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 · 清代學術之系統[1]

清代學術，方面甚廣，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學力而成者多。關於天才方面的，如詩、詞、古文等均屬之。清代的詩本不甚好，詞亦平常，古文亦不能越唐宋八大家之範圍，均難獨樹一幟。至於學力方面的學術，乃清代所特長，亦特多：如小學、經學、史學、算學、地理學等，均甚有成績。此等學術，全賴學力，不賴天才。此外如理學，是半賴學力、半賴天才的，清代於此學亦不甚高明。所以現在只講清代關於學力方面的學術，不講天才方面的學術，就是半學力半天才的理學也不去講它。單說學力方面的學術，有小學、經學、史學、算學、地理學等等。 清代地理，自成一派之學，開端者為劉獻廷與顧祖禹。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後來講地理者均推崇之。然顧氏實一閉戶讀書之人，各處地方均未實歷，全靠劉獻廷的幫助，因為旅行各處以實地考察者實為劉獻廷，故《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乃是以劉獻廷的經驗與顧祖禹的文章湊合而成的。劉獻廷在中國地理學上有一大發明，即中國舊日地圖無經緯度數，劉氏始以北極高度為標準而畫度數，此後地圖用此，皆劉氏提倡之功。講山水者有齊召南，曾作《水道提綱》。齊氏之後，有汪士鐸，曾為胡林翼作地圖，中國新近所出地圖，均以汪士鐸地圖為祖。此兩家雖可稱發明，然他們均曾見內府地圖，實有所本，並非獨得之功力。清代講地理之學較好者，當推此四家。其他考《水經注》者，考地理志者，多瑣碎繁雜，不必論。 清代算學，以梅文鼎為首。清初算學家有一通弊，多偏於天文方面，故只能認為天文學家，尚不能認為算學家。又多講迷信，如江永之流，尚不能免此病，雖梅文鼎亦迷信測天步歷，蓋當時風氣如此。自梅氏後，幾何學漸漸通行，此本西法，不過將中國舊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為第一也。康、乾之間，尚有數家，如戴震作《勾股割圜記》，亦未能脫迷信。真有發明者，當推李銳之四元說，李氏僅講測天，不講步歷，所以高人一等。其餘如羅士琳、項名達等，亦各有著述。李善蘭始治代數，華蘅芳始治微積，然代數微積本非中法，不足稱發明。故學者雖多，而可數者殊少。 清代史學極盛，著述亦極多。史學可別為二，一為作史，一為考史。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茲分別言之： 清代作史者，首為萬斯同的《明史稿》，萬氏此書，乃私人著作。萬曾客於明史館總裁徐元文家，與《明史》極有關係。此書只有列傳，無紀、志、表，列傳亦多為王鴻緒所作。王氏操守較差，人多譏之，然此書之成，王氏與有功焉，後人不應以其個人操守之差而詆排之，須知前代史家如范曄之流，其個人品行又何嘗高出王鴻緒，然世皆稱道其書，不以人廢言，那麼，又何必苛責王鴻緒呢？清代史學著作，完書甚少，《明史稿》自可首屈一指。次則為畢沅之《續通鑑》。萬氏《明史稿》之價值過於《宋》、《遼》、《金》、《元》諸史，而畢氏《續通鑑》則遠不及《通鑑》；司馬溫公書有論附於篇後，畢書則無之，即考異亦不詳。此書本無大價值，因作史者少，故列入之。宋王曾作《東都事略》一書，清邵晉涵乃作《南都事略》以補南渡一代之史，惟今日未見其書，但知有目而已。尚有溫睿臨者，撰《南疆逸史》，為正史體裁，雖不完具，亦勉強可算一個。後咸豐間徐作《小腆紀年》及《小腆紀傳》二書，《紀年》為編年體，《紀傳》為紀傳體；徐氏不過是一個八股先生，於史學實無功夫，然此二書則尚算完備。近人柯劭作《新元史》，亦可算一個作家。如此一算，清代作史者居然尚有七人。 考史者清代特多，最早為萬斯同的《歷代史表》。後來補表補地理志者如錢大昕、洪亮吉等，於史學均能得大體。其餘零考瑣錄者尚多，以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為最佳。三書之中，錢書當為第一，錢、王是一路，趙則將正史歸類，其材料不出正史；錢、王功力較深，其實亦不免瑣碎。故論清代考史之作，實以補表為最好。 清代史家有二長處：第一是實在，第二是不加議論；然其短處亦在此，所以雖無胡致堂之妄，亦無司馬溫公之長。 