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百年史 · 第三章 太平天國之興起
禍亂之醞釀 禍亂之原動力醞釀已久，一為人口激增，耕地有限，關外曠地尚禁人民開墾，其往海外經商者，亦為法令所禁。洪亮吉嘗謂人口增加，遊手好閒者數十倍於前，遇有荒災固不肯束手待斃，乃勾結會黨，乘機舉兵。秘密會社於中國社會上之勢力不可輕侮，歷史上之大亂，莫不與之有關，乾嘉之世，已數起而為亂。亂平，而潛伏之勢力並未消滅，西南以三合會之徒眾為多，長江一帶則以哥老會為盛，北方則教匪之勢力較強。鴉片戰爭期內，各省匪徒有蠢蠢然欲動之勢，疆吏朝臣嘗以之為言。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宣宗病死，子奕 嗣位，明年改元咸豐。其初嗣位也，詔求直言，朝臣上疏言事，均言吏治腐敗，有司貪墨，政治之積弊深痼，固促成禍亂之一原因也，乃予洪秀全起兵之時機。
上帝會 洪秀全生於廣東花縣，住於鄉村，家境窮困，讀書應試，屢不得售，嘗於廣州得教士編述之書，會病，見有異象，以為得見天父與耶穌。耶穌為天父長子，己為次子，與其徒馮雲山入廣西潯州傳教，創設上帝會。言者謂其創於朱九濤，實不足信。其教義至為簡單，信如李秀成曰：「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敬上帝者不拜別神，拜別神者有罪。」後洪秀全返家，馮雲山傳教，信者漸多，毀壞神像，引起紳士之反對，其領袖乃秘密活動。其時湖南匪徒逃至廣西，廣西多山，地瘠民窮，匪徒滋擾之結果，一則農民不能安耕，一則創辦團練。團練各自成派，常相械鬥，道光三十年六月（七月），洪秀全利用之舉兵。其發難也，與其黨楊秀清等合謀，上帝會徒多不之知，迫而從之，起兵後匪黨客民應之，有眾數千。
太平軍攻擾六省 洪秀全舉兵，官軍方剿他股匪徒，乃至坐大。其滋擾之地，初在潯州府屬各縣，如桂平武宣等。巡撫鄭祖琛老庸，力無能為，遣兵攻之，不勝。朝廷調兵會剿，亦無功績，大員且多死亡，統兵諸將又不和協。明年，洪軍攻下永安（今蒙山縣），建國號曰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封起兵同志五人為王。其最重要者當為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二人出身窮困，一稱天父下凡附於其身，善謀能斷；一謂耶穌下凡附於其身，忠勇善戰。官軍圍城，久不能下。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洪軍突圍而出，進攻省城桂林不下，率眾進犯湖南，所至城破，獨長沙未陷。其入湘也，眾至十數萬，惟馮雲山蕭朝貴戰死耳；乃犯湖北，明年，沿江而下，如入無人之境，二月（三月），攻下南京，遂奠都焉，號曰天京。其戰勝之主因，一則官軍不堪戰鬥，一則太平軍死中求生。其人或貪慕富貴，或為會黨，尚有家人在軍，唯有力戰而已，據其宣傳，勝負定於天父，死則且為升天也。就兩軍紀律而言，太平軍勝於清軍，愚民迎之；清兵每至一地，商民往住罷市。
洪秀全
兩軍之戰守 清帝文宗（咸豐）嗣位數月，即有大亂。叛亂之起，雖非一人一事之故，要當振作，帝好女色，旗人家無見糧，尚不恤其艱苦，親選秀女，其親臣多為宗室，亦無才能，其詔命督師之大員，多為文官。朝廷求功太急，唯責其進剿，固無軍事計劃，亦不知當事者之困難也。統將進剿或赴援無功者，即奉旨辦罪。其較能戰者，一為向榮，所部為綠營，一為江忠源，所部為勇。顧其人數太少，未有大功。向榮初為主將所厄，後則尾追太平軍，收復其放棄之諸城，及洪秀全定都南京，向榮所部亦至，駐紮孝陵衛一帶，是為江南大營。方太平軍進陷武漢，文宗詔琦善統率旗兵，中有黑龍江騎兵，扼守河南，阻其北上。及太平軍東下，乃馳赴江蘇，後稱江北大營，其戰鬥力尚在江南大營之下。
