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東漢末的黨錮之禍

——中國士大夫所領導的第一次政治抗爭 一 當東漢末桓、靈之際，中國曾發生了一次大規模屠殺士大夫的慘案，歷史家稱之曰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是中國士大夫第一次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也是中國士大夫所領導的政治抗爭之第一次的失敗。這件事雖然已經成了歷史的陳跡，但是它卻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士大夫為什麼要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 我們知道，士大夫的階級屬性，大半都是地主或小所有者，他們都有足以保證其生活的土地或小小的田園，進可以升官發財，退亦可以活命。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正是中國士大夫的人生觀。即因他們進退有據，可窮可達，所以他們是社會中最富於彈性或忍耐性的一個階層。同時，中國的士大夫，都讀過聖賢之書，知道「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以即使皇帝混蛋一點，政治黑暗一些，他們都能安之若素；最了不得的表示，也不過是逃避山林，去當隱士。因此，當士大夫而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發動政治抗爭的時候，這就充分地說明了當時政治的暴虐與黑暗已經不僅為貧苦的農民所痛恨，而且也為有教養的地主和小所有者所不能忍受了。東漢末年的中國士大夫之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正是這一歷史原理的說明。 具體的史實指示出來，東漢的政權，自安帝以後，由於四周諸種族的叛變，土地的兼併與天災的流行，已經走上了沒落的道路，降至桓靈之際，外戚宦官相繼爬上政治舞台，貪污腐化，暴虐恣睢，遂使東漢的政權崩潰決裂，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了。 據史載，桓帝繼位以後第一道詔令，便是大封外戚。當時，外戚梁冀官至大將軍，食邑四縣，大將軍府的官屬，倍於三公。政府又賞賜梁冀金錢、奴婢、彩帛、車馬和甲等的第宅。並且特許梁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 在朝會時，與三公絕席（不站在同一蓆子上），十天到尚書台辦公一次。當時，事無大小，都要梁冀批准，才能執行，不但文武百官的升遷須要梁冀裁可，就是皇帝的衛隊，也由梁冀派遣。梁冀的兄弟、兒子和孫子，都受封為萬戶侯。梁冀之妻孫壽亦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總計梁氏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子弟、親戚、賓客，布在列郡；其奴秦宮，亦官至太倉令。梁冀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就是天子也只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 在封建時代，皇帝的一條小狗也是人民的上帝；而況是與皇帝有連皮帶肉的關係的外戚。在封建時代一條裙帶，已經足夠把他的兄弟子侄拖上金鑾寶殿，而況梁冀還有九條裙帶。因而當時梁冀就仗著這種皮肉的關係，變成了政治上第一等的要人。他把他姊妹的媚態轉化為他的權威，毫無忌憚地貪污無恥。他不僅剝削貧苦的農民，同時也公然綁架富豪。據史載，當時梁冀綁架扶風富人孫奮，便得錢一億七千餘萬。此外四方徵發，都有他一分，而且他的一分，比皇帝的還要值錢。特別是賣官的收入，更為龐大。所以後來梁冀誅死以後，政府拍賣他的財產，其價值竟達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經費，減天下租稅之半。 不僅梁冀本人貪污，他所引用的親戚賓客無不貪污。例如梁冀的妻黨孫氏，冒名而為中央及地方官者十餘人，皆貪污殘暴。此輩各派家奴逮捕其屬縣的富人，綁票勒索，出錢少者，則誣以他罪而致之於死。當時宛縣縣令吳樹，在宛一次就殺了梁冀賓客之為人害者數十人。宛縣如此，其他郡縣，亦無不如此。實際上，當時外戚之黨，布滿朝廷，散在郡縣，這從梁冀誅死以後，其所株連之多，可以證明。據說：「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 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天下，竟是誰家的天下。 奢侈和貪污是不可分的。據史載，當時梁冀的驕奢淫佚，真是驚人。他在當時的首都——洛陽城裡，大起第宅，其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夸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踈青瑣，圖以雲氣仙靈。台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在這富麗堂皇的第宅裡面，各有「藏室」，在「藏室」里，堆滿了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又有「廄房」，在「廄房」里，豢養著外國來的「汗血名馬」。此外，又廣開園囿，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 。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每當春秋佳日，梁冀夫婦，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當此之時，梁冀著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其妻孫壽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若於此時，有客來拜，例不得通。