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財政之改進 · 第十章 中國支持教育的能力（續）
財政基礎
根據表58的估算，假定其所有的數據都準確，那麼，現行的教育方案和今後20年的「擴大改進教育方案」相加，每年要求投入教育大約385,000,000元，即占國民收入估算值的3.04% （見表68）。這個數字仍然比1930年美國將國民收入的4.15%（見表69）投入教育要低，但美國承受能力的確比中國要高。
然而，若參照表58的安排，將教育預算分步漸進的話，那麼新方案頭十年需要1,699,511,000元，即每年大約170,000,000元。如果加上現行公立教育每年費用155,000,000元（見表15），那麼，在頭十年內，兩者每年共需約325,000,000元，約占中國國民收入的2.6%。考慮到國民收入總值，這個數目或許在中國國民的支付能力之內。現在的問題在於，這筆負擔如何分攤到各階層民眾以及各級政府頭上。
事實已經證明,中國每年可為公立教育投入155,000,000元。新教育計劃將增加的170,000,000元，如何由各級政府分攤，民眾是否有能力支付呢?
表58提出了三級政府分攤的建議。頭十年，中央政府要支付728,883,000元，省級政府207,060,000元，縣級政府763,568,000元，或者取個整，即每年分別為7300萬元、2100萬元、7600萬元。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必需提供的增加數，起碼應為現行預算的四倍，算起來只占中央政府1934—1935年度預算777,000,000元的11.45%（包括現行費用，見表32）。這個百分比仍然小於即將於1935年3月通過的《五五憲草》內所規定的數字，即15%（見第六章）。省級政府必須增加的教育費用起碼應為現行教育費用的一半，加上目前的教育經費，共約占政府預算的25%（見表34第11欄）。這個百分比仍然低於《五五憲草》規定的30%。
測定不同行政單位支持教育的相對能力的專業方案尚未確定，筆者大膽建議，根據各政府單位的經濟和財政能力，暫時將其教育經費比率定為1∶2∶3三等。一等政府支付的教育經費至少應為三等政府的3倍，二等政府支付的至少應為三等政府的2倍。
按照這個暫定的比率計算，八個三等省在頭十年中，每年至少要為擴大方案支付437,500元。八個二等省每年至少要支付875,000元，八個一等省每年至少要支付1,312,000元。
在頭十年里，590個三等縣每年至少要增加21,500元的教育經費，590個二等縣每年至少要增加43,000元，590個一等縣每年至少要增加64,500元。
各級政府公庫是否有能力支付這些經費呢?這個問題要待對各級公庫的現狀進行詳細分析後才能解答了。
中央政府的財政能力
自1912年以來，每年都要進行大大小小的內戰，中央政府經常舉債應付財政赤字。筆者對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財政混亂歷史，包括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權的喪失、巨額賠款及稅務系統的日漸衰頹，做了全面的調查研究，製作了一個表格來說明自1912年以來歷年伴隨內戰而來的內債、外債的數量。注247限於篇幅和時間，這裡無法詳述，只能列舉一些有關事實說明財政形勢的嚴峻。
自從1916年以後，各省軍閥截留部分或全部中央政府的稅收的情況日益嚴重。所以從1916年到1922年，財政枯竭的中央政府出現195,716,000元的民政和軍事欠款，以及2,753,000元的中央教育欠款，就不足為奇了。教育的停滯不前也不足為奇了。還怎麼能指靠中央政府輔助地方政府辦教育和主動推進普及教育的事業呢?
表70 1915—1922年間北京政府治下的中央財政狀況表
（單位：元）
資料來源：朱彬元、唐澤焱：《近十年來中央財政概況》，《清華學報》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第967—997頁。
從1842到1895年，中國承擔的賠款總計267,700,000兩白銀加9，000，000盧布，即將近410,550,000元的沉重負擔。1900年庚子事變又進一步增加了450,000,000兩白銀賠款，合675,000,000元的債務。總計在40到48年間連本帶息要賠償982,238,150兩白銀，即1，473，357，225元。
1928年到1931年，每年實際支付債務如下：注248
截至1934年1月，仍未還清的賠款連本帶息為783，441，115.32元，還需15年才能還清。注249
中國的外債與內債
研究中國的財政狀況常碰到一個特點，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叫作「中國風格」注250，就是缺乏精確的財政統計。許多中國債務總額的估計，有時由財政部，有時由國內外專家提供。由於種種原因，這些估計差異很大，或因使用貨幣兌換比率不同，或因是否包括無擔保借款和雜項借款、非財政部名下的交通借款，或因某年未償還貸款已經算入總額而沒在單項列算，等等。筆者花了大量時間和心力進行核算，才得出了表71中的數字。
表71 中央政府未清償債務變化趨勢表
（包括擔保和無擔保內、外債務及賠款）
（單位：百萬銀元）
續表
資料來源：
1. Remer,Foreign Investiments in China,p.135.元與美元正常的兌換率為2∶1。千家駒:《中國的內債》，第2頁。
2. 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第1182頁。
3. 千家駒：《中國的內債》，第41頁；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第1202頁。
4. Remer，Foreign Investiment in China,p.135.美元的正常兌換率；千家駒：《中國的內債》，第41頁。
5. 賈士毅：《民國財政史》，第1164、1179頁；千家駒：《中國的內債》，第41頁。
6. 賈士毅：《民國財政史》，「預算」，第1179頁。
7. 《第一次中國年鑑》，1924年，第622頁。與英鎊的兌換率為8∶1。
9. J.G.Mayton，Budgets of Far Eastern Countries，p.28.Woodhead,China Year Book,1928,p.630.
10. 全國經濟代表會議任命的國家債務委員會。China Year Book,p.657；及會議紀要，第144頁。
11. 賈士毅：《國債與金融》，第1—6頁。
12. 據E.W.甘末爾（E.W.Kemmerer）教授的估算。China Year Book,1931,p.346.
13. China Year Book,1931,p.355.可與克拉克的估算相比較。克氏對（b）的估計用了10∶1和15∶1兩個英鎊兌換率算出兩個結果，分別為2，524，538，930元和3，786，808，395元。Grover Clark,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pp.44—45.
14. 根據王國忠先生按照金和銀的平均比率對過去30年外債的估算（可能不包括庚子賠款）。請見王國忠：《我國的外債》，《大公報》，1934年1月24日；和千家駒：《中國的內債》，第41頁。
15. 耿愛德（E.Kann）先生按英鎊兌換率為18∶1對中國外債的估算，轉引自China Year Book,1931—1932,p.447。千家駒對中國內債的估算，《中國的內債》，第41頁。
17. 《1933年中國內外債及賠款概述》，見《中國銀行評論月刊》第8卷第8期，1934年3月，第1—6頁；包括耿愛德在China Year Book中說到的交通貸款、雜項貸款及最近以義大利庚款擔保的44，000，000元貸款；並請見內部第18號文件，其中顯示詳細的演算過程。注251
顯然，自1912年年底以來至1934年，中國的未清償債務增加了將近一倍。財政部目前債務總額達2，523，890,000銀元，而1912年年底為1，359，140,000銀元。整個中央政府的欠款總額，包括交通貸款，已達3，348，780,000銀元，而1912年年底為1，750,000,000銀元。欠款總額大約為250,000,000銀元，約占中央財政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不過，由於多國同意退免（歸還或放棄）其所占庚款份額，所以庚子賠款所加負擔幾近尾聲。如果外債不包括庚子賠款的話，根據雷麥注252的估計，財政部負責的中國的債務現在亦降至1,470,000,000元，中央總債務減至2,565,290,000元，即中國450,000,000人人均5.7元。和其他國家人均欠債相比，這個數字非常小，但是，除法國外，中國還本付息的負擔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則高於我們研究的所有其他國家，見表72。
與中國日益增長的巨額債務相關聯的主要麻煩，來自於借來的錢大都用在非生產用途上。南京政府把85.6%的內債用於軍事。注253另一主要麻煩在於把沉重的債務負擔壓在國家支出預算上，留給政府建設性用途的錢極少。最近的財政危機顯示，每月的赤字高達12，000，000元，於是，中央政府為了維持現狀，不得不進一步貸款。根據千家駒注254的估計，如果不再貸款，到1953年才有望還清所有的內債。然而，現在的趨勢是借債越來越多，特別是借外債用以投入重建。顯然，在現行財政收入體制下，很難指望中央政府為教育撥出每年所需的123，500,000元經費。
表72 1932—1933年度各國債務負擔比較表
資料來源：A. Chicago Daily News Almanac and Year Book,1931,p.276.
B. 引自《中國銀行評論月刊》第8卷第3期，1934年3月,第1—6頁。
a. 《日本第三期財政經濟年刊》，1932年。
b. 《統一的財政計劃》，V.O.K.S,蘇聯對外文化關係協會出版，第2卷第7—9期，1931年。
c. 1934年——總債務包括賠款，以450,000,000人口計算的人均數。
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
各省省庫也面臨著和中央財政相似的危機，表73、74、75顯示了有關事實。表73表明，在1931—1932年度的九省財政報告中，有四個省出現財政赤字；有三個省的還本付息負擔分別占其財政支出的27.4%、29.7%和38%；有七個省的軍費開支占其總支出的21.4%—60.9%；有四個省總支出的大約一半用於軍費開支和還本付息。另據魏頌唐注255的文章，在1932—1933年度，江蘇和浙江（中國最富裕的兩個省）的財政赤字分別為8,635,000元和6,000,000元。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同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大幅下降。
表73 1931—1932財政年度九省報告所示財政狀況表
資料來源： 根據《統計月報》1933年3—4月第10期的表1改編，百分比經過重新計算。
浙江省1933—1934年度的財政預算比1932—1933年度減少了1,467,629元，還有財政赤字1,360,000元。各省的公債持續增長。表74表明，十三省和特別市1932年的公債發行量增長到1927年的13倍。到1932年累計發行總量為169,000,000元（根據另兩項調查是140,000,000元），未清償債務不少於870,000,000元。根據中國銀行提供的數字，十二省和特別市公債的總發行量達1,008,000,000元，其中45.8%直接用於軍費開支，50%用於財務調整，僅有4.2%用於生產的企業（見表75）。
表74 八省五特別市歷年債務一覽表（包括一些專項貸款）
資料來源：（a）《專項和地方公債》，《中國經濟雜誌》第8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495—514頁。
（b）浙江實業銀行：《各省市及特種內債一覽》，《申報年鑑》，1933年，第M60—63頁（不包括1928年以前發行的公債）。
表75 1932年十二省和特別市公債分類表（按發行用途）
（單位：千元）
資料來源：《中國銀行月刊》，1933年6月3日；或《申報月刊》第2卷第10期，1933年10月5日，第21—24頁。
這種狀況曾讓一些政客當作似是而非的藉口，鼓吹減少教育支出。教育工作者對此卻持不同見解，他們提出一條不言自明的道理：教育的支出，特別是生產教育的支出，本質上就是國家收入的一部分，有利於增進創收。而且，即使在現行稅收體制下，每個大省每年也可負擔3，000，000元的教育支出（例如，1932—1933年度每個大省政府實際平均支出就已經達到2,601,086元了）。注256
關於縣級政府財政狀況，筆者只收集到湖北省各縣的詳細數據注257，其他數據暫缺，但可以較有把握地說，所有縣級政府多少都面臨著類似的財政狀況。
政府就重建中國稅制採取了什麼措施?
