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詩歌講稿 · 第二編　作家評析

收入《祖國十二詩人》（初版）之《屈原》（一九五二年） 屈原[1] 引言 屈原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他生活在戰國時代的楚國，離開我們有二千三百年了。他好比遙遠的天空里的一顆巨星，放射出神奇燦爛的、永恆的光輝，光亮了祖國的詩壇。 在屈原以前，我們還有詩的更早的傳統。《詩經》是一部無可比價的古代詩歌的寶庫，收集了從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的周文化全盛時期的詩。那裡面有宗教祭歌，有情歌，有政治詩，有農民、戰士的歌唱，內容異常的豐富。祖國文化的悠久，值得我們讚嘆，值得我們熱愛。可是幾乎全部都沒有作者姓名。在那個時期，詩是社會的、公共的產物，還沒有個別的大作家興起。 從春秋到戰國，周文化衰落了，結合著禮教和音樂而歌唱的詩也消沉了。在北方中原各國發達了散文。惟獨在原先是文化落後的楚國，突然有幾位詩人起來，他們傳遞了詩歌的火焰。他們都是個別的作家，他們所寫的是長篇巨製稱為「賦」或「楚辭」的東西，其實就是楚聲楚調的長詩。其中屈原是開創者，也是最傑出的詩人。 漢水、長江流域的優秀民歌啟發了詩人的創作。楚國特有的宗教、古代神話、神仙傳說、歷史傳說都做了詩人的題材。屈原曾經向中原的經典學習，獲得了運用文字的熟練的技巧，組織進南國的方言，改革了《詩經》的體制，擴大了詩的語彙。他博學多能，有進步的政治觀和歷史觀，有哲學思想，他從楚國原有的宗教詩歌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發展了政治詩和抒情詩。向來不曾為周民族所征服的荊楚民族，自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到這時找到了他的代表詩人來宣洩它的文化蓄積。屈原是楚民族文化的優秀代表，他是楚民族的靈魂。 他不但是詩人而且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他生在楚國由極強大走向衰亡的歷史的轉折點上，為著民族的存亡，他的一生和貴族黨人做了堅強不屈的鬥爭。他被迫害，被放逐而自殺。他的堅貞不屈的人格貫注在詩篇里，使人興奮，使人嗟嘆，使人景仰。我們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有像屈原那樣的一位詩人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為歷史材料所限制，對於這位詩人的一生，我們也只能知道個大略。後面的敘述是依據司馬遷《史記》里的《屈原列傳》，參照楚國的史料和屈原的可信的詩篇整理出來的。學者們意見分歧不曾解決的問題很多，這裡所寫大概按照筆者自己的研究和推測，不可避免地有些是主觀的判斷，留待學者們的指正的。 一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照古人的習慣，名和字是相應的，高的平地叫作原，所以他名平而字原。《史記》上說，他是楚王的同姓。楚王姓熊，他姓屈，怎樣說是同姓呢？原來屈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或者侄兒），稱為莫敖王子的，他有一塊封地在屈，屈本來是地名，後來便作為這一支王族分支的姓氏了。在古代，姓和氏是有分別的，嚴格說來，屈是氏而不是姓，熊也是氏而不是姓，論姓，他們都姓羋（音米）。 史書上說，楚是羋姓之國，意思是統治楚國人民的王族姓羋。歷代相傳的楚王都稱熊氏，熊是王室的氏。在王室周圍有許多王族的分支，對王室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叫作「公族」，屈氏是楚國公族之一。 據古史傳說，羋姓是祝融氏部落的八姓之一，他們的老根據地在河南鄭地，所以原來也是中原的一個氏族。遠在西周以前，這氏族被迫南徙，沿著漢水，到了湖北，他們開發了蠻夷之區，在生活上也同化於蠻夷。這一帶的蠻夷，周人稱之為荊蠻。楚的開國主熊繹就是荊蠻中間的羋姓君長，據說他曾經受過周成王的冊封，在名義上承認了周的宗主權，其實是獨立的。當初周人滅商，也只統一了北方中原之地，對於漢水、長江流域，力量有所不及。到周昭王起了侵略野心，大舉南征，曾經引起了荊蠻、徐夷、淮夷這幾個民族的聯合反抗，昭王兵敗，死在漢水。熊繹的後代熊渠，當周夷王時，吞併了江漢間的許多小國，占有今湖北全省之地。周宣王命召虎南征，楚國又被壓迫；到周室東遷，楚又強大。在春秋初年，楚主熊通稱王，就是楚武王，統治荊蠻民族的全部，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縣）。從春秋到戰國，楚愈來愈強大，削滅了周人在南方所建立的許多國家的統治政權，統一了漢水、長江流域，成為南方惟一的大國。到屈原時代，楚國已經有七百年的歷史。 莫敖王子死後，歷代的楚王就屈氏門中立一人做莫敖，繼承爵位。打開楚國歷史來看，屈姓的名人很多，如屈重、屈完、屈建、屈盪、屈巫等，或為莫敖，或為大夫，都在春秋時代。直到戰國，屈氏的子孫興盛，和昭氏、景氏並稱公族中的三大姓。 屈原的父親名叫伯庸（見《離騷》詩），他不像有政治地位，家庭也貧窮。因為屈原自己在《惜誦》詩里說過：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我們對於《惜誦》那篇詩，看不出有偽作的成分，所以相信屈原是個貧賤出身的人。有人認為屈原是貴族，這是把公族和貴族混為一談。固然多數貴族是公族，楚國的政權向來操在王子王孫和同姓宗親手裡，但是也還有別姓而有封爵的，所以貴族不等於公族。同時公族也不全是貴族，即以屈族而論，從屈瑕到屈原已經有五百年，子孫繁衍，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其中自然有貴顯的，也有貧賤的。貧是經濟上的貧窮，賤是政治地位的卑微。屈原的父、祖如果曾經服役於王室，可能只在卑微的職司。因此，照我們的判斷，屈原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他的家庭出身是同於平民的。至少他是出身於一個沒落了很久的貴族家庭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懂得他在《離騷》詩里把自己比作傅說、呂望、寧戚那班出身貧賤的賢臣，並非不合於他的身份了。 楚國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在楚悼王時，政治改革家吳起到了楚國，他認為楚國的政治壞在貴族腐朽，官爵太濫，公族的給養費用太大，提出了改革的計劃：要使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就是說，爵位只給到第三代為止；要「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要「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悼王信任了他，一度實行新政，收到很好的效果。當時還使好些貴族遠徙到地廣人稀的地區去開發生產。結果貴族們痛恨吳起，到悼王一死，便圍攻他，把他殺了。從這裡可以知道，楚國的公族人家是由朝廷給予經濟給養的，而疏遠的曾經一度被汰削。屈原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因此他富於平民思想，他接近人民。同時，他到底是公族子弟，是羋姓子孫，他是要對於王室盡忠忱的。他同楚懷王的關係不過是五百年前共一家，並不是親近的宗室。他受楚懷王的特殊寵愛，是遭到專權的貴族們的嫉視和抑制的，他堅決和他們做鬥爭。這一切都可以從他的階級成分得到解釋。 屈原約生於公元前三四〇年左右，至今學者之間還沒有定論。[2]本文作者想貢獻一個最近研究的結論，略去詳密的考據和推算，只作簡要的解釋。《離騷》詩的開始說：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這兩句啞謎似的句子包含了詩人的生年、月、日。詩人的意思是說：「我生在攝提格之年，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孟陬」是夏曆正月，「攝提格」是歲星紀年的名稱。歲星就是木星，也一名攝提。原來戰國時代，還沒有用干支來紀年的，那時的天文占星家有一種奇特的習慣，他們觀察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拿來做紀年之用。木星在星空中繞行一周，約需十二整年，如果今年在正月和太陽交會，明年便在二月，十二年後又回到正月。他們把木星在正月里和太陽交會的那一年叫作「攝提格」，我們可以把它翻譯做「正年」，「格」的意義是「正」。所以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庚寅日。根據古代天文和曆法的推算，他應該生在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公元前三三九年陽曆二月二十三日。 木星是行星中間最明亮的一顆，古人把它稱為歲星，並且看作尊貴的天神所憑依，歲星所照臨的地域（「分野」），五穀豐登，歲星所照臨的月份也是吉月。楚國的宗教是原始巫教發展提高的，楚王族自認為顓頊帝和司天文官職的重黎氏之後，所以也最敬重天神。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得天文之正，是吉利的，因而他的父親給他取名叫「平」，平的意義就是「正」。《離騷》「名余曰正則兮」說明他父親命名的意義。而屈原一生也把「平正有則」「守正不阿」的精神作為立身處世的規律。 屈原的出生地點是楚國的都城郢。西漢的楚辭家東方朔曾說：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七諫》）「國」指國都，就是郢。屈原也把郢作為故鄉，他在被放逐離郢時候說，「去故鄉而就遠兮」，「發郢都而去閭兮」，「去終古之所居兮」，在那首《哀郢》詩里有三個地方指明了這事實。所以許多人認為他是湖北秭歸縣人，那是不可靠的，是後來的附會（始於北魏時人所作的《水經注》）。我們知道當時公族以屈、景、昭三姓為盛，稱為「三閭」，既稱為閭，必有閭里，他們的居處應該在郢都，或在城裡，或在郊外。以屈原的文學成就來說，他不生長在文化中心的郢都是難以想像的。屈氏始祖屈瑕的封地屈，不知在什麼地方，不過自從武王、文王經營郢都以後，用情理來推測，那些王族的分支都搬到都城來居住了。 楚國自從春秋時代的成王、莊王開始，和中原交通，吸取中原的文化，已經不是蠻夷之邦了。屈原和孟子、惠施同時，那時候書籍流通，郢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閭里鄉黨裡面，應該有宗廟，有教育公族子弟的學校（也許就在宗廟裡面），我們可以想像幼年的屈原就在那裡受教育，獲得文化知識。從他後來的文學表現來看，他在早年必定在語言文字上用過很深的功夫。他的志氣不凡，他也佩服古代特立獨行的賢人：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橘頌》） 他喜歡別致的服色，佩著一柄長劍，戴著一頂高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涉江》） 這佩劍、高冠不像貧賤子弟的服飾，或者是古老的屈族的徽征，表示莫敖王子的後代，有顯揚祖德的意義吧。 此外，他特別愛好花草。他住過郊外的原野。在郢都附近，靠著長江，有許多湖沼洲渚，「蘭皋」「椒丘」，是少年詩人喜歡漫遊的地方。後來他爬上政治舞台，到不得意時，還很想回來隱居：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騷》） 他對於植物的知識非常豐富，蘭花、蕙花、申椒、菌桂、江蘺、辟芷、木蘭、杜若之類的芳香植物是他特殊愛好的。那些東西在楚人的宗教里是用來歆獻神明的，他喜歡這些是敬愛它們聖潔的品德。這些南國原澤的特產，在他的詩里出現得非常之多，結合詩人的愛國熱情，他歌唱、讚美祖國的草木。 二 公族子弟得到王家的特殊教養，原來是要為王家服務的。尤其像屈原那樣的優秀分子，由於才能的傑出，不久便被選拔了上去。他的才能，第一是「博聞強識」，知道的東西多，記憶力強；第二是「明於治亂」，懂得政治原理，有政治眼光；第三是「嫻於辭令」，擅長文學修辭和外交語言。其時楚懷王熊槐在位，屈原在二十四五歲上，便任了「左徒」之職，位在大夫之列。這是一個高級文官，好像是王室的秘書長。由於懷王的特殊信任，他在內里起草法令，參議國家大事；出外宣布號令，接待外交賓客。他對於楚王有知遇之感，抱著無比的忠忱，幻想著遠大的政治前途。 當時戰國七雄，爭城略地，互相侵伐，無間斷地在戰爭漩渦中。北方以齊、秦為強，南方以楚國為大。自從威王擊破了越國以後，楚的疆宇，西起長江三峽，東到東海；北邊伸進到陝西、河南、山東的南部，南邊有洞庭、鄱陽兩湖之地。當初周人在南方所封建的許多國家，都已被楚人所覆滅。廣大的人民就是當初強烈反抗大周民族主義的荊蠻、徐夷、淮夷等少數民族和商朝滅亡以後往南逃竄的商朝遺民，經過了六七百年，在羋姓王朝的統治下，融合成為一個大楚民族。他們早已從奴隸社會進到了封建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提高。長江流域的土地是肥沃的，物產是豐富的，吳起曾經說過一句話「楚國地多而民少」，如果統治者沒有侵略的野心，這樣一個國家是可以康樂自足的。當時的國防力量，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所以當屈原跑上政治舞台，正是楚國強大、大有可為之時，他高瞻遠矚，自有一番抱負。 第一，他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他要引導楚王修明內政，任用賢能，效法古代聖王的「王道」政治。他說：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 這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論；雖然和孟子一樣，他是唯心論者，處在兇惡殘暴的混戰混殺的時代里，勸導國君修德息爭，是符合於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為了掃除弊政，他主張法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第三，當時秦國最強，尤其有侵略的野心。楚威王曾經加入「合縱」聯盟，以阻遏秦國。到了懷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齊，忽而做六國盟長，沒有固定的外交策略。秦惠王用張儀為相，決心要破壞六國聯盟，並且派兵攻下了蜀國，在西邊和北邊兩面威脅楚國。屈原是堅決主張和齊、魏聯好以抵制秦國的；惟有這樣，才可以保障楚國的安全。 這三點都很正大。懷王一朝是楚民族興亡、成敗的轉折點，關係重大。可惜屈原空有遠大的政治理想、敏銳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懷王的信任，時期極短。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貴族黨人的仇視、敵國間諜的離間，終於被迫去職了。 《史記》上記載這樣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奪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給他，他在懷王面前進了讒言，激起懷王的憤怒，把屈原疏遠不用了。事實怕不是這樣簡單的，論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為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當時尖銳的鬥爭存在於他和「黨人」之間。他說，「眾女嫉余之娥眉兮」，可知仇視他的不止一人。他要求國王修明法度，任用賢能，必定要和當權的貴族衝突。他所說的「黨人」，就是指當時貪婪專權的貴族和國王左右的佞臣那內外勾結的一黨。當時公族三姓之中，要數楚昭王之後的昭氏，對王室親近，權勢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恤，在懷王初年總攬軍政大權的是上柱國令尹昭陽，和屈原同朝的有昭雎 [3]、昭過［滑］、昭鼠等。公族中間的宗派主義是存在著的，照我們推測，排擠屈原最厲害的就是昭氏貴黨。到秦國派張儀來楚，施用離間計，昭雎和張儀密切勾結，對立的形勢更其顯然。張儀來楚，在公元前三一三年，這時屈原年二十七歲，懷王用張儀為相，決定聯秦，屈原必定不安於位；所以他做左徒，前後不過兩三年。 懷王聽信張儀，說和齊絕交以後，秦國願送給他商於之地六百里，決定斷絕齊國邦交；及至絕齊以後，張儀回到秦國，便翻過臉來不認這筆賬。懷王大怒，興兵伐秦，打了大敗仗，丟失漢中；他不肯罷休，再征大軍伐秦，深入秦地，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知道楚國空虛，也派兵南侵，趁火打劫，楚軍狼狽退守。這兩個敗仗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力量，從此以後，楚國東西受敵，一蹶不振了。 屈原卸任左徒以後，還做著「三閭大夫」的官職。三閭大夫是管理公族譜牒、主持宗廟祭祀、兼教育公族子弟的一個閒職。在這時期他開始了詩的創作。首先，他製作了一篇長詩叫作《天問》，在這裡面他表現了對於古代神話和歷史的廣博的知識，也表現了他的懷疑的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他寫作了一套祭神的歌曲，叫作《九歌》[4]，那是楚辭文學裡突出的、最優美的傑作。 楚國各地普遍地有祠廟，人們逢年過節，打鼓、吹簫、歌唱、跳舞，娛樂鬼神，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賽神的歌舞本來是人民的藝術。屈原吸取人民藝術的優秀成分，加工製造出許多篇達到抒情詩極高境界的宗教詩歌。他開始用「楚歌」的調子來寫詩，開始接近了人民的語言。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 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這樣美好的抒情詩句，顯然是從民間的情歌里吸收來的，充滿著濃摯真切的感情。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這是描寫湘水女神降臨在洞庭湖邊的情景，這樣靈活、美麗的形象在《詩經》裡面是不容易找到的。縹緲的神仙姿態融合著南國山川的秀麗。我們要問，屈原寫了這許多篇祭祀神仙的歌曲，是零篇應用到許多個祠廟呢，還是集中應用在一個祠廟呢？據說，郢都東郊外有一所東皇太乙祠，乃是祀奉天帝的廟。為祭祀天帝，有迎送各個神仙的歌舞，包括雲神、太陽神、河神、湘水神之類。整套的節目由女巫或男巫的合唱隊歌唱，配合著繁複的音樂，可能也有扮演在內，好像希臘酒神廟的歌舞，具有戲劇的雛形。東皇太乙廟有春秋兩祭，可能名義上是由楚王主祭的，三閭大夫既然是管祭祀典禮的，他大概奉了楚王之命製作這些祀神的歌曲吧？據漢朝人說，楚懷王大舉伐秦，特別隆重祭祀天神的典禮，所以屈原的《九歌》里特別有《國殤》一篇，祭祀陣亡將士：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國殤》） 詩人用悲壯的詩句喚起為國犧牲者的強毅的靈魂！懷王剛愎自用，大舉伐秦，屈原本不贊成，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見當他寫《國殤》這一篇詩，他的心境是怎樣地沉重了！ 三 懷王伐秦失敗以後，重新召用屈原，派他到齊國去重訂邦交，這時他年二十九歲。秦國害怕楚齊聯好，願意送還漢中地的一半來講和。懷王不願得地，要求秦國把張儀交出來。張儀居然敢再到楚國，楚王把他囚了。但是他想法買通了楚王的嬖臣靳尚和寵姬鄭袖，替他開釋。等到屈原在齊國順利地辦好外交回來，楚王已把張儀放走了。屈原和懷王爭論幾句，很不愉快。他覺得懷王執迷不悟，反覆無常，沒有辦法引導到善良的政治了，開始有離開郢都的意思。他說：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乎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離騷》） 當時楚國的朝廷被一班貴族黨人所把持，是非黑白不分。大家都在奔競鑽營。由於惡勢力的蔓延，就是好人也都變成了壞人：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離騷》） 惟獨屈原，他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寧可出外流亡而死： 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離騷》）他看到國家的危難，曾經有好幾次直諫君王，觸犯懷王的憤怒，他並不懊悔：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 無奈懷王對他情意益疏，同從前重用他的時候，態度完全兩樣。君臣之間，距離愈來愈大，他不能不自求引退了：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騷》）想到天下之大，九州各國，難道像他那樣的賢才，不能夠在外得志嗎？但是，他不忍離開祖國。那麼，到邊遠的地方去，或者退而隱居？四面八方的念頭都轉到，在極度的煩悶里，他寫下了長詩《離騷》，盡情傾吐他內心的苦悶。 《離騷》是哪一年寫的呢？不容易確定。從詩裡面的提示，是在詩人剛到壯年而又憂慮著老的來臨，這樣，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上都還適合。為了敘述史事的方便，我們假定屈原在三十歲的正月生辰開始寫作這篇自敘的長詩。這是在公元前的三一〇年。 「離」是離別，「騷」是歌曲的名稱，[5]「離騷」就是「離歌」。以形式而論，還是從巫歌的形式推進加長，成為長篇的獨白抒情詩。他從自己的家世、生辰講起，說到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鬥爭。有好些部分還保留著宗教詩的色彩，例如由於精神苦悶，在種種矛盾衝突里，詩人歌唱著上天下地的精神追求，確乎是神秘的。但是，從《九歌》到《離騷》，詩人屈原的發展過程已經是從純粹的宗教詩到政治詩的道路。