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生存規矩 · 第二章 做官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新仕宦階級 / 法律規定的特權階級
明代士庶兩階級的分別，從《大明律·名例》里關於文武官犯私罪一條最可以看出。這條例規定：「文武官職，舉人，監生，生員，冠帶官，義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但有職役者，犯贓犯奸，並一應行止有虧，俱發為民。」發為民的意思就是褫奪仕宦階級的特權。
仕宦階級最重要的特權是免役。士人一入學校，除本身外，並免戶內二丁差役。(1)溫寶忠的《士民說》里有這樣的話：「民間二十畝土產，不得一襴袍，則里役立碎。」(2)意思是說小農家如沒有人進學校，沒有一個青衿作護符，則其家業立為徭役所毀碎。關於見任官的免役，明太祖曾特降詔令說：
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3)
明代里役之制，以十家為甲，百家為里，每年按甲輪值為官府服役。里長、甲長在原則上以殷戶（地主）充當。里役最為庶民所苦，獨仕宦階級可置身事外。明末劉宗周曾疏言其不平，他說：
臣生之初，見現年裡役，亦止費二三十金，積至五六十金，今遂有贏至百金者。至一承南糧解戶，則計畝約費三五兩不等而家盡破矣。獨宦戶偃然處十甲之外，不值現年。(4)
致仕宦家居——鄉紳，除免役外，其尊嚴亦有法令的保障。這法令頒布於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為難，而保全始終為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敘尊卑如家人禮，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者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必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5)
甚至有由所在縣官送門皂、吏書、承應，體貌一如在官時。(6)其所享受之特權並可庇及宗族。(7)
蓄奴也是次要的特權，反之庶民如存養奴婢，便須受法律制裁。(8)
至一般進士、舉人、貢生、生員，在法律上亦著有優待之條文，死罪至三宥，《明太祖實錄》記：
洪武二十年三月丙辰，常州府宜興縣丞張福生犯法當死，特宥之。先是，上以進士、國子生皆朝廷培養人材，初入仕有即麗於法者，雖欲改過不可得，遂命凡所犯難死罪，三宥之。福生以國子生故得宥。(9)
太祖以後，這一條法令雖然無形取消，但生員如犯刑章，地方官在行文學校褫革其衣衿以前，仍不得加以刑責。如所犯非重罪，也只行文學校當局，薄責了事。其家道寒苦、無力完糧者，並由地方官奏銷豁免，因之不但本人免役免賦，甚至包攬隱庇，成為利源。順公燮記：
明季廩生官給每歲膏火銀一百二十兩……貧生無力完糧，奏銷豁免。諸生中不安分者，每月朔望赴縣懇准詞十張，名曰乞恩。又攬富戶錢糧立於自名下隱吞。故生員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語。(10)
這一階級的居室間數、建築方式、衣服材料顏色、輿馬儀從、相見禮貌，一切都按地位高下，由政府分別予以規定，不許紊越。(11)為保障階級的尊嚴，並著令不許和非類為婚，違者置法，例如明初李宜之案：
洪武十七年二月甲申，降江西布政使李宜之為廣西思恩縣主簿。時宜之在任，以小隸為婿。事聞，故降用之。(12)
進入仕宦階級的梯子 / 科舉和學校
明太祖既統一了全國，用殘殺的恐怖手段，用新的行政機構來集中政權，增強皇帝的威嚴。洪武十三年（1380）以後，他個人綜攬國家庶務，朝廷大臣都成了備位的閒員。歷史上記著他在八天內所處理批閱的諸司奏札1660件，計3391事。(13)平均每天有200多件，400多事，真可算是「衡石量書」「傳餐而食」，和秦始皇、隋文帝鼎足而三了。他拼著命干，不肯放鬆一點，專憑殘殺來救濟個人精力所不及。(14)但隔了一兩代，嬌生慣養的年輕皇帝受不了這苦工，政權便慢慢轉移到皇帝的私人秘書——閣臣手上，英宗以後，諸帝多衝年即位，政權又慢慢地從外廷秘書的閣臣，轉移到內廷秘書的司禮監手上。閣臣和司禮監——外廷和內廷的政權互為消長，也間或有同流合污的時候，皇帝只是一個傀儡。皇族除了拿祿米，多養孩子，在封地漁虐平民、肆作威福以外，絕對不能做一點事。中央的政權被宦官、地方的政權被仕宦階級所把持。他們和他們的宗族戚黨同時是大地主，也是大商人，因此這一階級所代表的也只是這兩種人的利益。
皇族指皇家子弟，數量很多，從明太祖起繁衍到明末，這一家系有十幾萬人。外戚包括帝婿，所謂駙馬和皇族的女婿；最主要的是后妃的家族。這兩類人都因血統的結合而取得地位和特權，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宦官的產生最簡便，經過生理上的改變便可取得資格，在政治上取得大權惟一途徑為博得皇帝的歡心，方法不外乎「便嬖柔佞，妾婦之道」。這三類人都純粹是社會的寄生蟲。皇族在明代前期不許參加考試，也不許在政府服務，到末年才開放這兩條禁例。外戚和宦官則以其特殊地位，其子弟、宗族、親戚、門客往往因之而獲得科名和官職，間接地產生新官僚地主，影響政治的清明。
至於庶民進入仕宦階級的主要途徑，主要的兩條大路，一是科舉，二是學校。參加科舉和進學校的敲門磚只有一塊——八股文。明制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州府縣學的生員和國子監的監生，學校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因此這兩條路其實是一條路。
科舉制度分三段：鄉試、會試、殿試。生員考試（入學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督學政官以領之。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廩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別）。三年大比，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殿試發榜分三甲，一甲只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其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及第入國子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及州縣正官，或州縣學教授。明制入內閣辦事者必為翰林，而入翰林者又必為進士。宣德（1426—1435）以前政府用人尚參用他途（如稅戶人才、吏員、徵辟等），以後則專用科舉。科舉和銓選合二為一，一旦及第，便登仕途。由此，全國讀書人都以科舉為惟一出路，科舉之外無出路，科舉之外無人才。王鏊曾暢論這一制度的弊端：
古者用人，其途非一，耕釣漁鹽版築飯牛皆起為輔弼，而芻牧賈豎，奴僕降虜，亦皆得為世用。我太祖、太宗之世，亦時時意外用人，若郁新、嚴震直之流，皆以人才至尚書。取之非一途，故才之大小，紛紛皆得效用於時。降及後世，一惟科目是尚。夫科目誠可尚也，豈科目之外，更無一人乎？有人焉不獨不為人知，即舉世知之而不見用，非不欲用，不敢用也。一或用焉，則群起而咻諸，亦且自退縮，前後相戒，謹守資格……是故下多遺賢，朝多曠事，仕法之過，端至是哉！(15)
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的精力集中於科舉，科舉名額有規定，考試規定便日趨嚴酷，搜檢防閒，如對盜賊，祈寒盛暑，苦不可言。艾南英曾描寫明代科舉的苦況說：
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裶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執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裸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為群，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揮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蒸薰腥雜，汗流夾背，勺漿不入口，雖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
既試，東西立瞭望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倉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拆仆。而同號諸生嘗十餘人，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踦。(16)
中葉以後，士風日替，懷挾搶替，成為習慣。徐學謨說：
