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法 · 第六章 史跡之論次

吾嘗言之矣：事實之偶發的、孤立的、斷滅的皆非史的範圍。然則凡屬史的範圍之事實，必其於橫的方面最少亦與他事實有若干之聯帶關係，於縱的方面最少亦為前事實一部分之果，或為後事實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於各個之事實，而最要著眼於事實與事實之間，此則論次之功也。 史跡有以數千年或數百年為起訖者。其跡每度之發生恆在若有意識若無意識之間，並不見其有何等公共一貫之目的，及綜若干年之波瀾起伏而觀之，則儼然若有所謂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後。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將千百年間若斷若續之跡認為筋搖脈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節節求也。例如我族對於苗蠻族之史跡，自黃帝戰蚩尤、堯舜分背三苗以來，中間經楚莊蹻之開夜郎、漢武帝通西南夷、馬援諸葛亮南征、唐之於六詔、宋之於儂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間之改土歸流，咸同間之再平苗討杜文秀，前後凡五千年，此問題殆將完全解決。對於羌、回族之史跡，自成湯氐羌來享、武王徵師羌髳以來，中間經晉之五涼、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間蕩平准、回，光緒間設新疆行省，置西陲各辦事大臣，前後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決而未盡解決。對於匈奴之史跡，自黃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來，中間經春秋之晉、戰國之秦趙，力與相持，迄漢武帝、和帝兩度之大膺懲，前後經三千年，茲事乃告一段落。對於東胡之史跡，自春秋時山戎病燕以來，中間經五胡之諸鮮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滿珠，前後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遜荒，此問題乃完全解決。至如朝鮮問題，自箕子受封以來，歷漢、隋、唐屢起屢伏，亦經三千餘年，至光緒甲午解決失敗，此問題乃暫時屏出我歷史圈外，而他日勞吾子孫以解決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問題，自唐吐蕃時代以迄明、清，始終在似解決未解決之間，千五百餘年於茲矣。以上專就本族對他族關係言之，其實本族內部之事性質類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間為起訖，既訖之後猶二千餘年時時揚其死灰，若漢之七國、晉之八王、明之靖難、清之三藩，猶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兩晉、六朝、隋唐八百年間為起訖，而其先驅及其餘燼亦且數百年也。凡此之類，當以數百年或數千年間此部分之總史跡為一個體，而以各時代所發生此部分之分史跡為其細胞。將各細胞個個分離，行見其各為絕無意義之行動，綜合觀之，則所謂國民意力者乃躍如也。吾論舊史尊紀事本末體，夫紀事必如是，乃真與所謂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為態，若激水然，一波才動萬波隨。舊金山金門之午潮，與上海吳淞口之夜汐，鱗鱗相銜，如環無端也。其發動力有大小之分，則其盪激亦有遠近之異。一個人方寸之動而影響及於一國，一民族之舉足左右而影響及於世界者，比比然也。吾無暇毛舉其細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標一史題於此，曰：「劉項之爭與中亞細亞及印度諸國之興亡有關係，而影響及於希臘人之東陸領土」。聞者必疑其風馬牛不相及，然吾徵諸史跡而有以明其然也。尋其波瀾起伏之路線，蓋中國當李牧、蒙恬時浪勢壯闊，蹙匈奴於北，使彼「十餘年不敢窺趙邊」（《史記·李牧傳》文），「卻之七百餘里」（賈誼《過秦論》文）。使中國能保持此局，匈奴當不能有所擾於世界之全局。「秦末擾亂，諸秦所徙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漢兵與項羽相拒，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大破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史記·匈奴傳》文）。「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史記·大宛傳》文）。蓋中國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動之勢南下，軒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肅邊徼山谷間之月氏，月氏為所盪激，復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蔥嶺以壓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謂柏忒里亞（bactria），亞歷山大大王之部將所建國也，實為希臘人東陸殖民地之樞都，我舊史字其人曰塞種。「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漢書·西域傳》文）。罽賓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爾，（《大唐西域記》之迦濕彌羅，）亞歷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臘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盪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僅此而止，月氏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丘就卻自立為王，國號貴霜。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濮達、罽賓」。子閻膏珍「復滅天竺」（《後漢書·西域傳》文）。蓋此波訇砰南駛，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達）而淹沒印度，挫希臘之鋒使西轉，自爾亞陸無復歐人勢力矣。然則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數十年，或衛青、霍去病蚤出數十年，則此一大段史跡或全然不能發生，未可知也。吾又標一史題於此，曰：「漢攘匈奴與西羅馬之滅亡及歐洲現代諸國家之建設有關。」聞者將益以為誕，然吾比觀中西諸史而知其因緣甚密切也。自漢武大興膺懲之師，其後匈奴寢弱，裂為南北。南匈奴呼韓邪單于保塞稱臣，其所部雜居內地者漸同化於華族。 北匈奴郅支單于仍倔強，屢寇邊，和帝時再大舉攘之，永元元、二年連破北匈奴，（《後漢書·和帝紀》文）三年，竇憲將兵擊之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之」。（《後漢書》憲傳文）。此西紀八十八年事也。其雲「不知所之」者，蓋當時漢史家實不知之，今吾儕則已從他書求得其蹤跡。「彼為憲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設悅般國，」地方數千里，眾二十餘萬（《魏書·西域傳》悅般條文）。金微者，阿爾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訖於裏海之一大地也。《後漢書·西域傳》不復為康居立傳，而於粟弋、奄蔡條下皆雲屬康居，蓋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悅般，「屬康居」雲者，即役屬於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則粟弋、奄蔡又何族耶？