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心 · 第一講 「君子」與「士」

「君子」一詞,含義因歷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義現裝。講書人有自己主觀,未必為作者文心。 一切皆須借文為志達,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寫出來的是死的。生人、殺人皆此一藥,藥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當,人參、肉桂也殺人;用得當,大黃、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藥性尚不變。而文字則有時用得連本性都變了。 「君子」向內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論語》上如此。向內是個人品格修養,向外是事業之成功。此是人之長處,亦即其短處。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而佛教傳至中國成為禪宗,只求自己「明心見性」。再看道教,老子原來是很積極的,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1]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道德經》八章),但什麼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能之先」(《道德經》七十八章)。可是現在所說黃老、老莊 [2] ,只是「清靜無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僅是向內的,同時要有向外的事業之發展。向內太多是病,但尚不失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結果自好變成「自了」,這已經不成,雖尚有其好處而沒有向外的了——二減一,等於一。宋、元、明清諸儒學案便只有向內,沒有向外。宋理學家愈多,對遼、金愈沒辦法,明亦然。 只有向內、沒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現在,連向內的也沒有了——一減一等於零了。《官場現形記》 [3] 寫官場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閱微草堂筆記》 [4] 記一清官死後對閻王說,我一文錢不要,「所至但飲一杯水」。閻王哂曰: 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 (卷一《溧陽消夏錄一》) [5]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還清。而那究竟還清。其實只要給老百姓辦點兒事,貪點兒贓也不要緊;現在是只會貪贓,而不會辦事——向內、向外都沒有。這是造成亡國的原因。老子「無為」是無不為。 曾子 [6] 在孔門年最幼,而天資又不甚高,「參也魯」(《論語•先進》)。曾子雖「魯」而非常專。「魯」,故專攻,固守不失。然此尚為紙上之學、口耳之學,怎麼進來,怎麼出去,禪家所謂稗販、躉賣,學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學,固守不失;而是身體力行,別人當做一句話說,而他當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記住這句話,而且非要做出行為來。他的行為便是老師的話的表現,把語言換成動作。所以顏淵 [7] 死後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學問。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體力行?有言可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 此曾子自講其對「士」的認識。「士」乃君子的同義異字。我們平常用字、說話、行事,沒有清楚的認識,在文字上、名詞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認識。曾子對「士」有一個切實的認識,不游移;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不模糊;有一個深刻的認識,不浮淺。而且還不只是認識,是修 、行 。 [宋]馬遠《孔子像》 (一)認識,(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澆灌、下種,是向內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須心裡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戲,旦角,男人裝的,而有時真好。如程硯秋 [8] 一上台,真有點大家閨秀之風,心裡先覺得是閨秀。狐狸成人,先須修成人的心,然後才能成為人的形。人若是獸心,他面一定獸相。至於「行」,不但有此心,還要表現出來。 讀經必須一個字一個字讀,固然讀書皆當如此,尤其經。先不用說不懂、不認識,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輕重,便不是了。 《史記•孔子世家》引《論語》往往改字,而以司馬遷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論語•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史記》改為: 三人行,必得我師。 是還是,而沒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改為: 士必弘毅,任重道遠。 是還是,而沒味了。 曾子所謂「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遠」,不弘毅行麼?此章中曾子語氣頗有點兒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遠乎? 講犧牲,第一須破自私,人是要犧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難。坐在菩提樹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將自己衣服脫給人,難。而這是「仁」,故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還可偶爾辦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至死方休,故須「弘毅」。曾子對士之認識,修、行算到家了,身體力行。 任←重—弘 道←遠—毅 合此二者為仁,道遠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論為仁,以人論為君子。 朱注 [9] :「仁者,人心之全德。」這太玄妙,無從下手,從何了解?從何實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嚴》之「圓妙明心」。——弄文字學者結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學者結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結果不解。故禪宗大師說「知解邊事」不成。 知解乃對參悟而言。如雲檜樹為何門類,枝葉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檜之心性、靈魂,此是參悟,雖不見其枝葉無妨。禪之喝罵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參悟正是真知真解。禪欲脫開理障,其實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贊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點與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論語•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樂之,故肯去辦,肯去行。人總不肯行遠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樂」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樂,絕頂聰明的人才肯辦傻事,因為他看出其中的樂來了。 先生講盡心盡力,學生聽聚精會神。這是知解,連參悟都不到,何況「行」?人若說,我不「好」、不「樂」,怎能「行」?其實行了就好,就樂,互為因果。 * * * [1]  《道德經》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四十八章:「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2]  道家思想從戰國初期形成到戰國中期發展為黃老學派與老莊學派兩個分支。黃老學派尊黃帝和老子為創始者,以「黃老之言」為指導思想,故名;老莊學派則以老子與莊子為代表人物,其核心思想是「道」。 [3]  《官場現形記》:清代譴責小說,李寶嘉著。小說以19世紀中下葉中國官場為表現對象,集中描寫封建社會崩潰時期官場各個層面的種種腐敗、黑暗與醜惡情形。 [4]  《閱微草堂筆記》:清代文言短篇筆記體志怪小說,紀昀著。小說多記各種狐鬼神仙、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等之鄉野奇談,或親身聽聞之奇情逸事。 [5]  《閱微草堂筆記》卷一《溧陽消夏錄一》:「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 [6]  曾子(公元前505—前436):曾氏,名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門七十二賢」之一,以孝道著稱,後人尊為「宗聖」。 [7]  顏淵(公元前521—前481):顏氏,名回,字子淵,春秋時期魯國人,「孔門十哲」之首,以德行著稱。 [8]  程硯秋(1904—1958):原名榮承麟,字御霜,北京人,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程派藝術創始人,代表劇目有《文姬歸漢》《荒山淚》《春閨夢》《鎖麟囊》等。 [9]  朱註:朱熹所作《論語集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晦庵、晦翁,別號紫陽,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南宋理學家、文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