以證明因習之弊。例如他說：
《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
又如他說：
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司馬昭），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回，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
（七）論歷史學上的書法
書法和紀事不同。紀事是敘述史實的原委；而書法則是歷史家對史實的褒貶。歷史家執行褒貶之法甚多，但要而言之，則不外直書與曲筆。直書者，即以明文嚴詞，直斥權貴；曲筆者，即飾非文過，取媚當道。即因如此，所以自古以來，直書的史學家，多遭刑戮，如齊史之書崔弒，司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北魏，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世。反之，曲筆阿時之徒，則功名富貴，忝然偷生。雖然，歷史學的任務，是在於明是非，別善惡，賢賢賤不肖，所以劉知幾還是主張直筆。他在《直書》中說：
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同時他對於那些曲筆之徒，則大致貶詞。《曲筆》中曰：
其有舞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美，籍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己仇。若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以上所述，乃劉知幾論歷史學方法之大要。這誠如他自己所云：「其為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論史體，則反對模擬經傳，主張應用近體；論言語，則反對憲章虞夏，主張應用今文；論編制，則反對繁文縟詞，主張言、事異篇；論敘事，則反對因襲陳說，主張簡要隱晦；論命題，則反對題不對文，主張名實相符；論斷限，則反對越俎代庖，主張不錄前代；論書法，則反對曲筆阿時，主張仗義直書。這些見解，都是很正確的，特別是反對模擬古典的體裁和古典的言語，一直到我們的今日，還有教育作用。因為一直到現在，還有人企圖用古典的文字，來掩蓋自己的淺薄。惟其中有一點是值得商量的，即言與事異篇。誠然把長篇大論的文章插入敘事之中，的確會打斷讀者對史實的觀察之聯繫；但是有些文詞，往往與史實不能分開，而且甚至就是史實的構成部分，如項羽的烏江自刎之歌，即其一例。因此，我以為短文而必要者，仍然要插在敘事之內；長文而次要者，則記於注內，以備參考。如此則言與事，各得其所。
六 劉知幾論歷史學文獻
劉知幾對於他以前的歷史文獻，也曾經展開一個全面的批判，他把中國的歷史文獻，分為兩大類：一曰「正史」，二曰「雜史」。他所謂正史，就是「經」「傳」「史」「漢」及其以後的官修國史；所謂「雜史」就是歷代以來私家撰述的史籍。
他在《古今正史》中，歷述中國正史的源流。上自《尚書》《春秋》《左傳》《史記》《漢書》，下迄隋、唐諸史，無不源源本本，詳述其作者姓名，成書經過，卷數篇數，及其後來的補註。其所根據的材料，自《史》《漢》而下，都是援引本書序論的原文；至梁、陳以還，則多舉其見聞所接。
他又在《雜述》中，列舉中國歷史的流派。他把古今「雜史」分為十類：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敘其性質，舉其書名，條分縷析，巨細無遺 [1] 。
劉知幾雖然把全部史籍別為「正史」與「雜史」；但他並不是重「正史」而輕「雜史」。他以為治史者，「正史」固然要讀，「雜史」也要讀。因專讀「正史」，不讀「雜史」，則見聞不周。但無論讀「正史」或「雜史」，都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讀。他在「雜述」中說：
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他以為如果不用批判之眼光去讀書，則「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症牾而不知其失」。這樣，雖「學窮千載，書總五車」，亦猶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 雖多亦希以為用。
不過他所謂批判，不是根據於主觀的愛憎，而是根據於客觀的實在。他在《雜說》（下）中說：「夫自古學者，談稱多矣。精於《公羊》者，尤憎《左氏》；習於太史者，偏嫉孟堅。夫能以彼所長，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兼善者鮮矣。」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態度。
劉知幾無論對「正史」或「雜史」，皆有批判。他對於「正史」，則在《疑古》中批判《尚書》，在《惑經》中批判《春秋》，在《申左》中批判《公羊》《穀梁》二傳，在《雜說》中則批判諸史，上自經傳史漢，下迄隋唐，所有的歷史文獻，無不具體地指出其癥牾之處，疏略之點，而予以辯證。此外，在《雜說》中，對於十種雜史也逐一予以評述。這樣就完成了他對中國歷史學文獻的批判。
他評《尚書》則曰：「《尚書》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今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 。
評《春秋》則曰：「案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隱），內為本國（諱）。事靡洪纖，動皆隱諱。」 是則「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誡，其義安在？」且「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 。
評《公羊》《穀梁》二傳，則曰：其錄人言，則「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其紀事，則「缺漏不可殫論。」其命意則「獎進惡徒，疑誤後學。」至於「論大體，舉弘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古今疑滯，莫得而申焉。」
評《史記》，則曰：「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不言冉、季之政事。」而傳《貨殖》，「獨以子貢居先」；錄《佞幸》，「惟以彌子瑕為始」。是其揚善顯惡，有所未盡。又說：「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是其取材「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又說：「《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而於《序傳》云：「為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泄」 ，不及其他。是其敘事，可省而不省，不可省而省。自然他認為最大的弊病，就是「推命而言成敗。」
其評《漢書》則謂其以漢史為列「古今人表」，於體裁，大為不類；以《漢書》抄錄《史記》，而一字無改，於紀事事理皆殊。又說：「《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韋相之篇，則不以韋賢冠首」。於標題，前後不一。又說：「班固稱項羽賊義帝，自取夭亡。又云：於公（定國）高門以待封，嚴母（延年之母）掃地以待喪。如固斯言，則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禍淫者矣。」 這又與司馬遷同陷於歷史的定命論了。
其評諸晉史，則曰：「東晉之史，作者多門，何氏《中興》，實居其最。而為晉學者，曾未之知，儻湮滅不行，良可惜也。王、檀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方諸前代，其陸賈、褚先生之比歟？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
其評《宋略》則曰：「裴幾原（子野）刪略宋史，定為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所錄文章，頗傷蕪穢。」
其評《魏書》則曰：以文字而論，則「援引詩書」。「妄益文彩」。使蠻音夷語，頓成經傳之文。以書法而論，則「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為草服之地。」反之，「稱登國以鳥名官，則雲好尚淳樸，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余所說，多類於此。」 賣國求榮，「何其厚顏」如此。