現在的問題變成準備稅務清單和公共財政機制了。教育工作者不能取代稅務專家，但在稅務專家的合作下，他們的確至少應該了解一個合理稅制（tax system）的基本要點，以便更為睿智地處理學校籌資的問題。
判斷國家稅制的一般標準
塞利格曼（Seligman）、盧茨（Lutz）等財政學權威人士提出了評判稅制的標準，其中有如下幾條：注258
（1）充足性——稅制應該產生足夠的收入，以適應國家各種合理的需求；
（2）節約性——稅收所包括的徵收間接費成本所占的百分比要低；
（3）方便性——繳納的分期、地點、日期都要方便大眾；
（4）確定性——國家稅收應該穩定和可靠；
（5）適應性——稅制在必要時應能容許做即時修改；
（6）多源性——稅收要開發不止一個源頭；
（7）一致性——稅制應統一併與當時的政治理念相一致；
（8）保護性——稅制應該阻止浪費國家承襲財產；
（9）公平性——一個健全的稅制應該是公平的，就是說納稅負擔應該公平地分配給全國人民。
1933年，美國國家稅務協會的一個委員會擬定了一個規範徵稅制度的新計劃。其中提到了三條基本原則：
（1）每一個有納稅能力的人，都應向住地所在的政府繳納某種直接個人稅，因為他在那裡居住，並從那裡得到政府提供的個人利益。
（2）無論何人擁有的有形資產，都應向其所在的轄區納稅，因為它在那裡受到了保護和政府提供的其他利益和服務。
（3）在任何地方進行的營利性交易，都應為其所得營利納稅。注259
壽景偉先生以西方財政科學權威學說的角度，對中國的公共財政的哲學和歷史背景做了透徹的研究。在此基礎上，1926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重建中國稅制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其要點如下：注260
1. 主張財政民有：
（a）財政自治。關稅應當自主；
（b）由民管，反對軍管；
（c）財政依靠稅收而不靠貸款；
（d）直接稅重於間接稅。
（1）主張公正的道德原則；
（2）保護的經濟原則；
（3）累進稅的社會學原則；
（4）尊重地方傳統和因地制宜的地區原則；
（5）力避雙重或多重收稅的政治原則；
（6）誠實、節約、高效的行政原則；
（7）實用專業的技術原則；
（8）心理學原則：主張日漸加強管理功能和社會效益最大化，反對把最少的稅收當作最好的稅收。主張把稅收當作一種合作的生活方式，反對把交稅看作「進貢」的老觀念。主張直接稅的正確觀念，反對把間接稅當作減輕負擔手段的老觀念。
2. 主張財政民治：
（a）納稅要有代表注261；
（b）賬目公開；
（c）預算編制高效。
3. 主張財政民享——促進普遍福利
（a）財政是為了和平而不是為戰爭；
（b）管理追求明智的節約而不是吝嗇；
（c）政府勤政運作的原則是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稅收最大化；
（d）支出是為了建設性的社會發展。
與上述的各項原則和標準相比，無須再舉事實，單第七章提到的事實就足以證明，中國稅制和整個財政體制都是十分陳舊和不公平的了。誠然，一台新水泵無法治好一口枯井，但一台新鑽機卻能穿透特權和既得利益的硬殼，打開一口自流井，伸向下面蘊藏的富源。雖然眾所周知中國資源有限，然而，這些資源足以保證國家這艘航船，駛離貧困的小島，抵達富裕的港灣。
現在要研究把握中國的稅收問題，太技術、太複雜了。它需要收集連篇累牘的事實論據，動員大批這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合作研究，才能提出切合實際、適於操作的建議。本研究僅說明，中國政府已經採取和計劃採取哪些措施來充實拮据的國庫、發展國家經濟；不過，這也只限於那些直接影響教育支持的事情。
由於國民政府的努力，中國在財政體制的改革方面取得了真實的進展。大批中國財政專家為這項事業播下了種子並正為之堅持不懈地奮鬥。
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及其影響
1928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通過了如下一些措施：注262
A. 財政措施：
（1）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稅源和支出項目。
中央稅源包括：鹽稅、沿海關稅、內地關稅、菸酒稅、捲菸稅、煤油稅、厘金即水陸交通關卡稅（在其廢除前）、包裹郵寄稅、印花稅、房屋交易稅、企業和商標註冊稅、海上漁業稅、所得稅和遺產稅等。
地方稅源包括：土地稅或農田稅、房契稅、佣金稅、典當稅、屠宰稅、內地漁業稅、營業稅、城鎮土地稅、國家收入附加稅、船稅、房產稅，等等。
（2）統一國家財務行政。實行收入、支出、存儲和審計四權分立。
（3）徹底整頓稅制，廢除苛捐雜稅。
（a）關稅自主；
（b）改進一時不能廢除的遞減鹽稅；
（c）對農田實行估價清查，採用地價稅；
（d）增加幾項新稅：
所得稅，採用累進稅率。
遺產稅，最初採用低稅率。
奢侈品特殊消費稅，廢除不得人心的厘金。
（4）盤整國債以維持中國的信用。
（5）削減和調整占國家預算40%的軍費開支。
（6）堅持執行預算制度，監督所有地方政府的預算。
B. 經濟措施：
（1）制定改革中國貨幣的明確政策；紙幣發行權集中於國家銀行，並採用金本位制。
（2）發展銀行事業；建立強大的中央銀行、匯兌銀行、農業和工業銀行，鼓勵儲蓄事業。
（3）擴展海、陸、空交通運輸。
（4）招募士兵參加生產建設。
（5）保護民族工商業。
（6）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發展生產。
這次財政會議是由前財政部長宋子文召集的，上述這些措施已經是他在訓政時期實施的具體財政政策。注263六年過去了。雖然陰雲仍未過去，但下面的這些改革昭示，可能看到一些銀色的曙光了：
1. 國家和地方稅源已經劃分了界線。注264
2. 國民政府於1931年最終恢復了關稅自主。注265
3. 軍人對財政的控制已減弱。
4. 在1931—1932財政年度報告中實際已停借款（儘管只有這一年）。注266國家內債已盤整，並於1932年2月轉為低利率長期貸款。注267如果不再發行內債，那麼所有內債將在1953年還清。注268中央政府的信譽已在上升。
5. 不得人心的厘金已於1931年1月正式廢除，儘管廢除得並不徹底。注269
6. 三種主要中央稅源，即海關稅、鹽稅和統一貨物稅的收入一直在顯著增加。注270
7. 中央財政管理的統一和集中，已取得了顯著進步。注271
8. 1931年4月成立主計處。為1931—1932財政年度編制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國預算，同時頒布一項地方預算管理法。注272
9. 財政部一直在努力維持和擴大其各部門間現有民政服務機制的基礎。注273
10. 軍費開支的數額和占國家總預算的百分比都已減少。注274
11. 1928年成立了中國中央銀行，現已取得穩步進展。注275
12. 取消以銀兩作為貨幣單位，以元代之。
13. 在生產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注276
有些改革已經嘗試而尚未見成效者，上表則未提及。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
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於1934年5月21至27日由新任財政部長孔祥熙主持召開，會議持續了一周時間。注277會議中心議題如下：
1. 降低田賦以減輕農民負擔；
2. 廢除苛捐雜稅；
3. 改進稅制；
4. 確立地方預算；
5. 生產性建設；
6.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
會議宣布，近期內政府財政的基本原則即政策是「開源節流」、「量入為出」。
會上雖然沒有提及教育經費的問題，但通過的一些重要決議從不同層次影響了教育支持。例如：
1. 在1934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將廢除苛捐雜稅。這些捐稅包括以下幾類：注278
（a）傷害公眾和社會福利及利益的捐稅；
（b）有損於中央政府稅收來源的捐稅；
（c）源於多重徵收的捐稅；
（d）損害交通運輸的捐稅；
（e）歧視來自他地貨物的捐稅；
（f）商品由一地運至另一地的過境稅。
為了彌補因廢除這些捐稅而給地方政府帶來的財政虧損，中央政府應把印花稅每年預期增加的6，000萬元收益的30%分給縣級政府，10%給省級政府，20%給邊疆各省。菸酒執照稅（根據1933—1934年度的預算，菸酒稅年收益為23,545,055元）應交由省級政府徵收。省級政府的司法開支應由中央國庫支出。
2. 遺產稅應逐步施行。
3. 在對土地進行登記、調查後，應即徵收地價稅，並廢除所有附加稅費。還應實行按地價1%徵收的單一統一稅率，同時分攤收益，將60%的收益分給省級政府，40%給縣地級政府。在地價稅尚未實施、對土地清冊調查未完成之際，田賦應有新章程。所有的附加稅都不能超過正稅，而且正稅和附加稅的合計徵收總額不能超過1%。後面說的附加稅只限於那些核准徵收期沒有超過，或其合理的徵收用途仍然存在的捐稅。「但願在土地估價清查完成之後，從田賦徵收中增加的收益，足以彌補因廢除附加稅而引起的虧損。」注279
4. 降低契約稅的稅率，出售稅率最高不超過所售財產價值的6%，抵押稅率最高不超過所押財產價值的3%。
5. 不允許各省徵收鹽稅附加稅，但現行的從其收益中核准的補助金照例撥付，現行的特殊安排照例繼續。
6. 省級和縣市級的稅收應按來源劃分，但除收益巨大者，不要把一個單一的稅源分成正稅和附加稅，要分也得按百分比率分。無論何時，只要需要，這兩級政府間要通過補貼和上繳（contribution）的方式合作。
7. 營業稅的再調整。改進徵收營業稅的方法。對外企營業應該徵稅。佣金稅應限制在不低於佣金3%的範圍內。
8. 應徹底根除腐敗。
9. 稅收機關應統一。
10. 縣級政府的保安費開支應由省級政府支出。
11. 降低縣級地方自治費，以減輕民眾的負擔。
12. 舉辦農村救濟。
13. 設立兩個重要的委員會，即地方稅收調整委員會和稅收監督委員會，以確保上述措施的有效執行。
1934年6月8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一項禁止稅金提增和廢除苛捐雜稅的訓令。注280
這次會議的影響還有待觀察。現在，一方面國家預算存在巨額赤字，另一方面，占國家稅收90%以上的間接稅稅率已經連續增長數年，再無增加空間。在此雙重壓力下，孔祥熙部長開始著手抓擬議中的所得稅和遺產稅。注2811933年12月他還提出了一份行動計劃。不過，迄今它仍舊只是一份計劃而已。注282
對教育支持的影響及教育的期望
對教育財政控制的影響
統一政府國庫的政策，財務行政包括捐稅徵收的集中，以及在政府財務部門領導下的所有地方預算的集中監督等，這些無疑把教育財政獨立的範圍，限制在幾乎一個分配政策里了。例如，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注283教育廳原依靠指定的鹽稅支撐，現在或將來都沒法控制其教育收益，而必須依賴國家稅收機關或財政部的撥款。湖北省曾提出用食鹽附加稅作為本省省立學校的一項獨立稅源，但財政部一直不願放行。這樣一來，來源獨立僅存空名。注284
在這些縣裡，如果毫無保留地執行統一收稅機構等決議，教育財政獨立也將名存實亡。
對現有教育經費來源的影響
現有的教育經費來源在第七章已經說明過。指定的菸酒附加稅將要廢除，省級政府和教育廳必須對收益劃分做新的調整。指定給江蘇省的糧貢附加稅和各種地稅也將被廢除，而且，還必須為新的地價稅做收益劃分的調整。凡有45%—75%注285的教育預算靠土地稅或田賦支付的縣，都將出現同類情況。
從第七章表54、55、56中可以看出，縣級教育經費中有一部分是依靠形形色色的雜稅的。山東和江蘇省的這類稅收（包括貨物稅）分別占縣級教育經費預算的8.7%和13.3%（見表51和表52）。因廢除這小部分特有的稅收造成的虧損，應由中央政府從其徵收的印花、菸酒執照稅中撥出一部分來彌補。這樣就變成了一個分配問題，除非做某些保留，否則來源的獨立就此喪失。因此，在收入體系（revenue system）重組期間，地方教育支持將會變得不穩定和緊張。
降低契約稅率將減少河南省的教育收入，這就必須追加來源。
在省、縣兩級政府間劃分稅源的方法，還會影響浙江省教育廳的一項獨立教育稅收來源，即錫箔銷售稅，因為有可能把它分給各縣。
誠然，從表57可看出，從解決不必要的複雜程序和徵收的高成本問題著眼，上述這類改革最終對民眾和對教育的支持都是有益的。暫時的錯位、不穩定甚至混亂狀態都是可以容忍的。所有這些不便，可能是源於教育工作者在要求財政獨立中缺乏遠見、對財政研究不夠而引起的。
對擬議中的教育經費來源的影響
為了籌措資金實行20年擴大改進教育方案，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提出了下列擴大教育經費來源的建議。注286由於教育部發起這次會議，並且在事前準備了所有重要建議，所以，可以認為這些措施就是教育部的實際政策：注287
A. 教育專用的來源：
（1）來自沙地和政府所有荒地的收入——50%給中央教育部門；30%給省教育部門；20%給縣、市教育部門。
（2）遺產稅——稅收的50%給中央政府；20%給省；30%給縣、市（30%給特別市，其餘給中央政府）。
（3）屠宰稅和經紀人營業執照稅（business middle man lisence tax）完全給縣、市。
（4）廟產按其所在地給縣、市或地方。
（5）土地附加稅完全給縣、市。
（6）菸酒附加稅——50%給省，50%給縣、市。
（7）所有現有的地方附加稅，除另有法律規定外，仍維持原狀。
B. 指定部分給教育專用的來源（分配給各級政府的比例以後確定）：
（1）退賠的庚款及其投資的收益。
（2）生產稅（茶、繭等）。
（3）消費稅（宴席稅、娛樂稅等）。
（4）房產稅和商業店鋪稅。
（5）營業稅。
（6）所得稅。
必要的重新調整和教育的期望
1. 然而，國民政府對實行上述建議，幾乎沒有提供什麼法律基礎。第二次財政會議也沒有明確表示指定遺產稅專用於教育。財政部門感興趣的是將其收益用於應對中央政府現在的財政赤字。注288這兩種新稅源（所得稅和遺產稅）是否會全部用於教育值得懷疑。而且，這些稅種現在能否在中國有效地徵收及稅額是否足夠可觀，也值得懷疑。甘末爾財政專家委員會是不會推薦所得稅和遺產稅的，因為現在在中國，缺乏實施所得稅的基本條件；而且，除了極少數情況外，在中國，需要正當理由來讓繼承人來接受遺產稅——一種突然增加的為國奉獻的義務。注289李權時博士是強烈主張實行遺產稅的，並提出了克服困難的方法。注290無論怎樣，中國必須試行這些新稅源，公共教育依法有權要求得到這些收益。
2. 土地附加稅將被廢除。據估計，地價稅即使稅率低一些，也會產生巨額收入。例如，在湖北省，土地清冊調查完成後，單土地稅一項，每畝只收3毛錢，即按地價的1%—1.5%的比率收稅，估計每年收入就達47，299，543元，為該省現行各種土地稅之和的16倍。注291也許這樣一來，即使被允許，也沒有必要為教育再徵收擬議中的地方附加稅了。
3. 為支持城市教育，有必要做許多調整。營業稅、城市房地產稅等等，都是很好的教育稅源。
4. 最後，縮減軍費支出，各省的司法支出由中央政府承擔，這會為教育支出留出許多迴旋餘地。減少地方自治支出，和地方治安費由省庫開支，也會為地方教育留出餘地。例如，據湖北省1932—1933年度的報告，58個縣的自衛費即保安費預算合計總額占其縣政府預算合計總額的54.73%。合計總額是3,570,225元，幾乎是其教育支出預算的三倍！注292如果這些費用用於教育，足以支付新教育方案中湖北省分攤的增加費用。
5. 如果根治腐敗的計劃能夠嚴格執行的話，那麼，稅收至少增加兩倍。例如，財政專家曾經指出，稅收的每一元錢進入公庫，就至少有三元錢落入了私人腰包。據陳先生注293估計，在16省徵收厘金、經紀人營業執照稅、典當稅和屠宰稅的過程中，合計落入私人腰包的大概有224，255，633元，約為公庫實際收入76，418，547元的三倍之多，因而教育依法有權要求得到上述增加數。
中國財政改革的進步可歸結為：
儘管遭遇到洪水、饑荒和頻繁的外患，1932年以來，中國政府的財政狀況獲得了顯著改善。在很多方面，目前中國在財政上比民國成立以來任何時候都好。注294
