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遼瀋淪陷以後的明史
——紀念「九一八」九周年
一 從「九一八」想到「三二一」
愈是古遠的歷史，愈會逸出人類的記憶之外。因為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古遠的歷史已經漸漸與人類的現實生活不發生直接的關係了。在現在，沒有一個人不記得公元 1931 年的九月十八日，是瀋陽淪陷於日寇的一天，但是，也許有很多人忘記了，在中國歷史上還曾經有過同樣的一天，那就是明代天啟元年（公元1621 年）3 月 21 日，瀋陽淪陷於後金的一天。
1621 年的「三二一」與 1931 年的「九一八」，這兩天，在時間上，相距三百一十年，在本質上，是發生於不同的歷史基礎之上的不同的歷史事變。自然，對中國歷史也會發生不同的影響與作用。但是，不管其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與作用如何不同，而其同為引起中國歷史走上巨大的變革過程的一天，也是相同的。
歷史的發展，在形式上看來，往往好像有些事變是重複的，但是假如深入到歷史事變的本質，則歷史的發展決不是循環的。同樣的瀋陽的淪陷，而在明代的滿人，是中國的一遊牧民族；在今日的日寇，則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前者是遊牧民族對趨於腐敗的封建王朝之侵襲，因而勝利是屬於遊牧民族的；後者是瀕於沒落的資本帝國主義對向上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侵略，因而勝利是屬於民主主義的。這是同樣的瀋陽事變之不同的結果，也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
雖然，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不是像「月蝕」一樣絲毫不需要人的幫助而如期自己實現的。歷史發展的規律，只是提供歷史發展以某種可能性。而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則是需要人類主觀的努力。這就是說，歷史的規律雖然決定了明朝的覆亡，但假如明朝政府和人民能夠為了挽救覆亡，而加強其主觀的鬥爭，則亦可以使其覆亡的可能性延期實現；反之，歷史規律雖然決定了我們今日勝利的可能性，但如主觀的鬥爭不夠，亦復不能實現出來。這又是歷史發展之辯證的法則。
明代瀋陽的淪陷，是在天啟元年，即 1621 年；而其覆亡，則在崇禎十七年（1644 年），中間還有二十三年的時間。假使在這二十三年中，能加強其主觀的鬥爭，則明朝未必不能挽救。而其終於陷於覆亡的命運，固由於客觀的因素；但主觀的鬥爭之不夠，也是最大的原因。前車之覆，後車之鑑，我們用明代的「三二一」的歷史來紀念「九一八」，這是順便溫習一下歷史的意思。
二 1621年瀋陽失陷的速寫
天啟元年「三月乙卯，大清兵取瀋陽，總兵官尤世功、賀世賢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戚金、張名世帥諸將援遼，戰於渾河，皆敗沒。壬戌，大清兵取遼陽，經略袁應泰等死之。巡按御史張銓被執，不屈死。」
從這段紀載中的某某「戰死」，某某「赴援死」，某某「不屈死」等，我們知道當時滿人進犯瀋陽，是曾經遇到明朝守土將士的堅決抵抗的，而且明朝政府也曾經派兵馳援過瀋陽的。其所以失陷，並非由於將士不抵抗，政府不援救，而是抵抗者「戰死」，援救者「敗沒」，所以瀋陽的失陷，在明代，是光榮的。
「九一八」瀋陽失陷的情形，在現在，許多人都曾親歷其境；但是「三二一」沈遼失陷的情形，則只有憑著滿族統治者的記載了。但在寫這段歷史的時候，清王朝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鞏固了，所以他並沒有改變事實的必要。反之，他正要以暴露明人的堅強抵抗，以顯示其勝利的難能而可貴。據《明史·袁應泰傳》所載：