會闈自庚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後，舉子多懷挾博進取，有掇大魁者，始猶諱之。至丙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以來，則明言而公行之矣。此仕進之一大蠹也。(17)
奔競囑託，毫無忌憚。陳洪緒記：
近時奔競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督學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略為諱，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餉，無使縉紳專利者。(18)
到末年則士子多以關節得第，商人、地主的子弟以金錢換科名：
科場之事，明季即有以關節進者。每科五六月間，分房就聘之期，則先為道地，或伏謁，或為之行金購於諸上台，使得棘闈之聘，後分房驗取如握券而得也。每榜發不下數十人。(19)
在這制度之下所造成的新官僚，以利進自然以利終，讀書受苦是為得科名，辛苦得科名是為發財做官，做官的目的是發財，由讀書到發財成為一連串的人生哲學。黃省曾曾說當時的士人以士為賈：
吳人好游托權要之家……家無擔石者入仕二三年即成巨富。由是莫不以士為賈，而求入學庠者，肯捐百金圖之，以大利在後也。(20)
謝肇淛更指出這制度和吏治的關係，和社會風氣的關係，和家庭教育的關係：
今之人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為幼之受苦，政為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21)
劉宗周所論士習之壞影響於政治及社會，尤為明切。他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士習日壞，明經取金紫，讀易規利祿，自古而然矣。父兄之教，子弟之學，非是不出焉。士童而習之，幾與性成，未能操觚，先熟鑽刺，一入學校，闖行公庭。等而上之，勢分雖殊，行徑一轍，以囑託為通津，以官府為奴隸，傷風敗俗，寡廉鮮恥，即鄉里且為厲焉，何論出門而往，尚望其居官盡節，臨難忘身，一效之君父乎？此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22)
由此可知這個時代的吏治貪污，寡廉鮮恥，是有其歷史的背景的。進學校得科名的惟一手段是作制義——八股文，此外的學問都非必要，不妨束之高閣。因此，在這制度下所造成的學風是空疏淺薄的，除八股外，於歷史、政治、經濟各方面一無所知，哲學、科學更是莫名其妙，這弊病明初學者宋濂即曾痛快地指出。他說：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贍弘博，足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草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遍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惟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余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23)
中葉時唐順之也說：
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至於以舉業為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24)
謝肇淛亦大加攻擊：
我國家始以制義為不刊之典，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國家何故以是為進賢之具也。(25)
末年周順昌至坦白自悔不多讀書，為一不識時務進士：
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然不能對。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止為八股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嘆也。(26)
清吳翌鳳記一明巨公故事，雖未免刻薄，卻是史實：
故明一巨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巨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27)
在這制度下的這個時代，學術思想的貧乏，是必然的，也是應該原諒的，因為他們根本不許有思想。(28)政治家、財政家的寥寥可數，也是有其社會背景的，有其特別的原因的，因為那個時代根本沒有培養這類人才的專門教育。學校原來是育人才之所，明制鄉里有社學，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衛所有衛學，南北兩京則有國子監。《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於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29)
表面看似乎真是極一代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然而事實上恰好相反，我們先看社學的情形，明太祖曾嚴斥官吏以社學擾民：
社學一設，官吏以為營生，有願讀書者，無錢不許入學。有三丁四丁不願讀書者，受財賣放，縱其愚頑，不令讀書。有父子二人，或農，或商，本無讀書之暇，卻乃逼令入學。有錢者又縱之，無錢者雖不暇讀書亦不肯放，將此湊生員之數，欺誑朝廷。(30)
此後便無聲無息，名實都亡了。至於府州縣學，以明制諸生入仕必由科舉，學校失去獨立培養人才的地位，在開國後即已不為社會所重視。宋濂曾說：
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薰而群蕕，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惟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31)
中葉以後，則學校竟如廢寺，無復生徒肄業。陸容記：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況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32)
兩京國子監也日漸廢弛，學生品質不齊，人才日下，郭明龍任國子監祭酒，《條陳雍政疏》說：
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嘆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仿。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糈重，游士之獵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謗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嘆也。郭去，劉幼安代之，朱國楨為司業。劉每嘆曰：「成甚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33)
這是明代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告訴他的教務長的老實話。
在這一套的教育組織下，自然談不到培養人才。而且，國子監從景泰元年（1450）開納粟之例以後，豪紳、地主、商人的子弟都可因納粟納馬而入監，稱為例監。(34)末年地方學也因軍費的需要逼切，可以用錢買取，有遼生、餉生、贊生種種名目。包汝楫記：
自軍餉煩興，開遼生之例，每名輸銀百兩有奇，給授衣巾，願考試者學臣一體黜陟，不與考者青衿終身，尚有限制也。楚中協濟黔餉，別有餉生之例，每名僅二十兩，亦濫極矣。武陵、桃沅間又有所謂贊生，納銀五六兩，縣給札付，專司行香拜賀贊禮，服色與諸生同混，見道府州邑，稱謂、起居一如諸生禮節，昂步街市，人不敢呵，此亦學官一玷也。(35)
因之，一般商人和地主的子弟，雖目不識丁，亦相率掉臂而入學校，避賦役，列縉紳，儼然是社會上的上層人物了。
反之，家徒四壁的寒士只要一入學校，取得學校的制服——青衿以後，其地位便已超出庶民，作威鄉里。等到一中了舉，情形更是喧赫，通譜的、招婿的、投拜門生的、送錢的都爭先恐後地來包圍了。顧公燮記明人中舉情形：
明季縉紳，威權赫奕。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即修整，永為主顧。有通譜者、招婿者、投拜門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贈，以為長城焉……出則乘大轎，扇蓋引導於前。生員則門斗張油傘前導。婚喪之家，紳衿不與齊民同坐，另構一堂名曰大賓堂，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齒矣。(36)