前財政部長宋子文以下面這段話結束了他的報告：
回顧這段時期的成果，我們有理由希望，在相對和平和世界經濟蕭條得以緩解的條件下，這種穩步改善會繼續下去。注295
這種穩步改善的繼續，最終將促使政府增加教育預算。然而，現在還不可能估計教育能指望從上述建議的新稅源得到確切數目。
6. 利用政府所有的荒地辦教育。本書第七章已討論過這一問題。
7. 利用廟產辦教育。在邰爽秋博士領導下展開的廟產興學運動得到了教育家和許多政治領導人的賞識與支持。邰博士的《廟產興學問題》注296一書中詳細介紹了這場運動。他說：
我認真地思考過中國的教育財政問題，發現只有三條途徑解決：（1）利用廟產；（2）徵收遺產稅；（3）重建稅制。為了增加教育收入來源，第一條途徑是最重要的。
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合法手段使這個計劃付諸實施。政府似乎任其自流。筆者主要感興趣的是，如果這個運動成功，教育財政能從中得到多少。邰博士粗略估計，單是江蘇丹徒縣的廟產就值5，000萬元。全中國的廟產總值至少有20億元。政府一度曾想將其中的20%用於教育，那麼教育至少可從中得到4億元。實業部已經開始對中國各省進行經濟調查，有人建議把廟產調查包括進去，並頒布法律防止僧侶非法處置和藏匿廟產。迅速而堅定的政府行動是確保這場運動成功的迫切需要。
8. 庚款退賠的收益。從本章中央財政狀況一節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庚子賠款是每年3，000萬到5，000萬元。1934年1月，這項賠款的還本付息仍然十分巨大，為783,441,115元，需要15年或更多時間才能還清。如果要還清這筆債務，每年平均要還55,960,079元。從理論上講，這筆錢全部應該投入教育。《國民黨黨綱》對外政策第四條就是這個理論的基礎。該條說：「用於支付庚子賠款的費用應該全部用於教育目的。」注297
但實際上，這是無法實現的。其一，財政部就沒有抱支持的態度。例如，孔祥熙部長一上任就把義大利那一部分庚款用作擔保，借了一筆4，400萬元的新貸款，供中央支出。注298其二，經濟建設的負責人要求退賠款首先用於鐵路和基本投資。注299第三，有關列強要求履行某些會使形勢複雜化的條件（參見表76，D欄）。
考慮上述情況後，可資利用的退賠總額和教育可資利用的總額，均見於表76和表77。
表76表明，根據中國和列強間的協議，只有截至1934年1月1日未清償的庚款的33%，即260，637，132元，可用於教育、文化和慈善事業。鑒於何蔭棠博士已從一個學者的角度非常透徹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所以筆者這裡只需引用他的一些發現和建議。
何博士注300發現，高等教育歷來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地位，如派遣留學生出國，補助高等院校、科學研究和文化項目等。
沿海、沿江各省的居民，特別是大城市較富裕的居民，一直以妨害三億多鄉村居民的利益為代價受到偏愛。考慮到這些活動有其經過考驗的優點，我們在繼續這些活動的同時，必須基於正義的原則，為了政治、經濟和人道的理由，公平地考慮到那些被遺忘的成千上萬的民眾的利益。注301
表76 庚子退款的狀況及可用於教育的金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B、D參見Hoh Yam-Tong（何蔭棠）,The Boxer Indemnity Remissions and Education in China,Table 35,p.442.略有增訂。
C. 見《民國22年財政部現負內外債款之清算》，《中國銀行月刊》，1934年3月。
E. 經過重新計算。
表77 擬用於鄉村教育的庚子退款估算數額表
續表
資料來源：
（A）見表76注釋C。
（B）和（C）為重新計算的數據。
何博士還建議，隨著庚款退賠和相應基金數額的大幅度增加，應該啟動一個農村教育計劃，將總數三分之一到一半用於中國農民的教育。由於表76所示的複雜情況，已經不可能將總額的一半用於何博士的提議了。而且，1934年,義大利的庚款份額（1934—1948年間的收益為73,004，497元）還被轉挪為一項政府新貸款做擔保了。
表77顯示，從1934年到1948年可用於教育和文化等的資金總數為187，931，536.2元。如果這筆款項用於擴大改進教育方案內的農村教育，那麼在最初的七年里，每年只有19，716，683元可用。這僅是中央政府要求的每年123，500,000元的16%。甚至連這個數額都可能不易實現，因為根據中國政府和列強們達成的協議，限制將這些基金用於互惠的企業，包括慈善項目。庚款中唯一不受這種限制的只有蘇聯的那部分。根據序東的估計注302，截至1940年（賠付的最後一年），扣除政府債務擔保抵償和國立北平大學要求部分之後，按複利6%計算，蘇聯的份額可收益213,163,533.03元。如果不動本金，僅利息每年平均就有12,789,813元。由於這項基金由財政部掌控，有被挪作他用的嚴重危險，現已有人提出用它來修鐵路了。
首先必須考慮那些「被遺忘的千百萬」的利益，而且現在正是大好時機，我國的教育工作者們要加緊使這筆基金能合法地用於教育，而不由政府散花了。
其他可能性
中國對生產教育即職業教育的扶持：
生產教育因其涉及專業的技術和工業類學校，直接有利於實業發展，因而在財政方面，理應至少部分得到有關行業的支持。這類生產教育與有利於城市整體的公民訓練不同。正如擬議中的改革方案所強調的，建立職業學校的財政負擔可分三個合理的擁贊渠道：即實業界本身，分管工、交建設的政府部門，以及工業或經濟計劃單位的預算。無須說明，在創立階段，負擔的重頭應該由第二和第三渠道承擔。
實業界本身
在工業國家，實業界在扶持職業教育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以英國為例，英國實業界支持教育的方式如下：
（a）捐贈校舍和場地。如紡織業向哈德斯菲爾德的技術學院紡織系提供了校舍和設備資金。
（b）提供獎學金和年度補助。如曼徹斯特棉製品出口貿易公會提供了大量的獎學金。卡萊爾化學系和倫敦印刷學院都受到貿易團體的支持。
（c）提供設備。截至1925年3月前的三年里，實業界共向92所學校捐贈了價值12萬英鎊的設備。
（d）建立繼續教育學校。譬如布特先生建立的那種，卡德伯里、克拉克、弗賴、李氏等公司都創建過這樣的學校。
（e）改組就業方式以促進「三明治學制」（Sandwich System）的發展。學生在學校和工廠分段輪番學習和工作。這種計劃在工程技術業組織得特別好。一些公司開設工校，如造船廠徒工、機車裝配工、電氣裝配工學校都是很好的例子。
（f）獎學金。學生在校的成績冊是僱主在考慮晉升其時的重要依據。獎勵以教科書和工具的形式發給學習好的學生。注303
甚至在蘇聯，即便國家控制下的集體經濟占優勢，除了五年計劃統一的財政預算外，還得有工業來支持教育。從1928年到1932年，蘇聯經濟組織為社會文化基本建設投入了2,080，900,000盧布。注304
中國的工商業團體應該組織起來以類似的方式幫助生產教育。幾百年來，中國的行會系統和個體工商業，都是依靠被學術教育體系所忽視的、獨立的學徒訓練方式，世代相傳。而今新的強調生產教育的聲音起來了，老的傳統就可以走向現代化，並與「精英」教育制度相結合。這是學校收入的一個重要的源泉，應該儘快地系統化和開發。
分管工業、交通和建設的政府部門
如果實業部、交通部和各省建設廳的教育功能得到擴大的話，那麼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廳所面臨的財政負擔就會減輕。迄今為止，交通部和鐵道部一直擁有令人讚嘆的、較高水準的技術教育學校，以及為其員工子弟提供的一些普通教育學校。實業部也應該負起資助職業教育的部分負擔。如果這些部門能與教育部密切合作，成立一個類似美國聯邦職業教育理事會的協調機構，來制定並資助一個全面的生產教育方案，那麼就會在這些方面跨進一大步了。各省建設廳也應當按照同樣模式協調技術和財政資源。最近，浙江和安徽兩省啟動了類似的計劃，不過，還不知道這兩個省的建設廳是否將其預算中的一部分明確撥給技術和職業培訓。經濟建設要以技術技藝、科學知識和受過教育的勞工為基礎。無須多說，經濟建設的預算應該保證為這類培訓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美國農業部是為生產教育提供後援的最佳範例。1933—1934年度該農業部的總預算是116,000,000美元，在聯邦政府十個部門（不包括其他機構和執行辦公廳［executive office］）中名列第四。預算的主要用途是教育，絕大部分用於研究、實驗和推廣活動的機構。注305
英國的農業教育資金由農業部籌措。在比利時，農業部將其預算的三分之一用於教育，工業勞動部將其預算的11.9%用於教育。注306
這些不過是非計劃經濟如何給予生產教育財政支持的案例而已。而蘇聯的試驗呢，則驅使世界範圍的興趣從無序競爭的放任政策和重複生產的企業，轉移到計劃經濟了。中國談論實業計劃已有不少年了，但是，要實行實業計劃，不具備某些根本要素是不行的，譬如統一的國家、穩定的政府、健全的財政制度以及與社會和經濟狀況相關的控制數字，即詳細而精確的統計資料等。中國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指望達到蘇聯的計劃規模。即使在部分實行這種計劃之前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必須依靠這些分立的政府建設機關。於是，要求這些機關從每年度預算中拿出一部分，為經濟發展培訓工作人員和資助生產教育，就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了。
正是孫中山先生本人，按照現代詞義首創了講究「計劃」的思想。大約在1919年，蘇聯最高經濟委員會為烏拉爾地區金屬工業草擬了第一個工業計劃，因而作為計劃機構的經濟委員會的思想，在整個西歐成為鮮活的爭論話題。就在那個時候，中山先生為「中國的國際發展」提出了他的十點實業計劃。該計劃至今仍是國民政府經濟建設方案的指南。1927年以後，又出現了如下的許多實業計劃：
（1）孫科的《十年計劃》。包括交通、商港、現代化城市、水利發展、基礎工業、礦業發展、農業發展、蒙古和新疆的灌溉工程、華中和華北的造林及墾殖等。
（2）1929年國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物質建設方案及預算》。該文件遵循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的主要原則和政策，並將其十點實業計劃列為其一部分。
（3）1931年國民大會通過的《六年計劃》。
（4）1931年8月國際聯盟通過的《十年計劃》。
（5）1932年11月正式成立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擬定的《三年計劃》。
（6）專項和地區的計劃有：
（a）孔祥熙的發展基礎工業的計劃，包括鐵、鋼、電氣化、機械車間、煉鹽、酸鹼加工、棉紡、造紙和造酒等。
（b）陳公博的四年計劃，包括了長江流域12個獨立的工業項目。
（c）孫科的鐵路建設和公路建設的分項計劃。
（d）實業部提出的西北發展四年計劃。注307
蘇聯的經驗取得了勢不可當的成功，這也許主要應歸功於其五年計劃中包括了教育計劃。其堅定無畏的大眾熱情，實現計劃的速度，使人們很容易聯想到他們開發的規模龐大的民眾教育和宣傳體系，特別是技術專門人才和熟練工人的培訓。這種計劃與其叫作「經濟計劃」，不如叫作「社會經濟計劃」。
幸運的是，中國也開始考慮走這條路了。1932年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設立了五個技術委員會，其中就包括教育技術委員會。參加經濟委員會的成員包括：行政院院長和副院長、內政部長、財政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實業部長，而教育部長則被認為是當然委員。只有通過這樣一種組織，才能更加充分地實現一個統一協調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設計劃。委員會的三年計劃包括一份明確的教育方案。蔣介石委員長宣布，已經邀請國際聯盟教育專家代表團來中國進行教育調查，其建議書將受到「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特別關注」。他說：
教育部將在這方面向委員會提交一個特別建議書。國民政府表示，未來根據委員會研究和計劃，將按國家需要而進行改革，為新的項目而動用任何經費支出，將聽取委員會的意見。注308
這樣，教育就從法律上被承認是經濟計劃的一個明確組成部分，並可從經濟委員會的預算得到支持了。
教育財政可以從經濟計劃預算獲得多少支持?
一個又一個計劃出台了，它們之間的互不一致說明迄今沒有一個單獨的計劃得到持續遵行，各種計劃之間也互不協調配合。
有必要為這些計劃提供執行機制，這一點卻被普遍忽視了。這就形成了一種習慣：只管制定計劃，而不考慮財政問題。注309
我們看到，為反映公眾日益廣泛的需求，每一個政府部門都提出自己的小計劃，而且所有這些小計劃都包括巨額的開支。毫無疑問，這些計劃許多本身都是不錯的，但是，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的資金不足，而他們又沒有和其他部門的計劃協調。所以，肯定行不通。注310
於是，國家經濟委員會成立了，由它來統一支配政府各部門間無安排、不關聯或有衝突的計劃。
大部分計劃都沒有提到教育在培訓有知識、有技能的工人及技術人員的作用，而這才是它們做宣傳、講道理的成功基礎。在教育部制定其教育計劃時，只要不與其他經濟建設機構密切協調，必然不能適應國家具體行業的需求。孫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原文中就考慮到這一點，並提出了一個「心理建設大綱」。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統一財政計劃，只用四年半時間就完成了，其間實際上用於教育的經費為145億盧布，即總預算1，201億盧布的11.7%。這還不包括地方教育支出以及經濟機構為社會文化需要（包括教育需要）而進行的基本建設的開支。注311蘇聯計劃者對教育的重視程度，可從下面的陳述中看出：
考慮到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大的經濟、技術和組織問題的必要性，第五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要求蘇聯對文化問題總其責，並通過下述努力以完成文化革命的最重要任務：即普及義務初等教育，掃盲，提高人民群眾普通教育和技術職業教育的水平，從工人階級隊伍和一般勞苦大眾中培養大批專業幹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改革整個公共教育體制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
這是一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生產類型和條件的龐大計劃，是一個在最廣泛地掌握了世界技術最新成果和最佳模式的基礎上制訂的計劃，它直接提出了新的幹部問題，提出了將要成為我國技術和社會建設者的問題。注312
讓我們僅觀察接受了統一財政計劃培訓的生產人員情況。1928年，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時，連同國民經濟各部門受過訓練的技術員和幹部在內，只有493,000位專家。到1932年，這個數字增至973，200人，工業中每100個工人中就有6.9個專家，其中包括大學畢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及受過實際培訓的專門人才。職業教育日益發展，對培訓幹部的新機構的需求急劇增長，表78顯示了這類院校的發展狀況。
表78 蘇聯新型幹部培訓機構學生註冊人數表
資料來源：Summary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p.295.
