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棉紡織史稿 · 第一章　導　　言

一　近百年中國經濟的總趨向 近百年中國國民經濟史上的根本變化，是從封建經濟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這中間，同時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發生髮展過程。本書企圖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歷史做典型，分析近百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髮展過程的特殊性。 棉紡織業乃全體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一個構成部分，為觀察這一構成部分的發展經過，應該先對近百年中國國民經濟總體的發展趨勢做一簡單的敘述。 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長久閉鎖的自給體。這個自給體的中心支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之下的小農經濟。 封建時代，中國農民背負著極端沉重的剝削，地租、賦稅不僅奪去了中國農民農業勞動的剩餘生產物，並且也奪去他這方面勞動的一部分必要生產物，使農業生產力長期地停留在極低的水平上，於是全國土地被割成千千萬萬極端零細的小農單位，全國農村遂成為一個龐大的小農集合體。這種小農制度，固然不能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礙，但其對於新生產方式的確立，確曾發生異常堅韌的阻撓作用。 零細分割的小農制度，把中國全部的經濟活動劃成無數的小生產單位。從社會全體看來，這是極端浪費勞動力的生產方式。它使大多數的生產者緊系在土地上，除去極薄弱的城市手工業而外，全部生產工具都分散到農家裡去，分工不能離開男女性別與年齡老幼之生理的標準，協作也不能逃出一個小農家庭的規模。在其本性上，這種小生產體排斥資本之集中與勞動社會化，阻礙勞動分工之進展與生產工具之改進，一切自然動力與科學成果都無從獲得充分的利用。總之，社會的勞動分工無由發展。 在這種分散孤立的小生產體裡，農業與手工業總是以無比的堅韌力量結合在一起的。食料自然是農民自己的田場所生產的，即工業製品也必努力自種原料，由自己的家庭成員來製造。有許多人人必需的工業製品，其原料並不是家家農場都宜於生長的，但為了自給，所需有限，農民不難辟出一小塊田地來盡心護養，以補自然條件之不足。過去中國農民對於棉花的種植，便是這樣。如此，不獨社會的勞動無由發展，即土地特別適宜於某種作物的優越特性，也難得充分發揮，地域的勞動分工遂亦不得開展。 由於某種特殊條件，少數作為農家副業的家庭手工業，或許也能逐漸脫離自給的目的，發展為小商品生產。在背負多種沉重的封建剝削之下，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了擴大銷路，常常拚命壓低售價，幾乎不去要求勞動報酬。可是在同一條件之下的農民或小商品生產者，為了維持最低的生活，卻又緊縮消費，力避購買。世間絕無只有出賣而不購買的社會，這種小商品生產又那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呢？ 另一方面，當勞動者脫離自給而進行商品生產時，他們又不得不掉進另一個更深的陷阱——商人的剝削里去。商品生產的增加，亦即是生產者所受商人剝削程度之增加，終極必至演成手工不足自給，必取助於耕作的局面。於是從前企圖脫離農業以自立者，終不得不重新緊抓著土地。如此，不論手工業在小生產體的經濟結構上，為副業，抑為主業，其在小生產者經濟生活上的意義，只在支持他最低限度的生活，延長他破產時期之到來而已。從社會全體看來，這情勢就造成社會生產發展歷程上的遲滯現象。 十九世紀外洋商品所遇到的中國社會，就是上述那樣久經凝滯之龐大的自給體。在這裡，每個農家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村落是力求自給自足的，每個區域不能充分發揮它自然條件對於某種農作物的優越性，同樣是力求自給自足的。自給性造成閉關性。這在政治上的表現，對外就成為頑固的閉關政策；對內就排斥工商業的發展，形成以小農經濟為基石的東方專制主義。