尤其可寶貴的是他歌唱出人民的苦痛：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我們在上面說過，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以外，實際上他是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從下層爬上來的。因此他深切了解被壓迫階級的苦痛，而這裡的「民」字也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他抱怨國王不顧人民的意志：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 他從歷史觀察天道，凡是不顧民心的統治政權是不能久長的：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兮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離騷》） 他說，天帝是沒有偏袒的，挑選人民中間有德行的幫助他成功。只有聰明睿智的君王能夠享有國土。前看往古，後顧將來，總要替人民打算，哪能不義而成功，哪能不善而服人呢？他把這樣激切的言論來警告國王。他這種議論並不單為楚懷王而發，他要把他的歷史哲學的真理寫在他的不朽的詩篇里。《離騷》在祖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第一首長詩，也是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信仰宗教的，他信仰天道。他用懷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研究古代的神話和歷史，他重新肯定了天道，他認為天命是本乎民心的。上帝決不違反人民的意志，違反人民的意志的統治者是違反天帝的意志的。他認為他所覺悟的道理是極其正確的、極其忠誠的，他所說的，他所做的，是忠誠於天帝、忠誠於國君的。接著《離騷》的製作，他再寫下一篇《惜誦》，重複申明他離開國君，離開郢都的決心，他指著上天來印證他的忠心：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惜誦》） 就在那一年，他離郢都出發，沿漢水而上，到了漢北：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抽思》） 好像飛鳥似地離開了故鄉。他日夜關念著朝廷，寫作《抽思》：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他發揮了沒有耕植、沒有收穫的哲理：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抽思》）這是很可寶貴的至理名言，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反覆誦讀、深刻體驗的。 按照楚國的地理，所謂「漢北」，在鄖陽、淅川一帶，北面正靠著秦國商於之地，是楚的北邊境。那邊正遭遇過兩次兵災，屈原不像是跑去隱居的。而且屈原在王朝是大夫的職位，他的進退也不能完全自由，必須得通過懷王。看來是經過幾次諫諍，懷王不能用他，而且也憎厭了他，有意把他外放。所以屈原的離郢，一半是自願，一半是被迫。大概他是帶著三閭大夫的官銜，到那邊去辦理地方事務，充任縣邑大夫吧。這是屈原在懷王朝的一次遷謫。 屈原離郢以後，楚國的朝政更加混亂了，尤其是由於國防的力量削弱，外交處於被動的地位，沒有遠見的固定的政策。首先，因為秦武王把張儀趕到魏國，昭雎也轉移方向，主張聯齊。秦武王死後，秦昭王立，要求和楚國結好，楚王貪著小利，又違背了對齊的盟好，這樣招來了齊、韓、魏三國聯軍討伐。懷王不得已，派太子到秦國去作質，討救兵來把圍解了。太子在秦國闖下一頭禍事，私自逃回，於是秦國借端開釁，聯合齊、韓、魏，聯軍分路進攻。這時昭雎和昭鼠帶領重兵駐在漢北和漢中，他們互相觀望，不肯主動作戰，把在前線苦戰的唐昧將軍犧牲了。此後三年，秦兵繼續不斷地往南侵略，接連有殘酷的戰爭。懷王沒有辦法，派太子到齊國去作質，乞求盟好。 屈原在漢北住了幾年，在這樣的兵荒馬亂里，他是不能安居的；而且兵權掌握在他的敵黨昭氏貴族手中，他也無能為力。在這戰亂中間，他從邊疆上被召回來。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國又出兵攻打楚國，掠奪了北境的八城。秦昭王責備楚懷王背卻前盟，一半欺騙一半威脅他，要求他到武關去再開和平談判。其時屈原在郢，他進諫懷王，勸他不要入秦。他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是懷王拿不定主意，懼怕強秦，終於聽了庶子子蘭的慫恿，進到武關。一到武關，秦將把他劫送咸陽。因為他堅決不肯答應割地的苛刻條件，竟被秦王扣留不放。 這時楚國朝廷無主，一部分臣子要擁戴子蘭，昭雎跑到齊國去把太子弄回來立了，叫作頃襄王。新王即位，請子蘭做令尹，昭雎做相，他們兩人素來和屈原不合，在新王跟前毀謗了他，於是頃襄王決定把屈原放逐到大江以南。 這裡面是有陰謀的。從老王入秦到新王即位這混亂的階段里，政治鬥爭必定很激烈。子蘭是懷王的寵兒，也許就是寵姬鄭袖所生，他慫恿父親入秦，闖下大禍，先就不利於眾口。屈原也發過激烈正直的言論，中傷了他。昭雎專政多年，忽而聯秦，忽而聯齊，反覆數次，把楚國弄到這般地步，也為大眾所不滿。當時朝廷的清議派必定攻擊這兩人。所以楚國雖然無君，子蘭在郢而不得立。昭雎精通權謀策略，知道自己不立一個大功，便站立不穩，所以偷偷地跑到齊國，把太子弄回來了，於是挾君以自重。他辦這個交涉，許了齊國許多好處，他絕不肯讓對齊外交的能手屈原跑去的。朝里有君，貴黨蒙蔽一切，假借王命辦事；朝里無主，紛紛攘攘，清議派抬頭了，而屈原儼然是清議派的領袖。既然齊國放回太子，對楚有恩，以後對齊的外交成了國家要務，這樣，屈原有被重用的可能；惟其如此，多年來的政敵昭雎不能不想法把他早早弄出去了。這回政治鬥爭的結果，進步力量依舊被貴黨壓了下去。據我們的推測，被放逐的怕也不止屈原一人。 所謂「放逐」，到底是怎樣性質呢？不像後來的「充軍發配」似的，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放外官。例如漢朝的汲黯，漢武帝要他做淮陽太守，他對人說：「這是不用我參議朝政，把我棄逐到外郡了。」屈原放逐到江南以後，他寫過一篇《哀郢》，他說「信非吾罪而棄逐兮」，用的就是「棄逐」兩字。二是合族遷徙，好比移民似的，這是對貴族嚴厲的責罰。例如鄭國破了，鄭襄公出降，他對楚莊王說：「就是君王要把我們遷到江南去，我們敢不聽命嗎？」又如鄭袖對楚懷王說：「你要得罪秦國，先罰我們母子遷到江南去，免得遭秦人魚肉。」所以大江以南，向來是楚國安置移民和遷謫罪臣的地方。上面我們也說過，楚悼王時，吳起要使有些貴族搬出都城，往地廣人虛的地方去開發生產，這也是移民政策，大概還分配土地給他們的。屈原的放逐屬於哪一種性質，史書上沒有說得明白，我們也難以確定。總之，這一次敵黨給他的迫害遠比懷王朝的遷謫要嚴重。屈原全家搬出郢都，和大批移民同行。如果他還銜著王朝的使命，那麼就是辦理移民事宜，帶領這些移民到大江以南去安置。 由於秦兵三次入寇，楚的北境普遍地遭受蹂躪，丟失了許多城市，因而人民紛紛南遷。頃襄王元年（公元前298），秦又來攻，漢北有大戰發生，楚軍死亡五萬，析十五城（河南鄧、內鄉縣一帶）同時淪陷，又有大批流亡者沿漢水南下。郢都附近，人口激增。加以打了敗仗以後的橫徵暴斂，人民不勝其苦，因而居民遷動得很多。屈原離開郢都，是和大批移民同行的。他在詩里寫道：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去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意思是說，天不佑楚，是國君不修德所致，但是上天震怒的結果，災禍卻加在人民頭上了！天啊！你為什麼責罰人民呢？多少人無家可歸，我也在仲春二月的一個甲日的清晨憂傷地離別國都，往東搬家了。 他坐著船戀戀不捨地回望都城，想到入秦不返的懷王，再不能夠見到了；望見那些高高的楸樹，想到從此以後便離別了故鄉，禁不住眼淚像雨點似地掉了下來：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哀郢》） 沿長江往東，到了夏口，暫時停留下來；他登洲眺望，離郢已經很遠。這裡是一片平原，人民安樂，風俗淳美。祖國是這樣的可愛啊，如何能夠讓外族侵凌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哀郢》）最後，他到達了流放的地點陵陽（在今皖南的青陽、貴池、寧國、績溪一帶），住了下來。這是屈原在頃襄王朝的被放逐，我們假定在頃襄王的元年（公元前298），他年四十二歲。 四 屈原在陵陽住著，至少住滿了九年，沒有復官，沒有回郢的希望。他寫作《哀郢》[6]一篇，追敘他出都東遷的情況。此外他還寫過些什麼，我們不能知道。楚懷王悲慘地死在秦國，後來歸葬郢都，有人認為楚辭裡面《大招》一篇也是屈原的作品，招懷王的魂的。此外，還有《招魂》這一篇，有人也認為是屈原憂傷成病，寫這篇文章來自己招魂的。這兩篇雖然都是藝術價值極高的長篇傑作，多數學者認為是景差、宋玉的作品，所以我們不詳細討論了。 屈原的作品必定有散失的，他的生活也留下許多空白。我們知道他離開陵陽，年紀已經五十開外；還佩著那柄長劍，戴著「切雲」高冠，在秋末冬初的西風裡，徘徊眺望於鄂渚（武昌）江邊。受著法令的限制，他不能跨越到江北，也不能回郢。他沿著長江而西，穿過洞庭湖邊，坐船往沅水上游進發；經過辰陽（辰溪）到得漵浦，已經是嚴冬氣候了。就在漵浦山中住了下來，他寫作了一首《涉江》詩，追敘旅途情況。這兒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入漵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涉江》） 今天的湘西，在二千三百年前，屬於楚國的黔中郡。那邊是稱為「五溪蠻夷」的少數民族所雜居，在楚悼王時起始開發，設立了幾個縣邑。他到這僻遠的地方，是移居呢，還是有什麼使命，詩裡面沒有說明。黔中郡的北面是巫郡，這兩塊地方，和秦兵所占領的蜀國相鄰接，好久是秦昭王所垂涎欲得的。當初楚懷王寧死而不肯接受的苛刻條件，就是割讓這兩郡歸秦國。想不到現在懷王的老臣屈原被驅逐到這邊郡來了。 他就在這僻遠的地區住了下來，想到自古以來的忠臣賢士，遇到昏君，沒有不被冤屈迫害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直：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涉江》） 他觀看「刀耕火耨」的勞動人民，想起「民生之多艱」的詩句，他願意和田野父老們生活在一起，從前不是有一位接輿，自己剃光頭髮，有一位子桑伯子脫卻衣冠，赤條條地來往嗎？所以他也願意在這裡終老了：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但是屈原並不能在湘西終老，那個地方很不安定，是敵人所不肯放鬆的。屈原知道這危機，他又有什麼力量呢？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在某一年的孟夏四月，他從湘西出來，經過長沙，再往北走，竟投身到汨羅江里自殺了。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成就了他早時就懷抱著的「伏清白以死直」的那個堅定的意志。在自殺以前，他寫下一篇《懷沙》詩。有人說，屈原是個眾醉獨醒的人，因為憤世嫉俗而自殺的，《史記》上說他不願意在渾濁的世界裡偷生，寧可葬身於江魚的腹中，這樣把他自殺的動機完全解釋作脫離群眾的清高思想，是和《涉江》詩里「固將重昏而終身」的話矛盾的。他的自殺應該有政治原因。照我們的推測，不外乎下面兩層：第一，他和貴族黨人奮鬥一生，有寧死不肯屈服的志節。他在《懷沙》詩里又提到他們，痛罵他們「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比喻作一群咬人的瘋狗。雖然他被放逐在外，他們對他始終不曾放鬆。這回他往北走，或者更有迫辱他的命令，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說： 安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 「愛」就是愛惜生命的意思。第二，當時楚的死敵是秦，但是頃襄王認賊作父，甘心做強秦的尾巴，往齊侵略。楚國的統治階層都只知道苟且偷安，爭權奪利，惟有眾醉獨醒的屈原警惕著這嚴重的局勢。他原先有政治抱負，可以擔當大事，到了此刻，好比一輛載重的大車陷在泥坑裡不能自拔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沙》） 他眼看秦兵快要來了，祖國快要淪亡，羋姓的統治政權旦不保暮，而廣大的人民也要遭受更深的苦難，為了愛祖國、愛人民的灼熱的心腸，悲觀失望而自殺的。 我們考查歷史，在公元前二八〇年，當楚頃襄王的十九年，秦國的司馬錯徵調隴蜀兩地的大軍從西邊攻打楚國，黔中郡的大部分淪陷了。屈原的自殺應該在這一年稍前，或者就在這一年上。那麼他死時的年齡也快近六十了。再後兩年，秦將白起從北面攻進楚國，拔取郢都，焚燒楚先王的陵墓，楚國遷都到陳（今河南淮陽縣），這樣大的變故，屈原未必見到了。 屈原是有矛盾的。他是公族出身，對於楚國統治者的宗廟社稷，有保衛的責任感，他和王室休戚相關，他是要維持羋姓統治的。同時他看到這統治政權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他殉身在這矛盾里。楚國的政治是落後的貴族專政到了腐朽的地步，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來，推進了政治和軍事，也增強了侵略性，楚國命定地要滅亡。他看到這矛盾，他殉身於這政治落後的祖國。他的自殺是羋楚王國的悲劇。 屈原死了以後，羋楚朝廷放棄了它的老根據地，放棄了廣大的荊楚人民，讓他們給強寇蹂躪；遷移到當初是徐夷、淮夷的根據地，做成一個東方國家，但也只延長了五十多年壽命，終於為秦國所滅掉。秦滅楚以後，加深壓迫楚地的人民。楚國的文化被摧殘，大批的文物和史料化為灰燼了。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潛伏著的，秦帝國的專制統治不過十五年，強烈反抗它的是楚地的人民。農民革命的英勇領袖陳勝、吳廣是楚地的人民，爭奪江山的項羽和劉邦也都是楚人，那時候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足見楚人是怎樣仇視秦人，而秦滅楚以後，怎樣對楚人加深壓迫了。到劉邦建立漢朝，楚的文化重新發揚起來，大詩人屈原的作品被湮沒了多年，到這時重放光明了。 公元前一七六年，漢文帝朝的少年博士賈誼遷謫到長沙，他經過汨羅江，投文弔祭屈原，表示他的景仰和同情心。在漢武帝朝，有淮南王劉安，他住在楚的故都壽春（今安徽省壽縣），他熱心收集屈原的詩篇，替《離騷》做了評贊解說，把它比美於《詩經》。大史家司馬遷也到過長沙，到過汨羅，他特地在他的偉大的《史記》里加入這位詩人和政治家的傳記。許多的文人模仿屈原的製作。「辭賦」文學在漢朝占文壇的領導地位。所以，這位偉大的詩人是在他死後一百五十年，才得到他應得的榮譽的。 世俗相傳，屈原死的那個日子是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7]賽船競渡的風俗是起源於汨羅江邊的人民拯救屈原的，稱為角黍或粽子那個食品是用來弔祭屈原的。五月五日原是古老的一個節日，和屈原不相干，這些風俗事物的起源借重了這位大詩人的名望得到意義深長的解釋，雖說是無稽之談，也可見三閭大夫的遺愛永久地留在人民心裡了。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祖國十二詩人》，一九五二年） 從正始玄風到竹林七賢 一、正始玄風 正始（公元240—248），魏齊王曹芳的年號。 建安以後，東漢亡。天下三分，蜀、吳沒有什麼文學，魏初的文學，我們已經討論過了。所沒有提及者，魏武帝（操）、文帝（丕）以後，魏明帝（叡，文帝太子）也做了許多樂府，列入《詩品》下品。故曹氏三代能詩。到了魏正始時，起了一種運動，那便是玄學運動，即從正始開始延續到晉代的正始玄風、魏晉玄風。 當時佛教已經傳入中國，但國人並不十分明了佛學真相，喜以老莊學說附會，譬如最早翻譯佛經，借老莊老「名詞」甚多，如「菩提」譯「道」，稱和尚曰「道人」。齊王曹芳為帝時不過十齡，方命傅讀《論語》《禮記》諸儒家要籍。每通一籍，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是上所尊者是儒，而士大夫則沉浸在《老子》《莊子》《周易》所謂「三玄」的玄思之中，故老莊之學大盛。玄風之中心人物有傅嘏、鍾會、何晏、王弼，而以何晏、王弼為最重要。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曰：「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 傅嘏，字蘭石。弱冠知名，正始時為尚書郎。當時，品鑑人物才能德行的「才性之辨」成為時尚。傅嘏精於論人，謂「何平叔（晏）外靜而內銛巧，好利而不念務本」。「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三國志·傅嘏傳》） 鍾會，字士季。太傅鍾繇少子。弱冠與王弼齊名。「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通名理」，即辨明析理之學。正始時為秘書郎。「會嘗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三國志·鍾會傳》）。《世說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劉孝標註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傅嘏論同，李豐論異，鍾會論合，王廣論離。」鍾會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鍾會之學從嘏來。 何晏，字平叔。官至吏部尚書。《三國志·何晏傳》：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王弼，字輔嗣。《三國志·王弼傳》：「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王弼比何晏更聰明，《世說新語·文學篇》曰：「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鍾、傅名法之學甚好，何亦參名法，王純老莊，此其區別。所謂「名理」之學，本名法老莊合，往後與老亦無大關係，但闡莊子一家學說。 王弼在《老子道德經注》中提出了「天下萬物，皆以有為生，有之所始，以無為本。欲將全有，必反於無也」的命題，為正始玄風奠定了理論基礎。 正始玄風，始於正始，極盛於魏晉，故又稱魏晉玄風，它延續到南朝。玄學功罪，歷代都有爭議，但其影響深遠是毋庸置疑的。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三曰：「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棄經典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之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威、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晏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羨如此。」 何、王玄學開所謂清談之風，此風盛於晉世，有人以為西晉之亡，亡於士大夫之清談，故《晉書·范寧傳》載范寧《王弼何晏論》曰：「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其實清談也有好的方面：① 促成一時代的思想發達；② 養成幾個高尚的人物，獨善其身，脫屣名利。 有王、何二人之玄學，於是有所謂「竹林七賢」。 二、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賢之名見於《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皆魏末晉初人。 《世說新語·任誕》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七人中，山濤做顯官，劉伶喜喝酒，作《酒德頌》，阮籍、阮咸叔侄關係，世稱「大小阮」。其中以阮籍、嵇康文字最好，「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文心雕龍·明詩》），嵇善論，阮善詩。王戎後為司徒。阮咸長於音樂，發明樂器「阮咸」，簡稱「阮」。 竹林七賢都是清談家，崇尚老莊，只講人格、老莊。 嵇康（223—262），字叔夜，譙郡銍（安徽宿縣）人。《晉書·嵇康傳》：「康早孤，有奇才……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故世人亦稱嵇中散。 嵇康是一代高人，極有學問。時貴公子鍾會拜訪嵇康。他正與向秀在大樹下打鐵，「不為之禮，而鍛不輟」。鍾會對他懷恨於心，便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憂耳。」他看出嵇康有「臥龍」之才，卻又當作上層統治者的憂患。最後，借嵇康為好友呂安辯解事，進讒言，當權的司馬昭以「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侯王，輕時傲世，不為物用，不益於今，有敗於俗」的「罪名」將其和呂安同時殺害。據《晉書·嵇康傳》載：「康將刑東市，大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廣陵散》，調名。由此語可見其沉痛，亦可見其從容，可代表當時傲世嫉時的有素養之士的精神。康死於魏末景元三年（？），時司馬昭專政。 嵇康的文學作品流傳的不多。以文見長，劉勰曰：「嵇康師心以遣論。」（《文心雕龍·才略》）《養生論》宣揚道家學說，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是對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的闡釋。《釋私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是一種心靈理想世界的追求。嵇康精通音樂，在正始「聲有無哀樂」的玄學爭論中，他寫了《聲無哀樂論》，主張「心之於聲，誠為二物」，「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心有哀樂，而聲無哀樂；追求一種自然無為、超越現實的音樂之美。