清人吳敬梓所作《儒林外史》，窮秀才范進中舉一段絕妙文字，正是顧公燮所記這情形的絕妙註腳。
而且，不但社會地位改變了，連經濟地位也改變了。一旦中了舉，中了進士，或做了官以後，一般困於徭役的小自耕農，自然會把田土投靠在一批新貴的門下，避免對國家的負擔。因此，這一批新仕宦階級，同時也就是大地主。反之，大商人、大地主的子弟可以拿金錢換取科第甚至官位，以此，這兩種剝削者同時也成為新仕宦階級。新仕宦階級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錢，剩餘的財貨的投資目標是兼併土地和經營商業，因此，他們同時又是大商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仕宦階級，是有明一代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重心，也是大明帝國政權所寄託的基礎。
碰頭和御前會議 / 做官秘訣—多碰頭，少說話
清末大學士瞿鴻機的儤直、遇恩，《聖德紀略》和金梁（息侯）的《四朝見聞》《光宣小紀》兩書，有許多地方可以互相印證。
在瞿中堂的書里，所見到的滿紙都是碰頭，見皇上碰頭，見太后碰頭，上朝碰頭，索荷包碰頭，賜宴碰頭再碰頭。碰頭大概和請安不同，據金息侯的記載，請安是雙膝跪在地下，兩手垂直的，而碰頭似乎還得彎腰把額角碰在地面上吧。《漢書》上鄧通見丞相申屠嘉首出血不解，大概是清人所謂碰響頭，碰得額角墳起，以至出血。古書上所謂「泥首」，大概也是以首及泥的意思。不過，雖然碰頭於古有據，而碰頭之多、之為人津津樂道，滿紙都是，則未可以為淵源於古，只能說是清代的特色。
清人做官的秘訣，相傳有六個字：「多碰頭，少說話。」
年老的官僚多半要做一個護膝，即在膝蓋上特別加上一塊棉質的附屬品，以為長跪時保護膝蓋之用。
左宗棠有一次在頤和園行禮，跪久了，腰酸向前伏了一會，立時被彈劾，以為失儀。
軍機大臣朝見兩宮議事，一順溜跪在拜墊上，有幾個便殿，地方窄擠成一團，名位低的軍機跪得比較遠，什麼也聽不見，議是談不上的。
照例，一大堆文件，皇太后翻過了，出去上朝，在接見第一批臣僚的短短時間內，軍機大臣幾人匆匆翻了一下，到召見時，有的事接頭，大部分都莫名其妙。兩個坐著，一群人跪著，首班跪近，還摸得著一點要說什麼，其餘的便有點不知所云了。往往弄得所答非所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說了一陣子，國家大事小事便算定局。
議政王大臣會議也是這個作風，小官說不了話，大臣不敢說話，領班的親王不知道說什麼話，討論談不上，爭辯更不會有。多半是親王說如此如此，大家點頭，散會。以後再由屬員擬稿，分送各大臣簽署奏報。
金息侯嘆氣說：「這真是兒戲！」其實兒戲又何可厚非，小孩子到底天真，這批老官僚的天真在哪裡？道道地地的官僚作風而已，兒戲云乎哉！（本節僅憑記憶）
廷杖 / 皇帝打官吏，早就是家常便飯的事了
杖，這一字，拿清朝官吏慣說的話來翻譯，是「打板子」。打老百姓的板子，自然不足為奇，可是打官吏就奇，打小官也罷了，如果打的是大官，是政府中要人就更奇。打的是大官，喝打的人，卻是皇帝或太監，打的地方，就在殿廷，這就叫廷杖。廷杖這名詞最流行的時期是明代，可是，創造制度的，卻不是明太祖。蒙古人早已用這手段，對付他的文武大臣了。試引數例作證，《元史·桑哥傳》：
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
這一次打的是地方長官，雖然沒有指明是哪一些地方的長官，可是從「諸」字看來，大概挨板子的一定不少。打了以後，並沒罷官，大概是將息了幾天，就起來辦事。據同書《趙孟頫傳》，也記有同樣的事件：
至元二十四年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譴。
這事和《桑哥傳》所記時月相同，主使人也相同，可是罪案不同，也許不是同一件事。那麼，從此看來，可見那時期的政府，是時常派使臣出去打地方官吏的板子的。最妙的是，趙孟頫被派去打人，他不肯打，後來卻自己挨了一頓打，只因為遲到幾分鐘的關係，同傳：
桑哥鍾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兵部郎中）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惟曹史以下。
可是比起周戭來，孟頫總算便宜，《陳天祥傳》：
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盧）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
後來越打越手滑，即使是最小的過失，也照例打一頓，《閻復傳》記：
元貞三年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
《韓鏞傳》：
至正七年，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
史臣竟因韓鏞僥倖免打，而特筆記這件事，可見官吏挨打，在當時真到家常便飯的地步了。
上引一些例，打的不過都是小臣，打的地方，都不在殿廷內。現在試引一件打的是宰相，又是在殿內打的史料，據《張珪傳》：
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失列門傳皇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
這可以說是明代廷杖的師範。同樣，外面的最高地方長官，也有挨打的，《史弼傳》：
至元二十九年，拜榮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往征爪哇……朝廷以其失亡多，杖七十，沒家貲三之一。
以上所記的，都不過是挨打而已，末年，竟有故意打死人的慘劇，《成遵傳》：
至正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遵等竟皆杖死。
據《鐵失傳》，蒙古人也同樣地挨打：
至治二年十月，江南行台御史大夫脫脫以疾請於朝，未得旨輒去職。鐵失奏罷之，杖六十七，謫居雲南。
《楊朵兒只傳》：
江東、西奉使斡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朵兒只劾而杖之，斡來愧死。
這倒是一個血性漢子，比漢人有氣骨多了。
從此看來，廷杖並不是國粹，是蒙古人傳下來的習慣，他們過去在蒙古是不是動不動就用板子打人，我不知道。可是，在中國，據上面所記的看來，確然是常常打無疑，明朝的皇帝們，絕不能引廷杖的威風為榮，因為打的是漢人，被打的也還是漢人。可是這兩個朝代，也還有一個共通的可以自豪的一點，這一點是，凡被打的，都是知識分子，而且大部分是儒生。怪不得明太祖一做皇帝，就立下「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條，儒生不肯做官的一律殺頭，當時人之所以不肯做官，想也是怕挨板子的緣故。然而明代一代做官的，不論大小，至少有百分之九十，還是儒生，不知道是怕殺頭的緣故，還是已經練好挨板子的本領的緣故。
那麼，從此看來，建州人入關以後，無論中外官吏，都一律對皇帝自稱奴才的理由，是可以解釋的了。這理由很簡單的，是在清代不很聽說有人挨板子。
從挨板子而到自稱奴才，這是五百年來知識分子的生活縮影。
明代的廷杖，早已膾炙人口，不贅。
仕宦階級的生活 / 「驕奢淫逸」四字書之
這時代、這一階級的生活，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可以用「驕奢淫逸」四字書之。風行草偃，以這階級作重心的社會，也整個地被濡染在風氣中。由這種生活和風氣所產生的文化，當然也是多餘的、消費的、頹廢的。
驕奢淫逸的生活，在明代前期即已有人具體地指出，以當時的首都京師——北京作代表，一事佛，二營喪，三服食，四倡優，五賭博：
正統十三年（1448）八月己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鑒言：今風俗澆浮，京師為甚。冠攘竊發，畿甸為多。此愚者以為迂緩不急之務，而知者所深慮也。臣推其故有五：其一軍民之家，事佛過盛，供養布施，傾貲不吝。其二營辦喪事，率至破家，惟夸觀視之美，實非送死之益。其三服食靡麗，侈用傷財。其四倡優為蠹，淫敗無極。其五賭博破產，十凡八九。凡此數者，前此未嘗不禁，但禁之不嚴，齊之無禮，日滋月熾，害治非細。請下有司申明國初條例，參以前代禮制，務使其簡而易知，畏而不犯，則盜賊可以消弭，而風俗可以還淳。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所言者已嘗屢有禁令，無庸別作施行。事遂止。(37)
五十年後，周璽上疏說出當時奢侈的生活：
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麗侈華，彼此相尚，而借貸費用，習以為常。居室則一概雕畫，首飾則濫用金寶，倡優下賤以綾緞為袴，市井光棍以錦繡緣襪，工匠廝役之人任意製造，殊不畏憚。雖朝廷禁止之詔屢下，而奢靡僭用之習自如。(38)
