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十 實踐實用主義——顏習齋 李恕谷 附：王昆繩 程綿莊 惲皋聞 戴子高
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
顏習齋，名元，字渾然，直隸博野縣人。生明崇禎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70。他是京津鐵路線中間一個小村落——楊村的小戶人家兒子。他父親做了蠡縣朱家的養子，所以他幼年冒姓朱氏。他3歲的時候，滿洲兵入關大掠，他父親被擄，他母親也改嫁去了。他二十多歲，才知道這些情節，改還本姓。正要出關尋父，碰著三藩之亂，蒙古響應，遼東戒嚴，直到5l歲方能成行。北達鐵嶺，東抵撫順，南出天復門，困苦不可名狀。經一年余，卒負骨歸葬。他的全生涯，十有九都在家鄉過活。除出關之役外；五十六七歲時候，曾一度出遊，到過直隸南部及河南。62歲，曾應肥鄉漳南書院之聘，往設教，要想把他自己理想的教育精神和方法在那裡試驗。分設四齋，曰文事，曰武備，曰經史，曰藝能。正在開學，碰著漳水決口，把書院淹了，他自此便歸家不復出。他曾和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通過信，但都未識面。當時知名之士，除刁蒙吉包、王介祺余佑外，都沒有來往。他一生經歷大略如此。
他幼年曾學神仙導引術，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節為學。20歲前後，好陸王書，未幾又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30歲以後，才覺得這路數都不對。他說唐虞時代的教學是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禮》教士以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後世學術專務記誦或靜坐冥想者，門庭迥乎不同。他說：「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治與道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征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李塨著《習齋年譜》卷上他以為，離卻事物無學問；離卻事物而言學問，便非學問；在事物上求學問，則非實習不可。他說：「如天文、地誌、律歷、兵機等類，須日夜講習之力，多年曆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之可坐而獲也」。《存學編》卷二《性理書評》所以他極力提倡一個「習」字，名所居曰「習齋」。學者因稱為習齋先生。他所謂習，絕非溫習書本之謂，乃是說凡學一件事都要用實地練習功夫。所以我叫他做「實踐主義」。他講學問最重效率。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他翻這個案，說要「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他用世之心極熱，凡學問都要以有益於人生、可施諸政治為主。所以我又叫他「實用主義」。王昆繩說：「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為摻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真，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為心。……」《居業堂集?顏先生年譜序》這話雖出自門生心悅誠服之口，依我看還不算溢美哩。
習齋很反對著書。有一次，孫夏峰的門生張天章請他著禮儀水政書，他說：「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年譜》卷下所以他一生著書很少，只有《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都是很簡短的小冊子。《存學編》說孔子以前教學成法，大指在主張習行六藝，而對於靜坐與讀書兩派痛加駁斥。《存性編》可以說是習齋哲學的根本談，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論，而對於宋儒變化氣質之說不以為然。《存治編》發表他政治上主張，如行均田、複選舉、重武事……等等。《存人篇》專駁佛教，說他非人道主義。習齋一生著述僅此，實則不過幾篇短文和信札筆記等類湊成，算不得著書也。戴子高《習齋傳》說他：「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為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但這書我未得見，想是失傳了。有《四書正誤》《朱子語類評》兩書，今皆存。這書是他讀朱子《四書集注》及《語類》隨手批的，門人纂錄起來，也不算什麼著述。他30歲以後，和他的朋友王法乾養粹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後來他的門生李恕谷用日記做底本，加以平日所聞見，撰成《習齋先生年譜》二卷。鍾金若錂又輯有《習齋先生言行錄》四卷，補年譜所未備；又輯《習齋紀余》二卷，則錄其雜文。學者欲知習齋之全人格及其學術綱要，看《年譜》及《言行錄》最好。
這個實踐實用學派，自然是由顏習齋手創出來。但習齋是一位暗然自修的人，足跡罕出里門，交遊絕少，又不肯著書。若當時僅有他這一個人，恐怕這學派早已湮滅沒人知道了。幸虧他有一位才氣極高、聲氣極廣、志願極宏的門生李恕谷，才能把這個學派恢張出來。太史公說：「使孔子名周聞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孔子是否賴有子貢，我們不敢說；習齋之有恕谷，卻真是史公所謂「相得而益彰」了。所以這派學問，我們叫他做「顏李學」。
恕谷，名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生順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1659－1733)，年75。父明性，學行甚高。習齋說生平嚴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恕谷以父命從習齋游，盡傳其學，而以昌明之為己任。習齋足不出戶，不輕交一人，尤厭見時貴。恕谷則常來往京師，廣交當時名下士，如萬季野、閻百詩、胡朏明、方靈皋輩，都有往還。時季野負盛名，每開講會，列坐都滿。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恕谷也在坐，眾方請季野講「郊社之禮」，季野說：且慢講什麼『郊社』，請聽聽李先生講真正的聖學。王昆繩才氣不可一世，自與恕谷為友，受他的感動，以56歲老名士，親拜習齋之門為弟子。程綿莊、惲皋聞，皆因恕谷才知有習齋，都成為習齋學派下最有力人物。所以這派雖由習齋創始，實得恕谷然後長成。習齋待人與律己一樣的嚴峻。恕谷說，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之節，習齋主張非力不食，恕谷主張通功易事。習齋絕對的排斥讀書，恕谷則謂禮樂射御書數等，有許多地方非考證講究不可，所以書本上學問也不盡廢。這都是他對於師門補偏救弊處。然而學術大本原所在，未嘗與習齋有出入。他常說，「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又以為，「教養事業，惟親民官乃能切實辦到。」他的朋友郭金湯做桐鄉知縣，楊勤做富平知縣，先後聘他到幕府，舉邑以聽。他欣然前往，政教大行。但闊人網羅他，他卻不肯就。李光地做直隸巡撫，方以理學號召天下，托人示意他往見，他說部民不可以妄見長官，竟不往。年羹堯開府西陲，兩次來聘，皆力辭以疾，其自守之介又如此。
恕谷嘗問樂學於毛奇齡。毛推為蓋世儒者，意欲使恕谷盡從其學。恕谷不肯，毛遂作《大學逸講箋》以攻習齋。方苞與恕谷交厚，嘗遣其子從學恕谷，又因恕谷欲南遊，擬推其宅以居恕谷。然方固以程朱學自命者，不悅習齋學，恕谷每相見，侃侃辯論，方輒語塞。及恕谷卒，方不俟其子孫之請，為作墓誌，於恕谷德業一無所詳，而唯載恕谷與王昆繩及文論學同異，且謂恕谷因方言而改其師法。恕谷門人劉用可調贊說方純構虛辭，誣及死友雲。恕谷承習齋教，以躬行為先，不尚空文著述。晚年因問道者眾，又身不見用，始寄於書。所著有《小學稽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詩經傳注》八卷，《春秋傳注》四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四卷，《學樂錄》二卷，《擬太平策》一卷，《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各一卷，《閱史郄視》五卷，《平書訂》十四卷，《平書》為王昆繩所著，已佚，此書為恕谷評語《恕谷文集》十三卷。其門人馮辰、劉調贊共纂《恕谷先生年譜》四卷。