兩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蘇維（suevi）人；奄蔡為前漢時舊名，至是「改名阿蘭聊，」（《後漢書·西域傳》文）即西史中之阿蘭（alan）人。此二種者，實後此東峨特（east gothes）之主幹民族也。吾國人亦統稱其族為粟特。《魏書·西域傳》：「粟特國，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東峨特之一族也）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澤決為黑海，已成學界定論，而第二、三世紀時，環黑海東北部而居者實東峨特，故知粟特即東峨特無可疑也。當此期間，歐洲史上有一大事為稍有常識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紀間，有所謂芬族（huns orfins）者，初居於窩瓦（voiga）河之東岸，役屬東、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晉孝武帝寧康二年），芬族渡河西擊東峨特人而奪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無敵，轉戰而西，入羅馬，直至西班牙半島，威震全歐。東峨特人為芬所逼，舉族西遷，沿多惱河下流而進，渡來因河，與西峨特人爭地，西峨特亦舉族西遷，其後分建東峨特、西峨特兩王國而西羅馬遂亡。兩峨特王國即今德、法、英、意諸國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設匈牙利、塞爾維亞、布加利亞諸國。是為千餘年來歐洲國際形勢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轉時代。」此一樁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問而知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竇憲擊逐西徙之匈奴余種也。《魏書·西域傳》粟特條下云：「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國哥侖比亞大學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實阿提拉之少子繼立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時來通好，文成在位當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儕可知三、四世紀之交所謂東峨特役屬芬族雲者，其役屬之峨特即《後漢書》所指役屬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屬之之芬族，則《後漢書》之康居、《魏書》之悅般，即見敗於漢，度金微山而立國者也。芬王阿提拉與羅馬大戰於今法蘭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當芬族渡窩瓦河擊殺峨特王亥耳曼後之六十四年，故知《魏書》所謂「匈奴擊殺粟特王而有其國」者，所擊殺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國即東峨特。而擊殺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為西紀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竇憲擊逐時二百九十餘年，而下距魏文成時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儕綜合此種種資料，乃知漢永元一役實可謂全世界史最要之關鍵，其在中國，結唐虞、三代以來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後中國不復有匈奴寇邊之禍。（劉淵等歸化匈奴構亂於內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銘》所謂：「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非虛言也。然竟以此嫁禍歐洲，開彼中中古時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猶以匈奴遺種之兩國（塞爾維與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戰之慘劇。人類造業，其波瀾之壯闊與變態之瑰譎其不可思議有如此。吾儕但據此兩事，已可以證明人類動作息息相通，如牽發而動全身，如銅山西崩而洛鐘東應。以我中國與彼西方文化中樞地相隔如彼其遠，而彼我相互之影響猶且如此其鉅。則國內所起之事件，其首尾連屬因果複雜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見不獨一國之歷史為「整個的」，即全人類之歷史亦為「整個的」。吾中國人前此認禹域為「天下」固屬褊陋，歐洲人認環地中海而居之諸國為世界，其褊陋亦正與我同。實則世界歷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國之人類所積共業而成也。吾儕誠能用此種眼光以觀察史跡，則如乘飛機騰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覽山川形勢，歷歷如指掌紋，真所謂「俯仰縱宇宙，不樂復何如」矣。然若何然後能提絜綱領，用極巧妙之筆法以公此樂於大多數人，則作史者之責也。 孟子嘗標舉「知人論世」之義，論世者何？以今語釋之，則觀察時代之背景是已。人類於橫的方面為社會的生活，於縱的方面為時代的生活，苟離卻社會與時代，而憑空以觀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動作，則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輕下批評，未有不錯誤也。故作史如作畫，必先設構背景；讀史如讀畫，最要注察背景。舊史中能寫出背景者，則《史記·貨殖列傳》實其最好模範。此篇可分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極」起，至「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止為第一段，略論經濟原則及其與道德之關係。自「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起，至「豈非以富耶」止為第二段，紀漢以前貨殖之人。自「漢興海內為一」起，至「令後世得以觀擇焉」止，說明當時經濟社會狀況。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紀當時貨殖之人。即以文章結構論，已與其他列傳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蓋認經濟事項在人類生活中含有絕大意義，一切政教皆以此為基礎。其見解頗有近於近世唯物史觀之一派，在我國古代已為特別。其最精要之處，尤在第三段，彼將全國分為若干個之經濟區域。每區域尋出其地理上之特色，舉示其特殊物產及特殊交通狀況，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物的基件。每區域述其歷史上之經過，說明其住民特殊性習之由來，以規定該區域經濟上之心的基件。吾儕讀此，雖生當二千年後，而於當時之經濟社會已得有頗明瞭之印象。其妙處乃在以全力寫背景，而傳中所列舉之貨殖家十數人不過借作說明此背景之例證而已此種敘述法以舊史家眼光觀之，可謂奇特。各史列傳更無一篇敢蹈襲此法，其表志之記事雖間或類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會狀況者，則竟無有也。吾儕今日治史，但能將本篇所用之方法擴大之以應用於各方面，其殆庶幾矣。 史跡複雜，苟不將其眉目理清，則敘述愈詳博而使讀者愈不得要領。此當視作者頭腦明晰之程度何如與其文章技術之運用何如也。