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兩漢的尚書台與宮廷政治
一 尚書的沿革
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與宮廷是分不開的。因為這種政治的特徵，是皇帝個人的獨裁，皇帝深居高拱於宮廷之內，所以宮廷就必然要成為國家大政的機樞。即因如此，在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皇帝往往於其御用的中央政府以外，又再有其宮廷政治機構的組織。皇帝就運用這種宮廷政治的機構，把政權從朝堂集中到自己的臥室。亦即因為如此，在中國史上，皇帝的近侍，往往漸變而為掌握國家大權的執政。兩漢的尚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考尚書之職，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有了，如魏之主書，齊之掌書，實際上就是尚書。不過當時的主書或掌書，其職位並不重要，只是替封建諸侯主管文書的小吏而已。
尚書的官名，始見於秦。《通考·職官考》云：「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書，故謂之尚書。」又云：「尚，猶主也。」「主」與「掌」同義，故秦之尚書，實即由戰國時之「主書」及「掌書」發展而來。
據《宋書·百官志》云：「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是秦代尚書，雖系少府屬吏，但已形成其自己的機構。雖然形成其自己的機構，但其地位，仍不重要。《唐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事皆決於丞相。」換言之，秦代的尚書，尚不過皇帝與丞相相間之一傳達吏而已。
漢興，官制多承秦舊，仍設尚書之官，到武帝時，隨著諸侯王國勢力的削弱，邊疆戰爭的展開，因而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從而提高了總理中央政府之丞相的權力。為了削弱丞相的權力，武帝乃改用宦官為尚書，更尚書之名曰中書，組成其宮廷的辦公廳，轉移丞相之權於其自己，自是尚書之權，漸次重要。雖然如此，當武帝之世，中書的地位，尚不尊崇。司馬遷即曾任武帝的中書令，他寫給友人任安的信中有云：「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 ，這裡所謂「掃除之隸」，即指中書令而言，由此可以想見。
自武帝以後，隨著君權的發展，尚書的職權，亦因之而擴大。降至西漢末葉，建三公分權之制。以前以丞相總理庶政之中央政府，一變而為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平等的中央政府。自是三公各不相屬而總隸於皇帝，因而皇帝遂成為中央政府之實際的首領。但不論怎樣專制獨裁的皇帝，總不能一手攬盡天下之事；而天下萬事，又非通過他的裁決，不能實施。因此，皇帝就不能不委政於其近侍。因而擴大尚書的名額，提高尚書的權力，組成其宮廷政府的機構，遂成為必要。於是以前隸屬少府的尚書，遂從中央的組織中分離出來，一變而直接隸屬於皇帝的尚書台。《文獻通考》卷五一《尚書省》云：「尚書，總謂之尚書台，亦謂之中書台。」這個中台，與被稱為外台之謁者，憲台之御史，總稱曰三台。（《初學記》一二，引《漢官儀》）但是在三台之中，尚書台的地位，最為重要。因為尚書台是皇帝私人的辦公廳，是獨裁政治的出發點，是超中央政府的御用政治機關。雖然如此，但直至成帝時，尚書還不過「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通考·尚書省》）
尚書的地位之更加重要，是在東漢時代。東漢光武，以商人地主，乘天下之亂，篡竊新市背叛農民，剿滅新市平林等農民革命軍的力量，揭起復興漢室的旗幟，以後又背叛農民，剿滅赤眉銅馬，以取媚於地位；更後，削平群雄，統一天下，而致身於皇帝。因為他自己反覆無常，欺詐成事，所以他對任何臣民，都不信任。他雖然也組織了一個以三公為首，九卿為職的中央政府，但這只是為了完成國家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國家的大權，完全集中於宮廷，好集中於尚書台。《後漢書·仲長統傳》云：「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政歸台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唐六典》亦云：「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
自此以後，迄於東漢之末，尚書的威權，日益高漲。《通考·尚書省》云：「至後漢，（尚書）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眾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由此看來，則東漢的尚書，已少府的屬吏，變為三公的上司，東漢的尚書台，已由皇帝私人的辦公室，變成了高居中央政府之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了。
二 尚書的職權
尚書台，是獨裁政治必要的機構。因為獨裁政治發展到頂點的時候，連自己御用的中央政府，也是不要的。他要求把政權引渡到自己的臥榻之側。即因尚書台的代替中央政府的一個機關，所以尚書台權力的提高，中央政府的權力就要減低。到最後，大權集中尚書，總經理國家庶政的三公，便變成「坐而論道」的閒員了。