客人賄門者，門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 又起別第於域西，以納奸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 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伎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 。 像梁冀的這種驕奢淫佚，在今天看來，自然不算什麼；然而在當時的人民看來，已經覺得這種吃裙帶飯的東西是「窮極盛滿」了。因為當時的梁冀，不僅殘害人民（從貧民到富豪），而且也威脅著皇帝。皮肉的關係，究竟敵不過權利的衝突。到延熹二年，跟著梁後死，裙帶斷，皇帝便在家奴的支持之下，發動了政變，把梁氏一門，無分男女老少，斬盡殺絕了。但是從外戚手中接受政權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外戚絕了種，奴才又當權。 據史載，當時主謀誅梁冀的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日封侯，世稱之曰「五侯」。又小宦官劉普、趙忠等八人，亦封鄉侯。此外，以冒誅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覽等。宦官登台以後，他們的威風並不減於外戚。當時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只有單超早死，沒有編入人民的歌謠。 宦官這種東西，是中國封建史上的特色。這種東西之出現為政治上的要人，就是當時封建政權走向了崩潰道路的特徵，因為只有在封建政權走向崩潰道路的時候，當時的皇帝才會不相信任何臣民，而把自己的政權，委之於宦官。為什麼？因為宦官是割去了生殖器的奴才，這種奴才，一入宮廷，便斷絕了任何關係，他沒有父母，沒有妻子，沒有朋友，沒有親戚，只有一個領袖——皇帝。中國講五倫，這種東西，只有一倫——君臣之倫。即因如此，所以皇帝相信他們，而且他們又最接近皇帝；同時，又能在皇帝的拳打腳踢的侮辱之下，表現笑容。因而每當封建政權臨於崩潰之際。皇帝便依仗他們作為最後的打手。從而他們便能一手拿著皇帝的尿盆，另一隻手掌握著全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大權。 從外戚政治到宦官政治，其意義只是宣告貪官污吏的換班而已。據史載，當時五侯，或養疏屬，或養異姓為子，或養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單超之弟為河東太守，左悺之弟為陳留太守，具瑗之兄為沛國相，皆所在蠹害。徐璜之侄徐宜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宦官侯覽，「依勢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 。「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十八頃。」 「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侯）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 總之，當時「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 他們黨羽，「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 這些宦官，就用白晝打劫，黑夜殺人的方法，封百姓的房產，奪百姓的田地，而成為暴富。他們暴富之後，也和外戚一樣，「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據說當時侯覽「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節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這樣的情形，在今天看來，也不算什麼，但在當時的人民看來，他們就覺得這些奴才太可惡了。 由於外戚宦官之輪班搜奪，於是天下財富，從農村集中首都，從政府的國庫轉移到私人的錢櫃。洛陽變成了金穴，而全國農村則變成了一片沙漠；外戚宦官變成了傾國的豪富，而農民乃至小所有者則變成了赤貧；所以當時陳蕃說：「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 為了挽救社會的危機，當時的政府也曾以其剝削農民之所得，轉而施行所謂「賑濟政策」。但是膏藥貼不住地震，農民暴動不煽而起者遍天下。據史籍所載，自桓帝以迄靈帝之初，農民暴動連年都有。如劉文、李堅、陳景、裴優、李伯、公孫舉、勞丙、叔孫無忌、李研、胡蘭、朱蓋、蓋登、戴異、許生等，都先後出現為農民暴動的領導人物。他們在山東、河南、安徽、江蘇、陝西、四川、湖南，到處攻陷城市，誅殺貪官污吏。到桓帝末年，甚至在堂堂的首都，也有了暴動的「火光轉行」。這樣的情形，當然是農民大暴動的預告。 就在這樣危急的局面之前，當時的士大夫起來了，他們展開了反宦官的政治鬥爭。而這到後來，便演成了中國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二 外戚宦官走進朝堂，士大夫就必須退回田裡，這幾乎是中國史上的一個規律。 據史載，東漢自順帝時起，當時的士大夫就相率毀裂冠帶，避跡深山。到桓帝時，跟著政治之進一步的黑暗，那些有教養的士大夫，他們要逃出這個罪惡的世界，就像要逃出地獄一樣，因而就更加擴大了這個零落的小所有者之群。這些士大夫逃入山林以後，或躬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或苦身修節，隱居講學，過度所謂「隱士」的生活。他們自以為從此與人無爭，與世無涉；誰知現實是逃避不了的，他們要逃避現實，而現實卻要追逐他們。