天啟元年 3 月 12 日，「我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明日，降人（蒙古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官陳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戰死。應泰乃撤奉集、威寧諸軍，並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守。十有九日，大清兵臨城。應泰身督總兵官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出城五里迎戰，軍敗多死。其夕，應泰宿營中，不入城。明日（二十日），大清兵掘城西閘，以泄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兵，遂渡濠，大呼而進。鏖戰良久，騎來者益眾，諸將兵俱敗，望城奔，殺溺死者無算。應泰乃入城，與巡按御史張銓等分陴固守。諸臨司高出、牛維曜、胡嘉棟及督餉郎中傅國，並逾城遁，人心離沮。又明日（二十一日），攻城急，應泰督諸軍，列楯大戰，又敗。薄暮，譙樓火，大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或言降人導之也。應泰居城樓，知事不濟，太息謂（張）銓曰：『公無守城責，宜急去，吾死於此。』遂佩劍印自縊死。婦弟姚居秀從之。仆唐世明憑屍大慟，縱火焚樓死。」
我們在三百年後，讀了這一篇悲壯淋漓的記載，猶覺瀋陽的失陷，如在目前。在這段記載中，我以為除了「民家多啟扉張炬以待，婦女亦盛飾迎門」與「清兵從小西門入，城中大亂。」頗有矛盾，顯然是那些獻媚的歷史家所粉飾，其餘大概皆為可靠的史實。在這裡，我們看見明代的守土將士，他們曾英勇地迎敵人於城外，他們曾沉痛地沿濠列陣以死守孤城。他們在城破後，還曾有計劃地「分陣固守，作激烈的巷戰」。從 3 月 12 日到 21日，經過了十天的苦戰。他們為守瀋陽而英勇抗戰，為瀋陽不守而壯烈犧牲。雖有越城而遁的諸監司（宦官）及督餉郎中，亦有佩劍而死的「大帥」，焚樓而死的「大帥僕人」。這種壯烈的史實，實足以照耀千古。
關於遼瀋失陷，後來歷史家多歸罪於袁應泰「招納降人」的政策，其實袁應泰之招降，實亦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當時正是明朝與滿族爭取蒙古的時代，明不招降，則滿必招降。據《明史》：「當時蒙古諸部大飢，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眾，處之遼、沈二城，優其月廩，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因此，我們以為袁應泰的錯誤，不在招降，而是在招降以後，對降人沒有作必要的警戒。致使降人「或陰為敵用，或敵雜間諜其中」， 而袁應泰則深信此輩降人，可以作為進攻滿兵的前鋒，不知他們早已變成敵探或便衣隊，以致為敵內應，成為瀋陽失陷的直接原因之一。雖然，降人叛變，只是遼、沈失陷的偶然因素，而其必然因素則是明朝政治已經造成遼、沈無法可守的客觀環境，並給予降人叛變以可能之機會。這正如「九一八」事變，我們不能完全歸咎於朝鮮浪人的活動，而應追究於朝鮮浪人何以能活動，是同樣的理由。
三 為甚麼自動地放棄「六堡」
為了說明遼、沈失陷的原因，我們不能不追溯遼、沈失陷前夕的歷史。人們也許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前，由於清朝政府及北洋軍閥的腐敗政治，已使日寇勢力深入東三省；但人們也許忘記了，在「三二一」事變以前，由於明末萬曆年間之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已使後金勢力深入了遼東半島。而「三二一」事變，只是這種腐敗、貪污的官僚政治之總結。