此類記述之最好模範，莫如《史記·西南夷列傳》：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結，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此對於極複雜之西南民族，就當時所有之智識範圍內以極簡潔之筆法，將其脈絡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與夫社會組織之大別及其形勢之強弱。以下方雜敘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復以凌亂為病。惜後世各史之記事，能如此者絕希。例如晉代之五胡十六國、唐代之藩鎮，皆史跡中之最糾紛者，吾儕無論讀正史、讀《通鑑》，皆苦其頭緒不清。其實此類事若用《西南夷列傳》之敘述法，未嘗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舊史或用紀傳體或用編年體，以事隸人或以事隸年，其勢不能於人與年之外而別有所提絜，故使學者如墮煙霧也。 自《史記》創立十表，開著作家無量法門，鄭樵《圖譜略》益推闡其價值。《史記》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後人乃漸以應用於各方面。如顧棟高之《春秋大事表》，將全部《左傳》事跡重新組織一過，而悉以表體行之，其便於學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國之事，試一讀齊召南之《歷代帝王年表》，已覺眉目略清，若更為下列之兩表，則形勢若指諸掌矣。今錄舉以為例：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第一 右第一表為東人所編中國史籍所通有，我不過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則我所自造。吾生平讀書最喜造表，頃著述中之《中國佛教史》，已造之表已二十餘。我造表所用之勞費，恆倍蓰什伯於著書。竊謂凡遇複雜之史跡以表馭之，什九皆可就範也。 五胡十六國興亡表第二 天下古今，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讀史者於同中觀異，異中觀同，則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貴「比事」也。同中觀異者，例如周末之戰國與唐末之藩鎮，其四分五裂，日尋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歷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戰國蛻自封建，各有歷史深厚之國家組織，其統治者確為當時之優秀階級，各國各為充實的內部發展，其性質與近世歐洲列國近，故於歷史上文化貢獻甚大；藩鎮則蛻自蕃將降賊，統治者全屬下流階級，酷肖現代千夫所指之軍閥，故對於文化只有破壞，更無貢獻。例如中世之五胡與近世之元、清，雖同為外族蹂躪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雜居內地，半同化於吾族，彼輩蓋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規模較大之家族乘時倡亂，而裹脅中國多數莠民以張其勢，其性質與陳涉、吳廣輩相去無幾，其中尤有受中國教育極深之人如劉淵、苻堅等，其佐命者或為中國傑出之才士如張方、王猛等，故雖雲擾鼎沸，而於中國社會根本精神不生大變動，其惡影響所及不過等於累朝季葉之擾亂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為中國以外的一部落，漸次擴大，南向與中國為敵國者多年，最後乃一舉而滅之，其性質純然為外來征服的，與五胡之內亂割據的絕異。且五胡時代，中原雖淪而江南無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斷。元、清不然，全中國隸彼統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恥憤之深而力謀所以固位之術，故其摧殘吾國民性也至陰險而狠毒，而吾族又更無與彼對立之統治機關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氣所傷實多，而先民美質日就彫落。又元、清兩代其相同之點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異之點。蒙古人始終不肯同化於中國人，又不願利用中國人以統治中國，故元代政治之好壞中國人幾乎不能負責任。因此其控馭之術不甚巧妙，其統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雖見擯出塞，猶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滅。滿洲人初時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漸澌滅，至亡時殆一無復存。彼輩利用中國人統治中國之政策始終一貫，其操術較巧妙，故其享祚較長久，然政權一墜，種性隨淪，今後世界上應更無復滿洲人矣。異中觀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僅割據中原，滿洲則統一全國，此其所異也；然皆入據後逐漸同化，馴至盡喪其民族以融入我族，以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東胡，吾儕因可以得一假說，謂東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較他民族為多也。又如元代劇曲最發達，清代考證學最發達，兩者之方向可謂絕異，然其對於政治問題之冷淡則同，較諸漢、唐、宋、明四代之士風截然矣。吾儕因此可得一假說，謂在異族統治之下，人民必憚談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餘年間軋轢不絕，其教理亦確多根本不同之處。然考其學發達之順序，則儒家當漢初，專務抱殘守缺，傳經典之文句而已；後漢以降，經師成一家言者漸多；六朝、隋唐則義疏解釋講授之風甚盛；入宋以後，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設一種內觀的新哲學。佛家亦然，輸入初期專務翻譯，所譯率皆短篇經典；六朝、隋唐則大部經論陸續譯成，佛徒多各專一經以名家，（如毗曇宗、俱舍宗、成實宗、三論宗、法華宗、涅槃宗、地論宗、攝論宗等，皆專宗一經或一論）而註疏解釋講授之風亦極盛；其後則漸漸自創新宗，（如天台、賢首、慈因諸宗）；入宋以後，則不立文字之禪宗獨盛，而他宗殆皆廢。兩家學術之發展並不相謀，然而所歷方向乃恰如兩平行線，千餘年間相與駢進。吾儕必比而觀之，然後所謂時代精神者乃得見。凡此皆異中觀同之例也。 說明事實之原因結果，為史家諸種職責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學之人多能言之，雖然，茲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為復的而非單的，為曲的而非直的，為隔的伏的而非連的顯的，故得其真也甚難。自然界之現象且有然，而歷史現象其尤甚也。嚴格論之，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曰，斷斷不可。不談因果，則無量數繁賾變幻之史跡不能尋出一系統，而整理之術窮；不談因果，則無以為鑑往知來之資，而史學之目的消滅。故吾儕常須以炯眼觀察因果關係，但其所適用之因果律與自然科學之因果律不能同視耳。 請言自然科學與歷史之別： 其一，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反覆的完成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學常在必然的法則支配之下，繅演再繅演，同樣條件必產同樣結果，且其性質皆屬於可以還原。其研究對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質，皆屬完成的、決定的。歷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屢言，天下從無同鑄一型的史跡，凡史跡皆莊子所謂「新發於硎」，未有繅演乎其舊者也。