在中國，所有的行業都經常呼籲訓練有素的工人和專家不夠。表4的數字表明，1930—1931年各層次生產教育學校註冊的總數僅有55，226人，即僅占所有學校注總數的0.44%。表4 還表明，1930—1931年度職業中學的學生數隻占所有中學註冊總學生的10%。這種現狀使國家經濟委員會在實行其工業、農業計劃時不得不面對一個最緊迫的問題：即無論是從蘇聯的經驗還是從中國的現實需要來看，都絕對要讓經濟計劃的預算為各類生產教育提供財政支持。蘇聯的經驗（見表78）表明，經濟計劃的總預算中投入教育的部分至少要占10%。如果普通教育由教育部支持，那麼，就可以斷然要求從實業計劃預算中撥出5%來支持生產教育。
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見表79。
表79 各項實業計劃概算總額表
資料來源：陳其田，同前所引。
註：▲ 這些計劃的排列順序與上文六項實業計劃的順序相同。
▲▲這些數字是按教育經費每年占5%的建議計算的。
因此很明顯,生產教育應從全國實業計劃的預算中每年至少撥款2，500萬元，要求從行業或地區計劃中每年至少撥款500萬至1，000萬元。具體的數字須由教育技術委員會提出。
2. 舉債辦教育
亞當斯把一個政府單位可以名正言順地以「公務經濟」的名義進行「政府貸款」的條件，做了如下分類：
（1）估計收入和實際收入不一致，若差誤以赤字形式出現，那就需要臨時貸款。
（2）出現一些無法預知的財政緊急情況，如戰爭、饑荒、火災、洪水等，要求政府立即行動，這種場合無論如何都可認為應該藉助金融市場了。
（3）政府下決心從事某些公共事務，其性質要求有相當時間必須在起始和終結之間完成，這就有使用國家信貸的必要了。
人們可能很快見到，這些原則如何得到堅持及不健全的財政狀況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注313
不管看法如何，借款是一項合法的政府業務程序，並且還將進行下去。注314
上述三項原則中國政府在借款時都堅持了，但政府的財政部門除教育工作者外卻很少考慮舉債辦公共教育，表71、73和75顯示，一筆筆巨額貸款浪費在破壞性用途上。而舉債辦教育卻可用來減輕那些借款的罪過。
經濟學家布朗堅持認為：
如果按照現行對擔保良好的借款的利率，為教育借到資金，那麼，這項投資可以得到的收益，要比用於其他的投資多得多……注315
教育是一項很有價值的經濟投資，這個論點得到其他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的進一步支持。克拉克教授注316收集了各國經濟學家關於教育對經濟影響的觀點，在此引用一部分：
亞當·斯密認為：居民先天具有和後天學到的才能都是一個民族的固定資本。
所有為培訓青年的支出都是花費當前的價值以換取生產力的增長。注317
李斯特曾糾正一個錯誤的哲學觀點：「有一派人認為，養豬的人是社會的生產者，而教育人的人卻是非生產者。」他說:
精神生產者在促進啟蒙和增長知識方面的成功越大，物質財富的生產才會相應越多。注318
例如，我們不是一直盡一切應有的努力，傳存教育工具的集體所有權嗎?時下的經濟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即這樣的開支，才是真正的經濟。注319
總之，教育的所有那些促進演變的品性，推動著社會從低級向上前進，使人們因生產的提高而得到工資的提高。注320
然而，公共教育的經濟影響之大，無論怎麼說都不為過。作為生產者和對其產品各自份額的取得者，而且作為財富的消費者，一國人民的整體特性，都是由他們所受教育的程度和性質制約的。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優勢，或同樣說，像中國、印度這樣國家的經濟劣勢，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要歸之於教育上的差別。有了這樣的理解，即如讀者已經懂得生產諸要素及決定分配和消費的原理，那麼教育在經濟領域的巨大意義，就很少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了。注321
施菊野和海格指出了教育的經濟價值所包含的更廣泛的概念。他們說：
教育體系能產生技術技藝，並且能提高生產能力。教育有利於提高人們的智力和道德水準，為他們明智地參加國家政府工作做好準備。最近幾年，教育還被用於健康和節儉等具有巨大經濟意義的方面，卓有成效地促進社會品質的提高。最後，教育在培養鑑賞能力方面做了重要貢獻，這種能力能鑑定社會需求和消費的有價財物和服務的品質。注322
支持科學研究……為生產率的提高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根據赫胥黎的說法，巴斯德關於阻止炭疽熱、蠶病和雞霍亂蔓延的發現，為法國每年增加的財富總額，等於1870年戰爭的全部賠償款。注323
諾頓注324對教育在縮小潛在生產率和現實生產率之間的差距所起的作用，歸結了以下幾點：
1. 根據經濟學家維布倫、金、卡弗、海格等人的觀點，教育可以減少個人對於經濟的無知。
2. 教育可以強化社會目的，為加強社會規劃奠定基礎。
3. 教育可以改變經濟消費的價值標準。
因此，從亞當斯論政府貸款的第三條原則的基本設想看，教育可以證明借款有理。
根據其第二條緊急情況下借款的原則，在中國的情況下，舉債辦教育甚至有更大的理由。鑒於極有可能爆發的太平洋戰爭和經濟危機，教育的緊迫性不亞於戰爭，事實上教育就是基本的備戰。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托尼教授在他最近評論中國的一本書的結尾中說：
在她（中國）出現任何顯著的經濟提高之前，必須發展一個適當的公共教育體系作為先導。注325
的確有必要馬上動員起來，通過極大的「犧牲」，展開一場反對無知和貧困的戰爭。
很久以前，張之洞總督就認識到了犧牲當前的必要性。那時，他上疏「請專籌巨款舉行要政」，其中包括雄心勃勃的教育建設。根據湖北有關他的記載，他在奏議中說：
臣等此次所奏變通政治諸條，或養人才，或厚民生，或整軍實，或肅官方，所需經費，必皆不少。此次賠款極巨，籌措艱難，論者必以度支困絀為詞，謂諸事方求節省，豈宜更增費用，遂不免顧惜遲疑。臣等之愚，竊以為不可。今若竭海內之力，百計搜括，但供每年賠款，以冀無事，則外國必將視我中國皆苟安無志之人。士無奮心，民無固志，各國之輕我侮我，更將得步進步，不待賠款還清，而中國已不能立國矣。注326
現在看來這話太真實了！
美國的先例
1929—1930年度，美國未償還的教育公債和國家教育系統其他形式的債務，總額約為2，425，796，439美元。注327這個數字幾乎與同年美國公共教育的經常支出2，656，420，316美元相等。注328債務的利息是92，535，800美元，即占經常性支出的3.6%左右。還本付息包括轉入償債基金部分的債務金額為251，466，228美元，即占上述經常支出的9.5%。這裡舉例並不是說，中國也應該和美國一樣借債借到如此程度，而只是說，舉債辦教育是有先例的。而且，美國的長期貸款大概毫無例外是用於學校的建築或其他固定資產的投資，而臨時貸款則被用於度過有可預期收入的那些時期。注329如果中國容許舉債辦教育，就可以遵循相同的資金支配原則。
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建議的借款數目
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注330：
（1）以海關噸位稅（Customs Tonnage Duty）作擔保，發行期限為1929—1944年的3，000萬元系列公債。每年從這筆收入中分出300萬元給永久基金保管委員會，存在國家銀行作為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基金貸款。這筆公債將全部用作各省的永久性教育基金。
（2）從1929年至1938年，以俄國庚款退賠的剩餘部分作擔保，發行5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該國庫卷的期限為1929年至1938年。
（3）以比利時和義大利庚款退賠作擔保，發行2，000萬元國庫券，作為永久性教育基金。
這樣，中國用於永久性教育基金的借款總額將達1億元。五年過去了，這個建議卻仍然是一紙空文。而且，義大利庚款部分已被挪用於另一項政府用途的擔保。現在很難說教育應該以及能夠借款多少。這是一樁需要充分的真實信息並且牽涉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財政學家們的任務了。所以，我們的研究就該到此為止了。
附錄 湖北省教育支持的統計分析及其重建中的問題
湖北省的地位
在通常年份，湖北是中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湖北省位於中國中部，人口2，600多萬人，在長江流域的政治和經濟上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全省總面積約為美國的紐約州、新澤西州、康乃狄克州、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州五個州的總和。人口數約為上述五州加上密西根州的總和， 是土耳其或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兩倍。注331
湖北省的經濟重要性主要在於其工業、商業、棉田以及號稱「中國的芝加哥」的貿易港漢口。如果時局恢復正常的話，沙市和宜昌貿易港也會越來越重要。湖北省的鐵路貫穿南北，輪船航運通達六省，並有「九省通衢」的商業中心漢口，因此，掌握了解決至少一半中國人生計問題的鑰匙。
現行教育方案
表80顯示了目前湖北省現代學校的註冊學生人數及其趨勢。
表80 1902—1932年間湖北省現代公私立學校學生註冊趨勢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902—1909年，來自官方報告A、B、C。
1912—1916年，來自官方報告D、E、F、G、H。
1922年,來自官方報告I。
1928—1929年，來自官方報告J，但不包括（A）17b。
1930年，來自湖北代表的報告。見《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紀要》，第八部分，第25頁。
1931年，來自《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2部分第2-5頁，第3部分第4頁。
1922年數據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註冊人數。據M.T.Stauffer，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湖北部分記載，教會初等和中等學校學生註冊的人數分別為10，235人和852人。
（A）17.根據各區學校統計表重新計算和核正。見《1929—1930年度湖北教育現況》，第四部分。原始數字是145，090人，不包括漢口，可能還不包括1931年省立初等學校的註冊人數12，657人。
（B）包括（E）。若不包括教會學校的學生，則（B）14為7，437人。
（C）除了1922年外，近幾年的數字大概都不包括國立大學和教會大學在校學生。（C）16—18包括86名留學生。
（D）16—18包括大眾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5，115人）。
（D）19包括大眾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學校的學生（7，443人）。
（F）包括獨立師範學校的學生，但可能不包括中學辦的師範班，特別是在1922年以後。
（G）包括各級職業學校學生。
（G）16和（F）19不包括以職業教育為主的省二中和省三中。
湖北省教育廳：《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2年，表B，第12—13頁（不包括社會教育的14，886名學生）。
從表80可以看出，1931年湖北省各級公立和私立學校的註冊學生總數為224，539人，因1931年水災的影響，1932年銳減至176，961人。其中，初等學校159，670人，中等學校16，422人，高等院校869人，師範學校1，096人，職業學校僅有1，033人。
1902年，湖北省現代學校僅有400名學生，到1909年穩步增長到99,064人，到1912年激增至203，212人。之後，波動下降，1912—1922年間各年註冊學生人數，竟比後來的1929—1932年間（1931年除外）高得多。教育方案不但沒有進展反而退步了。
教育機會的覆蓋度
圖6和地圖1陸續展示了教育機會的覆蓋程度。
圖6以圖解形式觸目驚心地展示了未得到現代教育機會的人口的巨大比例。學校註冊總數為225，591人（表80所示的224，539人，不包括海外留學生），1932年下降至176，961人，比1931年下降了17%。
圖6 湖北省動態型教育方案所需規模示意圖
地圖1 湖北省各縣教育支出差異及教育機會覆蓋度示意圖
圖中灰色塊標示了各級在校男女兒童占相應年齡段的男女人口的比例。湖北省女童獲得教育機會比男童少得多。大約還有2，445，406名學齡兒童需要上學，而且切實需要為13，000，000年齡在12—50歲的人制定一項大眾掃盲教育計劃。還有總人口1%的人屬於特殊教育的範疇。這是根據美國0.77%的百分比推算而得。注332 由於缺乏實際學校普查，6—12歲的學齡兒童占總人口的10%，是估算的。筆者下了很大功夫，根據16份資料，包括有年齡分組的各縣總人口的95個實例，才算出了這個近似百分比。詳細情況請見圖7。
1929—1930年度，湖北省僅有5.2%的學齡兒童在校，在全國34個省和特別市中名列第23。1931年，這個百分比達到了6.9%或僅占總人口的0.69%（請見表90第35欄）。
地圖1提供的數據部分源於表90的第35欄。它說明，在68個縣中，學齡兒童在校的比例，從漢川的0.06%到浠水的3.27%不等。武漢的32.5%是包括中等學校和高等院校的註冊數在內的。縣級學校的註冊數也包括中等學校的註冊數在內。不過，可以確定，教育機會集中在大城市。只有15個縣的學齡兒童有超過10%入學率，或者說有超過總人口1%的人上學。
如表80顯示，1932年註冊人數銳減，在校學生人數所占比例估計也降至同樣程度。
湖北省教育機會指數在各省和特別市中的排位
為顯示湖北省教育機會的相關各項指數與其他省及特別市相比較的情況，特製表81如下。表中列出九個教育因素和九個財政因素，作為比較的主要根據。
從表81可以看出，在張之洞的推動下，湖北省曾一度（1907）在教育財政收支總量上在各省中排名第一或第二，校產價值排名第五。各類學校學生數排名從第四到第七。而自那以後就退步了。湖北省在教育和財政兩方面，與其他有報告的省和特別市相比，各項排名都落到第10至第29名之間。只有省教育預算占省政府總預算的百分比一項，排名第4。（而與這個預算相應的實際支出，還會把它拉低許多名。）如果把此表與顯示湖北省經濟實力排名的表89比較，人們就會相信，湖北省在大水災前的20年間，並沒有做出與其經濟實力相當的努力，如果做到的話，湖北省的排名應該很容易提到第五或第六，這是毋須更多證明的。
表81 1929—1930年度湖北省教育機會的各項指標在29省7特別市中的排位表
續表
續表
▲ 1929年。
f.各項根據J1、J2、J4原始數據重新計算。為了確定湖北省的排名，計算其他行政單位的可比數據花去了許多功夫。項目1和2中，湖北的註冊數據是筆者自己計算得來。
Ⅳ來自統計來源Ａ。
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及其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
表82和表83陸續顯示了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以及總支出和生均支出的走勢。必須注意，這些經費數字只代表各個學校和機構上報的各項支出，也就是說，是不包括行政間接費用的。
表82表明，所有公立和私立各類教育的實際支出總額,從1907年的1，877，140元穩步增長到了1932年的5，618,060元注333。 按等值貨幣計算，1932年比1913年實際增長了198%，但根據表80，1932年學生註冊人數卻比1913年下降了32%。這也許表明，大量的金錢被浪費了，或者說，也許意味著現行教育方案的經費無須增加總預算，就至少可以支付兩倍於1913年註冊的學生的費用。這種情況在生均經費上也得到了反映（參見表83）。1913年初小學生的生均費用為2.92元，而到了1931年則為7.11元，即漲了244%。1913年高小或完小的生均費用為16.90元，到了1931年則為39.35元，漲到了232%。1913年中等教育生均費用為52.84元，到1931年則為137.55元，漲到260%。
表82 湖北省教育實際總支出走勢表
（包括公立和私立、省級和地方）
續表
資料來源：
（1）實際支出。
（4）1912=100，是為了與1912年以來學校註冊人數趨勢相比較。
（5）來自有關學校註冊人數的同一資料來源。
a.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200，152元。
b.另一表格給出的數據是1，394，404元。
c.加入了引自資料Ⅰ的各類學校的支出。
d.部分引自《民國21年湖北省財政報告書》。
1932年的另一數據——見1932—1933年度湖北省教育廳報告（包括社會教育支出，為5，618，060元）。
私立學校總支出=2，418，657元（43%）。
公立學校總支出=3，199，403元（57%，人均12分）。
▲只是小學。
註：1931年省預算為4，998，862元；批准的預算為3，787，671元；但實際支出只有2，389，759元，只占預算的48%。因此，1929、1930和1931年給出的預算數字都不實在，所以這裡沒有採用。實際支出也許只有預算數的二分之一。
表83 湖北省生均教育支出走勢表
（單位： 元）
續表
資料來源：a.這是由教育部提供的小學註冊的低數字111,662人引起的。根據筆者的計算，這個數字至少應為136,952人。因為單初小註冊人數至少應是113,074人，而不是97,942人。
b.初中生均數：省立77.12元；縣立40.51元。
c.省立237.85元；縣立22.38元。
d.初等。
f.所有的數據都經過重新算。
註：▲根據筆者掌握的數據計算，參見關於註冊的表格。
▲▲是指每年，根據教育部官方報告中對大眾學校提供的數據，是每年2.40元（筆者自己算的是2.50元）。筆者算的職業學校生均經費是5.62元。兩者有很大不同，可理解為官方報告是用總經費來除註冊總數的，而大部分註冊者卻沒有報告經費，正如1931年那樣。
▲▲▲只選用了那些既有註冊數據又有經費數據的學校，具體而言，大眾學校是23.28元，職業學校是47.88元。
從本書圖4可以看出， 湖北省現行教育方案每年經費總額約為5，904，679元，在這筆款項中，有大約80萬至100萬元（1931—1932年度實為1，355，671元）是中央政府撥給國立武漢大學的。湖北省政府出了2，414，459元，縣級政府出了1，160，000元。私立學校和機構花費約2，680，220元。省教育廳報的1932—1933年度實際總支出為5，618,060元，其中包括社會教育費用，但不包括武漢大學的教育經費。注334這個數字中2，418，657元或43%,是私立學校的教育經費數，公立學校的教育經費為3，199，403元或57%。後者中，只有953，651元是縣財政撥款，其中不包括社會教育的經費。
很明顯，即使撇開政府給私立學校的補助金不計，教育財源至少有三分之二來自私人來源，地方公共財政的支持沒有達到應有的分量。
湖北省、縣級教育經費支出的走勢
本節稍後的表86，顯示了湖北省政府提供本省教育總經費的走勢，包括歷年省政府的各項收入和支出，及其與教育支出對照的百分比。1914—1915年度省政府的教育支出是50萬元，以後緩慢增長到1925—1926年度的100萬元。國民政府成立後，教育經費增到兩倍多。1928—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的費用都超過200萬元。1930—1931年度達到了高峰，即達到3，146，932元。然而，和其他政府支出相比，總體而言，教育支出的百分比仍遠遠落於軍費支出和一般行政費用。1914—1924年間，教育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5.9%到10.2%之間。1925—1926年度，因總支出數據不可信，教育支出的數據也不可靠。而1927年以後，教育支出的百分比顯著增長，1927—1932年間曾達到9.8%至16.3%，但仍遠低於《五五憲草》規定的30%。而軍費開支卻長期占到政府總支出的50%以上，直到近幾年才大幅降下來，還仍有一半年份占政府總支出的25%左右。
縣級教育，包括私立學校經費支出的走勢，請見表84。
表84 各縣教育支出總額差異分布表
續表
資料來源：
1.E，F，G，H.