不久安車玄纁，又絡繹於深山窮谷之中，要敦請這些逃避者回到朝堂，不是要他們主持國家大政，而是要請他們替宦官政治歌功頌德，歌頌宦官的殺人與放火，歌頌他們的白晝行劫，當眾姦淫，歌頌他們一切無廉恥、無人性的下流行為。但是士大夫究竟讀過聖賢之書，知道何謂廉恥，所以寧肯餓死，也不願與奴才為伍。據史載，桓帝曾派安車去徵聘處士徐樨、姜肱、袁閎、韋著、李曇五人，結果都是空車回來。又征安陽魏桓，也不來。這些事實就證明了桓、靈時期的政治，已經為士大夫所不齒了。 士大夫之最大的忍耐性，是建築在他們都有「獨善其身」的小小田園的經濟基礎之上；但到桓、靈之際，這種經濟基礎也被外戚、宦官剝削殆盡了。現在他們已經到了「食無求飽」的境遇。他們和貧苦農民不同的，就是他們還有一件破舊的長衫。到了這個時候，士大夫如果再忍耐，就是一聲不響地餓死。但是士大夫不願無聲而死，所以東漢末的士大夫展開了積極的反宦官政治的抗爭。《後漢書·黨錮列傳》云：「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士大夫反宦官的政治抗爭，在桓帝末年，在陳蕃、竇武、李膺、劉淑等的領導之下，廣泛地展開了。在當時，所有有正義感的士大夫，幾乎都參加了這個鬥爭。這些士大夫因為喊出了人民的要求，每一個人都是一樹正義的旗幟。《黨錮列傳·序言》有云：當時「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愷』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在上列士大夫中，有在野的名流，有在朝的中下級官吏（也有高級官吏），也有太學的學生。總之，在當時，所有社會各階層，無不痛恨這個反動的政府，無不要求這個政府略加改良。而成為改良之障礙的，則為宦官，只要說反對宦官，沒有一個人不舉起雙手的。 當時的中下級官吏為什麼要反對宦官？因為這些中下級官吏，有不少是出身於小所有者的家庭，他們雖參加統治機構，仍然是受壓迫的一群，他們既受宦官的壓迫，又受商人地主的壓迫。前者如白馬令李雲，弘農杜眾，即因彈劾宦官而被處死刑；後者如南陽太守成瑨，即因刻舉豪右而征詣廷尉抵罪。同時，他們的薪俸也非常之少，已經不能活命，所以他們對現狀不滿。他們看到處士橫議，匹夫抗憤，膽子也大起來了，因而開始在現實的政治上，去制裁宦官和與宦官狼狽為奸的商人地主。例如史載當時河東太守劉祐，其屬縣令長，多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任，黜其權強，平理冤獄。魏朗為彭城令時，宦官子弟為國相，多行非法。朗更相章奏，檢舉其罪惡。苑康為太山太守，時群內豪姓多不法。苑到任，追還諸豪姓前所奪人之田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中國的知識青年第一次出現於政治鬥爭前線的，就是東漢末的太學生。東漢至桓帝時，太學生已有三萬餘人。在這些太學生中，有不少小所有者家庭中的子弟。他們感到自己家世的沒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覺得政治有改良的必要。當時郭泰、賈彪出現為學生運動的領導人物；郭泰一方面在太學生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與宣傳；另一方面，又從社會上吸引大批小所有者的子弟，使之進入太學，以擴大自己的隊伍。例如陳留茅容，本為農夫；鉅鹿孟敏，本為擔賣陶器的小販；陳留申屠蟠，本為油漆工人；鄢陵庾乘，本為看門的廝役；皆因郭泰的援引，先後進入太學為學生。此外，出身於屠沽卒伍之士，因郭泰之援助而入太學者，尚不知有若干人。這樣，當時的太學，便變成了零落的小所有者政治活動的中心。 在桓帝末，這些太學生便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他們發動了兩次大規模的政治請願。第一次是在永興元年的七月，這一次是為了朱穆的案子。據史載，朱穆為冀州刺史，時冀饑荒，人民流亡者數十萬，而宦官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朱穆下郡按驗，吏發墳墓，剖棺出之。皇帝聽了，大為震怒，征朱穆下獄，罰作苦工 。這件事，引起了學生的憤怒，於是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走到皇宮之前請願，並上書為朱穆訴冤。其書有曰：「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這一次是為了皇甫規的案子。據史載，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棺向之敲詐不遂而誣以「余寇不絕」之罪，也是被判決要罰作苦工，因而又有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的大請願，皇甫規因此得以赦免。由此看來，當時的太學生，是以何等英勇的姿態，出現於東漢末年的歷史。 由於在野的處士，在朝的中下級官吏和當時的太學生三種力量的平行發展，相互聲援，於是就形成了士大夫反宦官政治的浪潮。在鬥爭的高潮中，接連發生了幾件嚴重的事件：一件是南陽太守成瑨與其功曹岑晊，誅殺了一個與宦官勾結「用勢縱橫」的商人地主張氾；一件是太原太守劉瓆質誅殺了一個「貪橫放恣」的小宦官趙津；再有一件，是山陽太守翟超沒收了宦官侯覽的家財；還有一件是東海相黃浮誅殺了一個曾經射殺太守李嵩之女的宦官徐宣及其一家老幼。這幾件事，當然要引起宦官與豪強地主的憤怒，結果，成瑨、劉瓆質誠心去惡而反伏毆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而並蒙刑坐。天下之人，無不冤之。 宦官的反攻，日益兇猛，恰恰又發生了張成的事件，於是黑天的黨獄，遂發生了。據《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云：「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搆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當此之時，皇帝的詔令，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鉤捕黨人。