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紡織史稿 · 第九章　棉紡工業發展中棉花產銷的變化

（1914—1937年） 一　棉花生產的商品化過程 1．棉產商品化的動力 棉紡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棉花的生產與消費方面引起了很大的變遷。棉紗的生產，既由分散於千百萬手紡車集中到少數紗機，則棉花的消費場所也必須由千百萬農家集中到少數紗廠。因此，原則上，棉花若不經過流通過程，便不能到達其次一步的加工步驟；換言之，棉花不先成為商品，便不能成為紡業的原料。所以，在紗廠發展的要求下，棉花的生產目的必須改變，隨之也就必然興起棉花的流通市場。 不過，中國棉花之成為商品，從時期上說，並不是中國紗廠有了急速發展以後的事情，從動力上說，也並不純是國內紗廠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大戰以後，這商品化過程才因國內紗廠的發展獲得長足的進步。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已有棉花的流通。那時的現象是：北棉南運與東棉西運；其造因，是地理條件之差異；其方向是從棉產有餘的區域走向棉產不足的區域。原則上，棉花不是作為商品生產出來的，而是作為消費以後的剩餘來出賣。 歷史上最初使中國農民為出賣而種植棉花的動力，是國際棉毛工業的發展。早在十九世紀前半，英國棉紡業革命已將棉花造成為世界的商品，利物浦棉市的變動，直接間接影響及於全世界的植棉事業。1861—1865年美國內戰期間，美國南部各港口被北軍所封鎖，棉花輸出困難，世界市場上的棉花供給大為削減。英國蘭開夏為維持其紡機的運轉，便不得不以高價向印度和中國來搜羅原料，結果，中國棉花市價遂飛速提高，而棉花輸出也隨之增加。同時，由於棉價的過份提高，使農民植棉的收益超過其他作物，所以長江下游各地遂發生棉作物排擠其他作物的現象。(1)這段事實證明：時至十九世紀後半，國際紡織業發展已借價格為繩索把中國棉花拉上世界商品舞台；中國棉花的生產不僅不能再閉鎖在農家自用的小天地里，而且，只要時機成熟，棉田還會侵蝕其他作物耕地的。 美國內戰結束後，世界棉市又漸復舊觀。華棉雖不為蘭開夏棉紡業所重視，卻成了毛紡業上好的攙和原料，所以對歐輸出並不間斷。而七十年代以後，印日兩國棉紡業革命的進展異常迅速，於是，一面是印、日兩國以廉價的棉紗向中國傾倒，另一面是日本對華棉的需求日益繁多，結果，中國市場上棉貴紗賤，許多地方不得不運進棉紗，運出棉花。這種紗花的對流，實即表示中國手紡業的沒落與植棉業的商品化。直到1890年為止，這對流作用的進行，純是由國際的勢力所推動的。 1890年中國第一家機紡織工廠開始運轉，這就是說，中國境內出現了新的棉花消費方式——集中的消費方式。於是在國際的牽引之外，更加上國內的要求，推動紗花對流，也即推動棉產商品化。 歐戰期間及歐戰以後，中國棉紗業獲得空前的進展，全國紗廠的消棉量自也隨而劇增。總計1919—1920年度全國紗廠消棉量僅得260萬擔之譜，經一次設廠浪潮而至1922—1923年度已達540萬擔，再至1930—1931年則幾達880萬擔，是即在短短的11個年度以內，紗廠消棉量提升至267％之多。在如此迅速增高的情勢之下，輸出雖仍維持70—80萬擔，惟從促進中國棉產商品化的意義上看，國外的勢力實已退至無足輕重的地位。如今強烈地要求華棉匯聚的處所，既不是生產不足的甘、陝、川、滇等省，也不是需要殷切的大阪，而是國內消棉最多的上海、無錫、天津，漢口等市了。 然而儘管紗廠的發展對農民提出多麼強烈的要求，中國農民並沒有把他們所出產的棉花全部變為商品。此可由第八章所引1933年前中央農業試驗所的估計證明。農民種植棉花，必須留一部分作為網制棉胎之用，所以棉產商品化的程度自然很難到達100％高數。不過，經七八十年國內外各方勢力的激盪，商品化程度還是如此低下，則不純是上述原因所能解釋的。 在技術上，欲求棉紗品質優良，必紡業獲有優良的原料。紡機所需優良的棉花品質，要性有七：就是長度整齊，拉力強大，富於捻回，纖維細長，色澤白亮，純潔不雜，和具有空中組織。中國固有品種的棉花，在整齊、拉力、色澤諸方面都有優良的特性，可是捻回較少，長度不足，且又混雜不潔。就長度論，中國棉花纖維大都在27/32襴以下，所能紡之最細度不過24支。就清潔論，中國棉花攙水挽雜很盛，棉花的色質很受影響，甚至紡機的正常運轉，也受妨礙。(2)所以，中國紗廠有時便舍華棉而取用外棉。 在采算上，欲求棉紗成本的低下，必須紡業獲有廉價的原料。而棉花售價之高低，須由生產及運銷兩項費用決定。今就運銷論：在交通工具尚未完備，運銷機構重疊複雜而沿途關卡林立、稅捐繁重的情形下，棉花要從產地集中到紗廠，必須負擔過份的花費。儘管中國農民以最低的售價賣出棉花，紗廠還是不能獲得低廉的原料。在上海、天津諸大消棉市場上，華棉就常常因負擔過多的運銷費用以致抬高市價，終不能與印棉、美棉相競爭。因此，中國紗廠又常捨棄華棉而轉用外棉。 中國紗廠的原料需求既仰賴外棉來供給其一部分，於是中國棉花商品化的進展，自亦不能隨紗廠消棉量之提高而一併前進。所以全國總消棉量在1920—1921年至1930—1931年十個年度內提高267％，而中國棉花消費量僅提高199％。在同時期內，中國紗廠消費外棉所占總消棉量的比重也由17.9％增高至37.8％！而在棉花的對外貿易上，自1920年起，也就一反前此出超而為與年俱增的入超了。 一方面為棉產商品化之不足，一方面為對外棉進口量之提高，這實是中國棉花供應上的奇異現象！ 2．棉市的形成 隨著棉產商品化的進展，國內棉市也逐漸形成。最初，是寧波、上海、天津三個出口市場，其形成時期約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乃至二十世紀的前十餘年間。1894年前，寧波、上海兩地新式軋棉機器之使用，1901年上海外商取締棉花攙水協會之組織，1911年天津日商電力軋棉廠之建立和同年洋商會天津禁止棉花攙合會之組織，都足為這種生長的指標。 隨著紗廠之建立，國內又形成棉花消費市場。這一過程在上海始於1890年，成於大戰幾年中，在武漢，始於1892年，成於1920年以後；在天津，始於1918年，成於1921年後；在青島始於1916年，成於1921年後；在無錫，始於1896年，成於1921年後。他如常州、濟南、鄭州、石家莊等地，也都是大戰以後方始興起的。