北伐之失敗 洪秀全既據南京，不肯悉眾北上，遣將李開芳東陷鎮江，渡江進據揚州，會琦善兵至，不得沿運河而北，乃繞道行，出安徽，擾河南，入山西，突攻直隸防軍，迭陷要城，直逼天津，不勝，南陷靜海，築壘固守。李開芳之北伐也，未據城邑，或設官治理，同於流寇。北方人民強於南方，惡其劫糧脅眾，不為之助。南北氣候迥異，粵人不慣居於地凍水冰之北方，又無過冬之服裝，乃大處於不利地位。清將僧格林沁督兵圍攻，咸豐四年（一八五四）春，李開芳突圍而出，逃入山東，清軍頗有斬獲，天王遣兵赴援，為清將勝保所敗，明年北伐軍全沒。其在江蘇，太平軍據有鎮江揚州。鎮江以東全為清廷統治疆域，上海小刀會作亂，遣使乞援，天王弗應。及李開芳北伐，江北大營力攻揚州，守兵退守瓜州，會小刀會平定，清兵自上海來攻鎮江。江南大營駐於南京城外，未有若何重要戰績。天國諸王初殆淡然視之。
太平軍之西上 天王既遣軍北伐，又命兵西上，再陷沿江要城，直攻江西。值江忠源奉命東下，乃助守南昌，飛召湘勇赴援，羅澤南率勇前往。羅氏原為書生，興辦團練，剿匪有功，至是，出省應援，初戰不勝，改剿股匪，平之。南昌則以江忠源之力，得未攻下。九江則為太平軍所陷，乘勢而上，江氏赴援亦不能勝。太平軍直入湖北，分兵四出，不勝，退回安徽。其在皖北者，勢頗張旺，江氏往援，困於廬州，城陷而死。鄂督來戰，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一月，兵敗而死，太平軍乘勝再陷漢口，分軍而出，一往湖南，曾國藩乃率兵討賊。曾氏久官於京師，學問文章，頗稱於時，會以母喪告假在籍，朝廷令其督辦團練，又以友人之勸說，始往長沙練勇，餉糈出自捐輸，大為紳士所惡。兵又與勇械鬥，迫而移居衡州，一面分兵剿平股匪，訪拿惡棍，不顧殘酷之名，而以嚴刑殺之，一面創辦水師，至是統率一萬七千人，自衡州出發，公布討賊檄文。內容則列舉太平軍之罪狀，如搶劫擄人，破壞名教，諭民捐輸，久陷賊中者自拔來降。檄文雖有誇張曲解之辭，所言之罪狀，要多事實。
湘軍出征 曾國藩統兵出戰，兩次敗退，投水自殺，為從者所救，回歸長沙。論者謂勇無用，徒廢民財，主張解散，會湘潭大捷之報至，太平軍迫而退守岳州。湘軍重行整頓，羅澤南奉命回湘，胡林翼亦督軍助戰。胡氏官於貴州，奉命募勇，所部黔勇時在湖南，故與曾國藩合作。六月，大軍二萬人水陸前進，擊敗拒抗之敵軍，不戰而下岳州，攻陷城陵磯，進至湖北，收復武漢，焚毀敵船千隻，兵勢大振，沿江東下，半壁山之戰尤為激烈，太平軍敗逃。湘軍進至江西，圍攻九江。翼王石達開統兵西上，沿長江北岸而進，戰敗防兵，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再陷武漢三鎮。湘軍方屯於九江城下，撤師不得，乃遣胡林翼羅澤南先後往援，明年，羅氏進攻武昌，重傷而死，胡林翼仍督師圍攻。及冬，守軍棄城而逃，胡林翼時任巡撫，自此而後，湖北始漸鞏固。江西則以石達開之回援，城邑多破，曾國藩困於南昌，頗瀕於危。
兩軍之形勢 就上所敘之形勢而言，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北伐軍業已消滅。上流兩軍戰守互相勝負，太平軍失地較多，要處於不利地位。江蘇省內，清軍先已收復揚州，方力圍攻鎮江。江南大營尚在城外，其主將不理內應者之建議，坐失時機，不足有為，然可阻礙交通，妨害糧運，且有利用事機襲入城中之危險，固所謂心腹之患也。於此情狀之下，天京之糧日少，形勢趨於嚴重，東王楊秀清遣將李秀成率兵往援鎮江，大敗圍兵，乘勝渡江，戰敗江北大營，再陷揚州，顧未分兵防守，棄之而去，回師攻擊高資（鎮江西）守兵，殺巡撫吉爾杭阿，乃攻江南大營。大營分兵往援鄰縣，兵力單薄，城內又出兵夾攻，勢遂不支，兵卒潰散。主將向榮退至丹陽，李秀成追之，於是太平軍之勢一振。
