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看法 · 中國思想史綱要
為了方便起見，中國思想史的歷史，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時期。耶穌紀元前的一千年為上古時期。偉大的中古佛教及道教時代，以及一直通過了紀元後一千年的全部時間，都為中古時期。而近世這一時期，則為中國理智復興期；這一時期，遠從第十世紀大規模的刊印書籍，以及第十一世紀、第十二世紀新孔子學派起來的時代起，一直延長到我們這個時代。每一時期，都占了將近千年的光景。
中國思想史的上古時期，可說是古典時代。從那時傳下了一些前於孔子的古典作品，詩歌的，歷史的，關於行為軌範的，關於宗教崇拜的；此外當然還有許多大哲學家的作品，如老子及孔子、墨翟，一直到孟子、莊子及韓非——這可稱之為中國學術的「舊約全書」時代。這個上古時期，不獨為所有後來各時代的中國思想史確定了一個主要的模型，而且也提供了許多靈感和智慧的工具，使中國中古及近世思想家們，可以用來做憑藉，去為哲學及文化的復興而努力工作。簡單說來，古典中國的理智遺產，共有三個方面：它的人文主義，它的合理主義，以及它的自由精神。
其所以成為人文主義的，是為了它始終而且明顯地注意人類的生活，人類的行為，以及人類的社會。舉例來說，當孔子被人問應當如何事鬼神時，他就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又被問關於死的意見時，他就說：「未知生，焉知死？」這種對於人生的執著，就成了一個特點，使中國古代思想與印度、波斯甚至伊色列（Israel）的古代思想，截然不同了。中國古典時期的思想家，主要的是道德哲學家、教育哲學家、社會哲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古代中國曾建立一個偉大的文明，而且又產生了許多關於人性，關於道德行為，關於法律及政治組織的，種種成熟的學說，但對含有「樂園」意義的「天堂」，看作「末日裁判」地方的「地獄」，則一無所知，並且對於生死問題，也從來沒有耽於玄思默想過。
其次，中國古典思想之所以成為合理，成為唯理智主義的原因，是由於他對於智識、學問和思想的重視。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當時，中國思想的派別很多，從孔子的明顯的唯理智主義的態度（孔子曾明白承認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一直到老子更明確的、唯理智主義者的（Ra-tionalistic），但卻幾乎是反理智主義者的（Anti-intellectualistic）態度。老子這麼吟詠過：
不出戶，知天下；
不窺牖，見天道。
在這兩極端之間，可以尋到那時中國思想上一些其他的偉大學派。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在於對那比較吃力的學習及研究過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這一類的差別，在兩種不同的性情之間，本是些很自然的差別。這兩種性情，威廉詹姆斯氏曾把一個稱之為「軟心腸的性情」，把另一個稱之為「硬心腸的性情」。中國思想從未訴之於超自然的或神秘的事物，以作為思想或推理的基礎。從這一點看，一般說來，中國思想是始終唯理的。而且，它的所有正統學派，對於知識和考察，都十分重視。再從這一方面看，它確是偏重於唯理智主義者的態度。
人文主義者的興趣，與合理及唯理主義者的方法論結合起來，這一結合，就給予古代中國思想以自由的精神。而且對於真理的追求，又使中國思想本身得以自由。孔子說：「君子不憂不懼」，又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講到他自己時，他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中國道德與理智力量僅次於孔子的孟子，也曾經更有力的表示過這個自由的精神。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這種人文的、合理的及自由的精神，就是古典時代對於後代理智生活留傳下來的，最大的遺產。也就是因為這個精神，所以方能使得那個時代多樣的倫理、社會及政治作品，現在讀起來，還是和我們現代的作品一樣。
這裡就是孔子和他自己國家統治者的談話：
魯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善而莫予違也。』知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從這樣一個人道的、合理的、客氣的，然而在精神上又是這麼堅定的、這麼自由的回答里，我們可以了解二十五個世紀以來，孔子對於中國人的控制力量的所自來了。
下面是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問答：
「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孟子問。
「無以異也。」梁惠王答。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