當然，最能表現嵇康政治信念和處世態度的文章當屬《與山巨源絕交書》。以「七不堪」和「二不可」所謂「九患」為由，斷然拒絕與司馬氏權貴為伍，與舊禮教針鋒相對，表現了他剛腸嫉惡、直言不諱的人品和性格。 嵇康詩長於四言，「四言詩到嵇而絕」（王湘綺說）；五言不佳。《述志詩》二首述志向、寫胸懷，也直指權貴如「斥」和「蝤蛙」，而自許為「神鳳」和「神龜」。比照中盡顯高傲之情。《太師箴》中「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山丘。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的詩句更是對司馬氏的鞭笞，「訐直」詩風躍然紙上。這樣的嵇康必為權貴所不容。即使在被迫害，繫於冤獄之中時，他還寫了《幽憤詩》，抒發了幽囚之中的強烈憤慨之情。他懷抱自己「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朴，養素全真」的高潔志趣，面對黑暗統治，又決不妥協地「顯明臧否」，必然招來「訓謗沸騰」「卒致囹圄」的悲劇。此時既有「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的人生經歷的痛悔，更有「採薇山阿，散發岩岫」的超脫世俗的傲骨。劉熙載《藝概》雲「叔夜之詩峻烈」，是一言中的的。 阮籍（公元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陳留尉氏（河南尉氏）人。 《晉書·阮籍傳》曰：「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日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 司馬昭要替兒子（司馬炎，即武帝）求他的女兒為婚，他不以為然，「醉六十日，（文帝）不得言而止」。以魏晉之際，文士少有全者，故獨酣醉獲免。求為步兵校尉，因步兵廚善釀。故後人稱其為阮步兵。 他崇尚莊子的哲學，也講求仁孝。個性很強，有至性。其母喪，不動聲色，忽大哭數聲吐血數升。能為青白眼，嵇喜乃禮俗之人，來弔喪，他以白眼對之；嵇康弔喪，他以青眼視之。他在山頭訪孫登，只笑而不語，以神交。 他卒於景元四年，年五十四。 《晉書·阮籍傳》著《詠懷》詩八十餘章，今存八十二首。《文選》錄十七首。 《詠懷》「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是倚琴而歌，雖未脫離樂府，並有《古詩十九首》之味。惟此類詩是獨白，非以娛賓侑酒者，與古詩「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不同，是不但有individual authorship（個體創作意識），並且是個人自抒懷抱，非一般人所喻。《詠懷》是一個士大夫的感慨。故《詩品》謂其出於《小雅》，此是確論。胡適謂五言詩到阮籍方始正式成立，亦可說得通。惟完全脫離音樂樂府的關係，直須待陶淵明之時代。 鍾嶸《詩品》列阮籍於上品，云：晉步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註解，怯言其志」。 「陶性靈，發幽思」，為一切文學之功用，尤其是詩，尤其是中國詩。我們所以要一點文學修養，要多讀一些詩，希望能陶養性靈，不使身心完全汩沒在塵俗之中。之所以阮籍「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為人態度，是莊派，超塵脫俗的。或者說這是對於現實的逃避。不過他並未不看現實，所以有感慨。乃是衝激於現實與理想之中，成為苦悶，於是乎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的現象。韓愈所謂「不平則鳴，假其善鳴者鳴之也」。他是半夜自彈自唱，不要人聽見的，其苦悶也只有一個人知道，完全是獨白。他說「憂思獨傷心」，「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阮籍對於為人，狂放不羈，絕不認真。惟獨對於詩，確又很認真。說道「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同古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回車駕言邁》）相同，有立言之誠。又他一生講莊派思想，反抗禮法，詩中乃用荀子語，亦難得也。（荀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當然，他主要是看破生死榮祿，所以他說「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朝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春秋非有托，富貴焉常保」「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不得仁，豈復嘆咨嗟」「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多處是道家隱遁的話，達觀，曠達一派。有時，他感覺寂寞，「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有時，傷交道中變，如《二妃游江濱》一首。 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又顏延年、沈約、李善等注云：「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此恐是顏注。《詩品》云：「顏延年註解，怯言其志。」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自敘曰：「古之人有自絕於富貴者矣。若自絕於禮法，則以禮法已為奸人假竊不如絕之。其視富貴有同盜賊，志在濟世，而跡落劣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 是故，注阮詩者如劉履等均用《詩經》《楚辭》比興義，以某某指權臣，某某指某等，亦未必盡當。我認為有許多仍是擬樂府，不過不寫題目，不是一時之作，總名《詠懷》耳。 從《詠懷》中選若干首講解： 《夜中不能寐》 總敘。起章。 《二妃游江濱》言始時遇合之美，中道變志離傷。《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交甫下請其佩，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 劉履曰：「初司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刺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 《嘉樹下成蹊》 言春秋遞運，榮悴倏忽。 《昔日繁華子》 願永葆青春，常共歡愛。 《天馬出西北》朝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安得為王子晉乎？ 《登高臨四野》言好名好富貴利祿者，自貽伊戚，又何悲乎？ 《開秋兆涼氣》 感秋思歸，秋風起命駕旋歸。 《平生少年時》少年遊俠，老大失路，終不能達。《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浴，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劉履曰：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以喻初不自重，不審時而從仕。魏室將亡，雖欲退休而無計，故篇末託言大行失路以寓懊嘆無窮之情焉。 《昔聞東陵瓜》美邵平。《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 《步出上東門》出遊感懷，感秋氣。「素質游商聲」，沈約曰：「致此雕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游』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李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江清按：蔣師爚以游為動義，未始無一得。黃節非之，另求與「由」字通假，助成沈約之說。余按：素質謂旻天，商聲謂嗚雁之音，游者，游散其間也。 《湛湛長江水》吊楚。「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皋蘭被徑兮，斯路漸。」「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湛湛，水貌。駸駸，驟貌。「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三楚：南楚、東楚、西楚。秀士，謂宋玉之流。朝云：見《離唐賦》「妾旦為朝雲」。「朱華振芬芳」四句：《戰國策》：莊辛諫楚王，始言黃雀俯啄，仰棲自以為與人無爭，而公子王孫挾彈、攝丸以其頸為的。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遊樂聲色，馳騁於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太子發受命於宣王，系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高蔡，皆楚地。 《昔年十四五》 悟道。反古詩「榮名以為寶」之意。古詩十九首之《回車駕言邁》云：「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昔年十四五》有詩曰：「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 《徘徊蓬池上》「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何焯曰：大梁戰國時魏地，藉以指王室。「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鶉火中，夏之九月十月。《左傳》杜預注，謂九、十月之交，此處言「日月正相望」則九月十五日也。何焯謂此詩指司馬師廢齊王事，嘉平六年九月甲戌（十九日）廢帝為齊王，十月庚寅（初六）立高貴鄉公。「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引荀子語，前述。「豈惜終憔悴」，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方東樹曰：此詩蓋同淵明《述酒》，必非惜一己之憔悴也，沈解陋。 《獨坐空堂上》 言寂寞。 《詩經·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註：晤，對也。何焯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能無慟乎！此詩有窮途之哭，所感者深。陳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自此出。 吳洪曰：此詩寫「無人」。 朱嘉征曰：傷亂世也。 《詠懷》詩，可歸納以下幾點： 1. 詩人的作品如此一致的有總題目，有其思想感慨，阮籍是第一人。 2. 胡適謂五言詩至阮籍成熟，《古詩十九首》至建安七子作品近於樂府，真以言志的從他開始。 3. 子建詩源於《國風》，阮詩源於《小雅》。前者溫柔敦厚，與民間文學近。《小雅》是士大夫的作品，有怨刺、譏刺。阮詩對他所處現實亦有譏刺。阮籍詩偏於陽剛之美。 4. 詩中有哲學思想。詩人少有將哲學人生觀放進詩里的。 5. 文多隱避。顏延年曰：「嗣宗身仕亂朝……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不完全是。然前人皆作如是觀，如元代劉履《選詩補註》解為與魏盛衰及司馬氏篡逆有關。實則他的詩有的說他的人生觀，有的詠時事，較《古詩十九首》深刻且有其個性。 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對阮詩的註解很詳細。 阮籍的散文有《達莊論》《通易論》《大人先生傳》等，以賦體傳記《大人先生傳》最著名。 阮籍和嵇康都尊崇當時著名隱士孫登。阮籍曾往蘇門山拜訪孫登，「遂歸著《大人先生傳》」。他以孫登為背景幻化出的與道合一的大人形象，以老莊思想為利器，對封建制度、封建禮教作無情鞭撻：「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視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他對為權貴做幫凶的所謂「君子」也作了揭露與諷刺，說他們「服有常色，貌有常則，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則磬折，拱若抱鼓。動靜有節，趨步商羽。進退周旋，咸有規矩」。「誦周、孔之遺訓，嘆唐、虞之道德。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珪璧，足履繩墨。」他們如此維「禮」是為了求「榮」：「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阮籍在文中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一旦到了「亡國戮君潰敗」之時，這些「君子」就像困在褲襠里的虱子：「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飢者齧人，自以為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中乎！」生動、深刻，痛快淋漓！ （據文學史講稿整理並加題目） 陶淵明 西晉既亡，中國由一統而分，南北朝開始。北方在北魏以前極亂，東晉偏安江左，文學不及西晉之盛。 先是，西晉末，永嘉（晉懷帝年號）之時，天下大亂，玄風復熾，「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鍾嶸《詩品·序》）其中文人能自拔者，推劉琨、郭璞兩人。「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詩品·序》）劉琨少年曾與石崇交，亦二十四友之一（與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本傳）。見天下大亂，有澄清中原之志，征石勒有戰功，後為段匹所害。其詩《扶風歌》《答盧諶》《重贈盧諶》等即富「清剛之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首之一曰：「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讚譽其有建安風骨。郭璞為陰陽雜家（卜筮），奇才，注《爾雅》《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皆傳。《遊仙詩》雖雲遊仙，實然帶《詠懷》氣派。 東晉文人，尚有曹毗、孫綽、許詢、殷仲文、王羲之等。蘭亭修禊，「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王羲之《蘭亭序》，見《世說新語·企羨》）文人到會，清談盛。林泉之樂是道家情趣。 這些文人姑且不討論，我們要講的是，東晉人中出一中國大詩人—陶淵明。 陶淵明（365[8]—427），一名潛，字元亮。世或以淵明為字，恐非。因《祭程氏妹文》《孟府君傳》皆自稱為淵明。昭明《陶淵明傳》亦云名淵明。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故為江西詩人之祖。曾祖侃，晉大司馬，祖茂，武昌太守，父某似是閒居者，淵明詩謂父「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命子》），安城太守之說恐不確（或謂淵明非陶侃之嫡系，或為裔孫耳）。母，征西大將軍孟嘉第四女。梁任公《陶淵明》一書中說，淵明之落拓不羈名士風度乃得其外祖父的遺傳。 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故世號「靖節先生」。 淵明雖是世家子弟，一生不遇而貧窮。生當東晉衰亡之際，「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之十六）。後來因為貧窮的緣故，不能不出門遠遊，「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此行誰使然？似為飢所驅。」（《飲酒》之十）。他做過京口鎮軍參軍（參劉牢之幕），又做過建威參軍（參劉敬宣幕），奉使入都，補彭澤令。有公田可種，《晉書·隱逸傳》載：淵明「在縣公田悉令種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秫，黍之黏者，曰黃糯，亦呼黃米；秔，俗作粳。）因不願束帶見督郵，且聲稱「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而去職，在彭澤令任上不過三四個月。做了一篇《歸去來兮辭》，還寫了五首《歸園田居》（一作《歸田園居》）的詩。他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如果說他出門三十年，未免太多，所以陶澍認為乃是「已十年」之誤，「已」與「三」形近而誤，或者他的「一去三十年」指他已到三十歲。如果認為他辭官返田為三十歲時，那麼，他卒時為五十一二歲。此說與吳汝倫、古直等所主張者合。以後即是他躬耕、飲酒、做詩的農村生活。生活很苦，又遭遇一次火災，有時窮到乞食，有時無酒度過重九節。他的鄉鄰父老們或者設酒招他，他的做官的朋友也有接濟他的，也有仰慕他的大名而願見他的，也有堅請他再出來的。他終於隱居著。 那時劉裕篡晉而為宋。有人說他在宋代所作的文章但題甲子，而不題紀元。論者謂他不願帝宋，示為晉遺民之意。當然他看不起劉裕，在《擬古九首》之九的詩中他寫道：「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記晉亡之憾，但一定要說他為節士，如何如何忠於晉室，亦不能知淵明。其實他義熙以後惟題甲子，是劉裕篡晉以前的事。之所以如此，一則是他不高興劉裕，二則也許是道家隱者的習慣如此。他隱居家鄉，與周續之、劉遺民被稱為「潯陽三隱」。周、劉兩人都是廬山高僧慧遠的居士弟子，淵明亦與慧遠為友，但未加入白蓮社。義熙宋征著作郎，不就。 淵明一生在田野，是田園詩人。《晉書》《宋書》皆入「隱逸傳」，《詩品》推為「古今隱逸詩之宗」。可以表現他的生活寫真的有《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表現他的理想的有《桃花源記》，表現他的人生觀的有《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及《飲酒》二十首。其餘如《游斜川》《歸園田居》《擬輓歌辭》等，均為其重要之作。 一、陶淵明的人生態度 陶淵明處兩晉玄學的時代。兩漢儒家思想獨尊，兩晉道家思想盛行。阮籍輕禮法，大罵士人君子如群虱之處褌中。淵明時道家思想較平淡，是道家、儒家將合流的時期，他大部分思想是出世的，他追溯樸素的生活，不願媚於流俗，表現這種思想情趣的詩頂重要的為《歸園田居》及《飲酒》。又見於《桃花源記》及《五柳先生傳》，前者寫理想的境界，後者為他自己的寫照。武陵在湖南，劉子驥實有其人。《桃花源記》也許有事實的依據。陳寅恪《〈桃花源記〉旁證》云：因百姓避五胡之亂，避入山谷，自成堡塢。淵明時有人看見過。避秦亂亦可謂苻秦。他是出世的喜田園生活的思想。《飲酒》之九，有田父勸其出仕：「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淵明答曰：「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歸園田居》描寫與鄉間父老為鄰實有興味：「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田園生活很快樂：「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漉者，瀝也。 爾時，劉裕得志，如阮籍所處時代。人以為國將亡故淵明去隱，亦不對。劉裕得勢他在詩中有其牢騷，《飲酒》二十首和阮籍《詠懷》類似。 淵明人生態度還有一顯著特點是達觀。當時清談派人常談論到死生問題。佛教慣用以死的恐怖教訓人，當時人都想解決生死問題，求一正確之人生觀。王羲之謂「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淵明是阮籍、劉伶一派，接受莊子達觀學說，「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歸去來兮辭》）他有些哲學詩，如《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結構奇極，發揮哲學思想，結論還是吃酒。「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一切順應自然。他的兒子不好，結論是「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淵明詩篇篇有酒，不是頹廢，也有強烈意氣的，如《詠荊軻》等。居亂世，自全自傲。他和慧遠居近，雖未進白蓮社，但很談得來。達觀的人生態度和矢志不渝的田園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寫就的《輓歌辭》（如「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句）和《自祭文》（如「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句）中抒發得淋漓盡致。 淵明思想亦有出於儒家者，對孔子也相當尊重。如屢言「固窮」「樂天知命」及《飲酒》末章是也。其末章有「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的詩句，而《飲酒》之十六，他也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竟抱固窮節」的表述。道家思想認為伏羲神農那是歸真返璞、頂理想的時代已經過去。儒道皆如此說。「魯中叟」即孔子，「彌縫」是使復真也，可知淵明對儒家思想亦融合。