不惟極活躍之西洋史節節翻新，即極凝滯之中國史，前後亦未嘗相襲。不寧惟是，每一段史跡殆皆在前進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態，常將其未竟之緒之一部分貽諸方來。欲求如自然科學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態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學可以有萬人公認之純客觀的因果律，而歷史蓋難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學的事項常為普遍的，歷史事項反是，常為個性的。自然科學的事項，如二加二必為四，輕養二合必為水。數學上無不同質之「二」，化學上無不同質之「輕」與「養」，故二加二之法則得應用於一切之四，輕養二合之法則得應用於一切之水。歷史不然，歷史由人類所造。人類只有一個孔子，更無第二個孔子；只有一個基督，更無第二個基督。拿破崙雖極力摹仿該撒，然拿破崙自是拿破崙，不是該撒。吾儕不妨以明太祖比漢高祖，然不能謂吾知漢祖，同時即已知明祖。蓋歷史純為個性發揮之製造品，而個性直可謂之無一從同。又不惟個人為然耳，歷史上只有一個文藝復興時代，更無絕對與彼相同之第二個時代；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民族，更無絕對與我相同之第二個民族。凡成為歷史事實之一單位者，無一不各有其個別之特性。此種個性不惟數量上複雜不可僂指，且性質上亦幻變不可方物。而最奇異者，則合無量數互相矛盾的個性，互相分歧或反對的願望與努力，而在若有意若無意之間乃各率其職以共赴一鵠，以組成此極廣大極複雜極緻密之「史網」。人類之不可思議，莫過是矣。史家之職責，則在此種極散漫、極複雜的個性中而覷見其實體，描出其總相，然後因果之推驗乃可得施。此其所以為難也。 其三，自然科學的事項為超時間空間的，歷史事項反是，恆以時間空間關係為主要基件。二加二為四，輕養二合為水，億萬年前如是，億萬年後亦有然，中國如是，他國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歷史反是，某時代關係極重要之事項移諸他時代或成為絕無意義，不寧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發生與遲一年發生，乃至早一日一刻發生與遲一日一刻發生，其價值可以相去懸絕。空間方面亦復如是，甲處所發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無絕對同型的不俟論——移諸乙處，其所取得歷史上之意義與價值逈乎不相侔。質而言之，史跡之為物必與「當時」「此地」之兩觀念相結合，然後有評價之可言。故史學推論的方式比諸自然科學，益複雜而難理也。 明乎此三異點，始可以語於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歷史為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即歷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羅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出，恐局面或將全變。」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為確含一部分真理。試思中國全部歷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漢武帝，……其局面當何如？佛學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陸九淵，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顧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當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學界、藝術界，蓋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歷史的人格者。」何以謂之「歷史的人格者？」則以當時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實，此等人實為主動——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動——而其人面影之擴大，幾於掩覆其社會也。 文化愈低度，則「歷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為少數所壟斷，愈進化則其數量愈擴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繫於一帝王，教學之興廢繫於一宗師，則常以一人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漸進，而重心移於少數階級或宗派，則常以若干人之首領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益進，而重心益擴於社會之各方面，則常以大規模的團體之組織分子為「歷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馬基頓、羅馬帝國、阿剌伯諸史之全舞台，幾為各該時代二三英雄所獨占；十九世紀歐洲諸國之歷史，常以貴族或中等階級各派之十數首領為主體；今後之歷史，殆將以大多數之勞動者或全民為主體，此其顯證也。由此言之，歷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遞趨於群眾的「人格者」。愈演進，愈成為「凡庸化」，而英雄之權威愈減殺。故「歷史即英雄傳」之觀念，愈古代則愈適用，愈近代則愈不適用也。 雖然，有兩義當注意焉：其一，所謂「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雖若一切史跡純為彼一人或數人活動之結果，然不能謂無多數人的意識在其背後。實則此一人或數人之個性漸次浸入或鐫入於全社會而易其形與質，社會多數人或為積極的同感，或為消極的盲從，而個人之特性寖假遂變為當時此地之民眾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團性」或「時代性」。非有集團性或時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現出一史跡，未之前聞。例如二千年來之中國，最少可謂為有一部分屬於孔子個性之集團化；而戰國之政治界可謂為商鞅個性之時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謂為王守仁個性之時代化也。如是，故謂「首出的人格者」能離群眾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謂「群眾的人格者」論理上固為群中各分子各自個性發展之結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顯其個性。然實際上其所表顯者，已另為一之集團性或時代性，而與各自之個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謂「領袖」者以指導其趨向、執行其意思，然後此群眾人格乃得實現。例如吾儕既承認彼信奉共產主義之人人為一個合成的「人格者」，則同時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又不能不承認列寧之個人與此「人格者」之關係。如是，故謂「群眾的人格者」能離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為向研究歷史之人嘵嘵陳此義耶？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發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於此，則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歐美自近世以來民眾意識亢進，故社會心理之表現於史者甚鮮明，而史家之覷出之也較易。