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心 · 第二十一講 李康（蕭遠） [1] 《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強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候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嘆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贊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逄、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 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鐘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昭明文選》卷第五十三「論三」載《運命論》。
人有「命」，人所生的時代、環境、風氣即其命運，能擺脫當時風氣的，非妖怪即英雄。（文章風氣亦然。）
命——由生到死，長；時——偶然，短。
「運命」，「運」，天地運流（自然的）；「命」，人命（人為的）。
對所謂運命的認識有三種：
一、神的，一切由神主宰。
[清]焦秉貞《王陽明先生真像》
二、自然的（玄學的）。「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孟子•萬章上》），不相信有神的主宰，也不相信自己的把握，即如《莊子》所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養生主》）
三、科學的（近代的）。
fate，運命；fatalist，運命論者。西洋之fatalist多是悲觀的，以為人在天地間是最渺小的，短短的生命，小小的身體，無論你是聖賢、英雄，終歸於死，凡事之不可挽回者皆歸於命。
中國古代墨家事鬼神，不是為鬼而事鬼，是為人；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也是為人；神道設宗教也仍是為人。《論語•微子》篇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子夏之原意謂多活不必歡喜，早死也不必悲哀。我們應把死生富貴之心拋開，做點兒別的事情，活一天干一天，把心地打掃乾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八個字，頗似佛之掃除妄念。方生方滅是妄念，妄念把人的精力凌遲了。精神的專一從統一做起，平常人只注意生命、富貴，要掃除妄念，精修勝業。儒家並非真相信運命，沒有純神的運命論，中國傳統的運命論是自然的，玄的，我們要用智慧、思想對傳統道德進行新評價。
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 [2] ，認為「知」了便能行。其實「信」了也能「行」，不「行」還是不「信」。
蘇東坡有一文，說自己縱步力疲，就林止息，雖未至目的地而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 [3] 如我們夏天走路，忽然遇到有樹蔭清泉的地方，喝點兒泉水休息休息，豈不舒服？走長途日暮途窮忽遇鄉村野店，吃點兒飯，喝三杯酒，一覺好睡，豈不舒服？舒服麼？舒服。而到家麼？沒到。莊子是只此而止，不求到家，而孔子則不然。《論語•憲問》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知其不可而為之。」——此晨門評夫子者。對晨門之評，胡適曾說：「認得這個真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嘗試集•孔丘》）「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是傻，是偉大。孔子所言「知命」是不妄求，不妄為，而不是不求、不為。
《運命論》之開篇三句曰：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此是一段總起，同時並為全篇之大旨。
文章的層次與系統不同，層次只是文字上的功夫，中國文章無層次而有系統，有中心思想。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論」，需點明；作「紀」，可暗示；作史只是要真實、生動，不要用自己意見去征服別人，只把事實點出，自然形成別人的意見。《左氏傳》並不點明中心思想，尤其末後「君子曰」 [4] 。作論則不同，賈誼 [5] 《過秦論》之結尾說：「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陸士衡的《辯亡論》仿之，大旨亦置於最後，此種寫法冒險。《運命論》將一篇大旨置於篇首。
《運命論》首三句總起之後，「故運之將隆」至「必有忠賢之臣」數句為前提；「其所以相遇也」至「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數句為發揮；「其所以得然者」至「成之者運也」數句為結束。（然，如此。此處「然」，指以上發揮之部分。）
文中用故事，在純文學中是為求美，在議論文是舉例、作證。連用典故，行文上要有排比，其順序或依時代，或依事類。文章當用排比而又不可堆砌，「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孫過庭《書譜》），文如水流山立。《過秦論》即如此。排比與堆砌，真如魯迅所謂：肉麻與有趣，相去一間耳。 [6] 散文中之排比，或有因果相生，有因果相生則不顯堆砌。如韓愈《原道》開篇即曰：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如此排比而絕無堆砌。以修辭論，此勝過《運命論》開頭之前三句。
文人是冒險的。凡事皆有分際、限度。文人創作時覺得不這樣寫不成，此非對讀者而言，是自己心裡覺得不如此寫不行，而寫出之後由讀者一看，有分際、有限度，如懸崖勒馬，要分際恰好，離太遠讓人覺得沒勁，而過了掉下去，摔死了。太史公、老杜有時皆不免「過」，《漢書》是不夠，只有《左傳》真了不得。
作文如蜂釀蜜，當博採。文章之表現當動人，使人相信。而讀文章，若只注意形式、音節之美，則容易受其蠱惑而忽略其內容。當以近代頭腦讀古人書。古文形式、音節好，而說理未必是。若孫過庭《書譜》中論學書：