所有這些棉花消費市場的形成時期，各有早晚，其所到達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直到抗日戰事爆發時為止，各地每年的消棉量，大體上海為5，315千市擔，青島為1，608千市擔；無錫為636千市擔；武漢為507千市擔；天津為209千市擔。這就是中國五大棉花消費市場。 在上海這一消費市場上，1918年日商所設立之取引所，1920年華商所設立之證券物品交易所，及1921年成立之華商紗布交易所，都將棉花列為主要交易物品之一。這就是說在上海，棉花不僅已成為商品，而且已成為投機市場的賭博對象了。 中國棉花之供需地域分布 資料來源：消棉量，據《中國紗廠一覽表》；棉產量，據《農情報告》。 農民手中的棉花，不能直接銷售於紗廠。所以，隨著終點消費市場的形成，必然會有中級轉運市場，乃至原始販賣市場的興起。農民所賴以直接出售其產品的原始市場，自然是分散在產棉區域的農村或市集裡。惟中級轉運市場的位置，則除卻棉花生產之地域分布狀況而外，主要地，尚須視運輸條件來決定。現時所有較大的棉花中級市場，都是分布在鐵路沿線或沿江口岸的。譬如平漢與長江接運處之漢口，膠濟與津浦交叉處之濟南，和隴海與平漢交叉處之鄭州，就成中國最大的三個棉花轉運市場。比較次要的中級市場，如河北之石家莊，山東之張店與周村，山西之榆次與陽曲，河南之陝州與彰德，湖北之老河口與沙市，浙江之寧波與餘姚，湖南之津市，江西之九江，安徽之蕪湖等等，也都在交通便利之處。 這些中級市場開始形成的時期，早晚不同，其進展速度亦異。其中有若干處所是十九世紀便已存在的市場，只在近幾十年益發擴大其轉運數量。有若干處所則是大戰以後方始興起的。如陽曲與榆次，起於1917年山西提倡植棉以後；如濟南，起於1918年青濟之設廠以後；如張店，起於1920年日商在膠濟沿線提倡植棉以後；如陝州，起於靈寶、閿鄉等縣開始大量植棉與陝棉開始東運以後；此中尤以濟南，堪稱為新興棉花市場的代表。 濟南附近，本不是棉產區域。在1909年前，縱有小本棉花販自產地向濟南販賣棉花，但其數量微小，在濟南連一家專營棉花貿易的商店都是沒有的。1909年，有堂邑棉花販王協三者，為便利各棉花販計，在濟南創設福成信花行，安寓各棉花販，自此才有了專營棉花行。在1909至1919年間，集中濟南市的棉花數量，因大阪棉市的吸收，已有增加，然每年亦不過10萬擔，棉花行僅五六家。1919年濟南魯豐紗廠，1920年青島華新紗廠，先後成立，濟南市棉花的集散，得有新的刺激，日益增多。至1921年，集散數量已增至50萬擔，大部運銷日本，全市棉花行增至12家。1922年上海申新紗廠來濟南收棉花，濟南棉花去路益增。1924年棉花行已達20家，全年運銷總額增至70萬擔以上。1926年，軍閥張宗昌督魯時期，戰事連年，交通中斷，押匯不通，濟南棉花市場的生長頗受打擊。1929年戰事平息後，上海客幫繼續來濟南收花，中國銀行又發起專事放款與棉花行之棉業貸款，故集散數更一躍而至80萬擔。此後濟南棉花市的發展，極為迅速，計1930年集散棉花100萬擔，至1934年即增至160萬擔。二十餘年的發展，濟南已成為中國第二個棉花中級市場了。(3) 每個中級市場所吸收的棉花來路，各有廣狹。其數量大體也是由產區之大小和交通的便否來決定的。譬如漢口，便吸收鄂東、鄂北、鄂中的全部棉花，以及由平漢路來的豫陝晉棉花，由漢水來的陝棉和由洞庭湖、粵漢路來的湘棉，每年集散數量常在150萬至200萬擔之間。此中鄂東舉河流域所產，大都先集中館驛、宋埠、新州、倉子埠等處，然後匯於團風轉運漢口；長江兩岸所產，則集中於鄂城、樊口、新州、巴河、大冶、黃石港等處，分別運漢。這兩區都是利用民船或小型汽船為運輸工具的。鄂北東部，溳水流域所產，大都利用馬車或汽車集於信陽、廣水等處，再由平漢路南下；西部漢水流域則集於老河口、樊城等處，然後順漢水而下漢口。此路除本區產品而外，若河南鄭縣、淅川、新野等縣所產者，也集於老河口，和陝西渭北所產，隨漢水而來者，一併運漢。鄂中方面，水路四達，民船與小型汽船運輸極便，較大的小集中地有孝感、岳口、天門、仙桃、沙洋、監利、蔡甸等處。至於鄂西棉花，大都先集於陡湖堤、江口、彌陀寺、藕池口、馬口、河溶鎮等處，然後齊集沙市，直接運送四川或長江下游各口。盛時每年集散數量亦達20餘萬擔。如此，漢口、沙市兩個中級市場，實網羅鄂省棉花的全部及豫、晉、陝、湘之一部。特別是漢口，終成為中國最大的棉花市。(4) 集中於濟南的棉花，以魯北、魯西兩區產品為主。魯北津浦路以東及小清河流域所產者，一路集於孫家鎮（鄒平縣屬），一路聚集於齊東，然後均利用小清河民船轉運濟南。魯西方面，產量多於魯北。各縣例多先集臨清，然後用火車運赴濟南。沿衛河各地，也有先用民船運至德州，再裝火車運濟的，其數量遠不及集於臨清者之多。魯省本省產品而外，濟南市也吸收冀南、豫北的來貨。冀南滏陽河兩岸各縣如吳橋、南宮、威縣、清河、成安、寧津、廣平、南皮、晉寧等縣出產，用火車或大車運濟；豫北彰德、武安、新鄉等縣出產，則用火車運濟南。三省齊集濟南市的棉花，除一小部留為本地紗廠消用而外，其餘大部循膠濟路東去青島，一小部則循津浦路南下滬錫。此外，小清河流域之一部，濱縣、蒲台、利津、廣饒、高苑等11縣之棉花，則集於張店，年約20餘萬擔，除大部運赴青島外，尚有少量運濟南銷售。(5) 鄭州適當隴海、平漢兩路交叉處，其所聚棉花，大部由此兩路而來。集中鄭州的棉花，包括豫、陝、晉三省的產品，以豫省為最多，陝省次之，晉省最少。豫省境內隴海沿線的棉花，分別集中於閿鄉、靈寶、陝州、洛陽、鞏縣等處，然後運鄭州。陝西涇渭兩流域所產，則先集中於咸陽、渭南、涇陽、三原等處；洛河下流所產者，先集中於朝邑；山西汾河下流所產者，先集中於韓城、榮河等處，最後也大部由隴海路運往鄭州。此外黃河以北豫省境棉花，也有一部分集中安陽、新鄉等處，由平漢路運鄭州，但不若運赴天津者之多。總計三省聚集於鄭州的棉花，常達三四十萬擔，除一小部分留供本地消費外，大都由隴海路東下海州，然後轉往上海，其由平漢路運往漢口的，乃是少數。(6) 十九世紀以來，棉花久已成為世界矚目的重要商品了。世界市場的震動，無日不通過現代化的集散中心播送到各國去。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上述諸大棉市之形成，實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不論形成動力是發自國內的或來自國外的，在棉產商品化的速率不能適應國內紡機之增殖，國家關稅毫無壁壘足以阻抑外貨之自由進出的情況下，這種龐大的集散市場之形成，即無異於在世界市場與中國農民之間建起敏感善變的神經結來，使中國農民不得不日夕遭受世界市場的簸弄，成為世界原料爭奪戰中最後犧牲者。 