劉熙載《藝概》曰：「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荊卿、美田子泰等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蘇軾曰：（淵明）其人甚高，「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是對陶淵明豁達的人生的精闢點評。 二、陶淵明詩的藝術特色 1. 詩與人生打成一片，開了新詩的門徑 自從曹子建、阮嗣宗把詩成為個人的自述經驗、自己的抒情之作，到了陶淵明，成為完全是自己生活的記錄，完全脫離了樂府歌辭了。雖然有些擬古詩類似《古詩十九首》，《飲酒》詩類似嗣宗《詠懷》詩，可是多數是寫他自己的生活，頗似日記式的。詩與人與生活打成一片。我們從他的詩中可以看見他的行動。他的詩都有題目，有些還有序文。與讀阮籍《詠懷》，但看見作者心緒上的苦悶，而不知他一生的蹤跡者不同，而且與沒有題目、一概稱為《詠懷》者不同，阮籍屬於建安那個時代，前一個時代。而陶淵明屬於新的時代，以詩為自己的生活記錄的時代。我們也可以說，他的詩是他的自傳，明白清楚的自傳，包括內心的志趣與外面的遭遇。不像阮籍《詠懷》詩那樣的只重內心，惝恍，不可捉摸，也不像曹子建的多用樂府比興。 事實上，曹植、阮籍都是承繼《詩經》《楚辭》的，而淵明開了新詩的門徑。 2. 脫離樂府，創造新詩意境 淵明全不做樂府。（除《擬古九首》。但此九首亦只是五言，非樂府） 經過了正始玄風，談玄的風氣盛後，詩中遂含哲理。西晉覆亡，洛陽繁華頓歇，文人南渡，東晉人詩自然向哲理山水方面發展。莊老與山水合流。此時五言詩也已脫離繁音促節的音樂，只是倚琴而歌。到了陶淵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音」。（《晉書·隱逸傳》）因他的詩實在不是倚琴而歌的，是脫離音樂的。所以有的是「有琴意」的詩歌，有的是近於散文似的新詩。是直筆寫下，一意貫穿，不多曲折及比興的。那是完全脫離音樂後的現象。淵明是不依傍音樂、不承繼《詩經》《楚辭》古典文學而創造新詩意境的一個大作家。在他當時，就有人喜歡他那一類很別致的詩。到了齊梁的時代，詩人慣於繁縟音樂性及圖畫彩色性的詩。齊梁是一個新樂府時代，所以他的詩不為人所重，鍾嶸《詩品》以之入中品。 顏延之《誄》文甚長，無一言及於他的詩，不過提到他「賦辭歸來」「陳書輟卷，置酒弦琴」，泛泛說他著作詩歌而已，《宋書·隱逸傳》也不特別提他的詩，但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3. 詩與自然融合的田園之歌 淵明詩取材料于田野間，這種材料，陶淵明以前無人敢取，從前民間文學只是戀歌，朝廷文學只是游宴贈答，金谷、蘭亭，或戎馬，絕無一人如他這般寫田野，寫自然。 他的詩又表現了他對自然的欣賞，《詩經》、古詩、建安文學皆有對自然的欣賞，然未有如他愛自然者。《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與一般父老歡笑飲酒、耕田，樂在其中，「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移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另闢天地，是他的偉大的地方，獨來獨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描寫山水之詩，東晉開始。謝靈運亦寫山水。陶欣賞自然是平和的，不去找山水，人在山水中；謝是活動的，遊山玩水。自然是送給淵明看，如英國的Wordsworth（華茲華斯）， communion with nature（與自然溝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之五）最高絕，因很自然；人謂有哲學意味，如禪宗的，並不費勁。 4. 詩富哲理性 先秦時，死生不重要，兩晉則很重要。陶淵明對死生主張達觀，不必求仙養生。他的《形贈影》《影答形》《神釋》是哲學詩。他在詩的《序》里說：「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愛惜生命，人之常情，然往往不得要旨。淵明「陳形影之苦」思索人死生命題，以「神」辨析自然之哲理。「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說天地山川長在，草木有榮枯之變。「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而靈智的人卻不能永生。「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長生之說不可信，養生之術不可靠。位列聖人的「三皇」，享有高壽的「彭祖」，都不存在了，「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這是人類生命必然結局。有了如此深邃的哲學認識，陶淵明能泰然處之：「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把莊生的達觀學說發揮到極致。當然，飲酒也是詩中不可缺的。 其《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歸結於「天運」，不乏對人生的哲思，但亦頗風趣。黃山谷云：「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 詩有哲理，並不局限於《形贈影》等三首詩，也不局限於死生之事，歷代評家亦關注及此。明代都穆在其《南濠詩話》中就有明確的概括：「東坡嘗拈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雲『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雲『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行跡拘』。如雲『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如雲『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如雲『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雲『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除詩之外，淵明在其《自祭文》一開頭就寫道：「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鳴雁於徵，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視死如歸。 5. 詩風質樸、散淡 六朝中傑出，但當時未甚重之。其質樸自然清新散淡的詩為歷代所尊崇，正如元遺山所贊：「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鍾嶸《詩品》品評曰：「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也道出陶詩真淳、古樸的特色。對《詩品》將其列入中品之事，今人古直有《鍾記室〈詩品〉箋》，據《太平御覽》辨陶公本列上品。 第一個賞識陶淵明的，為昭明太子蕭統，他謂陶詩沖淡閒適，且雜詼諧。 有謂陶淵明的《擬輓歌辭》或非自挽，只是作普通輓歌而已，備人唱唱，或自己哼哼。當時南朝有此習慣。《南史·顏延之傳》：顏延之「常日但酒店裸袒輓歌」。《宋書·范曄傳》：「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世說新語》：「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輓歌。」《南史·謝靈運傳》：謝靈運曾孫幾卿「醉則執鐸輓歌」。淵明暮年作《輓歌辭》，情真意切，不知是否為自己作輓歌，待考。 陶淵明散文名篇有《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等，尤以《桃花源記》膾炙人口。 除詩文以外，還有賦作。《感士不遇賦》摹仿董仲舒和司馬子長，道古論今，寫士進退兩難之處境，發士不遇之感慨。雖擬古之作，而清新、簡淡逾於漢賦。《閒情賦》麗極，比喻最妙，摹仿張衡《定情賦》、蔡邕《靜情賦》而作。因很濃麗，也許是早年摹仿的作品。他自己的《序》中說：「始則盪以思慮，而終歸閒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宗旨很純正。賦描寫一女子甚美，非常想接近她，有兩大段描寫願為衣之「領」、腰之「帶」、發之「澤」、眉之「黛」、床之「席」、足之「履」、人之「影」、夜之「燭」……巧妙別致，痴情切切。昭明太子蕭統卻在其《陶淵明集序》中曰：「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東坡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正傳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譏昭明之不懂。昭明謂，「惜哉！無是可也」。現在人卻最推重此篇了。 三、陶淵明詩的影響與後人的批評 淵明的詩並不被時人注意，好友不多。顏延之與之交好並為之做《誄》。顏在南朝宋為官。慧遠住廬山，為淨土宗領袖，亦與之友好。 陶淵明開田野詩一派，其詩在去世後才被人重視，後世詩人無不受其影響。尤深者如唐代之王維、孟浩然等喜歡自然的這一派，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宋代之蘇軾、王安石、范成大、陸游等都受其影響，視為楷模。蘇軾極推崇陶淵明，至全和其詩。 陶淵明有《停雲》《時運》《榮木》等詩，近「三百篇」，是四言詩的復活。詩人感時觸景而發，憂時政之昏暗，抒內心之惆悵。比韋孟《諷諫詩》等好得多。 對陶淵明和他的作品的評價，從南朝至近代，評家眾多，不勝枚舉，前面已有所引用。 蕭統《陶淵明集序》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與之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 《東坡詩話》：「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紀昀批蘇詩云：唐人唐彥謙已有和陶貧士詩，東坡偶失檢察耳。）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以「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此八字評之甚當，陶有其人格思想，用不著多少辭藻堆砌。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子，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 孟浩然《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常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為者，棲棲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 孟浩然《贈王九》：「日暮田家遠，山中勿久淹。歸人須早去，稚子望陶潛。」 孟浩然《李氏園林臥疾》：「我愛陶家趣，園林無俗情。」 歐陽文忠云：「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耳。」 朱熹曰：「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類》） 四、作品選講 （一）《歸園田居五首》 「歸園田」，一作「歸田園」，誤，陶公「守拙歸園田」詩句可證。五首或本有六首，末首乃江淹擬作，刪之。 1. 其一（「少無適俗韻」）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開始二句言少志為此。見其「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飲酒》之十九）甚非初心。「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始作鎮軍參軍經曲河》），寫如何想念家鄉園田之樂，亦生逢亂世之故。左思《詠史詩》「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猶有功名之念。潘岳雖賦閒居，終受殺戮。阮籍雖讚美邵平，依舊溷世。乃知古人「學而優則仕」，欲罷功名利祿之念，瀟然歸田，亦自不易。陶公為彭澤令，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間小兒，見機而退也。其時，其原來之上司劉牢之曾煊赫一時，終於自殺。桓玄、劉裕皆野心家，一敗一顯，晉室庸暗，出處甚難，陶公奔走塵俗者前後約有六年，決心擺脫。願歸躬耕以自養。同時，他的身體多病，更不堪奔走驅策，心為形役，始悟今是昨非，委運歸盡之道。 「誤落塵網中」，塵網為墮地之意，前人認為如佛家語，不類陶公口吻，此亦是一疑案。 此《歸園田居五首》作於義熙二年丙午（依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蓋自彭澤令歸也。陶公年四十二歲。吳仁傑謂自先生出為州祭酒至彭澤去官，約十二三年。此詩云「一去三十年」乃十三年之誤。陶澍謂「三」字乃「已」之誤（已豕誤作三豕，古已有之）。古直定陶公卒時年五十二，定此詩為與《歸去來兮辭》同年作。《辭》之序稱作於乙巳年，時陶公適年三十。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陸機詩「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贈從兄車騎詩》）皆言不忘本。陶公詩「望雲悲高鳥，臨水愧游魚」，彼言行旅之游，此言倦遊而返，可以對照。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野，一作畝，陶公有田曰「南畝」，見《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守拙，言個性不諧於俗，不如守拙歸田。《懷古田舍詩》云：「即理愧通識，所保詎乃淺。」自愧通識之士，退以保真耳。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楚辭》王逸註：曖曖，昏貌。翳翳不明，寫日光和暖、遠望農村之景。依依，《詩經·小雅·採薇》「楊柳依依」，有裊裊、隱約、許多姿態。陶詩寫景，自然不用力，古樸不刻畫，東坡云：「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雞鳴桑樹顛」，古樂府：「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2. 其二（「野外罕人事」） 「窮巷寡輪鞅」，《漢書·陳平傳》：平「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此反用其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意同。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陶公《擬古》詩「枝修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皆比興語。亦屈子蕭艾之意［「惟草木之零落兮」「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離騷》）］，汩余若不待之意。《漢書·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3. 其三（「種豆南山下」）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一天疲勞工作，不失趣味。詩境入畫境。亦可知文學之足慰人生也。 「夕露沾我衣」。《詩經·召南·行露》：「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但使願無違」，賦以言志。 4. 其四（「久去山澤游」） 「浪莽林野娛」，浪莽，廣大貌，無拘束也。 「一世棄朝市」，《古步出夏門行》：「市朝人易，千歲墓平。」 「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淮南子·精神訓》：「化者，復歸於無形也。」 5. 其五（「悵恨獨策還」） 「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漉，水下貌，水下滴瀝也。《宋書·陶潛傳》「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近局：《禮記》鄭注，局，部分也。按：近局，猶言近鄰。 「已復至天旭。」結語，響亮有力。 （二）《飲酒》 酒與詩的關係：（1）詩往往出於燕樂；（2）微醉以後，詩性inspiration（靈感）遂來，或者為生理的現象。英國詩人霍斯曼（A.E.Housman）的The Name and Nature of Poetry（《詩的名稱與屬性》）一書中，自述其作詩之經驗，謂喝啤酒之後，出去散步，心頭浮泛其詩的意念，如泉涌一般。 蕭統云：「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淵明《飲酒》，如阮公《詠懷》，不另一一標題，隨時觸發而詠。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之一）總起，猶阮公之「中夜不能寐，起坐彈鳴琴」也。 第二首，「積善雲有報」，主意說君子固窮之節。 第三首，「道喪向千載」，主意說「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之愚。 第四首，說「託身已得所」，自比飛鳥之託於孤松。《歸去來辭》：「撫孤松而盤桓。」 第五首，「結廬在人境」最為有名，意境高絕。 《漢書·揚雄傳》：「結以倚廬。」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二句，自問自答。陶公詩多說理，《懷古田舍詩》：「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此說心遠，更進一層。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東坡云：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或改作「波浩蕩」。改此一字，覺一篇神氣索然。 王安石曰：「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詩人以來無此句。」 白居易：「時傾一壺酒，坐望東南山。」 韋蘇州：「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 境界之遷移，使得悠遠。「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嵇康詩）《世說新語》：「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悠然，遠也。俗解均作悠然自得之意，恐非確話。《懷古田舍詩》云：「寒竹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仗翁，悠然不復返。」悠然，遠逝之意。 辨，或作辯。《莊子·齊物論》：「辯也者，有不辯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王靜安《人間詞話》云：「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有我之境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五、研究陶淵明的材料 研究陶淵明，可參考的材料最多。中國文人集子箋注本，詩首推《杜工部集》，其次則《蘇東坡集》，其次恐怕要算到陶集了。如宋湯漢注（拜經樓叢書本）、元李公煥之箋（四部叢刊本）最早，集大成的如清道光年間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附《年譜考異》，最可買。今人如梁任公有《陶淵明》一小冊、附《年譜》（商務國學小叢書本），古直《陶靖節詩箋》《陶靖節年譜》（上海中國書店有代售），丁福保陶詩集注等。 欲見陶氏生平之材料：（1）顏延之《陶徵士誄》（見《文選》）；（2）齊沈約《宋書·隱逸傳》；（3）梁昭明太子蕭統《陶淵明傳》。另，李延壽《南史》、唐修《晉書》都據《宋書》。 （據文學史講稿整理） 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他的籍貫有幾種說法： （1）山東人。《舊唐書》：「李白，字太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韓沔，《新唐書》作韓准，是。）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元微之論李杜優劣逕稱白為山東人：「則詩人以來未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 （2）隴西成紀人。李陽冰《李白〈草堂集〉序》云：「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為名。……神龍之始，逃歸於蜀。」（涼武昭王李暠，成紀人，晉隆安中據敦煌酒泉，自為涼王。）《新唐書》：「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生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唐高祖《本紀》，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七世孫。）魏顥《李翰林集序》：「白本隴西……家於綿，身既生蜀。」白《與韓荊州書》自稱隴西布衣。 （3）蜀人。魏顥《李翰林集序》：「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白「家於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云云。《全蜀藝文志》載劉全白《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謂：「君名白，廣漢人。」