內訌 方李秀成之追敗兵也，天國諸王競相殘殺。初西王、南王戰死，余有三王，東王楊秀清，機巧善斷，掌握軍政大權，嘗托天父下凡，欲杖天王，又稱天父命其佐治天國，有取而代之之意。天王則深居宮中，頗有失德，臣下呼為萬歲，東王則稱九千歲，與之相去一階耳。其共同舉兵之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莫不憚之。據《天父下凡詔書》，北王在東王府議商政事，尚不敢多言，相見且須請安。據《李秀成供》，北王翼王惡其專政，謀欲殺之，原意只殺東王，乃東王死後，北王大殺其異己者。翼王幾不免難，縋城出逃，率兵來討，天王殺韋昌輝始已。翼王入朝，天王忌之，遂統兵外出，行止無定，同於流寇。天王於此變後，不信臣下，重用其親，其親毫無才能，朝政日壞，識者知其將不能久，有解散之意，而官軍不肯赦免老賊。粵人唯有死斗，戰爭延長而已。
軍紀之比較 自洪秀全起兵，迄於諸王內訌，時約六年，戰爭或滋擾區域凡十數省，兩軍攻守城邑者，先焚城外民房，以免敵兵利用掩避，武昌、南昌等城均有其例，且強城中壯丁助守。大軍經過之地，搶掠拉夫自不能免，官軍紀律廢弛，擾民之甚，初遠過於太平軍。潮州勇丁入湘，無惡不作，湘人惡之之深，追念太平軍之不擾民，曾國藩作文糾正紳士之觀念，則其證也。又如湖北官軍所過之城鎮，商民輒相率罷市，太平軍至，貧民有迎之者。《賊情匯編》稱為悖逆，而不為之稍諱，蓋當太平軍初起之時，各縣倉有積穀，農民安耕，中等之家亦有餘糧，沿途掠糧尚不苛求，並常以其剩餘分給貧民，拉夫雖亦為之，然行一二日程，許其還鄉，財貨則多取之於官紳富戶。軍中遵行天律，嚴禁姦淫，故不為貧民所惡。及後戰事延長，人民無力進貢，搶劫至為慘酷。此乃形勢變遷，非搜劫罄盡，難以維持軍食也。
宗教思想 洪秀全起兵之初，頗借宗教迷信之力，鼓舞戰士，自稱天父次子，耶穌之弟，天父天兄常接其上天，萬事由其作主。楊秀清詐為天父下凡附於其身，指言人私有若神明，蕭朝貴則稱天兄下凡附身，激勵將士作戰。其刊行之《天父下凡詔書》及《三字經》等莫不牽強附會，以宗教為號召，求達政治目的。其立國也曰真天命太平天國，及奠都南京，稱為天京，法曰天法，律曰天律，歷曰天曆，軍曰天軍，民曰天民。朝廷之上，楊秀清稱天父下凡，數天王失德，並欲杖之，朝臣哀求，天父不許，天王伏而受杖，天父始許免杖。太平軍每至一地，常搭高台，講演道理。其所謂道理，一指天父遣子下凡滅妖，一則說明天律。天律仿自《舊約》摩西《十誡》。其敬拜上帝耶穌聖靈之禮節，盡為國內固有之習俗。簡略言之，天國領袖之宗教思想，蓋利用民間之迷信，牽合於耶穌教之教義。洪秀全雖嘗受教於美教士，然時甚短，殆無若何之重大影響於上帝會也。
官制 天國之政體為專制集權政府，天王名義上總攬一切大權，事實上深居宮中，少見群臣，軍權政權均握於東王楊秀清之手。其官職則為軍師，其下為副軍師，蕭朝貴、馮雲山初授此職，軍師原為小說上之名稱，秘密會常或用之。其下設官甚多，上下之分森嚴，官以王為最尊，其下為侯、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等，每一官名，設官繁多，職權往往不同。奏事則官稟報上司，按次傳轉達於軍師，由其轉奏天王，諭令亦次第傳轉，達於執行官員。其弊則官員太多，傳遞稽延，蓋當立國戰爭之際，多授官職，便於號召也。天王宮中及各王府均有女官，宮中朝中不相往來，言語不准互傳，傳者罪斬。臣下「談及後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也。」朝中忌諱甚多，隱語亦夥，其立國久暫，決定於軍事勝負。天國定有營制營律，初亦嚴峻，其兵多為會匪，後則強民入伍，人數先後不同，要多缺乏操練，戰鬥力殊低也。