上海、天津諸埠經常地追隨紐約、大阪的電訊來決定其標棉市價，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或許有人還懷疑紐約的棉市電訊未必能伸展到中國的鄉村里去的。這裡，我們且舉一例，以明一般。河南省平漢鐵路線上的安陽，原是一個很小的棉花市，聚集冀南或豫北的一小部分棉花分運天津、濟南、鄭州各處。這裡，向農民收買棉花的，還是工商兼營的軋戶。時至1935年，軋戶還得順從農民的習慣用銀元去給付棉花價，可知這實是一個極其落後的角落。可是這個小縣城裡的行情，是每日由棉業公會收取南京無線電台所廣播的上海標花市況更參酌由天津濟南所傳來的棉花供需情形來決定的。(7)中國棉農如何在國際棉花市的動盪中售出他的棉花，由此已不難想像了。 二　品種改良與棉田的擴張 1．品種的改良 中國機紡業的發展不僅使棉花的消費方式迅速地集中，而且使棉花的消費數量不斷地增高；所以，中國的新植棉事業不僅要求農民把自用的棉花變為商品，而且要求農民把舊有的棉田予以擴張。同時，為了技術上的理由，消用棉花的品質需要純淨提高；采算棉花的成本需要降低，於是乃有攙水攙雜之取締，優良新種之推廣，籽棉加工方法之改良與產銷機體之改善等等事情發生。總之，為了適應簇新的紡織工業，必須建立簇新的植棉事業。這裡，我們只檢討改良品種與擴張棉田兩者。 改良棉花品種，不外四個途徑：即引進新種，系統選種，雜交育種和人工引變。中國棉種改良始於引進新種，繼之以系統選種，結果多少有些成績可言。 中國之引進新棉種大都限於美國種。1865年，上海始有美國棉種的輸入(8)。這次大約是外商發動的。後二年（1867），滿清政府似乎也曾派人到美國去購求良種。(9)外商要改良中國棉花品質，自然是為的供給他們以適合的原料；滿清政府之所以出此，則是因為美國內戰既停，中國棉花輸出頓減，想改良品質，以增加輸出。總之，初次建立新植棉事業的要求，不發自國內紡織業的發展，而發自國外棉花供給的增減。 中日兩國棉工業相繼崛起後，棉花改進的要求，終於再被提出。棉工業的規模愈大，進展愈速，這個要求也愈為迫切。1892年張之洞既創立織布局於武昌，隨即著手於棉產品種的改良。他的方法，簡簡單單地就是分發美國棉種要求農民種植。(10)這種嘗試，終因棉種未經馴化而失敗。1908年光緒下了一道諭旨說：「近年來紗布進口，日益增多……民間紡織，漸至失業，因由工作之未精，尤因種植之不善。」(11)因此，他諭令農工商部，考查各國棉種及種植成法，並優定獎勵章則，頒行各省督撫，廣為提倡。這是滿清政府感到中國棉種不良，種法不善，不利於國內紡業的發展，而作有計劃的改良之始。本著這次清廷的發動，有些省份自覺地實行移植美國棉。不過當時的政府官吏是不會懂得怎樣去馴化棉種的，他們於試驗一兩次失敗後，竟至把美國種中國種混合起來播種，結果既不能保持美國種純淨，又不能育出優良新種，完全失敗。(12) 1914年素倡棉鐵政策的張謇出任農商總長，北京政府的棉產改進工作，隨趨積極。計由他自己及其後繼者，所推進的工作約有：本年4月農商部發布植棉獎勵條例；次年3月聘美國籍技師周伯遜（H. Jopson）為植棉顧問；同月，設立第一棉業試驗場於正定；4月，設立第二、第三兩棉業試驗場於南通及武昌；1916年，借袁世凱私田二百畝設北京政府直屬模範植棉場於彰德；1918年更設立第四棉業試驗場於北京，同年，自美國購入大批脫字（Trice）及郎字（Lone Star）棉種，並公布分給美國棉種及收買美國種棉花細則，次年，即由各省實業廳分給農家種植；又1919年1月，公布棉業整理局章程，12月設立長蘆棉墾局；1920年，更自朝鮮購入金氏改良（King's Improved）美國種，分散播種，1922年，又批定設立植物病蟲害檢查所於上海。(13)凡此都是北京政府改進棉花的措施。其特點在於不僅推廣美國種，並且企圖馴化美國種。其結果是，在推廣上，留下了許多退化的美國種棉，在馴化試驗上，更毫無成績可言。 中央政府之外，地方政府也不乏推廣美國種，設立試驗場的。譬如1904年山東省農工商務局已買過大批美國棉種，分發農民播種；民國初年，湖北省實業廳又曾設立荊州與鍾祥兩個棉場，分任鄂西與漢水沿江一帶的改良推廣之責。兩省的嘗試，都因種籽未經馴化而失敗。待至歐戰以後，國內需棉大增，品種改良的要求，隨之迫切，於是各省逐紛紛設場推廣。此風在歐戰結束後，尤為盛行。總計1917—1931年間，全國所設試驗場不下六七十處，遍布於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廣西、遼寧等十餘省。 總觀各省的試驗，大都歸於失敗。當時掌握政權的軍閥，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利益，把試驗場、育種場當作官場經營，我們只看到毫無科學知識的政客官僚，此去彼來，卻看不到科學的育種工作，其失敗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直接感覺棉花改進的需要最為迫切的，莫如棉紡織廠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上種種努力，在效果上既不能滿足廠商的需要，在時速上尤不能適應他們的渴望，於是他們逐自起圖謀改進。廠商方面，最早努力於中國棉花改進工作者，是上海外國廠和出口棉商。1910年，上海外國廠和出口棉商既組織上海禁止棉花攙水會，同時，又附設植棉場，企圖引種美國棉種。1916年，該會將試驗工作，委託金陵大學皮克氏監督進行，結果完全失敗。1917年，該會後聘魏萊特（Emil Widlet）在上海試種美國棉及埃及棉，結果認為生長期太短，不適於種植美國棉。 長江下游引種美國棉的失敗，驅使廠商們把推廣美國種的目標，移向華北，同時，也驅使試驗工作，不得不注重於美國種馴化和華種的改進。美國種推廣方面，若華商紗廠聯合會之以脫字、郎字棉種運豫陝分散（1920年）；石家莊大興紗廠之散發金氏美國種（1920年）；陝西棉商之以靈寶德字棉(14)輸種於關中棉區（1925—1926年）；青島華興紗廠之在清平、濱縣等處，推廣美國種（1924—1925年）；江蘇省財政廳與紡織家榮宗敬之捐購愛字（Acala）美國種運豫陝代賑（1927年），都是廠商急圖改良品種之最好的說明。(15) 品種試驗方面，如穆恕再、穆藕初兄弟之組織中華植棉改良社；如湖北之私立三益棉場，及其後由石蘅青等會同湖北紗廠聯合會與武漢大學所組之湖北棉業改良委員會，乃至華商紗廠聯合會之設立棉作試驗（後委託東南大學農科辦理）等等，都是私人努力於棉產改進的好例。但在改良品種上，最有成績者，莫如南通農科大學、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三個教育機關。 