又過五十年，嘉靖時（1522—1566）錢薇則以為弘治間（1488—1505）侈在勛戚，正德間（1506—1521）奢乃在士大夫。他說：
黨藍田昔游京師，在弘治間，士大夫彬彬以禮自飭，諸勛戚乃有侈而泰者。正德時奢乃在士大夫，石齊閣老與寧、堂輩序約兄弟，每飲，賞庖役白金多或至二百，噫！宴勞之濫，自此始矣。(39)
到世宗朝嚴氏父子當國，窮奢極欲的風氣，遂達頂點。例如嚴家子孫的生活：
嚴嵩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盡費二萬金，尚苦多藏無可用處。於是競相窮奢極欲。(40)
嚴嵩門下鄢懋卿的生活：
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性奢侈，至以文錦被廁，白金飾溺器。其按部嘗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41)
朱國楨把這時代和永樂時代比較說：
永樂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蓋國初規制如此。即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為市。其風大約起於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42)
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奉旨歸葬時，沿途地方官挖空心思趨奉：
一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輿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供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43)
鬧闊的風氣，也影響到民間婚姻，索重聘、陪厚嫁，有類唐代的賣婚。徐渭記浙東情形：
吾鄉（山陰）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袱冒箱笥如鱗，往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及也，相率以為常。(44)
崇禎十二年（1639）楊嗣昌上疏說：
海內士大夫自神皇末年相習奢侈，凡宮室車馬衣服器用之屬，無不崇飾華麗，邁越等倫。即或清高自命，宦橐無多，亦稱貸母錢，締構園亭卉木，耽娛山水詩文，以是優遊卒歲為快。其親串朋好，偶逢吉慶生辰，相率斂錢，造杯制帳，更迭酬贈，以為固然。臣等身在流俗之中，沿染至今，皆不能免。(45)
堵允錫上疏斥奢淫之習說：
冠裳之輩，怡堂成習，厝火忘危。膏粱文繡厭於口體，宮室妻妾昏於志慮，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聲伎優樂，日緣而盛。夫搢紳者士民之表，表之不戒，尤以成風。於是有紈絝子弟，益侈豪華之志，以先其父兄。溫飽少年，亦競習裘馬之容，以破其家業，挾彈壚頭，呼盧伎室，意氣已驕，心神俱潰，賢者喪志，不肖傾身，此士人之蠹也。於是又有游手之輩，習諧媚以蠱良家子，市井之徒，恣凶譎以行無賴事，白日思群，昏夜伏莽，不耕不獲，生涯問諸儻來，非士非商，身業寄於亡命，狐面狼心，冶服盜質，此庶入之蠹也。如是而風俗不致頹壞，士民不致饑寒，盜賊不致風起者，未之有也。(46)
大聲疾呼，無人理睬，流賊起而明遂亡。
從上文所引的從正統到崇禎的史料看，可見這是一個時代的風氣，也是造成這時代的這一階級的風氣。
這一階級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築在金錢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費在科舉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後，八股文固束之高閣，即切身的、現實的如何做事，如何從政，國家的、民族的、社會的問題都一概不管。卻用全副精神來講求物質的享受，一般地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刻意謀生活的舒適，納姬妾、營居室、築園亭、侈飲食、備僕役，再進而召伎女、養優伶、事博弈。雅致一點或附庸風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講版刻、組文會、究音律。這一階級的生活風趣影響是文學、美術、建築學、金石學、戲曲、版本學……使之具有特殊的時代的面目。
八股家幸而遭遇機緣，得了科名時，第一步是先起一個別號，如什麼齋什麼甫庵之類，以便於官場和同一階級人的稱呼。顧起元引王丹丘說，以為此風自嘉靖以後始盛。他說：
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47)
第二步是娶一個姨太太，沈德符說：
搢紳羈宦都下，及士子卒業辟雍，久客無聊，多買本京婦女，以伴寂寥。(48)
王崇簡也說：
明末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娶妾。故京師諺云：改個號，娶個小。(49)
第三步是建築適合身份的居室，做大官的邸舍之多，往往駭人聽聞。例如嚴嵩得罪籍沒時的家產清單，光是第宅房屋一項，在江西原籍共有六千七百零四間，在北京的共一千七百餘間。(50)陸炳用事時，營別宅至十餘所。(51)鄭芝龍在唐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下，秉政數月，增置倉莊至五百餘所。(52)顧起元說：
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本，皆樸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53)
仕宦階級經構園亭風氣之盛，大概也是嘉靖以後的事。陶奭齡說：
少時越中絕無園亭，近亦多有。然其間亦有人已之辨菜徑棘籬，林木蓊蘙，內有清池數畝，修竹數千，洞房素闥，具體而微，北牗延風，南榮賓日，身可休老，子孫可誦讀，親朋過從，亦可觴詠，為己者也。岩夫雕闌綺榭，傑觀危樓，修廊引帶其間，花徑匯緣而入，標奇踞勝，帶霓飲雲，使夫望之者欲就，就之者欲迷，主人有應接之煩，無燕處之適，此為人者也。(54)
奭齡是萬曆時人。可見在嘉隆以前，即素稱繁庶的越中，仕宦階級尚未有經營園亭的風氣。園亭的締構，除自己出資建置外，大抵多出於門生故吏的報效，顧公燮說：
前明搢紳雖素負清名者，其華屋園亭，佳城南畝，無不攬名勝，連阡陌。推原其故，皆系門生故吏代為經營，非盡出己資也。(55)
王世貞記南京名園，王公貴戚有太傅園，西園，魏公南園、西園，錦衣東園，萬竹園，西園，徐錦衣家園，金盤李園，徐九宅園，莫愁湖園，同春園，鳳台園，武定侯園；士人則有市隱園，武氏園，正貢士杞園，遯園，逸園，爾祝園，吳孝廉園，何參知露園，卜太學味齋園，許典客長卿園，李象先茂才園，許長卿新園，無射園，湯太守熙台園，陸文學園，方太學園，張保御園，李民小園，武文學園，太復新園，華林園等園。(56)婁東（太倉）一邑有田氏園，安氏園，王錫爵園，楊氏日涉園，吳氏園，季氏園，嘗氏杜家橋園，王世貞弇州園，王士騏約園，琅玡離薋園，王敬美澹園等數十園。(57)北京則有米仲詔湛園，勺園，漫園，宣家園，清華園等名園。(58)全國名都大邑，都競相建築，園亭建築學由之盛極一代，西洋教士東來後，將東方建築意境帶回歐洲，大大地影響了十七八世紀時代的歐洲園亭建築。園中多鑿水疊假山，郎瑛記：
近日富貴家之疊假山，是山之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氣，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樂也。(59)
張南垣至以疊石成名，為當時人造風景、園亭藝術專家，黃宗羲說：
三吳大家名園皆出其手。其後東至於越，北至於燕，召之者無虛日。(60)
對於飲食衣服，尤刻意求精，互相侈尚。正德時大臣宴會，賞齎庖役動至數百金。萬曆時張居正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陶奭齡說：
近來人食酒席，專事華侈，非數日治具，水陸畢集，不敢輕易速客。湯餌者蔌，源源而來，非惟口不給嘗，兼亦目不周視，一筵之費，少亦數金。(61)
「一簋之費數金，一日之供中產。」平居則「耽耽逐逐，日為以腹謀」。張岱自述：
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巤，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芽，元筍，塘棲蜜橘。蕭山則楊梅，蓴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蟶，白蛤，江魚，鰣魚，里河鰦。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62)
「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63)爭奇鬥巧，普通的做法不足以標新立異，於是別出蹊徑，慘殺物命：