田畝制度 太平天國之領袖，多出身窮困之家，深知多數農民生活之困苦，謀一救濟之辦法。其理想社會，則「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其辦法分田為九等，曰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之田，每年一畝，收谷一千二百斤，其下以百斤為差。凡十六歲以上者受上上田一畝，或下下田三畝，十五歲以下減半。此種計劃，蓋受古所謂井田影響，井田劃一整齊，而土地限于山陵河泊，非地廣人稀之區域，決無實現之理。及人口增加，非得廣大人稀之新地，終將崩潰，無法維持。孟子倡言井田之後，識者深惡兼併之家，往往主張均田，王莽改革失敗，北魏孝文亦行均田，北齊、隋、唐亦嘗踵行。顧以人口之增加，終復崩潰。天國制定田畝制度，而國內田畝人口之確數均不可知，時當戰爭之際，方榨取於民，固無法實行，亦無求其實現之誠意。
禁令 其他改革尚有消極禁令，茲略言其主要者於下。（一）禁娼——洪秀全起兵之初，嚴禁男女往來，及奠都南京，創設女行（即女館），安置無依賴之婦女。凡不嫁人又不入館者，罪或至死；其弊之極婦女於夫新死，即奔從他人，其原意則防娼妓也。民間夫婦成婚之後，不許離異，統治階級固得納妾。（二）禁菸酒賭博——三者均為社會上消遣物品。煙則吸之成癮，尤以鴉片為害為甚，酒則多飲有傷身體，賭則蕩產傾家，天王概嚴禁之。顧國內娛樂之種類甚少，非有代替之物品，禁令徒為具文耳。（三）毀偶像——上帝會不拜別神，凡太平軍所至之地，無不毀壞佛寺及美術上珍貴之建築物，有形之偶像雖毀，而人民之信心固未一旦遽變。
國內之紛擾 戰爭既久，城邑往往空虛，不能剿平小股土匪，土匪多為地方無賴，於太平軍未至之先，聚眾掠糧，稱為進貢，及其去後，假其旗幟，滋擾鄉村，所在皆是。蓋當用兵之際，政府之威信喪失，無賴無所畏懼，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精神，附亂者益多也。且禍亂之醞釀已久，會黨領袖及不滿意於政府之少數民族乃乘時舉兵。其在北方，捻匪之勢力頗盛。捻之原義今不可知，初為擄人勒贖之土匪，至是以安徽淮河一帶為中心，出擾山東、河南，與太平軍合作。新疆有外匪竄入，西北回人有不安之勢，雲南回人時已起兵，貴州苗人亦乘時為亂。廣西自太平軍北上，官軍追之，小股土匪因之大起，所在皆是，廣東、福建等省亦有叛亂。沿海諸省又有海盜，商船非私出錢，或由外船保護，多遭搶劫，長江內亦多盜船，國內幾無安樂之土。
人民之痛苦 人民於擾亂區域，難於耕種，或死於饑饉，或死於逃亡，或死於兵火，或死疾疫，尤以女子死者為慘。其人重視貞操，有恐失節先自經死者，要以中級社會為多。民間財產之損失，更無法計算。清廷以田賦之收入銳減，而兵餉之支出反多，陝西等省奉旨預借錢糧，官吏更藉端剝削貧民。人民不堪，有聚眾滋事者，統兵大員常以軍糧無著，強紳富捐輸，或創厘金擾商病民，後且遍於國內。其他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北京稅及貧民住房，則其例也。政府無銅鼓鑄制錢，民間收藏紋銀，貨幣不敷流通，清廷又以財政困難，發行不兌現之紙幣，鼓鑄鐵錢，強民使用，貨值因之提高，商業幾至停頓。河南、山東、江蘇又受咸豐五年（一八五五）黃河改道之影響，民益貧苦。黃河先奪淮水故道入海，泥沙淤積，河身漸高。斯年大水，自河南開封銅瓦廂決口，奪山東大清河道入海，官吏置之不問。淮水儲於洪澤湖，自運河入江，肥沃之地，淹沒於水中，今始著手疏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