2.《最近湖北教育一覽》，1932年。
3.《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1933年。
從表84可以看出，各縣教育支出總額有巨大的差異。為了對比，本書地圖1把各縣這種差異和教育機會的覆蓋度顯示出來。1932年只有一個縣的教育支出超過了61,000元，只有五個縣在41,000元到55,000元之間，而同年中位值是15，667元。1913年教育支出的中位值是10，200元，到1915年就穩步下降到了6，941.8元。之後，1931年曾增加到了16，334元，但到1932年又下降。按照1913年幣值計算，1932年的中位值甚至比1913年的中位值還低。
湖北省對教育方案的財政支持
過去的支學
儘管大家已知漢代（公元前206—公元219年）已有官學，而根據官方各種方誌記載，學校的真正起源是在1044年，即宋仁宗慶曆四年。注335筆者曾花了兩個月時間，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查閱1803—1922年間出版的《湖北通志》，湖北省10個府的府志、69個縣的縣誌。注336我發現在現代學校建立之前，學校是靠人們捐贈學田和學款支撐的，捐助者主要是地方社團人士，其次是地方政府官員。據資料記載，從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建立學田以來，估計總田數為96，394.47畝，加上1，896塊未測量散地。學校總學款為82，120.312兩和5，109，719.965串錢。然而，無法從記載中判斷民國成立以來的實際存量。
上述數字已歸總列入下面的表85中，詳細表格則已歸檔。注337
表85 1355—1896年湖北省學田和學款統計概況表
續表
數據來源：
原始來源——《湖北通志》，第62卷，第7部分，1921年，以此為主要基礎，並根據10個府志、69個縣誌以及 1614—1896年間出版物，做了補充和修正。
輔助來源——見筆者為每個縣製作的參考資料表、學田和學款表格。這些資料現均已存檔。
表85表明，直接的稅款和撥款很少。如稅收名錄顯示，各區支付的稅收配額合計為1，900，354.133兩白銀，而其中批准給所有教育官員薪水和開支、典禮和考試的開支撥款，僅有22，633.759兩，即只占其稅收合計總額的1.19%。注338學田收入和錢款的原定目的，依案例多少列舉如下：
1.書院的經常開支；
2.書院學者的薪獎；
3.考生的交通費；
4.義學或公助蒙學；
5.孔廟的維修和祭典費；
6.考試的紙卷及廳堂費。
捐贈的每個對象機構和捐贈用途，皆由地方鄉紳選舉的董事會控制。由此可見，湖北素有一個承續幾百年、由地方資助學校的傳統。不過，這些捐贈的學田學款、政府的經常撥款，數額都較微薄，而且從捐贈的目的看，這種支學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資助，而只是為被選出的少數人提供機會而已。
對現代學校的支持
湖北在建立現代公立學校方面，曾是各省中的領頭者。注3391892年，張之洞總督在湖北鐵政局附設化學堂、礦學堂和工藝學堂，標誌了湖北現代教育的高峰期。注340在他的領導下，各級現代學校迅速發展起來，直到清朝末年，湖北幾乎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都處於各省領先地位。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新式學校為1911年從武昌首義的辛亥革命鋪平了勝利的道路。注341
一開始，張總督就把過去給舊式書院的捐贈和湖北省分得的庚款稅收，都轉用於支持新式學校，並且將一些廟宇和宗祠用作校舍。後來，又以各縣或地區的土地附加稅和各種小額雜稅補助學校的經常開支。注342
教育收入的來源
1911年，省政府的教育預算為820,000兩白銀，這筆預算75%主要來源於指定專用的鹽稅，其餘部分來自所謂的5—5和9—9學稅。1912年，鹽稅被中央政府接收。從那時起，省立學校就由財政撥付了。注343
省政府的收入來源請見表86。為做比較，也列入了省政府各個支出項目。
表86表明，省政府的收入從1914—1915年度的7，320,000元穩步增加到了1932—1933年度的23，843，930元，增加到300%以上。到1926年，稅源有：（1）商品稅占總收入的22.22%—54.92%，（2）地稅占總收入的22.22%—33.99%，（3）契稅、屠宰稅、經紀人營業執照稅、典當稅和其他非稅性收入約占總收入的12.3%—55.56%。從1926年起，地稅的重要性逐漸降低，1932—1933年度一年僅占總收入的2.7%。廢除商品稅（即厘金）後，營業稅越來越重要。其虧損部分則由中央補助（占總收入的23.70%—32.78%）和借款（1932—1933年度為1，866，843元，即總收入的11%）彌補。注344
1932—1933年度的情況已見本書第七章圖4所示。1932—1933年度，省教育基金由省金庫撥款。其來源有雜稅和漢口特別市的公費收入（40.38%）、中央補助（29.99%）、包括執照稅和屠宰稅在內的營業稅（10.26%）、公債（6.8%）、地稅（2.7%）、契約稅和房產稅（2.62%）及其他非稅收收入（7.25%）。
財政控制狀況和縣級教育收入來源的情況，請見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表41和圖5。
表86 1914—1915到1932—1933財政年度期間湖北省政府收入分類比較表，第Ⅰ部分
（1927—1933年為實際支出）
為便於比較做了一些核正和歸併
續表
資料來源：
1.來自關於1914年以來湖北財政情況報告的文章，《湖北財政月刊》第5卷第3、4期，第225—228頁。
2.《民國21年湖北省財政報告書》，第30—31頁，表格。
3.《民國22年3月至6月湖北省財政報告》，附錄。
註：1.此處1914—1928年間的數據只分出了土地稅和統一貨物稅兩類，其餘部分無法得到分類根據，故都不分類而列入後面的「1914—1928年未分類」的欄目中。
2.除了1932—1933年度外，沒有收集到單獨開列的公債的收入數字。該年度數字中，還有一筆1，631，476.15元的公債收入數字前後不一致。
3.來源1的文章中提供了1927—1928年度和1931—1932年度的總收入和總支出數額，曾有1，000，000元到7，700，000元的誤差。
表86 第Ⅰ部分（續）
續表
表86 第Ⅱ部分
1914—1933年間湖北省政府的支出（實際）
續表
表86 第Ⅱ部分（續）
續表
註：1.民事行政，包括民政、財政和省級政府行政。1914—1915年度還包括外事支出。
2.其他支出，包括債務償還、公共衛生、地方補助、儲備、公營企業支出和外匯手續費、1929—1931年度上交中央政府的支出等。
3.1927—1928年度的軍費開支，除了一小部分外，可能未列入總支出。
稅收負擔和支持教育的負擔
表87表明，湖北省平均每年向國庫交稅3，700萬元，即人均1.386元；向省庫交稅1，470萬元，人均0.55元；向縣庫交稅700萬元，人均0.264元。總交稅負擔為5，900萬元，人均2.2元。國家稅收中大部分間接稅款來自漢口、沙市和宜昌，因而此負擔不免還要由周圍各省的民眾分擔;然而假定徵稅過程中「一份稅收三份漏」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湖北民眾的負擔遠比這個數目重得多。
表87 湖北省人民交稅負擔總額表（估算）
續表
資料來源：湖北省財政廳：《湖北省稅務概要》，1932年9月，第207—212頁。
平均算下來，全省每人僅擔負縣級教育費0.05元（見表88和表90第38欄）、省級教育費0.089元和中央教育費0.025元，合計0.164元。這只是每人交給各級政府的稅收總和的7.5%。
有40個縣，每人擔負教育費低於0.05元；有9個縣，每人擔負超過0.08元。應城每人擔負教育費最高，達0.254元；房縣最低，僅0.01元。這些估算都是以總支出為基礎的，由此可見各縣所做的努力及其負擔。情況請見表88至表90：
表88 湖北省人均教育費負擔分布表
▲實際支出；▲▲預算。
資料來源：請見表90，第36、37欄。
教育方案擴展的經費
在湖北省,特別是在破產的各縣，近期是無法把現行教育方案擴展到任何可觀規模的，除非國家撥款補助。然而，若恢復了和平與秩序，就須追加預算以推行這種必要的方案了。
湖北省人口約占中國總人口的6%。由於全國擴大改進方案總經費的概算，根據的是學齡兒童人數占總人口的10%和文盲占總人口的80%（參見表58）。如果撇開完全由中央資助的項目，將採用全國方案總經費概算值的6%作為湖北獨立推行同類方案所需經費的近似值，就是正確的。而且，那項概算中採用的單位經費7元，與表90第36欄所示湖北省各縣生均經費7.82元非常接近。那項概算採用的學齡兒童在校的平均百分比，肯定遠遠高於湖北省學齡兒童在校率，因為如表81第1行所示，湖北省學齡兒童入學率排名非常低。所以，那項概算的6%這個數字將會遠低於實際需要。然而，在更準確的估算出來之前，本書還是採用它。
筆者對今後20年義務教育方案的費用做了估算，需要大約178,000,000元。注345
以6%為根據，湖北今後20年擴大改進方案經費總額至少需要336，120，180元，其分配如下：
1.義務教育和師資培訓 239，160,000元
2.成人繼續教育和掃盲 20，371，500元
3.小學教師每年薪水上調 15，900,000元
4.中等學校的擴展和改進 12，329，640元
5.社會教育的改進 48，359,040元
合計 336，120，180元
省庫必須支付49,478,700元，即每年支付2,474,000元；各縣庫須支付144,911,000元，即每年支付7,245,500元；中央國庫支付 141,731,000元，即每年支付7,086,500元。需要記住的是，這裡都是按貨幣等值計算的。
湖北人民能持續供養得起這樣一個教育方案嗎?這個問題只有在和平和秩序完全恢復後才能有肯定的回答。
湖北省支持教育的能力
湖北省與其他省的比較
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的排位情況，請見表89。
表89顯示，湖北省人口密度在全國各省排名第九。但在最富裕同時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12個省中，湖北省在人口壓力的方面，是第四小的。根據兩項估算，湖北省人均耕地排名第一和第八，貿易排名第五，礦產和棉花生產排名第六和第三，省政府收入排名第七。總之，在正常年份，湖北省經濟和財政活力常常排名第五或第六。所以，有理由希望湖北省在教育支持方面的排名不低於第五或第六位。
表89 湖北省正常年份經濟能力排位表
續表
續表
資料來源與說明：
Ⅰ.1.面積來自最新估算，參見China Year Book，1933，p.4；人口來自最新報道，參見《申報年鑑》，1933年，第D4頁。
2.來源於張心一：《中國農田和農作物估算》，第11頁，表Ⅲ。
3.更正了的數據來自劉大鈞：《中國農田統計》，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經濟問題》，第36頁。根據張心一的統計，湖北省的數字是19，在25省中排第8。他的數據是根據（68個地區中的）37個地區報告的僅有3，300萬畝的土地得出的。他推算所有地區合計為6，100萬畝，這與劉的統計數據154，000，000萬畝相比，就太低了。
4.來自張心一書中的表Ⅱ。
5.數字已核正了，引自上引劉大鈞文，第51頁。
6—16.來自Fong H.D.（方顯廷），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p.31,Table Va.
17.來自《內政部公報》第5卷第10—11期，1932年3月11日。副工業產品包括牛、家禽和蠶等的產值，湖北省是106,913,152元，全國是2,239,946,968元。
Ⅱ.1.來自行政主計處：《民國二十年度（1931—1932）地方歲入歲出預算之概算》，1932年，第1—3頁。
2和3.Bruno Lasker, 「Problem of the Pacific」,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Hangchou,1931,p.79 sqq,Table Ⅲ and Ⅳ.