（廣漢郡，屬蜀）唐范傳正《李公新墓碑》：「其先隴西成紀人。……難求譜牒。……得公子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漏求於籍。神龍（中宗）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杖以複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一說生於昌明縣青蓮鄉，故曰李青蓮。 （4）西域人。陳寅恪《李白氏族之疑問》以白之先為碎葉人，胡人僑居於蜀。其父名客。李白生而托姓李氏，假託為帝之宗室。唐時此類之例頗多。（至於山東一說，或雲其父為任城尉之說無稽。或雲白自比謝安石，李陽冰《草堂集序》云：「詠歌之際，屢稱東山。」魏顥《李翰林集序》又云：「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按：此言挾妓游山，比謝安，非康樂也，誤。）山東李白，或為東山李白之誤。（此說甚勉強，因白曾隱山東，為徂徠六逸之一。） 王世貞《宛委余編》謂：「白本隴西人，產於蜀，流寓山東。」 恐籍貫隴西，從隴西遷至蜀，由蜀遷至山東，其父曾為任城尉，白生長於山東。隴西近外國，恐其祖罪徙至西域，其後回來。 天寶初，李白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同隱剡中。後筠被召至長安，李白亦偕至長安。白貌奇逸，有神仙風度。賀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於玄宗。白與賀知章、李适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此事在天寶間，因白天寶初始供奉耳，但蘇晉卒於開元二十二年。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有裴周南而杜詩無裴，其名錄有出入也。） 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時事，白奏頌一篇，賜食，御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一日，帝坐沉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援筆成《清平調》三章，婉麗精切。杜詩所謂「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是也。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激楊貴妃中傷之。帝欲官白，妃輒阻止。（新舊《唐書》互有詳略。《新唐書》已采宋人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大意，《舊唐書》無沉香亭子一節，但亦有使高力士脫靴事，未言高力士以此激楊貴妃，但因力士之怨被斥而已。）因忤高力士、楊貴妃，遂不為帝親信。懇還山，帝賜金放還。 由是浪跡江湖，浮游四方，終日沉飲。與侍御史崔宗之月夜乘舟自採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天寶末，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寫這種經歷、見聞和感受，詩的前四句是：「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安史之亂，玄宗幸蜀。白依永王璘，闢為府僚佐。肅宗即位靈武，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賴郭子儀力救（白曾救郭子儀，郭德之，力言贖罪。此處《新唐書》亦采宋人樂史《李翰林別集序》所說，《舊唐書》無），得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闢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臨卒以詩卷授陽冰，陽冰為序而行世。葬姑孰謝家青山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墓，見其二孫女，嫁為農夫之妻。因為立碑。 魏顥曰：「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宋氏或即宗氏，蓋其《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中有句雲『我非東床人，令姊忝齊眉』。—章克槮）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跡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 又李華《李白墓誌》：卒「年六十有二」。「有子曰伯禽。」范傳正《李公新墓碑》亦云：「亡子伯禽。」伯禽當是明月奴或頗黎中之一人。 《舊唐書》云：「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小說故事傳李白醉中撈月死於水。恐非事實。） 裴敬「墓碑」云：「死宣城，葬當塗青山下。」 李陽冰云：「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 魏顥序則言生前曾「盡出其文，命顥為集」。 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則云：李陽冰纂李翰林歌詩「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贊、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李白一生，少年任俠，中年做官，晚年流離。 一、李白的個性及思想 1. 酣歌縱酒 《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行路難》：「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似陶潛、阮籍。才氣奔放。詩與酒的結合，顯出詩人享樂人生觀。另一方面，也因為樂府歌曲原為燕樂，亦是與傳統的結合。 《月下獨酌》：「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李白詩中屢屢提到：「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古朗月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把酒問月》一首：「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里。」在李白的詩里，花、月、酒與詩融合，寫人生短忽，對酒當歌。《古詩十九首》，曹魏樂府歌曲中已多此種情調，太白更為詩酒浪漫，他這些詩最通俗，可比波斯詩人奧馬爾·海亞姆（Omar Khayyam）。張若虛《春江花月夜》，聯結月與春、江花、閨怨，李白聯結月與酒，個人享樂，求超脫，擺脫世俗的憂慮。 《把酒問月》開始有屈原《天問》意，並不求答，答案是造化自然是永恆的，人生是飄忽的。「月行卻與人相隨」，自然接近人，人因陷於世俗功名利祿之念不肯親近自然耳。李白別有《日出入行》「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有對宇宙的求知精神。《把酒問月》後面說月的永恆，再後說人生無常。他不消極，從接近自然里得到永恆，與《日出入行》「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同樣意思，人與自然融為一體。此詩表現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2. 任俠 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少以俠自任。」《與韓荊州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與裴長史書》述及少年任俠事。魏顥《李翰林集序》雲，「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荊徂揚，路亡。權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云云。揮金如土，縱酒好遊覽，濟朋友。《行路難》：「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自比郭隗、樂毅之流。又有《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英雄主義。又有《猛虎行》（天寶亂後至宣城作）：「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其云：「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自比張良、韓信。《古風》其十，推重魯仲連，雲「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古風》其十五，推重「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台」，乃雲「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由此可見，彼亦有用世心，近於縱橫家，又似藺相如、司馬相如之人物。與王維好靜，尊心禪佛、藝術修養，杜甫自比揚雄之作賦，志於匡君遺失之大臣，氣度不同。李白是悲歌慷慨，自負才氣的人物。《新唐書》評之曰：「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 總而言之，是英雄浪漫主義。 3. 好道求仙 前述，他的宇宙觀「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復入西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一作「其行終古不休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日出入行》）知人生是短忽，宇宙之終古不息，因之好道求仙。《古風》其四：「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惟應清都境，長於韓眾親。」其五：「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其二八：「君子變猿鶴，小人為沙蟲。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又如《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里，手把芙蓉朝玉京。」他既與道士吳筠為友，又同至長安。當時人以為謫仙，又與賀知章等被稱為飲中八仙，朝列為之賦謫仙之歌。 李陽冰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是確曾受道籙者。《將進酒》雲「岑夫子，丹丘生」，丹丘生當為道友也。又有《夢遊天姥吟留別》，詩亦多神仙家言。 4. 政治上無所作為 李陽冰云：「（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蓋以隱逸之士待之。他在政治上無所作為。李陽冰云：「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樂史則謂為高力士、楊貴妃所詛（新舊《唐書》略同）。魏顥云：「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劉全白《李君碣記》：「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並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不幸祿山之亂，玄宗西巡，永王璘闢為僚佐，以此獲罪。《舊唐書》曰：「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不知白去謁，抑為永王璘所徵聘。白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首長詩，為自敘之作，甚詳。首云：原為謫仙，誤逐世間，「學劍翻自哂，為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到過幽州，「君王棄北海」，到長安，辭官，祖餞。安賊之亂，「兩京遂丘墟」。永王璘「帝子許專征，秉旄控強楚。……仆臥香爐頂，餐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云云，則知其非自去謁王，乃王所徵辟耳。此詩末之「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有托韋太守援引意，亦可憐也。 李白思想的主要矛盾是自然與人生的矛盾。自然永恆，人生短暫。「人非元氣安能與之久徘徊」「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今人古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從自然中得到永恆，從詩歌中得到永恆，把酒來消遣人生。追求神仙、學道，以求永恆。 第二個矛盾是清高與名位思想的矛盾。李白有用世心，而放浪不羈，不稱意則思隱居。「人生在世不得意，明朝散發弄扁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表其心思耳。 二、李白的詩 南北朝實施門閥制度，貴族政治。隋唐進士制度，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到統治集團，做壓迫人民的幫凶和幫閒。這些知識分子出身於封建地主或官僚家庭，從下面爬上來，迎合國君權相、公卿貴人，或者不得意而反抗，或者有清高思想，借作品發牢騷，常處在熱衷世事與清高為人的矛盾之中。 李白並非進士，做翰林供奉。不次的恩遇，非正途出身。他詩才傑出，不受羈勒，如應進士科倒未必得意。他絕少宮艷體詩，他的詩從建安文學出來，以建安為風範，與謝朓、鮑照近。 他的詩有熱烈的感情，他是一位天才詩人。 李白繼陳子昂為復古派中人物。其《古風》五十九首第一首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 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 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這首詩寫得很嚴正，他對於詩推崇《詩經》正聲，又說志在刪述，自比孔子。與「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似乎矛盾，此兩重人格也。實則他對於詩的理論，屬於正統派，他自己的個性，則是浪漫的，仙俠一路。他還推崇建安以前的詩，看不起南朝的綺麗文學。其《古風》同阮籍《詠懷》、陳子昂《感遇》的篇章。他的詩的工力可以比上阮嗣宗。 雖然他推崇《詩經》，可是他沒有做四言詩，所做的以五古、七古為最多，可見古之難復了。其論詩又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又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他不贊成沈休文一派之聲律對偶，宮體靡弱之詩，所以他也絕不提到初唐四傑，不像杜甫那樣虛心，詩備眾體。李白很少做律詩。 李白詩，擅長古風，多數是樂府古題，古樂府之新作法。從漢魏以迄於南北朝樂府詩題，他幾乎都有寫作，如《天馬歌》《公無渡河》《日出入行》《戰城南》《白頭吟》《相逢行》《有所思》《短歌行》《長歌行》《採蓮曲》《烏夜啼》《烏棲曲》《子夜歌》《襄陽歌》《白紵辭》《將進酒》《行路難》等擬古樂府，而自出心裁。有些樂府詩，雖然不見前人之作，但也非李白創調。在那些樂府古題內，李白詩情奔放，超過古人原作，皆出於古人之上。他的樂府多用雜言及長短句，才氣縱橫，非格律所能束縛。如《將進酒》《蜀道難》。六朝樂府他亦學，如《白紵辭》《子夜四時歌》《長干行》《烏棲曲》，都很清麗。他是結束漢魏六朝的詩歌，集漢魏六朝詩體大成。他的樂府如天馬行空，不受羈縻。 他並不像杜甫那樣自己立樂府題目，寫當時時事。李白的只是抒情詩，並不記事，是超時代的作家。 略有與時事有關的如《怨歌行》，題下注云：「長安見內人出嫁，友人令余代為之。」與《邯鄲才人嫁為廝養卒婦》同意，又如《東海有勇婦》，注云：代《關中有賢女》。代即擬的意思，《關中有賢女》原乃漢鼙舞歌，此雖是擬古樂府，所詠為時事，詩中雲「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指李北海邕。又如《鳳笙篇》，王琦謂送一道流應詔入京之作。《遠別離》，蕭士贇以為刺國家授柄於李林甫。《蜀道難》一詩，范攄《雲溪友議》、洪駒父《詩話》、《新唐書·嚴武傳》謂嚴武欲殺房琯、杜甫，李白為房杜危而作此詩，唯孟棨《本事詩》《唐摭言》《唐書·李白傳》謂白見賀知章，以《蜀道難》示之，則為天寶初時作，而嚴武鎮蜀在至德後，不相及也。沈存中《筆談》謂古本李集《蜀道難》下有注云：「諷章仇兼瓊也。」蕭士贇注李集謂見玄宗幸蜀時作，在天寶末，故言劍閣之難行，又曰「問君西遊何時還」，君指明皇也。胡震亨謂但是擬古樂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此說如允，余皆好事者穿鑿。 李白《猛虎行》雖亦是樂府詩，但詠時事，「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言祿山之叛，天寶十四載十二月東京之破，封常清戰敗，高仙芝引兵退守潼關，賊掠子女玉帛悉送范陽也。李白「竄身南國避胡塵」，客於宣城，與張旭會於溧陽酒樓，作此詩，以張良、韓信比己及旭，慨嘆不遇。「一輸一失關下兵」，一輸指高仙芝退兵，一失指明皇斬仙芝、常清。 白才氣縱橫，樂府詩中常用雜言、長短句，近漢樂府，亦近鮑照，是以杜甫稱其「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與庾信實不近，其一身低首者為謝宣城。《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在《金陵城西樓月下吟》詩中又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是其晚年愛宣城之風景，故爾特提謝朓。以彼才力，小謝非其匹也。 總之，唐人作樂府，並非完全擬古，兼存《詩經》諷刺時事之義。此則李白較少，而杜甫、白居易則最為注重此義焉。 白五七絕句亦佳，惟不善五七律。 前引杜甫《飲中八仙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賀知章曾許李白為謫仙人，又杜甫《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亦稱李白善為醉歌也。杜甫自己也有《醉時歌》《醉歌行》等題，詩中並不單說喝酒，乃是酬贈、送別之作。如李白《將進酒》《前有樽酒行》《把酒問月》等篇，皆所謂醉歌也。醉歌者，即席作詩，以助酒興。如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之意。李白一生詩酒風流，頗似阮籍，其信仰道家神仙亦然。豪放奔逸，與淵明之潔身自好、躬耕貧苦者又不同。李白有仙俠氣，淵明調融儒道，溫然純粹。淵明願隱，李白願用世而不得意。雖隨吳筠得玄宗知遇為翰林供奉，迄未得官。及天寶亂後，為永王璘闢為僚佐，璘謀亂兵敗，白坐流夜郎，赦還，客死當塗。 《將進酒》是彰顯李白詩酒風流的代表作，極富思想與個性。詩中岑夫子或謂岑參，丹丘生或謂元丹丘。「黃河之水」句，興也，「不復回」，興人生年華一去不復返。以「逝水流年」起，下言飲酒盡歡為樂。陳王，陳思王曹植，他的《名都篇》有「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句。「鐘鼓饌玉」言富貴。 《前有樽酒行》，此詩比《將進酒》更為蘊藉。 《日出入行》用漢樂府舊題，翻新，長短句古奧，然畢竟是唐人。全詩充分表現詩人對宇宙和人生的探求精神。 《月下獨酌》和《把酒問月》都寫詩與月與酒的融合。《把酒問月》比《月下獨酌》來得好，《月下獨酌》說理多，情感少。此詩說理更深且廣。寫月即自然是永恆的，人生是飄忽的。詩歌自然，酒遣人生。東坡《水調歌頭》自此出。李白《把酒問月》詩分四疊，換韻，歌曲體，酒與月的交融，時與空的交錯，淋漓盡致。東坡《水調歌頭》開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顯然從李白《把酒問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來。同樣是把酒問月，與李白問宇宙、說人生不同，蘇東坡後半闕歸結到講別離。 《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詩發端憶念過去，煩憂現在，不從私交說，就人生感慨說，得其大。送秋雁，象徵送客遠遊。其次，說到謝朓樓。「抽刀斷水」，賓，比喻；「舉杯消愁」，主。以流水喻思念、喻憂愁，可以與建安詩人徐幹的《室思》「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的詩句作一比較，亦可以李後主《虞美人》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詩句中加以印證。 《扶風豪士歌》見其豪爽。亂時有用世意，以後入永王璘幕府，見其有意用世。此詩顯示清高思想與名位思想的矛盾。末兩句「張良未遂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點出。 白於天寶之亂，少有描述，其《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有雲「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又雲「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又雲「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白，蜀人，且他自己在南方，作此等歌頌語，與杜甫之在長安，作《哀江頭》之痛哭流涕，感慨絕不相同。杜甫關懷時局，憂念蒸黎，李白不很關心。