京師……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忍見聞……巨璫富戚，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為意。(64)
在這風氣之下，專講飲食烹調的食譜、茶譜、酒譜便成為這階級的流行著作，飲食口腹之學也成為專門之學了。
同樣衣服也由布而紬絹，由淺色而淡紅。隆萬時范濂說：
布袍乃儒家常服，邇年鄙為寒酸，貧者必用紬絹色衣，謂之薄華麗，而惡少且從典肆中覓舊殷舊服，翻改新起，與豪華公子列坐，亦一奇也。春元必穿大紅履，儒童年少者必穿淺紅道袍，上海生員冬必服絨道袍，暑必用鬃巾綠傘，雖貧如思丹，亦不能免。稍富則絨衣巾蓋益加盛矣。(65)
巾帽則變易更多，花樣翻新，不可究詰。范濂又記：
余始為諸生時，見朋輩戴橋樑絨線巾，春元戴金線巾，搢紳戴忠靖巾。自後以為煩，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復變為唐巾、晉巾、漢巾、褊巾，丙午（1546）以來，皆用不唐不晉之巾，兩邊玉屏花一對。而少年貌美者加犀玉奇簪貫發。綜巾始於丁卯（1567）以後，其制漸高，今又漸易。盈紗巾為松江上產，志所載者，今又有馬尾羅巾、高淳羅巾，而馬尾羅者與綜巾似已亂真矣。童生用方包巾，自陳繼儒出，用兩飄帶束頂，邊亦去之，用吳門直羅頭法，而狷兒更覺雅俏。瓦楞綜帽在嘉靖初年惟生員始帶，至二十年外則富民用之，然亦僅見一二，價甚騰貴。皆尚羅帽、紵絲帽。故人稱絲羅必曰帽緞……萬曆以來，不論貧富皆用綜，價亦甚賤，有四五錢七八錢者，又有朗素密結等名。(66)
此外又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等名色。(67)婦女服飾，正德時多用瓔珞：
正德元年（1506）婦女多用珠結蓋頭，謂之瓔珞。(68)
嘉靖以後則愈趨繁雜，范濂說：
婦人頭髻在隆慶初年，皆尚圓褊，頂用寶花，謂之挑心，兩邊用捧鬢，後用滿冠倒插，兩耳用寶嵌大環，年少者用頭箍，綴以圓花方塊。身穿裙襖，襖用大袖圓領，裙有銷金拖。自後翻出挑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並去前飾，皆尚雅裝，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髮鬢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旁插金玉梅花一二對，前用金鉸絲燈籠簪，兩邊用西番蓮稍簪插兩三對，發眼中用犀玉大簪橫貫一二枝，後用點翠卷荷一朵，旁加翠花一朵大如手掌，裝綴明珠數顆，謂之鬢邊，花插兩鬢邊，又謂之飄枝花。耳用珠嵌金玉丁香。衣用三領窄袖，長三尺余，如男人穿褶，僅露裙二三寸。梅條裙拖，膝褲拖初尚刻絲，又尚本色，尚畫，尚插繡，尚堆紗，近又尚大紅綠繡，如藕蓮裙之類，而披風便服並其梅條去之矣。(69)
髻則愈後愈高，董含說：
余為諸生時，見婦人梳髻高三寸許，號為新樣。年來漸高至六七寸，蓬鬆光潤，謂之壯丹頭，皆用假髮襯墊，其垂至不可舉首。又仕官家或辮髮螺髻珠寶錯落，烏靴禿禿，貂皮抹額，閨閣風流，不堪過目，而彼自以為逢時之制也。(70)
生活上的窮奢極欲，再進一步便是狎妓。唐宋以來的官妓，到明初仍沿其制，劉玉記：
（南京）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之，以接四方貴客大賈，及士大夫休沐時往游焉。後士大夫多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71)
胡納亦記：
台、溫二郡，經方氏籍據之後，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疲於供應。熊君鼎為浙僉事，下永嘉令籍倡家數千，悉械送之京。(72)
至宣德三年（1428）左都御史劉觀挾妓宴飲被斥，《明史》記：
時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私納賄賂，諸御史亦貪縱無忌。(73)
次年復有蕭翔等挾妓廢事案：
七月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行在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日惟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尚書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趁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此輩仿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偏諭之。(74)
一月後政府遂申令禁約，現任官不許狎妓：
八月丙申，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沈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壞禮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罰之。(75)
替代官妓的是變形男娼的小唱，沈德符說：
京師自宣德顧佐疏後，嚴禁官妓，搢紳無以為娛，於是小唱盛行，至今日幾如西晉太康矣。(76)
史玄記：
唐宋有官妓侑觴，本朝惟許歌童答應，名為小唱。而京師又有小唱不唱曲之諺。每一行酒止傳唱上盞及諸菜，小唱伎倆盡此焉。小唱在蓮子衙衕，門與倡無異。其侏好者或乃過於倡，有耽之者往往與托合歡之夢矣。(77)
但非現任官吏即不受此禁例之束縛，勾欄盛況並不因之減色。馴至士人以老稱妓，茅元儀曾憤慨地說：
近來士人稱妓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78)
十七世紀初，輕薄文人至以科舉名次來標榜妓女，稱為花榜，冰華梅史《燕都妓品序》：
燕趙佳人，顏美如玉，蓋自古艷之。矧帝都建鼎，於今為盛。而南人風致，又復襲染薰陶，其艷宜驚天下無疑。萬曆丁酉庚子間（1596—1606）。其妖冶已極。
有狀元、榜眼、探花之目。同時曹大章有《秦淮士女表》，萍鄉花史有《廣陵士女殿最表》。(79)可見這風氣之普遍。余懷記南京教坊之盛，甚至說：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80)
崇禎中四方兵起，南京未遭兵燹，這一階級在國亡家破的前夕，依然征歌召妓：
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81)
明代後期的色情小說，最著者如《金瓶梅》，就是代表這時代的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描寫的秦淮河教坊盛況，也是這時代的寫實之作。
和妓女、小唱並行——或者可以說部分由妓女、小唱改業的有女戲和男戲。女戲之盛行亦為隆萬以後之事，徐樹丕說：
十餘年蘇城女戲盛行，必有鄉紳為之主，蓋以倡兼優，而搢紳為之主。充類言之，不知當名以何等，不肖者習而不察，滔滔者皆是也。(82)
以排演女戲著稱的藝術家有朱雲崍，以音樂著，張岱說他：
朱雲崍教女戲，非教戲也，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為之，其實不專為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83)
劉暉吉以布景著：
若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梨園從來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法，場上一時黑魆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幔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縵之內，燃寒月明數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撤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為戲也。(84)
朱楚生則以科白著：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焦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85)
至男戲則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職業伶人，第二種是業餘消遣，第三種是貴家戲社。職業伶人遊行城鄉，搭草台，臨時演唱，民間重迷信，酬神賽會，必招戲班演戲，是近代最重要的民間娛樂之一。湯來賀《梨園說》：
自元人王實甫、關漢卿作俑為《西廂》，其字句音節足以動人，而後世淫詞紛然繼作。然聞萬曆中，家庭之中，猶相戒演此，惡其導淫也，且以為鄙陋而羞見之也。近日若《紅梅》《桃花》《玉簪》《綠袍》等記，不啻百種。括其大意，則皆一女遊園，一生窺而悅之，遂約為夫婦，其後及第而歸，即成好合，皆徒撰詭名，絕無古事可考，且意俱相同，毫無可喜，徒創此以導邪。近來各鄉從前質樸者，因演戲而習冶容矣。聞某村演戲，席罷之後，婦女逐優人而去矣；又見有嗜戲之家，處子懷孕，淫亂非常矣……然鄉村信神，咸矯誣其說，謂不以戲為禱，則居民難免疾病，商賈必值風濤，是以莫能禁之。(86)