顏李的行歷，大略說過，以下要說他們學術的梗概。
顏李學派，在建設方面，成績如何，下文別有批評。至於破壞方面，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因為自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術，都被他否認完了。他否認讀書是學問，尤其否認注釋古書是學問，乃至否認用所有各種方式的文字發表出來的是學問。他否認講說是學問，尤其否認講說哲理是學問。他否認靜坐是學問，尤其否認內觀式的明心見性是學問。我們試想，二千年來的學問，除了這幾項更有何物？都被他否認得乾乾淨淨了。我們請先看他否認讀書是學問的理由。習齋說：
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是之謂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存學篇》卷二《性理書評》
這種道理，本來一說便明。若說必讀書才有學問，那麼，許多書沒有出現以前，豈不是沒有一個有學問的人麼？後儒解釋《論語》「博學於文」，大率說是「多讀書」。習齋說：「儒道之亡，亡在誤認一『文』字。試觀帝堯『煥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豈四書五經乎？周公監二代所制之『鬱郁』，孔子所謂『在茲』，顏子所謂『博我』者，是何物事？後儒全然誤了」。《言行錄?學須篇》又說「漢宋儒滿眼只看得幾冊文字是『文』，然則虞夏以前大聖賢皆鄙陋無學矣。」《四書正誤》卷三又說：「後儒以文墨為文，將博學改為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習齋年譜》卷下可謂一針見血語了。
「讀書即學問」這個觀念從那裡發生呢？習齋以為：「漢宋諸儒，但見孔子敘《書》、傳《禮》、刪《詩》、正《樂》、系《易》、作《春秋》，誤認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註解便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而會作書文者，皆聖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虛花無用之局。……」《四書正誤》卷三孔子曾否刪《書》《詩》，定《禮》，系《易》等等，本來還屬歷史上一個疑問。就令有之，也斷不能說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專在此，這是顯而易見之理。據習齋的意思，以為「孔子是在強壯時已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才，不得用乃週遊，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為之者，其所刪述，不過編出一部『習行經濟譜』，望後人照樣去做；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週遊，是不知週遊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如是，是不知刪述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及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存學編》卷三《年譜》卷下這些話說孔子說得對不對，另一問題。對於後儒誤認讀書即學問之心理，可謂洞中癥結了。
習齋為什麼恨讀書恨到這步田地呢？他以為專讀書能令人愚，能令人弱。他有一位門生，把《中庸》「好學近乎知」這句話問他，他先問那人道：「你心中必先有多讀書可以破愚之見，是不是呢？」那人道：「是。」他說：「不然，試觀今天下秀才曉事否？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四書正誤》卷二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朱子曾說：「求文字之工，用許多工夫，費許多精神，甚可惜。」習齋進一步說道：「文家把許多精神費在文墨上誠可惜矣，先生輩捨生盡死，在思、讀、講、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卻堯舜三事六府，周禮六德六行六藝，不肯去學，不肯去習，又算什麼？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恕谷說：「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實，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猻猴』。世人猶謂誦讀可以養身心，誤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恕谷後集?與馮樞天論讀書》這些話不能說他太過火，因為這些「讀書人」實在把全個社會弄得糟透了。恕谷說：
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文集?與方靈皋書》
習齋恨極這種學風，所以咬牙切齒說道：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書正誤》卷四他拿讀書比服砒霜，說道：
仆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致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群讀書聲，便嘆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嘆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人群，便嘆曰，可惜許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入，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噫！試觀千聖百王，是讀書人否？雖三代後整頓乾坤者，是讀書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語類評》
這些話可謂極端而又極端了。咳！我不曉得習齋看見現在學校里成千成萬青年，又當作何嘆息哩。但我們須要牢牢緊記，習齋反對讀書，並非反對學問。他因為認定讀書與學問截然兩事，而且認讀書妨礙學問，所以反對它。他說：
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卷一
恕谷亦說：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譜》
觀此，可知他反對讀書，純為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他只是叫人把讀書的歲月精神騰出來去做學問。至於他所謂學問是什麼，下文再說。
習齋不惟反對讀書，而且反對著書。看上文所引的話多以讀著並舉，便可見。恕谷比較的好著書，習齋曾告誡他，說道：「今即著述儘是，不過宋儒為誤解之書生，我為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儒者本業哉！」《年譜》卷下總而言之，凡紙上學問，習齋無一件不反對。
反對讀書不自顏李始，陸王學派便已反對，禪宗尤其反對。顏李這種話，不是助他們張目嗎？不然，不然。顏李所反對不僅在讀書，尤在宋明儒之談玄式的講學。習齋說：
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論語》「學之不講」一句為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門為學而講，後人以講為學，千里矣。《年譜》卷下