又如《永王東巡歌》十一首，說到「龍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訪古丘」，又雲「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據其後來自己坦白是當時「迫脅上樓船」的，但在此歌中所說，確其贊助王子立功之意，未始不肯為永王用也。文人轉側，難於主張。 白之絕句：《蘇台覽古》：「舊苑荒台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及下渝州。」以上四首，皆見其風韻。 相傳《菩薩蠻》《憶秦娥》等小詞，皆託名李白，宋人混入白集者，即《清平調》三章，樂史所艷稱者，亦惡俗不類，品格低下。樂史，北宋人，新得此三首詩，並有明皇貴妃賞芍藥故事（見樂史《李翰林別集序》），實為可疑，非史實。白集另有《宮中行樂詞》八首，注云奉召作。亦真偽不辨。比較觀之，尚較《清平調》三章為勝。 （據文學史講稿整理） 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本湖北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舊唐書·文苑傳》） 世系 杜預之第十三代孫。《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四子）尹。杜預十世孫依藝入唐初為監察御史、河南鞏縣令。移家鞏縣，當自甫之曾祖依藝始。祖審言，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郎。審言在武后中宗朝以詩名。父，閒，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終奉天令。（元稹墓誌云：晉當陽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錢牧齋云：舊譜以甫為尹之後，不知何據？） 《舊唐書·杜易簡傳》：易簡周硤州刺史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杜叔毗。《周書·杜叔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杜陵，長安城東南，秦為杜縣，漢宣帝築陵葬此，因曰杜陵，並改杜縣為杜陵縣。其東南又有一陵，差小，謂之少陵（許後葬此）。杜甫曾居少陵之西附近。杜甫自稱杜陵布衣，又稱少陵野老。 以世系推之，叔毗為杜預八世孫。是以杜甫之先，出京兆杜陵，徙襄陽，再徙河南鞏縣。 甫之家世，出名門。少貧。年二十，客吳越齊趙。舉歲貢進士，至長安，不第。客東都。客齊州。李邕奇之，為友。歸長安。年四十進三大禮賦，甫自誇為「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時天寶十載（751），國事已非。 此前，開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相。開元二十四年（736），張九齡罷相，下年出貶。宋璟卒。武惠妃卒。開元二十八年（740），張九齡卒。天寶元年（742），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祿山，雜胡，降將，本張守珪部下，以討奚契丹兵敗送京師。上赦之，張九齡諫不聽。天寶元年，用之。三年（改「年」曰「載」）兼范陽節度使。楊貴妃，楊玄倓女，開元二十三年（735），冊為壽王妃，出為女道士。天寶四載（745），冊楊太真為貴妃。天寶七載（748），以楊釗判度支事，以貴妃三姊為國夫人。天寶十載夏四月，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反以捷聞，制復募兵擊之。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南征。人聞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死者十之八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父母妻子走送，哭聲震野。時杜甫在長安，為作《兵車行》。 天寶十載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十一載（752），李林甫卒，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杜甫《麗人行》雲「三月三日天氣新」是春天，又雲「慎莫近前丞相嗔」，為國忠為相後之春天，當在天寶十二載（753）、十三載（754）、十四載（755）三年中。 杜甫在長安所作詩，重要的有《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自敘曰：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紈絝指貴戚子弟。杜甫自己為窮儒，知識分子而屬於被壓迫階層，他的意思也要往上爬。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指其中歲貢）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征，欻然欲求伸。 青冥卻垂翅，蹭蹬無縱鱗。 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旨轂下，李林甫命尚書省試，皆下之。公應詔而退。林甫不欲舉賢，謂舉人多卑賤，不識禮度。詩接著說韋左丞頗稱揚他的詩，是以贈詩道知己之感。末云： 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 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有屈子眷懷之意。結云：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灑脫，有掉頭不顧意。此詩錢牧齋《少陵先生年譜》繫於天寶七載（748），其後未見其有離長安之跡。總之，在天寶十載獻賦以前。 《兵車行》樂府歌行體。寫實。中間夾入近於對話的敘述。首雲「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近於白話，極通俗。責備「武皇開邊意未已」，厭惡此種戰爭，窮兵黷武。末雲「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說青海，指開元中歷年擊吐蕃之役。錢注云：「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河隴之事，錯其詞，若不為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因獻賦方為玄宗所知之故。 《麗人行》 直筆諷刺，無所顧忌。「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斥楊氏姊妹，即刺明皇貴妃。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755）冬，杜甫自京赴奉先縣。奉先即同州蒲城縣，開元四年，建睿宗橋陵，改為奉先縣。去長安一百五十里，甫家所客居之地。甫夜發，嚴寒。（「客子中夜發。嚴霜衣帶斷，指直不得結。」）晨過驪山。明皇與貴妃，每一年之十月，往驪山。此時正在驪山，乃有中間一段想像之描寫，說明羽林衛軍之盛，君臣之歡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貴戚聚斂，不愛惜物力：「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桔。」仿佛親見親聞，色香味均備。下雲「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強烈的對比。 此詩分三段，首段開頭至「放歌破愁絕」，述志，自敘出身志願懷抱；中段「歲暮百草零」至「惆悵難再述」，路經驪山感慨陳詞諷諫；末段北渡到家。「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哀痛之至。結構完整，前後似用史筆。此等詩作法，與王維、李白全異。 此詩極關重要，正是祿山起兵叛國之時，祿山以冬十一月九日反於河北范陽，反的消息尚未達長安也，明皇正在驪山淫游。反書至，明皇猶不信。此詩言歡娛聚斂，亂在旦夕。時杜甫在旅途，亦未有所聞也。此詩作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時公年四十四。 詩云「杜陵有布衣」。布衣，尚未官。按錢牧齋《少陵先生年譜》：「天寶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十一月，往奉先縣。」或為參軍不久又棄去也。「竊比稷與契」，稷即棄，周之先祖，帝嚳之子，穀神，后稷。契，商之先祖，亦帝嚳之子。兩人當堯之兄輩，不為帝而為宰輔。「居然成濩落」，濩落，同瓠落、廓落，空大而無所容，大而無當。莊子《逍遙遊》「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落無所容，以其無用而掊之。「白首甘契闊。」契闊，《詩經·邶風·擊鼓》「死生契闊」，《傳》：契闊，勤苦也。又有一義，契闊謂久別。「瀟灑送日月」，瀟灑，灑脫也，散落。「蚩尤塞寒空」，注家或以蚩尤為旌旗、車轂、兵象、赤氣者，均非是，蚩尤為霧也，蚩尤興霧，故云。《漢書·成帝紀》：「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雲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此用其典以斥貴妃女禍。（俞平伯說）驪山之宮，即華清宮，天寶年間所改名。有溫泉，白氏《長恨歌》「春寒賜浴華清池」者是也。在臨潼縣南，藍田縣北。 甫至奉先歸家後，即得祿山反訊。十二月，封常清兵敗，東京陷。高仙芝退保潼關，旋斬。天寶十五載（756）正月，祿山在東京稱大燕皇帝在凝碧池頭作樂。此時，王維在東京，李白在江南、江西。六月，哥舒翰兵敗，祿山入關，明皇奔蜀。衛兵殺貴妃、國忠。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 甫自奉先往白水，自白水往鄜州，住家，聞肅宗立，自鄜州奔行在（恐是彭原或鳳翔），道路不通，陷賊中，留滯長安，時至德二載（757），公年四十六。 作《哀江頭》《哀王孫》兩詩，樂府歌行體。錢牧齋注云：此詩（《哀江頭》）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為貴妃而作也。蘇轍曾言，《哀江頭》即杜甫之《長恨歌》。但畢竟與《長恨歌》不同，一則風流韻事，情致纏綿，近於閒情，隔代之詠；一則當時哀傷，「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深刺之。「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羈臣思君之詞。 白居易以其詩分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如老杜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諷喻之類，《哀江頭》，感傷之類也。 《哀江頭》 祿山亂時，公陷賊中所作，時貴妃已死於馬嵬驛，明皇已西幸蜀。「江頭宮殿鎖千門」，江頭宮殿指興慶宮，亦名南內，亦名南苑。《雍錄》：「興慶宮在都城東南角，又號南內，與東內、西內稱為三省。」本玄宗藩時宅，即位後置為宮。內有勤政務本樓、花萼相輝樓、翰林院、南薰殿、沉香亭等。「白馬嚼齧黃金勒」，《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為銜勒。」又《新唐書·貴妃傳》「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馬嵬驛在興平縣西，渭水北。《唐書·貴妃傳》：「（貴妃）縊路祠下，裹屍以紫茵，……年三十八。」時天寶十五載（765）六月也。「欲往城南望城北」，「望城北」，一作「忘南北」。王安石集唐詩，兩處皆作「望城北」。樂遊原地勢高，宜可登望，「黃昏胡騎塵滿城」，望不分明矣。詳錄吳旦生《歷代詩話》所說。陸游謂北人謂「向」為「望」。 《哀王孫》「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似變化樂府《烏夜啼》，以成新樂府歌行。王孫流於路隅，困苦乞為奴。竄於荊棘，身上無完膚。寫亂極，亦是實況。 杜甫陷在長安，與蘇端、薛復作《醉歌》，即《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蘇端，杜甫常至彼處飲食，見《雨過蘇端》詩，雲「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 薛復詩亦必可觀，惜未傳。 《醉歌》中「急觴為緩憂心搗」句，《詩經·小雅·小弁》「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傳》：「惄，思也。搗，心疾也。」「如澠之酒常快意」，澠，音 ，音泯（去聲）。《孟子·告子》疏：「澠淄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恆公不信，數試始驗。」《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至德二載（757）五月，逃到鳳翔，見肅宗，授左拾遺，作《述懷》：「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 同年八月，杜甫從鳳翔回到鄜州，作《北征》。這首詩是他回家以後所寫。鄜州在鳳翔東北，因而題名為《北征》。「征」，旅行。此詩題下原有注云：「歸至鳳翔，墨制放往鄜州，作。」杜甫到鳳翔後，任左拾遺職，因為上疏替房琯說話，觸忤肅宗，幸得宰相張鎬替他辯解，方得無罪。不久，得旨意，他可以回鄜州去走一趟。 《北征》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同為長篇五古。首節自敘，忠君眷戀；中間述路途所見秋景，至家妻子歡聚；末節述賊勢已弱，不久可收京。回紇助戰，亦可憂慮；結以頌揚中興之業。 李黼平《讀杜韓筆記》，謂杜甫《北征》中「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不誤。《史記·周本紀》龍漦事伯陽明言昔自有夏之衰。駱賓王《討武氏檄》亦云龍漦帝後識夏庭之遽衰。駱在杜前，詩蓋本於是矣。 ［附］根據同學中報告、討論的意見 （一）《北征》分段 1. 「皇帝二載秋」至「憂虞何時畢」（有的意見到「臣甫憤所切」）：離朝廷告歸。 2. 「靡靡逾阡陌」至「殘害為異物」（有的意見到「及歸盡華發」）：道路經歷。 3. 「況我墮胡塵」至「生理焉得說」：回家情況。 4. 「至尊尚蒙塵」至「樹立甚宏達」：憂念國事。 （二）從《北征》看杜甫的思想 杜甫固然有為國為民的思想，但不是近代的民主思想，乃是在封建社會中的愛民思想。他是代表士大夫階級，一邊愛戴君王，決不攻擊，只能說恐君有遺失；一邊在詩歌里代為表達些人民的聲音。《北征》以皇帝（肅宗）始，以太宗結，乃是忠於李姓一家的。以皇帝為中心，皇帝代表天下。這是杜甫做了拾遺以後的士大夫架子，同「杜陵有布衣」口氣不同了，也許會「取笑同學翁」的。 後世所以推崇杜甫，原因也為了他這種忠君愛國的思想，可以為統治階級所利用。 君主不必如何有威權，臣子自然要擁護，此之為天經地義。有反對宰相者，無反對君王者，君王是一偶像，神聖的。後世不應有這種思想，否則成為極權主義。 以前天子並無最後表決權。杜甫亦有議君王處，如「聖心頗虛佇」一段。 繼《北征》，作《羌村三首》，極佳。 羌村，或在今鄜縣、洛川縣間。在陝西鄜縣，秦文公作鄜畤，祀白帝。 第一首，記亂後歸家，悲歡交集之狀。日腳，日光下垂也。岑參詩「雨過風頭黑，雲開日腳黃」。（《送李司諫歸京》）元稹詩「雪花布遍稻隴白，日腳插入秋波紅」。（《酬鄭從事四年九月宴望海亭次用舊韻》） 第二首，敘還家後事。述及嬌兒，可與《北征》同看。「故繞池邊樹」，故，屢也。杜詩《月三首》「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仇註：故故，屢屢也。 第三首，記鄰里之情。可與陶淵明《飲酒》比較。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飲酒》之九）「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飲酒》之十四） 《北征》《羌村三首》是757年八月杜甫離開鳳翔回到鄜州家中以後所作，而在回家途中，路過玉華宮，作《玉華宮》一詩。此詩格調高絕，宋人多擬作。詩云：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 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 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 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 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647）所建，在宜君縣西北，地極清幽，後靠山岩，旁引澗水，建築樸素，正殿覆瓦，余皆葺茅。太宗曾經在那裡住過，作為清涼避暑之所。到唐高宗時，651年，即廢宮為佛寺，稱玉華寺。杜甫在一百多年後見到它，已經荒廢不堪了。 此詩查云：上去兩聲兼用。今按詩韻，下、瀉兩字，馬禡均收，此詩可以說是純用上聲也。 《古唐詩合解》有注云：「玉華宮前溪名釀醁，溪回遠，松風不歇。」 此詩第一句寫寺外之溪及溪邊之松。第二句寫寺之屋頂，從古瓦到引起遺構。有松，有溪，有古寺。有蒼鼠，古瓦，又有絕壁之岩，地少人行，旅客獨至，詩中有畫，鬼火青是色，哀湍瀉是聲，萬籟笙竽是聲，秋色瀟灑，又是色。真，正=verb to be。四句中惟有「瀉」字是真動詞，其餘青、真、正皆用作動詞。馮鍾芸稱此等字為聯繫詞。（見其所作《杜詩中的聯繫詞》） 美人粉黛句不可解。或雲玉華宮旁有苻堅墓，故云。石馬尤為陵墓物，惟粉黛假或指玉華寺中壁畫，菩薩或侍女斑駁模糊亦未可知。石馬或苻堅墓所留。當時寺墓均已荒涼，杜老亦不辨誰屬耳。 末四句因弔古而自吊。冉冉，行貌。《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此處是雙關的，一邊實說冉冉征途，系他從鳳翔省家回鄜州，途中經過坊州宜君縣地；一邊關聯到老冉冉其將至，故云「誰是長年者」，猶言長生的人。如不用「冉冉」而用「僕僕征途間」，那麼同「長年者」沒有了聯繫。 李賓之曰：五七言古詩，子美多用側韻，如《玉華宮》《哀江頭》等篇，其音調起伏頓挫，獨為矯健。 至德二載正月，安祿山為安慶緒所弒，春間，史思明為李光弼所破。九月，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眾收西京，十月，安慶緒奔河北，廣平王收東京。（杜甫《北征》作於八月，尚有用不用回紇之議。）十月，肅宗自鳳翔還京，杜甫扈從還京。十二月，明皇還京。（出外一年半）甫於收京後，作七古《洗兵馬》。 乾元元年（758）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兵圍鄴，討伐安慶緒。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稱燕王，三月思明殺安慶緒，九節度使兵潰於相州（鄴），以李光弼代郭子儀。九月，史思明陷東都。 杜甫於乾元元年仍任左拾遺，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冬晚間至東都，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一路所見，作《三吏》《三別》。 《新安吏》杜甫從洛陽到華州途中，經過新安縣（在今河南省）見到征丁役的事，寫作這首詩。「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新安縣小，抽壯丁，服兵役，無丁選中男。杜甫同情他們的痛苦，但言「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兄弟」以慰之，鼓勵他們從軍。 《潼關吏》 鄴城敗後，恐洛陽失守，士卒築城潼關，亂後修補殘創，以防萬一。此詩言潼關之險要，哀哥舒之兵敗。杜甫由華州往還洛陽所見。 《石壕吏》 石壕，陝州陝縣的石壕鎮，在今河南省陝縣東。杜甫至宿民家，聞此抽丁之事。吏夜捕人，老翁踰牆走，老嫗去應河陽之役。此詩傷九節度使兵之敗，以致如此。卻並非厭戰，不願民之服役，須如此看。 上面三首詩，是戰亂時的插曲，敘事兼議論。《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泛泛說民間離別之事。有幾種情形，最為動人，即生離死別之事。非樂府舊題，乃是新擬樂府之題。雖是泛泛說，不指定姓張姓李的事，可是指定一個時代，是現代，是唐代，不是指秦漢時代，同《飲馬長城窟行》等又不同。 《新婚別》寫一個新婚的人在結婚第二天便被征去河陽守防。全篇為新婦別丈夫的話。開始以「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作比興語（《三吏》通篇用賦），引出「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中間有「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之語。 《垂老別》寫一個被徵調去當兵的老人。全篇作為老人的自述。「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生離死別，相互關憐。「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老年勉應兵役。 《無家別》寫一個剛從戰場上回來又被征去的人。全篇作為本人的自述。家室蕩然，還鄉孤苦，仍不得息，又應兵役。無家，無屋舍亦無家室，母又死了，無家可別了。詩結尾句「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蒸黎，民也。又作黎蒸，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正陽顯見，覺寤黎蒸」。 此數詩並非厭戰思想（與《兵車行》不同），乃是實寫民間之苦，見明皇、貴妃李楊等人之罪惡，變太平為干戈，亦以惜九節度使兵之潰退耳。 時關輔飢，乾元二年七月，杜甫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十月，往同谷縣，寓同谷。