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 第十三章 聯省自治運動與南北各軍閥的混戰
北方自皖直戰爭，南方自粵軍回粵後，兩方都失去了統一的中樞勢力，從此入於南北各軍閥的混戰時期。此時期之內，護法的旗幟雖然尚未消滅，但「護法」二字已不為一般人所注意；所謂「聯省自治」的運動，應時而興。因為一般人士看到南北兩方都沒有一種可以統一全國的力量，不如採用聯邦制（聯省自治，以後簡稱聯治，意思便是仿效歐美的聯邦制），或者可以脫去軍閥割據的混沌狀態，達到統一的希望。但這個希望終未能達到，一面運動聯治，一面依舊混戰；因為對於聯治制度，贊否的兩方都沒有真確的認識，沒有為國家謀統一的誠心。反對聯治的，挾著一種單純的武力統一思想，固然不解聯治的精神所在；便是附和聯治的，也不過是假它為割據地盤的掩護工具。所以「聯治」二字的聲浪，雖然震動得很遠，終究遮蓋不了南北軍閥混戰的炮彈轟擊聲。從十年到十一年，除了各地方的小戰事不計外，於全局較有關係的，中部有援鄂的戰爭（十年夏秋間），北方有第一次奉直戰爭（十一年夏間），南方有孫陳戰爭（十一年夏間）。到十一年秋間，法統恢復，與聯治運動合流並進，似有趨於統一的傾向，但至十二年南方重建大元帥府，北方復有曹錕篡竊大位的事件發生，去統一的期望又更遠了。此時期內，還有一點與前此不同的：前此的政變，大都以各派具有政黨形式的團體為動力，各政團雖然以運用軍閥為能事，已入於退化的途徑，尚具有政團的形式；自九年以後，除了從前的國民黨左翼方在進化改組的醞釀中，余則悉行退化，變為獵官附權的個人小徒黨，所有政變大都以軍閥的野心為主動力，而以各派小徒黨的政客逢迎軍閥挑撥軍閥的野心為助動力，這是極退化的現象。直到十三年春初，中國國民黨改組完成，始復見新時期的曙光。本章述至十二年止，中國國民黨改組留待後章再述。
一 聯治思想的由來及其運動的進展
聯治運動，雖然到民國九年以後才風行一時，但這種思想並不是偶然產生的。因為中國疆域的遼闊，各省情勢的複雜，本有適用聯邦制的基礎，所以在晚清維新運動時代，無論立憲、革命兩派的志士，都有將來須仿效聯邦制度的觀念。（梁啓超在光緒辛丑年著《盧梭學案》，其結尾一段說：「盧氏以為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為鄰邦所侵轢。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為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爍今而永為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又為案語說：「……我中國……民間自治之風最盛，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國家，其路為最近，而其事為最易。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為萬國師矣。」這是立憲派仿效聯邦制的觀念。革命黨的機關報《民報》第四號載有《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一文，其中也說：「共和政治也，聯邦政體也，非吾黨日以為建設新中國無上之宗旨乎？使吾黨之目的而達，則中國之政體將變為法國之共和，美國之聯邦……」可見兩黨人士，都有採用聯邦制的觀念，而聯邦制又並不是與三民主義不相容的。）到辛亥革命時，這種仿效聯邦制的思想尤為顯著：山東宣布獨立時，咨議局向清廷提出八條，其最後四條說：「憲法須註明中國為聯邦政體（五）；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六）；咨議局章程即為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七）；本省有練兵保衛之自由（八）。」革命臨時政府組織的發起，明明白白地說：「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代表的選派，以省區為單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由省區代表制定通過；臨時總統的選舉投票，每省且以一票為限；可見聯邦思想在革命時的勢力。但自臨時政府成立後，為求統一鞏固的原故，中央集權的思想漸漸把聯邦思想壓倒了。直到袁世凱大權獨攬，各省大概皆為北洋系的將軍、巡按所宰制，國民黨被摧毀，進步黨也失去了活動的機會，從前反對聯邦制主張中央集權的進步黨人，忽然又主張擴大各省的自治權：張東蓀在《中華雜誌》第七號發表《地方制度之終極觀》一文，主張采聯邦自治的精神，而不取聯邦的名義；丁世嶧接著又在《中華雜誌》第九號發表一篇《民國國是論》，說中國的國基在於各省，猶美國的國基在於各州，主張在憲法上將中央與各省的權限劃清。章士釗因張、丁兩人之論，在《甲寅》雜誌上作了一篇《聯邦論的評論》，接著又發表一篇《學理上的聯邦論》，於是引起潘力山的反駁，一時聯邦論頗有「甚囂塵上」之勢。但此時鼓吹聯邦論、鼓吹擴大省自治權的人，大概是感於袁氏專制淫威的濫用，使得各派新人士全無活動插足的處所；想假聯邦自治之說，一方面挑動各省反抗袁氏獨裁的情感，一方面為新派人士謀活動的機會。所以一到洪憲帝制推翻後，甚囂塵上的聯邦論，又反於消沉的狀態了。民國五六年間，進步黨人和國民黨人在國會裡面，為了一個地方制度插入憲法的問題，發生有名的鬥毆案；其實當時的國民黨人並不曾主張採用聯邦制，不過想在憲法上確定省長民選罷了；進步黨人非徒反對省長民選，並且反對以任何省制列入憲法，因為省制入憲，有類似聯邦制的原故；後來督軍團受進步黨人的教唆，通電干憲，以「造成聯邦，破壞統一」為國會罪案之一；可見當時一般人對於聯邦制的反感。國會第二次解散後，護法戰爭繼起，又加以馮、段的暗鬥，武力中心主義失卻信仰，因之對於中央集權的可能性，也漸漸懷疑。熊希齡向來是和進步黨人表同情、主張中央集權的，在護法戰爭的紛亂中，忽然通電主張採用聯邦制，他的電文中有幾句話說：「雙方既以武力爭法律，苟有一方，可以戰勝攻取，屈服群雄，統一全國，未始不可以慰人民雲霓之望；無如彼此均衡，各無把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見他的忽然主張聯邦制，是因為武力中心主義失了信仰的原故。熊電發出後，很惹起各方面的注意，或贊成，或反對，報上時有各派要人商榷的文電發見；李劍農因在《太平洋》雜誌第八、九兩期中，發表《民國統一問題》二篇，第一篇指陳中國已非統一的國家，統一的破壞並非由於聯邦分權說，實由於中央集權之誤……採用聯邦制，並且是謀統一的最好方法；第二篇指陳軍民分治所以不能辦到，也由於中央集權之誤。對於中國採用聯邦制的利害有所陳說；從此一般人對於「聯邦」兩字，不若從前那麼嫌惡了。但此還在南北和會以前；南北和會的當中，少有人注意及此；及至和會無結果，皖直戰爭爆裂，南方軍政府瓦解後，聯治運動才積極地進展。
前面所說，是聯治思想的由來；以下再述聯治運動的進行。
所謂聯治運動，含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是容許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種省憲（或各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憲自組省政府，統治本省；在省憲範圍以內，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與省之間也可免去侵略的糾紛，什麼大雲南主義、大廣西主義都應該收拾起來。第二，是由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一種聯省憲法，以完成國家的統一——就是確定中國全部的組織為聯邦制的組織；如此既可以解決南北護法的爭議，又可以將國家事權劃清界限，藉此把軍事權收歸中央，免去軍閥割據之弊。這是聯治運動兩方面的意義。倘若全國朝野人士都抱著這兩種意義進行，未嘗不可成功。但是當時鼓吹聯治和贊成聯治的人雖多，真正認識此兩種意義的人卻不很多。就當時朝野人士的心理剖解，一、進步黨一派的人因為武力失了中心，中央集權無望，已完全認識此兩方面的意義，極力贊助此種運動。二、舊國民黨派的一大部分也極力贊助。三、西南各省握有實權的要人，以湖南人的主張為最力，川、滇、黔、桂也很贊助，粵省則惟陳炯明一派表示贊助，中山一派極反對；不過這些握有實權的人的贊助，大抵只認識自治一方面的意義（因為便於割據之故），沒有認識聯治一方面的意義，所以中山極反對。四、北洋軍閥勢力下的各省，浙江的盧永祥因為皖派失勢，想假自治之名以抵抗直系，所以也表示贊助，這種贊助當然也是圖割據的、虛偽的贊助。五、奉系軍閥，在第一次奉直戰爭以前，對於此種運動絕對不理，直到被吳佩孚打敗後，才和盧永祥一樣的宣言自治。六、吳佩孚對於「聯治」兩字，可以說是完全不懂（並且對於一切新式政治都不懂），他在由衡州撤兵以前，以倡導和平博得一般人的同情，自戰勝皖派後，武力統一的野心還超過段祺瑞無數倍，以為他自己真是一個無敵將軍；而此時為直系所宰制的省區又最多，凡直系所轄各省，當然和吳氏一致反對聯治。在這種複雜心理的支配下面，所以聯治運動的進展很不容易。從九年下期到十二三年間，「聯治」兩字的聲浪雖然播散及於全國，結果只有省憲運動的一方面，在湖南算是實現了一下，統一的聯治，徒託夢想。（國會第三次恢復後，賄選曹錕之外，也通過一種同於聯邦制的憲法，但不為國人所承認。）現在就省憲運動的一面，約略敘述如次：
湖南是聯治運動的急先鋒，所以省憲運動首先起於湖南。因為護法戰爭，湖南當軍事之沖，受禍最烈；張敬堯的貪婪及其部下軍隊的殘暴，都足以促起湖南人民自治的要求，所以吳佩孚一撤兵，湖南人群起驅張；張去後，即樹起自治的旗幟，主張將湖南超出於南北政爭之外，南北兩方均不許加兵於湘境。此時湖南由譚延闓以湘軍總司令名義，主持一切，譚於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發出所謂「禡電」，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滬各處的湖南名流，對於譚氏的禡電群起響應，熊希齡等在北京並且請梁啓超代行擬就一種「湖南省自治法大綱」，寄回湖南，督促譚氏實行。到十一月，譚氏因內部軍心不附去職，趙恆惕繼任湘軍總司令，省議會選舉第十二區司令林支宇為省長，正式宣告自治，由軍民兩署協定一種「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即省憲法）籌備章程」，交省議會議決施行。依此章程所定的制憲程序：一、起草，由省政府聘請具有專門學識及經驗者十三人組織起草委員會擔任，對於草案內容如何，政府當局概不過問；二、審查，由湖南各縣人民選舉代表一百五十餘人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已定之草案，並有修正權；三、複決，經審查委員會審查修正後，交由全省公民總投票複決，複決後公布施行。這種制憲程序的形式算是很嚴重，並且很有民主的精神；但是因為一般人民的知識太幼稚，複決不過是一種形式；審查委員會對於草案既有修正權，所以憲草的適宜與否，全視審查委員會的組織適宜與否以為斷。籌備章程公布後，依章程所定的程序進行，於十年三月二十日，起草委員會在嶽麓書院正式開會；四月中，草案完成。四月二十二日，審查委員會開談話會，制定審查規則，自此繼續開預備審查會，開了三個多月，茫無頭緒；（因為審查委員中有一大部分政客專為將來自己的活動打算，提出許多不合理的修正案來，把原草案零刀細割，弄得意見紛歧，莫衷一是；而湖南自前清時代熊希齡倡議分辦三路師範學校以來，有所謂中、西、南三路路界之分，審查委員中的野心政客利用各委員的路界情感，謀取政權，因是關於省議員的分配問題鬧到開不成會。）及至援鄂戰爭（後節再述），湘軍的敗耗傳來，恐怕湖南再受北軍的宰割，經自治籌備處主任向審查會百計疏通，始於八月後旬將草案糊塗修正，草草通過審查委員會。十一月，經過公民總投票的程序，於十一年一月一日公布施行。這是湖南制憲的經過。湖南省憲的內容有兩點可以注意的：一、省權的列舉。因為湖南的自治不單是謀一省的自治，還是希望聯邦制的實現；聯邦制的根本精神，在於將中央與各省的事權在憲法上劃分；現在國憲尚未成立，只好在本省的省憲上將省之事權列舉，一為省機關定一個活動的範圍，一為將來制定國憲時設一分權的標準。二、民權的擴張。選舉權普及於男女兩性，省長的產出須經過全省公民決選的程序，公民或法團並享有創製權、複決權與直接罷免權；不過這些權，都不是現在的中國人民所能舉其實的。至關於省機關的組織，省議會權力極大，省長以下設七司，由七司司長組織省務院，並互選一人為省務院長，輔助省長執行省政務；七司司長須由省議會對於各司選出二人，由省長擇一任之，對於省議會負責任。這是湖南省憲內容的大概。湖南省憲法公布後，於十一年十二月後旬，依省憲成立新政府。約半年後，便發生所謂護憲的戰爭，到十三年下期又將省憲修改一次。但湖南在施行省憲的兩三年內，所謂省憲也僅僅具一種形式，於湖南政治的實際未曾發生若何良果。到十五年，北伐軍進入湖南，省憲完全消滅。