這樣，欲求中國經濟之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打破政治上的閉關政策與經濟上的自給結構，方有可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後，中國政治的閉關政策終為列強的炮火所打開，經濟的自給結構亦不得不隨之解體。不過，經濟的發展絕不能像對外關係那樣簡簡單單地決定於幾場戰爭、幾篇條約，急遽而且徹底，且正由於過去組織的強韌，所以自給經濟的解體過程，進行得極為緩慢。經濟上，中國是身受比炮火還更慘痛的經歷的。 開關後的中國，先為列強商品的宣洩市場，後為列強資本的投放場所，故近百年中國經濟史的發展，實為一部半殖民地性經濟沉淪史。然同時期內，又先有中國手工業對洋貨的抗爭與敗績，後有中國民族資本、官僚資本的發生與發展，故同一階段又成為中國半封建性經濟演進史。 1842年起，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了自由貿易和協定關稅兩種權利後，以兩種物品向中國傾銷，其一為機制日用品，其二即鴉片。這兩種物品的流入，前者以機器打擊手工，後者則以毒藥殺害勞動力。打擊手工，直接破壞中國經濟的基層結構；殺害勞動力則根本毀滅中國經濟的動力源泉。直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內地尚有洋貨不到之處，因而我們不能說前一過程業已徹底完成；但據各種徵象來推測，我們至少可以說早在甲午前後中國自給經濟業已根本動搖了。至鴉片之流毒，前後凡百有餘年，其所給予中國經濟的摧殘，是難以測度的！ 理論上，資本主義世界商業的發展，必然改變一切落後的生產方式，使其成為資本主義類型，藉以適合自己的需要。中國小農經濟體既不能永久拒洋貨的勢力於鄉村之外，則中國民族工業資本主義化之終必發生，乃是極自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中國自給的小農經濟體之破壞，乃是中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前導，經歷儘管慘痛，實也是不可避免的進步步驟。不幸的是，當中國民族資本還不能自立時，帝國主義國家已向中國發動更毒辣的攻勢——向中國大量投放資本了。 甲午以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侵略，可分為兩方面：一為各種借款，其目的在獲得種種特殊權益，各自攫取利益範圍，以便瓜分這塊沃土；一為工商業投資，其目的在建立自己的侵略機構以便掌握中國的經濟命脈。這兩者同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莫大障礙。 甲午以前，滿清政府的財政尚能維持收支平衡，所欠外債亦不甚多。《馬關條約》規定中國應付給日本軍事賠款兩萬萬兩，自此中國乃開始陷入於外債的深淵裡。統計此後十餘年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約兩千餘萬兩，占國家歲出四分之一以上。庚子之役，中國又被迫付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外債再增。每年應付賠款及外債本息達四千餘萬兩，占國家歲出三分之一以上。辛亥以後，歷屆封建軍閥，從北洋政府以至蔣當局，連年不斷地進行內戰，同時也就連年不斷地大舉外債，這筆濫賬，至今還沒有人算得清楚。所可知者，其數決不下於滿清政府。 從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這五十年里，沒有一筆外債不是用喪失主權的條件去換來的，歷屆反動政府幾乎已把它們所有的稅收和祖國的礦山、鐵路等等重要資源抵押得一乾二淨了。五十年愈堆愈高的外債，意味著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作敲骨吸髓的剝削，同時也意味著它們對中國財政、金融、礦山、鐵路這些經濟命脈的控制。 各種借款以外，帝國主義又大舉進行企業投資，其主要部門為航運、工廠與銀行等項。帝國主義在華獲有設廠製造之權，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馬關條約》，航運、工廠、銀行諸種投資也大盛於此年以後。五十年來，它們挾其雄厚的資力，已在這些方面取得完全的支配地位。