4.China Year Book，1933,p.341,第19個財政年度（至1931年6月30日）出入支出等總報表。
當前經濟危機的外來因素
本書第五章已經描述過中國的經濟大危機。雖然所有的省都受到了影響，但湖北及其鄰近省份，卻因一些外來因素所受影響更為慘重。湖北省比大部分省份都更易受到軍閥侵擾，自1912年以來由於頻繁內戰造成的損失創痛巨深，且自然災害的影響幾乎每年都波及廣大地區。北伐勝利後，形勢因兩個空前的事件而愈發嚴重：
一是1931年發大水。68個縣有48個縣即全省28.7%的地方被淹沒，財產損失達518，434，900元，農作物損失達84，220,000元，8，263，577人淪為難民，54，807人失去了生命。注346
二是戰亂。9個縣慘遭破壞，23個縣受到嚴重波及，25個縣相對影響小一點。1932年有264，551人傷亡，946，114人淪為難民，財產損失總計477,033，880元。禮山、黃安、麻城、應山、黃陂、羅田、黃岡、孝感和英山等縣有6%—60%的農田被毀。注347幸運的是，這些縣漸漸恢復了和平與秩序，但西北和西部的一些縣情況還不甚平穩。
1933年3月，據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的報告，湖北省有900萬難民，這個數字在有報告的14省中，僅次於河南省，名列第二。注348
三分之一的人口處於貧困之中，財產損失超過10億元，在這種情況下，湖北省亟待解決的是人民吃飯、穿衣和住房的問題。除非國家財政援助，湖北省近期不太可能擴大教育機會。
由於本書收集的都是有關正常年份湖北省各縣的經濟資料，所以目前不適於做明確結論。
各縣正常年份的教育支付能力
表90 湖北全省各縣經濟、財政、教育相關數據表
從表90可得出的重要觀察結果如下：
1.1933年湖北增加了應山和禮山兩個縣，共有70個縣。由於尚未獲得這兩個縣的數據，故本書的研究無法涉及它們的情況。本省人口密度從鶴峰的每平方英里42人到雲夢的每平方英里1,036人不等，全省平均為每平方英里363人。有12個縣人口密度相對較小，每平方英里不足200人（見第4欄）。
2.耕地占總面積的百分比代表了經濟能力，也顯示了巨大差異。其差距從通城的2.41%到恩施的59.64%不等，全省平均耕地占總面積的19.96%。有13個縣的耕地面積不到其總面積的10%（見第6欄）。
3.農業人口所占比例的差距從武昌的26.9%到咸豐的95%不等，43個縣的農業人口占其總人口的70%以上（見第7欄）。
4.據估算湖北省耕地的總價值為2，212，993,000元（見第9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從通城的5.83元到恩施的438.57元不等。只有36個縣的農業人口人均耕地價值超過100元（見第11欄）。
5.湖北省十種作物的生產總值估計為644，881，735元。農業人口人均生產總值從通城2.25元到石首的151.76元不等，只有13個縣的人均超過50元（見第14欄）。
6.表90的第15至18欄，結合土地價值和生產價值兩個因素，專就68個縣農業人口的經濟實力排了位次。這個排位沒有考慮農副業收入，因為目前無法得到各縣的該項具體收入數據。農副業收入整體說來占全省正規農業生產總量的58.34%（見表89第17行）。不過，上兩個因素是密切相關的。由於無法確定城市人口來自商業和工業方面的收入和財產，因此也沒有將其納入考慮。於是，這個排名也就並非各縣總人口的能力的排名。但這裡，有兩條理由證明這個（只限於農業人口的 ）排名為什麼可以公正地說明各縣支持教育的相對能力：
（1）農業人口負擔了大部分教育經費（超過80%）；
（2）土地這一項占中國財富估值總量的82%。
我們發現，用上述這個程序來衡量各縣對比，比現在省政府採用以面積、人口和稅收來分類衡量的辦法更好。因為新方法可以從中發現15欄和16欄之間、11欄（地價）和27欄（稅收量）之間的相關關係，從統計學上看更紮實有效。
計算積矩「r」的公式如下：
在這裡，X是X的平均數；Y是Y的平均數。
人均（農業人口）土地價值和人均生產價值的每百相關係數是+0.3939，這個係數正相關，因此把這兩欄結合起來進行縣的排位是很有意義的。如果用總人口人均來替代的話，那麼係數就比更高一些的+0.59還要高。農業人口人均擁有土地價值和農業人口人均交付土地稅數量之間的相關係數是-0.1495，這表明，兩者是負相關。因此，稅收量不能用來衡量各縣相對的經濟實力，過去一貫以它為劃分各縣的根據之一是不可取的。
篇幅有限，這些相關關係運算的全過程資料都已存檔，以備查詢。注349
7.法律上，湖北省民眾應向縣政府交土地稅約420萬元，向省政府交280萬元（見第19、20、21欄）。而實際上，土地稅的徵收近幾年大幅度下降。從全省範圍內看，縣政府的稅收收入64.66%來自土地稅，從隕縣的10.53%到建始的89.42%不等，只有四個縣情況特殊。58個縣中有49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50%，有33個縣的土地稅收超過60%以上（見第22欄）。
8.土地稅是學校收入的一個來源。從整體上看，縣級土地稅的40.03%用在了教育上，這個百分比從恩施的13.51%到沔陽的72.92%不等，58個縣中有26個縣把40%以上的土地稅收用於教育（見第24欄）。
9.這裡試圖估算一下民眾的賦稅負擔。傳統按每畝交多少稅來計算賦稅負擔的辦法，是不可靠的。因為：（1）「畝」的大小不一。根據陳翰笙等人的研究，江蘇省無錫縣的「畝」相當於從2.5公畝到8.5公畝不等，總共有173個不同的大小。注350（2）因肥沃程度不同，而每畝的價值差別也很大。據悉，湖北省每一居民要交約27.2分的土地稅，而按農業人口算，每一農村居民就得交53.2分的稅（參見第27欄）。在各縣中，農業的人均土地稅從宜昌的6.6分到宜都的1.74元。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一個公民要比另一個公民多交26倍多的土地稅。且考慮到要交的其他賦稅及個人的總體能力等相關情況時，這個不公平則更不合理了。因此，衡量土地稅負擔的較好方法是，根據土地價值的一定單位來計算土地稅的數額。這裡，就用得上米爾衡量法了注351,相應地我們則採用以每千元價值抽稅數作為計算稅收的辦法。由於目前還沒有精確的估數出來，本書以第8欄里的土地價格作為計算根據，這樣一來，得出的結果只能是大致的估計了。
10.土地稅負擔的變化（見第28、29欄）。土地稅負擔的平均數是4.32米爾，有30個縣的土地稅負擔超過這個數字，最高達31.62米爾（羅田），最低的為0.33米爾（宜昌），彼此相差幾乎100倍。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是人們高呼農民負擔的土地稅超過其容忍程度的主要原因。人均0.532元的土地稅顯得很低，而這種不公平以及徵稅中「一分入庫三分漏」的所謂陋規劣習，已給農民帶來傷害。
如果以農民的收入指標——生產價值為根據來衡量，那麼，土地稅負擔平均為14.76米爾，即每千元產值平均交14.76元的稅。58個縣中只有27個縣低於這一平均值。最高的縣是通城，達288.89米爾；最低的是宜昌，1.34米爾。通城是宜昌的215倍多。
11.估計68個縣的稅收總計為7,202，697元，平均只有18.77%用於教育，其中有14個縣還低於這一平均值。本書教育應占35%—40%的建議，只有5個縣實現，7個縣超額實現了。
軍費開支占縣財政總預算的54.73%。68個縣中有30個縣預算的50%以上用於支付軍費開支。這是一種非常狀態，建議這筆費用在恢復和平和秩序後能轉用於教育。
湖北省公立教育財政重建中的主要實際問題
由於筆者長期脫離實際環境，而且，事實上未來切實可行的規劃，必須建立在更加全面的數據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之上，所以，我不打算在這裡對湖北省公立教育財政的重建提出明確建議。
茲列舉湖北省目前最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下：
Ⅰ.與學校財政密切相關的問題
1.經濟和社會調查
a.人口普查。湖北省人口的確切數字為多少?每個地理區、年齡組、行業各有多少人?
b.財富和收入。人民的財富和收入總額是多少?這些財富和收入是怎麼分配的?
c.農業、工業和貿易的情況如何?
這些問題應該由省政府統籌，教育廳應該從教育的角度使數據覆蓋周全。實業部要對這類項目進行資助，並且予以充分合作。
2.除了要對學校財政調查外，還要對學校做科學的調查
a.傳統的管理結構是否確保高效，是否適合實際需要?
b.教學質量如何?
c.學校系統產品的質量如何?
d.教育工作者的培訓和保護是否良好?
e.生產教育和農村教育能否有效推進?與建設部門配合方案的前景如何?
Ⅱ.學校財政的調查
1.財政獨立
a.學校財政控制的最有效管理結構是怎樣的?需要對湖南、江蘇等省現行結構的優缺點進行研究。
b.根據稅務專家們推薦的稅收標準來衡量，什麼稅是教育收入的最佳稅源?從平穩而充足的原則與能力的原則相比較的角度看，在近期，鹽稅與菸酒稅、契約稅、捲菸稅、營業稅、屠宰稅等比較起來，何者為優?從長遠看，利用地價稅、所得稅和遺產稅作為教育稅源的前景如何?
c.根據國民政府現行的合法規定，應採取什麼實際措施?
2.地方自主與集中控制
a.除了財力不足外，地方缺少支持公立教育的主動性的原因是什麼?
b.是以縣作為教育支持的一個單位好，還是都集中到省教育廳好?
3.國家扶助和省級扶助
a.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湖北省能指望中央政府對本省的教育給與多少幫助?
b.在匪患後恢復的各縣，公立教育的實際善後救濟計劃是怎樣?
c.負擔均等。測定各縣支持教育的能力與負擔的最正確方法是什麼?如何才能在湖北省制定出一個均衡的方案?
4.稅務制度的整體重建
a.據民政廳估計，經土地清冊調查後，每年徵收地價稅的收益將為4，700萬元。注352這筆稅收，能否按1934年5月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的建議，撥出一部分用於教育，以替代不久即將廢除的土地附加稅和小額稅?
b.即將於1935年通過的《五五憲草》，已寫入所得稅和遺產稅應撥給教育使用，在預期其實現期間，教育工作者們應做些什麼?
c.在五花八門的「雜項附加稅和小額稅」廢除後，資助地方教育的近期計劃是怎樣的?
d.在這些稅目被廢除前，各縣的各種教育稅源能夠如何簡化?多種稅源是否在保證平穩上比單一稅源更好些?稅率能否更簡單公正?它們與徵稅成本和行政效率關係如何?
5.機會均等
a.由於湖北省近期無力承受學齡兒童全部入學的負擔，那麼在普及教育最終實行之前，可否制定一個計劃，選擇一批聰明兒童接受教育，使花的錢得到更好的回報呢?公平選拔能避免破壞民主原則的指責嗎?評估手段能在什麼程度上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
b.能否繼續讓富人多交點學費而減免窮人的學費?怎樣才能準確而公正地評定學生的家庭經濟狀況?能增加省級給成績優秀而家境貧寒的學生的獎學金嗎?各縣也能實行這樣的計劃嗎?
c.農民的子女和享有城市財富的人的子女之間是如何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漢口應該把一部分財富獻給全省人民，這種觀念能否深入人心?
6.學校地產
a.在教育廳的督導下，現在有些縣正在對學校地產和其他財產進行調查，最佳管理計劃是怎樣的?學校能指望從這項收入來源得到多少收益呢?
b.成百萬畝的荒地和林地能否轉用來建立農業和林業學校?
c.湖北省的寺廟財產有多少?把其中部分或整體轉用於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d.將宗祠部分財產轉用於辦教育的實際計劃是怎樣的?
7.湖北學校系統還可申請一些法定收入
a.湖北可望從退賠的庚款中得到多少?能否按何蔭棠博士建議將其總額6%用於農村教育的相應部分退給湖北?
b.原定用於修鐵路的米稅公債和交通部欠湖北的過期債務——到1930年，前者的本利之和已達2,051,000元，該款曾在財政部的控制下儲存以備資助湖北的公營企業。後者的本利之和到1930年達到708,000元。省政府曾將這兩項基金劃為對教育的捐贈款。妨礙這兩項基金回歸學校系統的障礙是什麼?就這件事有什麼實際行動計劃?注353
8.宣傳活動。怎樣才能激發公眾對改進教育支持的持續興趣?湖北省能否劃出一個像河北省定縣那樣的實驗區注354，來向人民展示現代教育的生產率呢?
9.教師的保障。一個湖北省教育工作者的科學的薪資明細表應該是怎樣的?
10.教育不能等待。能否以一些穩定的稅收作擔保，通過發行公債來借款辦教育?農民銀行和合作社能在多大程度上資助教育?
11.如何消除教育支出中的浪費?以湖北省的實際情況看，什麼才是真正的節約?
與教育經費支出相關的問題繁多，時間和篇幅不允許筆者一一盡述。
上面談的全是當前的首要問題。筆者迄今收集到的這類數據，還不足以形成一套切實可行的建議。過去眾多的紙上計劃之所以失敗，原因在於沒有深入到問題的根源，有時考慮現實問題又過於理想化。這裡我們建議湖北省教育廳設立一筆充足的基金，以便對教育支持和其他相關問題展開一次科學的研究。有理由相信此事能爭取到國民政府以及國民經濟委員會在財政和技術上的支持，並應該任命一個由教育專家和稅務專家組成的班子，對上述問題進行調研。筆者相信這樣一個工程項目，遠期必將取得豐厚的回報。否則，含糊的建議、紙上的計劃和純粹的空喊，到頭來都落得流風逝影。同樣的惡性循環像甲子流年輪環無盡。富蘭克林曾說過：「無勞則無獲」；偉大的伯里克利曾說過：「承認貧窮並不可恥，貧窮而不去努力克服才是真正可羞的咧。」時至今日，此時此刻，正是著手行動的時候了！
圖7 估算中國不同年齡段人口百分比之方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
1.League of Nations,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Geneva,1933,Table 3,p.30.
2.Lord E.Percy,The Yearbook of Education,1933,London:Evans Brothers,p.XCVIII.
3與7.《統計月報》，第3卷第3期，1931年3月，第27頁。
4.關於定縣統計的詳細資料，承蒙太平洋國際學會F.V.菲爾德先生提供。
5與6.《中國勞動年鑑》，北平社會調查所，1928年，第5頁。
9與16.J1，表3。
表91 湖北省歷年人口表
資料來源：a.此處是根據戶籍普查核正的數據。
b.教育部採用的數據，加上了漢口的616，174人；《申報》，第D3頁。
c.26，232，270人，加漢口的616，174人。內政部長的報告，《內政部公報》，第3卷第2期，1930年3月。
d.26,695,231人，包括漢口的569，444人。《民國的兩年》，第413頁。 （漢口的人口數可能采自兩個來源的1928年不同月份的報告。）
e.幾乎與「c」相同；可能是因為漢口人口的變化所致。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第一部分，第2頁。
參考文獻注355
Ⅰ.書目、索引
1.Alexander, Carter, Compiler.Bibliography on Educational Finance. Publications of the Educational Finance Inquiry, Volume IV.New York：Macmillan Co.，1924.
2.Alexander, Carter, and Covert, Timon, Compilers.Bibliography on School Finance, 1923—1931.The National Survey of School Finance.Washington, 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3.邰爽秋等：《1909—1929年教育論文索引》（修訂版），上海：民智書局，1932年。
4.《人文月刊》期刊索引，上海：人文月刊社，第1—5卷。
Ⅱ.年鑑
1.Chicago Daily News Almanac and Year Book, 1933.Chicago：Chicago Daily News, p.276.
2.《中國年鑑》或《第一次中國年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一期，第82—145、587—588、622頁。
▲ 3.Ji Ji Year Book, 1933.Tokyo, Japan.
4.League of Nations.Armaments Year Book, 1933.Geneva.
5.Percy, Lord Eustace. The Year Book of Education.Table 59, pp.XCIX, C, Table 58，pp.XCVIII.London：Evans, 1933.
6.《申報年鑑》，1933年、1934年，上海《申報》。
7.Statesman’s Year Book, 1932. New York: Macmillan.
8.Woodhead, H.G.W., Editor.The China Year Book,for the years 1921—1922, 1923,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1930,1931, 1932 and 1933. Tientsin and later Shanghai: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d.
9.World Almanac, The, 1933. New York: The World Telegram.