在湖南省憲運動的進行中，其他各省感受湖南的影響，也多以制定省憲相號召；所采的制憲程序和憲草內容，並且有許多與湖南相近似的；但都未能見諸實行。其中，浙江一省的制憲經過花樣，出得最多：十年六月四日，盧永祥通電主張自行制憲，組織省憲法起草委員會，於同月十六日著手起草，旋由省憲法會議（由省議會選出五十五人及各縣縣議會選出一人組織之）議決，於九月九日公布，名曰「九九憲法」；同日又公布一種施行法，仿佛是要實行的樣子；但二法公布後，盧氏終不願實行。到十一年，浙江省議會因「九九憲法」未經全民投票複決，便議決再由省民自行提出憲法草案，將「九九憲法」作為草案之一；草案的審查，即由各草案提案人選舉審查員，組織審查委員會行之。旋收受省民提出的草案一百種，選出審查員一百一十人，於十一月四日開審查會，歸併審查的結果，議定草案三種，以紅、黃、白三色識別，名曰「三色憲法草案」，預定於十二年八月一日將「三色草案」交由公民總投票，采決一種。但是此項總投票的程序，屆時未能舉行；所謂「三色憲法草案」與「九九憲法」同樣地成為空文。十五年，又制定一種「浙江省自治法」，也未能見諸施行。浙江所以鬧了許多制憲的花樣，終於不曾實行的原故，並不是浙江人民不熱心，只是盧永祥始終沒有誠意，恐怕實行起來要受憲法的拘束，不能專擅自由；原來他的意思，不過借制憲自治，抵抗直系的壓迫罷了。除了浙江以外，四川、廣東也曾組織省憲起草委員會，成立了省憲草案；雲南、廣西、貴州、陝西、江蘇、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當局宣言制憲自治，或由人民積極運動制憲；北方的順直省議會也曾電請各省議會選派代表赴滬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綱要：省憲運動的潮流，可謂激盪全國。但在軍閥勢力宰制的下面，所有的運動皆未發生實效；湖南的實行省憲兩三年，算是例外。但這種例外的實行也只有形式，與其他各省不過是五十步百步之差罷了。
二 聯治運動中的援鄂戰爭
湖南既是聯治運動的先驅，最初倡導自治的動機，並且是要使湖南超出於南北政爭之外，以免戰禍。為何方在制憲的進行中，便惹起所謂援鄂的戰爭呢？其原因頗複雜，未能以簡單的話句說明；並且它的影響不但及於湘鄂兩省，於直系軍閥吳佩孚的勢力伸張也很有關係，因於本節特別提出來敘述一下。
湖北是長江上游的要區，自癸丑贛寧之役落入北洋軍閥之手，湖北人不能抬頭。王占元於贛寧之役奉命率第二師駐紮該省；洪憲時代升為湖北督軍，一直到民國十年未嘗搖動；皖直戰爭後，長江巡閱使裁撤，王占元又升任兩湖巡閱使（實際並不能巡閱湖南）。但是王占元實是一個庸人，據武漢繁富之區既久，專事聚斂，除了用威力抑制反抗、維持表面的秩序外，一無所能；漸至對於所部軍隊的紀律和給養都不注意，只圖自己的囊橐封盈，不想自己威力所憑的軍隊漸趨於腐敗無用了。援鄂戰爭發動以前的幾個月中，宜昌、鍾祥、沙市、武昌等處發生兵變的事件無數次，幾於連表面的秩序都不能維持了。因是湖北人對於王氏積怨極深。自省憲運動的潮流鼓煽以來，湖北人士想乘機把王氏去了，造成湖北人自治的湖北；但湖北的軍隊，大都是北洋系的國防軍隊，要想去了王氏，非藉助鄰省不可；而鄰省比較有力量又可以藉助的就只有湖南，因是有乞援於湖南的運動。這是援鄂戰爭發生於湖北內部的原因。
上面所述，還是表面很淺露的原因。再就湖南內部說：自張敬堯被逐後，制憲自治的招牌雖然掛出來了，但有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軍隊過多，各將領又彼此不相上下；省庫的收入既不足以供軍隊的需求，要裁減又不能得各將領的同意；裁甲留乙甲不肯，裁乙留甲乙也不肯；彼此分據防地，把持稅收，省庫不名一錢；防區有肥瘠，瘠區的駐軍還要向省庫索軍餉。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制憲自治只是粉飾外觀之具，內部實有不能終日之勢；因是那些穿短衣、佩指揮刀的倡言自治者，漸漸忘了自己所掛的招牌，想進一步地向外發展。不過「向外發展」四字，與「自治」兩字實在不相容；假使湖北人不向湖南求援，向外發展的思想，萬難實現；恰好湖北人也說要自治，求湖南援助他們自治，於是兩湖成了自治的同志，「向外發展」四字，可以隱在援助鄰省自治的旗幟下面進行。這是援鄂戰爭發生於湖南內部的原因。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出人意外的原因。湖北是直系軍閥所轄的要區，王占元是直系的要人，吳佩孚由衡撤兵，與皖直戰爭，都得了王占元莫大的助力（吳光新在湖北被捕，張敬堯的軍隊被解散，都由王占元主持）；故皖系軍閥對於王占元很懷恨，只要有機會，就要推倒他。陝督陳樹藩，是皖系的羽翼；皖系失勢後，陳為郭堅所逐，陝督地位為閻相文所得（閻旋自殺，以馮玉祥繼任陝督）；因是陳樹藩也積恨於直系。皖系的軍閥政客，在漢口設立了一個銀行（名曰中原銀行），預備作政治活動的資金儲藏所；陳樹藩在陝西種植鴉片所搜括的錢，有一大部分放在此銀行內；此銀行適有湘人在內主持事務；湘政府財政窮乏，軍餉不給；那些師長、旅長們雖有向外發展的野心，湘政府絕對沒有供給軍資的力量；因為這個皖系的銀行中的湘人想向湘省投資，恰好遇著援鄂的運動正在醞釀中，與皖系摧毀直系的要求湊合在一處；於是這個銀行就成了援鄂的軍資供給者。軍資有著，援鄂的運動就成熟了。這是發生於兩湖以外的皖系促成援鄂戰爭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處，與援鄂戰爭有關係的便是四川。四川本是一個財賦豐裕的省份；自帝制戰爭以來，常為滇黔軍閥侵略的目的物；護法戰爭中，與滇黔一時妥協；南方軍政府瓦解，滇黔兩省內部皆起變化，四川已為四川軍閥的四川了；省憲運動中，也宣言自治。但是四川的軍閥，也是「群龍無首」的集合體；不受滇黔的侵略，內部又有多頭相爭的變亂。其中有野心較大的，因此也抱著向外發展的思想。湖南的援鄂運動家與此派四川軍人有關係的，因於事前入川聯絡，相約共向武漢進兵；想於攻下武漢後，在武漢造成一種中樞勢力，這又是援鄂戰爭一種助動的小原因。但是湖南的軍人，因為得了皖系銀行所供給的軍資，又知道王占元的軍隊不中用，以為武漢可以一攻而下，有些抑制不住了，不待四川發動，便首先舉兵；誰知徒為吳佩孚造成一個兩湖巡閱使的機會呢！
援鄂戰爭的開始，在民國十年七月中旬。湖北主持人物為李書城、蔣作賓、孔庚、夏斗寅等；他們在湘宣布一種「湖北省自治臨時約法」，舉蔣作賓為省總監，孔庚領自治軍，夏斗寅為自治軍的先驅。湖南以湘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任援鄂總指揮，統一、二兩師，由岳州進攻湖北。湘軍連戰皆捷，於八月初旬占領羊樓司、通山諸要隘，進拔嘉魚、蒲圻至咸寧，已將迫近武昌了。王占元於八月七日電請辭職，旋即由武昌逃走。北政府於八月九日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孫傳芳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吳佩孚自洛陽南下，以蕭耀南領軍為前驅，陰調軍艦溯江而上，繞出湘軍之後，於八月二十七日攻占岳州，湘軍首尾不相應，遂以大敗。九月一日，湘鄂停戰議和。四川方面，不知道湘軍已不能再起反攻了，於九月六日始進攻宜昌；吳佩孚於制服湘軍之後，移兵西向，川軍自然不能抵抗，於十月十一日退出鄂境。後由孫傳芳與川軍總司令劉湘訂立和約，湖南方面也成立了一種和約，援鄂戰爭便如是閉幕。
援鄂戰爭的結果在哪裡呢？就湖北方面說：去了一個貪婪庸懦的王占元，得到一個強悍專制的蕭耀南；蕭氏雖然是湖北人，但是吳佩孚的部將；去一直系軍閥，得一直系軍閥，所謂「鄂人治鄂」的夢想結果如是。四川無所得，亦無大損；供給軍資的皖系得到一個中原銀行倒閉的報酬。湖南的將領「向外發展」的夢想，歸於水泡後，依舊回向本省，割據防地以自肥；不過，省憲審查委員會因此倉猝之間把憲草糊塗通過了，算是援鄂戰爭的收穫。（當時湖南的笑談中，造成四句新詩經：「經始憲法，經之營之，北兵攻之，不日成之。」）但是湖南因此得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驅逐張敬堯以後，湖南已無北洋軍隊的蹤跡；因援鄂失敗，與吳佩孚成立了一種屈辱的和約，岳州又變為直系軍的駐防地；蕭耀南常以閃灼的眼光監視湖南，後來湖南想和廣東方面合作，又恐遠水難救近火，因此只好抱定省憲自治的招牌，圖免外來的兵禍。這是湖南說不出的痛苦。
吳佩孚本是打倒皖系的首功人物，因為資格太淺，所以在皖直戰爭後，僅得到一個直魯豫巡閱副使的空銜，為張作霖所藐視；想取得一種較高的地位和實際的地盤，四面環顧，只有湖北最好；但王占元是以前援助吳氏的人，吳氏縱然對於湖北垂涎萬丈，也沒有取而代之的機會。恰好有這次的援鄂戰爭，替他造出兩湖巡閱使的地位來，從此京漢線的勢力是曹、吳的勢力了。俗語所謂「貓兒攀倒甑，狗子吃個飽」，恰好用作援鄂戰爭結果絕妙的比喻。張作霖從此不得藐視吳佩孚了。
三 聯治運動中北方的奉直鬥爭
北方第一次的奉直戰爭，雖然到民國十一年夏間才爆發，但它的醞釀，實始於九年皖直戰爭時。皖直戰爭中，張作霖雖然助直，曾派大軍入關，但實際上加入前線作戰的，僅少數中的少數。吳佩孚是直軍主腦人物；對於張氏，只要他不助段就夠了，也並不希望他積極作戰。但當段軍顛覆時，所遺軍械重炮輜重物品，盡被奉軍囊括滿載而出關外，直軍將士以奉軍坐享其成，憤懣不平，幾欲動兵截擊奉軍，吳佩孚說：「這是強盜行為，吾輩不可效尤。」（張本出身胡匪，故以此語勸將士。）及戰爭了結，曹錕、張作霖、吳佩孚入京會議所謂善後問題，吳以戰勝首功，且為一時輿論所讚賞，未免有不可一世之概。張則目中只認有曹，以吳僅曹之部將，論名位，一師長而已，安得與己抗顏而行；因是在會議席上甚藐視吳，幾有使吳下不去的情景。（相傳在會議之先，張不許吳列席，謂師長無列席之資格，經曹氏婉解，張始未堅持。）這是張、吳暗鬥最遠的伏線。所謂奉直鬥爭，實際只有張、吳的鬥爭。曹錕因為段氏剛才打倒，不欲和奉方立時決裂，故與張氏聯姻，想彌縫兩方的裂痕。但是張、吳兩人的雄心和惡感，決不是張、曹兩姓的姻親關係所能消滅的。
皖直戰事既了，北方的問題，無過於奉、直兩方勢力分配的問題：第一是北方那個形式上中央政府的支配，第二是各區地盤的支配。關於中央政府的支配，靳雲鵬的再起組閣，是由直、奉兩方的抬舉而來，因是對於兩方，總以保持均衡為務，不敢偏於一方。關於各區地盤的支配，起初以維持現狀為原則，張作霖在段祺瑞未打倒時已得了東三省巡閱使的位置，曹錕已得了直魯豫巡閱使的位置，依然無所變更；吳佩孚只得了一個直魯豫巡閱副使的空名，並無實際的地盤。但這種平衡的局面，是不能長久維持的，並且兩方都想打破這種平衡。在中央方面，靳雲鵬所最感苦痛的，就是財政的困難。此時東西帝國主義者已成立了一個新銀行團，預備向中國作共同的財政侵略，但他們宣言，須中國有了南北統一的政府，方肯借款。靳雲鵬未嘗不想到南北形式上的統一，以便向新銀行團進行借款；因商承徐世昌將安福國會廢了，宣告仍據元年所公布的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召集新國會，表示尊重南方所爭的法統。但是南方不理，中山領導非常國會，仍守護法的旗幟，棄去護法旗幟的人便倡導聯治，靳氏謀統一的計劃完全無效，向新銀行團借款的計劃也不能進行。既不能取得外國借款，便只得向國內的銀行謀小借款；而國內盤剝政府的銀行，大都為交通系所操縱；此時的財政總長周自齊、交通總長葉恭綽都是交通系的要人，卻與靳雲鵬不相能，隨時與靳氏為難，因此對於國內借款也很困難。靳氏無法，想把周、葉二人排去；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便有問題發生了。在地盤支配的方面，張作霖的助直倒段，原來是因為徐樹錚的宰制蒙疆，於他的大東三省主義有礙，皖系既倒，依然不曾得到蒙疆的地盤，心中總不能忘情；並且對於長江方面，也想乘機有所圖謀，不過圖謀的機會更不易得，因與王占元極力結托，謀以王制吳。曹、吳謀伸張地盤的心理，和張氏一樣，但對於長江方面，本屬同系（除了皖系尚有小問題），可著眼的就只有一個陝西。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有所謂天津會議，與會者為曹錕、張作霖、王占元三巡閱使，和國務總理靳雲鵬。