在萬曆末年，一方面水旱蟲蝗風雹癘疫等天災普遍地襲擊中原的農村；另一方面，由於倭寇不斷入侵，以及西南少數民族不斷的叛變，戰爭的負擔，重壓著全國的人民，以致使社會間敵對的矛盾，日益發展。此外，在上層社會，則黨派紛歧，互相對立，宦官黨與齊、楚、浙三黨「聲勢相倚，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而東林諸人，則評議朝政，自命清流，於是在統治者階層中，也發生矛盾。在朝的士大夫一面要致力相互間的傾陷，另一面又要監視著人民的異動，於是再沒有多餘的時間應付敵國外患。他們把國防重鎮，當做培植黨羽的地方，彼此爭奪，以致「十年之間更易八帥」 。而當時國防將帥，則只有貪污之徒才能當選，他們「以空名支餉，且多克減，邊兵屢嘩。」此種情形，到李成梁經略遼東的時代，便達到頂點。據《明史·李成梁傳》：
李成梁……子弟盡列崇階，仆隸無不榮顯。貴極而驕，奢侈無度。軍貲馬價、鹽課、市賞，歲乾沒不貲。全遼商民之利盡籠入己。以是灌輸權門，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每一奏捷，內自閣部，外自督撫而下，大者進官蔭子，小亦增俸賚金。恩施優渥，震耀當世。而其戰功率在塞外，易為緣飾。若敵入內地，則以『堅壁清野』為詞，擁兵觀望，甚或掩敗為功，殺良民冒級。閣部皆共蒙蔽……
像這樣的國防將帥，在當時，當然不只李成梁一人，李成梁不過是其中之一個，因之，這樣的貪污，也不是李成梁個人的特性，而是當時腐敗政治的特徵。換言之，個人如果不貪污，即不能生存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之中。像這樣的「將帥」，這樣的「權門」、「朝士」、「要人」、「閣部」，除了「奢侈」、「乾沒」、「賄賂」、「進官」、「蔭子」、「擁兵觀望」、「掩敗為功」……還有什麼國防可言呢！於是自然的結果，便發生了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自動放棄「六堡」之李成梁的建議。這是明代勢力在遼東之第一次的自動的退卻，亦即後來遼瀋失陷之第一次的預告。
所謂「六堡」，就是防守遼瀋的六個堡壘。有此六堡，則可以迎擊敵人於遼瀋東北二百餘里的地方，棄此六堡，則遼瀋便失去資以防守的前衛。棄六堡，即等於棄遼、沈，這是非常明白的。然而李成梁卻以六堡「地孤懸難守，與督撫蹇達、趙楫建議棄之。」而明朝政府要人，亦因「飽其重賕」，竟予批准。於是「盡徙居民於內地。居民戀家室，則以大軍驅迫之，死者狼藉。成梁等反以招復逃人功，增秩受賞」。 於是李將軍的大軍，就這樣英勇地替後金肅清了進攻遼瀋的道路。於是後金也就追隨著李將軍英勇的退卻，而深入遼東半島。在六堡放棄後的十二年間，後金從容不迫地併吞了蒙古諸部落，所謂呼倫四國，其中哈達、烏拉、輝發已經先後被他併吞，剩下來的只有一個葉赫了。
後金的鋒刃，到現在要轉向大明王朝了。於是在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便藉口明朝政府援助葉赫而以「七大恨」誓天伐明，於是而有「撫順之役」。在這一戰役中，從經略楊鎬以下「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 而後金兵乘勝破開原，陷鐵嶺，聲勢所及，使「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 有大難臨頭之勢。這是明代政府棄六堡以後滿清第一次的試兵，也是後來遼瀋失陷之第二次的預告。
但是即在此時，假使明朝政府稍有感覺，內息黨爭，集中力量外整軍備，鞏固邊防，則遼瀋未必即不能守。然而朋比為奸者，變本加厲，「軍機要務，廢擱如故」。忠勇卻敵如熊廷弼者，而為閹黨姚宗文之徒所排斥，以至熊廷弼所恢復之靉陽、清河、撫順、鎮江諸要塞，未及鞏固其守備而去職，而代以「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於是而有「三二一」遼瀋之淪陷，而遼河以東五十餘堡寨營驛及海、益、金、復、耀諸州大小七十餘城遂不能不淪於後金之手，於是後金遂得以遼瀋為根據，掃蕩關外，並進而窺伺關內了。
所以我們以為遼瀋的失陷，並非由於袁應泰的「招降政策」，而實由於李成梁的放棄六堡，亦即由於明朝政府的「棄地政策」。誠然，招降叛徒，袁應泰應負其責。然而任用「用兵非所長」之袁應泰而使降人有實現其叛變作用的可能者，則明朝政府不能辭其責。而況六堡既已放棄，雖有能將，亦難保遼瀋之不失，如袁應泰者，雖「用兵非所長」，而其勇於抗敵，忠於守土，終於「佩劍印」以殉遼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難得的人物。