雖然，亦由彼中史學革新之結果，治史者能專注重此點，其間接促起民眾意識之自覺力，抑非細也。中國過去之史，無論政治界、思想界皆為獨裁式，所謂積極的民眾意識者甚缺乏，無庸諱言。治史者常以少數大人物為全史骨幹，亦屬不得已之事。但有一義須常目在之者：無論何種政治何種思想皆建設在當時此地之社會心理的基礎之上，而所謂大人物之言動必與此社會心理發生因果關係者，始能成為史跡。大人物之言動，非以其個人的資格而有價值，乃以其為一階級或一黨派一民族之一員的資格而有價值耳。 所謂大人物者，不問其為善人惡人，其所作事業為功為罪，要之其人總為當時此地一社會——最少該社會中一有力之階級或黨派——中之最能深入社會閫奧而與該社會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應作用極緊張而迅速。例如曾國藩確能深入咸、同間士大夫社會之閫奧，而最適於與此輩心理起感應作用；袁世凱確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會之閫奧，而最適於與彼輩心理起感應作用。而其效果收穫之豐嗇，一方面視各該社會憑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視所謂大人物者心理亢進之程度何如。據事實所昭示，則曾國藩之收穫乃遠不逮袁世凱。袁世凱能於革命之後，將其所屬之腐惡垂死的舊社會擴大之幾於掩覆全國；曾國藩事業之範圍愈大，而其所屬之賢士大夫的社會其領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間之中國其環境宜於養育袁世凱的社會，不宜於養育曾國藩的社會，兩者所憑藉之勢優劣懸殊，然而袁世凱執著力之強，始終以一貫精神絕無反顧，效死以扶植其所屬之惡社會，此種積極的心理殆非曾國藩所能及也。然則豈惟如羅素言：「將歷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則局面將大變」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動進稍易其軌，而全部歷史可以改觀。恐不惟獨裁式的社會為然，即德謨克拉西式的社會亦未始不然也。 社會倘永為一種勢力——一種心理之所支配，則將成為靜的、僵的，而無復歷史之可言。然而社會斷非爾爾。其一，由人類心理之本身有突變的可能性。心理之發動，極自由不可方物。無論若何固定之社會，殊不能預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時任何人忽然起一奇異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發，視其人心力之強度如何，可以蔓延及於全社會。其二，由於環境之本質為蕃變的，而人類不能不求與之順應。無論若何固定之社會，其內界之物質的基件終不能不有所蛻變，變焉而影響遂必波及於心理。即內界不變或所變甚微，不足以生影響，然而外來之寖迫或突襲亦時所難免，有之，而內部之反應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跡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會組成分子較複雜及傳統的權威較脆弱者，則其突變的可能性較大；其社會內部物質的供給較艱嗇，且與他社會接觸之機緣較多者，則其環境之變遷較劇且繁。過去之中國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巘原層疊，波瀾壯闊，其所積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跡所以詭異而不易測斷者：其一，人類心理時或潛伏以待再現。凡眾生所造業，一如物理學上物質不滅之原則，每有所造，輒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跡以詒諸後。但有時為他種勢力所遮抑，其跡全隱，淺見者謂為已滅，不知其乃在磅礴鬱積中，一遇機緣則勃發而不能複製。若明季排滿之心理潛伏二百餘年而盡情發露，斯其顯例也。其二，心的運動，其速率本非物的運動所能比擬，故人類之理想及欲望常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經過之對於時間的關係純與物的經過同一，則人類征服自然可純依普通之力學法則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類常感環境之變化，不能與己之性質相適應。對於環境之不滿足，遂永無了期。歷史長在此種心物交戰的狀態中次第發展，而兩力之消長，絕無必然的法則以為之支配。故歷史上進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後之史跡，皆最難律以常軌。結果與預定的計畫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為計畫之失敗。最近民國十年間之歷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關係既複雜，而人心之動發又極自由，故往往有動機極小而結果極大者，更有結果完全與動機分離而別進展於一方向者。一奧儲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戰爭，並中國而亦牽率焉，誰能料者？中世方士之點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極嚴密的化學之進步，誰能料者？瓦特發明蒸汽乃竟產育現代貧富階級之鬥爭，誰能料者？苻堅欲勤遠略，遣呂光滅龜茲，光師未班而堅已亡，然而光以鳩摩羅什至長安，中國佛教思想之確立，自茲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遜於南荒，遣鄭和入海求之，無所得而歸，然而和率閩、粵子弟南征，中國人始知有南洋群島，海外殖民，自茲始也。苻堅之動機曷嘗有絲毫為佛教？成祖之動機曷嘗有絲毫為殖民？動機極狹劣，顧乃產出與動機絕不相謀之偉大崇高的結果，可謂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時之中國國民無傳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國國民無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則決非一羅什、一鄭和所能強致。既有可能性，則隨時可以發動，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緣。其可能性則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緣則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諸義，吾認為談歷史因果者先當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講義時間匆促，不能盡吾言，且多為片段的思想，未經整理。吾所講姑止於此。今當概括前旨，略加補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態度及其程序。 第一，當畫出一「史跡集團」以為研究範圍。史跡集團之名，吾所自創，與一段之「紀事本末」意義略相近。（本末僅函時間觀念，集團兼函空間觀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訂定。）以嚴格論，史跡本為不可分的、不可斷的，但有時非斷之分之則研究無所得施。故當如治天體學者畫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學者畫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國大革命，一集團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戰，一集團也。範圍廣者，如全世界勞工階級對資產階級之鬥爭史可以畫為一集團；範圍狹者，如愛爾蘭區區小島之獨立史可以畫為一集團。