會議的目的，表面上說是磋商南北的大局問題，因於二十七日發出一道反對廣州非常國會另組政府選舉孫文為總統的通電（列名通電者除三巡閱使外，尚有北方督軍多人），但實際的目的還不在此。天津會議畢後，曹、張、王等於五月二日又同行入京；到五月十四日，靳雲鵬內閣改組了，改組的方法，以全體閣員總辭職的形式出之，總辭職後，再由靳氏組閣，將周自齊、葉恭綽兩人排去，改任李士偉長財政（李因為親日派，被人反對未到任，由次長潘復代，後改任高凌蔚），張志潭長交通，這是靳氏求助於曹、張等所得的結果。五月二十五日，特任閻相文（直系）署陝督；三十日，又特任張作霖以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熱、察、綏三特區都統皆歸經略使節制：這是中央對於奉直兩方平衡的酬報。（王占元除了與曹、張成為三角並重的形勢外，卻別無所得。）於是這次的天津會議目的已達，各方面依舊保持平衡，尚能滿足而去。但是天津會議閉幕後，王占元回到武昌，所部軍隊發生幾處的兵變；七月後，援鄂戰爭爆發，王氏站不住腳，兩湖巡閱使的地位讓給吳佩孚去了。於是曹、張、王的三角形勢打破，不惟張氏聯王制吳的計劃受了打擊，吳氏聲勢反越加擴大了。地盤勢力的支配從此失了平衡。中央方面，靳氏於改組內閣後，財政依然無辦法；周自齊、葉恭綽因被靳氏排擠去職，交通系當然懷恨靳氏，想乘機報復他；因群集於張氏的門下，謀倚張氏的勢力，擁梁士詒組閣以代靳氏。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張作霖入京，十四日靳雲鵬辭職，十九日曹錕因府院邀請入京，二十四日梁士詒的內閣成立了。（葉恭綽的交通總長恢復，蓋此次改組，葉為內幕中運動最力的人。）此次內閣的改組，表面上說是得了曹錕的同意，實際上完全是由張作霖主持，而內幕中的活動人物則為交通系的巨頭。中央勢力的支配，也從此失了平衡。於是吳、張的戰爭要開幕了。
吳佩孚的取得兩湖巡閱使，為張作霖所最憤妒，故交通系的聯張政策易於成功；還有一個皖派的安福系也附在裡面活動。當時相傳交通系、安福系與奉系暗中聯結，擬在軍餉上抑制吳氏，使吳部軍隊無餉維持，因以制他的死命。梁閣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後，十一年元旦，即下令特赦段芝貴、張樹元、曲同豐、陳文運、劉洵、魏宗瀚等（此輩皆於皖直戰爭失敗後被通緝者），都是吳佩孚的敵人；梁組閣時，曾允為吳籌足軍餉三百萬元，上台後也翻棄前議，不肯交足；於是吳知所傳三系聯合與己為敵之說不虛。恰好華盛頓會議關於山東問題的爭執，正在吃緊的當中，梁士詒想取得日本的金錢，電令中國代表退讓，為國人所憤怒，於是吳氏捉住這個大題目，於一月五日通電反對梁氏。（電文如下：害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一錯鑄成，萬劫不復。自魯案問題發生，輾轉數年，經過數閣，幸賴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於外人。膠濟鐵路，為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償清之辦法。外部訓條，債票盡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束縛。果能由是贖回該路，即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薦。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徑自面復，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者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為李完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昆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凡我同胞同澤，偕作後援。披瀝直陳，貯候明教。吳佩孚歌。此即所謂「歌」電也。）梁氏知道惹起問題來了，想掩飾彌縫，於七日發出一通倒填日期之「微」電，吳氏於八日再電痛斥其奸。（電文如下：梁士詒賣國媚外，斷送膠濟鐵路，曾於歌日通電揭其罪狀。乃梁氏作賊心虛，恐怕全國聲討，竟有「虞」日發出倒填日期之微電，故作未接歌電以前發出，預為立腳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擊，設計良狡。殊不知欲蓋彌彰，無異自供其作偽。電首既標明七日一點五十分發電，而電末則注微日，以堂堂國務院而作此鬼蜮伎倆，思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稍有閱電常識者，當早如見其肺肝。彼開宗明義，首曰內閣成立，一秉前次方針，是欲以賣國之罪，加之前內閣也。如前內閣有借日款贖路、用日人之舉動，何以未聞前閣磋商，何以未見今閣聲明。既曰籌款辦法或債票，或庫券，何以又曰不論國內外籌借。既曰收回自辦，何以必須用日人為車務長會計長。既曰政府無成見，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經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國銀行團既有不能單獨借款之表示，何以獨借日款。顯系以華會閉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為施其盜賣伎倆也。吾中國何不幸而有梁士詒，梁士詒何心而甘為外人作倀。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梁士詒而兼有之。全國不乏明眼之人，當必群起義憤，共討奸慝。……此即所謂「庚」電也。）於是附和吳氏攻擊梁閣的，有陝督馮玉祥（閻相文自殺後，繼任陝督）、贛督陳光遠的「陽」電，蘇督齊燮元的「庚」電，鄂督蕭耀南、魯督田中玉的「佳」電，晉督閻錫山的「蒸」電，豫之趙倜、皖之馬聯甲也有電贊同吳氏。張作霖不能望著他所手造的內閣被吳氏攻倒，乃致電中央，替梁氏辯護。（電文如下：某上次到京，隨曹使之後，促成內閣，誠以華會關頭，內閣一日不成，國本一日不固，故勉為贊襄，乃以膠濟問題，梁內閣甫經宣布進行，微日通電，亦不過陳述進行實況，而吳使竟不加諒解，肆意譏彈。歌日通電，其措詞是否失當，姑不具論，毋亦因愛國熱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問是非輒加攻擊，試問當局者將何所措手。國是何望？應請主持正論，宣布國人，俾當事者得以從容展布，俾竟全功。……）但梁氏電令華會專使讓步，確為事實，吳氏已捉得證據，故他又有十日的通電，把證據揭舉出來；（電文說：庚日通電，諒邀鑑察，據華會國民代表余日章、蔣夢麟電稱：「政府代表對於魯案及二十一條，堅持甚力。同時北京一方面隱瞞專員，開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詒電告專使，接受日本借款贖路與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藉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載各國報紙，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徒歸泡影。北京似此行為，吾人將來無力爭主權之餘地」云云。查梁士詒賣國行為，鐵案確鑿，適余、蔣自華府來電，更證明梁致專使之電，公然承認借日款與鐵路共管兩事，則梁氏倒填日期之微電，又焉有置喙之餘地。觀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賣國有成績之曹汝霖為市政督辦，拔茅連茹，載鬼一車，以輔助其賣國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國神明華胄……而容此獠長此盜賣，寧謂有人。人心不死，即國土不亡……凡屬食毛踐土者，皆應與祖國誓同生死，與元惡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詒借日款及共管鐵路為是者，即其人既甘為梁士詒之謀主，即為全國之公敵。凡我國人，當共棄之。為民請命，敢效前驅。）電尾的幾句話並且影射張作霖，表示不惜與他作戰的意思。（吳氏還有一通致梁士詒的私電，肆口痛罵，電尾仿韓愈《祭鱷魚文》的聲口，說：「今與公約，其率醜類，迅速下野，以避全國之攻擊，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去位也。吾國不乏愛國健兒，竊恐趙家樓之惡劇，復演於今日，公將有折足滅頂之凶矣，其勿悔。」）十九日，蘇、贛、鄂、魯、豫、陝六督及省長由吳領銜聯電請罷梁氏，並謂萬不得已時，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二十日，北京有所謂外交聯合會、各界聯合會、各省區自治聯合會等四十餘團體，聯合通電宣布梁士詒十大罪狀，這是替吳氏打邊鼓助興的。梁士治因於二十五日託病請假出京。張作霖則宣言「為維持體面計，亦萬不能使己所擁護之人被斥去位」。兩方爭持，梁氏再三續假，戰機漸漸地迫切了。
上面所述吳、張兩方面關於梁閣的電報戰，都在十一年一月；到四五月之交，始以炮火相見，中間經過兩三個月的醞釀。起初奉方最強硬，直方較為鎮靜；吳佩孚在三月十日且通電闢謠，說奉直無以兵戎相見之事，己之反對梁氏，乃反對其媚外，非反對其組閣。及戰端將開之前，直方始轉強硬；此中原因，有關係奉直兩方以外的情勢，不可不一敘述。原來張氏是採用遠交近攻的政策。第一，對於廣東方面，聯絡中山。他在二月內曾派遣李夢庚及溫某為代表赴粵，向中山表示好意，並請中山派重要人往奉一行，為實際上的接洽；中山於三月初也曾派遣伍朝樞往奉；當時各報上並且揭載兩方所訂種種的條款，（各報所傳條款不同，無論其多屬傳聞之詞，真相難明，即屬盡真，亦不過彼此互相利用之條件，無關要旨。）無論內幕真相何如，關於兩方聯合推倒直系勢力的一點，確實是一致的。第二，對於長江方面，張氏想把復辟派的張勳重新抬舉出來，作蘇皖贛巡閱使，令他沿津浦線南下，糾合皖省的舊部，由皖窺豫。（原來起用張勳為梁士詒登台條件之一，因各方反對，又被直系看破機謀，僅與以林墾督辦的閒職。）第三，對於浙魯，張氏認定是皖系的勢力。既與皖系聯絡，可以用浙制蘇，用魯控津浦、隴海兩線之沖。第四，對於豫省方面，豫督趙倜及其弟趙傑，因為吳佩孚逼處洛陽，頤指氣使，十分的難受，早與張作霖暗中聯絡，假若吳氏一動，趙氏兄弟乘機而起，洛陽的根本地便生動搖。因此，張氏以為吳佩孚及其關係各省有全被包圍的形勢；加以曹錕的兄弟們很不願意和親家打仗，對於吳、張之爭竟表示中立調和的態度，所以奉方最強硬。吳佩孚因馮玉祥督陝、蕭耀南督鄂、張福來駐防岳州，兵力分散；曹氏兄弟又有別樹一幟之勢，原駐直境各軍能否為己所用也不能定；廣東方面雖和陳炯明有聯絡，對於中山的北伐不必深憂，但非把近處的糾葛弄清，把兵力集中起來，作戰是很危險的：所以起初很鎮靜。但是張氏遠交近攻，對於吳氏四處包圍的計劃不成功，不久就明白現出來了：一、廣東方面，因陳炯明與中山暗鬥，北伐的進展很難；二、張勳抬不出來，皖督張文生表示保境安民；三、皖派首領段祺瑞態度消極，因之浙魯亦無動意；四、豫省方面，趙傑想發難，為吳佩孚的優勢直軍所壓服，已將趙傑解決，內部心腹之患已除；廣東北伐既難成事實，吳因得抽調湘鄂軍隊集中豫省要地，又令馮玉祥放棄陝西，率所部東出潼關以鞏固鄭、洛方面的後防：自此吳氏態度漸趨強硬。惟曹錕因為兩位兄弟曹銳、曹鍈恐怕戰端一啟，曹家的私產將受損害，很想和張親家妥協了事。奉軍入關，節節進逼，曹令所部節節退讓；曹銳兩次出關商洽和平，將於張氏所要求的條件幾於全行承諾。張氏以為可以用曹氏壓服吳氏，因於四月十日電曹，大意說：解決時局，端賴爾我二人提倡，茲擬就電稿二通，請會銜懇元首頒令施行：一、軍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二、請責令吳佩孚回兩湖巡閱使本任；三、聽梁士詒、葉恭綽、張弧（梁閣的財政部長）銷假。並說，以上各節，曹省長（即曹銳）來奉時已大致商妥，請即斷行。曹錕得電，立召在保軍官會議，軍官皆憤慨異常，便是主張和平的王承斌也責問曹銳，說他不應該接受這種喪失顏面的條款；因大眾一致決計抗奉，將所有軍隊聽吳指揮，曹錕也決計不認親家了。（相傳曹錕自寫一電稿促吳佩孚來保，電語說：「你即是我，我即是你，親戚雖親，不如你親，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秘書請改為文言，曹說：「不必，速電發。」）從四月中旬起，兩方調兵遣將。張氏於十九日通電，奉軍入關，期以武力為統一後盾；馮玉祥也在這一天通電反對奉軍入關（並聲明陝事由劉鎮華代理，親率十一師及胡景翼、張錫元軍入洛陽）；曹錕於二十二日通電反對張氏武力統一之說；二十五日，吳佩孚又率領直系各督通電宣布張作霖十大罪狀。此時徐世昌還央請那班元老、名流王士珍、趙爾巽等向兩方調解，但至二十九日，兩軍在京畿附近以炮火相見了。結果奉軍大敗，徐世昌於五月五日明令奉軍撤出關外，梁士詒、葉恭綽、張弧為挑撥釀亂之人，褫奪勛位，交法庭訊辦。十日，又明令張作霖免職查辦，東三省巡閱使及蒙疆經略使一併裁撤。奉直鬥爭，至此告一段落。張作霖失了巡閱使、經略使的頭銜，和支配中央政權的勢力，但是山海關以外還是在他的實力宰制之下，從此要在東三省講聯省自治了。（五月十一日，張氏用東三省省議會及商教農工聯合會的名義，通電否認中央的免職令；旋又用省議會的名義，通電推舉張作霖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並宣言自治。）