習齋之意，凡學而注重講，不論講什麼，不論講得對不對，總之已經錯了路數了。他說，孔子說「予欲無言」，「無行不與」，「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存學編》卷一《由道》可見無論何種學問，決非一講所能了事了。何況宋明所講之學，開口總是什麼性咧，命咧，天咧，理咧，氣咧。習齋以為，「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存學編》卷一《總論講學》《論語》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宋儒都說是顏、曾以下夠不上「聞」。習齋說，「如是，孔子不幾為千古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年譜》卷下他的意思以為這些本來是不應聞的，不必聞的，並沒有夠得上夠不上的問題。《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習齋以為，「由」便夠了，何必要「知」？要「使知」，便都枉用心力，還會鬧毛病。《存學編?由道》章大意孟子說，「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習齋說，近世講學家正做得這章書的反面，「著之而不行焉，察矣而不習焉，終身知之而不由其道者眾也」。這話是刁蒙吉說的。習齋引他所以他說：
漢宋諸先生，只要解惺。教人望世，亦只要他解惺。故罄一生心力，去作註疏，作集注。聖人只要人習行，不要人解惺。天下人盡習行，全不解惺，是道之明於天下也。天下人盡解惺，全不習行，是道之晦於天下也。道明於天下，堯舜之民不識不知，孔門三千徒眾，性道不得聞；道晦於天下，今世家講而人解。《四書正誤》卷三
總之，習齋學風，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講話，多務實際，少談原理。他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蕪榛矣。」《年譜》卷下又說：「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以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人也。」《存學篇>卷三又說：「專說話的人，便說許多堯舜話，終無用。即如說糟粕無救於饑渴，說稻粱魚肉亦無救於饑渴也。」《朱子語類評》他反對講學之理由，大略如此。
宋明儒所講個人修養方法，最普通的為主靜、主敬、窮理格物……等等。顏李學派對於這些法門，或根本反對，或名同實異，今分述如下。
主靜是顏李根本反對的。以朱陸兩派論，向來都說朱主敬，陸主靜。其實「主靜立人極」這句話，倡自周濂溪，程子見人靜坐，便嘆為善學。朱子教人「半日靜坐」，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程朱派何嘗不是主靜？所以「靜」之一字，雖謂為宋元明七百年間道學先生們公共的法寶，亦無不可。習齋對於這一派話，最為痛恨。他說：「終日危坐以驗未發氣象為求中之功，此真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嘗聞也。」《存學編》卷二朱子口頭上常常排斥佛學，排斥漢儒。習齋詰問他：「你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試問十二個時辰，那一刻是堯、舜、周、孔？」《朱子語類評》顏李書中，像這類的話很多，今不備引了。但他們並非用空言反對，蓋從心理學上提出極強的理由，證明靜中所得境界實靠不住。習齋說：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鏡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為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溝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而不擾以事為，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工夫，故身歷而知其為妄，不足據也。《存學編》卷二有一段大意與此同，而更舉實例為證云：「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預知，以手書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游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
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著地、不見泥沙、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編》
這段話真是饜心切理之談。天下往往有許多例外現象，一般人認為神秘不可思議，其實不過一種變態的心理作用。因為人類本有所謂潛意識者，當普通意識停止時，他會發動——做夢便是這個緣故。我們若用人為的工夫將普通意識制止，令潛意識單獨出風頭，則「鏡花水月」的境界，當然會現前。認這種境界為神秘，而驚異他，歆羨他，固屬可笑。若咬定說沒有這種境界，則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為他們可以舉出實例來反駁你。習齋雖沒有學過近世心理學，但這段話確有他的發明。他承認這種變態心理是有的，但說他是靠不住的，無用的。後來儒家闢佛之說，沒有比習齋更透徹的了。
主靜若僅屬徒勞無功，也可以不管他。習齋以為主靜有大害二。其一，是壞身體。他說，「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朱子語類評》其二，是損神智。他說，「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則必至厭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且不免，況常人乎？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年譜》卷下這兩段話，從生理上心理上分別說明主靜之弊，可謂博深切明。
習齋於是對於主靜主義，提出一個正反面曰「主動主義」。他說：「常動則筋骨竦，氣脈舒，故曰『立於禮』，故曰『制舞而民不腫』。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習動。」《言行錄》卷下《世性編》又說：「養身莫善於習動。夙興夜寐，振起精神，尋事去做，行之有常，並不困疲，日益精壯。但說靜息將養，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同上《學人篇》這是從生理上說明習動之必要。他又說：「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事離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言行錄》卷上《剛峰篇》又說：「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同上《理學篇》這是從心理上說明習動之必要。尤奇特者，昔人多以心不動為貴，習齋則連心也要它常動。他最愛說「提醒身心，一齊振起」二語。怎樣振起法呢？「身無事干，尋事去干；心無理思，尋理去思。習此身使勤，習此心使存。」《言行錄》卷下《鼓琴篇》他篤信這個主動主義，於是為極有力之結論道：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世道淪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自信其考前聖而不繆，俟後聖而不惑矣。《言行錄》卷下《學須篇》
宋儒修養，除主靜外，還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學者常拿這個和陸王派對抗。顏李對於主敬，是極端贊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卻認為不對。習齋說：「宋儒拈『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為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為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為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為居敬容貌，以主一無適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為居敬作用。……」《存學編》卷二習齋以為這是大錯了。他引《論語》的話作證，說道：「曰『執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存學編》卷三恕谷說：「聖門不空言敬。『敬其事』、「執事敬』、『行篤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無適』訓敬，粗言之猶可通，謂為此事則心在此事不又適於他也；精言之則『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裡』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門乃離事以言敬矣。且為事之敬，有當主一無適者，亦有未盡者。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無適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劉穆之五官並用，則神明肆應，敬無不通，又非可以主一無適言也。」