四 熊廷弼傳首九邊
遼瀋淪陷以後，東北邊防，固已吃緊，然而假使明朝政府能於此時，朝野上下一致團結，集中人才，動員國力，以植黨營私為第二，而以敵國外患為第一，則未嘗不可拒後金於關外，可惜事實卻恰恰相反。
在整個的天啟年代中，亦即在遼瀋淪陷以後的七年中，明朝的政權，卻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賢等的手中。此輩宦官，既無國家觀念，更無民族意識，只知諂媚皇帝，盜竊政權，然後利用政權，殘害善類，剝削民眾。在天啟的七年間，南北台諫，肆其誣構；東西廠衛，恣意屠殺，造成有史以來未有的黑暗時代。在人民方面，則「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在士大夫方面，則「衣冠填於狴犴，善類殞於刀鋸」。於是一方面政府與人民間的矛盾遂爆發而為白蓮教的叛亂；而另一方面，統治者階層中的矛盾，則爆發為東林黨獄。以至朝野上下，矛盾交織，而國防大政，因之而益趨腐敗。
具體的歷史事實指示我們，當時的閹黨不但專制朝政，而且左右軍機。在天啟的七年中，兵部尚書之更換，如轉轆轤，前後任兵部尚書者十二人，其中除孫承宗外，如王之臣、高第、王化貞之徒，都是閹宦的黨羽，而崔呈秀且為魏忠賢主謀譏的「五虎」之一。此外，七年之中，任邊將者也有九人之多，其中除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之外，也多半是閹黨的走卒。不但如此，他們派遣宦官，干涉軍務，稍不如意，就加之以罪。誠如熊廷弼所云：「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台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 又如孫承宗所云：「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 這裡所謂「文吏」「文官」，就是監軍的宦官。他們招練軍隊，指發戰爭，所以「兵多不練」而「餉多不核」。再加以在朝的閹黨「拾帖括語」，「日問戰守於朝」。「一不從，輒怫然怒」。這樣，雖有能將，又有什麼辦法呢？然而正在這個時候，後金卻準備對明朝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於是而有「廣寧之役」。在這一戰役中，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右屯、前屯大小四十餘城，又一度相繼淪陷於後金之手。
廣寧之陷，由於經、撫不和，即廣寧巡撫王化貞牽制熊廷弼，使之不能實現其攻守的戰略。而經、撫不和，並非偶然，乃是當時執政的閹黨之有意的措施。誠如熊廷弼所云：「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斗，恃有閣臣。」而閣臣則受命於魏忠賢。他們上下相因，內外狼狽，故意陷熊廷弼於失敗，並藉此以殺之。所以熊廷弼當時，非常憤慨，曾上所疏述其痛苦，其中有云：「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 因此之故，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不能實現。所謂「三方布置策」，即在廣寧、登州、萊州各設巡撫，形成犄角，而集中主力軍於廣寧，以為固守。但是王化貞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分兵戍遼河沿岸，以削弱廣寧的防禦力量，並謂用毛文龍，用降將李永芳，用蒙古插漢助兵四十萬，可以一舉蕩平滿兵。所以結果不出熊廷弼所料，「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加以當清兵圍西平時，王化貞裨將孫得功陰通敵，於是廣寧遂陷。當時「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由此，可知廣寧之敗，乃係閹黨故意製造為誣殺熊廷弼之藉口。而結果竟「以門戶屈殺廷弼」，至「傳首九邊」，而失守廣寧之王化貞則以兵部尚書張鶴鳴之偏袒，逍遙法外。明朝政治之黑暗，一至如此。我們讀史至此，不能不為之廢書一嘆。