奉直戰爭，以梁士詒的組閣為導火線，張作霖敗而梁閣斃命是當然的事；於徐世昌的總統地位，好像不至於有問題。況且徐世昌是善於用操縱之術的，以前操縱直皖，皖敗而己之地位無恙，又操縱奉直，奉敗似亦可以無恙。不料奉直戰爭剛剛結局，孫傳芳忽於五月十五日通電主張恢復法統，請黎元洪復位，召集六年解散的舊國會，以謀南北的統一。統一的目的雖未能達到，而法統的恢復公然於六月內成為事實。徐世昌於六月二日通電去職，他的操縱之術也不能再使用了。關於法統恢復的經過，待至再下節敘述。
四 聯治運動中南方的陳炯明的叛孫
南方陳炯明的叛孫，約與北方第一次奉直戰爭同時；但它的醞釀，也是很久了的，我們應該從粵軍回粵時說起。
九月十日，桂系軍閥退出廣東時，那個七總裁的軍政府已經瓦解，莫榮新並且通電取消廣東自主；不久，廣西也取消自主。但自陳炯明的粵軍占領廣州後，孫中山、伍廷芳、唐紹儀相繼回到廣州，重新掛起軍政府的招牌，於十二月一日通電宣告重開政務會議，並宣言北方如能以誠相見，仍可繼續和會，謀正當之解決。那個流離轉徙的非常國會也仍舊集會於廣東，此時的議員合計尚有二百二十餘人。（其中堅分子為舊國民黨系的最左派，所謂照霞樓派是也，合計不過數十人。余則以民國八年用候補當選人補足法定人數之新補議員為多。政學系及吳景濂系之中間派議員大都皆已散去。）不過，此時軍政府勢力所及的地方僅有廣東一省，（廣西尚在桂系手中，已投降直系。湖南已別樹自治的旗幟。四川熊克武失位，劉湘當政，也宣告自治。貴州盧濤逐去劉顯世，雖宣言與西南各省一致，但所謂一致者，一致不服從北政府而已，對於廣東軍政府也無關係。雲南的唐繼堯表示與中山合作，但在十年二月七日即被顧品珍所逐。）實際只能算是廣東的軍政府；前此的七總裁，此時本只有四人了，唐繼堯被逐後，又只剩了三人（唐紹儀與中山意見不合，未常任職，實際只有二人）。外交團從前對於關稅餘款，本已劃出一部分交南方軍政府支用，現在看見軍政府這種情形，允交南方的關余也不肯交付了。中山因此提議，慨然將總裁合議制的軍政府取消，選舉總統，設立正式政府，以謀對外的活動。非常國會對於中山的提議，多數贊成。他們的理論是：北方的政府本不合法，現在徐世昌已經自己承認，因為去年十月彼曾通令重新選舉國會，不依新選舉法而依舊選舉法；新選舉法，是徐氏地位的根據所在，舊選舉法實與徐氏地位不相容；徐既棄新從舊，便是承認自己的名分不正了；但法統不可中斷，所以有由舊國會選舉總統、組織正式政府的必要。這種理論，仍是護法的理論。但此時陳炯明的意見已傾向聯治，與中山的意見不一致了；陳的部下葉舉、洪兆麟等及議員中的褚輔成派，與陳意見相同，不以選舉總統組織正式政府為然。他們以為，西南各省現多樹立自治的旗幟，「護法」二字已不足以號召，並且舊國會議員在粵者不過二百餘人，距通常開會法定人數尚且甚遠，何況選舉總統的法定人數呢？（依總統選舉法，須有兩院議員總數三分之二出席，計五百八十人，方能開總統選舉會。）假若勉強行下去，仍不能算是合法的政府；不若贊成聯治的主張，首先鞏固廣東的省自治，進而再圖聯治；如此，至少可以得西南各省的同情，或者可以仍舊將西南各省團結起來，與直系軍閥對抗；若直系也贊成聯治，則大局便可解決了。中山不以陳派的意見為然，以為他們的主張僅屬空想。（中山蒙難後報告國民黨同志的書中，敘述自己與陳氏發生異同的經過，前面一段說：「溯自民國九年之前，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尚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為根據地，群策群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國事則有餒氣，對粵軍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為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既欲保境，必須養兵，養兵以保境，無異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軍費，猶尚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當時陳炯明有將廣東造成模範省之志。]一省如此，已為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為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亂者。況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偽中央政府操縱挑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為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未能相難，而終未肯信。……」觀此可見孫、陳意見分歧的由來。）陳派的人拗不過中山，卒於十年四月七日，由那二百二十幾個非常國會議員開會，議決一種《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依大綱第二條選舉大總統，中山以二百一十三票當選。十日，由非常國會通告全國，中山於五月五日在廣州就大總統任，發出對內對外的兩道宣言。對內的宣言中間一段說：
……國會代表民意，復責文以戡亂圖治，大義所在，其何敢辭，竊維破壞建設，其事非有後先。政制不良，則政治無術。集權專制，為自滿清以來之秕政，今欲解決中央與地方永久之糾紛，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憲，自選省長，中央分權於各省，各省分權於各縣，庶幾既分之民國，復以自治主義相結合，以歸於統一，不必窮兵黷武，徒苦人民。……
觀此宣言，可見中山對於當時的聯治運動，也未嘗不想敷衍，表示容納。不過中山平素對於自治的理論，是要以縣為施行自治的單位，不贊成以省為軍閥割據的範圍，故於「中央分權於各省」之下又加以「各省分權於各縣」的一句，在敷衍聯治運動之中仍不肯放棄平素的理論。中山就任總統後，即行組織政府，任命伍廷芳為外交部長兼財政部長，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長，徐謙為司法部長，湯廷光為海軍部長，馬君武為秘書長（唐紹儀因不贊成中山的主張，此時已未參與）。陳炯明雖然接受了中山的任命，心中卻不贊成中山的行動；若要公然立異，除非辭不受職，但又捨不得現在的地位和政權；因此只有陽奉陰違的一個辦法。此時桂系軍閥仍想乘機恢復廣東的地盤，北政府也想利用桂系消滅中山的政府，因此互相勾結，謀向廣東進攻。孫、陳意見雖不一致，因為尚有廣西的外寇逼處，也不能不共同努力對外。十年六月，粵桂戰端復啟，桂軍劉震寰通款於粵，六月二一日襲取梧州；桂省門戶既失，粵軍節節進逼，直達南寧，到七月後旬，陸榮廷、陳炳焜相繼逃走。於是廣西的外寇消滅，陳的自由行動，將要發端了。
中山於平定廣西後，便決計由桂林取道湘省進兵北伐。陳炯明此時率領所部粵軍，尚在南寧。中山知道他是不願意北伐的，因於出發桂林之前，先往南寧和他接洽，中山說：「吾北伐而勝，固勢不能回兩廣；北伐而敗，且尤無顏再回兩廣；兩廣請兄主持，但毋阻吾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陳炯明不贊成中山的主張，但沒有方法挽回他的意思。於是中山往桂林組織大本營，委朱培德為滇軍總司令，彭程萬為贛軍總司令，谷正倫為黔軍總司令；此外尚有許崇智及李福林所部的粵軍，李烈鈞為參謀長，胡漢民為文官長，準備於十一年春間入湘。陳炯明由南寧返粵後，則進行他整理兩廣的計劃；時陳以陸軍總長兼為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省政府的財政支配權全在其掌握；省議會也站在陳氏的一方面，進行起草省憲法，對於北伐都很冷淡。中山所恃北伐的經費，僅於臨行時，令廖仲愷在廣東省銀行提取紙幣二百萬元，以後所需，則令粵軍參謀長鄧鏗在粵籌措。到十一年春間，北伐的聲浪傳播全國，北伐軍且有到了全州進入湖南邊境的，於是湘人大恐。但入湘計劃，終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據中山後來向同黨的報告，全由於陳炯明的阻礙，報告書上說：「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礙，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為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三旅之眾，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靳而不與，屢次電促，曾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為阻我前進，一為絕我歸路。」這種情形，當然是事實。不過湖南方面的阻遏，決不是湖南當局幾個人的意思：湖南當局固然也不願意，曾與陳炯明通聲氣，但湖南人民的不願意比當局尤切；因為湖南連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並且此時北軍尚駐在岳州，眈眈虎視，北伐軍一北進，北軍便蜂擁南下，湖南將復為戰場；所以在那年三月內，湖南許多公團曾組織哀吁團，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請北伐軍勿入湘境，一面電請吳佩孚、蕭耀南，撤退駐守岳州的北軍。故阻遏北伐軍的前進，尚不能歸咎於湖南當局接受陳氏的誘惑；而所以真正不能前進的重要原因，還是在後方沒有接濟的一事。）中山所恃籌畫後方接濟的鄧鏗，於三月二一日由香港回省，在廣州車站被刺死，後方的接濟更無希望；中山因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營會議，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此時陳部主要的軍隊，尚多在南寧，知不能與中山抗，便電請辭職。四月十六日，中山到梧州電召陳氏往梧面商，陳不敢往，中山因於十九日下令准陳辭去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職，著其專任陸軍總長；另任伍廷芳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一職即行裁撤，粵軍悉歸大本營直轄。二十日，中山率軍至三水，陳於是晚離廣州，赴石龍，轉往惠州，所部親信軍隊盡行退去廣州，布防於石龍、虎門等處。蔣中正此時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主張即時進攻石龍、惠州，消滅陳炯明，再行回師消滅在桂的葉舉等各部陳軍，然後北伐。中山因為陳氏尚未彰明昭著地反抗，又以在桂的粵軍為年來共同行動的軍隊，想保存他們；並且奉直戰爭已經開始，前已與奉方協定南北共同進兵，假使要等到消滅陳部後再行北伐，恐怕失了時機；只要陳氏放棄廣東政權，不為北伐軍後方的阻礙，就讓他去罷了；所以不用蔣言。這是中山削奪陳炯明職權的經過，便是孫、陳破裂的發端。