又說：「宋儒講主敬，皆主靜也。『主一無適』，乃靜之訓，非敬之訓也。」《論語傳注問》是則同謂講主敬，而顏李與程朱截然不同。總之謂離卻事有任何學問，顏李絕不承認也。
宋儒之學自稱曰道學，曰理學。其所標幟者曰明道，曰窮理。顏李自然不是不講道理的人，但以為宋儒所講道理都講錯了，而且明道窮理的方法也都不對。宋儒最愛說道體，其說正如老子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習齋說：「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遠人』。宋儒則遠人以為道者也」。《四書正誤》四恕谷說：「路從足，道從辵，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尚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謂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為定名，為專物，則老莊之說矣。」《恕谷年譜》卷五恕谷更從初民狩獵時代狀況說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謂道不出五倫六藝以外。他說：「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既而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盡乃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事軌次序為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為樂，挽強中之為射，乘馬隨徒為御，歸而計件、鍥於冊為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為人所共由，其物為人所共習，猶逵衢然，故曰道。倫物實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恕谷後集，原道篇》這段話所說道的範圍，舉例或不免稍狹，然大指謂社會道德起源在於規定人與人及人與事物之關係，不能不算是特識。因此他們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谷說：「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於此，問其溫清定省不盡，問其繼志述事不能，而專思其父母從何而來，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騃目之耶？」《周易傳注序》宋儒所謂明道、傳道，乃至中外哲學家之形而上論，皆屬此類，所以顏李反對他們。
宋儒說的理及明理方法有兩種。一，天理——即天道，指一個仿佛空明的虛體，下手工夫在「隨處體認天理」，結果所得是「人慾淨盡，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觀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結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其實兩事只是一事。因為他們最高目的，是要從心中得著一種虛明靈覺境界，便是學問上抓住大本大原，其餘都是枝葉。顏李學派對於這種主張，極力反對。習齋說：「理者，木中紋理也，指條理言。」《四書正誤》卷六又說：「前聖鮮有說理者，孟子忽發出，宋人遂一切廢棄而倡為明理之學。不知孟子所謂禮義悅心，有自己註腳，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仁義等又有許多註腳。……今一切抹殺，而心頭玩弄，曰『孔顏樂處』，曰『義理悅心』，使前後賢豪皆籠蓋於釋氏極樂世界中。……」同上恕谷說：「後儒改聖門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氣為談柄，而究無了義。……不知聖經無在倫常之外而別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別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則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中庸傳注問》訓「理」為條理，而以木之紋理、玉之脈理為喻，最合古義。後此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即從這個訓詁引出許多妙義來。理之界說已定，那麼，不能於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谷說：「事有條理，理即在事中。《詩》曰『有物有則』，離事物何所為理乎？」《論語傳注問》
既已除卻事物無所謂理，自然除卻應事接物無所謂窮理。所以習齋說：「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存學編》卷二怎樣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說：「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習齋駁他道：「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再窮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說：「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顏李主張習六藝。有人說：「小學與六藝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人大學又須窮理。」恕谷答道：「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為窮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針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要訣；未聞立一法曰，學針黹之後又閣置針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聖經學規纂》這段譬喻，說明習齋所謂「見理於事」，真足令人解頤。夫使窮理僅無益，猶可言也，而結果必且有害。恕谷說：「道學家教人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誠，蓋高坐空談，捕風捉影，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跡，惟窮理是務。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是，遂好武斷。」《恕谷文集?惲氏族譜序》這話真切中中國念書人通病。戴東原說「宋儒以理殺人」，顏李早論及了。
然則朱子所謂「即物窮理」工夫對嗎？朱子對於這句話自己下有註解道：「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窮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逐著一件與他理會過。」恕谷批評他說：「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為表里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教學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為願能乎？」《大學辨業》朱子這類話，荒唐極了，天下哪裡能夠有這樣窮理的人？想要無所不知，結果非鬧到一無所知不可，何怪陸王派說他「支離」！習齋嘗問一門人自度才智何取，對云：「欲無不知能。」習齋說：「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言行錄?刁過之篇》所以宋明儒兩種窮理方法，在顏李眼中，都見得一無是處。