華商紗廠聯合會於1919年資助金陵大學600元，舉行品種試驗。該校遂於同年自美購得純種8種，分發國內蘇、浙、贛、皖、湘、鄂、豫、冀八省26處舉行試驗。同時，復經各機關之聯合，聘美國棉作育種專家顧克（O. F. Cook）與郭仁風（J. B. Griffing）赴各場視察，結果認為最適合於中國種植者惟脫字、愛字兩種棉。但沿海地帶，氣候寒冷及溫度過高之區，美國棉每苦不能成熟；即使成熟，亦較本地種易受病害與蟲害；且雨澤過多，空氣潮濕，美國棉易遭腐爛，所以二氏認為改良中棉，當較引進美國種更有希望。(16)從此，引進美國種大都限於脫字、愛字兩種，而馴化美國種與改良中國棉工作，亦漸上軌道。 本顧克等人的觀察結果，此後中國的品種試驗工作，漸集中於脫字、愛字美國種馴化與中國棉改良二途。1919年，外商所設之中國紗廠公會與禁止棉花攙水會即委託金陵大學組棉作改良部，聘郭仁風擔任技術主任，開始選擇中國棉與馴化脫字、愛字美國棉種。三年後，育成百萬中國棉一種，纖維細長，可紡紗支達42支。而其生態習性，尤特別宜於江浙沿海一帶之風土，是為中國棉應用系統育種成功之始。(17)又，1919年華商紗廠聯合會亦自創棉作試驗總場於南京洪武門，聘過探先主持其事。1920年，普設分場16處，亦注重於脫字、愛字單本選種與雞腳棉改良工作。1921年，將所有各場移交東南大學農科繼續舉行各項試驗。經四五年的選種，終於育出改良青莖雞腳棉、改良小白花棉、改良江陰白籽棉、孝感光籽長絨棉四種優良的中國棉品種。青莖雞腳棉與江陰白籽棉，纖維長度均在7/8襴至1襴之間。前者衣分達38％至40％，後者亦達35％—38％。小白花棉纖維長至1襴，衣分38％；至孝感長絨的纖維則長至1襴至1又1/8襴，衣分亦達33％—55％，已堪和脫字、愛字美國種媲美。四者的成熟期都已提早，可說是長江流域的良種。(18) 南通農科大學方面，因地居棉產中心，鄰近大生紗廠，且由紡織廠主持人張謇為校長，故對於棉產改進工作，最先深感其需要，而從事馴育美國種與改良中國棉亦最早。1914年，通大已有改良雞腳棉的記錄，同年，又從台灣購得美國棉8種，遂得舉行中美棉比較試驗，終證實美國種不適於長江下流之說。同時，又在多種中國棉裡，選得最適於南通種植的雞腳棉一種。此種雞腳棉，纖維長度達29/32襴至1襴，衣分達39％至42％；且其成熟之早，抵抗小卷葉蟲力量之強，植株之密，與夫纖維色澤之潔白，都非其他中國棉所及。(19)自從此種育成後，通海等地，即爭相種植，幾乎成為這一帶的惟一品種了。 此外，山東省立第二棉場（齊東），在馴化美國棉選育中國棉上，亦有相當成績。該場於1927年開始用純系選種法選育脫字美國種，經五年的試驗，獲得脫字36號（Trice 36），最適於山東的氣候土質。此各棉纖維長1.1襴，拉力強大，捻曲142轉，可供42支紗之原料，且早熟抗害，衣分達32％，甚為當地農民所歡迎。同年，該場又從本地農民田中選出中國棉一種，經五年的選種，即成純種「齊東細絨」。此棉纖維長7/8襴，衣分達33％，早熟豐產，抗害力甚強，亦成為山東的優良品種。(20) 作物品種的改良，往往是經過多年的選種培育才能獲得結果的。上述那幾個有數的試驗機關，積一二十年的努力，雖不乏成績可言，只是要推之於廣大的中國棉區，要適應迅速前進的中國棉紡業，自然是力不勝任的。所以一面雖有馴化美國種的不斷推廣，以及多種改良中國棉的發現，一面仍不得不為了纖維品質優異而大量地引用外棉。1919年後，洋棉進口，又逐年擴大，甚至有年達萬萬元以上的。 棉作本是一種很容易因風土的不同，而引起既已隱伏的劣性隨時復現，因而迅趨退化的作物；同時，這種作物對於自然條件的適應性，又異常狹隘。過去遽以未經馴化的美國種從事推廣，固然，很難獲得良好的結果；便是使用業已馴化的種子，一旦走出試驗場而普遍地推之於各地農田，也很難保持其維持優良特性。(21)因此從前自單純地引種美國棉，進而要求馴化美國棉；後來就又不得不從單純地馴化美國棉進而要求地方純種。 棉紗所要求於棉纖維的優良屬性，本是多方面的。過去各試驗場在品質上的選種標準，大都只注重棉纖維的長短而忽於纖維的粗細及其捻曲數之多寡。據大生紗廠副廠實用改良雞腳棉的紡制結果，此種棉紡成近20支紗（19.6支）時，其強力僅得52又84/100磅，比普通標準之有70餘磅者，相差甚遠。其他改良中國棉，也大都有類似的缺點。(22)於是改良品種工作，至此又當從新估價，不得不在質量上提出更高的標準。 品種改良問題，固然不是單純地馴化美國種或提高纖維長度所得解決的，然而同時也並不是單純地培育地方純種或改進纖維的各項特性所得解決的。為了保持良種的純淨，俾使農民不必要經常地向試驗場來購求棉籽，零星散布於鄉村的軋花工作，就必須施以集中管理；為了使優良的棉產獲得其應有的售價，藉以加速推廣良種，棉花市場上鑑定原棉品種的傳統習慣，就必須代之以科學的分級標準；同時，為了迅速推廣良種，為了使農民種植的良種，便獲得良棉，於是種植方法裡的各個步驟，乃至棉株生長期間的病害防治等等，都成了試驗棉場的重要研究課題。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為止，這些方面都沒有成績可言。 十九世紀中國固有棉種的品質如何沒有科學的記載可考。但中國棉因纖維太短，致被蘭開夏紡織家所摒棄，則是事實。(23)過去中國棉曾本其纖維之潔白，粗壯，強韌與疏鬆諸特性而成為上好的羊毛攙合原料，故為歐洲毛紡織家所歡迎；(24)河北省之西河棉，也因此類特性而在日本歐美獲得聲譽，有時售價且較細長柔軟之美特林（Middling）美國棉為高，但這種種特性，在棉紡家看來，大都不是好的品質。 幾十年來，引種美國棉與改良中國棉的工作，在棉產品質之改進上確有進步。但這種進步，是異常遲緩的。 依中華棉業統計會的估計，1934年全國棉田面積的44，971千畝，其中洋棉計22，771千畝，約當50％，同年全國棉產約11，202千擔，其中洋棉計5，786千擔，約占52％。中國之輸種美國棉，自然是選擇優良品質的。歷次所選美國棉，其纖維長度，大都均在1英襴以上。如果此類美國種能保持其固有品質則全國產量中52％的美國棉，對中國棉花品質之提高，自有極大影響。不幸的是，歷次輸種的美國棉，大都難免退化。中央棉產改進所曾考查各省美國棉146種，結果纖維長度在1英襴以下者計有66種，約占45％；長度在1—1又3/32襴者，計有40種，約占28％；長度在1又3/32—1又1/8襴者，計有28種，約占19％；其在1又1/8襴以上者，僅12種，約占8％。(25)毫無疑問的，多種美國棉，一經輸入中國，其長度都已縮減了。 雖然，纖維長度，固是優良品質的首要條件，若粗細，纖維量，也足以左右同長度棉花所紡紗支數的高低。退化美國棉在這兩方面，仍是較中國棉為高的。