譬如采冶，煤礦以撫順、開灤為最大，日、英分占之；鐵礦以大冶、本溪湖為巨擘，日寇侵占之。於是無限富源，任人囊括，國人用煤反不得不求之于洋商；鐵砂運日，授人以殺我之利器，而我一管一釘之微，亦必仰給於歐美。輕工業中，捲菸、棉紗、麥粉、火柴等項部門為規模最大之新式產業，而華商的產量不及總數之半。上海乃全國工廠集中地帶，而動力所需大半取之外商電廠。論及交通，浩浩長江，本是天賦我優良的內河航路，而日清、怡和、太古各商鳩占之勢已成，舳艫千里，莫非外商帆檣。論及銀行，外商的勢力尤其龐大，對外匯市，固向不能自主，即國內金融市場，亦在滙豐、麥加利等行控制之中。總之，五十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投資侵略，步步緊逼，終至使中國經濟淪入半殖民地境地。 在上述情形下，中國近百年經濟史的另一個發展方面，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 洋貨大量入侵後，中國自給經濟，便開始解體。若干手工業部門之毀滅，其一面的意義為替這些部門開闢出商品市場，其另一面的意義則又形成廣大的勞動力市場，由此而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發生，乃是必然的結果。 中國民族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是在外洋商品的剝削之下進行的，這個發生過程上的特徵，不獨使它積累數量不能充實強大，且使它自始便不能作獨立的發展。具體地說，外洋商品在其毀滅中國自給經濟體的方面，固為中國國內工廠之建立，盡了清道的作用；但關稅既不自主，這些商品自仍得繼續入侵，結果從前誘導中國自行設廠者，轉而亦成為中國工廠之勁敵，劫奪原料，競爭市場，終使國內工廠常停留在出發點上而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以從事資本的增殖。甲午以後，外人對華再作大量投資，於是洋貨之外，加以洋資，民族資本即使能敵過遠道運來的洋貨，也無力與近在咫尺的外資爭衡。民族資本不獨不能行增殖過程，且常連出發時的規模也不能維持，而終被外資吞併。我們只要回憶1914—1918年世界大戰以前，中國新工業發展的遲滯狀況，大戰期中的特殊繁榮及戰後的困苦破產情形，便可確認這是近幾十年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史的基本特徵。 中國資本主義發生過程之另一特徵，在其不得不受制於各種封建勢力。 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商品侵略和資本侵略的同時，它們又從政治上經濟上支持中國的封建勢力，把它們造成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法西斯的統治勢力。從北洋軍閥到蔣當局，各據一方，各自建立自己的財政金融系統，支解全國資源，殘害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它們給予洋貨與外資工廠的出品以種種特權，任其泛濫全國，而本國人民的貨物卻必須逢關納稅，過卡抽厘。這結果就使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遭到狹隘的地域上的限制。到了蔣當局統治的末期，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則更是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直接搶劫了。 近百年中國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本主義的、法西斯的統治者又對中國人民進行著極端沉重的剝削，他們使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農民和手工業者長期地在飢餓狀態中掙扎。在鄉村里，他們利用農民的貧困，無止境地加重地租，地租不成為平均利潤以上的餘額，而是野蠻地侵奪了農民必要生產物的封建貢賦。因此，農民經常地沉浸在高利貸的深淵裡。封建地租、高利貸統治著鄉村的一切經濟生活。 另一方面，在都市裡，特別是在全國工商金融各業集中地的上海，由於租界成為帝國主義的獨立王國，成為官僚地主搶劫而來的贓物財產的逋逃藪，於是租界地價特高，租界地產成為投機的對象；由於反動統治者不斷地進行內戰，不斷地以高利濫發債券，於是公債庫券成為投機的對象；由於政治經濟局勢不穩定，貨運通塞無常，於是商品成為投機的對象。