顏李學派，本重行不重知。他們常說「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古人教學良法。看起來，像對於知識方面太忽視了，實亦不然，他們並不是不要知識，但以為必從實行中經驗得來才算真知識。前文引恕谷成衣匠之喻，已略見一斑了。習齋解《大學》的「格物」，說明知識之來源如下：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知無體，以物為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為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雖靈，非玩東玩西，靈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搏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是謂「物格而後知至」。……格即「手格猛獸」之格。……且如這冠，雖三代聖人，不知何朝之冠也；雖從聞見而知為某種之冠，亦不知皮之如何暖也，必手取而加諸首，乃知如此取暖。如這菔蔬，雖上知老圃，不知為可食之物也；雖從形色料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箸取而納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後知至。《四書正誤》卷一
《大學》格物兩字，是否如此解法，另為一問題。但他的主張以為從聞見而偶得的知識靠不住，從形色上揣料而得的知識也靠不住。知識之到來(知至)，須經過一定程序，即「親手下一番」便是。換而言之，無所謂先天的知識，凡知識皆得自經驗。習齋又說：「今試予生知聖人以一管，斷不能吹。」《言行錄?世情篇》這種「唯習主義」的知識論，正是顏李派哲學的根本立場。
王陽明高唱「知行合一」，從顏李派看來，陽明派還是偏於主知。或還是分知行為二；必須如習齋所說見理於事、因行得知，才算真的知行合一。陽明說「不行只是不知」，習齋翻過來說不知只是不行，所以他不教人知，只教人行，行又不是一躺過便了，最要緊是「習」。他說：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年譜》卷上
又說：
心上想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都不得力，臨事依舊是所習者出。《存學編》卷一
又說：
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便差。《年譜》卷下又云：「書房習算，入市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存學編》卷二
習齋以「習」名其齋。因為他感覺「習」的力量之偉大，因取《論語》「習相遠」和「學而時習」這兩句話極力提倡。所以我說他是「唯習主義」。習齋所講的「習」，函有兩義，一是改良習慣，二是練習實務。而改良習慣的下手方法又全在練習實務，所以兩義還只是一義。然則習些什麼呢？他所最提倡的就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他說：「習行禮樂射御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神智。一時習行，受一時之福；一日習行，受一日之福。一人習之，賜福一人；一家習之，賜福一家；一國天下皆然。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言行錄?刁過之篇》
他的朋友王法乾和他辯論，說這些都是粗跡。他答道：
學問無所謂精粗。喜精惡粗，此後世之所誤蒼生也。《存學編》卷一法乾又說：「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他答道：人皆三公，孰為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譬之於醫，《素問》《金匱》，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謂明醫乎？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存學編》卷一《學辨一》
《習齋年譜》記他一段事道：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須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扣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未至耶？」乾行語塞。
習齋這些話，不但為一時一人說法。中國念書人思想籠統，作事顢頇，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為闊大精微的空論。習齋專教人從窄狹的粗淺的切實練習去。他說：「寧為一端一節之實，無為全體大用之虛。」《存學編》卷一何只當時，在今日恐怕還是應病良藥罷。
我們對於習齋不能不稍有觖望者，他的唯習主義，和近世經驗學派本同一出發點，本來與科學精神極相接近，可惜他被「古聖成法」四個字縛住了，一定要習唐虞三代時的實務，未免陷於時代錯誤。即如六藝中「御」之一項，在春秋車戰時候，誠為切用，今日何必要人人學趕車呢？如「禮」之一項，他要人習《儀禮》十七篇裡頭的昏禮、冠禮、士相見禮……等等，豈不是唱滑稽戲嗎？他這個學派不能盛行，未始不由於此。倘能把這種實習工夫，移用於科學，豈非不善！雖然，以此責備習齋，畢竟太苛了。第一，嚴格的科學，不過近百餘年的產物，不能責望諸古人。第二，他說要如古人之習六藝，並非說專習古時代之六藝，如學技擊便是學射，學西洋算術便是學數，李恕谷已屢屢論及了。第三，他說要習六藝之類的學問，非特專限於這六件，所以他最喜歡說「兵農禮樂水火工虞」。總而言之，凡屬於虛玄的學問，他無一件不反對；凡屬於實驗的學問，他無一件不贊成。使習齋、恕谷生於今日，一定是兩位大科學家，而且是主張科學萬能論者，我敢斷言。
雖然，顏李與科學家，正自有別。科學家之實驗實習，其目的專在知識之追求。顏李雖亦認此為增進知識之一法門，其目的實在人格全部之磨練。他們最愛說的話，曰「身心一齊竦起」，曰「人己事物一致」，曰「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以習禮論，有俯仰升降進退之節，所以勞動身體；習行時必嚴恭寅畏，所以振竦精神；講求節文度數，所以增長智慧。每日如此做去，則身心兩方面之鍛煉，常平均用力而無間斷，拿現代術語來講，則體育、德育、智育「三位合一」也。顏李之理想的教育方針，實在如此。他們認這三件事缺一不可，又認這三件事非同時齊著力不可。
他們鍛煉心能之法，務在「提竦精神，使心常靈活」。《習齋年譜》卷上習齋解《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兩句話，說道：「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兵操國柄之操，操兵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政務。今要操心，卻要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四書正誤》卷六。案：此錢緒山語，習齋取之蓋宋儒言存養之法，主要在令不起一雜念，令心中無一事。顏李則「不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恕谷年譜》卷三拿現在的話來講，則時時刻刻集中精神便是。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習齋說：「此三語最為賅切詳備。蓋執事、與人之外皆居處也，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具是矣；居處、與人之外皆執事也，則凡禮樂射御書數之類具是矣；居處、執事之外皆與人也，則凡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先施皆具是矣」。《言行錄?學人篇》做一件事，便集中精神於一件事。接一個人，便集中精神於一個人。不做事不接人而自己獨處的時候，便提起一種嚴肅的精神，令身心不致散漫無歸著。這是顏李學派修養的不二法門。