故事的公式化，遊園、定情、及第、好合四個段落，以及第為必然的中心，正是反映這個時代和這個時代人的趣味。浙江紹興一城就聚有這類伶人至數千人之多，劉宗周《與張太符太守書》：
梨園之為天下病，不能更仆數，雖三尺童子知之，而於吾越為獨甚。斗大一城，屯擁數千人，夜聚曉散，日耗千金，養奸誨盜，且挾宦家之勢以陵齊民，官司不敢問。(87)
伶人服飾至有值千金以上者。(88)甚至在崇禎十四年（1641）吳中奇荒之後，仍大規模演戲，徐樹丕說：
辛巳奇荒之後……而優人鮮衣美食，橫行里中，人家做戲一本，費至十餘金，而諸優猶恨恨嫌少。甚至有乘馬者，乘輿者，在戲房索人參湯者，種種惡狀。然必有鄉紳主之，人家惴惴奉之，得一日無事，便為厚幸矣。(89)
業餘消遣的，東南到處多有，浙江各地稱為戲文子弟，陸容說：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之黃岩，溫州之永嘉，皆有習為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良家子不恥為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音也。其膺為婦人者名妝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往往逼真。(90)
江西則有永豐腔，唐順之說：
永豐又素善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91)
貴家戲社則由巨家家優排演，供私人欣賞，角色俱經精選，陳懋仁說：
優伶媚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蟬鬢傳粉，日以為常。(92)
明末最著者為山陰張家和桐城阮家。山陰張家從萬曆時理學名臣張元忭起到張岱三世都以聲伎著名，張岱自述：
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此道，遂破天荒為之。有可餐班……次則武陵班……再次則梯仙班……再次則吳郡班……再次則蘇小小班……再次則平苑茂子班。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傒僮技藝，亦愈出愈奇。(93)
張岱自己也工於妙解音律，工於填詞度曲。(94)傒僮到其家，至謂之「過劍門」。曲中經其一顧，聲價十倍。(95)阮大鋮則是明末最負盛名的戲曲作家，他的家伎的表演，名震一時，張岱說：
阮圓海家優美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畫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96)
這一般鄉紳不但譜制劇曲，蓄優自娛，並能自己度曲，厭倒伶工。沈德符記：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吳中搢紳，留意音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座命伎，即老優名倡俱遑遽失措，真不減江東公瑾。(97)
假如我們把明代的劇作家的身份做一統計，將發現大部分是屬於本文所說的這一階級，主要的如朱權、丘濬、王世貞、汪道昆、梁辰魚、湯顯祖、陸采、張鳳翼、梅鼎祚、屠隆、李玉、阮大鋮……除開第一個是親王外，其他的全是進士，官階從內閣大學士到縣令不等。假如再把他們和元曲的作家相比，則將發現元曲的作者大多數是平民和吏胥，而明代傳奇的作者則大半是文人達官。經過這一事實的對比，可發現從平民的藝術轉變為貴族的藝術（文辭之細膩佳麗，故事題材之從日常生活轉變為科名團圓），也正是這整個時代的趨勢的說明。
仕宦階級的另一種娛樂是賭博。縉紳士大夫至以賭博為風流，隨便舉幾個例子，如祝允明：
長洲祝允明好酒色方博。
皇甫沖：
長洲皇甫沖博綜群籍，通挾丸擊球音樂博弈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何士璧：
福清何士璧跅跑放跡，使酒縱博。
韓上桂：
萬曆間，韓上桂為詩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98)
最通行的賭博有兩種，一種是馬吊，始行於天啟中，顧亭林說：
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間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吊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幾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99)
其發展自南而北，申涵光說：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南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雲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也？(100)
另一種是葉子戲，源於小說《水滸傳》，以政府所出緝捕水滸群盜賞格數目及所指名之人圖形博勝負，名為鬥葉子，成化英宗時即已盛行於東南，陸容記：
鬥葉子戲，吾昆城上至士夫，下至童豎皆能之。予游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近得閱其形制，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十萬貫活閻羅阮小七，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插翅虎雷橫，八萬貫急先鋒索超，六萬貫混江龍李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為強，故葉子所斗皆才力絕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為群盜劫奪之行，故以此警世。而人為利所迷，不自悟耳。記此庶吾後之人，知所以自重雲。(101)
到萬曆末年，葉子戲成為民間最流行的賭博，進士甚至有「以不工賭博為恥」的情形。內容又小變，有「闖」，有「獻」，有「大順」三牌，吳偉業說：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群盜姓名於牌而斗之，至崇禎時大盛。有曰闖，有曰獻，有曰大順。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102)
舉國上下，都淫於賭博，結果是如沈德符所說：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103)
崇禎流寇四起，都自立名號，賭慣了葉子戲的就以葉子戲上最膾炙人口的綽號自名，闖、大順之外，如闖塌天、立地王、一堵牆、曹操之類，大體上都是從葉子戲上的綽號演變而來的。
除狎妓、捧戲子、賭博這一類事以外，自命風流或附庸風雅的，則進而搜集古董書畫，沾沾自喜，號為收藏家。明代前期稱這一類人為「愛清」。陸容說：
京師人家能蓄書畫及諸玩器盆景花木之類，輒謂之愛清。蓋其治此，大率欲招致朝紳之好事者往來，壯觀門戶。甚至投人所好，而浸潤以行其私，溺於所好者不悟也。(104)
嘉靖以後，此風大盛，巧取豪奪，無所不至。沈德符說：
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如吳中吳文恪之孫，溧陽史尚寶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則稽太史應科，雲間則朱太史大韶，攜李項太學，錫山安太學、葉戶部輩不吝重貲收購，名播江南。南都則姚太史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稱好事。若輦下則此風稍遜，惟分宜相國父子（嚴嵩、世蕃），朱成公兄弟（希孝、希忠），並以將相當途，富貴盈溢，旁及雅道，於是嚴以勢劫，朱以貨取，所蓄幾及天府。張江陵（居正）當國亦有此嗜。董其昌最後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歸之。(105)