歷時久者，如二千年前中華民族對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畫為一集團；歷時暫者，如一年間洪憲盜國始末可以畫為一集團。集團之若何區畫，治史者盡可自由，但有當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團之函量須較廣較復，分觀之，最少可以覷出一時代間社會一部分之動相。其二，各集團之總和須周徧，合觀之，則各時代全社會之動相皆見也。 第二，集團分子之整理與集團實體之把捉。所謂「集團分子」者，即組成此史跡集團之各種史料也。搜輯宜求備，鑑別宜求真，其方法則前章言之矣。既備且真，而或去或取與夫敘述之詳略輕重，又當注意焉，否則淆然雜陳，不能成一組織體也。所謂「集團實體」者，此一群史跡，合之成為一個生命。——活的，整個的。治史者須將此「整個而活」的全體相攝取於吾心目中，然茲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蓋尚有待於直覺也。 第三，常注意集團外之關係。以不可分不可斷之史跡，為研究方便而強畫為集團，原屬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跡不能與他群史跡脫離關係而獨自存在，亦猶全社會中此一群人常與他群人相依為命也。故欲明一史跡集團之真相，不能不常運眼光於集團以外。所謂集團外者，有時間線之外，例如「五胡亂華」之一史跡集團，其時間自然當以晉代為制限，然非知有漢時之保塞匈奴，魏時之三輔徙羌，則全無由見其來歷。此集團外之事也。有空間線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跡集團，其空間自當以中國為制限，然非知歐美、日本近數十年學說制度變遷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國人以刺激，則茲役之全相終不可得見。此又集團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無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與哲學，若甚緣遠，然研究一時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卻當時此地之哲學思想；美術與經濟，若甚緣遠，然研究一時代之美術史，不容忘卻當時此地之經濟狀況。此皆集團以外之事也。 第四，認取各該史跡集團之「人格者」。每一集團必有其「人格者」以為之骨幹，此「人格者」或為一人，或為數人，或為大多數人。例如法蘭西帝國時代史，則拿破崙為唯一之「人格者」。普奧普法戰史，則俾斯麥等數人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戰，則不能以「人格者」專屬於某某數人，而各國之大多數國民實共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別，倘再將此世界戰史之大集團析為若干小集團，則在德國發難史之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威廉第二為其「人格者」；在希臘參戰史之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威尼柴羅為其「人格者」；在巴黎議和史一小集團中，可以認克里曼梭、勞特佐治、威爾遜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數之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共為其「人格者」；民國十年來政治史則袁世凱殆可認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跡皆多數人共動之產物，固無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動被動之別。立於主動地位者，則該史跡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數黨人為主動，而黎元洪袁世凱不過被動，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來之民國，袁世凱及其遊魂為主動，凡多數助袁敵袁者皆被動，故袁實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跡之心的基件，曷為每一史跡必須認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跡皆人類心理所構成，非深入心理之奧以洞察其動態，則真相未由見也。而每一史跡之構成心理恆以彼之「人格者」為其聚光點，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臨時之衝動斷制，而全史跡之筋脈乃活現。此種研究法，若認定彼「人格者」為一人或數人，則宜深注意於其個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響於彼個人之私生活，而實影響於多數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賽條約，論者或謂可以為將來世界再戰之火種，而此條約之鑄一大錯，則克里曼梭、勞特佐治、威爾遜三人之性格及頭腦最少亦當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現，其影響乃及於將來世界也。又如袁世凱，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則十年來之民國局面或全異於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凱之特性關係於其個人運命者猶小，關係於中國人運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類心理，最要者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聖賢豪傑，則觀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熱之最大摩盪性；其在元兇巨猾，則觀其權術之最大控弄性或觀其魔惡之最大誘染性。從此處看得真切，則此一團史跡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數的人格者」之時，吾儕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階級人格、黨派人格。吾儕宜將彼全民族、全階級、全黨派看作一個人，以觀察其心理。此種「人格者」，以其意識之覺醒，覘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組織之確立，覘其人格之長成；以其運動之奮迅，覘其人格之擴大；以其運動之衰息，組織之渙散，意識之沈睡，覘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愛爾蘭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猶太人未能，猶太人民族建國的意識不一致也。歐美勞工成一階級的人格，中國未能，中國勞工並未有階級意識也。中國十年來所謂政黨全不能發現其黨派的人格，以其無組織且無運動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類集團人格的心理為第一義，其在中國，不過從半明半昧的意識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則正負兩面皆當注意。凡「人格者」無論為個人為集團，其能演成史跡者，必其人格活動之擴大也。其所以能擴大之故，有正有負：所謂正者，活動力昂進，能使從前多數反對者或懷疑者之心理皆翕合於我心理。在歐美近代，無論政治上、宗教上、學藝上隨處皆見此力之彌滿。其在中國，則六朝、唐之佛教運動最其顯列。