在熊廷弼死後，工部主事徐爾一，曾為之辯其冤曰：「廷弼以失陷封疆，至傳首陳屍，籍產追贓。而臣考當年，第覺其罪無足據，而勞有足矜也。……當三路同時陷沒，開、鐵、北關相繼崩潰，廷弼經理不及一年，俄進築奉集、瀋陽，俄進屯虎皮驛，俄迎扼敵兵於橫河上，於是遼陽城下鑿河，列柵，埋炮，屹然樹金湯，令得竟所施，何至舉榆口關外拱手授人，而今俱抹殺不論，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矣。」
當熊廷弼傳首九邊的時候，正是後金建都瀋陽的時候，明朝政府，就用了抗敵名將的腦袋，作為對後金建都的賀禮。而從此以後，執政的閹黨的主要任務，一方面是偽造《要典》，殲滅東林，毀天下書院，建魏忠賢生祠，以及奉魏忠賢配祀孔子等；另一方面，則是「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賚甲仗弓矢，白金文綺，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覘軍也。」 因此，在當時，不但朝署之中善類一空，就是守邊將帥如孫承宗者，因不附閹，皆為「閹豎斗筲，後先齕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
自從孫承宗被閹黨排去，於是而有高第盡撤關外諸軍的盛舉。據《明鑑》：「（第）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御，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內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並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據此，則知當時，除寧、前二城因袁崇煥力爭未撤外，其餘整個明朝的軍隊、人民，都從關外退入關內，這是明朝第二次自動的大退卻，亦即無異將整個的遼東半島奉獻於敵人。這是高第將軍的戰略，也是宦官大人的政略。
事情真是湊巧，隨著高第將軍的總退卻而來的，便是後金的二萬大兵的總進攻。他們渡遼河，搗寧遠，越城五里，浩浩蕩蕩，橫山海關大路而至。於是寧遠陷於重圍，袁崇煥以萬餘人孤軍死守，而高第將軍卻擁兵山海關內不救，企圖假敵軍來消滅袁崇煥。同時明朝政府的袞袞諸公大小宦官，也以為「必無寧遠」；然而十天之後，袁崇煥不但突破重圍，而且還追奔逐北三十里，使後來的清統治者不能不在《明史》上大書曰：「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當袁崇煥的捷報到達朝廷，魏忠賢就即刻派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到前線監視袁崇煥，而兵部尚書王之臣也事事與他為難。後金兵知道袁崇煥不為政府所信任，因而也必無後援，於是又再舉來犯，圍攻寧遠、錦州。而當此之時，宦官紀用勾結總兵趙率教秘密遣使通敵求和，以實現魏忠賢之失敗主義。然而袁崇煥卻勝利地擊敗了敵人，而成功了歷史上有名的「寧錦大捷」，粉碎了宦官的賣國勾當。雖然，袁崇煥卒以不附閹黨的原故，反因「寧錦大捷」而被罷免。但其他大小宦官，文武官僚則因此而加官進爵者不下數百人，這就是所謂「閹黨政治」。
我們總觀天啟年間的歷史，知道遼瀋淪陷後，明朝並不是沒有收復遼東的可能，而其所以不能者，則閹黨政治盡了很大的主觀作用。閹黨政治不僅造成了黨派的分裂，造成了社會的矛盾，間接幫助了敵人；而且牽制軍機造成失敗的傾向，直接響應敵人的進攻。非常明白，沒有王化貞之擁兵不救，則無廣寧之敗；沒有門戶之私，則無熊廷弼之死；沒有孫承宗之罷，則無高第之退卻；沒有高第之退卻，則亦無寧、錦之圍；最後，如果沒有魏忠賢之投降陰謀，則袁崇煥不致因寧、錦大捷而罷免。然而實際上，這些不應有的事竟然都發生了，主觀的作用，加速了明朝政權的崩潰。誠如孫承宗所云：「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曰經、撫罪也；我棄寧、前而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