嚴家籍沒後，抄沒清單中有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金繡子卷冊共三千二百零一軸。(106)這些書畫的內容和源流都具見於文嘉的《鈐山堂書畫記》。(107)內中有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一畫，據李東陽的《懷麓堂集》、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續稿》、四藝蘅《留青日札》和《鈐山堂書畫記》、錢謙益《初學集》等書的記載，此圖的主人有宜興徐氏（溥）、西涯李氏（東陽）、陳湖陸氏、崑山顧氏（懋宏）、袁州嚴氏（嵩）、內府、嘉禾譚梁生等主人。徐、李、嚴三家都是宰輔，陸、顧則為世族。(108)由此可見這時代這風氣之盛！可是從學術的立場看，這時代人對於古物的態度只是一種玩意、珍寶，收藏的風氣雖盛，研究的成績像兩宋的《集古錄》《金石錄》《鐘鼎彝器款識》《東觀餘論》《隸釋》，講形制，講花紋，究文字，正史實的著作，卻一部也沒有。金石學、考古學的成為專學，直需等到下一個對明學反動的清代，在學術史上虛過三百年，真是值得今人惋惜的一件事。勉強地說，這時代人對金石學的貢獻，是搜集和保存古物，供給下一代人研究的基礎。
另外一種興趣是刻書，由於上文所說「書帕」的需要，外任或出使官進京時的人情或賄賂都以新刻書為貴，於是各地競相刻書，各官競相刻書，刻前人著作、刻經史、刻本朝人著作、刻自己著作、刻叢書、刻類書。書籍的數量的陡增和類別的普遍，可說是這時代對於近代文化的一大貢獻。我們試讀明初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可知元末明初這一段時期書籍是如何缺乏，如何難得。這種情形直到正德末年還是無大進步，顧亭林說：
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109)
到正德以後，隨吏治風氣之日壞而刻書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壞，所刻書日益濫，內容蕪陋，災梨禍棗，嘉靖時唐順之至大聲疾呼抨擊此等陋習，他指出當代文集之多而濫說：
仆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減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竹木煤炭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
他又說：
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110)
又說：
今世所謂文集者，遍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亦可謂木災而已。(111)
可惜他身後仍然有閒人替他刻文集、刻雜著，做此業障！其實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濫而已，叢書、類書也一樣。刻書到無新書可刻，而又非新書不夠炫耀，不夠送「禮」時，只好偷工減料，雜抄、類書應市。或者取巧，竊取已刻叢書，截足去腕，改頭換面，偽造作者和書名，作為一新叢書出面。欺世盜名，貽誤學者，明代後期刻書之草率，和類書、叢書之餖飣瓜剖，惡劣萬狀，原因就在於此。
再就現存的明人文集而論明代的文學，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說到底還是曾經鑽研經史、博讀子集、學有根底的。自科舉興而開始有不讀書的風氣，士子除「四書」以外，不讀他書。到中期王世貞、李攀龍反抗這潮流，提倡復古，不讀唐以後書，唐以前的書，《史記》《漢書》諸子還是非讀不可的。到後期三袁（宗道、宏道、中道）、鍾惺、譚元春力反王李之說，遍主唐宋，文壇上有公安體、竟陵體之目，卻索性唐以前也不讀，唐以後亦不讀，空疏之上加上淺薄，矯揉造作，模仿晉人語調，造一二雋語，今人名之為小品文。其弊正如禪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會一兩句口頭禪，會喝會打，便可自命禪學，機鋒。這是八股制度所產生的機鋒文學，也是亡國文學。
由於鄉里的、同年的、同門的觀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黨立派，鄉誼重而國事輕，年誼重而是非亂。談遷說：
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埈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閩、楚、粵、蜀遠不具論。庚戌大計，江右淮撫李三才庇東林而諸黨左矣。時攻東林俱見罪，四明至楚粵無一人台省者。天啟初東林獨盛，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東林也，福清葉白高、歸德侯執躬秉政，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波及諸生，如復社、幾社不一而足，家馳人鶩，恐漢末標榜不是過也。(112)
大致地說，可以分為東林和非東林兩派：
萬曆三十八年……先是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而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黨、昆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也。御史徐兆魁、喬應甲、劉國縉、鄭繼芳、劉光復、房壯麗，給事中王織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紹吉、周永春輩則力挑東林，與賓尹、天埈聲勢相倚，大臣多畏避之。(113)
非東林系統複雜，即東林亦以地分左右：
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魏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114)
東林黨人多名儒學者，以講學相高，其意見往往可左右政治。非東林則多不為物論所予，為東林所攻擊，窘而附於內廷的閹宦，由此又成為外廷的清流和內廷的閹人爭奪政權的局面。兩方互相排擠攻擊，爭門戶、爭封疆、爭「三案」、爭京察，不勝則糾紛錯雜，不可究詰，這一派上台，那一派下野，此伏彼起，只圖顧全鄉誼年誼，置國家利害於不顧。這一階級是這帝國政權的基礎，基礎崩潰，所建設的政權自然也就瓦解了。
年輕一點的舉人、貢生、生員，貴家公子，受了上一代分黨立派的刺激，則組織文社，自相標榜，以為名高。顧公燮說：
文社始於天啟甲子（1624）張天如等之應社……推大訖於四海。於是有廣應社、復社。雲間有幾社，浙江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僉會於吳，統於復社。(115)
其學風好糅雜莊老，混合儒釋，顧亭林說：
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老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儒為一，自謂千載絕學。(116)
空談性命，不切實際。有講求經世實用之學者則共目為迂、為疏、為腐，陶奭齡說：
士大夫膏肓之病，只是一俗。世有稍自脫者，即共命之為迂為疏為俗。於是一入仕途，即相師相仿，以求入於俗而後已。如相率而飲狂泉，亦可悲矣。(117)
以抨擊剿襲為能事，一書新出，即有一書譏評之，詩文則仿效時賢，亦步亦趨，了無生氣。(118)黃宗羲譏為學罵，他說：
昔之學者學道也，今之學者學罵也。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志經世家則罵為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為勝。(119)
這上下兩代人有四字寶訣，在登政府時應用，曰調停，曰作用，于慎行說：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乃其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才用調停二字，區畫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焉；君子以作用為方，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焉，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興也。(120)
甚至以留心國事為多言多事：
編修倪元璐屢疏爭時事。同鄉前輩來宗道謂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香茗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雲。(121)
又有三法，謝肇淛說：
今之仕者，為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閈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122)
我們可以學他的話說：明代之無學術事功，是由於這個特殊的社會重心，這個特殊的新仕宦階級所構成的社會風氣和制度。由於這種風氣和制度所造成的人生哲學是讀書取科第，做官要貪污，居鄉為土豪。學術不能療貧，事功不能致富，則此時代之無學術事功，正是此時代之本色。何怪之有！
