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近代漢學變遷論[1]

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以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故所學即以漢學標名。然二百餘年之中，其學術之變遷可分為四期。試述如左： 一為懷疑派。順、康之交，治經之士若顧氏之於音韻，張氏之於《禮經》，臧氏之於故訓，均有創始之功。說者以此為漢學之萌芽，不知漢學初興，其徵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如閻百詩之於古文《尚書》，始也疑其為偽作，繼也遂窮其作偽之源。胡渭、黃宗炎之於《易圖》，始也斥其為曲說，繼也遂探其致誤之由，於民間相承之說不復視為可從，其卓識為何如哉。且《書》、《易》而外，所辨尤多，有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而後宋儒說《詩》之書失其根據；有毛奇齡《四書改錯》，而後宋儒釋《論》、《孟》之書失其依傍；有萬斯大《學禮質疑》，而後宋儒說《禮》之書不復宗為定論。蓋宋學之行已歷數百年之久，非惟不敢斥，抑且不敢疑，至胡、毛諸儒之書出，而無稽之說掃除廓清。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參互考驗，因參互考驗而所得之實證日益多，雖穿鑿之談、叫囂之語時見於經說之中，然不為俗說所迷，歸於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純而斥之也。是為漢學變遷第一期。 次為徵實派。康、雍之間，為士者雖崇實學，然多逞空辯，與實事求是者不同。及江、戴之學興於徽、歙，所學長於比勘，博征其材，約守其例，悉以心得為憑，且觀其治學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條，使綱舉目張，同條共貫，可謂無徵不信者矣。即嘉定三錢，於地輿、天算，各擅專長，博極群書，於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學，溯源戴君，尤長訓故，於史書諸子轉相證明，或觸類而長，所到冰釋。即凌、陳、三胡，或條列典章，或詮釋物類，亦復根據分明，條理融貫，恥於輕信而篤於深求，徵實之學蓋至是而達於極端矣。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書》，雖信古過深，曲為之原，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然融會全經，各申義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律以江、戴之書，則彼此二派均以徵實為指歸，是為漢學變遷第二期。 次為叢綴派。自徵實之學既昌，疏證群經，闡發無餘，繼其後者雖取精用弘，然精華既竭，好學之士欲樹漢學之幟，不得不出於叢綴之一途，尋究古說，摭拾舊聞。此風既開，轉相仿效，而拾骨襞積之學興。一曰據守，篤信古訓，局狹隘，不求於心，拘墟舊說，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曰校讎，鳩集眾本，互相糾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刪易，以失本真；三曰摭拾，書有佚編，旁搜博採，碎璧斷圭，補苴成卷，然功力至繁，取資甚便，或不知鑑別，以贗為真；四曰涉獵，擇其新奇，隨時擇錄，或博覽廣稽，以俟心獲，甚至考訂一字，辨證一言，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此四派者非不絕浮游之空論，溯古學之真傳，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學為人役，以供貴顯有力者之求。是為漢學變遷第三期。 次為虛誣派。嘉、道之際，叢綴之學多出於文士，繼則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雜治西漢今文學，旁采讖緯以為名高。故常州之儒莫不理先漢之絕學，復博士之緒論，前有二莊，後有劉、宋，南方學者聞風興起。及考其所學，大抵以空言相演，繼以博辯。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而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於學術合於今文者，莫不穿鑿其詞，曲說附會；於學術異於今文者，莫不巧加詆毀，以誣前儒，甚至顛倒群經以伸己見。其擇術則至高而成書則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經術支離，以茲為甚。是為漢學變遷第四期。 要而論之，懷疑學派由思而學，徵實學派則好學繼以深思，及其末流，學有餘而思不足，故叢綴學派已學而不思，若虛誣學派則又思而不學。四派雖殊，然窮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屬於進，後二派則流於退，叢綴學派為徵實派之變相，而虛誣之學則又矯叢綴而入於懷疑，然前此之懷疑與徵實相輔，此則與徵實相違，不可謂非古今人不相及矣。譬之治國，懷疑學派在於除舊布新，舊國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條未備而銳氣方新；若徵實學派是猶守成之主，百廢俱興，綜核名實，威令嚴明；而叢綴學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綱而營末節，其經營創設不過繁文褥禮之微；虛誣學派則猶國力既虛，強自支厲，欲假富強之虛聲以熒黎庶，然根本既傾則危亡之禍兆。此道、咸以還漢學所由不振也，悲夫！ [1] 錄自《左盦外集》，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