如上所述，尚書在最初不過「在殿中主法書」，或「掌通章奏而已」。他的職務，就是收發章奏，本身並沒有甚麼政治的權力。又《漢書·王嘉傳》云：「故事，尚書稀下章，為煩擾百姓。」是最初的尚書，除傳達章奏於各該機關以外，並無下章之權。但是自武帝以後，尚書的職權，逐漸提高，他由「通章奏」而「讀章奏」，由「讀章奏」而「裁決章奏」，由「裁決章奏」而直接「下章」。
《漢書·霍光傳》云：「光與群臣連名奏（昌邑）王，尚書令讀奏。」這就是尚書有讀奏之權。同書《魏相傳》云：「故事，諸尚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後漢書·明帝紀》亦云：「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這就是尚書有裁決章奏之權。又《無極山碑》光和四年八月丁丑詔書有云：「尚書令下太常了，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這就是尚書有下章之權。即因尚書不僅出納章奏，而且拆閱章奏，裁決章奏，所以揚雄《尚書箴》謂尚書之官，「是機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後漢書·李固傳》亦云：「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
尚書不僅把持言路，而且漸漸侵蝕中央政府的職權。例如選舉、銓敘、任用之權，在武帝以前，乃操之於丞相御史二府，但武帝以後，此種用人行政之權，卻轉移於尚書台之「侍曹」與「二千石曹」。例如《漢書·馮野王傳》云：「上（元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又如同書《張敞傳》云：「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這些都是例證。至東漢，光武改「三公曹」為「吏曹」，於是「吏曹」遂成為專掌選舉的一科。用今日的名稱言之，就是人事科。
尚書不僅掌握官吏任用及黜陟的大權，而且還掌握刑獄誅賞的大權。如《漢書·黃霸傳》云：「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同書《王嘉傳》言，丞相王嘉薦故廷尉梁相等「明習治獄……上（哀帝）乃發怒，召嘉詣尚書。」同書《朱博傳》云：「上（哀帝）知傅太后素怨（傅）喜，疑（丞相）博、（御史大夫）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又《後漢書·楊秉傳》云：大尉楊秉劾奏中常侍侯覽……「尚書召對秉掾屬。」以上皆系決獄之例。自成帝於尚書台設「三公曹」主斷獄以後，而廷尉遂成虛設之官。
總之，兩漢的尚書，特別是東漢的尚書，他們真是包辦一切，無所不總，不僅侵蝕中央政府的職權，而且陵駕丞相、御史之上。陳樹鏞《漢官問答》有云：「大臣有罪，則尚書劾之；天子責問大臣，則尚書受辭；選舉中二千石，則使尚書定其高下；吏追浦有功，則上名尚書，因錄用；刺史奏事京師，則見尚書。」像這樣掌有「選舉誅尚」、「留難書奏」的尚書，當然其「其任重於三公」，而三公也就當然「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
由於尚書的職權在政治機構中之畸形的發展，在兩漢時代，尚書台的台官，遂成為一種凌駕於百官之的特權階級。《漢官儀》云：「其三公、列卿、將、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相回車隊豫避，衛士傳不得紆台官，台官過乃得去。」由此可以想見其權勢。
尚書的實際職權，雖高於三公，但終兩漢之世，尚書還是少府的屬吏，其位秩不過千石。而少府為九卿之一，九卿又分隸於三公，因而尚書在名義上，還是三公的部屬之部屬。這裡就發生了矛盾，即部屬變成了上司，上司不能指揮部屬。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於是西漢時代的中央大員，多加「平尚書部」「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等官銜。這樣，一方面以中央大員，仍能保持基本職的位秩，而同時平尚書奏事，知樞密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舟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融、憙始。……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已之義，薨輒省之。」由此看來，兩漢的尚書台實為權勢之所歸，雖上公、三公、大將軍，亦必加領錄尚書之銜，而後始能成為實際上執政者。
三 尚書台的組織
跟著尚書的權力日益提高，尚書台的組織也日益擴大。如前所述，尚書的名額自秦迄武帝，都不過四人，其中有令，有僕射，有丞。尚書台的組織之擴大，始於西漢成帝，《通考》謂成帝建始四年，於尚書令之下，「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曹、猶科也，四曹就是四科，從此尚書便分科辦事。至於東漢，尚書台便增為六曹，儼然是一個小型的中央政府了。
尚書台的首長的尚書令，尚書令之下有尚書僕射、尚書丞、尚書郎及令史等職，以此而構成尚書台組織。
尚書令就是皇帝私人辦公室的主任。這個官名，創於秦代。至武帝時，因用宦者，改名為中書謁者令，簡稱中書令。武帝以後，或用宦者，或用士人，或宦者與士人並用，故尚書與中書並見。至成帝時，專用人士，故又恢復尚書令之名。自此迄於東漢之末，皆用士人，故皆稱尚書令。
