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綱 · 第二章
中國的宗教背景
中華民族在宗教上向來沒有固執的成見，信仰有絕對的自由。不獨在固有的宗教上很少爭端，即對於外來的宗教，亦莫不宏量地容納。這一點，在我們將述說宗教背景之前，應先鄭重地提出。
有人說中國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雖號稱有儒釋道三教，釋教是外來的，姑且除外，儒道二教，都算不得宗教。梁任公說過：「儒教之教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也。」儒家所崇奉的孔子，本是個教育家，他的學說，只限於現實的人生，絕少討論到天道與神明，而且他的天道觀念，正是修正了古代遺傳下來的神權思想。至於所稱的道教，創始於漢代的張道陵，依託老子之名的。老子本是個哲學家，而不是宗教家，從他所遺下的五千言《道德經》中，知道他認宇宙的本體為道，道的性質是自然，並不是一個有意志的神明。張道陵借托老子之名用符籙來愚民，做黃冠逐食的法門。佛教雖是外來的宗教，但佛教中的學者，也有不承認其為宗教的。歐陽竟無曾有「佛法非宗教，亦非哲學」的理論。他以為宗教上所必具的四條件，（一）崇仰教主，（二）信從聖經，（三）謹守信條，（四）宗教儀式，佛教中是沒有的，所以佛教算不得宗教。上面這些理論，是不是正確？只要一看一般社會的生活，便可以了解。
我們無論走到哪一處城市，便可以見到許多孔廟、庵院、寺觀，即數十戶集居之小村落中，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廟宇，供著觀音、關帝、財神、閻王等等塑像，尤其在普通家庭之中，莫不有土地神、灶神、門神及祖先等神牌，按時按節的焚香燒楮，頂禮膜拜。這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豈不是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麼？我們不能根據少數學者的理想，就把這種事實根本抹去的。
不過這種多神宗教的形成，當然有他的種種因素，本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現在要略略地加以說明，便不能不從原始的自然崇拜說起。原始人民，對於種種不可解說的自然現象，起了驚奇而怕懼的心理，便視之為神明而崇拜它，那不只中國原始人民是如此，也可以說是世界一切宗教的起源。在中國的古書中，關於這類自然崇拜的紀錄，真是多不勝舉。我們從《禮記》的《祭義》中，得知古代有崇拜日月星辰的禮節，如所謂「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尚書·堯典》所稱「湮於六宗」。六宗是什麼？賈逵說：「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周禮·春官》亦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古稱為三光。從中國文字上看來，凡關於祭祀的字，都是從「示」的，「示」是會意字，是由「二」與「川」兩義合成的；「二」即古「上」字，「川」即「三垂」，表明日月星三光。可見三光崇拜，在中國是很早而且很普通的。此外如崇拜風雨，崇拜寒暑，崇拜山川，崇拜社禝等等，在《尚書》、《禮記》、《周禮》中都可考見。特別是社禝的祭祀，在古代看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謂「春祈豐年，秋祀報賽」，「右社禝，左宗廟」，尤其是周代要典。所以後來所謂「變置社禝」，成為國家滅亡的代名。我們只要一讀《禮記·祭法》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後代多神崇拜的情形：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總之，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古代自然崇拜的事實：原始的三光崇拜，遊牧時代的庶物崇拜，進而至於農業社會的山川社禝崇拜，再進而至於封建社會的天祖崇拜，這種崇拜的演變，都由於生活的關係，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自然宗教。後來雖然因著社會的進步，而有不少的變遷，但是直到現在，還有許多遺傳在一般人民生活中可以見到。從儒釋道三教中考察，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可以看見這種古代宗教的遺傳。現在把它分開來說一說：