中山於處分陳炯明後，以為陳氏不過是不與己合作而已，決不敢別有何種舉動，故仍決計繼續北伐，改道入贛，命諸軍集中韶州，在韶設置大本營。但因此遷延，北方的奉直戰爭已經要完事了；奉軍於五月五日敗退軍糧城，中山於五月六日才到韶州誓師，北伐制勝的機會已經失去了，何況更有人在後面牽制呢！中山當進行北伐時，仍與陳炯明電報信使往來不絕；中山反覆向陳說明：只要對於北伐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任如前；陳氏在惠州也表明仍願留陸軍部長之職，稍事休息後當再效力行間；兩方並且商定委任葉舉為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羅、高、雷、廉、欽，梧州、鬱林一帶。但至北伐軍已入江西發生戰事後，葉舉等忽率所部五十餘營回到廣州，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無力制止。中山在韶聞耗，因令葉等加入北伐軍；葉等要求恢復陳炯明粵軍總司令及廣東省長之任，並免胡漢民職。中山以粵軍總司令已經撤銷，不能恢復，但因前方戰事正在吃緊的時候，對於葉等仍想敷衍，於五月二十七日，命陳炯明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氏復電，也說「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謂「已催葉舉等部迅速回防」，又說「葉等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人格擔保」。但葉等所部以索餉為名仍留廣州，人心恐慌異常。中山因於六月一日，令胡漢民留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回駐廣州總統府，一則鎮攝廣州，一則示前敵將士以後方並無變故，可以安心前進。北伐軍於六月十三日占領贛州，北政府所派援贛的大軍未能即到，陳光遠已經很恐慌。但北伐軍占領贛州城時，在北軍遺棄的文電中查出一道密電，發見陳炯明有與陳光遠密通聲氣妨害北伐軍的痕跡；當時以為北伐軍若打敗仗，陳炯明必落井下石，既打勝仗，陳必不敢輕舉；因於十五日仍決計前進。誰知葉舉、洪兆麟等也在此日，決計圍攻廣州總統府，中山因於十六日蒙難，由總統府避居軍艦。從六月十六日起，中山僅僅據有幾艘軍艦，在珠江與陳部相持，共歷五十餘日；初欲待北伐軍回師，共同戡定陳部，直至八月初旬，得悉北伐軍被陳部所阻，不能回到廣州，才於八月九日離粵。這是中山蒙難的經過，便是陳炯明叛孫的結果。
南方的陳的叛孫，與北方的奉直鬥爭，表面上本是兩件事，但是骨子裡面卻是相聯的。陳炯明與直系有聯絡，孫中山與奉系有聯絡；奉系既被直系打倒，中山北伐成功的希望，已經是很少了。因為此時一般國人的心理都深惡奉系，左袒直系；中山聯奉倒直，實與一般國人的心理相反。在中山以為直系是當時各軍閥中最強橫的一個，「擒賊先擒王」，要打倒軍閥，便應該先從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暫時與他合作。但是一般國人不能了解此種意思，覺得吳秀才總比張鬍子好，聯絡張鬍子去打吳秀才，未免近於倒行逆施；況且當時北伐軍的兵力由雜湊而成，很難打倒直系，既無打倒直系的把握，不如與直系妥協，和平解決的為好；所以直系一提出恢復法統的計劃，大家便欣然贊成，希望中山從此可把護法的旗子捲起來，將廣州的總統府取消，免去南北的戰爭。這種心理，是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統一的心理。陳炯明一派的武夫，便揣摩一般人的此種心理行事。當中山削奪陳炯明的職權時，便有人替陳表同情，以為陳氏不贊成北伐，是志在保境息民，整理兩廣內部，無可厚非。中山削奪他的職權，未免操之過激；及至徐世昌退位，法統恢復，見諸事實，葉舉等圍攻廣州總統府，也便藉口護法的任務已了，通電請孫文實踐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宣言；國內各方面也紛紛通電，贊成統一，勸中山下野；就是學者名流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樣的意見；可見一般人急切求和平統一的心理。中山離粵到滬後，報告國民黨同志書，結尾的一段說：
……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出生入死，勝敗之數不可屈指，顧失敗之慘，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為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為吾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為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為者皆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
其實陳炯明是利用一般人渴望和平的心理而行，雖說是失敗於陳炯明，還是失敗於一般人不能了解中山的意思。不過就陳炯明和中山的關係上說，陳氏的行動實在是不應該：原來陳氏是向中山宣過誓、捺過指印的同黨黨員，有服從黨魁之義務；他所部粵軍的基本，完全是中山從桂系手中搶出來給他的；若說時勢上絕對不宜於北伐，不妨向中山力爭，爭而不得，則飄然引去亦可，否則正正堂堂地宣言脫黨後，再與中山為對抗的行動亦無不可；既捨不得目前的地位和政權，又不敢宣言脫黨，一面使部下向中山開戰，一面還寫信向中山稱總統，求調和；（孫中山在蒙難中，尚接陳炯明一函如下：「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到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也。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和平。國難方殷，此後圖報，為日正長也。」）手段未免太惡辣，人格未免太卑劣；中山罵他「陰毒兇狠」，說是「人心世道之憂」，實在不是過當的話。
五 所謂「法統」的恢復與聯治運動的合流
所謂「法統」，本來與舊史學上所謂正統、理學家的所謂道統，同一無意識；從光明的方面說，是革命派的人士藉此作反抗北洋軍閥的招牌的；從黑暗的方面說，竟是百十個議員藉此維持他們的鐵飯碗的招牌。民國二年選出的國會議員，法定的任期分明只有三年（參議員任期六年），到了民國十一年還要恢復集會，又不是全國的選民死盡了，無可再行選舉；袁世凱的總統任期，黎元洪補充未了，已經馮國璋的補充，馮氏滿任去職又經過了三年，還要黎氏再來復任；這種「法統」的理論，若把它所蒙政治上的外衣剝去，真不知從何說起。然當時一般舞文弄法的政客，和一般舞槍玩法的武夫竟說得「像煞有介事」。一般急求和平的國民也以為南北的紛爭真是為法統，法統一恢復，統一便無問題，天下便太平了。哪裡曉得招牌只是招牌，紛爭的問題還是問題呢？
法統恢復的提議，表面上是出於孫傳芳，但內幕的醞釀已經很久。吳佩孚向來不喜歡徐世昌；當他駐在衡州時，屢次通電稱徐為菊人先生而不稱總統，便是與南方表同情；但他對於舊國會又實在沒有好感，所以在九年秋間打倒段祺瑞以後，他提倡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南北的紛爭，不曾主張恢復法統。各方面的實力派，對於他所提倡的國民會議都不理會，他也就偃旗息鼓了。十年援鄂戰爭終了後，又令張紹曾出名通電主張在廬山開國是會議（十月十日），除了與吳通聲氣的幾個直系督軍聯電贊成外，各方面的實力派也少有人理會；僅有「國是會議」的名稱一時被人民團體採用了。（十月中旬，上海商教聯合會通電主張在滬組織國是會議，後改為八團體聯合會，議定一種憲法草案。）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旅居北京的舊國會議員忽然發表一道宣言，主張仍由舊國會完成憲法，促進自治。這道宣言的由來，內幕中的情形如何，雖不能詳，其為法統恢復運動的見端，並以應付聯治運動的潮流，則甚顯然；不過各方的實力派，對此也尚未十分動念。恰好此時梁士詒內閣成立，奉直的戰爭將要逼緊了。在奉直戰爭的醞釀期中，有兩種關於時局進展的傳聞：一、奉系方面，與孫中山及皖系聯合倒吳，約定於倒吳之後，將廣東的非常國會遷回北京，舉中山或段祺瑞為總統，而收實權於本系勢力宰制之下，這是奉系想利用舊法統的計劃；二、直系方面則以其同系地盤的廣闊，更與陳炯明通聲氣，已有統一宇內之勢，所恨者東北有一張鬍子逼處，西南有一中山死守護法的旗幟，陳炯明不便彰明昭著地與己一致行動，因此也想恢復舊國會，並且抬出黎元洪來，以便打倒中山護法的旗幟，用舊國會制憲，又可以遏制聯治的潮流，這是直系想利用舊法統的計劃。四月初旬，北京舊國會議員連日集議，繼續行使職權，發表宣言。張紹曾附和通電，主張：（一）由國會自由行使職權；（二）由各省共謀根本改造。並謂吳佩孚推重曹（錕）、張（作霖），對於時局亦無成見，但奉直兩系當面的爭執問題是梁士詒是否賣國的問題，未便將法統問題插入，並且兩方非先拼個你死我活，前面的計劃也未易實現，因此對於張紹曾的通電尚無人響應。奉直戰敗後，吳佩孚即於五月十四日通電各省，徵求恢復舊國會的意見；十五日，孫傳芳即率領部下聯名通電說：「……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法，共選副座。非常政府原由護法而興，法統既復，異幟可銷。倘有擾亂之徒，即在共棄之列。……」此時孫氏不過是一個長江上游總司令，駐軍鄂西，地位、人望都不為人所重視，用他發出這種通電，正是曹錕、吳佩孚掩飾國人耳目的策略；所以曹、吳在十九日還與直系各督聯電向各方徵求意見，大意說：「近來國內人士有倡恢復六年國會者，有倡召集新國會者，有倡國民會議、協同制憲、聯省自治者，究以何者為宜？」仿佛他們自己尚無成見。但至二十四日，民六舊國會議員已在天津開籌備成立會，議定進行方法，通電依法自行集會了；二十八日，孫傳芳又發出勸告南北兩總統同日退位的通電；曹、吳亦於是日通電贊成恢復舊國會；六月一日，舊國會議員一百五十餘人在天津開會，發表宣言，即日行使職權，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合法政府；次日，徐世昌退位，曹、吳即領銜聯合十省區督軍、省長，電請黎元洪復職。從孫傳芳第一次建議之日到徐氏退位之日，僅僅半個月工夫，便發生如此的效力，倘非曹、吳早有成算，安能如此神速？原來曹錕早想作總統，（徐世昌當選總統時，曹錕即運動副總統的地位，因為徐世昌想以副座一席留給南方要人作為調和南北的條件，授意新國會參議院議長梁士詒從中作梗，副座的選舉未成，曹錕不能達到目的，因此已積怨於徐世昌及梁士詒。）吳佩孚早想拔去中山護法的旗幟，吳景濂、王家襄等一派懷抱鐵飯碗目的的議員，窺得曹、吳的意旨，曾與熱河都統張紹曾等秘密商洽，以恢復法統的計劃，向曹、吳建議，早已得曹、吳的同意，孫傳芳的發動，不過是機械的發動罷了。這便是法統恢復的由來。
當時各方對於法統恢復的反響，約可分為下列各派。
一、被抬舉的黎元洪 黎氏本人，是一個忠厚長者，當然不能窺破曹、吳的陰謀。章太炎在上海秘密緻函黎氏，叫他「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變」，意思就是叫他不要受曹、吳的玩弄。但是黎氏禁不得左右一班攀龍附鳳的政客們的慫恿，他自己也未免有幾分久蟄思起的熱情，不過不便一口應承，因於六月六日發出一道幾千字的所謂「魚」電，提出「廢督裁兵」的條件來。「廢督裁兵」是當時內外輿情所渴望的，黎氏提出這種條件，自然博得一般人的同情，那種捧場喝彩的聲浪真是直上雲霄。曹、吳一派的督軍此時只怕黎氏不肯出來，既肯出來，無論什麼條件，口頭上都是承認的，「廢督裁兵」的一句空話，為什麼不能立刻答應呢？他們既答應，黎氏就很高興出來了；六月十一日便通電：「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職權，維持秩序，候國會開會，聽候解決。」於是黎氏重行墮入火坑。
二、被暗算的孫中山 中山不是黎元洪那種傻子，對於直系的陰謀，自然立即窺破。黎元洪發出「廢督裁兵」的「魚」電那天，中山也在廣州發出一道宣言，其中重要的文詞如下：