在古時代，老百姓的本分除了納賦和力役，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然而，一到上層統治集團腐爛了，政治崩潰了，軍隊解體了，整個社會組織渙散無力了，他們便一哄而起，推翻這個剝削他們的統治集團。
* * *
(1) 張居正《張太岳文集》卷三九《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生員之家，依洪武年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
(2) 《溫寶忠遺稿》卷五。
(3) 《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洪武十年二月丁卯。
(4) 《劉子文編》卷五，《責成巡方職掌疏》。
(5)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
(6) 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二〇：「淮安之俗，顯宦居鄉，縣送門皂、吏書、承應，比於親臨上司。往翰林學士蔡昂守制在籍時可驗也。」
(7) 《明太祖實錄》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五月庚子，吏部郎中劉平仲叔父有罪，當杖為軍，上以平仲仕於朝，特免之。」
(8) 《明律》卷四《戶律》：「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
(9) 《明太祖實錄》卷一八一。
(10) 《消夏閒記摘抄》卷中。
(11) 參見《明史》禮志與服志。
(12) 《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九。
(13) 參見《明太祖實錄》卷一六五。
(14) 參見吳晗《胡惟庸黨案考》，載《燕京學報》第十五期。《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洪武八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萬言。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葉伯巨傳》：「古之為仕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仕者以溷職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棰笞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去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竊見數年以來，誅戮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卷一四七《解縉傳》：「上封事曰……國初至今，將二十載，幾無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
(15) 《王文恪公文集》卷二三，《容庵葛君家傳》。
(16) 《天傭子文集》卷二。
(17) 《世廟識余錄》卷二〇。
(18) 《寒夜錄》上。
(19) 《研堂見聞雜記》。
(20) 《吳風錄》。
(21) 《五雜俎》卷一三。
(22) 《劉子文編》卷八，《與張太符太守》。
(23) 《鑾坡集》卷七，《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24) 《荊川文集》卷四，《答俞訓導書》。
(25) 《五雜俎》卷一五，《事部》。
(26) 《燼餘集·與朱德升孝廉書》。
(27) 《燈窗叢錄》卷四。
(28) 參見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
(29) 《明史·選舉志》。
(30) 《大誥》第四四。《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七：「洪武十六年十月癸巳，詔郡縣復設社學。先是命天下有司設社學以教民間子弟，而有司以是擾民，遂命停罷。至是復詔民間自立社學，延師儒以教子弟，有司不得干預。」《續誥》吉州科斂第五七：「吉州知州游尚志指以生員為由，逼令為生員者二百餘戶，勾至受贓放回。」
(31) 《翰苑別集》卷一，《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32) 《菽園雜記》卷一三。
(33) 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一一。
(34) 參見《明史》卷六九，《選舉志》。
(35) 《南中紀聞》。
(36) 《消夏閒記摘抄》上。
(37) 《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九。
(38) 《垂光集》卷一，《論治化疏》。
(39) 《承啟堂稿》卷二六，《故錦衣黨藍田墓志銘》。
(40) 田藝蘅：《留青日札》。
(41) 《明史》卷三〇八，《嚴嵩傳》。
(42) 《涌幢小品》卷九。
(43)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44) 《徐文長文集》卷二〇，《贈婦翁潘公序》。
(45) 《楊文弱集》卷三三，《訪據疏》。
(46) 《堵文忠公集》卷二〇，《救時二十議疏》。
(47) 《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
(48) 《萬曆野獲編》。
(49) 王崇簡：《冬夜箋記》。
(50) 參見田藝蘅：《留青日札》。
(51) 參見《明史》卷三〇七，《陸炳傳》。
(52) 參見林時對：《荷鍤叢談》卷四。
(53) 《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
(54) 《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55) 《消夏閒記摘抄》卷上。
(56) 參見《弇州山人四部稿·游金陵諸園記》。
(57) 參見《弇州山人四部稿·婁東園亭志》。
(58) 參見《燕都遊覽志》。
(59) 《七修類稿》卷二。
(60) 《撰杖集·張南垣傳》。
(61) 《小柴桑喃喃錄》卷上。
(62) 《陶庵夢憶》卷四，《方物》。
(63) 《陶庵夢憶》卷八，《張東谷好酒》。
(64) 《五雜俎》。
(65) 《雲間據目抄》。
(66) 《雲間據自抄》。
(67) 參見余永麟：《北窗瑣語》。
(68) 《明史稿·五行志二·服妖》。
(69) 《雲間據目抄》。
(70) 《三岡識略》。
(71) 《己瘧編》。
(72) 《見聞錄》。
(73) 《明史》卷一〇五，《劉觀傳》。
(74) 《明宣宗實錄》卷五六。
(75) 《明宣宗實錄》卷五七。
(76) 《萬曆野獲編》卷二四。
(77) 《舊京遺事》。
(78) 《暇老齋雜記》卷四。
(79) 參見《圖書集成·藝術典》卷八二〇。
(80) 《板橋雜記》。
(81) 《板橋雜記》。
(82) 《識小錄》卷上。
(83) 《陶庵夢憶》卷二。
(84) 《陶庵夢憶》卷四。
(85) 《陶庵夢憶》卷四。
(86) 《圖書集成·藝術典》卷八一七。
(87) 《劉子文編》卷八。
(88) 參見黃宗羲：《南雷集·子劉子行狀》。
(89) 《識小錄》。
(90) 《菽園雜記》。
(91) 《荊川文集》卷一〇，《唐郎中嘿庵墓志銘》。
(92) 《泉南雜誌》。
(93) 《陶庵夢憶》卷四，《張氏聲伎》。
(94) 參見《陶庵夢憶》卷七，《冰山記》。
(95) 參見《陶庵夢憶》卷七，《過劍門》。
(96) 《陶庵夢憶》卷八，《阮圓海戲》。
(97) 《萬曆野獲編》卷二四。
(98)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
(99) 《日知錄》。
(100) 《荊園小語》。
(101) 《菽園雜記》。
(102) 《綏寇紀略》卷一二。
(103) 《萬曆野獲編補遺》卷三。
(104) 《菽園雜記》。
(105) 《萬曆野獲編》卷二六。
(106) 參見田藝蘅：《留青日札》。
(107) 參見《勝朝遺事》本。
(108) 參見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文學季刊》，1934年（創刊號）。
(109) 《亭林文集》卷二，《抄書自序》。
(110) 《荊川文集》卷五，《答王遵岩書》。
(111) 《荊川文集》卷五，《典卜無錫書》。
(112) 《棗林雜俎·逸典》。
(113) 《明史》卷二二四，《孫丕揚傳》。
(114) 《明史》卷二四四，《魏大中傳》。
(115) 《消夏閒記摘抄》卷下。
(116) 《亭林文集》卷五，《富平李君墓志銘》。
(117) 《小柴桑喃喃錄》卷下。
(118) 參見《南滣楛語》。
(119) 《南雷文案》卷一〇，《七怪》。
(120) 《谷山筆塵》卷一六。
(121) 林時對：《荷鍤叢談》卷二。
(122) 《五雜俎》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