儒教本不是宗教，誠如梁任公所說，但是後來卻的確變成為宗教了。不但如此，在無形中竟成為國教。孔子自身，果然有反對古代宗教的意味，把古代的天祖崇拜，從宗教的而變為倫理的了。從前以「天」為有意志的神明，「祖」為有知覺的精靈的觀念，到孔子身上卻大大地不同。孔子觀念中的天，已不是有意志的神明，而是一種流行不息的定理，所以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從「四時行，百物生」的變化上說明天道，是為哲學上的現象論。他又曾明白地說到禱告的態度，在子路請禱—「禱爾於上下神祇」—的時候，明明表示出禱告是不能愈病的，而有「丘之禱久矣」的拒絕。照《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之義，子路之請，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而孔子為什麼這樣嚴予拒絕呢？我們只要看他所說的「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如果天是個有意志的神明，難道就不可以用感情去挽回的麼？這可以證明孔子所承認的天，已經不是古代宗教上有意志的天了。再看他對於祖宗的觀念，也是從求福降祥的宗教意味，變成為報本返始的紀念了。他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個「如」字，明明表出所祭的對象是假設的而不是實有的。因為他根本不承認死人是有知覺的，他回答子貢死人有知無知之問，很明白地說：
吾欲言有知，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祀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死徐自知之，未為晚也。（《說苑》）
在這樣模稜的答話中，很可以看出他是不信死人有知覺的；死人既沒有知覺，何必祭祀祖宗呢？所以墨子曾經批評他是「無鬼而學祭禮」的虛偽，而孔子卻認為是維持倫理的一種方法，叫人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去從事祭祀。後來傳他學說的孟子、荀子，都是把原始宗教性的天，變作了人本化的天。這可證梁任公的話是對的。但是後來的儒教，確實成為宗教了。從漢朝尊孔以後，孔子的地位，變成宗教的教主；他所手訂的六藝，變為宗教的經典；他所提倡的孝道，也變為宗教的教義；儒釋道三教同源之說，便為一般人所承認。從此歷代行政元首的帝王，莫不用宗教的儀式，代表全體人民負起祀孔的責任。各處莊嚴的孔廟，普遍地建立起來，這樣，儒教的「教」字，絕不是僅僅教育的意味，而是有宗教的意味了。我們研究這中間的因果，不能不承認是受了陰陽家的影響。從董仲舒揉合陰陽五行的思想來說《春秋》，把孔子看得有點神秘；陰陽家原來保存不少古代的迷信，這種迷信就變成了東漢所盛行的讖緯之學。讖是一種預言，因此孔子也是未卜先知的神化人了。緯是一種迷信，竟承認是孔子所作。再加上三綱五常的提倡，儒教更為歷代帝王所利用的護符，而由國家的功令來提倡尊孔。後來宋代的朱熹，繼續完成這宗教化的禮教，統制著千餘年來人民的生活。質言之，儒教的成為宗教，實始於漢儒，完成於宋學者。
說到道教，也是創立於漢代，一方面附會著老子的學說，一方面摹仿佛教的組織，而有所謂五斗米道的產生。它表面是以老子為教祖，實際上是陰陽家方士派思想所凝成，迎合人民的低級信仰，以治病驅邪長生神仙之說相號召，硬把宗教家的冠冕，加在哲學家的老子頭上。讀過老子《道德經》的人，誰都可以了解老子是個唯物的機械論者。他所說的道，不是個有意志的神明—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是一個空無所有的抽象的自然。繼續發揮老子思想的莊子，他雖有「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的懷疑，究竟還是個「未始夫未始有始」的玄學者，而不是宗教家。所以認老莊為道教領袖，實是漢以後的事。從張道陵以後，有魏伯陽、葛洪的煉養服食，有陶弘景、寇謙之的經典科教，於是符籙、丹鼎、經讖等派的道教，次第產生而普遍起來。這與佛教的輸入，不無相互的因果關係，宋代朱熹所說「二氏固互相仿效」的話，是有理由的。雖然他比較地說到：
佛家偷得老子好處，道家只偷得佛教不好處：理致之見於經典者，釋氏為優，道家強欲效之，則只見其敷淺無味。祈禱之見於科教者，道家為優，釋氏強欲效之，則只見其荒誕不切矣。
這一番話，未必正確，但是道佛旨趣相同，互相仿效，自是一種事實。
在六朝老佛同重的結果，道教遂駕凌儒教之上。後來唐代以國姓之故而崇老，再以崇老之故而名道家書為經；宋代又集天下道書為《道藏》，道教更見發達，與儒釋並行而支配了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此道佛二教，支配著水平線以下的低級社會，儒教則在水平線以上的高級社會中活動，是無可否認的。
總之，無論在儒釋道三教之中，都隱藏著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質素。說到這點，不能不提起墨子。墨子的學說，實在是很近於宗教的，他的天鬼信仰，原是古代自然宗教的信仰，以天志為實行兼愛的根據，正與基督教以上帝為愛的根源一樣。在春秋戰國，獨有他是極端的保守古代宗教的，奇怪的很，本不是宗教的儒與道，倒成為宗教，很近宗教的墨子，反而無形地消滅了。但是照我的觀察，墨子的宗教精神，並沒有消滅，儒釋道三教中，都有他的影響在內，我們不能因為墨子學派的形式沒有人繼續下去，便把他保存古代自然宗教的精神也抹煞了。前面說過中國人民的宗教生活中，很有許多古代多神崇拜的遺傳，這種遺傳，與墨子學派實在有密切關係。戰國以後，那種天鬼多神的信仰，影響到一般平民的生活中，正與當時陰陽家思想的影響有同樣的潛在力，這在大多數人們是不甚了解的，這裡我們應該補充說明。