五 袁崇煥死得冤枉
到崇禎初年，一方面由於後金侵略的加緊，銳化了對外的矛盾；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叛變的擴大，又深化了社會內部的矛盾。在此內外矛盾的交織之中，莊烈帝即位以後第一個任務，便是以緊急的手段，消滅統治者階層中內部的矛盾，加強統治者階層中的團結，以應付內外的敵人，於是殺魏忠賢，殲滅閹黨，釋放東林黨人，企圖把政權緊握在自己的手中，內平流寇，外抗後金，把明代政權，從危機中挽救出來。所以他一面先後以楊鶴、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進剿流寇；另一面又起用袁崇煥經略遼東，抵禦後金。雙管齊下，大有復興明朝的雄心。
然而可惜的，是莊烈帝當時有一個見解，以為攘外必先安內，所以把大部分兵力財力，都用於進剿「流寇」，而對後金的守備則十分不夠。除山海關略有配備外，其他薊北則非常空虛。當時崇煥曾指出此種危機，他說：「臣身在遼，遼無足慮。惟薊門單弱，敵所竊窺。請嚴飭前督峻防固御，為今日急著。」但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而後金兵不久即利用這一弱點，避開山海關，由龍井關，大安口，喜峰口迂迴入薊北，於是陷遵化，「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敗宣大援兵，遂取順義，……因進兵薄京城，營於土城關之東。」 而燕京因以震撼。當時袁崇煥方整理關外防務，他剛剛鎮壓了寧遠的兵變，斬殺了私通敵人的毛文龍，正準備進一步規復遼瀋的計劃。而忽聞此變，乃以騎兵兼程馳援，而步步隨之。後金以袁崇煥再起非常害怕，於是乃實行挑撥離間的計策，於是袁崇煥不死於戰場，而死於敵人之離間，死於昏庸之政府。據《明史》：「時宦官二人陷敵，敵設間，佯為崇煥密附滿洲，故使聞之。待釋歸，其人奔告於帝，」 帝遂信之不疑。於是袁崇煥遂於三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家無餘資。天下冤之。
袁崇煥死後，當時有布衣程本直為之訴其冤曰：
崇煥十載邊臣，屢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辟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堞，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於數十里而遁，敢與敵人劃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與歸。
客亦聞敵人自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者否？日，未也。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否也？曰，然也。……今日灤（州）之復，遵（化）之復，永（平）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自崇煥未蒞遼以前，遼亦有是兵有是馬焉否也？
我們讀程本直的訴冤書，不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我們所可惜的，不是袁崇煥個人的生命，而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抗清最力的將領，而是明朝政府毫不猶豫地執行敵人滅亡自己的國家的任務。論者謂袁崇煥之死與殺毛文龍有關。但據《明史》所載：毛文龍為閹宦魏忠賢的義子，亦即當時閹黨餘孽用以陰通敵人的線索。袁崇煥殺之，正是為國除奸。在毛文龍殺後，當時曾有如此的輿論：「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以崇煥一殺而通國快然。」 由此可知毛文龍乃是一個「國人皆曰可殺」而又「不能殺」、「不敢殺」的人物，然而袁崇煥卻因為殺了這樣一個通敵賣國的人物，而成為其致死的原因之一，明朝政府中的漢奸勢力之大，於此可以想見。故袁崇煥之死，正表示著明朝漢奸勢力之抬頭。