凡此，都使都市的資本市場產生畸形的發展，不是平均利潤統治著資本市場，而是投機利益統治著資本市場；不是工業資本統治著商業資本，而是商業資本統治著工業資本。在這種種情況下，民族資本的現代工業當然談不上正常的發展了。 棉紡織業，這中國經濟上僅次於農業的重要產業部門，就是在上述環境下經歷其近百年的歷史的。 二　棉紡織業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自給性之最堅強的基礎、最具體的表現，莫過於衣、食兩種生產勞動的結合。這種結合組織之最自然的形態是家庭。在中國神話里，發明耒耜，教民稼穡的是神農；育蠶治絲，創造衣裳的卻是黃帝的后妃螺祖。所以在中國人的意識里，耕作是男子的事情，紡織卻是女子的責任。這種觀念成為封建時代中國勞動人民的生活規範。事實上，一個家庭實現了男耕女織，就是實現了原始的分工；縱使把紡織視為副業，而利用農閒，自食其力，或有剩餘，可補田產之不足，不獨一家的勞動力從此得有合理的利用，生活上主要的必需物品，也就有了自給自足的可能。耒耜機杼，遂自然成為最經濟的自給方法，也就是小生產體之最好的組織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不變，男耕女織的分工觀念也絕不會動搖。神話，其實正是人話。 宋元以前，中國衣著原料咸取給於絲麻，屬國間有棉布入貢，只供皇室玩賞，中土人民是不知有棉花與棉布其物的。宋末元初，中國本土始有植棉(1)。所以棉花之成為「女織」的原料，乃是宋元以後的事情。惟由於種種原因，植棉與棉紡織技術在中國之傳布，極為迅速。到了明代末年，棉紡織業顯然已成為中國小農家庭不可或缺的生產活動，其在中國經濟結構上的地位，亦不過僅次於農業而已。 紡織副業在中國小農經濟體裡重要地位之開始喪失，乃是開關以後的事情。 前面說過，開關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以兩種商品向中國傾倒：一為鴉片，一為機制日用品。所謂日用品，即謂專指棉製品而言，亦不為過。 本來，歐美各國（特別是英國）的產業革命，最先發生於棉紡織部門，而進展最速、其新技術傳布至遠東之最早者，也正是這一部門。因此，能夠負擔沉重的運費，遠涉重洋來與中國手工業製品爭勝者，自以棉紡織品為最；而中國鄰邦，最先利用新生產技術以至有力向中國推銷的物品，也正是棉紡織品——特別是棉紡業製品。這種情勢決定中國落後生產技術之最先遭受外力侵略，而其所受壓力最大的部門必為棉紡織業——特別是棉紡業。 從進口貿易上考察，開關後四十餘年內中國消費洋貨之最大宗，首推鴉片，其次為棉製品。以發展趨勢論，則以棉製品——特別是棉紗的增加最為神速。據估計，1842年頃中國常年的輸入物品約值25，000萬元，其中鴉片占55.2％，棉花占20％，棉製品居第三位為8.4％。(2)棉花地位之高，乃當時廣東手紡業尚未衰落之故。二十餘年後，棉花地位便被棉製品所取代。按同治六年（1867年）全國進口總值69，300，000兩中，鴉片占46％，棉製品占21％，棉製品在一切進口物品中已躍居第二位。自此以後，鴉片的進口因中國自種罌粟而日減，棉紡織品則因中國手工業之衰落而進展特速。到了光緒十一年（1885年）進口淨值88，200，000關兩中，鴉片占25，400，000關兩，棉製品占31，500，000關兩，棉製品已以35.7％的優勢壓倒鴉片（28.8％）而居進口貿易的第一位。棉製品這種無上的高位，一直維持了近五十年的時光，1913年才為棉花所替代。 棉製品進口值與總進口值之比較 從絕對數量言，甲午以前中國消費外洋棉製品的價值，雖逐年增高達四五千萬關兩，其後且超過一萬萬乃至兩萬萬餘萬關兩，惟以中國人口之眾，平均每年每人消費洋貨始終不及一元。所以這種進口似乎並不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但我們若將進口棉製品與中國重要出口物品來比較，則可知這久已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開關以後的中國，是以出產絲茶著稱於世界的，幾十年來中國輸出物品也以絲茶為大宗。當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我們消費外洋棉製品不多，絲茶兩種出口物品，任何一種都足抵償棉製品而有餘。