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 三　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的影響(中)

講到這裡，當然會發生兩個疑問：第一，那時候科學像有新興的機運，為什麼戛然中止？第二，那時候學派潮流很多，為什麼後來只偏向考證學一路發展？我現請先解答第一個問題。 學術界最大的障礙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學問都不相容，而科學為尤甚。清初襲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藉此愚民，抑或誤認為一種良制度，總之當時功名富貴皆出於此途，有誰肯拋棄這種捷徑而去學艱辛迂遠的科學呢？我們最可惜的是，以當時康熙帝之熱心西方文物，為何不開個學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因為這種專門學問，非專門教授不可。他既已好這些學問，為什麼不找些傳人呢？所以科舉制度，我認為是科學不興的一個原因。 此外還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穌會內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點點科學萌芽，都是從耶穌會教士手中稗販進來，前文已經說過。該會初期的教士，傳教方法很巧妙。他們對於中國人心理研究得極深透。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喜歡極端迷信的宗教，所以專把中國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學知識來做引線，表面上像把傳教變成附屬事業，所有信教的人仍許他們拜「中國的天」和祖宗。這種方法，行之數十年，卓著成效。無奈在歐洲的羅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發出有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該教令的內容，現在不必詳述。總而言之，是談前此傳教方法之悖謬，勒令他們改變方針，最要的條件是禁拜祖宗。自該教令宣布後，從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譟憤怒，結果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把教皇派來的公使送到澳門監禁。傳教事業固然因此頓挫，並他們傳來那些學問也被帶累了。 還有一件附帶原因，也是教會行動影響到學界。我們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爭位鬧得烏煙瘴氣。這種宮闈私鬥，論理該不至影響到學問，殊不知專制政體之宮廷，一舉一動，都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力量。相傳當時耶穌會教徒黨於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黨於雍正帝胤禎，雙方暗鬥，黑幕重重。後來雍正帝獲勝，耶穌會勢力遂一敗塗地。這種史料，現時雖未得有充分證據，然而口碑相傳，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寶奏請，除在欽天監供職之西洋人外，其餘皆驅往澳門看管，不許闌入內地，得旨施行。這件事是否於宮廷陰謀有關，姑且不論。總之康熙五六十年間所延攬的許多歐洲學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驅除淨盡。中國學界接近歐化的機會從此錯過，一擱便擱了二百年了。 其次，要解答「為什麼古典考證學獨盛」之問題。 明季道學反動，學風自然要由蹈空而變為核實——由主觀的推想而變為客觀的考察。客觀的考察有兩條路：一自然界現象方面；二社會文獻方面。以康熙間學界形勢論，本來有趨重自然科學的可能性，且當時實在也有點這種機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講，因為種種事故把科學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則因中國學者根本習氣，看輕了「藝成而下」的學問，所以結果逼著專走文獻這條路。但還有個問題，文獻所包範圍很廣，為什麼專向古典部分發展，其他多付闕如呢？問到這裡，又須拿政治現象來說明。 康熙帝是比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雖間興文字之獄，大抵都是他未親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訴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卻是闊達大度的人，不獨政治上常采寬仁之義，對於學問，亦有宏納眾流氣象。試讀他所著《庭訓格言》，便可以窺見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學者，沒有什麼顧忌，對於各種問題，可以自由研究。