十二月一日，自隴右入蜀至成都。作《秦州雜詩二十首》《發秦州紀行十二首》《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發同谷縣赴劍南紀行十二首》等。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乾元二年（759）十一月，杜甫居住同谷縣時作。同谷縣，今甘肅成縣。 其一，說作客、白頭，天寒日暮在山谷里拾橡栗。「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其二，「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山中掘吃的東西，一無所得而歸，男呻女吟。 其三，憶弟。「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其四，憶妹。嫁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痴」。 其五，作者客居窮谷，憂魂魄不得歸故鄉。 其六，龍湫有蝮蛇，拔劍欲斬。 末首，總結。「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歌辭哀痛激烈，似《胡笳十八拍》，用「兮」字，楚歌。亦暗用《招魂》內容。 上元元年（760），杜甫至成都，卜居成都西浣花溪旁，經營草堂。有《卜居》詩云：「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或雲劍南節度為公卜居，或雲甫自己所經營。）有《江村》詩寫閒居之情況：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又有《客至》詩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761年，年五十，居草堂。時嚴武為成都尹。762年、763年，往來梓州、閬州、成都間，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廣德二年（764），嚴武再鎮蜀，甫歸成都，在武幕中，有《宿府》詩：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此首詩全體對仗，三四句法稍為特別，系五二句法。一句視覺，一句聽覺。三四寫景，五六敘事抒情，此是七律兩聯變換方法。但老杜以前所作，亦多兩聯均寫景，或兩聯均敘事者。 悲自語，角聲之悲咽如自言自語，亦伴人之孤吟夢囈耳。伶俜：辛苦孤單也。此兩句移用到今日，我們復原後情景亦無不合。 嚴武與甫為世交，時武節度東西川，表甫為工部員外郎。武待甫甚厚，親至其家，而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武曰：「嚴挺之有此兒。」（故事：武銜恨，欲殺之，冠鉤於簾者三，乃得免。《新唐書》載之。）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卒。甫辭幕府，歸浣花溪草堂。五月離草堂南下，至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旋至雲安縣。大曆元年（766）春，自雲安至夔州。秋，寓於夔之西閣。作《秋興八首》，為杜氏七律中之最有名者。作《詠懷古蹟》五首，作《閣夜》一首，皆七律。《夔府書懷四十韻》。其中《秋興八首》之一中有「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句，每句分成兩節，「叢菊兩開」是作客之景，因此而想到「往日」，他日=往日，他字平聲，以「淚」字作綰合。「孤舟一系」是今日之情景，因此想到「故園」（故鄉），以「心」字作綰合。上句時間，下句空間。 這期間，甫有《返照》一首：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衰年病肺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 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南方實有未招魂」，自比屈原，忠臣羈旅，放逐未歸，恐不克生還北方耳。此「招魂」用楚辭，上邊楚王宮已點此。後面豺虎之不可久居，亦用招魂語，至此病肺，則病中招魂尤切。後世的詩多數為詩騷傳統，如杜甫此首，幾乎全用楚辭，以屈原自況。 大曆三年（768），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至岳州。大曆四年（769）正月自岳州至潭州，未幾入衡州，夏畏熱，復回潭州。有《嶽麓山道林二寺行》及《望岳》。他曾到過泰山、華山，入湘去了南嶽。其《望岳》詩云：「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相望。恭聞魏夫人，群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因未嘗登絕頂也。 大曆五年（770）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今湖南耒陽縣，在衡陽南），卒於耒陽，年五十九。（故事：為暴雨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迎甫而還，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書》采之，誣也。甫有「謝聶令詩」。一說卒於岳陽。）元和中，孫嗣業遷甫柩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 杜詩的特徵 杜甫詩空前絕後，為中國第一詩家。雖與李白齊名稱李杜，而元微之已著論揚杜抑李，韓愈則並稱之，謂「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又與韓文並稱，作杜詩韓筆。 杜甫詩可分數點論之： 1. 以時事入詩，有「史詩」之目 唐代政治得失，離亂情形，社會狀況，皆可於杜詩中求之。杜氏不過為拾遺，且不為肅宗所喜，晚依嚴武，而流寓在蜀，而忠愛性成，常有感憤時事、痛哭流涕之作。故論者以李白為詩仙，而以杜甫為詩聖也。《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稱「三吏」「三別」，皆乾元二年相州兵潰時作，寫亂世民間疾苦，此類詩乃不虛作，得「三百篇」之遺意。他若《兵車行》《麗人行》《洗兵馬》《哀江頭》。《兵車行》寫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前出塞》同。《麗人行》諷楊氏姊妹兄弟作，而《虢國夫人》一首則直稱時人之名，此古詩所少有。《哀王孫》寫祿山亂時貴族流離之苦，「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哀江頭》陷賊中在長安作，「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慨馬嵬西狩事。《洗兵馬》收復西京後作，其中「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含諷刺意，蓋當亂平以後，濫升官職也。大概「安史之亂」前後公詩皆為政治的、有關時事的。 2. 多自敘及述懷之詩 最長之篇為《北征》，自鳳翔見肅宗後返鄜州省家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天寶七載不得志將離長安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天寶十四載作。玄宗在華清宮，時祿山即反也。自敘志願為「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寫途中雲「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崗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能結」。寫驪山宴樂雲「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桔」。而接以評語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3. 自鑄偉詞，創造句法，開詩之新格律 「語不驚人死不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較之李白一味擬古，自是不同。開後來詩人之門戶，而當時人或不重之也。入蜀以後，格律尤細，至如《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夔府書懷四十韻》等，排律之擅場，千古一人而已。 4. 融貫儒家思想以為根本 一生流離顛沛，自喻自解，頗有詼諧之處，以smooth（平復）種種慘苦之情，愈見其「但覺高歌有鬼神，不知餓死填溝壑」，浩歌彌激烈耳。偉大的詩人人格必高。他信仰孔孟思想，惟一生不得志。嚴武有一時也對他不滿意，於是才有了他對嚴武無禮貌，喊出「嚴挺之有此兒」的故事。不過他是積極的，當他悲觀到極點，用詼諧的方式表現出來，所以可愛。其幽默的詩風如陶淵明。對人生若理會若不理會，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雖有詼諧筆墨，但其對於詩的看法非常認真而嚴肅，認為一生之表見惟在於詩耳。 5. 在技術上，他模擬所有一切前人之作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里說「不薄今人愛古人」，於《大雅》《小雅》、阮籍、左思、謝靈運、何遜、陰鏗、庾信、初唐四傑、沈佺期、宋之問皆有所學，故能集詩之大成。 如杜詩「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從沈佺期「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來，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從沈佺期「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來。蓋其祖杜審言與佺期等為友，杜律詩自沈開拓也。 有人問，唐代佛教甚盛，何以杜甫絕不受其影響。按：杜集亦有與上人來往者，如錢箋本卷三有《寄贊上人》《別贊上人》二首。卷四《贈蜀僧閭丘師兄》末句「惟有摩尼球，可照濁水源」，卷五《謁文公上方》雲「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等等。 李杜比較 李杜同時人，當時已齊名，韓愈以之並稱。 李白擬古代樂府，杜的樂府是新定的、創造的。 李白為道家，為神仙家，杜甫純粹儒者。杜甫關心時事，李白對於時事，不甚關心。如玄宗幸蜀，杜甫痛哭流涕，而李白乃作《上皇西巡南京歌》極輕清流麗之至，大有蜀間樂不必長安之意。 李白思想近於浪漫、頹廢、出世，而杜甫則純粹積極。 雖韓愈並推李杜，而同時的元微之著論已揚杜抑李，雲杜甫為千古詩人之宗。李詩是天才的流露，杜詩是用苦工做出來的。 論影響後世，李亦遠不及杜。唐代韓（愈）、白（居易）、李（商隱）、杜（牧），宋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陸（游）皆學杜，金則元好問，明則袁海叟（凱）《白燕詩》學杜，李空同學杜，清人則錢（謙益）、吳（偉業）、顧亭林輩皆學杜。詩中之有杜派為詩之正宗也。學李者，則長吉、蘇軾、楊誠齋略有之，屈翁山、黃仲則有才如李白之稱，實則不逮遠甚也。 唐人選唐詩甚少收入李杜之作，或者認為時人不重李杜詩，此說未必，或因當時李杜二集風行普遍，當時選家不願多錄耳。 李杜二人交情很好。《唐詩紀事》錄「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詩，謂李嘲杜作，此乃小說家所為。 （據文學史講稿整理） 蘇軾的思與詩 一、蘇軾的超然與達觀 蘇軾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同為古文家，與他們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受孔孟儒家思想影響，也接受了莊子的思想和佛學中的禪宗哲學思想。蘇軾從小就喜歡《莊子》，他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此書，得吾心矣。」足見他受莊子思想影響之深，他的思想與莊周有拍合之點。 《超然台記》是蘇軾知密州任上所寫。他從杭州通判到膠西密州任知州，離開了江南富庶之區、湖山勝地，到一清苦的小地方。此時密州「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水災、旱災，生活很苦，連太守也不能吃飽，但蘇軾卻不以苦，自得其樂，「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一年之後，築超然台，相與登覽，並撰《超然台記》，發揮了他的超然主義思想，「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吾安往而不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他認為人之所以不樂者，是因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之故。減少欲望則減少痛苦；追求欲望則可樂常少，而可悲常多。「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在他看來，「萬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人有情感，但不能溺於物慾。去除物慾，就能常得物之可樂。蘇軾登上台，曰：樂哉游乎！題台名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皆游於物之外也。」 蘇軾所謂超然的態度，就是「游於物外」。這種人生哲學是接近於莊子《逍遙遊》中的思想的。雖然屬於主觀唯心論的範疇，但在困苦的境遇中積極、樂觀，不悲觀、沮喪。「游於物外」的超然思想要求一種自由的意志。要求思想上的解放，這也就形成了蘇軾文學創作中豪放、曠達的風格。 他的這種超然物外的思想也表現在他的認識論方面，如《題西林壁》詩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他認為要超然於物外，方才能認識物的本體。這種思想也是從莊子和禪宗哲學派生出來的，可是不完全是唯心論的，而是比較客觀的、唯物的。 超然物外的人生觀也體現在蘇軾的藝術觀和藝術評論上。他批評王維和吳道子的畫說：「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他說吳道子尚拘泥於形似，王維則能超脫。所謂「象外」，即形象之外。他認為最高的藝術是超乎象外的。如果把「象」解釋成個別的事物，超乎象外就是體現藝術的典型。當時有駙馬都尉王晉卿者，善於書畫，常請蘇軾題跋。蘇軾在為他寫的《寶繪堂記》中說：「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他認為王晉卿愛好書畫是好的，每個人都可以有所愛好，但不要愛好太過。他對於一切愛好的東西抱藝術家欣賞的態度，而不抱功利主義的態度。蘇軾認為人不妨有嗜好，但他反對沉溺其中。 蘇軾超然游於物外的思想形成他在人生態度上和文學上的達觀主義。這在他的《赤壁賦》中有鮮明體現。當時蘇軾在黃州團練副使任上，生活很清苦，但他極為達觀。從上司那裡要來一塊地，自己經營，建雪堂，名其地曰「東坡」，自此遂自號「東坡居士」。此間，他多次遊歷黃州赤壁，寫下了前後赤壁賦。在《赤壁賦》（即《前赤壁賦》）中，先借客之口抒發了功業不就、人生苦短的感慨，接著以蘇子作答的形式，明確地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宇宙萬物是不斷變化的；但是「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從無限宇宙的角度看，宇宙和人類都是無窮盡的，有什麼可悲觀的呢？蘇軾就在這變與不變和物我不盡的形象描述中，寄託了他的達觀的人生態度。所以，儘管一生顛沛流離，他總能在達觀中求得解脫，且能自得其樂。蘇軾主張超然、達觀，但並不一味反對仕進。有感於靈璧張氏園亭有「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之妙，寫了《靈璧張氏園亭記》抒發自己的感慨：「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他不贊成「違親絕俗」的隱遁派，更反對「懷祿苟安」追逐功名富貴之人，認為兩種人都是極端，都不達觀，不近人情。應該以義為節，追求心之所安。 最後要說明的，蘇軾的超然物外的達觀主義思想，並不是脫離現實生活。他的《水調歌頭》里說：「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他的達觀主義在哲學上是唯心的，但對人生還是執著愛好的，因此他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二、蘇軾詩的特點 歷來評蘇軾詩者，如沈德潛云：「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說詩晬語》卷下） 趙翼云：「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支，爽如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卷五） 根據兩家的評論，我們可以看到蘇詩有以下特點： （1）題材的豐富。蘇軾博學多能，他代表他的時代文學修養極高的文人。於經史子集、釋道經典，無所不窺，加以到處宦遊，生活經驗豐富，所以他的詩也包羅萬象，內容豐富。蘇軾對於人生是愛好的，因此善於對平淡樸素的東西給予詩意的描寫。山川名勝，草木鳥獸，都有題詠，為李杜以後的一大家。沈德潛所謂「金銀鉛錫，皆歸熔鑄」是也。題材和博物知識只是原料，「熔鑄」是藝術的處理。他以詩人的觀點、詩人的感受了解和表現世界與人生。 （2）能達。蘇軾以為文學要「達」。他說：「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答謝民師書》）蘇軾詩歌縱橫曲折，無不能達，且能達前人之所不能達。正如趙翼謂「天生健筆一支，爽如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就是說他的詩能夠爽快達意，達他人所不能達者。蘇軾自負他的文筆，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吾亦不能知也。」（《文說》）又云：「某平生無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何蘧《春渚紀聞》所引）東坡雖然在說他的文，也可以論到他的詩。他的詩也是筆力曲折，無不盡意，大概以散文的風格寫詩。用散文的做法寫詩，是宋詩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遠從韓愈開始，配合古文運動的發展延續下來。所以宋詩多議論、多說理。蘇詩以說理、議論暢達見長。不過詩到底和散文不同，散文純用論辯邏輯達意，而詩之達在「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並不只是形似，而是要表達出其精神實質，所以他詠吟山水、人物，都能表現出神韻與動態。他以為最善者能體貼物情、暢達物情，如「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寥寥數字，生動有致，可謂善於體貼物情，是一種達。「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十四字達盡感慨之情，深入淺出。 （3）多妙悟。蘇軾詩多妙悟，含哲理，有理趣。他以詩人的眼光、詩人的感受能力觀察世界，了解人生生活，有許多妙悟。例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在山景的形象描繪中寄寓著耐人尋味的理趣，實精闢妙悟之言。「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和子由澠池懷舊》）以鴻飛來比人生之際遇，這就並非訴諸感情，而是托於哲理了。蘇軾主張自我解放，游於物外。他對於藝術包括詩的見解，不以求形似為滿足，而要「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他推崇吳道子，更讚揚「摩詰得之於象外」。得於象外，便能夠自由解放。沈氏所謂「等於天馬脫羈，飛仙遊戲」，即是詩意不受題材拘束，能求得象外的真理，而妙悟也須如此。宋詩使人悟理，唐詩動人感情。我們讀蘇詩，獲得許多智慧。「自言靜中閱世俗，有如不飲觀酒狂。」「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凡此均似得道者言，其所謂道，即象外、物外、超曠之道，亦即莊子之道。而此道與詩相通，與書畫藝術亦相通也。 蘇軾觀物之妙，求物之妙，於日常現實生活的小事物中，發揮其人生哲學，於詩中往往發出其對事物的妙悟，也就是深微的理解。蘇詩亦多議論，並不乾枯，而是高超曠達的。他用藝術家的態度，愛好人生，擺脫功名富貴的追求，引導讀者愛好自然與藝術。 （4）善比喻。蘇詩長於比喻，且立意新奇，不落前人窠臼。前述《題西林壁》以觀廬山整體設喻，寓發新意。《和子由澠池懷舊》以「雪泥鴻爪」喻人生境遇，已成千古絕唱。蘇軾有許多寫西湖詩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十分通俗、親切，千百年來成為吟西湖的定評之作，再如「春風如系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微風萬頃靴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有靜看，有動觀，山如馬，湖如鏡，晴雲如絮帽，初日如銅鑼，喻意貼切，栩栩如生。再看《百步洪》詩中「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這些詩句，其中一連串的生動比喻也令人讚嘆不已。 （5）詼諧。有人說蘇軾「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蘇軾的人生觀是達觀主義的，他襟懷曠達，寫起詩來「觸處生春」，妙語詼諧。