顏李也可以說是功利主義者。習齋說：
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尚書》明以利用與正德、厚生並為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易》之言利更多。……後儒乃雲「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四書正誤》卷一
恕谷說：
董仲舒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語具《春秋繁露》，本自可通。班史誤易「急」為「計」。宋儒遂酷遵此一語為學術，以為「事求可，功求成」，則取必於智謀之末而非天理之正。後學迂弱無能，皆此語誤之也。請問行天理以孝親而不思得親之歡，事上而不欲求上之獲，有是理乎？事不求可，將任其不可乎？功不求成，將任其不成乎？」《論語傳注問》
這兩段話所討論，實學術上極重要之問題。老子說的「為而不有」，我們也認為是學者最高的品格。但是，把效率的觀念完全打破，是否可能？況且凡學問總是要應用到社會的，學問本身可以不計效率，應用時候是否應不計效率？這問題越發複雜了。我國學界，自宋儒高談性命鄙棄事功，他們是否有得於「為而不有」的真精神，且不敢說，動輒唱高調把實際上應用學問抹殺，其實討厭。《朱子語類》有一段：「江西之學陸象山只是禪，浙學陳龍川卻專是功利。……功利，學者習之便可效，此意甚可憂。」你想，這是什麼話？習齋批評他道：
都門一南客曹蠻者，與吾友王法乾談醫，雲「惟不效方是高手」。殆朱子之徒乎？朱子之道，千年大行，使天下無一儒，無一才，無一苟定時，因不願見效故也。宋家老頭巾，群天下人才於靜坐讀書中，以為千古獨得之秘；指幹辦政事為粗豪、為俗吏，指經濟生民為功利、為雜霸。究之使五百年中平常人皆讀講集注、揣摩八股、走富貴利達之場，高曠人皆高談靜敬、著書集文、貪從祀廟庭之典。莫論唐虞三代之英，孔門賢豪之士，世無一人，並漢唐傑才亦不可得。世間之德乃真亂矣，萬有乃真空矣！《朱子語類評》
宋儒自命直接孔孟，何止漢唐政治家，連孔門弟子都看不起。習齋詰問他們說：
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才，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乃如此乎？噫！《存學編》卷二
這話並不是尖酸刻薄。習齋蓋深有感於學術之敝影響到社會，痛憤而不能已於言。他說：「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尹和靖《祭程伊川文》『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嘆，為生民倉皇久之。」《存學編》卷二既屬一國中知識階級，則對於國之安危盛衰，自當負絕對責任。說我自己做自己的學問，不管那些閒事，到事體敗壞之後，只嘆息幾句了事，這種態度如何要得？所以顏李一派常以天下為己任，而學問皆歸於致用，專提《尚書》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為標幟。習齋說：「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年譜》卷下又說：「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存學編》卷三《性理評》又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同上卷一《學辯》又說：「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兵農禮樂之材，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間有稱雄卓者，則又世間粗放子。……」《習齋記余》卷一《泣血集序》恕谷說：「道學家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恕谷年譜》卷上又說：「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為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為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為學必為無用之學，閉目誦讀。不盡去其病，世道不可問矣！」同上
宋儒亦何嘗不談經世？但顏李以為，這不是一談便了的事。習齋說：「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年譜》卷上又說：「人不辦天下事，皆可謂無弊之論。」《言行錄?杜生篇》有人說，《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於建國規模山川險要未詳。習齋說：「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可嘆！」《年譜》卷下李二曲說：「吾儒之學，以經世為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習齋評他道：「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只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使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固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同上嗚呼！倘使習齋看見現代青年日日在講堂上報紙上高談什麼主義什麼主義者，不知其傷心更何如哩。
想做有用之學，先要求為可用之人。恕谷說：「聖學踐形以盡性，今儒墮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聽讀，耳目之用去其六七。手但用於寫，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用去九。靜坐觀心而身不喜事，身心之用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年譜》卷上這話雖然是針對當時宋學老爺們發的，但現代在學堂里所受的教育，是否能盡免此弊，恐怕還值得一猛醒罷。
習齋好動惡靜，所以論學論政，皆以日日改良進步為鵠。他有一天鼓琴弦斷，解而更張之，音調頓佳，因嘆道：「為學而惰，為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張之也。彼無志之人，樂言遷就、憚於更張、死而後已者，可哀也。」《言行錄?鼓琴篇》又說：「學者須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即日新之學也。改心之過，遷心之善，謂之正心；改身之過，遷身之善，謂之修身；改家國天下之過，遷家國天下之善，謂之齊治平。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了一日。為政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苟且了一日。」《言行錄?王次亭篇》總之，常常活著不叫他死，常常新著不叫他舊，便是顏李主動之學。他們所謂身心內外一齊振起者，指此。
習齋不喜歡談哲理，但他對於「性」的問題，有自己獨到的主張。他所主張，我認為在哲學上很有價值，不能不稍為詳細敘述一下。
中國哲學上爭論最多的問題就是「性善惡論」。因為這問題和教育方針關係最密切，所以向來學者極重視它。孟子，告子，苟子，董仲舒，揚雄，各有各的見解。到宋儒程朱，則將性分而為二：一、義理之性，是善的；二、氣質之性，是惡的。其教育方針，則為「變化氣質」為歸宿。習齋大反對此說，著《存性編》駁他們，首言性不能分為理氣，更不能謂氣質為惡。其略曰：
……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統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晴乃視邪色乎？余謂更不必分何者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能視即目是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啟超案：孟子論性善，附帶著論「情」，論「才」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習齋釋這三個字道：「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見《年譜》卷下。《存性編》亦有專章釋此三字，今不詳引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然後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篇?駁氣質性惡》