次則韓、歐等之古文學運動，宋、明兩代之理學運動，清代之樸學運動及最近之新文化運動，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極闕如，清末曾國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現代所謂政黨，其方向則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謂負者，利用多數人消極苟安的心理，以圖自己之擴大。表面上極似全國心理翕聚於此一點，實則其心理在睡眠狀態中耳。中國二千年政治界之偉物，大率活動於此種心理狀態之上，此實國民心理之病徵也。雖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蓋中國史跡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跡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運動不能與心的運動同其速率。」倘史跡能離卻物的制約而單獨進行，則所謂「烏托邦」、「華藏世界」者或當早已成立。然而在勢不能爾爾。故心的進展，時或被物的勢力所堵截而折回，或為所牽率而入於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漸達心物相應的境界，然後此史跡乃成熟。物者何？謂與心對待的環境。詳言之，則自然界之狀況以及累代遺傳成為固形之風俗、法律與夫政治現象、經濟現象，乃至他社會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寢兵之理想中外賢哲倡之數千年，曷為而始終不得實現？辛亥革命本懸擬一「德謨克拉西」的政治以為鵠，曷為十年以來適得其反？歐洲之社會主義本濫觴於百年以前，曷為直至歐戰前後乃始驟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滿洲之入主中國；假使袁世凱生在千數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屢言矣：「凡史跡皆以『當時』、『此地』之兩觀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動，易時易地而全異其價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兩方面可能性之極限。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心對於物之徵服也。心之徵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通無窮的宇宙為一歷史，則此極限可謂之無。若立於「當時」、「此地」的觀點上，則兩者俱有極限明矣。在雙極限之內，則以心的奮進程度與物的障礙程度強弱比較，判歷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國政治，若從障礙力方面欲至於恢復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從奮進力方面欲立變為美國的德謨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礙力方面之極限，則可以使惰氣日積，舉國呻吟憔悴，歷百數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監督統治。奮進力方面之極限，則可以使社會少數優秀者覺醒，克服袁世凱之遊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歷若干年，成立多數政治。史家對於將來之豫測，可以在此兩可能性之大極限中推論其果報之極限，而予國民以一種暗示，喚醒其意識而使知所擇，則良史之責也。 第八，觀察所緣。有可能性謂之因，使此可能性觸發者謂之緣。以世界大戰之一史團而論，軍國主義之猖獗、商場競爭之酷劇、外交上同盟協商之對抗……等等，皆使大戰有可能性，所謂因也；奧儲被刺、破壞比利時中立、潛艇無制限戰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團而論，國人種族觀念之鬱積、晚清政治之腐惡及威信之失墜、新思潮之輸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謂因也。鐵路國有政策之高壓、瑞澂之逃遁、袁世凱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發或擴大，所謂緣也。因為史家所能測知者，緣為史家所不能測知者。治史者萬不容誤緣為因，然無緣則史跡不能現，故以觀所緣終焉。 因果之義，晰言之當雲因緣果報。一史跡之因緣果報恆複雜幻變至不可思議，非深察而密勘之，則推論鮮有不謬誤者。今試取義和團事件為例，供研究者參考焉。 義和團事件之起，根於歷史上遺傳之兩種心理：其一，則排外的心理。此種心理出於國民之自大性及自衛性，原屬人類所同然。惟中國則已成為畸形的發達，千年以來科舉策論家之尊王攘夷論純然為虛憍的、非邏輯的。故無意識且不徹底的排外形成國民性之一部。其二，則迷信的心理。因科學思想缺乏之故，種種迷信支配民心之勢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亂。自漢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間白蓮教匪等，其根株蟠積於愚民社會間者甚厚，乘間輒發。此兩種心理實使義和團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雖有此兩種心理，其性質完全為潛伏的，苟環境不宜於彼之發育，彼亦終無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環境，實有以滋釀之。其一，則外力之壓迫。自鴉片戰爭以後，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會在內地專橫，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積憤。其二，則政綱之廢弛。自洪、楊構亂以後，表面上雖大難削平，實際上仍伏莽徧地，至光緒間而老成凋謝，朝無重臣，國事既專決於一陰鷙之婦人，而更無人能匡救其失。在此兩種環境之下，實使義和團有當時爆發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雖夙具然非眾緣湊泊，則事實不能現。所謂緣者，有親緣（直接緣），有間緣（間接緣）。義和團之親緣有二：其一，則社會革新運動之失敗；其二，則宮廷陰謀之反撥也。此二者又各有其複雜之間緣。社會革新運動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茲不多述。其所以覺醒而督促之者，則尤在外交壓迫之新形勢。其一，為日本新著手之大陸政策；其二，為俄國積年傳來之東侵政策；其三，為德國遠東發展政策。（此政策復含兩種意味：一、德國自己發展，二、德國誘助俄國東侵，冀促成日俄之戰或英俄之戰，以減殺俄法同盟勢力，緩和歐洲形勢。）以此三種外緣，故甲午戰敗，日本據遼，三國干涉還遼，而膠州、旅順、威海之租借隨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於是變法自強之論驟興於民間，而其動力遂及德宗，無端與清室宮廷問題發生聯帶關係。宮廷問題，其間緣亦至複雜。其一，清穆宗無子，德宗以支庶入繼，且有為穆宗立後之約。其二，孝欽後臨朝已二十餘年，新歸政於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復與彼不相容，母子之間，猜嫌日積。如是內、外、新、故諸緣湊合，遂有戊戌政變之役，戊戌政變為義和團之親緣，而上列諸種事實，則其間緣也。 親緣之中，復有主緣，有助緣。戊戌政變為義和團唯一之主緣，固也。然政變之波瀾，曷為一轉再轉以至於仇外耶？其一，因康有為、梁啓超等亡命外國，清廷不解國際法上保護政治犯之先例，誤認維新派人以外國為後盾。其二，因政變而謀廢立（立端王之子溥儁為大阿哥），外國公使紛起質問，志不得逞，積怒益深。其三，連年曹州、兗州、沂州、易州等教案，鄉民與天主教徒構怨益劇。得此等助緣而義和團遂起。 因緣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跡之正果，可分數段。