惟棉製品的輸入日盛，絲茶的輸出或無進展，或有減退，結果十餘年後，任何一種都不足抵償棉製品的價值；再十餘年後，雖絲茶兩種全部輸出，也不足夠；再十餘年後，絲茶之外加上我們另一種大宗出口物品——大豆，還是不足。這樣到了民國九年（1920年）棉製品輸入達246，813，429關兩的最高峰時，為了支付這一筆龐大的外匯，要集合我們生絲、茶葉、黃豆、豆餅、桐油、芝麻、綢緞、豆油、煤、錫、藥材等十餘種重要出口貨的全部收入才能足用。若再將棉製品進口價值和土貨出口總值加以比較，可知我們全國各種輸出物品所售得的外匯要有四分之一乃至半數以上是要拿去支付這筆衣料賬的。而這種情勢的形成也不過三十年內的事情。 棉製品進口值與各類出口值之比較 作者註：*關冊包括豆餅在內，不錄。 幾十年大量棉製品入侵的直接結果，為手工棉紡織的破壞，而間接的結果，則有大機器棉紡織業的興起。 棉工業在上海及全國工業中之地位 作者註：所調查者皆為合工廠法之廠家。 以工廠制度的發生時期言，棉紡織業並不是最先開始的部門。惟就發展速率及組織規模言，則棉紡業實為各業之冠。又因為棉紡織業工廠制度之進展，乃引起新植棉事業之推廣與制棉、棉織諸業之機械化。近數年來，棉業在中國經濟上之地位，可得而言者如下。 據國民黨政府中央農業試驗所估計民國二十五年二十一省十四種夏季作物面積的結果，共得收穫面積738，638千市畝，其中棉花收穫面積為61，615千市畝，即占全面積之8.3％。此數在晚稻、早稻、小米、大豆、高粱及玉米六種作物之下，然在中稻、甘蔗、糯稻、糜子、花生、芝麻及菸草七種作物之上。(3)若制棉、棉紡和棉織三類工業在中國工業中之地位則如上表。 棉業在中國經濟中誠為新產業進展最速、規模最大的部門，然與他國比較，則其落後渺小之相立見。請觀察下表： 英、印、日、華四國機紡織業發展速率之比較（1） 作者註：（1）所謂機紡織業，指利用機械動力之紡織業而言，凡利用人力、畜力，或自然力如水力、風力等所發動者，不計。 （2）英國紡織兩業之開創年代見W. Sombart，Der Moderne Kapitalismus，München u. Leipzig，1923，2. Bd.，2. Teil，S. 1067f；J. H. 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Cambridge，1923，p. 143；1890年之紡錠數見J. Conrad，Politische Okonomie，Jena，1920，dritte Auf.，IV. Teil，Statistik S. 326，330；織機數見S. J. Chapman，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Manchester Univ. Press，1904，P. 28f；1811年之紡錠為5，066，500枚，見Chapman，p. 53；按此中或有一極小部分為水力發動者；1829年之織機數見Chapman，p. 28f。 （3）印度紡織兩業之開創年代見M. P. Gandhi，The Indi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pp. 53，56；1890，1901各年之紡錠織機數見A. S. Pearse，The Cotton Industry of India，Manchester，1930，p. 22。 （4）日本紡織兩業之開創年代見絹川太一著：《本邦綿絲紡織史》，第一卷，昭和十二年，大阪日本棉業俱樂部版，第9頁，附年譜第6頁；其他數字見《內外棉業年鑑》，昭和6年版，第300頁。 （5）中國數字詳本書第四、第七各章，織機數系僅就紗廠附織廠而言者。 為材料所限，這裡我們只找到英國代表先進國，印度代表殖民地，日本代表後進國，將它們棉工業革命的發展狀況與中國比較。上表供給我們很多有趣的對比：如果以使用機械動力的紡織工廠之開始運轉算為棉工業革命的發動年代，則英國此種突變的發生早於中國足達一個世紀之久。英國是全世界棉工業革命發動最早的國家，我們自不能與之並比。不過我們若記起英國之初有棉紡織業，乃是十七世紀初年的事情，(4)而我們這種產業的發生，至遲亦不會後於十三世紀中葉，可知我們棉業史之遠於英國者至少有四個半世紀，今我們棉工業革命之發生乃晚於英國一個世紀，這實不能不使我們驚異。即就印度和日本而論，我們棉工業革命之發生，也落後二十餘年至三十餘年之久。 以發展速率論，自初有機紡至紡錠超過五百萬枚所需之時間，在中國為46年，這比諸英國之26年自不免相形見絀；然比諸印度之45年，則不相上下；比諸日本之62年，且有過之。