六 孔有德尚可喜獻了旅順
袁崇煥之死，為明代政治的一大轉變點。從此以後，明朝政府開始以全力剿滅流寇，而對後金，則有意無意表示妥協的傾向。宰相溫體仁，兵部尚書劉宇亮、薛國觀等「陰鷙溪刻，不學少文」之徒，相繼執政，他們又「蔽賢植黨」，於是「國事日壞」，以至於不可救藥。
但是當時並不是沒有精忠報國之士，孫承宗即其中之一。他繼袁崇煥之後，曾擊退敵人，恢復灤州、遷安、永平、遵化四城，將敵兵驅逐於關外，並連而捷兵出關，在大凌河修築堡壘，然而終以政府的掣肘，與巡撫邱禾嘉的反對，守備未固，而敵兵又圍攻大凌城。於是明朝政府以「築城起釁」罷免孫承宗，企圖以此謝罪於敵人；但是敵人之目的，並不在於孫承宗之罷免，而在於明朝的土地。所以跟著又有旅順之淪陷。旅順的淪陷，若謂為敵人之功，毋寧說是明朝寵將毛文龍的部下孔有德耿仲明之引敵入室、尚可喜之開城投降的結果。自旅順失而明朝與朝鮮之通路斷，而朝鮮全部淪入後金，從此敵人遂挾關外的人力物力，以開始其對明朝內地的侵略了。
然而即於此時，若能接受三邊總督楊鶴招撫流寇，共抗後金之議，則明朝政權還是可以挽救。然不此之圖，楊鶴卻因此建議而下獄，並且遠戍袁州。
現在明朝的大軍，不在國防要塞，而在朱大典、曹文詔、洪承疇等的指揮之下，追剿「流寇」于山、陝之間。此外，陳奇瑜則總督五省的兵馬，進剿川、湖的「流寇」。於是而有崇禎七年的清兵四路來侵。一從尚方堡經宣府趨應州，至大同。一從龍門口入會於宣府。一從獨石口入於應州。一從得勝堡入，歷大同，趨朔州。而「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這還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這種無能的將領，明朝政府不但不加以處罰，反而「留張全昌、曹文詔為援剿總兵，討流寇。」難道當時「流寇」就可以不戰而破嗎？還是這些將軍們勇於剿「流寇」而怯於御清兵呢？
即至此時，假使能用禮部侍郎文震孟的建議，「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 一面減輕剝削，一面招撫「流寇」，則不但剿「寇」的兵力可以解放出來，即「流寇」的力量也可以轉移為抗清的力量，舉國一致，尚可以作最後之奮鬥。然而可惜竟不被採用。於是清兵又攻錦州，由朔州毀武寧關而入，略代、忻、應、崞，俘斬七萬餘人而去。到次年（九年），清兵又分路逾獨石口，入居庸，克昌平，逼燕京，過保定，克十二城，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八萬。而督師張鳳翼、宣大總督梁廷棟按兵不敢戰。在另一方面，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卻廢為庶人，幽之鳳陽。應該禦敵的不敢戰，而敢戰卻不許戰，明朝政府的這種措施，真是有些亡國的徵兆了。
七 清兵迫錦州——洪承疇投降
到崇禎十年以後，即遼瀋淪陷的十七周年以後，明代的政府便開始走上了滅亡的道路。他們感到一面剿「流寇」，一面抗清兵，已經力量不夠，「兩害相權取其輕」，於是他們便轉而企圖對清妥協，並借清之力以共同消滅「流寇」。這是對內的矛盾超過了對外的矛盾，也是個人的利益超過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國策的這一轉變之下，於是楊嗣昌、陳新甲等妥協派相入閣，方一藻、洪承疇、吳三桂等民族叛徒，相繼占據東北重鎮，並通過宦官高起潛，拖著莊烈帝跟著他們走上投降的道路。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明朝最後的七年中，對於清兵的進攻，只有妥協、只有投降的記載了。