即因武帝以後，成帝以前，尚書與中書並見，因而學者遂有疑尚書與中書各為一官者。如《通考》謂武帝後，「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即以中書與尚書各為一官。趙翼因之，他在《陔余叢考·尚書》條說：「武帝用中書謁者令，於是尚書與中書事多相連。」亦以中書與尚書各為一官。但應劭《漢官儀》云：「漢舊置中書官，領尚書事。」則以中書之職尚書之職。《續漢書·百官志》亦云：「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亦以中書即尚書之稱。我以為《漢官儀》與《續漢志》之說是也。按秦漢稱宦官皆曰中官，中官者宮中之官，猶後來宮女之稱內人，內人者，內廷之人也。即因宦官稱中官，故凡宦官兼任之官，皆冠以中字，如趙高為丞相則曰中丞相，即其一例。因而宦是官任尚書，則曰中書。中書者，中尚書之簡稱也。
至於昭宣之世，尚書與中書兩名確有同時並見之事。如《漢書·霍光傳》云：「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又同書《京房傳》云：「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因此，《通考》曰：「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為二。」實則不然，中書與尚書之同時並見，乃係宦官與士人之同時並用而異其官稱，實一官之兩稱，非分而為二。
尚書令的職掌，最初不過通章奏，已於前述。但至元帝時，石顯為令，則「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據此，則知尚書令之職權，自西漢中葉以後，即以擴大。以後遂如《漢官儀》所云：「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尚書令的官階，據《漢官儀》云：「秩千石，故公為之，朝會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尚書令秩雖不過千石，但地位卻甚尊崇。在東漢時，光武特詔尚書令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於朝會均專席獨坐，京師謂之「三獨坐」。
尚書令之下有僕射。僕射即副尚書令，其職掌同於尚書令。「令不在，則僕射奏下眾事。」僕射「秩六百石，若公為之，加至二千石。」原來只有一人，謂之尚書僕射，至獻帝建安四年，始置左右僕射。
僕射以下，有尚書丞。尚書丞秦置一人。至西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四人，皆屬少府。東漢光武減其二，改為左右丞各一人，秩四百石。其職掌系佐令、仆治事。其所治之事，據《續漢志》云：「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吏，右丞假置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令仆丞之外，有尚書侍郎。《晉書·職官志》云：「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分為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並左右丞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台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為之。」侍郎一曹有六人。
關於尚書台分曹之事，《續漢志》與《漢官儀》所載頗有出入。《續漢志》云：「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光武）……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漢官儀》云：「尚書四員，武帝置。成帝加一為五：有侍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四夷事。成帝加公尚書，主斷獄事。」按以上二說，一謂成帝時為四曹，一謂為五曹，但我以為五曹之說較為合理，因為在秦代，尚書已分左右曹，以後自武帝歷昭宣之世，尚書台的職務，日益發展，可能已有四曹之設。至成帝時加一為五，非常自然。光武增為六曹，合令仆各一人，遂有八座之稱。
諸曹職務已如上述，但亦有異說。如蔡質《漢儀》謂三公曹「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客曹，「天子出獵駕御府曹郎屬之。」 這與以上所說，又大有差異。大抵兩漢尚書的職權日有發展，在發展中常於原的職務之外，處理新的職務，故說者不同。
此外尚書台又有令史。令史之設，始於西漢，至東漢則有十八人，秩皆二百石，每曹三人。以後又增劇曹三人，合為二十一人，皆選蘭台令史有吏能者充之。
總之，兩漢的尚書台，其職權實至為重要，其規模亦至為宏大，他是天子的喉舌，也是百官的冢宰。在名義上，雖為宮廷的政治機構，實際上就是中央政府。西漢的專制皇帝，就利用這種宮廷政治的組織，把政權由中央政府移到自己的臥室，他以為這樣就可以大權在握，子孫萬年。而不知政權移到宮外以後不久，大權又旁落於近侍。降至東漢末葉，外戚、宦官，迭起竊政，皇帝竟變成了他的親戚和奴才用以升官發財的傀儡，而卒以滅亡。由此看來，把政權集中到宮廷，又何補於滅亡？
（重慶《中華論壇》第一卷第五、第六期合刊，1945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