據程養和先生就上海商品檢驗局棉質檢驗室及中央棉產改進所棉花分級室所有之標本，逐一考察的結果，(26)中國所種的美國棉之退化，纖維變短，至為明顯，但纖維變粗，則未必盡然。長短懸殊之退化美國棉，在粗細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所以美國棉縱使退化，仍然是比中國棉為細的。又中國棉纖維量和美國棉纖維量，絕不相混。譬如百萬華棉1襴之長，湖北美種四分之三襴之短，然其纖維量仍有顯著的差別。美國棉縱退化，其纖維量依然絕對的較中國棉為輕。如此，長絨美國棉經退化，而與中國棉有同一長度，但其能紡支數依然較中國棉為高。所以說，中國棉產量中，52％的美國種棉對於中國棉產品質之提高，依然是有相當貢獻的。 中國棉改良方面，過去雖已育成孝感長絨棉、百萬華棉、青莖雞腳棉等類純種，但因歷史較短，且缺乏大規模的育種場所，良種推廣進行異常遲緩。所以改良中國棉對於全國棉產品質之提高，貢獻是很小的。就中央棉產改進所所考查各省中國棉157種的結果來說，中國棉纖維長度之在7/8襴以下者，凡36種，占全體的23％；其7/8至1襴之間者，凡108種，占全體的69％；其在1襴至1又3/32襴之間者，凡8種，占5％；其在1又3/32襴至1又1/8襴之間者，凡4種，占3％；其在1又1/8襴以上者，只有1種，占0.6％。(27)如果依一般的習慣，將1襴以下之纖維，認作短絨；將1又9/16襴以上之纖維認作長絨，則中國棉可說是全部屬於短絨的。 全國棉種之地理上分布狀況，向來沒有精確的調查。就歷次推廣美國種的記載推測，大體河北以脫字棉為最多，金氏棉、郎字棉等占極少數；山東以金氏棉、脫字棉為多；山西雜種脫字棉、金氏棉、郎字棉、愛字棉等；河南、陝西兩省雜種德字棉、脫字棉、愛字棉以及其他品種；湖北、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之美國棉品種不明，惟除湖北外，這幾省所種美國棉極少。 若依纖維品質分類，大體質地輕鬆、柔軟，精亮而顯有絲光。纖維平均長達1襴或1襴以上之美國種棉，主要產區在河南之靈寶、閿鄉、陝州、洛陽、鄭州、彰德；河北之東北河、御河兩區；山東之濱縣高唐，齊東清平；山西之平陸、臨汾、曲沃與湖南之常德、灃縣等地。纖維長度在1襴以下，3/4襴以上之短絨美棉，市場俗稱細絨，如陝西細絨、漢口細絨等，其主要產地在陝西之渭南、三原、長安、涇陽、朝邑；湖北之沙市、宜昌、荊州、襄陽、公安；江蘇之東台、鹽城、阜寧；安徽之烏江，以及河南、山東、河北、湖南等省的少數地方。 中國棉方面以黑籽棉品質最佳。纖維長度，常在5/8襴以上，體質細軟，具有乳精色，可與短絨美國種媲美，而較普通白籽中國棉為佳。主要產地在江蘇之南通、常陰沙、江陰、靖江、崇明、太倉與安徽之安慶等處。白籽中國棉，纖維長度普通在13/16襴左右，色澤乳白，微帶絲光，本質稍具柔軟狀態。主要產地在江蘇之江陰、太倉、嘉定、上海、寶山、川沙、奉賢、南匯、金山等處。中國棉中纖維長度在3/4襴左右，體質粗硬，劣於上述二種者，是為中國棉之劣等。主要產地在浙江之餘姚、寧波、蕭山、紹興、上虞；江西之九江；山西之解州；安徽之合肥等地。市場所謂湖北家鄉棉亦屬此類。此外，纖維更短，體質特別粗硬之最劣等中國棉，紡紗只能達10支左右，然特別適於用作羊毛攙合原料和網制棉胎者，以河北之西河區所產最為著名，其他若河南之安陽；陝西之醴泉、朝邑；山東之商河，威縣、臨邑；以及湖北東部等處，皆為其主要產地。(28) 中國各省棉產品質檢驗結果 作者註：資料輯自《國際貿易導報》，9卷1期，1937，1，15，155—169頁。 全國棉花產量中各種品質的分配如何，向無估計；1932年8月至1934年7月兩年中，國民黨上海商品檢驗局曾檢驗上海市場的國產棉花58萬餘擔，結果纖維長度在27/32襴以下者占73％，在1襴以上者僅占2.1％。中國棉花品質之劣，可以想見了。事實上，中國紗廠之紡制棉紗，在16支以上者多需攙用國產美棉；在20支以上者，多須攙用輸入美棉；在32支以上者，大都須以輸入美棉為主，國產細絨為輔。幾十年來，棉產品質雖有提高，然細支紗原料，仍極度缺乏。 中國棉產的長度分配 資料來源：檢驗數據《國際貿易導報》，6卷9期，頁120—123；棉產量據《農情報告》。 2．棉田的擴張 棉田面積擴張過程，不外循兩個途徑前進：第一是每個農家的棉田面積與其同季作物面積的比數之提高；第二是向來不植棉花的地區，進行植棉。但不論取何途徑，其中心關鍵，全在植棉經濟與其他作物經濟的競爭對比一點。要使中國的小農家捨棄其他作物而提高其棉田面積，或者要使素不植棉的農民，從新學習植棉，非待棉作的收益超過其他作物的收益不可。 兩種作物收益之精確的比較，是兩種作物在市場上所實現的貨幣數量之多少。假定棉作物和其他作物這種售價的對比，可以實現，那麼，棉作物收益之超過其他作物收益，可有兩個促成因素：不是棉作物和其他作物比較起來，棉花售價之相對高漲，就是棉作產量之相對的豐富提高。理論上必須如此，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據卜克的調查，農民報告棉田面積擴張的首要理由，是高額的售價，其次是豐富的產量。(29) 比較棉花和其他農產品價格的變動，我們可以取天津的批發物價為例。如果把西河棉花、紅小麥、小米和黃豆幾種價格作成指數，那麼就可以看到，在1913—1936年間，除大戰時期情形特殊而外，二十年來棉花的指數變動，總是凌駕其他作物之上的。換言之，在市況一般地升騰時，原棉售價的高漲較之其他作物為速；但當市況一般地下降時，棉花售價的下落又較其他作物為遲。如此，棉花在和其他作物於市場上所實現的貨幣數量之對比上，二十年來，不斷地立於相對提高的地位。不用說，這種售價的相對的提高，終極必然形成棉作收益超過其他作物收益的結果。因此，從價格變動上看，棉作之逐漸排擠其他作物，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從產量上觀察近二十年里，用全國棉田面積和棉花產量所求得的全國平均的每畝產量，常維持穩定狀態。就是各省的數字，也並無顯著的增高趨勢。但這大都是由於各省區內災害無常所致。事實上，近二十年里，美國棉的推廣，中國棉的改良，已使中國的棉作產量很有提高。由於產量的提高而增加棉作收益，因而促進棉作排擠其他作物的事情，也是在不斷地發生的。 價格變動之相對地提高和產量之增加，歸結為棉作收益超過其他作物收益，因而促進棉作排擠其他作物，這裡可更舉事實上的證明如下。 據山東齊東棉作改良場在1929—1933年間的調查，齊東農家施行年一熟之棉作收益和輪栽大豆、小麥、高粱、小米等類作物二年三熟的收益比較，在1930年前，棉作收益高出一倍，其後，也保持三與二或四與三的比例。