現在要說到佛教。佛教本是從印度輸入的，但是不久便成為中國的宗教，與原來的形式有很顯著的不同。輸入之初，因為種族的關係，不免有種種的爭端：先有道佛之爭，後有儒佛之爭。關於前者如《古今佛道論衡》中所記五嶽十八山觀道士褚善信等上表反對，與在白馬寺內道佛鬥法的事，這些固然不足憑信，但後來在佛教歷史中所說的「三武一宗」之厄，卻大半由於道士所發動的。後魏太武帝因聽信道士寇謙之與宰相崔浩的話，以及北周武帝聽信道士張賓之，唐武宗聽信道士趙歸真等，乃有坑殺僧尼、毀滅佛寺的慘劇。推究這種爭端的原因，由於道教的嫉妒，而不是兩教教義的衝突，與民間的宗教信仰未嘗發生任何影響；反之，一般人民因佛教頻受摧殘之故而擁護更力。究竟道佛二教的旨趣相同，仍舊異常融洽，所以像顧歡《夷夏論》中所謂「釋道二教，在形而上之道則同，在形而下之器則異，……道即佛，佛即道，在名則異，在實則合」等議論，卻可以代表道教中的一般見解。
關於後者，儒家中也不免有很多反對的理論，如六朝時代的范縝，發表他所著的《神滅論》，予佛教以致命的打擊，然究因帝王的提倡，仍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唐宋學者的攻擊佛教，如傅奕、韓愈、歐陽修以及宋代理學家等，除了張橫渠從研究《楞嚴經》的結果而從教義上立論外，其他都不過是形式上的攻擊。柳子厚所以說韓昌黎的闢佛，不過是罪其跡，「知石而不知韞玉」，這實是對一般闢佛者的確評。但是在擁護與信仰方面，有學者，有帝王，有大多數的人民，如漢末牟子的《理惑論》、六朝時代三教調和的主張，說「周孔即佛，佛即周孔」，都是有力的論證。尤其大多數帝王的提倡，與佛教徒宣揚的努力，不但使儒佛二教漸形融洽，更是使佛教日趨發達的重要因素。於是「三教同源」，便成為一般社會的信仰。
說到帝王對佛教的提倡，從漢明帝遣使求佛以後，孫權為康僧會建寺江南，石勒的敬禮佛圖澄，苻堅的迎取鳩摩羅什，以及南北朝的帝王，無一不信佛的，尤以梁武帝為最，親手受戒於惠約，迎達摩於廣州，三幸「同泰寺」，寺院多至幾千所，可謂佛教全盛時代。此後歷唐宋元明大多數帝王，都予佛教推行上以無窮力量，所謂上行下效，其影響於人民的信仰，自是很大。再從僧徒宣傳方面觀之，在譯著事業與求法精神二點，可以見得大概。
譯著工作，根據宋贊寧和尚在《高僧傳》所說「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鑒，金石難和……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是有差違……後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印印皆同，聲聲不別」之言，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從東漢至西晉，為第一時期，大概是西僧主政的，著名的譯者有安世高、支婁迦讖等人。從東晉至南北朝為第二時期，是西僧與華人合作的，著名的譯者有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人。唐朝至貞元為第三時期，是完全由華人自任的，著名的譯者有玄奘、義淨等人。佛教經典，經過這些名人的譯著，不獨介紹，抑多發揮，當時學者既厭倦於註疏詞章之空疏，又懾於名僧之學問德業，遂易歧視而為歡迎，變容納而為皈依。又加以一般高僧之歷盡艱辛，西行求法，佛教文化遂與中國文化相融合。不獨中國學術思想中含有不少佛教思想，如宋明理學然，即佛教本身，亦不再是印度之舊，而成為中國的佛教了。尤其從上行下效的原因，使佛教「轉迷啟悟離苦得樂」之本旨，影響大多數的平民，因為從兵燹戰爭中所遭受的痛苦生活，要尋求精神安慰與希望，更容易使「三世因果，善惡輪迴」等小乘說素，普遍於民間。於是大多數信佛之人，都本著自私的來生希望，去焚香拜佛，而藉以為生活的和尚緇流，迎合這種種心理，寺院廟宇，遍滿了全國，既本佛教固有的地獄天堂，又混合著中國古代遺傳的多神崇拜，佛教便占著中國宗教上的第一位。雖然也有不少悟道的和尚與智信的居士，而大多數信仰的民眾，不能不說是一種多神崇拜的迷信。這種迷信，支配著中國千餘年來的人民生活，一直到現在還是具有很大的勢力。
這樣說來，怎能說中國是沒有宗教的呢？換一方面看，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民，都有他混合式的宗教信仰：信天，信鬼，信萬物都有神明。從壞的一方面說，這種信仰程度是很低的，不合時代的，應加以改正。從好的一方面說，中國人民都是承認精神生活的重要。而且對精神修養方面，更有很豐富的經驗，古聖賢人對於這方面有過不少有價值的理論，這也是中國文化上最優越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