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論集 · 論史前羌族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一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之羌族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
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直至漢初，始以西域諸國之名見於中國史乘。然而以吾人考察，早在史前時代，這個盆地的諸種族已通過羌族的關係，與中原諸夏發生接觸。
據考古學的報告，史前時代的諸羌之族，大半分布於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安特生《甘肅考古記》云：
吾人採掘古物之地，大都致力於以下三大肥沃之河谷中，即貴德盆地之黃河河谷，西寧河谷及洮河河谷是也。考遠古殖民，多喜就此佳麗之河谷，尤以仰韶時代及辛店時代為甚。蓋彼時谷中林木暢茂，禽獸繁多，而牧畜種植等事，亦可得極良好之機會故也。
同書又云：
當吾人作此鹽湖（即青海）之旅行，發見遠古之陶片多處。其具有村落遺址之特徵者，共有兩處。其在湖之東端者，尤堪注意。湖之南岸，頗有多處，適於地形上之觀察。余曾見舊時之湖岸，高出近代湖面約三尺；湖之東端，此舊岸高出今水面六公尺，此外更無其他湖面擴張之跡。此等舊時湖岸構成一種極低平而明顯之山脊，山脊之頂則文化層在焉。
此外，據安特生報告，在「寧定縣屬洮河河谷之兩側，見仰韶期之葬地，位於侵蝕平原所成之山頂。此等葬地，多見於八羊溝深谷之北，面向洮河河谷。葬地全面，統名半山區，蓋從半山名也。」 同時「在洮河西岸，與導河縣城隔岸相對者，見辛店期之葬地一處。」 安氏稱之曰「四時定葬地之位置。」亦從今名也。吾人由此而知在史前時代，今日甘肅西南及青海沿岸一帶，實為諸羌之族生養死葬之地。而且從其「村落遺址之廣闊，文化層之深厚，凡此皆示其居住之悠久。設非務農為本，則殊難以自存。且陶器上之繩紋及格紋，則示當日有紡織植物之培養。村落遺址豕骨之多，則示當日畜豕之繁。此等設施，非農業之社會，當不克維持者也。」
與甘肅西南之羌族平行發展，史前塔里木盆地諸種族也進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歷史階段。
塔里木盆地在今日已經變成充滿了流沙的塔克拉馬乾大沙漠。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
在這片地方以內，自東到西，徑長一千五百哩，自南到北，也在五百哩以上。而生物可以居住的，只嚴格的限於幾線沙漠田，這些沙漠田除去些許地方以外，比較又都是很小的地方，此外就是一望無垠的沙漠了。這些沙漠無論散布在高峻的山脈之上，或是位於山麓，挾帶冰川，窮荒不毛，以及流沙推動的平原上，幾乎是任到何處，滴水全無。
但是在太古時代，這裡因為承受天山、崑崙山及帕米爾高原三面的冰河之灌注，今日之大沙漠，在當時卻是一個大內海。這個內海到新石器時代，隨著冰河之退去，水源的減少而逐漸涸竭，但尚沒有完全變成沙漠。所以在舊石器時代末期，蒙古高原系人種之一分支，便踰過天山東麓，西徙於這個盆地，而他們便成為這個盆地之最初的人種。在整個新石器時代，他們都在這裡發育滋長。他們在這裡留下了不少新石器文化的遺物，近來已為考古學家所發現。
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云：
在（古樓蘭）風掃光了的地上屢屢拾得石器時代的石箭鏃，刀片，其他小件器具，以及很粗的陶器碎片。至於荒涼的地域我們還很少的進到裡面去。更向前進，每隔不遠，又見著同樣的東西。就我們的路線而言，我們極力地保持取直線前進，實際上不許向左右尋找，而這種發見屢見不已，可以證明這些地帶在史前時代末葉，必然已為人類占有。
同書又云：
這裡（在乾涸了的庫魯克河） 所得正確的古物證據，對於遺址毗鄰地方地文年代的斷定，有特別的價值。有史時代及其以前不久，羅布泊區域的水文和古代占領的情形，由此可以呈現光明。屬於後述一期者，在風蝕了的地面上，得到很多新石器時代的箭鏃玉斧一類的石器。
同書又云：
在我們到樓蘭去的兩大站途中，再經過一些連續不斷的古河床，兩岸夾有成行倒去了的死野白楊樹。河床的方向很明白指出那是屬於古庫魯克河所成的三角洲地方。風蝕的地面上，有些處所發見石器時代的遺物。
根據以上考古學的發見，吾人又知史前塔里木盆地，也是一個新石器文化繁榮之區。在史前時代，這裡的人類，與甘肅西南的羌族，東西輝映，放出歷史的光輝。
二 考古學發現中所見史前羌族文化之西漸及其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史前文化之關係
現在我們進而考察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與塔里木盆地史前文化創造者是否曾經發生接觸。換言之，即羌族與西域諸族是否在史前時代即有著血統與文化的交流呢？關於這一問題，今日既存之考古學的發現，尚不足資以為充分之說明。惟沙井期的文化遺址之發現，至低限度，可以使吾人想像此兩大文化種族在史前時代，頗有接觸之可能。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云：