一，山東、直隸團匪之私自組織及蠢動；二，兩省長官之縱容及獎勵；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軍（董福祥）之加入；五，孝欽後以明諭為之主持，軍匪混化對全世界宣戰；六，前後戕殺教徒及外國人數千；七，戕殺德國公使及日本使館館員；八，毀京津鐵路，圍攻使館。此一幕滑稽劇，在人類史全體中，不得不認為一種極奇特的病態，以易時易地之人觀測之，幾疑其現實之萬不可能。然吾儕試從心境兩面精密研究，則確能見其因緣所生，歷歷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點，則不能涵淹卵育此種怪思想，故對於民族性之總根柢，首當研究者一也。拳匪為發難之主體，而彼輩實為歷史上之一種秘密社會，故對於此種特別社會，察其群眾心理，考其何以能發生能擴大，此次當研究者二也。發難雖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實由當時所謂士大夫階級，此階級中僉壬雖多，而賢者亦非絕無，曷為能形成一種階級心理，在此問題之下一致行動？此次當研究者三也。孝欽後為全劇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別性格及其當時心理之特別動態，則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見，此次當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專制政治之下，此種怪象未由發生，此數千年因襲之政體，次當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諤之大臣，則禍亦可以不起，此當時之政象，次當研究者六也。非有維新派之銳進，不能召此反動，維新派若能在社會上確占勢力，則反動亦不能起，此對面抵抗力之有無強弱，次當研究者七也。非國外周遭形勢如前文所云云，則亦不至煎迫以成此舉，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當研究者八也。經過此八方面之研究，則義和團一段史跡何故能於「當時」、「此地」發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報。義和團所得業報如下：一，八國聯軍入京，兩宮蒙塵。二，東南各督撫聯約自保，宣告中立。三，俄軍特別行動，占領東三省。四，締結辛丑條約，賠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認種種苛酷條件。五，德宗不廢，但政權仍在孝欽。六，孝欽迎合潮流，舉行當時所謂「新政」，如練兵、興學等事。此義和團直接業報之要點也。由直接業報復產出間接業報，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論上言之，義和團所產業報有三種可能性。其一，各國瓜分中國或共同管理。其二，漢人自起革命，建設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覺悟，厲行改革。然事實上皆以種種條件之限制，不能辦到。其第一種，以當時中國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國力量不及且意見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種，以人民厭惡滿洲既久，且列國渴望得一新政府與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間革命黨無組織，無勢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絕無此種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種，因前兩種既不能辦到，而經此創巨痛深之後，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勢甚順，故有可能性，然孝欽及清廷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試先立一可能性之極限，而觀其所以不能之由，則於推論之術，思過半矣。 因緣生果，果復為因，此事理當然之程序也。義和團直接業報，更間接產種種之果。就對外關係論，第一，八國聯軍雖撤退，而東三省之俄軍遷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戰爭，致朝鮮完全滅亡，而日本在南滿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當匪勢正熾時，日本藉端與英國深相結納，首由英提議勸日本就近出重兵，是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後我國為應付俄軍起見，議結所謂中俄密約者，雖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現。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於此次歐洲大戰，使日本國際地位昂進，而目前關係國命之山東問題即從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財源，如海關稅等悉供償債之用。因此各外國銀行攫得我國庫權之一部分，遂啟後此銀行團操縱全國金融之端緒。此其犖犖大者也。就內政關係論，第一，排外的反動一變為媚外，將國民自尊、自重之元氣斫喪殆盡，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惡影響。第二，經此次劇烈的激刺，社會優秀分子漸從守舊頑夢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現代人」的資格，此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響。此兩種影響乃從國民性根柢上加以搖動，此兩歧路之發展的可能性皆極大，在今日殊未能測其變化之所屆。第三，東南互保，為地方對中央獨立開一先例。此後封疆權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於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趨勢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劇。第四，袁世凱即以東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漸取得封疆領袖的資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蓄養其勢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迴鑾後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門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惡，增人輕蔑；一方面表示其無誠意的態度令人絕望。第六，此種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無誠意，然國人觀聽已為之一變，就中留學生數目激增，尤為國民覺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學校遂變為革命之策源地。 第七，新政之最積極進行者為練兵，而所謂新軍者遂為革命派所利用，為袁世凱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賠款及舉辦新政之故，財政日益竭蹶，專謀藉外債以為挹注。其後卒以鐵路大借款為革命之直接導火線。右所舉第三項至第八項皆為義和團業報所演，同時即為辛亥革命之親緣或間緣。於是而一「史跡集團」遂告終焉。 吾不憚繁重詳舉此例，將借一最近之史跡其資料比較的豐富且確實者，示吾儕運用思想，推求因果，所當遵之塗徑為何如。此區區一史跡，其活動時間不過半年，其活動地域不過數百里。而欲說明其因緣果報之關係，其廣遠複雜乃至如是。學者舉一反三，則於鑑往知來之術，雖不中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