然則性善的人，為什麼又會為惡呢？習齋以為皆從「引蔽習染」而來；而引蔽習染皆從外入，絕非本性所固有。程子說，「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朱子引申這句話，因說：「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主張氣質性惡的論據如此。習齋駁他們道：
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澂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深淺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同上《借水喻性》程子又謂「性本善而流於惡」，習齋以為也不對，他駁道：
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為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同上《性理書評》
習齋論引蔽習染之由來，說得極詳盡。今為篇幅所限，不具引了。看《存性篇?性說》習齋最重要的論點，在極力替氣質辯護。為什麼要辯護呢？因為他認定氣質為個人做人的本錢。他說：盡吾氣質之能，則聖賢矣。《言行錄》卷下又說：
昔儒視氣質甚重。習禮習樂習射御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為存心，即此為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為粗跡，則自以氣骨血肉為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為精，形體為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矣。《存性編?性理書評》
氣質各有所偏，當然是不能免的。但這點偏處，正是各人個性的基礎。習齋以為教育家該利用他，不該厭惡他。他說：「偏勝者可以為偏至之聖賢。……宋儒乃以偏為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同上又說：「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同上習齋主張發展個性的教育，當然和宋儒「變化氣質」之說不能相容。他說：
人之質性各異，當就其質性之所近、心志之所願、才力之所能以為學，則無齟齬扞格終身不就之患。故孟子於夷、惠曰不同道，惟願學孔子，非止以孔子獨上也，非謂夷、惠不可學也。人之質性近夷者自宜學夷，近惠者自宜學惠。今變化氣質之說，是必平丘陵以為川澤，填川澤以為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肅必變化而為龐德公，龐德公必變化而為包孝肅，必不可得之數，亦徒失其為包為龐而已矣。《四書正誤》卷六
有人問他，你反對變化氣質，那麼《尚書》所謂「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的話，不對嗎？他說：「甚剛人亦必有柔處，甚柔人亦必有剛處，只是偏任慣了。今加學問之功，則吾本有之柔自會勝剛，本有之剛自會勝柔。正如技擊者好動腳，教師教他動手以濟腳，豈是變化其腳？」《言行錄》卷下《王次亭篇》質而言之，程朱一派彆氣質於義理，明是襲荀子性惡之說，而又必自附於孟子，故其語益支離。習齋直斥之曰：
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堯舜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污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能不為此懼乎？《存性篇?正性理評》
習齋之斷斷辨此，並非和程朱論爭哲理。他認為這問題在教育關係太大，故不能已於言。他說：
大約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同上
他於是斷定程朱之說，「蒙晦先聖盡性之旨，而授世間無志人以口實」。《存學編》卷一《上孫鍾元先生書》他又斷言，凡人「為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同上《上陸桴亭先生書》習齋對於哲學上和教育上的見解，這兩句包括盡了。
以上所講，顏李學派的主要精神，大略可見了。這種議論，在今日還有許多人聽見了搖頭咋舌，何況二百年前？他們那時作這種主張，簡直可以說大著膽冒天下之不韙。習齋說：
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闢佛，幾至殺身，況敢議今世之堯舜周孔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州決杖，況敢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納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上陸桴亭書》又說：
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原矣。《年譜》卷下
他並非鬧意氣與古人爭勝。他是一位心地極光明而意志極強毅的人。自己所信，便以百折不撓的精神赴之，絲毫不肯遷就躲閃。他曾告誡恕谷道：
立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是，則一二人之見，不可易也；非，則雖千萬人所同，不隨聲也。豈惟千萬人？雖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錄?學問篇》
試讀這種話，志節何等卓犖！氣魄何等沈雄！他又說：「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存學編》卷三他臨終那年，有幾句話囑咐恕谷道：「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為學術，眾人從之為風俗。民之瘼矣，忍度外置之乎？」恕谷聞言，泣數行下。《恕谷年譜》卷下嗚呼習齋！非天下之大仁大勇者，其孰能與於斯？
習齋、恕谷抱這種宏願，想要轉移學風，別造一個新社會。到今日二百年了，到底轉移了沒有？哎！何止沒有轉移，只怕病根還深幾層哩。若長此下去嗎？那麼，習齋有一番不祥的預言，待我寫來。他說：
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為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為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偽之禁，天啟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張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存學編》卷四
嗚呼！今日的讀書人聽啊，自命知識階級的人聽啊，滿天下小百姓厭惡我們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厲害，我們還在那裡做夢。習齋說「未知幾之何向」？依我看，「滅文」之幾早已動了，我們不「知懼」，徒使習齋、恕谷長號地下耳！
同時服膺顏氏學且能光大之者，北有王昆繩，南有惲皋聞、程綿莊，而其淵源皆受自恕谷。