鎮番縣者，實一巨大繁盛之沙漠城也。有一河自南山之麓，經涼州之東北，流入沙漠。鎮番西部之沙漠中，吾人所見之遠古遺址，為數甚夥。據余個人研究所得，蓋為遠古文化之最晚者，因名之曰沙井期。沙井者，為鎮番西三十里之小村。吾人所見之村落遺址三處，葬地遺址二處，其地皆為沙丘湮沒。但此等沙丘，當發生於古址之後，自無可疑。
同書又云：
吾人於鎮番縣之附近，尋獲古址多處，為沙丘所沒。古址之中，葬地住處均有發現，後者（住處）四側，圍以土壁，蓋地勢平坦之中自當藉此以為屏障也。
按如前所述，安特生所發現之甘肅史前文化的遺址，皆在甘肅西南，惟沙井期文化遺址，則發見於甘肅西北鎮番西三十里之地。同時，沙井期文化又為甘肅史前文化中最晚期的文化。 此種晚期的文化，發現於甘肅的西北，這就證實了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羌族——甘肅史前文化的創造者之一支，已沿南山北麓之小河，徙向涼州一帶、涼州西北一帶，今日已成為一片荒涼的沙磧之地。惟據安特生根據地層構造考察，此間的沙丘系發生於古址之後，即發生於晚期新石器時代以後。當史前羌族遊牧於此之時，此間固為一水草肥美之草原，最足以引誘原始牧人之勾留也。惟直至今日，吾人於涼州與甘肅西南史前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人類之遺蹟，因而沙井期似為一孤立之古址。但是考古學的發現，指示吾人，沙井期的文化，顯然與甘肅西南的史前文化有其傳統的承襲關係，因而沙井文化的創造者之來自甘肅西南，實無可疑。
羌族在史前時代已西徙於今日之涼州一帶，此為已經確證之事。惟羌族在史前時代是否曾由涼州繼續西徙，以達於塔里木盆地，直至今日，吾人於沙井遺址與塔里木盆地史前諸遺址之間，尚未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因而無從確切證實。惟據安特生考察，沙井所出彩畫陶器與蘇薩所出者頗有類似之處。《甘肅考古記》云：
多數之沙井陶器，上繪清晰之紅色條紋，最特別者，為繪鳥形之橫行花紋，使吾人憶及蘇薩之圖案。
同書又云：
（沙井）陶器則質較粗，其形頗雜，如附圖第十一版第三圖及第六圖所示，器之大半均無彩紋，否則器之一部，另加紅色之衣，於附圖第十一版第三第五兩圖可以得見其詳。更有少數陶器，上繪精緻彩紋，其主要者為直立之三角形，及有鳥形之橫帶紋（第十版第一圖及第二圖）。此等彩色陶器，顯與蘇薩陶器之鳥形花紋者極為相似，因使吾人視二者之文化互有關連。但沙井期之文化，似又較蘇薩者為晚。
按沙井村在甘肅涼州，而蘇薩則在波斯，沙井的史前文化果受蘇薩文化之影響，則勢必通過塔里木盆地諸種族之仲介。因此之故，若非塔里木盆地諸種族東徙於甘肅西北，則必系羌之族由甘肅西北西徙於塔里木盆地，否則沙井文化與蘇薩文化決不能發生接觸。余因此而疑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已由涼州再向西徙，進入塔里木盆地之內矣。而沙井村者，則為史前西徙羌族在其西徙途程中寄頓之所，亦即史前甘肅西南與史前塔里木盆地兩大文化區域之間的一個文化的驛站。
誠然，當人類社會達到一定歷史階段的時候，即達到相當定住生活的時代，任何地域的人類，都不必藉其他種族的文化之影響，而能自發地發明陶器，並且依據其原始藝術程度之發展，而能在陶器上施以彩色繪畫或雕刻。此種彩色繪畫或雕刻也可能偶然地相同。故沙井期文化與蘇薩文化中的陶器彩繪之相同，不能認為是這兩大文化相互接觸之絕對的證據。惟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略記》有云：
其（塔里木盆地）南沙漠中，……風霜吹刮之處時可發現史前時代之石器以及彩色陶器甚多。與裏海附近米索不達米亞、俾路芝及中國西陲發見銅器時代遺物之形式（即辛店、寺窪、沙井三期文化）頗相類似。
據此，則史前塔里木盆地的文化，已接受中亞及甘肅的史前文化之影響，而表現為一種複合的型式。塔里木盆地的史前文化，余未及見，但果如斯坦因所云，則塔里木盆地一帶，在史前時代，已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此間之有羌族的徙人則又為必然之事也。
三 傳說中所見史前羌族之西徙的神話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關於史前羌族的西徙，中國有著不少的傳說，其中最有興趣者，為西王母的故事。這個傳說實際上就是暗示史前諸羌族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