州郡為了報命，只有亂捕善良。只要是一個士大夫，就加他一頂黨人的帽子，而予以逮捕。所以，當時每一州郡，所捕黨人，多者至數百。天下士大夫，幾乎一網打盡。當時只有平原相史弼，未捕一人。使者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史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實際上當時所捕的「黨人」，都是一時的人望，誠如陳蕃所云：「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尤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 黨獄一天天擴大。當時，太學生首領賈彪乃潛入洛陽，求援於城門校尉竇武。竇武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外戚。他看到宦官魚肉天下的士大夫，也感到不平。乃上書皇帝，請赦黨人。其書有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離、伊、呂之佐；而虛為奸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 同時尚書霍諝等亦為「黨人」訴冤。宦官見天下輿論譁然，乃於次年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裡，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永不錄用。從此以後，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滿朝文武，儘是奴才。雖然如此，而當時士大夫，仍然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沒有一個人向宦官投降。這種為正義而鬥爭的高風亮節，是值得他們的後輩學習的。 士大夫的災難，並不到此為止。桓帝死，靈帝立，勝利的宦官威風更大，侯覽、曹節、王甫、鄭颯、公乘昕等與靈帝的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相互奸姘，穢亂宮廷；操弄國柄，荼毒海內。為了鞏固他們反動的政權，於是發動政變，展開對士大夫的大規模屠殺。在這次政變中，士大夫的領袖大將軍竇武、太尉陳蕃均被害，太學生被屠殺者數十人。 到建寧二年十月，再興黨獄，於是李膺、杜密、虞放、朱㝢、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百餘人，俱被誣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傳家有行義者，一律加他一頂黨人的帽子，或殺，或徙，或廢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當時，郭泰私為之慟曰：「『人之雲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 士大夫的災難還沒有終止。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其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這一封奏書，又激怒了宦官，除將曹鸞免職，掠死黑獄，又詔州郡更考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之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從此以後，當時有氣節的士大夫，遂無遺類；而中國的文化也為之凋殘。 現在，留在東漢朝廷中的，只是一群戴著人冠的狗子。據史載，靈帝時，「省內冠狗帶綬，以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後靈帝籠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 三 東漢末年，士大夫反奴才政治的抗爭是失敗了；他們留下來的只是一頁血肉狼藉的歷史。但是他們的鮮血，卻寫成了一篇慷慨悲壯的政治宣言。在這血寫的宣言中，明白而有力地指出了當時的暴虐與黑暗的政治已經沒有改良的希望。換言之，當時的反動政權決不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議；它一定要堅持反動，而且要反動到底。如果人民不能忍受這種反動，惟一的辦法，只有武裝暴動。因此，跟著「黨錮之禍」而來的，再不是「匹夫抗憤」，「處士橫議」，「學生請願」，而是「黃巾的大暴動」；再不是士大夫被屠殺，而是屠殺者被屠殺了。 跟著東漢的士大夫之後，中國的士大夫，繼續不斷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發動改良運動。例如在唐則有牛僧孺、李宗閔反貴族政治的運動，在宋則有王安石的變法運動，在明則有東林黨人反宦官反錦衣衛（特務）的運動，在清則有康有為、梁啓超的變法運動。這些運動，在本質上都是改良運動，不是革命運動；但是都不能為當時的反動派所接受。結果，都和東漢的士大夫一樣，「衣冠填於階陛，善類殞於刀鋸」，一個跟著一個失敗了。不過，跟著他們的失敗而來的，也和東漢一樣，再不是士大夫的哭臉，而是農民的大刀。例如跟著牛、李反貴族政治的失敗而來的，是黃巢大暴動；跟著王安石變法運動的失敗而來的，是宋江、方臘的大暴動；跟著東林黨人反宦官反錦衣衛的失敗而來的，是李自成、張獻忠所領導的大暴動；跟著康、梁變法運動的失敗而來的，是辛亥大革命。從這些史實，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即「士大夫政治抗爭的失敗，就是農民大暴動的信號」。 現在中國的士大夫又在為了和平與民主而出現於政治鬥爭的前線。我希望他們再不是失敗，如果不幸而失敗，我敢預言，跟著而來的還是人民的武裝革命。 （上海《理論與現實》第三卷第二期，1946年7月2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