當十一年，清兵兩路來侵，一沿山下，一沿運河，山河之間，六路並進的時候，而當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與總監中官高起潛陰主和議。」 當時反對和議的是盧象升，他曾向莊烈帝建議：「命臣督，臣意主戰」。莊烈帝答覆他說：「和乃外廷議耳」。其實「當是時，帝心知清兵甚銳，力不敵；而恥言和，故委廷議以答象升。」可見當時莊烈帝也曾參與和議。盧象升並當面向楊嗣昌揭穿其主和陰謀。「象升曰：周元忠赴邊講和，往來數日，其事始薊鎮監督，受成本兵，通國共聞，誰可諱也。」 由此可見當時妥協投降，已經高唱入雲。所以當盧象升抗清兵於巨鹿時，而劉宇亮、高起潛按兵不動。結果和議不成，而清兵越燕京而南，連陷真實、廣平、歸德、大名，轉鋒東向，渡運河，陷濟南，克城五十，俘人四十六萬。
和議不成，於是明朝政府，乃又調洪承疇鎮守薊遼。在十二、十三兩年，清兵屢攻錦州，並逼關外諸城。到十四年，清兵又大舉圍攻錦州，陳兵於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而洪承疇的十三萬大兵卻望風而逃，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帶，赴海而死者，不可勝計。諸將都擁厚資，不願戰，於是洪承疇遂以松山降，而錦州不守。清兵直入山海關，進犯山東，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俘人三十六萬。從此以後，明朝便沒有甚麼國防了。
隨著洪承疇的投降，於是妥協之議又起，據《明鑑》：「初，清主皇太極屢遣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國內困敝，亦請主和以紓患，密遣職方郎中馬紹愉等持書議和。皇太極授以書，令還報，遣人送至連山而還。其事甚密。一日新甲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升，升後見疆事大壞，於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慚。升進曰：『倘肯議和，和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升，升言上意主和，於是言官交章劾升。帝怒其泄露，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這段史實，很明白的指示出當時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包圍莊烈帝，要他批准「可恃」的「和議」。以輿論反對，而沒有成功。但其信使往還，奔走和議，則是事實。而且莊烈帝深以泄露和議，致引起輿論之反對為可惜，也是事實。不錯，明朝到了這一時期，如果站在統治者的利益上，則只有聯合敵人以鎮壓「流寇」；但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則應該撫綏「流寇」以抵禦清兵。然而明朝政府所選擇的是第一條路，可惜明清的聯盟尚未成立的時候，而流寇已入首都。殆至吳三桂之徒投降敵人引敵入關，而大明王朝已經覆亡。雖然，清兵之得以平定中原，滅亡明朝，以建立其大清帝國者，還是藉口為明朝剿滅「流寇」。
總上所述，我們因知遼瀋失陷，以及失陷以後，明朝政府犯了許多主觀上的錯誤，助成了他的覆亡。假使最初不棄六堡，則沈遼不致失陷。遼瀋既陷，假如熊廷弼不以誣死，袁崇煥不以間殺，孫承宗不以「築城起釁」而罷，則據守關外以固關內，尚可徐圖恢復。即使如此，設無高第之撤兵入關，則寧、錦尚可守，無耿、尚叛變，則旅順不致失，關外諸要塞不致盡入敵手。即使如此，更設洪承疇不以松山降，則錦州不致為敵人所有，尚可以據山海關以為固守。即使如此，吳三桂與李自成聯合，不迎降清兵，則尚可以拒絕清兵於關外，明朝未必遂即覆亡。然而不幸此種事實相繼出現，於是明朝不能不覆亡了。
這樣看來，明之亡，原因雖多，而其主要原因，則不外宦官專政，植黨營私，政治貪污，國防廢弛，既不能集中人才，共赴國難，復不能澄清社會，消弭內亂。於是首之以「棄地」，繼之以「撤退」，而終之以「議和」，以至於引敵入室。結果「流寇」雖平，而明朝政權亦歸於崩潰。代之而起的，是大清帝國。這個帝國，不但剿滅了「流寇」，而且在剿滅「流寇」的口號下，顛覆了明王朝。
（重慶《中蘇文化》第七卷第三期，1940年9月18日出版。原題《遼瀋淪陷以後的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