講到清代史家，尚有一事應注意，即論史不敢論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謂「欽定」之書，且事涉清室，自應避免，不贊一詞。其實《明史》非無可議者，是則有待於後人矣。 小學為清代所特長，開端者如張、顧藹吉諸人，不過考漢碑字體，辨別隸書之正俗，夠不上說專門學問，因為這不過是教小孩子認字而已。前代小學家多從《說文解字》著手，而清代小學家卻先講音韻。顧炎武作《音學五書》，以《詩》、《易》、《離騷》用韻為據，音理雖疏，證據卻完備。顧氏分古韻為十部，至江永作《古韻標準》，則分十三部，較顧氏為精，因江氏長於審音也。戴震始定古韻為九類，以九類分平聲為十六部，連入聲共廿五部；實則廿五與十六，十六與九，是一樣的，因平聲十六部有「陰聲」與「陽聲」之別，陰聲七部，陽聲九部，再加入聲九部，即成廿五部。自此音理始大明。後來段玉裁分為十七部，孔廣森分為十八部，王念孫分為廿一部，皆不離戴之廿五部。明古音方能明訓詁，明訓詁方能講《爾雅》、《說文》。邵晉涵與郝懿行，均講《爾雅》者也。講《說文》者更多。前人講《說文》不甚好，因為僅講形體；段玉裁出，始將聲音、訓詁、形體三者合講，其《說文解字注》，雖有改字及增刪之病，然大體實甚精當。嚴可均作《說文聲類》，亦甚好。此後王筠的《說文四種》，則僅足供初學之用而已。桂馥的《說文義證》，發明亦甚少。 「小學」本合文字、聲音、訓詁三部分而成，三者不能分離，故欲為此學定一適當之名稱卻頗難，名為「文字學」則遺聲音，名為「音韻學」又遺文字，我想可以名為「言語學」，因為研究小學，目的在於明聲音訓詁之沿革以通古今言語之轉變也。清代小學所以能成為有系統之學者，即因其能貫通文字、聲音、訓詁為一之故。或謂小學專為說經之用，則殊不然；因經書之文雖為古代之言語，而言語卻不限於經書也。惟欲說經，必先通小學，始能了解古人之言語。此如算學本非為測天步歷而作，而測天步歷實有賴於算學。故小學固非專為說經之用，而說經實有賴於小學。 清代經師有漢學與非漢學之分。清代經學前驅亦為顧炎武，顧氏無說經專書，惟《日知錄》中有說經之部分。顧氏說經，均論大體，小處不講。彼時漢學尚未成立，顧氏猶時采宋人之說。然同時已有漢學家出，如陳啟源講《詩》，已專據《小序》，與朱熹相反。考《尚書》者有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對於今本《尚書》，辨別其中孰真孰偽，於是古文諸篇為偽造之案始定，此為漸成漢學之始，然尚無漢學之名。臧琳作《經義雜記》，考經典文字之異同，極類漢學家言，或有疑為非其自作者。此後南方有兩派，一在蘇州，成漢學家，一在徽州，則由宋學而兼漢學。在蘇州者為惠周惕、惠士奇、惠棟。士奇《禮說》已近漢學，至棟則純為漢學，凡屬漢人語盡采之，非漢人語則盡不採，故漢學實起於蘇州惠氏。在徽州者為江永，由朱熹之學入門，有《近思錄集注》，本非漢學，惟講《周禮》甚好，且較惠氏尚過之，故世亦稱之為漢學，然江氏本人則不自認為漢學也。江永弟子有金榜，曾作《禮箋》；又有戴震，則實為宋學家，非漢學家。由聲音以求訓詁，通訓詁以說經，雖始於戴氏，然戴氏之學實比其師江永不如，比同學金榜亦不如，而竟享盛名者，蓋學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別，戴氏如政務官，其事務官之職務則後人為之擔負也。戴少時與惠棟曾相見，後來不甚佩服惠氏，因為惠氏所作《明堂大道錄》之類，頗多迷信之談，戴氏頗不以為然。日本人有一戲語，謂惠棟為洪秀全之先驅，我謂惠氏頗似義和團之先驅也。 蘇州學派篤信好古，惠氏弟子如江聲、余蕭客，其學亦不甚高。江聲之後如顧千里輩，一變而為校勘學。余蕭客作《古經解鉤沈》，又作《文選音義》，故又流入《文選》學。王鳴盛作《尚書後案》，亦守古，主鄭玄說，一字不敢出入。即戴震之學傳至蘇州，亦染守古之風，如段玉裁之弟子陳奐，雖本戴學，然其疏《詩》，則不取《鄭箋》，專主《毛傳》。錢大昕與惠棟亦有關係，然非師弟，錢氏考經證史均甚精核，音韻亦能發明雙聲，頗多獨得，不泥古，與惠棟不同。戴初見錢時，錢已成翰林，戴則寓徽州會館中，頗落拓，人目為「瘋子」，戴氏見錢後告人曰，「吾以曉徵為第二人」，蓋自居於第一人也。然錢頗盛稱戴，故戴名日起。至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則仍推錢為第一人。