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不學而得者也。
形式、音節、說理，須均好。（即領袖之用人才亦如是：「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不學而得者也。」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不得已而求其次，領袖亦當以事業為前提，不可以個人福利為前提。此非一手一足之力，故必有輔佐。明思宗云：「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也。」 [7] 就憑這句話，思宗便是亡國之君。弈棋下子，腳步一亂，求生反死。思宗求治太急，用人不專，知人不明，人才求而不得，蓋亦由知人不明。）
《論語》中孔子曰：
學 而時習之。
學，由勉強而得自然的過程謂之學。上智，不學不能；下愚，學而不能；我們是學然後勉強而得。只覺勉強，不得自然，是功夫不到；只有自然，沒有勉強，不是天才就是不長進；由勉強得自然，是大自在。如練拳的式子是不舒服的，功夫練到家則自在舒服；禪宗戒律束縛人，而大師則行所無事。老杜的律詩亦然。（現在的詩無格律，倒自由，可是也未能好。）自由要不妨害他人自由，自由便是很嚴的戒律。高深的地方不是玄，若「玄」，不是欺騙便是偷懶；或者以為玄乃高妙，實是不肯追求。即俗之迷信，亦有象徵意味：紅，象徵吉，如花如火，是發煌；白，象徵哀，如霜如雪，是冷靜。禪家有「透網金鱗」之話頭：
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並非不落網，而要透出去。」 [8]
透網之金鱗，是穿透羅網穿梭式一直向前。而平常人活了不肯死，死了不肯活，落入羅網就透不出去。「死」的人卻如何得「活」？生，有生命、生活二義，今所謂「死」是生活的死，則雖生命存在亦猶死也。透網金鱗，得大自在，而並非成為余故鄉所謂「沒事人兒」 [9] 了。「沒事人兒」，就是有生命而沒有生活。透網金鱗還要精修猛進，人不可不吃飯，而不可吃飽了便成「沒事人兒」。吃飯也許艱難，但絕不是偉大。
文章應有：（一）義理（內容），（二）文字美。
英人謂英國文章至沃爾特•佩特（W.Pater） [10] 則「盛服大殮，壽終正寢」。此言雖不能說不嚴肅，但也很刻薄，也很公平，便因生命、生活都沒有了。文字彈性的大小便是活動力的大小，六朝文便近於「盛服大殮」。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乃士大夫「盛服」而未「大殮」，生命力毫不減少。曹子桓文亦然。
文人寫作所用語言，所走的有兩條路：一是從舊書本子上學的，另一則是活的語言。退之雖稱「文起八代之衰」（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而「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尚非活的語言，與六朝文路子同，唯標準不同耳。余對史、漢 [11] 、莊子只是理智上覺得好，理智、感情都覺得好的是曹子桓、魯迅，清峻峭厲，而魯迅走的也是古典派。韓退之革新是復古；魯迅先生是跳過「八家」回到《文選》，是「白話」而不是活的語言；《海上花列傳》《九尾龜》 [12] 是用當時活的語言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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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康（？196—？265）：字蕭遠，中山（今屬河北）人，三國時期魏文學家，曾作《游山九吟》，今存《運命論》一篇。《運命論》意在探討國家治亂與士人個人出處之關係。
[2] 王守仁《傳習錄》卷上：「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
[3] 蘇軾《記游松風亭》：「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掛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4] 《左傳》行文末尾處常有一段議論文字，以「君子曰」開頭。「君子曰」實為《左傳》對所載人物史事發表評論的一種獨特形式。
[5]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洛陽（今屬河南）人，西漢初年政論家、文學家，曾為長沙王太傅，故世稱賈太傅、賈長沙。《漢書•藝文志》記載其散文有五十八篇，收錄於《新書》。
[6] 魯迅《後記》：「人說，諷刺和冷嘲只隔著一張紙，我以為有趣和肉麻也一樣。」
[7] 明思宗：朱由檢（1610—1644），明代最後一位皇帝，自縊於煤山。「思宗」為其廟號。清代龔煒《巢林筆談》卷下載：「明懷宗（即崇禎帝）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甚矣，其自恕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又曰：『不用賢則亡。』皆專責其君之詞也。崇禎朝，未嘗無仁賢，而信之不專，用之不久，則僨事之小人日益進，而國亡矣。此所謂雖有善者，亦末如何之候，而概責之曰『諸臣皆亡國之臣』哉！且亦思用此亡國之臣者誰乎？奈何其不自反也？故帝之賢，賢在死社稷，而言乎亡國，則不得但諉罪於諸臣。」
[8] 《五燈會元》卷十五載奉先深禪師事：「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宋代道行《雪堂行拾遺錄》載：「僧曰：『有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答曰：『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
[9] 沒事人兒：方言俗語，「沒」讀如mú。亦可說「沒事身兒」，甚之曰「不覺沒事身兒」，其深意即沒有感覺的人。
[10] 沃爾特•佩特（1839—1894）：英國文學家、文藝批評家，19世紀晚期英國唯美主義運動代表人物，倡導「為藝術而藝術」，著有哲學小說《享樂主義者馬利烏斯》。
[11] 史：《史記》；漢：《漢書》。
[12] 《海上花列傳》，韓邦慶著；《九尾龜》，張春帆著，二者均為清代狹邪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