……六年以來，戰爭延長，是非莫定，直至今日，法之不可毀，始大白於天下，用兵數載，得此效果，國內問題，似可和平解決。惟現在北方擁有重兵，能操縱北京政權者，厥惟直軍。若直軍誠能護法，則從此兵不血刃，而國是可定。否則徐世昌雖已潛逃，而直軍猶無悔禍誠意，則禍變之來不知伊於胡底。……夫約法之效力不墜，在使國會自由行使其職權，國會之能自由行使職權，在掃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則國會之自由行使職權，不但徒託空言，抑且供人利用，苟求已亂，實以釀亂。故欲使今日以後，國會自由行使職權，不再受非法之蹂躪，第一當懲辦禍國渠魁，第二當保障國會安全。……軍興以來，兵隊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來自民間，為不法所驅使，非其本意，一旦裁汰，使之驟失所業，亦所未安，宜悉改為工兵，統率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直軍諸將，為表示誠意服從護法起見，應將所部軍隊半數，由政府改為工兵，作為停戰條件；其餘半數，留待與全國軍隊，同時以次改編。直軍諸將，如能履行此條件，本大總統當立飭全國罷兵，恢復和平，共謀建設。若進退失據，惟知假借名義，以塗飾耳目，則豈惟無悔禍之誠，且益長譸張為幻之習；本大總統念民國以前禍亂之由，在姑息養奸，決為國民一掃兇殘，務使護法戡亂之主張，完全貫徹，責任始盡。惟我公忠體國之人民，深喻斯旨。
這便是中山「工兵計劃」的宣言，意思是要直系武人先解除他們自己的武裝一半，才承認他們的尊重法統就是出於誠意，否則僅屬「譸張為幻」的陰謀，決不為他們所欺。這種條件，直系自然不能履行。無奈陳炯明已入直系的彀中，演出六月十六日的惡劇，不惟不要直系解除武裝，反先將中山的武裝解除，使曹、吳暗中稱快。但是中山直到放棄廣州來到上海後，仍舊不變他的主張，八月十五日在上海發出的宣言，仍舊堅持他的「工兵計劃」，不過此時已經失去廣州的根據地，直系不把他放在意中了。
三、所謂護法的「民八」議員 舊國會本身，對於法統恢復，仿佛不至有反對的，但自民國六年以來，國會已經不是整個的了。在廣州自由集會的舊國會，所以稱為「非常國會」，就是因為只有舊國會的半邊；民國八年，用非常手段補完，到九年軍政府瓦解後，又只剩得小半邊了；並且所剩的小半邊的成分，以民國八年新補的成分為多，所以稱作「民八」的國會。此次恢復舊國會的發動，是由於未赴廣州的王家襄一派，及由廣州退出的吳景濂一派，與直系軍閥弄的勾當，以恢復六年國會解散時的原狀為目的，所以稱作「民六」國會。「民六」國會的恢復，就是要拆「民八」國會的台。「民八」的議員望著鐵飯碗要打破了，因此大起恐慌，六月三日，在廣州通電主張繼續「民八」國會，否認王家襄等在天津籌備的「民六」國會。但是他們的否認不生效力，「民六」國會漸漸地湊足了法定人數，到八月一日在北京開會了。「民八」的議員因在上海組織一個「法統維持會」，北京也有一部分的「民八」議員組織一個「法統學會」，互相呼應，高唱「民八」為正統之說，於是法統中更有令人肉麻的正統論。他們的理由是：「民六」國會的解散法律上本來無效；廣州的自由集會本為法律所許；一部分議員放棄職權，不往廣州集會，除名另補，乃當然的程序；既經除名之議員，豈尚有職權可復；且有曾充安福國會議員者，有曾任偽政府官吏者，安得顏再言法統；要說法統，只有繼續「民八」國會，斷無恢復「民六」國會之可言。「民六」的議員認定這種鐵飯碗原來是他們的，於是反唇相譏，說：廣東的除名乃非常會議所為，不合院法，補缺手續亦不完備；此次開會乃由總統明頒撤銷「民六」解放之令，在法律上毫無遺恨。於是「民六」、「民八」之爭，成為政治舞台上的「雙包案」。「民八」議員，得中山的鼓勵和孫洪伊的慫恿，紛紛北上，於八月三十日闖入眾議院議場，索打議長，竟演出「雙包案」的活劇來了。彼此相持約兩旬之久，弄得開不成會，「民六」的國會乃於九月十八日舉行第二屆常會閉會式，以為無抗抵之抵抗。後來政府設置一個什麼政府討論會以謀安插「民八」的失業可憐者，「民八」分子的大部分漸漸軟化了，始得到一個不解決的解決。
四、奉系與皖系 張作霖此時是一個戰敗者，對於所謂法統恢復的問題，自然無過問的餘地。但東三省還是在他的宰割之下，無論誰作總統，國會或新或舊，他都不理，他在六月三日通電宣布東三省自治。六月二十日，雖有東三省議會聯合會的通電贊成統一，但一面卻舉張作霖為三省保安總司令；張氏於七月三日召集吳俊陞、孫烈臣開三省軍事會議，對於中央，決計持中立態度，不受調和，一面積極訓練軍隊，預備二次的戰爭。皖系自九年段祺瑞顛覆以後，殘餘的地盤只剩有浙江一省和上海一隔的淞滬護軍使了。浙督盧永祥於徐世昌宣布退位的次日，即通電反對恢復法統之說，謂徐之去職，以政權付諸現內閣攝行，內閣復以還諸國會，（徐去職時，曾命令國務院暫時攝行大總統職務，國務院則電致天津國會兩院議長，聲稱謹舉此權奉還國會，暫以國民資格維持一切。）無法律根據；黎元洪的任期，曾由馮國璋補滿，黎則已無職可復。五日，淞滬護軍使何豐林即響應盧氏的通電，也表示反對。及黎元洪入京，盧、何二人電黎，都只承認他為「事實上之總統而非法律上之總統」。因為黎元洪主張「廢督裁兵」，盧氏便於六月十六日自動的廢去浙江督軍，由所部在浙軍官推舉盧氏為浙江軍務善後督辦，其實就是變相的宣告浙江獨立；盧氏發出的「號」電說：「自廢督之日起，浙江省境內不受任何方面非法侵犯，以防督軍制之恢復，並變相督軍制之發生。」自此浙江制憲自治的空氣越發濃厚了。
五、西南自治的各省 西南各省最重要的本要算兩廣，陳炯明正在和中山搗亂，已為事實上的表示。其他如湘，如川，如滇、黔，都已樹立自治的旗幟，忽聞恢復法統之說，立刻不便作何表示；要承認，恐於割據的自治有礙；要反對，又不知要如何措詞才好，所以起初都守靜默的態度，不加贊否，及法統恢復，漸次成為事實，始相率表示，一面尊重法統，一面促成聯治。唐繼堯（唐氏自十年二月被顧品珍逐出雲南後，於十一年三月復乘機回滇，戰勝顧品珍，恢復原有的地位）於六月二十九日電黎表示擁戴，後又連發兩電：其一，說「恢復國會及總統復職，固為護法各省所主張，惟根本解決之方，則在速集南北各省代表，開一聯席會議，解決以前糾紛」；其二，說「以經驗所得及國民心理所向，集權主義既不適於國情，民治潮流復運輸於宇內，此時仍惟實行聯省自治，為救國不二法門」。湖南的趙恆惕於七月一日通電，也不否認國會的恢復和黎元洪的復職，但主張「建設聯邦化的單一國」，說：「國會自由集會，應時勢之要求，樹百年之大計，首在完成國憲，並予各省以自由制憲之權，或納省憲大綱於國憲之中。」四川的劉湘，表示大概相同。曹錕、吳佩孚對於唐、趙的主張不予贊成，說統一事件應由國會解決，反對另開聯席會議，並說各省軍人不宜取軌外行動。趙恆惕後又發表一篇《與曹吳論國是書》，洋洋數千言，反覆解釋聯邦制的精神和作用，主張於國會制憲之外，有另開各省聯合會議的必要。無奈曹、吳以為自己有了舊國會的工具在手裡，已經占了上風，不肯容納他人合理的建議。趙恆惕的洋洋大文終歸空費紙墨；不過國內聯治的空氣，已經很濃厚了。
六、其他的國民團體 除了上面所述五個方面以外，其他的國民團體，對於所謂法統本無所容心；自九年秋間以來，大都趨向於聯治運動；不過因為連年的兵亂，所爭者表面上都是為一個「法」字，要替護法的人求得一個偃旗息鼓的下場，用恢復法統來敷衍一下也未嘗不可，若要真正解決國內的爭端，還是非用聯治的方法不可：這是其他國民團體一般心理。當時可以代表此種心理的團體，在上海有一個八團體聯合會的國是會議，（所謂「八團體聯合會」，是起於十年十月五日在上海開會的商會聯合會，繼於十七日加入教育會聯合會，稱為「商教聯合會」，主張在滬開國是會議，至十一年三月，又加入農、工、銀行、律師、報界、省議會的六種團體，擴大為八團體，於三月十五日在滬舉行開會式，定名為「中華民國八團體國是會議」，這要算是人民自由集合討論國事的團體。）主張由各省自製省憲，再由各省聯合制定中華民國的國憲；他們並且組織了一個「八團體國是會議國憲草擬委員會」。在法統恢復進行的當中，曾用國憲草擬委員會的名義通電，表示他們的主張，並且在七月中旬發布他們所擬定的國憲大綱，內容完全採用聯邦分權的辦法。在北京方面，還出現了一個學者所組織的言論團體——《努力周報》。他們雖主張恢復舊國會制憲，卻不附和什麼法統之說；他們認定由舊國會制憲，不過是一種方便的辦法；他們勸告黎元洪，叫他自認為事實上的總統；勸告舊國會，叫他們自認為事實上的國會，努力制憲，不要再鬧什麼無意識的糾紛，作政治的買賣；他們主張採用聯邦制，以免軍閥割據之禍，很恭維八團體的國憲草案；他們屢次勸告當局，主張召集一個各省聯合會議，公開地討論一切重要問題，解決一切糾紛，若要避免聯省之名，不拘叫什麼會議都可以。（他們因為孫中山、吳佩孚反對聯治，在該報第十八期的短評裡面忠告孫、吳，說：「只有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軍權的代價，只有省自治可以執行『分權於民』和『發展縣自治』的政策；只有聯邦式的統一，可以打破現在的割據局面；只有公開的各省代表會議，可以解決現今的局面；只有公開的會議，可以代替那終久必失敗的武力統一。」）這一些主張，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國民最純正的心理。到國會開會後，北京又出現了一個「修正憲法草案請願團」，主張將《天壇憲法草案》重加修正，將中央與各省的事權劃分成為一種聯邦制的憲法。故就一般的國民心理說，法統恢復的時候，便是聯治運動達於最高潮的時候，所以此時可稱為護法運動與聯治運動的合流。
在此兩種運動合流並進時，那個被恢復的黎總統和舊國會，仿佛也覺悟到此點。黎氏於七月一日發表一道命令，說：
地方自治，原為立憲國家根本要圖。……現在國會業已定期開議，將來制定憲法，所有中央與各省權限必定審中外之情形，救偏畸之弊害。一俟憲典告成，政府定能遵守，切實施行，俾得至中至當之歸，允符相維相系之義，國家統一前途，實嘉賴之。
這道命令，便是應付聯治的要求的。國會開會後，於八月十九日的憲法審議會，以大多數通過「省之事權應取概括主義，中央取列舉主義」。於八月二十六日的憲法審議會，又通過了兩案：一、各省於不牴觸國憲範圍內，得自製省憲；二、「地方制度」章內應規定關於省憲各原則；這也是應付聯治的要求的。如此，對於民國統一的前途，仿佛多少有一點點希望；但是曹錕只夢想作總統，吳佩孚只夢想單純的武力統一，黎元洪和舊國會，都不過是他倆暫時所玩弄的工具，因此各方的實力派也依舊鉤心鬥角，和曹、吳對演他們袖子裡面的秘戲；一般國民最純正的心理所要求的，都成空想。不久，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曹錕實行竊位，國會最後的自殺，又轉入別一幕的怪劇。
六 中山重回廣州建立大元帥府
法統恢復後，曹錕、吳佩孚十分滿意；尤其是曹錕，以為護法的旗幟打倒了，現在惟我獨尊了，大總統的椅子，立刻就可以坐上去了。誰知他的大總統椅子還不曾坐上去，廣州的大元帥府又已建設起來了。
孫中山於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上海。陳炯明於八月十五日回廣州，不久便自任粵軍總司令，準備重作廣東王。但是他的廣東王也作不得幾時，不久又要去作惠州王。原來中山的北伐軍從贛南回師，被陳炯明部擊敗時並未消滅，分兩方面退卻：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退閩邊，朱培德等部的滇軍由湘邊退桂林。許崇智與閩有歷史上的關係，與當時駐軍延平的王永泉早有聯絡。王永泉與閩督李厚基本來都是北洋系段派的爪牙，自段祺瑞一蹶不振後，曹、吳聲勢日隆，李為保全地位計，頗有轉附曹、吳的傾向；王永泉則想奪取閩督的地位，因與許通聲氣，謀共同逐李。中山在滬也日謀恢復廣東的地盤，和奉皖兩系依然保持向來關係，就是吳佩孚表面上也向他表示好意；皖系尤想規閩以益浙，而進圖江蘇。因是許崇智等由閩邊與王永泉密謀結合的時候，徐樹錚也由上海經過浙江潛往延平，促王永泉與許等共同發動。九月末十月初，王、許等分途向福州進攻，徐樹錚於十月二日通電「設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任總領，尊奉中山及段祺瑞為領導，俟擁戴二老踐尊位後，即奉身以退」。此時福州還未攻下，徐等限李厚基於二十四小時內退去福州。至十二日，福州被李福林、黃大偉軍所占領，李厚基逃去；十七日，許崇智偕徐樹錚、王永泉同入福州。許等踐約，以閩省軍政交王永泉主持，王旋任總司令，民政則推國民黨的林森主持。這算是國民黨和皖系合作公開之始。此時奉系曾派人向中山獻策，主張放棄廣東的恢復計劃，令福建許崇智等部會同駐桂的滇軍分向江西、湖南，進窺武漢，奉方則擔任由北部進攻。中山因為痛恨陳炯明，並且有了前次失敗的經驗，因答覆奉方的使者說：「孔明欲圖中原，先定南中；吾黨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蓋必得廣東，乃能有力圖長江，否則腹背受敵矣。」乃命以入閩各軍編為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黃大偉為第一軍軍長，許兼第二軍軍長，李福林為第三軍軍長，旋由許崇智任蔣中正為總部參謀長，襄辦部隊的整理改編事宜。陳炯明聽到許等在福建活動的消息，如芒刺在背，一刻不能安居；因為從前他自己也是由閩南回粵的，恐怕許等將蹈襲他從前的舊路而行，故於十月六日派洪兆麟為援閩總司令，向閩邊戒備。誰知福建方面尚未生問題時，廣西方面已發生問題了。中山於許、王等取得福建後，即派鄒魯等南下香港，秘密糾合廣西的滇桂各軍，由梧州東下，聲討陳炯明。此時在桂的滇軍秘密受指揮的，除了前此北伐挫敗的朱培德部以外，還有前此由顧品珍派來隨從北伐的楊希閔、范石生等部；桂軍除了駐紮梧州的劉震寰已與中山的使者通聲氣以外，還有由贛南再回桂林的沈鴻英（沈本陸榮廷的部下，陸挫敗後，轉徙於湘贛之間），也表示擁戴中山（實則為奪取廣東的一種陰謀）；駐在梧州、肇慶一帶的粵軍陳濟棠、莫雄等部，也允許於滇桂軍東下時一致響應。於是在十二月中旬發動，首先取得梧州，各軍陸續分途東下，勢如破竹，於十二年一月十五日，陳炯明勢窮力蹙，率所部退往惠州，通電下野，滇桂各軍蜂擁入廣州。洪兆麟在汕頭看見大勢不好，也假意地宣告離陳獨立，歡迎中山及在閩的許崇智軍回粵。於是陳炯明據粵的幻夢復破。