10.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
11.舒新城：《中國教育指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1926年。
Ⅲ.數據主要來源
（一）教育統計數據來源
據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人黃炎培博士說，迄今見於政府文獻的最早學校統計，可以追溯到《元史》。《元史》卷十四記載，1286年已有學校20，166所。卷十五載，1288年全國學校有24，400所。卷十六載，到1291年為21，300所。自現代學制建立以來，政府公布的有關學校的統計資料如下（Ⅰ項除外）：
A.1907年，《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B.1908年，《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C.1909年，《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D.1912—1913年度，《第一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E.1913—1914年度，《第二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F.1914—1915年度，《第三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G.1915—1916年度，《第四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H.1916—1917年度，《第五次教育統計圖表報告》。
I.1922—1923年度，中華教育改進社：《中國教育統計概覽》 （1922—1923年度），第16期公報，第Ⅱ卷，北京，1923年。
J.1.《1929—1930年度全國初等教育概況》，南京：教育部，1932年4月。
J.2.《1928—1929年度全國中等教育概況》，1932年7月。
J.3.《1928—1929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概況》，1931年11月。
J.4.《1928—1929年度全國社會教育概況》，1931年8月。
K.《1931—1932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33年7月。（1930—1931年度的其他數據未找到。）
（二）內部文件和通過通訊、問卷的回覆和計算表格得到的零星數據
1.1909年以來期刊發表的關於中國教育財政的論文篇數表。
2.教育行政方面的優秀著作及其偏於教育財政主題的概況表。
3.自1912年以來，導致教育發展放慢的主要政治、軍事和財政事件一覽表。
4.關於教育未得到充分和穩定支持的證據和原因的數據來源（參見腳註）。
5.遣送學生出國留學的費用的估算
6.關於1900年以來全國及一些城市批發物價指數的數據。
7.1931—1932財政年度20省和5特別市的教育預算和總預算的計算表。
8.「Chart Your Budget Here.」 Compliments of A.J.Nystrom and Co., Chicago, Ill., U.S.A.
9.根據可資利用的數據制定的中國教師工資明細表。
10.1933—1934年度湖北省學校教育工作者每月薪資數額的頻率分布。
11.1933—1934財政年度湖北省教育廳預算的百分比率分析。
12.A.62個國家教育經費和軍事經費占其全國預算總額的百分比計算表。
12.B.Exchange rates issued by the U.S.Federal Reserve Board, October 10, 1933.
12.C.Exchange rates of Chinese Mexican dollars in U.S.cents.
13.根據1929—1930年度的數據顯示中國正規學校教育和社會成人掃盲教育所應承擔的教育任務分量的示意圖。
14.陝西省教育廳對1932年12月17日問卷的回覆與數據。
15.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就中央政府1928—1934年間教育預算問題所做的回覆，1933年11月2日。
16.中華民國政府1933—1934年度國家預算，並與1932—1933年度相比較。
17.關於中國爭取在專業領導下教育財政獨立鬥爭的數據來源（參見腳註）。
18.自1912年以來中國債務的計算表和數據來源。
19.Cheng, Ronald.Y.S.Technical Education or Education for Industry in England and Its Lesson for China. Term paper, Summer, 1932.
20.The Cost of the U.S.Federal Government in seven charts,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Summer，1933.
21.中文版湖北通志、10府志、69縣誌書目，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22.湖北各縣學款學田計算表。
23.清朝湖北各縣歲入歲出計算表。
24.湖北省20年義務教育方案的概算。
25.相關係數運算數據表。
26.湖北全省各縣生產總值計算表。
27.本書使用過的空白調查問卷。
（三）官方報告與公報
1.安徽省教育廳：《一年來之安徽教育》，安慶，1930年，第三部分和第3—4頁。
2.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二十年度（1931—1932）地方歲入歲出預算之概算》，1932年。
3.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留學調查錄》，南京：中央黨部，1931年。
4.張仲炘等纂：《湖北省通志》，武昌：湖北省政府出版局，第62卷第7部分等，1921年。
5.浙江省教育廳：《浙江省三年來教育概況》，1933年，第21—32頁。
6.蔣維喬編：《江蘇教育行政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73頁。
7.《中國地質調查所報告》，截至 193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報告，北平。
8.《中國海關年度報告》，上海：中國海關，1895—1933年。
9.財政專家委員會：《稅收政策報告》，南京：財政部，1929年（油印）。
10.林遠村輯：《鄂省丁漕指掌》，1875年。
11.Federal Reserve Board.Statement for the Press, October 10,1933.
12.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195—196、226、223—292、303、293—302、141、193—209、355—365頁。
13.《福建省教育廳報告》，1930年7月。
14.福建省教育廳：《教育周刊》第10期，教育財政獨立專刊，1928年12月11日，福州。
15.漢口特別市政府：《1929—1930財政年度漢口特別市市政統計年刊》，漢口，1930年，第348、353頁。
16.10府69州縣誌，1612—1896年。
17.Hodges, Charles.「Non-Political Factors Underlying the Chinese Problem.」Preliminary Papers Solicited by the Data Committee.Paper No.VI，Conference on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China.Baltimore, September 17—20,1925.
18.河南省教育廳：《河南教育年鑑》（1930），開封，1931年，第二部分，第1—150頁。
19.河南省教育廳：《河南教育款產特刊》，開封，1930年，第92—96頁。
20.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共4卷），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第1073頁。
21.湖南省政府秘書處：《湖南政治年鑑》（1930），1931年，第419頁。
22.湖北省教育廳：《湖北教育公報》，1929—1933年。
23.湖北省民政廳：《湖北省民政報告書》，武昌，1930年12月。
24.湖北省教育廳：《民國22年度湖北省教育文化費歲出分類預算書》，1933年12月。
25.湖北省教育廳：《最近湖北教育一覽》，武昌，1932年。
26.湖北省教育廳：《民國22年湖北省教育概況統計》，武昌，1934年1月。
27.湖北省教育廳：《1929—1930年度湖北教育現況》，武昌，1930年。
28.湖北省教育廳：《湖北省政府教育廳現行規章》，武昌，1932年3月。
29.湖北省財政廳：《湖北省統稅稅則》，武昌，1928年。
30.湖北省財政廳：《湖北省稅務概要》，武昌，1932年9月。
31.湖北省財政廳：《民國21年湖北省財政報告書》，武昌，1932年。
32.湖北省財政廳：《民國22年3月至6月湖北省財政報告》，武昌，1933年。
33.湖北省財政廳：《湖北省各縣21年度縣地方歲入歲出預算表》，武昌，1932年。
34.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最近教育概況》，南京，1930年，附錄，第1頁。
35.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議決案》，1928年，第43—44頁。
36.郭衛輯校：《中華民國行政法令大全》，第2卷，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3年，第2170頁。
37.《全國教育經費獨立運動宣言》，《新教育》第4卷第5期，1922年5月，第901—903頁。
38.繆仞言輯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始末記》，上海：江東書局，1930年，第410頁。
39.財政部：《第18財政年度報告（1929年7月—1930年6月）》，1931年。
40.財政部：《1928年7月—1929年6月財政年度報告》，1930年。
41.財政部：《第19和20財政年度報告（1930年7月—1932年6月）》，1932年。
42.財政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匯編》，南京，1928年，第616頁。
43.財政部：《全國經濟會議匯編》，南京，1928年，第626頁。
44.教育部：《教育部公報》第2卷第14期，1930年4月5日，第46頁。
45.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1卷，上海：開明書店，1934年，第558頁。
46.實業部：《實業統計》第1卷第5—6期，1933年12月，第6及以後頁。又，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第12頁。
47.內政部：《內政部公報》第3卷第2期，1930年3月。
47a.National Committee for Economy in Government.Federal Appropriations of 1932—1933—1934.Chart VI.Washingto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Union Trust Building, December, 1932.
48.《雲南民國日報》，1932年4月4日，雲南昆明。
49.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20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預算》,1932年4月28日公布。
50.《1933年湖北田價調查》，《國聞周報》第17卷第20期，1933年5月30日。
51.《經濟統計季刊》第2卷第3期， 1933年9月，天津：南開大學，第693及以後頁。
52.《1914年以來湖北省財政狀況的報告》，《湖北財政月刊》第5卷第3、4期，武昌。
53.《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紀要》，第三部分，上海：江東書局，1930年。
54.《第七次農商部報告》，北京，1922年。
55.山東省教育廳：《財政年鑑：山東省各縣地方民國21年度教育費預算》，1932年，第1128頁。
56.山東省教育廳：《山東各縣教育款產一覽》（共4卷），濟南，1932年，第4476頁後表格。
57.山東省教育廳：《山東各縣地方民國18年度教育經費歲入一覽表》，濟南，1930年，第1601頁。
58.《申報》「教育新聞欄」，上海，1933年6月6日、1933年12月29日。
59.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月報》第9期，1933年1—2月；第10期，1933年3—4月；第1卷第10期，1929年12月。12省教育財政一覽表。
60.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月報》第3卷第2期，1931年2月，1932年11—12月，1902年1—2月。
61.《大清教育法令》，第1卷。
62.戴夏：《視察山西教育報告書》，南京：教育部，1933年，第1頁。
Ⅳ.輔助資料：書與期刊
1.Abel, James F.Education in Belgium.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2, p.6.
2.Abel,James F.The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on Educ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3，p.37.
3.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Memorandum（On Chinese Government Finances）， Volume II, No.3, February 10, 1933.
4.Arnold, Julean.China Through an American Window. Shanghai：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1932, pp.25—27.
5.Arnold, Julean.Some Bigger Issues in China’s Problems.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 1928.Foreword, p.1.
6.亞洲地理學會：《湖北分縣詳圖》，武昌，1927年。
7.《銀行周報》第17卷第46期，1933年11月28日；第25期，1933年7月4日，上海：銀行周報社。
8.Biennial Survey of Education, 1928—1930.Bulletin, 1931, No.20（In 2 volumes）. U.S.Office of Education.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pp.10—12, 26, 37, 56, 94.
9.Buck, J.L.Chinese Farm Econom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10.Buehler, A.D.General Sales Taxation. New York： The Business Bourse, 1932, p.17.
11.《中央黨務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南京：中央黨部，第2479、2606頁。
12.張心一：《中國農莊和農作物的估算》，南京：南京大學，1932年，第11頁。
13.張之洞總督：《勸學篇》，原文見《張文襄公全集》。（英文版見Samuel I.Woodbridg，Translator,China’s Only Hope, An Appeal by Her Greatest Viceroy, Chang ChihTung, 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Co.1900, pp.6，98—100.）
14.張霄鳴：《中國歷代耕地問題》，上海：新生命書局，1932年，第303—304頁。
15.Chang Kia-Ngau（張嘉璈）.「Some Economic Symptoms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Volume V, No.40, October 6, 1932.Shanghai：The China Critic Society.
16.浙江實業銀行：《各省市及特種內債一覽》，《申報年鑑》，1933年，第60—63頁。
17.Chen, Gideon（陳其田）.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 1927. 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passim.
18.Chen Han-Seng（陳翰笙）.The Present Agrarian Problem in China. 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pp.1, 12.
19.陳翰笙等：《畝的差異》，南京：中央研究院，1929年。
20.陳翊林 ：《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第43—58、79頁。
21.Chen Huan-chang（陳煥章）.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s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11.
22.陳公博：《中國四年實業計劃》，《中國經濟雜誌》第13卷第3期，1933年9月，第219頁。
23.陳公博：《兩年的觀察》，《國家》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日，上海。
24.陳寶泉：《中國近代學制變遷史》，北京：中華書局，1926年。
25.陳彬和：《教育經費亟應獨立》，《申報》，1932年1月26日。
26.陳彬和：《今後教育上基本問題之討論》，《申報》，1931年8月20日。
27.程湘帆：《中國教育行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56頁。
28.陳震異：《今後我國營業稅問題》，《中國經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103—104頁。
30.賈士毅：《國債與金融》，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1、90頁。
31.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第1182、1202、1164、1179、1548頁。
32.姜琦、邱椿：《中國新教育行政制度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117頁。
33.蔣恭晟：《國恥史》，上海：中華書局，1926年，第6—7頁。
34.蔣維喬：《江蘇教育行政概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17頁。
35.《中國經濟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第37—53頁。
36.千家駒：《中國的內債》，北平：社會調查所，1933年，第2、41及以後頁。
37.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ume X,No.3,March,1932.
38.朱彬元、唐澤焱：《近十年來中央財政概況》，《清華學報》第3卷第2期，1926年1—2月，北京：清華大學，第967—997頁。
39.朱有光：《中國教育制度之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53、100—110、293—295、165頁。
40.莊澤宣：《三十年來中國之新教育》，《教育研究》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廣東：國立中山大學。
41.《中華教育界》第18卷第12期，1931年，附錄；第16卷第13期，1926年9月，新聞欄，第5—9頁，上海：中華書局。
42.Clark, Grover.Economic Rivalries in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pp.44—45.
43.Clarks， Harold F.The Cost of Government and the Support of Education.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4, pp.3—5.
44.Clark, Harold F.The Economic Effects of Education. Bureau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Indiana University, 1928, passim.
45.《請專籌巨款舉行要政片》，《張文襄公全集》，第54卷，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初五。
46.Condliff, J.B.China Today, Economic.Boston：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32.
47.《時事月報》第9卷第5期，1933年11月，南京：時事月報社，第171—173頁。
48.南京大學農業經濟系：《民國20年水災經濟調查》，南京，1932年，第10及以下頁。
49.Department of Superintendence, Twelfth Yearbook: Critical Problems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Chapter III,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Public Education,」 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February, 1934,pp.57—90.
50.Djiang, Siao-Mei（張肖梅）.The Position of China as a Producer of Raw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ed Goods.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passim.
51.Doane, Robert R.The Measurement of American Wealth.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1933.Table X, p.35.
52.《中國憲法草案》，《中國事務》第5卷第19期，1934年3月15日，南京：國際關係委員會，第297頁。
53.Dresdner Bank.The Economic Forces of the World. Berlin：Dresdner Bank, 1930.Table 2 and pp.169， 171, 176.
54.Edie, L.D.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 New York：Thomas Y.Crowell, 1926，p.273.
55.《教育雜誌》第6卷第1期，1914年，新聞欄；第6卷第3期，1914年，新聞欄；第7卷第8期，1915年，新聞欄；第15卷第12期，1923年，新聞欄；第16卷第6期，1923年6月。
56.《教育與民眾》第5卷第6期，1934年2月28日，無錫：江蘇省教育學院，第1086頁，1933—1934財政年度各省和特別市教育支出表。
57.Engelhardt,N.L.Planning School Building Programs. 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0, passim.
58.Engelhardt, N.L.，and Alexander， C.School Financ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Problems.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8.
59.Engelhardt,N.L. and Engelhardt, Fred.Public Schoo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7, pp.219，771.
60.（12位）教育部專員報告摘要，《申報》新聞版，1933年12月29日。
61.Fairchild, F.R.,and Others.Elementary Economics,Volume II,1926, p.201.
62.Federal Boar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Principles Underly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id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3.
63.Fong, H.D.（方顯廷）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A Statistical Survey.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45.
64.方顯廷和陳振漢：《中國工業困難之分析》，《大公報·經濟周刊》，1933年8月23日，第3頁。
65.Green, W.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Taxation. New York：Commercial Clearing House, 1933.