織業方面，情形亦相類似。但是，當我們首創的一家機器紡織工廠才開始運轉其一部分機器時，英國已有紡機四千餘萬錠，布機六十餘萬台；印度已有紡機三百餘萬錠，布機二萬餘台；即日本也已有近三十萬錠的紡機，這些數字可以充分地表示出我們的棉工業革命的發展必將受制於人的情勢。 中國棉工業革命發動時期之遲晚，及其受制於人不得急起直追的局勢，形成中國紡織各類在世界棉紡織界地位之卑下。此可從下表窺見之。 由下表可知中國得天甚厚，棉產量可高居世界的第三位，然紡錠數則落為第九位，布機數則又落為第十一位。若以每千人所有之紡錠數及每萬人所有之布機數論，則前者為第十一位，後者為第十二位。故中國棉工業現勢固不能與英美諸國相比，且亦不能與後進之捷克、巴西並論，並連殖民地之印度、埃及亦不如。另一方面，據我們估計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前，中國至少尚存有手紡車七百餘萬架，手織機六七百萬架，這些遠古時代的遺物，倒又以我們為最多了。(5) 中國植棉紡織各業在世界上之地位 資料來源：棉產量、紡錠數、動力織機數見Textile Mercury，Cotton Year Book，1938，pp. 23，29，30；每千人所有之紡錠數及每萬人所有之織機數，根據本表所列紡錠、布機數與各國人口數計算而得；各國人口數見Population Index，Vol. 4，nos. 2，3；Vol. 5，no. 1。惟此表中中國之紡錠數根據1937年《中國紗廠一覽表》，動力織機數據吾人的估計，詳本書第八章；又紡錠、織機數均包括在華日廠之設備在內，遼寧各廠不計。中國人口數據王士達之估計，見《社會科學雜誌》，6卷2期。 作者註：除日本數字包括當時朝鮮外，各國數字均指本土而言，不包括殖民地在內；又各國人口數均為1936—1937年之普查或估計；又義大利之紡錠、織機為1935年7月底之數；又蘇聯紡錠、織機無調查，表列者為估計數。 若從棉布消費量來觀察，則如下表所示，中國簡直沒有地位可言。 各國平均每人棉布消費量估計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The World Textile Industry，Geneva，1937，Vol. I，p. 168；cf. Joint Committee of Cotton Trade Organizations，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World Trade in Cotton and Rayon Goods，I；Introduction and Survey of Present Trade Distribution，Manchester. 1935，Statistical Appendix，Table 21。消費量指估計的或實際的生產量加進口量減出口量與復出口量。 作者註：（1）方碼數；（2）1934年數；（3）包括手工製品，每人4.4碼；（4）據1934—1935年資料估計，包括手工製品每人10碼。括弧內之數字為部分或全部之估計數。 植棉和棉紡織各業在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上以及其在世界各國棉業經濟上的地位，基本上就是如此。 以下，我們就來敘述造成這種情況的歷史發展過程。 ———————————————————— (1) 中國古有「綿」字，至宋始有「棉」字。大約宋元以前之著作，所謂綿皆指絲綿，所謂布皆指麻布。宋元以後，絲綿與木本草本之棉常混稱為綿，麻布與棉布亦常混稱為布，而草本之棉又常被誤稱為木棉。實則木棉在中國，向無經濟上之重要性，吾人讀宋元以後著作，除特別描述枝幹高大如樹之木棉外，凡僅稱木棉之處，如政府之課徵、人民之貿易等等，即直視其為草棉可也。 (2) A. J. Sargent, Angio-Chinese Commerce and Diplomacy, London, 1909, p. 129. (3) 《農情報告》，第4卷12期，第320頁。 (4) A. P. Wadsworth and J. De Lacy Mann，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 Manchester Univ. Press, 1931, p. 15. (5) 詳本書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