傳說中把西王母的像貌，描寫得像一個半人半獸的司芬克司（Sphinx）。《山海經·西山經》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故漢世相承，皆以西王母為女仙人。其實所謂『豹尾、虎齒』者，乃原始種族所習用之一種假面具。此種假面具在後來的西域諸種族中尚習用之。據《隋書·音樂志》（下）云：「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其中魚龍、巨象、殺馬、剝驢，皆假面具戲也，而此種假面具戲，則來自西域。至於『蓬髮』，亦為西方諸種族之一種習俗，所謂西戎之人披髮左衽者，此之謂也。所謂『戴勝』者，郭璞注云：『勝，玉勝也。』即石環之類，蓋一般原始種族用以為頸飾者也。總上所述，則所謂半人半獸之西王母，乃一種披髮，帶假面具而以石環為頸飾之原始種族也。傳說中對於西王母之邦的所在，不一其詞。如云：
玉山，是西王母之所居也。（《山海經·西山經》）
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司馬相如《大人賦》）
西王母石室『在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漢書·地理志》（下））
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十六國春秋》）
西王母在流沙之瀕。（《淮南子·地形訓》）
西王母居崑崙之山。（《河圖玉版》）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山海經·大荒西經》）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見《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
其國（大秦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見《後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及《魏略·西戎傳》）
如傳說所述，所謂西王母之邦，其範圍似在甘肅以西，西至中亞一帶，而這一帶正是兩漢時代所謂西域之範圍也。惟依據《穆天子傳》卷 4 所云：「自群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按群玉之山，即今日甘肅西部之南山山脈，由此以西三千里，正是塔里木盆地。故知最初所謂西王母之邦，實即指塔里木盆地而言。到兩漢時代隨著西域的範圍之擴大，故又將西王母之邦推而遠之，至於條支。
因此，所謂西王母者，並非如漢人之所設想為一不死之女仙人，亦非如近人之所附會為周穆王之女， 為圖伯特語「濃波」 或烏孫語「昆莫」 之對音，乃至為波斯古傳中之襄西陀王 或《舊約》中之阿剌伯的示波女王， 而誠如王應麟所云：「西王母者，不過女真、彡姐、八百媳婦之類，」蓋指史前塔里木盆地諸種族而言也。傳說中又謂自黃帝以至堯、舜、禹，皆與西王母有往還聘獻之事，如云：
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來獻白環之休符，以有金也。一雲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杯。（《瑞應圖》）
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賈子·修政篇》）
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環及玉玦。（《世本》）
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金樓子》卷二《興王篇》）
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見《尚書大傳》，此外《大戴禮·少閒篇》《漢書·律曆志》《風俗通·聲音篇》《晉書·律曆志》《宋書》樂志、符瑞志皆有堯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之記載）
「禹、益見西王母。」（《論衡·無形篇》）
「禹學於西王國。」（見《荀子·大略篇》《新序·雜事》及《韓詩外傳》）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淮南子·覽冥訓》）
以上諸神話人物所特徵之歷史時代，正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中期以至晚期。這些人物皆與西王母有往還，即無異暗示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後，屬於夏族系統的諸羌之族，已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有了血統的文化關係。同時，從西王母之貢物看來，又皆系白環玉玦；從西王母之飾物看來，又為玉勝；而且其所居之處，又稱瑤池；則西王母之邦，必為產玉之地，若以今日地理按之，當在於闐一帶。准此而諭，則在史前時代，諸羌之族其西徙之支裔，或已達到今日于闐一帶？
除西王母的傳說以外，還有許多傳說，都暗示史前中國與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的關係。如《穆天子傳》卷二云：