蘇徽二派，勢不相容，然錢氏確高於戴氏。戴後入四庫館，其弟子中有名者為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任大椿、丁傑等。丁傑較遜；任大椿曾作《弁服釋例》；段、王、孔三人學問最精。孔廣森始治《公羊》，然其最佳之著作則為《詩聲類》。段氏作《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周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等。諸書中以《說文解字注》用力最勤，做了三十年，為段氏最後成績。其作《古文尚書撰異時》，尚年輕，前人多稱譽此書，以為精於《說文解字注》；然自今日視之，則《說文解字注》實較《古文尚書撰異》為精，因為就新出之《三體石經考證》，知《古文尚書撰異》實甚疏舛也。王念孫傳戴氏之學，所著有《廣雅疏證》、《讀書雜誌》諸書，考明訓詁，較以前諸人均為切實，段氏尚有疏謬，王氏則無。其子引之著《經義述聞》，又著《經傳釋詞》，指出古人誤解虛字為實字，亦是一大發明。王念孫雖從戴震游，起初並無傳戴學之意，故其成功是偶然的。王氏為戴氏之事務官，可謂稱職，然王亦能為政務官。《經傳釋詞》諸書之後，有先師俞曲園（樾）先生的《古書疑義舉例》諸書，俞先生又王氏之事務官也。王氏以高郵人而傳徽學。 是時揚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與王念孫為同事（在阮元學政幕中），又系同鄉。汪之為學雖出於戴，而不為戴氏所縛，又宗顧炎武，不肯為章句之學。其畢生精力所萃，在《述學》一書中。此後揚州學者甚多。有凌曙者，其教弟子可謂得「狡兔三窟」之意，命陳立治《公羊》，劉文淇治《左氏》，因若《公羊》衰則有《左氏》在，《左氏》衰則有《公羊》在也。陳立治《公羊》尚實在。劉文淇數傳，至曾孫師培而絕。《太史公自序》說，「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余謂儀征劉氏之學，真絕於劉師培也。 與蘇州學派不算一支而有關係者，為常州學派，此為今文學派，其治學專以《春秋公羊傳》為宗。此派開端者為莊存與，其後有名者為劉逢祿、宋翔鳳、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雖多，而學術精良者少。至於康有為以《公羊》應用，則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學問也。浙江尚有邵懿辰者，亦講今文。莊存與雖講今文，然亦講《周禮》，而且還要講偽古文《尚書》，劉逢祿亦講《書序》，不盡今文也。 清初諸人講經治漢學，尚無今古文之爭。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來相對抗，孫詒讓作《周禮正義》，專重古文，與今文為敵，此其例也。然今古文實亦不能盡分，即如說《禮》，總不能不雜糅今古文，即宋人之說亦不能不採。凌廷堪作《禮經釋例》，胡培作《儀禮正義》，二家講禮，總不免牽入宋代李如圭、張淳諸人之說也。 清代學派中，尚有四明學派，此派不起於清，實源於宋。萬斯大、萬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說經多講三禮。其後傳至黃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禮書通故》，意欲集三禮之大成，此書雜糅漢宋及今古文，因欲說《禮》，則今古文不能不雜糅，漢宋亦不能不雜糅也。若只講古文而不講今文，則先須排斥《禮記》，這是做不到的；而宋儒說《禮》亦有甚好者，不能棄而不錄。所以今古文不能不雜糅，漢宋亦不能不雜糅。孫詒讓作《周禮正義》，能排斥今文，然不能盡斥宋說，此則今古文雖欲爭而亦有不能爭者。 清代經學，自分布之地域觀之，最先為蘇州（後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為揚州，浙江在後。其在山東，則有孔廣森及桂馥。在廣東，則有侯康，講《梁》；又有陳澧，亦是漢宋雜糅者。余如四川、兩湖亦有經學家。惟有一處純為宋學，絕對不受漢學影響者，即江西是也。江西本陸學極盛之地，宋代朱熹講學之所，故在歷史地理上為一特別區域。