中山在上海得到這種消息，當然很高興，但這方是他與大小各軍閥惡戰苦鬥的再行開始。因為廣東內部的情形從此更複雜了，中山一面要對付北方的大軍閥，一面對於廣東內部無數的小軍閥，應付尤不容易。除了陳炯明不計外，就是所謂擁戴中山回粵的滇桂各軍，有許多都是蒙著一種假面具，想到廣東來分割防地、刮削地皮的，例如此次出力很大的楊希閔、劉震寰，後來都成為廣東內部統一的障礙物。不過目前的問題，還不是楊、劉，而是被直系利用的沈鴻英。當沈自贛南回至桂林時，北政府便任命沈為桂林鎮守使以誘之。及沈附隨其他滇桂各軍共入廣東時，吳佩孚更認沈為收服廣東最好的工具，一面迫政府下令任命沈為廣東軍務督理，（不過張紹曾以和平統一為標榜，起初不肯下此命令，延至三月二十日始任沈為粵省軍務督理。）一面令沈相機行事。沈雖陰受曹、吳的運動，但因自己的兵力有限，不能制服許多滇粵桂的軍隊，故初到廣州時未即發難。此時陳炯明散布「客軍入境，廣東亡省」的流言，想以此離間擁戴中山各派的軍隊，沈鴻英便利用此種流言，煽動滇軍說「魏邦平（時任海陸軍警聯合維持治安辦事處主任）將聯合廣東各軍，解決滇桂各軍，非先把他制服不可」。楊希閔一時果然相信，乃用楊希閔、劉震寰的名義，約胡漢民（時受中山命，任粵省長）、鄒魯、魏邦平、陳策等到江防司令部滇軍楊如軒的旅部開善後會議。屆時楊希閔不到，沈鴻英預先布置，想乘開會時將各重要人物一網打盡，並劉震寰而除之。乃臨事時未能如願，僅僅拘捕了一個魏邦平，其餘諸人皆脫險。滇桂各軍都看破了沈氏的陰謀，從此嚴為戒備，沈氏暫時更不敢動了。這是一月後旬內的事。中山在一月後旬內本已預備回粵，及聞此變，暫時中止回粵；於一月二十六日發出一道和平統一的宣言，大旨說：現在陳逆既已逐去，粵局戡定，自當力求和平統一的進行；不過北京政府託言恢復法統，實則國會的糾紛至今未解，各省尚多獨立；人民所渴望的「廢督裁兵」不惟不見諸實行，反有增兵備戰的趨向；可見執政柄兵的人，尚無尊重法律的誠心。假使各方的實力派果能開誠布公，很願意和他們商量和平統一的方法；所謂和平統一的方法，便是以實行裁兵、化兵為工為唯一下手處；假使辦得到，則統一可期，否則「民言可畏，不戢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淪胥，弗圖拯救。諸君之明，當不復令至此……」二月初，許崇智部粵軍也離閩返粵，沈鴻英一時計無所出，於二月六日移駐廣州郊外，也通電歡迎中山回粵，主持善後。中山於二月十五日由滬啟程南下，二一日由香港重入廣州，又發表一道主張裁兵的宣言，大略說：
芝泉、雨亭、子嘉、宋卿、敬輿諸公，先後復電，均荷贊同。文亦以叛陳既討，統一可期，雖滇桂粵海軍諸將及人民代表屬電籲請還粵主持，文仍遲回，思以其時為謀和平統一良好機會；又以滬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又最適宜；故陳去已彌月，而文之返粵，固尚未有期也。不圖以統籌全國之殷，致小失撫寧一方之雅，江防司令部會議之變，鬨動一時，黠者妄思從而利用，間文心膂，飛短流長，以蔽惑國入耳目……文之謀國，豈或以一隅勝負生其得失也。而直系諸將，據有國內武力之一，乃獨於文裁兵主張，久付暗默，懷疑之端，亦無表示。報紙所傳，竟謂洛吳對於自治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以平昔信使往還，推之當世諸賢，不容獨有此迷夢。賢者固不可測，文於今日猶未忍以不肖之心待之，而深冀其有最終之一悟也。抑文誠信尚未孚於國人，致令此唯一救國之謨，或反疑為相對責難之舉，藉非然者，何推之奉張浙盧而准，而於舉國人心厭亂之時，復有一二軍閥逆此潮流而趨，以鄰於悍然不顧一切也。以文與西南護法諸將討賊伐惡之初志，何難重整義師，相與周旋；顧國入苦兵久矣，頻頻犧牲，已為至巨，而代價復渺然不可少得，文誠思之心悸。萬不獲已，惟有先行裁兵，以為國內倡，古人有言，「請自隗始」，以是之故，斷然回粵，決裁粵兵之半，以昭示天下。文於今月二十一日，重蒞廣州矣，撫輯將士，綏靖地方外，首期踐文裁兵之言，同時復從事建設，以與吾民更始。……亦冀擁節諸公，翻然景晤，知今日而言圖治，舍裁兵實無二途。……若必恃武力以壓國人，橫決之來，殊可危懼。諸公之明，當不出此。……
這道宣言，分明是警告曹錕、吳佩孚的；其實廣東那些小軍閥的兵，哪裡容他去裁呢！並且陳炯明方盤據惠州，圖謀反攻；沈鴻英尤好比「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故中山一面宣言裁兵，一面組織大本營自任大元帥，說各軍在未裁以前，不能不有一個統率的機關，大元帥的名義，就是用以統率這些複雜的軍隊的。隨於二十四日，以大元帥名義指令：「……桂軍司令沈鴻英，著將所率全部，移駐肇慶並西江北岸，上至梧州各地方擇要防守，所遺北江一帶防地，著滇軍總司令楊希閔，迅即派隊接防；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所部，著駐石龍、東莞、虎門各處；東路討賊軍第四師長呂春榮所部，著移駐羅定各地方。……自經規定以後，各部軍隊，非奉本大元帥命令，不得擅自移動，致滋紛擾。……」三月二日，大元帥的大本營組織告成，分四部、二局、一庫及參謀處、秘書處，任職人員如下：
內政部譚延闓
外交部伍朝樞
財政部廖仲愷
建設部鄧澤如
法制局古應芬
審計局劉紀文
金庫林雲陔
參謀處長朱培德
秘書處長楊庶堪
讀者須知道：這個大元帥的大本營，便是後來國民政府的遠祖。曹錕、吳佩孚，聽得南方又有大元帥出現了，天天逼迫北政府明令孫傳芳督閩，（李厚基被逐後，北政府即令孫傳芳率兵由贛援閩，此時孫偕周蔭人軍已由閩贛邊境，進入福建的延平矣。）沈鴻英督粵，以謀抑制中山；張紹曾原以和平解決相標榜，至率國務員全體辭職，以抗曹、吳；但終拗不過曹、吳，到三月二十日，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與孫傳芳督理福建軍務的命令，終由張紹曾的內閣發出來了。沈在三月二十五日猶通電辭卻北政府的任命，二十八日並表示遵照大元帥命令移防西江，設司令部於肇慶；但至四月十日沈以移防西江為名，將軍隊集中新街、韶關等處開秘密軍事會議，到十六日，在新街就任北政府的廣東軍務督理，通電請中山離去粵境了。幸而中山早有戒備，立即命令各軍一致討沈，沈軍不支，約至五月中，沈軍全失勢，沈鴻英退往南雄，討沈的戰事暫告一段落；大元帥的大本營，算是站穩了。不過在討沈的戰事尚未結束時，東江方面的陳炯明部又發動了；這一個中山的死對頭，便不是一霎時光可以打倒的。東江尚未肅清，曹錕已在北京實行篡位了。
七 曹錕實行篡位的演進
曹錕的勢力，本來是全在吳佩孚。因為吳氏不曾傳染北洋軍閥貪黷的毛病，成了一個硬漢，在當時博得一般國人的同情，所以發生一種力量；而曹為吳所擁戴，所以曹也有勢力了。假使吳氏不贊成曹氏作總統，曹氏的總統夢未必果能實現。但曹氏謀作總統，是吳所同意的；不過吳的意思，是要利用法統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統一了，才擁曹氏登台；而曹則以取得總統為唯一的目標，南方的統一與否尚在其次；彼此意見之間未免有緩急之別，左右捧場的人也隨之分為二派；天津、保定方面的徒黨都是擁曹的急進派，與洛陽方面不同，因此在同一直系之中，老早就有津保派與洛派的區別。張紹曾組閣以前，洛吳方面的勢力比較強一點；張閣成立以後，便成了津保派橫行的世界了。邊守靖等和吳景濂勾結作買賣的陰謀，起於黎元洪入京復位之先（《努力周報》第六號曾揭載他們陰謀的電報），但當時吳佩孚的聲威正在「如日中天」的時候，津保派的小人還不敢攖他的逆鱗，所以不能直切了當的進行。（黎元洪尚未入京，邊守靖、吳景濂等即以某某組閣的問題來運動吳佩孚。吳於六月四日致吳景濂、王家襄、邊守靖、張紹曾一電，指斥不留餘地，電語有云：「佩孚等為統一民國，敦請黃陂依法復位，凡有人心，當一致敦促，早定國本。內閣問題，乃元首特權，某何人斯，敢行過問？公等請勿以此相詢。周少仆、孫伯蘭等才堪組閣，將來自有實現之日，烏用他人代為運動，令國人齒冷。敬輿以避跡遠嫌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熱中之誚。國事至此，政客軍人，尚營營只騖私利，真可痛也。幼山、蓮伯兩兄應即代表議員負責敦請元首刻日還京，以鞏中樞，再由元首提出總理，以南北眾望允孚者為宜，內幕私圖者，均非有心肝之人……」）黎初復位，暫命顏惠慶署理國務總理，組織內閣，到八月初國會開會後，乃提出唐紹儀為國務總理，改組內閣。唐氏知道此時的中央，為直係為中央，無論津保派、洛派，都是不容易對付的，因僅令其親信人盧信入閣（盧任農商部總長）以敷衍黎氏，己則不就，於是以教育總長王寵惠兼代總理，吳佩孚表面說是不容軍人政客干涉組閣，心中卻很想宰制內閣，並且想拉幾個有名望的人擺在內閣里作面子，於是到九月十九日由王寵惠正式組閣了：
國務總理王寵惠
財政羅文干
教育湯爾和
交通高恩洪
內務孫丹林
陸軍張紹曾
外交顧維鈞
海軍李鼎新
農商高凌蔚
司法徐謙
這個閣員的名單，前面王、羅、湯三人，是在《努力周報》上和蔡元培、胡適等同署名於《我們的政治主張》那篇文章的末尾，主張「好政府」的，所以一般人稱之為「好人內閣」；而孫丹林、高恩洪則為吳佩孚的心腹，因是洛吳方面對於這個王內閣很滿意，很有意擁護；王寵惠也想暗中將吳佩孚和孫中山二人拉攏；（據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說：「王寵惠與謝持、鄒魯磋商，欲使吳佩孚信服總理主義。」）但是津保方面，未免有點吃醋了。王內閣的成立，以署理為名（此時國會因抵制「民八」議員閉會，故未提交國會求同意，十月十日，國會復開會，仍未提交國會）；國會方面，要作政治買賣的人，也很嫉視這個「好人內閣」，蓄意搗亂。到十月初旬，王寵惠等便已不安於位了。（十月五日，王、羅、湯、顧辭職未准；十三日，又上總辭職書，亦未准。）十一月十八日，吳景濂、張伯烈（時為眾議院正、副議長）藉口財長羅文干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有納賄情事，私用眾議院的院印，辦了一封公函，親自攜帶，往總統府告密，迫黎元洪立下手諭，令步軍統領將羅文干拘捕，送交地方檢察廳；次日，府院開聯席會議，各閣員皆謂總統違法，即擬令交法院辦理，令稿擬就，吳景濂、張伯烈率議員多人入府阻止黎氏蓋印，發不出來，這便是有名的「羅案」的掀起。二十日，吳佩孚致電黎元洪責以捕羅之違法；二十三日，曹錕通電攻擊羅文干，請組織特別法庭或移轉審訊，徹底根究，曹派的督軍多附和曹氏。洛吳厭惡國會議員的無聊，要維持這個「好人內閣」；曹氏要見好國會議員，打倒他所不要的「好人內閣」以求他的「大欲」，於是津保派與洛派旗鼓相當，現出裂痕來了。到底吳佩孚不中用，一見附和曹氏的人多，恐怕津保派和他分家，整個直系軍閥的勢力從此破裂，因此便軟化了，隨即於二十四日發電聲明：「擁護黎總統，服從曹使，對『羅案』不再置喙。」王內閣於二十五日全體辭職，二十九日提出汪大燮署閣；汪氏不為津保派所喜，旋即辭去。到十二月中，提出張紹曾組閣，得了津保派和國會的同意，洛吳不再過問了。這便是洛派軟化、津保派勢力伸張的關頭，也便是曹氏篡奪陰謀間接發展的見端。