昆繩，名源，一字或庵，順天大興人。卒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63。他是當時一位老名士。他少年從梁鷦林以樟游，鷦林教以宋儒之學，他不以為然，最喜談前代掌故及關塞險隘攻守方略，能為文章。魏冰叔禧極推重他。他說自韓愈以後而文體大壞，故其所作力追先秦、西漢，自言「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二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文集?復姚梅友書》後來繼莊死了，他做一篇很沉痛的傳文，我們因此才能知道繼莊的人格和學術。三藩平後，京師壇坫極盛，萬季野、閻百詩、胡東樵諸人各以所學提倡後進，昆繩也是當中一位領袖。他才氣橫溢，把這些人都看不在眼內，獨傾心繼莊和恕谷。他讀了恕谷的《大學辨業》和習齋的《存學編》過後，大折服，請恕谷為介，執贄習齋之門，年已56了。自此效習齋作日記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恕谷批評他道：「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跡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願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瓮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傴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為志，其能然乎？」《恕谷後集?王子傳》他早年著有《兵法要略》《輿圖指掌》等書。受業習齋後，更著有《平書》十卷，《讀易通言》五卷，皆佚。其集曰《居業堂文集》，二十卷，今存。他好游，晚年棄妻子，遍游名山大川，卒客死淮上。
昆繩未從學習齋以前，最服膺陽明學，對於當時借程朱做招牌的人深惡痛絕，曾有幾篇極痛快的文字罵他們。節錄如下：
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為孟子之後一人。……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為。……宸濠之亂，……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此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為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闒無能為之丑，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而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只自成其為無忌憚之小人也哉！……《文集?與李中孚先生書》
又：
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偽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顧行者，偽也。真則言或有偏，不失為君子；偽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為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牆間，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焉詈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為程朱也。吾子許之乎？……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即程朱之賊，尊陸王即陸王之賊，偽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能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為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文集?與朱字綠書》
這兩段話，可以看出昆繩早年面目和當時所謂程朱學派者之品格何如，故錄之。此外闡發顏李學術與夫談經濟、考史跡之文尚多，恕不錄了。
惲皋聞，名鶴生，江蘇武進人，生卒年無考。嘗在秦中晤謝野臣，語以習齋為學大旨，心善之。後至蠡縣訪習齋，則已沒，乃從恕谷求所著各書遍讀之，自稱私淑弟子。仿恕谷立日譜考究身心功過，每相見輒互證得失，其與恕谷往復切磋之語，見於《恕谷年譜》者甚多。皋聞每自南方寄書至，恕谷再拜然後啟讀，其重之如此。皋聞書言「南旋以《存學》示人，雖倔強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行。」恕谷喜曰：「顏先生之道南矣！」皋聞所著書有《詩說》及《春秋附筆》。晚歸常州，為一鄉祭酒，故家子弟多從之游。其後常州學術大昌，戴子高謂皆自皋聞開之。
程綿莊，名廷祚，字啟生，江蘇上元人。卒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77。少篤於治經，後從惲皋聞聞顏李之學，上書恕谷，致願學之意。康熙庚子，恕谷南遊金陵，他屢過問學。讀習齋《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習齋先生起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間一人而已。」綿莊之學，以習齋為主，而參以梨洲、亭林，故讀書極博而皆歸於實用。所著有《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彖爻求是說》六卷，《晚書訂疑》若干卷，《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周禮說》各四卷，《禘說》二卷，《春秋識小錄》三卷。其集曰《青溪居士集》，詩文各二十卷。今惟《晚書訂疑》有刻本。《論語說》則戴子高采若干則入《顏氏學記》中，精到語頗多。
習齋之學，雖不為時流所喜，然而經恕谷極力傳播，昆繩、皋聞、綿莊相與左右之，當時有志之士聞風興起者也很不少。諸公既沒，而考證學大興，掩襲天下，學者差不多不知有習齋、恕谷了。其遺書亦什九散佚不可見。近代頭一位出來表彰他們的，曰戴子高。
子高，名望，浙江德清人。卒同治十二年(1873)，年37。他所遭極人生不堪之境遇，趙撝叔之謙替他作的墓表說道：「君生四歲，父歿；曾祖八十餘，祖五十餘，尚存；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無何，曾祖與祖相繼奄曶。家貧歲飢，無所依賴，君挾冊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庚申亂作，君奉母避入山，大困，無所得食。有至戚官閩中，母數命君往，不獲已。……自閩歸，將迎其母，聞湖州已陷，則仰天長號，僵仆絕氣；復忍死出入豺虎之叢求母所在，迄無所遇。……君至痛在心，未壯而歿。……然處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中，終不廢學，學日益進。……」他一生困阨的大概，略可見了。他於同治八年輯成《顏氏學記》十卷。據自序所述，他之學顏李學，得力於他的朋友程履正貞。他費了好多年工夫，才把顏李的著述次第搜得，中間又經亂散失。當時每舉顏李姓氏問人，人無知者。他於是發憤輯成這部學記，卷一至卷三記習齋，卷五至卷七記恕谷，卷八記昆繩，卷九記綿莊，卷十則為顏李弟子錄。自序曰：
……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為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為孝子，為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源，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摧陷廓清，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如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也？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謫麟堂遺集》
子高說戴東原作《孟子緒言》，其論性本自習齋，最為有識。他對於方望溪之誣恕谷，極為不平；又說皖北某巨公序程綿莊書顛倒黑白，不知其人為誰也。這部學記，體裁全仿梨洲兩學案，能提要鉤玄，價值不在黃書下。
子高嘗從陳碩甫奐、宋於庭翔鳳游，於訓詁學所造甚深，又好西漢今文家言，著有《論語注》二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趙撝叔輯其遺文曰《謫麟堂遺集》。子高晚年被曾文正聘任校書，然其學與流俗異，終侘傺以死。
自子高《學記》出，世始稍稍知有顏李學。而近人徐菊人世昌亦提倡之，屬其門客為顏李《語要》各一卷，《顏李師承記》九卷。《語要》破觚為圓，誣顏李矣，不逮《學記》遠甚。《師承記》搜采甚勤，可觀也。又匯刻《顏李遺書》數十種，亦徐氏行事之差強人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