其評北齊諸史，則盛稱王邵《齊志》，這是因為這部書，多載方言，保存風俗。他在《雜說》中說：「或問曰：王邵《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為是乎？為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睹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荊楚訓多為伙，廬江目橋為圯，南呼北人曰傖，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媸。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借多聞，時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雲『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瞭然可知。由斯而言，邵之所錄，其為弘益多矣，足以開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矣，而子奈何妄加譏消者哉！」
其評《周書》則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跡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尚書。太祖敕朝廷，他文悉准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令狐德棻因之，「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其評《隋書》則曰：「詭辭妄說」，「以無益而書」。又說：「嗚呼！苟自古著述其皆若此也，則知李斯之設坑阱，董卓之成帷蓋，雖其所行多濫，終亦有可取焉。」
劉知幾對「正史」的批判，大概如此。現在再看他對「雜史」的批判。他在《雜述》中說：
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稿之資焉。
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
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借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及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
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
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
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
地里書者，若朱贛所采，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
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
以上，是劉知幾對「雜史」的批判。此外對《漢書·五行志》，還有單獨的批判，這裡不及再述。從以上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出劉知幾對中國的歷史文獻，皆認為有美中不足之處；但有一例外，即他對《左傳》一書，則認為盡善盡美。他在《雜說》（上）說：
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㕱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不論他對歷史文獻的批判是否完全正確，而其所指，皆系據各書內容，並非憑空武斷。這種客觀的精神和判斷的能力，實可驚嘆。
七 餘論
《史通》一書，雖系一部專論歷史方法的著作，但劉知幾在論歷史方法之中，亦嘗寓褒貶與奪之義。其中《疑古》一篇，題名《疑古》實即諷今。
例如他看到當武后之世，小人滿朝，而武后尚以帝堯自居，則天為號。於是他在《疑古》中引據《左傳》堯時有四凶而不能去之傳說，而曰：「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無分，賢愚共貫。」又引據《論語》：「舜舉咎繇，不仁者遠」的傳說，而曰：「是則當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又如他看到唐代史官，為了頌揚李淵而厚誣楊廣，欲比楊廣於桀、紂，以顯出李淵即湯、武。於是他在同篇中引據子貢「桀、紂之惡不至是」一語而曰：「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絕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
又如他看到李淵始則推戴恭帝，終則成其篡奪，而美其名曰禪讓。於是謂堯、舜禪讓不可信，而曰：「觀近古有奸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
又如他看到李世民弒其兄，而當時論者，比之周公誅管、蔡。因為《左傳》有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為了打擊這種諛詞謬論，於是他引據《尚書·君奭篇》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的傳說，而曰：「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 ，遽加顯戮。與夫漢代之赦淮南，寬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於之義薄矣。而《書》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以示其范。此種例子，散見於其他各篇者，往往而有，不及備舉。但由此已可看出《史通》一書，實為一部富有靈魂的歷史著作。誠如他自己所云：「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
總上所述，可以說就是劉知幾的歷史學之大概的內容。雖然亦有其短，但是只要我們想見劉知幾是 7 世紀末的一位歷史學家，那他的短處，就應該由時代負責了。
昔班固評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傅玄評班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
劉知幾評王沈、孫盛等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黜華夏，此其大較也。」
吾於劉知幾則曰：「論大道，則先《論衡》而後《六經》；述史觀，則反天命而正人事；疑古史，則黜堯、舜而寬桀、紂；辨是非，則貶周公而恕管、蔡；評文獻，則疑《春秋》而申《左傳》；敘體裁，則恥模擬而倡創造；此其所以為長也。但其論『本紀』則貶項羽而尊吳、蜀；評『世家』，則退陳涉而進劉玄；此又其所以為短也。」
（重慶《中山文化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45年9月出版）
[1] 《雜述》篇云：
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
「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此之謂小錄者也。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
「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鮐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
「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
「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
「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行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
「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里書者也。
「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