大概學問亦如催眠術，遇有特別情形者則不能催。江西之學風，在清代三百年中絕不受漢學影響，今之江西猶昔之江西也。 清初亦有理學先生，後來漢學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學，如惠棟之流，說經雖宗漢，亦不薄宋；江永且為《近思錄》作注。自徽州派之戴震出，方開闢一新世界。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大反對陸王，對於程朱亦有反對之語。後人多視此書為反對理學之書，實則為反對當時政治之書。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學，常以理學責人，甚至以理學殺人，故戴氏書中有雲，「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這是他著書的要旨。戴氏見雍正乾隆動輒利用理學以責人，頗抱不平，故攻擊理學。戴氏以前，尚推崇程朱，此後遂不復談宋學矣。 桐城派始祖方苞，頗自居於理學。至姚鼐，則無理學之見。姚在少年時願從戴震學，戴拒而不收——究竟是不敢收，還是不屑收，卻不得而知——因此兩人極相左。翁方綱自附於理學，故姚與翁均攻戴。至方東樹作《漢學商兌》，對戴仍不減仇視之意。《漢學商兌》中斥漢學之弊，頗有中肯語。惟方氏謂漢學家於立身行己之道不講，這卻不然。當時的漢學家，品行無甚壞者。唯孫星衍較壞，然亦小節，不過好男色而已；然當其點翰林時不肯拜和，則不可謂不講氣節，在山東按察使任內，平反冤獄甚多。大概漢學家亦如耶穌教人，即欲為非，亦不敢，因漢學家亦不敢叛周公孔子之教也。故如漢世張禹、孔光、馬融之徒，清代無之。大抵清代經師平常人多，故難得有為則有之。唯阮元在官能平海寇，此為漢學家之功業，然阮氏除此以外，亦並無十分好處。其餘諸人在官亦平常，無特別好，亦無特別壞。其所以然者，因為他們本欲自處於無用，蓋自清初諸人均不願入仕，故其說經，不但無通經致用之說，即議論亦不願發，雖今文派之劉逢祿亦無此思想。後來之通經致用說，則從康有為起。此或自古已然，如戰國時之經師，據《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所錄，如商瞿、梁赤、公羊高等，在當時皆毫無聲名。孟子由經師轉入儒家，故成有用。可見自來經師本多如此，非獨清人然也。故吾人評清代漢學家，可以說他們無用，卻不能說他們品行不好。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先生來平。三月三十一日，師大研究院的歷史科學門及文學院的國文系和歷史系合請先生為學術的演講，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講筆記。自從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發刊以來，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學院專號》中。但因那時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來，學校與個人都鬧到「不遑寧處」，這篇筆記，不知道給我擱在哪兒啦，所以只好暫且不提。最近居然在無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覺得柴德賡君所記，大體都對，但亦間有未合之處，於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時候，極力追想那天所聽的話，但模糊、錯誤、忘記之處一定很多。當柴君把這篇筆記謄清了托方國瑜君交給我的時候，太炎先生尚未離平，我請他自己看看，他對我說，「你看了就行了」；而我當時竟偷懶沒有看，直到現在才來動筆修改，實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還有錯誤，那是我的不是，我應該負責聲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錢玄同記。 [1] 錄自《師大月刊》，第十期，章太炎演講，柴德賡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