上面所說，是就直系內部兩派的形勢，觀察曹氏篡奪陰謀的進展。國會方面的醜態，也在「羅案」發生、張閣成立的前後，完全暴露了。當國會初恢復時，有一派人提議，主張此次國會應專事制憲，暫時停止行使其他一切職權，他們的理由是：「民國成立十一年，無憲法；前此責任或可諉為外力干涉……此次開會，若不專力制憲，或因政爭阻礙制憲進行，則國會咎無旁貸。」這是良心發現了的話，為一般人所讚許的。但是同時便另有一派，主張：「先解決現總統是否合法的問題：若合法，他的任期應如何計算；若不合法，國會是否承認現政府為臨時政府，而另舉大總統。」這便是預備要作政治買賣的話。到十月中旬，果有議員提出一種質問：事實總統的任期，應以何時屆滿？但此時尚未暴露其他的何種大醜態。到「羅案」發生時，國會和津保派的奸人「瀣沆一氣」，已經完全表現了；到張閣成立時，議員公然在「紅羅廠賣身」了。（十二年一月《努力周報》第三十八期，揭載高凌蔚的談話如下：「某問：外間謂此次閣下包辦最高問題，確否？高答：最高問題，現在時機未至，更無所謂包辦。某問：此次二百元之津貼，非由尊處經手乎？所謂包辦者即指此也。高答：此事從前系由劉君〔疑即劉夢庚〕與政團接洽，餘事前一無所聞。迨本月五日以後某軍需官來京借住敝宅，所有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至發生此種誤會。至曹巡閱使此舉，系仿從前送冰敬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更無所謂津貼。某問：外間傳言閣下與張亞農〔即張伯烈〕之新民社獨厚，確否？高答：余對各黨向無歧視，亞農此次向余支款，余以不經手銀錢謝絕，幾為亞農所惱，何厚之有。」後來高凌蔚雖登報否認有此談話，但議員在紅羅廠領津貼，實屬事實。）當時曹錕運動作總統的風說，已經傳遍南北；直系有幾個督軍如蕭耀南、張福來等，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恐於直系不利，曾於十二年一月八日致電曹氏，勸他慎重。（此電恐怕還是吳佩孚暗中所主動的。）但國會議員既已預備作「豬仔」，時機的成熟與否，便全由他們自己去製造罷了。前此推倒王內閣，已把洛吳的威風放下；現在要製造賄選的時機，仍從推倒內閣下手。
張紹曾內閣的閣員，除了教育部的彭允彝、農商部的李根源以外，如內務高凌蔚、交通吳毓麟都是曹錕的奴隸，其他的幾個人也大都附曹；張氏自己是一個好虛名而貪戀權勢的人，當組閣時，一面巴結津保派的奸人和無恥的國會議員，一面敷衍當時的輿論，宣言以和平統一為標幟，主張召集各省代表會議，共同商定統一、裁兵、理財及各種重要的善後問題。但是各省代表會議，是曹、吳二人所絕對不許可的，（吳佩孚恐怕一開各省代表會議，便釀成聯省自治的形勢；曹錕恐怕一開各省代表會議，總統問題將要變成代表會議席上的議題，總統的位置將被中山得了去。）因此就職後，對於前此宣言所主張的召集各省代表會議，無形取消了；不久廣東的陳炯明被滇桂軍所逐，沈鴻英入粵，孫傳芳也進入閩境，於是曹、吳二人一致想借孫、沈二人的武力收服東南，再三迫令張閣正式任命二人為閩粵督理；及孫中山返粵，他們恐怕中山又要在廣東作總統，逼迫張氏尤力；張氏以此項任命，無異與東南宣戰，未免太與和平統一的宣言相反，於是提出閣員全體的總辭職，此時張閣仿佛已經要倒了，但這雖是那些作買賣的議員所希望的，張氏自身尚有不願，辭職書提出（三月七日）不到幾天，依然赧顏地繼續任職，把曹、吳二人所要挾的命令發表（三月二十日）。但倒閣的風浪，已四方八面掀起來了。津保方面的倒閣計劃，是在二月後旬已經進行的了。他們的方法是把張去了之後，使黎元洪組閣不成，中樞無主，令軍警發生混亂，迫黎去位，但這種秘密計劃，多數的「豬仔」議員初尚不知道；他們只要作政治買賣，故他們的倒閣心理，初尚見不到此處；吳景濂曾要求張氏以幣制局長的位置，報效摘發「羅文干案」的徐世一，以鹽務署長報效王觀銘，張氏未允，因此與張反目，鼓勵倒閣；津保派很歡喜，暗中助張其勢。張氏也勾結一部「豬仔」，結為擁閣的團體。倒閣、擁閣兩方相持約一個月之久，未見分曉。到五月後旬，因為制憲經費的問題，倒閣計劃，由張閣的內部實現了。
黎元洪復職時，對於自己的地位問題，本通電聽候國會解決。國會開會後，對於黎氏的任期問題，意見極不一致；熱心制憲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拉長，候憲法公布後，再選總統；附曹的一派，想把黎氏的任期縮短，以便早作大選的買賣；（張耀曾曾有一種解釋，謂馮國璋的補任期間在法理上無效，黎氏任期尚有一年三個多月；反對派則謂黎氏任期只能補足洪憲改元及袁氏死亡期間，只有一百六十餘日。究之各種解釋的法理論，都是一些方便的投機論。）因為各有各的打算，竟把它擱起來了。到四五月之交，有一班伴著黎元洪吃飯的人，想把黎氏的任期更延長一點，聲言黎氏的任期須由袁世凱修改約法、舊約法失效之日算起，要到民國十四年九月始滿。於是附曹派的人，忍不住了，五月初旬，由范樵、吳蓮炬等提出解釋任期案，說：「黎氏的補任期只有一百六十餘日，現已超過任期許久，應該自動辭職，由國務院攝任，另選總統。」接著提案的達二十餘起。黎氏自知不能久干，也咨催兩院預備改選。熱心制憲派的人，恐怕憲法又制不成功，由國會中所謂省憲同志會聯合兩院同志，發表宣言，主張制憲、選總同時並進，定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完成憲法，九月三十日以前選舉總統，與公布憲法同日行之。但那些「豬仔」都只熱心作買賣，憲法會議屢次開會，不能得到法定人數，憲法完成的希望已經很少；於是熱心制憲的人，於五月中提議修改憲法會議規則，一面將法定人數減少，一面規定一種出席費，每次二十元，缺席者則扣歲費二十元，想用金錢買「豬仔」的方法去買憲法。但是這種出席費的總額卻不小，財政如是困難，將從何處去搜刮呢？議定後，兩院議長率同議員數人去見黎元洪，請設法籌措此項經費，黎氏慨然允諾，立召國務總理張紹曾及閣員吳毓麟、財政次長楊壽柟（財長時不在京）、稅務督辦孫寶琦等入府，商議籌款方法，當面決定由海關建築費項下撥借一百二十萬元，分四月提撥，每月撥制憲經費十七萬元（駐外使館經費十三萬元）；議定後即由黎諭知稅務處轉總稅務司照辦。曹錕及津保派的徒黨得此消息，認定這是黎元洪看好議員、謀繼續當選總統的陰謀，乃令吳毓麟發難，掀起所謂府院的衝突，藉口黎總統未將制憲經費案交國務院主辦，有背責任內閣制的精神，迫閣員全體於六月六日辭職，於是張內閣倒了。（張紹曾本不願辭職，津保派誑以驅黎後，仍請曾復職，曾始允辭。發動之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是日，國務會議例案畢後，吳毓麟盛氣言曰：「府方自定國會制憲經費，不經國務會議議決，實有違背責任內閣制精神，予等應如何設法打銷。」高凌蔚繼言：「此中定有黑幕，予等應向黃陂質問究竟。」程克附和其說。張紹曾云：「事前我與文泉曾預其事，但一切均由府方規劃。」時李根源請假回蘇州，未在席間。是日為星期六，例往公府會餐，各閣員就席後，即與黎元洪論難此事，黎以事前曾邀國務總理及財政次長、交通總長等當面商定，不為侵權，吳、高等則謂應交內閣辦理，不歡而散。到六月六日開特別國務會議，吳毓麟、高凌蔚、程克主張全體辭職。張紹曾尚未表示，高復言：「如總理不願辭，我輩當單獨提出辭呈。」張始答謂：「我輩應取同一步驟，要辭大家辭。」彭允彝、李根源默未發言，高即出先行擬好之辭呈電稿二紙，依次簽名。發出後，張紹曾等即日赴津。）張閣倒後，接著便由王懷慶、馮玉祥等在北京演「逼宮」的一幕；王承斌在天津新站接演劫車索印的一幕。
六月六日，張紹曾等辭職赴津後，黎即一面派人赴津挽留勸解，一面通電宣示借撥制憲經費經過實情。七日，陸軍檢閱使馮玉祥、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步軍統領聶憲藩、警察總監薛之珩等所部軍警官佐，集合五百餘人到總統府，藉口內閣無人負責，軍餉無著，要求直見總統，索問軍餉的著落；黎親出見，答以陰曆端午節前二日當可籌發（時距端午節尚有十二天），軍警官佐等退出。八日，天安門外的流氓乞丐公民團又出現了；他們也學得學生團體的辦法，手執驅黎的各種旗幟，集合開會後，遊行至黎元洪的私宅，包圍喧鬧，黎氏派人召聶憲藩、薛之珩等設法彈壓，皆置之不理，夜深始各散去。九日，北京的警察藉口索餉無著，不能枵腹從公，全體罷崗了。自此驅黎的公民團和索餉的軍警連日合演雙簧劇，向黎氏私宅滋擾，至於將黎宅的電話和自來水管都阻斷了。鬧到十二日，王懷慶、馮玉祥見黎尚不出走，便向黎呈請辭職，表示不負維持秩序之責任；黎將二人的辭呈退回，二人拒不收受。黎於張氏辭職後，因張無復任希望，曾商請顧維鈞、顏惠慶等組閣，顧、顏二人皆知道曹錕的陰謀所在，不敢犯其威稜，辭不肯任。黎又致電曹錕、吳佩孚，向之哀吁，曹當然是不理的。吳是前此表示「擁護總統，服從曹使」的，現在也置之不理了。此時只有一個農商總長李根源憤恨直系惡毒太甚，想扶助黎氏硬抗。十三日，黎氏決計赴津，於出京前擬就幾道命令：（一）准張紹曾免職；（二）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三）准張閣諸閣員（除李根源以外）全體免職；（四）任命金永炎為陸軍總長；（五）裁撤所有巡閱使、副使、陸軍檢閱使、督軍、督理（還有其他兩命令），皆由李根源副署蓋印後交印鑄局發布。這是預備和直系搗亂的。但此時印鑄局也為首黨所把持，這些命令都未發出，而黎氏已於十三日午後二時出京。於是「逼宮」的一幕完結。黎出京前，將所有總統的大小印信，交其眷屬帶往東交民巷的法國醫院收藏；高凌蔚等查印信所在不得，立即發電話至天津，命直隸省長王承斌設法截留，王即率同警務處長楊以德並軍警多人，乘車到楊村等候黎氏車到，便登車向黎氏查問總統印信的下落；黎初不以實告，王百端威嚇，不許黎氏出車站一步，相持至十四日午前四時，黎告以實情；俟北京方面將印信索出，王又出電稿三通，迫黎簽名（電稿一致參眾兩院，一致國務院，一致全國各界，謂因故出京，向國會辭職，由國務院攝行總統職），聲言若不簽名，將永不放行；黎簽名後始得出站。這便是「劫車索印」的一幕。
我們看到曹派這種舉動，很有一點不可解的：他們既已如此的不要面孔，盡可直切了當地把曹錕抬到總統的椅子上坐了就是，何必還要經過許多曲折的手續，用許多的金錢，買許多的「豬仔」，投什麼選舉票呢？但是他們到底不憚煩瑣。十四日，高凌蔚幾個人，排去張紹曾，自己宣告復職，攝行大總統職務；十六日，又促令吳景濂聯絡兩院的「豬仔」，議決十三日以後黎元洪在津所發命令無效（黎到津後還與李根源故意發命令、發通電，和直系搗亂）；王懷慶、馮玉祥也自己宣告復職了；曹錕也在保定電令王、馮保持秩序，並且說「國會為國家法律根本所在，務望極力尊崇保護」。兩院議員有一部分廉恥還未喪盡的，紛紛離京赴津，或即南下，想在南方另謀救濟的方法，此時全國的輿論一致地痛罵曹錕及其走狗；反直派的政客，也奔走聯絡各方，與曹派決鬥；但因彼此同床各夢，終歸無效。曹派因為議員走了一部分，恐怕選舉總統得不到法定人數；又因為走了的議員，大都是比較熱心制憲的人，便用回京制憲的話來挽留他們。骨頭比較硬一點的議員，終於不為所動。那些假裝的硬漢，由天津跑到上海，再由上海跑到天津，再由天津跑回北京；他們把自己的骨頭和五千元的銀行支票用天秤較量較量，覺得那五千元的支票還要重一點；他們跑來跑去的時候，就是較量他們自己的骨頭和支票的輕重的時候。到十月五日，五百幾十個「豬仔」，把他們的骨頭和五千元的支票正式交換了；曹錕篡奪的計劃，完全成功了。
在「羅案」發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覺得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比較還像一個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羅案」發生以後，吳氏為保持直系整個勢力的原故，一意將順津保派，忍心地望著一班狐狸豺虎的橫行；忘卻曹氏的勢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潛勢力全在一部分輿論的同情；甘願曹氏將此一部分輿論的同情毀去，想專用武力來搗亂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敗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戰爭，在他將順津保派肆行無忌的時候，已經決定了；因為一般國人，已認定他也不過是曹錕個人的走狗，從前對他所表的同情都是由於希望和平統一太過的大錯誤；所以曹錕篡奪的計劃成功時，便是吳佩孚的勢力毀滅時。
選的前後幾天，那五百幾十個賣身的議員，覺得彰明昭著的賣身，萬目所視，也有點難過，想得一件物品來遮一遮羞，於是把爭持十餘年以來制不成功的憲法，在兩三天工夫以內通過二讀、三讀；十月十日，曹錕就任總統，吳景濂等也在那一天舉行公布憲法的儀式了；並且就那部憲法的內容而論，公然成了一部聯邦分權的憲法。但這種「遮羞的憲法」，國民哪個理它呢！國會既實行最後的自殺，從此法統也斷絕了，護法的旗幟，也沒有人再要了，便是聯治的運動也到了日落西山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