王曰：「無以異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下面又是孟子告訴齊宣王的一段話：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從這類的討論中，我們不禁要覺察到人文主義的精神、合理的精神以及自由政治批判的精神。這種精神，就使孟子成為人類史上民主政治的最早也許是最大的哲學家。
這個古典時代三重性質的遺產，就成為後來中國各時代文化與理智生活的基礎。他供給了種子，由那裡就生出了後來的成長與發展。它又盡了肥沃土壤一樣的使命，在那裡面，許多種類的外國思想與信仰都種了下去，而且成長、開花、結果了。它給中國一個理智的標準，可以用來判斷及估計一切外國輸入的理想與制度。而一遇到中國思想變得太迷信，太停滯，或太不人道時，這一個富於創造性的理智遺產，總歸是出來救了它。
雖然當中曾經有過一千年的時光，一般人都集體改信佛教，也還並沒有能夠根除這個遺產。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好像中國的合理性及人文主義，已經被一個中古時代思想的洪流所淹沒了。這個中古思想，就是由印度及印度化思想信仰統治下所產生的。成千成萬的男人女人，都出了家去當和尚或尼姑。宗教熱就像浪潮一樣的衝進了中國。作為對於佛教神聖獻祭的最高形式，一個虔誠的和尚，可以欣然燒掉一個手指，一條膀臂，或者甚至他的整個身體。上千萬的信男信女，有時甚至是宮庭中的人物，也都蜂湧到山上去，目擊而且悲泣一個高僧的自焚。
正是為了這樣的出世態度，和這樣非人道的狂熱，才又把中國震動得恢復了知覺，恢復了理性，恢復了人性。在歷史上那幾次政府迫害佛教舉動的背後，永遠的有中國文明對於要使中國「蠻化」的這潮流的一種反抗態度存在著。
舉例來說，公元 845 年對佛教大迫害時，上諭里的主要意思是說：「中國政府不能把中國人民棄之於對一個外國捨生宗教的崇奉了。」這就是中國人道主義對於使中國思想文明印度化的一個革命。
中國反抗佛教的最大代表，及大聲疾呼得最厲害的領袖，是韓愈。他指出過，中國思想的最高理想，是說一切的個人道德及理智培養，必須有一個社會的目的，而這個目的呢，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所有一切志在由苦行及逃世以自救的個人教育，都是反社會的，因之也是非中國的。
韓愈為這個反抗提出了著名的衝鋒吶喊，所謂：「人其人！」那就是說，使和尚尼姑們一律恢復人性和人的生活！他對於佛教的嚴厲批評，特別是他對於皇家底庇護佛教的攻擊，就使他在819 年遭到了貶斥。然而，在精神上，他卻是第十一、第十二世紀中新哲學運動的創造者。這個運動，後來就產生了「唯理哲學」（理學）的復興與形成。
這次現世的及創造性的哲學運動的復興，就為中國思想的第三或近世時期開了先河。那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復興時代。在近世中國哲學前九百年的發展當中，古典時代的人文主義唯理主義，以及自由精神，又重新像花一樣的放開了來。
「唯理哲學」的最初階段，道院的苦行及學術性的冥想，仍然繼續存在。這些是從中古宗教時期接受過來的。不過就一般而論，理智自由精神已經產生了許多敵對的思想派別，而其中有幾派，曾經較為徹底地脫去了中古勢力的牢籠。推想已變為有條理得多，科學化得多；道德教訓也變得更人道些，更合理些。
十二世紀中，朱熹學派曾特別注重對於知識採取唯理主義的態度。這一派的口號是：「致知在格物」。主張「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主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這種嚴格唯理主義者的精神及方法論，在中國思想里，就產生新的唯理主義。可是因為沒有對於自然本身實驗及處理的傳統和技術，終至於，這種科學的思想，並沒有能夠產生一種自然科學，可是它的精神，卻漸漸在歷史及哲學的研究中被覺察出來了。過去三百年來，它曾經在對於古典著作的研究方面，產生了一個科學的方法論。它曾經展開了對於書本的批評，「高級」的批評，以及對於古代著述的哲學態度。那些圖謀推翻傳統註疏的學者們，現在卻選了一個新的工具，這就是一個新的方法論。這樣，他們可以憑藉歷史的證據及演繹的推理法，去掃除一切主觀的解釋，和傳統的權威。固有的唯理主義，現在變成科學性的了。而理智自由的精神，也就尋到了一個有力的武器。
我將再敘述兩個軼事，以結束這個簡略的中國思想史敘述。中國現存的最老哲學家吳敬恆，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他早年的時候，去見江陰南菁書院的山長黃以周。當他走進山長室時，他看見牆上掛著山長自己用大字潑筆寫著的對聯。那對聯上八個字說：「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數年前，當我瀏覽我父親未刊行的著作時，我尋到七十年前他在上海龍門書院所做的許多卷札記。每頁頂上都用紅字印著一段格言。其中一部分說：「學生研究任何題目時，都必須有先用懷疑的精神。」
以懷疑態度研究一切：實事求是，莫作調人。這就是那些中國思想家的精神，他們曾使中國理智自由的火炬，永遠不熄。也就是這個精神，方使中國的思想家們，在這個新世界上，新時代中，還覺應完全的自如與合適。
（英文稿原載 1942 年 10 月《亞細亞雜誌》第 42 卷第 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