(30)棉作收益之高，至為明顯。更據1933年南開大學的調查，河北省西河棉區的每畝純益，在棉花為4.74元，在小麥為0.65元，在稷、黍和晚谷各為1.68元，1.68元和0.79元，在穀子，高粱和玉米各賠2.40元，2.57元和0.33元，甚至種植菜蔬，每畝也賠0.40元。(31)不論農民把小麥、高粱這些作物，怎樣輪栽以求二年三熟，其收益絕不能和棉花匹敵，這是極為明顯的。齊東、西河如此，其他各地也大都如此。(32) 卜克調查1904—1909年至1929—1933年期間各種作物所占作物面積的比數，結果發現大麥、高粱、小米三種作物，都一致地低降下去，他如小麥、花生也都有減少，同時，棉花一項，卻不斷地升高。(33)無疑地，我們可以斷言棉作確是已在搶奪雜糧作物的耕種面積了。 雖然，若根據以上所述便率爾斷定中國棉田面積在最近幾十年里有了何等迅速的擴張，也是不妥的。近二十年棉花價格的變動固然常在其他作物之上，但這種售價的對比，還有許多前提條件，不容忽視。這種對比，在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經營，本是極其簡單明白的事情，可是在經濟結構處於普遍落後狀態下的中國，則頗難實現。要完成棉作和其他作物所實現的貨幣數量之比較，首先必須棉作物和其他作物一併投入市場，成為商品方可。這裡，一切政治的動亂，捐稅的繁簡，運輸工具的良否，運銷機構的好壞都各有其促進或阻撓的作用。儘管棉花在上海或天津市場上的售價，能高出高粱、小麥者百倍，但因這些條件的阻撓，棉花根本不能運出產地，那種售價的對比不能實現，棉田依然是不能擴張的。 另一方面，近幾十年來，棉花商品化的進展，已積有相當的成就，這是我們在前面業已說明的。至於其他作物生產的商品化過程，大都全不及棉產進展之速，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如此棉作物和其他作物收益之實在的比較，也常不能實現。因為不論農民可以用棉花換得多少貨幣，只要他不能用這些貨幣去換取其他作物產品，特別是食用作物產品，他也是絕不會放棄其他作物的耕種而專事植棉的。事實上，以小農業經營為支柱的中國農民，如何生產充分的食料作物，才是他的首要問題，像棉花這種現金作物，常是次要的事情。縱使棉作物和其他作物業已充分地商品化，為了更安全地獲得充分的食料起見，中國農民總是寧願自己生產低價的食料作物，而不去生產高價的棉作物以換取食料的。如此，棉作物在每個農家的耕種面積，也就難得提高到害及其他食料作物之栽培面積的程度。所以說，中國經濟之一般的落後性，就是阻礙中國棉田面積急速擴張的主要勢力。 中國經濟一般落後性之阻礙棉田面積的擴張，不僅表現於棉作物和其他作物生產之難於商品化一點上，也不僅表現在土地分配之零細制度上，即在棉作純為商品生產，食料取給便捷而土地占有形態採取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的地方，也是如此。譬如江蘇省串場河以東濱海地帶，有一片廣大的鹽土，稍加墾殖，便成優良的棉田。即從作物耐鹽性上來考察，也以植棉最為適宜。張謇早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便已設立一個墾牧公司於南通呂四，專以墾闢鹽地、擴廣植棉為主要目標。1914年、1916兩年，其兄張襴也本同一目標在南通三餘鎮和如掘港各設一個公司。此後，直至1922年頃，幾乎每年都有新公司成立。總計先後成立於南通、如、東台、鹽城、阜寧等縣的墾殖公司，不下四十餘家，額定資本達兩千餘萬元，總共占地1，900餘萬畝。以企業形式言，這些公司都採取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以作物經營言，棉花差不多是這地帶的惟一作物；以食料供給言，這是一塊鄰近產米區的地方，絕不至有食料匱乏之憂；以所占土地言，各公司總數幾當全國棉田面積的十分之四；且經三十多年的經營，吸收移墾人民達十萬人以上，這裡理應成為全國最大的棉產區域。可是事實上，各公司對霸占的土地，並不能全部墾殖，不僅不能隨營業之進行而蓄積資本，且連已投資本，也不能全部收回，以致於不得不負債，於是少數情形良好的公司，只能維持現狀；其次就中途夭折，不能繼續；更次的只具虛名，自始就未曾興辦。 沿海墾荒植棉事業的失敗，是中國棉田面積擴張過程中一件很大的不幸事件。在組織上，墾殖公司雖採取資本主義的企業形式，實則公司購得土地後，全部都劃為小農場（25或50畝）佃給農民耕種，公司本身並不曾依近代的經營方法去從事農墾。在租佃制度上，公司於出佃土地之初，便強迫農民繳納每畝2元的押金（俗稱訂手），永遠歸其保存，其後，每年所收實物地租，也高達35％至40％。如此，在佃戶方面，不僅全部的農業利潤都被公司囊括以去，就是自己的生活資料，也常感不足。他們肯移來墾殖，本多是為貧困所逼的。如今處於封建的剝削關係之下經營50畝上下的小農場，依然不能脫離飢餓的威脅。像資本主義國家裡，為追求平均利潤而佃入土地的農業企業家是沒有發生的可能的。在公司方面，大都自始便患著資本不足的貧血病，中途虧損倒閉。其幸能維持的，也因地租之高昂，引起了瘋狂的土地占有欲，他們把大部分資本以及收來的押金租金，全都投到土地購買上去。甚至若干公司，徒擁虛名，全賴收取押金來購買土地。日常周轉既不得不依賴借貸，而債款負擔也隨土地之擴張日益加重，最後，常至於負債超過股本，一樣地難免於破產。這樣，在名義上披著資本主義企業外表，而本質上立腳於封建的剝削關係之上的墾殖公司，雖在1914—1922年間盛極一時，而對於鹽土地帶最急需的土地改良方策——如灌溉系統的建立等等——卻無絲毫成績可言。而那一片本可墾闢植棉的廣大的鹽土地帶，也就未能地盡其利了。(34) 中國棉田面積的擴張過程，既受中國一般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推進或束縛，同時，也受中國自然條件之深刻的影響。我們記得棉花是一種隨自然條件的變異而發生很大豐歉差異的作物，近幾十年里，隨著農民的貧困化，農民對於自然條件的控制力量——對於水旱災荒的防止和補救力量，日益微薄。自然條件給與中國農民兩大塊可能擴張棉田的地區，它同時也使這兩塊地區需要繁重的人工來加以改造。譬如「在山西，因前一年天旱的關係第二年的棉田減少許多，……在江浙一帶，……雨量愈多的年份，棉花的收成愈壞，同山西的情形恰是相反」(35)。可是我們只要翻開華商紗廠聯合會棉產統計部所調查的「中國棉產統計」，稍一檢視，便可知近二十年來中國南北兩大棉區里，實無年無災。