到雍正、乾隆兩朝卻不同了。雍正帝是個極猜忌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鷙。他的地位本從陰謀攘奪而來，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殺兄弟，誅戮大臣，四處密派偵探，鬧得人人戰慄。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對於士大夫社會，也極威嚇操縱之能事。汪景祺雍正二年、查嗣庭、呂留良俱雍正十四年之獄，都是雍正帝匠心獨運羅織出來。尤當注意者，雍正帝學問雖遠不及乃翁，他卻最愛出風頭和別人爭辯。他生平有兩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揀魔辨異錄》，專和佛教禪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辯論。(注一：《揀魔辨異錄》這部書是雍正十一年御製。當時臨濟宗門下有一名僧曰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曰弘忍，著《五宗救》，皆對於當時禪學有所批評。雍正帝著此書專辟之。書首冠上諭，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並《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法藏一支所有徒眾，著直省督撫詳細察明，盡削去支派，……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這書有殿板存大內，外間向少見。民國四年，始由揚州藏經院刊行。平心而論，這書所駁藏、忍之說，也許駁得不錯。但這種「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態度，太咄咄逼人了)一部是《大義覺迷錄》，專與呂晚村留良的門生曾靜辯論。(注二：《大義覺迷錄》這部書體裁甚奇，全部是親自審問曾靜的口供，冠以一篇極長的上諭當作序文。曾靜號蒲潭，湖南人，呂晚村私淑弟子。嘗上書岳鍾琪，力言夷夏之防，數雍正帝九大罪，勸其革命，被拿到京，帝親自審問他，和他反覆辯駁。內中最要者是辨夷夏問題，其次辨封建制度，還有關於雍正帝本身逼母、弒兄、屠弟等種種罪惡之辯護。據這部書說，曾靜完全折服了，還著有《歸仁說》一篇，附刻在後頭。雍正帝於是把曾靜赦免，放歸田裡。雖然如此，卻說曾靜學說出於呂留良，把留良戮屍滅族。後來乾隆帝到底把曾靜也殺了。這部書當時印刷許多，頒發各省府州縣學宮，令秀才們當作聖經讀。到乾隆朝，將頒出的書都收回，板也毀了，列在禁書書目中。)以一位帝王而親著幾十萬字書和一位僧侶一位儒生打筆墨官司，在中外歷史上真算絕無僅有。從表面看，為研求真理而相辯論，雖帝王也該有這種自由。若僅讀他這兩部書，我們並不能說他態度不對，而且可以表相當的敬服。但仔細搜求他的行徑，他著成《揀魔辨異錄》以後，跟著把弘忍的著述盡行焚毀，把弘忍的門徒勒令還俗或改宗。他著成《大義覺迷錄》以後，跟著把呂留良剖棺戮屍，全家殺盡，著作也都毀板。像這樣子，哪裡算得討論學問，簡直是歐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這種主權者之下，學者的思想自由，是剝奪淨盡了。他在位僅13年，影響原可以不至甚大，無奈他的兒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學問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卻偏要「附庸風雅」，恃強爭勝。他發布禁書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繼續燒書二十四回，燒去的書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還有嚴諭。他一面說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襲秦始皇的藍本。所謂「黃金時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當主權者喜歡干涉人民思想的時代，學者的聰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釋古典。歐洲羅馬教皇權力最盛時，就是這種現象。我國雍、乾間也是一個例證。記得某家筆記說：「內廷唱戲，無論何種劇本都會觸犯忌諱，只得專搬演些『封神』、『西遊』之類，和現在社會情狀絲毫無關，不至鬧亂子。」雍、乾學者專務注釋古典，也許是被這種環境所構成。至於他們忠實研究的結果，在文獻上有意外的收穫和貢獻，這是別的問題，後文再講。自康、雍以來，皇帝都提倡宋學——程朱學派，但民間——以江浙為中心，「反宋學」的氣勢日盛，標出「漢學」名目與之抵抗。到乾隆朝，漢學派殆占全勝。政府方面文化事有應該特筆大書的一件事，曰編纂《四庫全書》。四庫開館，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錄書3457部，79070卷；存目書6766部，93556卷。編成繕寫7本，頒貯各地：一、北京禁城之文淵閣本今存。