66.《新建月刊》，「計劃經濟專刊」，第2卷第4期，1933年4月4日，北平：新建月刊社,第99頁，
67.Hoh, Yam-Tong（何蔭棠）.The Boxer Indemnity Remission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manuscript）,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Y., 1933.
▲ 68.Homo-Linguistic Society, The.Ge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Chinese Individual Provinces.Hupeh, Tokyo,Volume 9, 1918.
69.何炳賢：《民國二十二年我國工商業的回顧》，《中國經濟期刊》第14卷第1期，1934年1月，第19頁各處。
70.夏承楓：《現代教育行政》，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第90—141、196—197頁。
71.邢必信等編：《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北平：社會調查所，1932年，第207頁。（參見全國稅法委員會的批發物價指數）
72.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第440—441頁。
73.舒新城 ：《中國教育建設方針》，上海：中華書局，1931年，第144頁。
74.Hsu, Leonard S.（許仕廉）Sun Yat-sen,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ls.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ess, 1933, p.138.
75.Hu, Shih（胡適）.「Which Road are We Going?」Pacific Affairs, October, 1930.Honolulu：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76.黃炎培：《中國二十五年間全國教育統計的總檢查》，《人文月刊》第4卷第5期，1933年6月16日，第1—28頁。
77.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Inquiry into the Education Budget of Certain States.」Bulletin.Year VII, 4th Quarter, No.29, 1933, pp.160—161.
78.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Cost of Living and Family Budgets. Honolulu：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assim.
79.Joint Commission on the Emergency in Education.Report of 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inancing of Education.「School Finance Charter,」p.9.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33，p.78.
80.Joint Commission on The Emergency in Education.By Phi Delta Kappa Fraternity.Evaluating the Public Schools. Washington：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34.
▲ 81.（Japanese）Department of Education.A General Survey of Education in Japan. Tokyo,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33, pp.62—63, 57.
82.甘豫源：《江蘇各縣之教育財政》，南京：國立中央大學，1928年，第16頁。
83.顧毓瑔：《原動力之發展與中國的現代化》，《申報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5日，第87—96頁。
84.郭枏：《教育研究:中小學教職員待遇之調查與研究》，《教育評論》第23卷第1期，1931年1月，第121—140頁。
85.Kwo, P.W.（郭秉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17，pp.62—63，146—147.
86.Larson, Emil L.School Finance and Related Problems. Tucson, Arizona：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33， pp.7—10.
87.Lasker, Bruno, Editor.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angchow, 193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88.League of Natio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Experts.Becker, C.H.，Falski,M.，Langevin, P.，Tawney, R. The Re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Paris：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peration, 1932, pp.52—55.
89.Legge, James, Translator.The Chinese Classics.（Second Edition, Revised.）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893.Volume I, Book IX, Chapter XIV； Chapter X, Section 7，「The Commentary of the Great Learning」；Book IV, Chapter XVI；Book XIV, Chapter I；Book XI, Chapter XVI.
90.梁啓超：《教育政策私議》，《飲冰室合集》，第29卷。
91.Liang, Ching-Chun（梁敬）.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Food Supply of China. Doctorate Dissertation in manuscrip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Summary.
92.李步青：《小學教育經費問題》，《中華教育界》第4卷第2期，1924年，第1—9頁。
93.李權時：《我對遺產稅的意見》，《銀行周報》第17卷第50期，1933年12月6日，第1—2頁。
94.李權時：《十年來之中國經濟》，《世界雜誌》，1931年8月10日創刊十周年紀念特刊，上海：世界書局，第90頁。
95.Lieu,D.K.（劉大均）China’s Industries and Finance.Shanghai:Chinese Government 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1927.
96.林傳甲：《湖北省地理志》，武昌：中華大學，1919年。
97.Linn,H.H.Practical School Economies.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34,p.167.
98.林遠村等輯：《鄂省丁槽水利合編》，武昌：財政廳，1875年。
99.李石岑：《教育獨立建議》，《教育評論》第14卷第2期，1922年2月，第1—9頁。
100.List,Friederich.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Translated by S.S.Lloyd,1922.
101.劉乃敬：《各省市教育經費獨立運動》，《時事月報》，第10卷第2期，1934年2月，南京：時事月報社，第61—64頁。
102.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上海：新生活書店，1932年，第35頁。
103.羅家倫：《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湖北教育月刊》，武昌：湖北省教育廳，第5期，1934年1月。
104.Lowe, Chuan-Hua（羅傳華）.Facing Labour Issues in China. 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Chapter X, p.115 sqq.
105.Lutz, Harley L.，and Carr, W.G.Essentials of Taxation. Washington：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November, 1933.
106.McGaught, J.R. Fiscal Administration of City School Systems. New York：Macmillan, 1924.
107.Magill, R.F.Lectures in Tax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Symposium, 1932.New York：Commercial Clearing House.
108.Marshall, Alfred.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22, pp. 42—47.
109.Matzen, John M.Stat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for Education.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1.
110.馬寅初：《馬寅初演講集》，第2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第35—43、193頁（1928年版）。
111.Mayton, J.G.Budgets of Far Eastern Countries. 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p.28.
112.《工副產品的價值》，內政部：《公報》第5卷第10—11期，1932年3月11日。
113.鐵道部：《十年來全國鐵路教育支出表》，《鐵道公報》第225期，1932年4月19日。
114.Moehlman， A.B.「Public School Accounting.」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ume II, No.2.Finance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32.
115.Moehlman, A.B.Public School Finance. New York Rank McNally, 1927, p.8.
116.Monroe, Walter S., and Engelhardt, Max D.The Techniqu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Urbana: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Bulletin, Volume 25, No.19, 1928.
117.Morrison, H.C.The Management of School Mone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p.32.
118.Morrison, H.C.School Reven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p.46.
119.Mort, Paul R.The Measurement of Educational Need.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 1924.
120.Mort, Paul R.State Aid for Public Schools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port of the Special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and Retrenchment of the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 J.B.Lyon, 1925.
「Obviously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express such a minimum in terms of the educational product and the time may come when this will be possible.For the present, however, the best that can be done is to express it in terms of money accompanied with such prescrip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facilities and curricula as the educational authorities may find it practicable to lay down.」
121.Mort, Paul R.State Support for Public Education.Report of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chool Finance.Washington: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33, pp.12, 435.
122.Mort, Paul R.and Others.State Support for Public Schools in New York as Related to Tax Belief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A Report to the New York State Tax Commission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Tax Laws, Memorandum No.2, 1932.
123.Mort, Paul R.「Teachers College Influence upon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A Reprint from th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ume XXX, March, 1929,pp.572—577.
124.Nagano, Akira.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Translation by Chu, Kia-ching.Shanghai: The Light Book Co., 1930, p.187.
125.National Associ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Shanghai：The Association, 1932, p.98.
126.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Research Division. 「School Revenues and New Methods of Taxation.」 Studies in Stat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tudy No.2, January, 1930.Washington：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27.National Tax Association.「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to Prepare a Plan of a Model System of State and Local Taxation.」Proceedings, November, 1918.
128.National Tax Association.Second Report on a Plan of a Model System of State and Local Taxation.National Tax Association, 1933.
129.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Department of Superintendence, and Research Service.Circular， No.9， September, 1933.Washington：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30.Newcomer, Mabel.Financial Statistic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Macmillan, 1924.
131.《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第471—476頁；第4卷第5期，1922年5月5日，第953—958頁；第5卷第1—2期，1922年8月，第241—243頁；第5卷第3期，1922年10月，第589—591頁；第7卷第2—3期，1923年10月，第51—58頁；第9卷第1—2期，1924年9月；第11卷第2期，1925年9月，第209及以下頁。
132.Nieh, C.L.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passim.
133.Norton, John K.The Ability of the States to Support Education.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26.Table 5, p.19.
134.Norton, John K.Major Issues on Public School Finance （in manuscript），1933, pp.6—9.
135.Pearman, W.I.Support of State Educational Programs. 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3, p.141.
136.Pitkin., Royce S.Public School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Depression. Brattleboro, Vt.：Stephen Daye Press, 1933, p.135 sqq.
137.《庚款興學計劃》，「東方圖書館叢書」，三卷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38.白眉初：《鄂湘贛三省志》，第五卷，北平：北京師範大學史地系，1927年。
139.《全國教育聯合會歷屆大會議決案》，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第259及以下頁。
140.常偉：《時代公論》，南京：國立中央大學，1932年9期，第6—9頁。
141.Rainey, H.P.Public School Finance. Century Co.,1929, pp.36—54.
142.Ramirez, Rafael. Seminar in Mexico, A Cooperative Study of Mexican Life, and Culture. 4th Annual Edition, 1929.Mexico City, p.7.
143.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Volume I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33,pp.1324—1326,1365.
144.Reeder, Ward G.「Methods of Research in School Finance.」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Washington: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Volume IV, No.1, February, 1934, p.45.
145.Remer, C.F.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Macmillan, 1933, pp.69, 70, 76, 145.
146.Report of the Governor’s Commiss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School Support in the State of New Jersey.Volume II, December, 1933.
147.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Current Issues in Teacher Retirement.Research Bulletin, Volume VIII, No.5, November, 1930, p.230.
148.Rignano, Eugenio.Translated by Josiah Stamp.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Death Duties. London: N.Douglas, 1925.
149.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Five Years of State School Revenue Legislation,1929—1933.Washington: The Association, 1934.
150.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tate Sources of Revenue for Public Education: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Washington:The Association, March, 1929.
151.Research Staff， National Survey of School Finance and Special Consultants.Research Problems in School Finacnce. Washington: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1933.
152.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ume II, No.2,April, 1932.Washington,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p.113.
153.Rugg, Harold.The Great Technology. New York:John Day, 1933, p.250 sqq.
154.Russell, Bertrand.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World.Chapter VIII,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New York: W.W.Norton, 1932, p.191 sqq.
155.Russell， Bertrand.「The Problem of China.」 In Education and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W.W,Norton, 1932, p.194.
156.Seligman, Edwin R.A.Essays in Taxation, Ninth Edition.New York: Macmillan, 1931.
157.Seligman, Edwin R.A.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926, p.423.
158.Schmidt, Arthur W.The Development of a State’s Minimum Educational Program.New York：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2.
159.Schultz, W.J.American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ew York：Prentice Hall, 1931，p.635.
160.常導之：《教育行政大綱》，第2卷，上海：中華書局，1930年，第542頁。
161.Shaw, Kinn-Wei（壽景偉）.Democracy and Finance in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169—194.
162.序東：《俄庚款始末與教育經費》，《明日教育》第2卷第9期，1933年5月16日，表7，第13頁。
163.Schultz, W.J. The Taxation of Inheritance. Houghton, 1926.
164.《申報月刊》，上海：《申報》第2卷第4期，第37—41頁；第7期，第87—96頁。
165.Simpson, A.D.Financing Education in Connecticut. A proposed plan to enable the state of connecticut to meet more adequately its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y.Hartford, 1927.
166.Smith, H.L., and Odell, E.A.「Bibliography of School Surveys and of References on School Surveys.」 School of Educ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Bulletin, September-November, 1931.Volume VIII, No.1 and No.2, April,1932.
167.Society of Industrial Engineers.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New York, 1933,passim.
168.「Special and Local Public Loans.」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Volume VIII, No.5, November, 1933, pp.60—63.
169.Springfield, Mass., U.S.A.Annual Report of the Springfield Public Schools.Springfield：Board of Education, 1930, p.59.
170.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Summary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Moscow, 1933.Tables 24 and 28，pp.286—287,291.
171.Stauffer, M.T.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172.孫中山：《社會主義之演講》，《中山全書》，1923年。
173.Strayer, George D.，Director of Studies.Report of the Governor’s Committee on the Cost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1934.
174.Strayer, George D.，Director.Report of the Survey of the Public Schools of Chicago, Illinois.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32.Volume I, pp.24—25.
175.Strayer, George D.「The Work of the Division of Field Studies.」Teachers College Record, November, 1931, pp. 118—122.
176.Strayer, George D.，and Haig, R.M.The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Report of the Educational Finance Inquiry.New York：Macmillan, 1923, pp.142—145，172.
177.《民國22年財政部現負內外債款之清算》，《中國銀行月刊》第13卷第3期，1934年3月，第16頁。
178.Swift, F.H.Federal and State Policies in Public School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Ginn and Co.，1931，pp.20, 25—26, 68.
179.Swift, F.H.The Financing of Institutions of Public Instruction in Fr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3, p.33.
180.Swift, F.H.A History of Public Permanent Common School Fu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795—1905.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11.
181.Swift, F.H.「Let America Study the French System of Financing Schools.」Nation’s Schools, Volume XII, No.1, July, 1933，pp.41—48.
182.Swift, F.H.，and Others.Studies in Public School Finance.In 4 volumes.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22 and 1923.
183.戴季陶：《中國的經濟建設與教育建設》，《新亞細亞》第4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第1—9頁。
184.邰爽秋：《廟產興學運動》，《中華教育界》第17卷第4期，上海：中華書局，1928年，附錄。
185.邰爽秋：《廟產興學問題》，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第122頁。
186.Tao, L.K.The Standards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 Shanghai: The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4.
187.Tawney, R.H.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2, pp.28, 90—91.
188.Tax Research Foundation.Federal and State Tax Systems. 4th Edition.Chicago: Commerce Clearing House （205 W.Monroe St.）, January, 1933.
189.True,Alfred C.A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5—1925.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9, p.436.
190.蔡元培：《教育獨立議》，《新教育》第4卷第3期，1922年3月，第317—319頁。
191.杜佐周：《教育與學校行政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30頁。
192.Twiss, George R.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25.Chapter I.
193.Tyau,M.T.Z.（刁敏謙）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930, pp.29, 32, 224—225.
194.「Unified Financial Plan.」 V.O.K.S.Moscow: The Soviet Union Society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Volume II, Nos.7—9, 1931.
195.U.S.Office of Education.The Deepening Crisis in Education. Leaflet No.44, 1933, p.6.
195a.U.S.Office of Education.Leaflet No.2, February,1931.
196.《1870—1926年間中國和其他國家批發物價指數表》，王清彬等編：《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北平：社會調查所，1928年，附錄2，第154—156頁。
197.汪煌輝：《中國憲法史》，上海：世界書局，1931年。
198.王國忠：《我國的外債》，《大公報》，1934年1月24日，天津。
199.魏頌唐：《中國財政現狀及其前途》，《新中華》第1卷第3期，1933年2月10日，第1—7頁。
200.衛挺生：《中國財政與教育基金》，《中華教育界》第19卷第3期，1931年9月，第67—70頁。
201.衛挺生：《財政改造》，上海：太平洋書店，1929年，第166—170、15—16頁。
202.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
203.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Child Health and Protection.Special Education, the Handicapped and Gifted. New York：The Century Co.，1931.
204.王世傑.：《比較憲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765—840頁，附錄。
205.Wong,W.H.（翁文灝）,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3.
206.Yakel, Ralph.The Legal Control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School Expenditures.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