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淮南子·天文訓》謂「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王逸、高誘兩氏皆謂：「不周山在崑崙西北。」
《山海經·海外南經》謂：「羿與鑿齒戰於華壽之野，……在崑崙虛東。」
《山海經·海外西經》謂：「大樂之野，夏後啟於此舞九伐。」此雲大樂之野，余以為即「沃民之野」。《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沃民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民之野。」而此所謂「沃民」，《淮南子》作「樂民」。該書《地形訓》云：「樂民拿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故「沃民」即「樂民，」亦即「大樂，」而其地則在崑崙之虛。
綜合以上諸傳說以與考古學的發現相印證，則史前羌族之西徙塔里木盆地，實有蛛絲馬跡可尋。
四 結語——禺氏、禺知、虞氏與月氏
《管子》書中，盛稱禺氏為產玉之地。如云：
玉起於禺氏。（《國畜篇》）
北用禺氏之玉。（《揆度篇》）
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揆度篇》）
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瑯玕為幣乎？……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輕重甲篇》）
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輕重乙篇》）
如上所述，禺氏既為產玉之地，又去周七千八百里，而且與崑崙之虛並提，則其地必為今日于闐一帶無疑。吾人由此又知在春秋時塔里木盆地諸種族為中國所知者有禺氏。
余以為禺氏即虞氏。虞氏在後來的文獻中有各種變稱，如《左傳》中之「虞」，《穆天子傳》卷一中之「禺知」，《史記·大宛列傳》之『月氏』，皆虞氏二字一音之轉也。蓋古代有音無字，後人以字記音，此種紛歧訛誤，正不可免。猶之後來譯音，不能盡同，同一理由。如吐火羅之為睹貨蘿，印度之為身毒也。
考虞氏，史稱有虞氏，為夏族中之一原始氏族，原住在鄂爾多斯一帶。以後一支東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肅，但仍有一部分殘留於原處，故《逸周書·王會解》《伊尹獻令》列月氏於正北。《穆天子傳》卷一所謂「禺知之平」，據王國維考證，亦在雁門之西北，與《伊尹獻令》合。惟虞氏之另一分支，在史前時代即已西徙塔里木盆地。《管子·小匡篇》云：「西服流沙西虞」，此西虞者，實即指西徙流沙之虞氏。此西徙之虞氏，到春秋時，遂以禺氏之名聞於中國。到漢代，更以月氏之名而出現於西域。吾人由此又知所謂月氏者，實即虞氏一音之轉，其族類之開始西徙，固早在史前時代。至於漢初大月氏之西徙， 則不過追蹤其祖先之足跡而已。惟此次羌族之西徙，已由塔里木盆地西逾帕米爾高原，遠至於中亞。自是以後，諸羌之族，遂布滿帕米爾高原西南山谷之間 以及印度之西北。
吾人由此而愈益相信，發現於涼州西北之沙井文化遺址，實為羌族西徙塔里木盆地途程中的寄頓之所。假若我們再作廣泛搜求，則在涼州與古樓蘭之間，必能再發現類似沙井期文化之遺址。蓋南山北麓這一道天造地設的走廊，自古以來就是甘肅與塔里木盆地之通道，史前的古人，也自然是經由這一自然的走廊通達於塔里木盆地也。
人們或許懷疑，自甘肅西至塔里木盆地，雖在今日，亦為畏途。因為中間需要經過羅布沙漠，這個沙漠，會使通過他的人感到有無法克服的困難。 史前人類何能克服此種困難，但是我們一定要想到，在史前時代，這裡還是一個波濤蕩漾的羅布泊，而不是羅布沙漠。 至於南山北麓這一道橫貫東西的走廊，並不如何的荒涼。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 6 頁云：「肅州河極西端的河谷一帶，植物都異常豐富。」同頁又云：「肅州河同甘州河河源處空闊的河谷地方，雖是很高，有些處所，甚至達一萬一千呎以上，但是仍有極優美的夏季牧草，真是一個很動人的經驗。再向東南，雪同雨量愈增，南山極北山嶺中，甘州河灌域所及的河谷里，因此能容許更能豐富的森林在那裡生長。」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史前時代的羌族，他們驅著畜群，沿南山北麓一帶富於森林與植物的山嶺與河谷緩緩西徙，忽然發現了一個夢想不到的大盆地，是如何地高興啊！
塔里木盆地，三面高山，誠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第 2 頁所云：「從地圖上看來，這一片地方很像是自然有意在地球上發生大文明的幾處地域之間，造了這樣一座障壁，隔斷了他們在文化方面彼此的交流。」然而文化的浪濤，終於打通了這個障壁，反而使這個盆地，自有史以前下迄秦漢隋唐，都成為東西文化交流之處。而史前的羌族，則為東方文化西進的先鋒。
（重慶《中蘇文化》十五卷二期，194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