二、西郊圓明園之文源閣本。咸豐間毀於英法聯軍三、奉天之文溯閣本。今移存北京四、熱河之文津閣本。今移存北京五、揚州之文匯閣本。六、鎮江之文宗閣本。並毀於洪楊之亂七、杭州之文瀾閣本。洪楊之亂半毀，現已補抄，存浙江圖書館原來搜集圖書制目錄，本屬歷朝承平時代之常事，但這回和前代卻有點不同，的確有他的特別意義和價值。著錄的書，每種都替他作一篇提要。這種事業，從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所有批評都不過私人意見。《四庫提要》這部書，卻是以公的形式表現時代思潮，為向來著述未曾有。當時四庫館中所網羅的學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門學問的專家。露骨的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就這一點論，也可以說是：康熙中葉以來漢宋之爭，到開四庫館而漢學派全占勝利。也可以說是：朝廷所提倡的學風，被民間自然發展的學風壓倒。當朱筠(漢學家)初奏請開四庫館時，劉統勛(宋學家)極力反對，結果還是朱說實行。此中消息，研究學術史者不可輕輕放過也。 漢學家所樂道的是「乾嘉諸老」。因為乾隆、嘉慶兩朝，漢學思想正達於最高潮，學術界全部幾乎都被他占領。但漢學派中也可以分出兩個支派：一曰吳派，二曰皖派。吳派以惠定宇棟為中心，以信古為標幟，我們叫他做「純漢學」。皖派以戴東原震為中心，以求是為標幟，我們叫他做「考證學」。此外尚有揚州一派，領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們研究的範圍，比較的廣博。有浙東一派，領袖人物是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他們最大的貢獻在史學。以上所舉派別，不過從個人學風上，以地域略事區分。其實各派共同之點甚多，許多著名學者，也不能說他們專屬哪一派。總之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我們可以給他一個特別名稱，叫做「科學的古典學派」。他們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舉其重要者如下： 一、經書的箋釋　幾部經和傳記，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舊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筆記或專篇體裁，為部分的細密研究。研究進步的結果，有人綜合起來作全書的釋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經傳都有了。 二、史料之搜補鑑別　關於史籍之編著源流，各書中所記之異同真偽、遺文佚事之闕失或散見者，都分部搜集辨證。內中補訂各史表志，為功尤多。 三、辨偽書　許多偽書或年代錯誤之書，都用嚴正態度辨證，大半成為信讞。 四、輯佚書　許多亡佚掉的書，都從幾部大類書或較古的著述裡頭搜輯出來。 五、校勘　難讀的古書，都根據善本，或厘審字句，或推比章節，還他本來面目。 六、文字訓詁　此學本經學附庸——因注釋經文而起，但後來特別發展，對於各個字意義的變遷及文法的應用，在「小學」的名稱之下，別成為一種專門。 七、音韻　此學本「小學」附庸，後來亦變成獨立，對於古音、方音、聲母、韻母等，發明甚多。 八、算學　在科學中此學最為發達，經學大師，差不多人人都帶著研究。 九、地理　有價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屬於歷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　此學極發達，裡頭所屬門類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學的方向。 十一、方誌之編纂　各省府州縣，皆有創編或續訂之志書，多成於學者之手。 十二、類書之編纂　官私各方面，多努力於大類書之編纂，體裁多與前代不同，有價值的頗多。 十三、叢書之校刻　刻書之風大盛，單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獻者，尤在許多大部頭的叢書。 以上所列十三項，不過舉其大概，分類並不精確，且亦不能包舉無遺，但乾嘉諸老的工作，可以略窺一斑了。至於他們的工作法及各項所已表見的成績如何，下文再分別說明。 乾嘉諸老中有三兩位——如戴東原、焦里堂、章實齋等，都有他們自己的哲學，超乎考證學以上，但在當時，不甚為學界所重視。這些內容，也待下文再講。 乾、嘉間之考證學，幾乎獨占學界勢力，雖以素崇宋學之清室帝王，尚且從風而靡，其他更不必說了。所以稍為時髦一點的闊官乃至富商大賈，都要「附庸風雅」，跟著這些大學者學幾句考證的內行話。這些學者得這種有力的外護，對於他們的工作進行，所得利便也不少。總而言之，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凡在社會秩序安寧、物力豐盛的時候，學問都從分析整理一路發展。乾、嘉間考證學所以特別流行。也不外這種原則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