大體言之，長江流域多霪雨和風暴為害，黃河流域則多遭旱災，災荒的發生，若在棉株長成之前，農民大都能耕去棉苗，改種其他作物；若已在開花結實之後，農民就只有忍受一季的歉收。在前一情形，促進本年棉田面積的減少；在後一情形下，則阻止次年棉田面積的擴張。總之，災害截斷中國棉田面積之正常的擴張過程，它使歷年棉田面積的增減和每畝產量的多少都有發生劇烈變化的可能。 由於上述社會條件與自然條件的作用，中國棉田面積的擴張過程，進行得異常曲折迂緩。若依據華商紗廠聯合會棉產統計部在1918—1930年間的調查，這種過程幾於不可察覺。但統計部的調查，缺點甚多，不可據為定論。事實上，這種擴張過程確是在緩緩進行之中的。譬如山東，在本世紀之初，僅東昌府屬堂邑、館陶、高唐、清平向系產棉區域，以及利津、蒲台、恩縣、齊東、濱州等處出產少量短絨中棉。(36)三十年來，經美國種的推廣和棉花售價之相對的提高，不獨上述舊棉區的種植面積確有擴展，即連益都、樂昌、安邱、高密、沂水、莒縣這膠濟沿線一帶，也已開始植棉，至津浦以西，黃河以南地帶，則更成為魯省重要的產區之一，棉田面積的擴張，至為明顯。(37)譬如山西，在三十年前，僅河東道屬各縣，稍有棉產，自1917年後，平陽、太谷、文水、定襄、高平等處棉業試驗場先後成立，棉田面積即隨美國種之推廣而日益增加，不僅河東舊區已成為豐富的產地，即向不植棉之冀寧、雁南兩區，也已有美滿的成績。(38)由於棉田面積的擴張，棉田在各種作物栽培面積中的比重亦隨而提高。譬如據中華棉產統計會的調查，1933年河北省吳橋、正定等縣，棉田所占耕地面積約40％，南宮、廣寧等縣約占45％，若成安縣且高至80％。(39)更據1934年同一機關在河南省的調查，棉田所占耕地面積，在唐河、安陽為50％，在陝縣為55％，閿鄉60％，偃師70％，禹縣70％，靈寶更高至75％。(40)若干地方，農民已把棉花列為首要的作物；江浙棉區常有「棉七稻三」之說，河北晉縣且有「十畝田，九畝棉」的諺語。在三十年前，這都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三十年來，棉田面積的擴張，可以確信無疑。 最近六年內，中國棉田面積的變動，有如下表： 中國棉田面積之擴張 資料來源：1931—1934年，《農情報告》，3卷8期；1935年，4卷1期，1936年4卷12期。 全國各年度的棉花產量，常隨該年度自然條件的優劣而有顯著的差異。但長期說來，全國棉產總量，大體總是隨全國棉田面積之增加而提高的。試舉最近幾年的情形如下： 中國的棉花產量 資料來源：同前表棉田面積。 綜上所述，可知近幾十年中國植棉事業的變遷；生產目的之改變，棉花品質之提高，棉田面積之擴張，凡此種種，都不是我們幾十年前的祖先所可夢想得到的，這是中國棉紡業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後果。 ———————————————————— (1) "The unusually high prices first brought about by the war in the United States gave to cotton growth in the province, a stimulus, which is apparently of a permanent character. The sudden and ennormous rise in price in the year 1860…from $9 per bale to $28 per bale....might well have turned heads of the cultivators, and induced an abondonment of other crops."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9, Ninpo, p. 63；當時棉作排擠其他作物的現象，尚可參看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5, Shanghai, p. 130; 1866, Foochow, p. 25; 1867, Ninpo, p. 42; 1868, Ninpo, p. 50; etc。 (2) 參看《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6卷2期，頁23—25；3卷3期，頁10—16。 (3) 金城銀行：《山東棉業調查報告》。頁111—113。 (4) 以上參看金城銀行總經理漢口調查分部：《湖北之棉花》，頁34—38；葉元鼎等：《吾國重要棉市調查記——漢口》，《國際貿易導報》，6卷9期，1934，9，10，頁35；鮑幼甲：《湖北省經濟概況——棉業》，《漢口商業月報》，1卷7期，1934，7，10，頁35；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沙市棉花專業調查記》，1934，頁1—3。 (5) 以上參見金城銀行：《山東棉業調查報告》，頁111—117，153—159；葉元鼎等：《吾國重要棉市調查記——濟南》，《國際導報》，6卷9期，頁33；徐玉輝：《濟南棉業調查報告》，《紡織時報》，1257—1264，25，2—3。 (6) 以上參看《鄭州棉花市場之今昔觀》，《中行月刊》，8卷5期，1934，5，頁165；狄豫福：《鄭州棉市之調查》，《國際貿易導報》，2卷12期，1931，12，10；《鄭州棉花市場概況》，《中行月刊》，2卷10期，1931，4，頁13。 (7) 顧裕昌：《安陽縣棉業調查》，《國際貿易導報》，7卷10期，1935，10，10，頁76。 (8)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6, Tientsin, p. 49. (9)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Pt. Ⅱ, 1867, Tientsin, p. 19. (10) 張氏曾數度分發美種，勸令湖北各產棉縣份試種，參看《張氏札產棉各州縣試種美國棉子》，《札各營縣續發美國棉子暨章程種法》，《札各營縣再試種美國棉子》，《批雲夢縣稟體察種棉情形》，《張文襄公公牘稿》，卷11，24。 (11) 官頒：《棉業圖說》，宣統二年印，卷首。 (12) 《貿易統計及報告》，1908，膠州，頁26；1909，膠州，頁30；1910，膠州，頁35；《天津鈔關》，頁28；Decennial Reports，1902—11，Tientsin，p. 214；Chiaochow，p. 248。 (13) 《中國棉產狀況》，《工商部上海商品檢驗局叢刊》，第2期，1930，頁54—56；程養和：《中國棉花之粗細問題》，《國際貿易導報》，6卷9期，頁105。 (14) 德棉亦為美種，原名Delfos。 (15) 以上看《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專刊》，《各省報告》，頁19；《中行月刊》，10卷6期，頁53；《國際貿易導報》，8卷3期，頁42—43；6期12卷，頁113。 (16) 郭仁風：《中國採種美棉前途之希望》，金陵大學農林科印。 (17) 陳燕山：《對於我國棉件改進之商榷》，《中華棉產改進會月刊》，1卷12期；陳燕山：《金大育成百萬棉之起源經過及希望》，《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專刊》。 (18) 王善佺、馮澤芳：《東大農科之改良中棉品種》，《農學雜誌》，2卷4期。 (19) 譚仲約：《南通農大改良雞腳棉之經過及今後育種之設計》，《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專刊》。 (20) 金城銀行：《山東棉業調查報告》，頁17—18。 (21) 「美種采植於中國以後尚有一重要問題，即如何采植於各地是也。據經試驗之結果，無論棉稼作或其他作物，在某處能服其水土，收穫甚佳，但一經移植他處，相距僅五十英里至一百英里之遙，即不克求與原產地相同效果矣。」郭仁風：《中國采植美棉前途之希望》。 (22) 參看孫恩麝：《南通大生紡織公司南通學院農科改良江北棉產計劃》，《中華棉產改進會月刊》，1卷12期。 (23) "…it is at least certain that the cotton sent from China to England has been quite as objectionable to the manufacturers there, from the shortness of its staple, as Indian cotton." Trade Reports, 1866, Tientsin, p. 94；事實上不獨華北棉產如此，彼時中國各地棉產大都類此。 (24) "Cotton from the most of the growing district of Ninpo, and also from certain districts near Shanghai, …possesses many peculiar characteristics which notwithstanding its shortness of fibre, has brought it into demand for export to Europe. The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are whiteness, coarseness, wiry fibre and sponginess; its coarseness and wiry fibre making it very valuable for mixing with fine lamb and sheep's wool, the whiteness of cotton so mixed with wool adding lustre and beauty to the manufactured article…The coarse, spongy cotton is also to a large extent, used in manufacturing gun-cotton，cartridges, vestas, and lampwicks, for which it is peculiary adopted." Trade Reports, 1878, Ninpo, pp. 146-147. (25) 周幹：《中國棉產自給問題》，《農報》，2卷26期。 (26) 程養和：《中國棉花之粗細問題》。 (27) 周幹：前引文。 (28) 參看《國際貿易導報》，6卷9期，41—43。 (29) J. 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p. 218. (30) 金城銀行：《山東棉業調查報告》，頁40—41。 (31) 黃肇興：《中國棉花運銷合作社組織之研究》，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畢業論文，未發表。 (32) 此項例證甚多，如河北省御河區，參看《工商半月刊》，7卷18期，《調查》，頁51；如山東高密、歷城，參看《青島工商季刊》，1卷1期，《調查》，頁10，26；又如山東膠州、長山、龍山、高密、青島等地，參看青島工商學會棉業試驗場《棉業特刊》，《調查》，頁1—26；又參看《華北棉花栽培問題》一文，《國際貿易導報》，8卷2期，頁31—33。 (33) Buck, op. cit., p. 217. (34) 墾區情形參看徐蘊石：《江蘇江北棉業概況》，《中華棉業改進會月刊》，2卷11及12期；李積新：《淮南鹽墾區之墾植問題》，《地政月刊》，3卷5期；王慕韓：《從農業經營上說明江蘇鹽墾區土地利用問題》，《中國實業》，1卷11期；楊度春：《沿海棉農經營棉業之成果》，《新農村》，1卷6期；趙伯基：《江蘇濱海鹽墾區之棉作情形》，《中華棉產改進會月刊》，1卷4及5期。 (35) 《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導報》。 (36) 官頒：《棉業圖說》，卷3，《中國棉業現情考略》。 (37) 《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專刊》，《報告》，頁12；16；李升伯：《視察華北棉業後之觀感》，《紡織周刊》，4卷6期，頁167。 (38) 《中國棉產改進統計會議專刊》，《報告》，頁37—39；《中國棉產統計》，民國八年，頁53；民國十九年，頁19；民國二十二年，頁81—83。 (39) 《中國棉產統計》，民國二十二年，頁23，28，26，36，40。 (40) 《中國棉產統計》，民國二十三年，頁119，116，118，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