石蒼舒喜歡寫字，築醉墨堂，日夕學書，草書頗有成就，請蘇軾做詩論書法，蘇軾送他詩曰：「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借項梁告誡項羽書不足學的故事幽默地開了頭，詩結尾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又很風趣地說，不須像張芝那樣在絹帛上苦練書法，可以用絹來做被褥。蘇軾以花甲之年謫居海南之儋耳，生活很苦，人很消瘦，得知同遭貶謫的弟弟人也很瘦，於是作《聞子由瘦》一詩云：「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童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鵠。」達觀坦然，機趣橫生。 （據講稿綜合整理並加標題） 辛棄疾的詞 辛棄疾的詩和散文留下的不多，他主要是詞人。他的詞的創作極為豐富，有六百多首，是詞人中創作最多的。他的詞集叫《稼軒長短句》（四印齋所刻詞本）或《稼軒詞》（《宋六十名家詞》）。 辛棄疾平生「以氣節自娛，以功業自許」。（范開語）但他的理想並未實現。他的滿腔愛國熱情無法吐泄，於是悲歌慷慨的心情在詞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表現。他的詞就是他的抱負和縱橫的才氣在他當時最流行的文藝形式中的表現。 辛棄疾進一步發展了蘇軾所開拓的詞的境界，題材極廣闊，有抒情，有說理，有懷古，有傷時。筆調是多方面的，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悲憤、牢騷，嬉笑怒罵，皆可入詞。 稼軒詞豪放雄壯，充滿愛國思想，有英雄氣概，和放翁詩近似，而痛快淋漓，又過於蘇軾。辛棄疾「舟次揚州」，回憶當年在此參加抗敵事業的軒昂氣概： 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誰道投鞭飛渡，憶昔鳴血污，風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 —《水調歌頭》 披貂裘，騎駿馬，目睹打敗完顏亮的南宋軍隊軍容大盛，辛棄疾對中興充滿希望。而當他回憶年輕時驟馬馳金營於數萬敵軍中生擒叛徒的情景，更是豪情滿懷：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漢箭朝飛金僕姑。 —《鷓鴣天》 但是壯志難酬，所以辛詞更多的則是表現磊落抑塞之氣：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摸魚兒》 國難當頭，報國無門，不免發出「煙柳斷腸」的哀怨。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曰：「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沉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梁啓超評云：「迴腸盪氣，至於此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藝蘅館詞選》）據羅大經《鶴林玉露》說：宋孝宗看了這首詞，雖然沒有加罪於辛棄疾，但很不高興。作為愛國志士，憂懷國事的哀愁，無處傾訴，只有借詞宣洩出來。「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水龍吟》）「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菩薩蠻》）前詞寫英雄無用武之地，直抒胸臆；後詞「惜水怨山」（周濟《宋四家詞選》），登台遠望，北方山河，仍在敵手，只有借鷓鴣鳴聲來抒發自己羈留後方、壯志未酬的抑塞苦悶心情了。 在辛棄疾筆下，壯志不酬的憤懣之情也能表現在別詞里： 綠樹聽鵜，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蒙，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賀新郎》 辛茂嘉是棄疾族弟，因事貶官桂林，辛棄疾寫了這首在辛詞中很著名的《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他把兄弟別情放在家國興亡的大背景下來寫，借歷代英雄美女去國辭鄉的恨事，來抒發山河破碎、同胞生離死別的悲情。梁啓超指出：「算未抵人間離別」句「為全首筋節」。（《藝蘅館詞選》）這是切中肯綮的評論。陳廷焯評曰：「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為冠。沉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白雨齋詞話》）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說：「稼軒《賀新郎·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為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辛棄疾繼承了蘇軾的豪放一派。不過蘇軾的豪放，在思想上是超曠的，類似陶淵明、李白；而辛棄疾的豪放，風格上是雄渾而壯偉，同時沉鬱而悲憤。這是辛棄疾所處的時代和他的遭遇所決定的。他有些像詞中的杜甫。 當然，稼軒詞也有清新的一面。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善於寫迴腸盪氣、慷慨激昂的壯詞，還能寫情致纏綿、濃麗綿密的婉詞。著名的《祝英台近》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寶釵分，桃葉渡，煙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片片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啼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 深閨女子的相思之情寫得細膩傳神，溫婉清麗，與稼軒大部分詞詞風迥異。沈謙在他的《填詞雜說》里說：「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為工；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詞人伎倆，真不可測。」這其實正說明辛詞風格是多樣化的。更可喜的是，在十年退隱的日子裡，辛棄疾和農民有了親密的交往，了解了農民樸素的生活，情感和農民接近了，寫了不少清新自然、富有情致的農家生活的詞：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清平樂》 一幅農家生活畫圖。此外，像「東家娶婦，西家歸女，燈火門前笑語。釀成千頃稻花香，夜夜費、一天風露」。（《鵲橋仙》）；「父老爭言雨水勻，眉頭不似去年顰。」（《浣溪沙》）反映了農村溫厚的風俗，也分擔了農民的歡愁。 辛棄疾善於從前人典籍中學習語言，融入自己詞中。如《踏莎行》的： 衡門之下可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 是《詩經》的句子：「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又如《水調歌頭》： 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可餐英。 是《離騷》的句子。《水龍吟》： 人不堪憂，一瓢自樂，賢哉回也！料當年曾問：飯蔬飲水，何為是棲棲者？ 是《論語》的句子。《哨遍·秋水觀》全是《莊子》的話句。 蘇東坡用詩的筆調來寫抒情的詞，辛棄疾則用的是散文筆調，加入說理部分，更把詞擴大了。詞就代表辛棄疾的談吐。 辛詞愛用典故，這是前人所極少的，所以有「掉書袋」之譏。用典故自然在旁人理解上增加一些困難，但它可以增加詞的表現力。 對辛詞的評價，從前不算高，蘇辛詞是被看作別派的，這是由於囿於詞以婉約為宗的說法。其實辛棄疾的成就是很大的，他集詞之大成，把詞發展到最高峰。他的詞是愛國主義的。 辛棄疾的遭遇局限了他，他的詞對於生活的反映，不能寫得更直接、更明顯、更廣泛、更豐富，而且用文言、用典故，不能很好結合口語，不能歌唱。 辛棄疾的朋友陳亮和劉過的詞，風格上都和他相近。陳亮主要是哲學家和政論家，劉過有《龍洲詞》，才氣不及辛棄疾。 （據講稿綜合整理並加題目） 奠定劇壇基礎的大作家關漢卿 一、關漢卿的生平和劇作 關漢卿是奠定元代劇壇基礎的大作家，但他的生平材料卻很少。 鍾嗣成《錄鬼簿》稱：「關漢卿，大都人，太醫院尹，號己齋叟。」未著明年代。己齋，一作已齋。 與鍾氏同時，比鍾氏約後之楊維楨在其《元宮詞》中有云：「開國遺音樂府傳，白翎飛上十三弦。大金優諫關卿在，伊尹扶湯進劇編。」「大金優諫」，則為金末遺老。 陶宗儀《輟耕錄》記關氏與王和卿同時，則為元中統 （忽必烈年號）時人。 邾經《〈青樓集〉序》稱，「我皇元初並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己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亦以關氏為由金入元之人物，時代較早。 明蔣仲舒《堯山堂外紀》卷六十八則云：「（關漢卿）金末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未知所據。 按《太和正音譜》以關氏「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非在關氏前無雜劇，宋金雜劇淵源極古，乃關氏為元雜劇作家之首，即為元雜劇第一個作家。關漢卿當與白仁甫（白樸，號蘭谷）約同時或較前，白樸生於1226年（據元王博文《〈天籟集〉序》，仁甫生七歲而遭壬辰之難）。金亡時年九歲。 關漢卿之生年約為1220年左右，金亡時年不過十餘歲。其為太醫院尹，身份在元代。《堯山堂外紀》所謂金亡不仕，未可信也。《太平樂府》有關漢卿〔南呂一枝花〕散套，詠杭州景，有「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云云，非遺老口吻。漢卿至元朝一統宋亡時，年當在六十左右，南人與漢人在模糊觀念下，目之為遺老雲。 今定關氏之生卒年為1220？—1300？為穩妥。 《堯山堂外紀》稱關氏著有《鬼董》。又稱《西廂記》是實甫撰，至「草橋驚夢」止，此後乃關漢卿足成者。王國維謂「《鬼董》五卷末有元泰定丙寅臨安錢孚跋雲『關解元之所傳』，後人皆以解元為即漢卿。《堯山堂外紀》遂誤以此書為漢卿所作」。王氏謂「所傳」非「所作」，亦殊牽強。關氏得解當在金末，至元惟太宗九年，其後廢而不舉者七十八年，按王氏必以解元為真解元，其說非也。 或謂關氏有《大德歌》散曲（見《陽春白雪》）十支，其末首雲「吹一個，彈一個，唱新行大德歌，快活休張羅」。「大德」為元成宗年號（1297—1307），元貞、大德為元代穩定太平之年時，關氏此曲作於大德時，則關氏大德時尚存，遂謂關氏之卒最早當在1307年左右，因此定關氏之生卒年為1224？—1307？，亦為一種推測的說法。（《祖國十二詩人》之馮鍾芸文《關漢卿》）而孫楷第則又據明鈔說集本《青樓集·朱簾秀傳》有「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馮海粟亦贈以〔鷓鴣天〕，關己齋亦有〔南呂〕數套梓於《陽春白雪》」云云（今通行本《陽春白雪》無之，當存於別本），遂以關氏與胡祗遹、馮子振時代相接，約略同時，不能太早。亦與盧疏齋（摯）同時。結論謂關氏生當在蒙古乃馬真後稱制元年與海迷失後稱制三年之間 （1241—1250），其卒當在延祐七年之後，泰定元年以前 （1320—1324）（見《文學遺產》第二期，1954年3月）。 王季思考證，關氏生1227年以後，卒1297年以後。謂關漢卿《詐妮子》雜劇第二折〔五煞〕曲「你又不是殘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二句見胡紫山《陽春曲》。紫山生於1227年，關氏引用他的曲詞，當在胡氏成名之後，因此，他應生在1227年後。又關氏有《大德歌》十首，大德是元成宗1297年所改年號。元貞、大德為元代戲曲最盛的時期，關氏末首說「唱新行大德歌」，可見《大德歌》的得名與《慶元貞》同樣。據此，關應卒於1297年以後。（《關漢卿和他的雜劇》，見《人民文學》1954年4月號） 關於關漢卿的籍貫，除《錄鬼簿》注大都人外，還有： 祁州人。《祁州志》乾隆二十年新修本卷八，有關漢卿故里條：關氏，祁之任仁村人，作《西廂記》脫稿未定而死。今任仁村有高庵一所，傳為漢卿故宅。 解州人。《元史類編》卷三十六，文翰卷：關漢卿，解州人，工樂府，著北曲六十種。 祁州，今河北安國，舊稱蒲陰縣，宋屬祁州，元中書省所屬，即可稱大都，解州則今山西解縣。大概關氏久居大都，而晚年亦到過杭州。 馮沅君認為關漢卿可能有兩個：一個解州人，金末入元，為遺老，如元遺山、杜善夫輩，於曲曾染指；一個是大都人，元時人，為人風流浮浪，能演劇，當生於1240年左右。關氏少年喜遊歷，至晚年仍風流自賞，與王和卿、楊顯之輩為友，有散套《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云：「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臥柳。」（《雍熙樂府》卷十）除作劇外，尚能扮演。臧晉叔《〈元曲選〉序》云：「關漢卿輩……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票友身份）又賈仲明續《錄鬼簿》弔詞云：「風月情忒慣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帥首，捻雜劇班頭。」 今諸種考證，尚不能得明確的結論。 我們定關漢卿為1220？—1300？為妥。生於陸游卒後約十年，金亡時僅十餘歲（十四歲？）宋亡，元統一，年已六十年，故為元開國遺老也。 鍾氏《錄鬼簿》首錄關漢卿，著錄關劇五十八種。賈仲明續《錄鬼簿》多五種少一種，為六十二本，兩書合共六十三本。《太和正音譜》六十種，少《相如題柱》《玉堂春》二本而多《錢大尹鬼報》一種。故三書合，關氏劇本共約六十四本，現存有十七八種： 《竇娥冤》《救風塵》《切鱠旦》（《望江亭》）《魯齋郎》《玉鏡台》《謝天香》《胡蝶夢》《金線池》 —以上《元曲選》本 《詐妮子調風月》《單刀會》《拜月亭》《雙赴夢》（《西蜀夢》） —以上元刊本《雜劇三十種》本 《緋衣夢》 —顧曲齋《古雜劇》本 《裴度還帶》（？）《陳母教子》《五侯宴》《哭存孝》 —以上孤本《元明雜劇》復排本 《西廂記》第五本（？） 其中《魯齋郎》一劇見《元曲選》，《錄鬼簿》不著錄，徐調孚疑此種非關作。另《西廂記》第五本無定論。《裴度還帶》《五侯宴》二劇徐調孚亦疑之。另有《尉遲恭單鞭奪槊》一本，徐錄入而亦致疑詞。 關漢卿還有散曲作品。 關氏既為元劇第一個作家，而所作亦最多。由於關氏的偉大創作精神，開創元人雜劇的全盛時期，關氏奠定了劇壇基礎。 二、關漢卿的代表作《竇娥冤》 現存的關漢卿劇本十八種中，《竇娥冤》是他的代表作品。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謂：「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構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竇娥冤》描寫一個善良無辜的婦女，受迫害不屈而死，具備悲劇的本質。 《竇娥冤》的題材，無他書可證。此故事不見於筆記、話本，但來歷很悠久。此劇當是取民間流傳的故事，而關氏加以處理經營者。 竇娥故事的來源最為古遠： （1）《漢書·於定國傳》中東海孝婦的故事。因為冤殺了一個孝婦，東海郡枯旱三年。 （2）干寶《搜神記》記東海孝婦周青被冤殺，臨刑車載十丈竹竿，上懸五幡，對眾誓願：青若有罪，血當順下，青若無罪，血當逆流。 （3）《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王系之獄；仰天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太平御覽》卷十四轉引）又，張說《獄箴》：「匹夫結憤，六月飛霜。」 凡此，皆冤獄感動天地的故事。由於一個冤獄，天降災變，使六月飛霜，使血飛上旗，使大旱三年，都出於民間傳說。想來，關漢卿並非捏合此數事以創造此劇本的故事，乃是東海孝婦等的故事在民間流傳著，漸漸取得竇娥故事的形式，而關漢卿取之以為劇本的題材，而加以剪裁，寫成此劇，並非他憑空架構的。 《竇娥冤》的故事有深厚、悠久的民間文學基礎。元人雜劇故事都有深厚的民間文學基礎。 由周青而變為竇娥，神話式的故事到關漢卿的創作里成為現實主義的作品。《竇娥冤》以一個微小的人物被冤死而感天動地，具有深厚的人民性。 《竇娥冤》未說明它的時代，說竇天章上京赴考「遠踐洛陽塵」，設想時代在東漢。楚州山陽郡是宋代地名 （今江蘇淮安縣），時代不明。所寫的社會情況是宋元社會。《竇娥冤》具體地描寫了小市民的生活現實，真實地暴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竇娥冤》所反映的社會現實是宋元時代的社會，不是漢朝、魏晉時代。儘管竇天章赴考是去洛陽，而不去汴都或大都。像竇娥、蔡婆婆、賽盧醫、桃杌太守、竇天章、張驢兒等這幾個人物是宋元時代的人物。 蔡婆婆所放的高利貸，一年對本對利的。這是元代所通行的「斡脫錢」，又稱「羊羔兒息」。高利貸的剝削使得貧者益貧，富者益富，是促使階級尖銳對立的一個原因。這是迫害平民最厲害的東西。其次，加重人民災難的是到處橫行的貪官污吏。據《元史》載：「成宗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贓官污吏萬八千七十三人。順宗時，蘇天爵撫京畿，糾貪吏九百四十九人。」（見錢穆《國史大綱》下）又據史載，元大德七年，就有冤獄五千七百件之多。（《文學遺產》增刊一輯，李束絲《關漢卿底〈竇娥冤〉》）。元時差不多無官不貪，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官吏，貪污成為風氣。大德在元代還稱作是開明興盛的時期，尚且如此，其他可知。劇本中雖然沒有正面攻擊高利貸，通過這樣一個悲劇性的故事，自然可以看出高利貸剝削是一個罪惡因素。竇天章為了向蔡婆婆借債不能償還，因此把女兒割捨了，送入死地；蔡婆婆向賽盧醫討債，幾乎被勒死；財富和女色引起了不良之徒的覬覦，而最終斷送了竇娥的性命。張驢兒父親被錯誤地毒死，張驢兒以後被凌遲處死。這幾個人的喪失生命直接、間接都和高利貸制度有關。至於貪官污吏，在元代更為普遍。在本案里，雖然沒有寫到桃杌受張驢兒賄賂，可是作者刻畫桃杌太守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寥寥幾句話就知道，他不但是個糊塗官，而且是個貪官。糊塗—貪污—殘酷，三位一體。在那個時代，貪官污吏普遍存在，冤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竇娥和桃杌等都有其典型的意義。屈打成招是常事，竇娥被打得「肉都飛，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誰知！……天那，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暉」！呼天搶地，見不到光明，眼面前只有一片黑暗。竇娥憤怒呼喊道：「這都是官吏們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這的是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這些都是強烈的正面攻擊貪官污吏的話。 通過竇娥這樣一個善良可愛的女性所受到的種種不幸的遭遇，使我們認識到那個社會的本質。毫無疑問，反抗的矛頭是指向統治階級的。這是《竇娥冤》的現實主義和它的人民性所在，而且它的現實性和人民性比《西廂記》更高。因此，《竇娥冤》這個劇本一向為中國人民所喜愛，直到現在京戲裡還有《六月雪》這一個劇本。竇娥成為在封建社會裡被壓迫而有強烈反抗性的女性的一個典型人物。毫無疑問，《竇娥冤》是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劇本，不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劇本。劇的末尾，竇娥唱道：「從今後把金牌勢劍從頭擺，將濫官污吏都殺壞，與天子分憂，萬民除害。」又竇天章白：「今日個將文卷重行改正，方顯得王家法不使民冤。」這裡似乎又有肯定統治階級的話，我們不能如此看。這個劇本申訴出被壓迫的人民的願望，用堅強無比的鬥爭精神，促使統治者的反省。在封建社會裡有沒有清官呢？當然是可能有的，但是少數。劇本借竇娥之口說過「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冤獄倒是普遍的，竇娥血債得以申雪，靠冤死者鬼魂的控訴，足見人間許多冤案是不能得到昭雪的。所以竇娥得以申冤，藉助於天地的力量。由於她的控訴，感動了天神，顯出威靈：楚州大旱三年，冥冥之中，正義得申。固然人民受災害，也影響了統治者的剝削，於是方始有廉訪使的查案（東海孝婦的故事便是如此）。冤獄得申，這是偶然的。所以，《竇娥冤》劇本無一歌頌統治階級的話，非常顯然，作者的立場，自在人民這一邊。 按照統治階級的立場，像竇娥那樣一個微小的市民算不得什麼，冤枉殺死一個小民，有什麼關係？古書上說：「鄒衍下獄，五月飛霜。」鄒衍是一位謀臣，有了不起學問的人。《前漢書平話》說呂后殺了韓信，「其時，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這些都是冤枉所感召的。而竇娥哪能比鄒衍、韓信？竇娥這樣一個童養媳、寡婦、小市民的身份，竟能夠感天動地。這種民間故事以及發揮民間故事的關漢卿的劇本都體現了人類平等、人民要求有人權保障的民主思想（人命關天關地，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百姓）。 《竇娥冤》屬於公案劇、社會劇，以冤獄為主題。它控訴冤枉，希望能使人心—天道—王法三者合一沒有矛盾，主要以合乎人心為衡量的尺度，統一矛盾，求致封建社會的太平天下。用新觀點、用階級分析來看，這個劇本的主題應該是小市民對官僚統治的鬥爭。圍繞這個主題，錯綜複雜地描寫了其他各方面的真實社會風貌，有豐富的現實內容，主要是揭露那個時代的黑暗面，人民的生活普遍的都很苦。 劇中人物除竇娥外，其他都說不上是正面人物。賽盧醫、張驢兒是反面人物。張驢兒更為無賴。桃杌太守是反面人物，糊塗官。蔡婆婆是高利貸者，但在此劇中並非純為反面人物，其人似乎還善良，待竇娥不錯，婆媳的感情，同於母女。可是她很軟弱，不能反抗張驢兒父子，甚至不止一次地勸竇娥順從張驢兒，乃是沒見識的庸碌之輩，是一城市居民的形象。竇娥對她也有不少諷刺。對於竇天章，關漢卿並沒把他作為反面人物寫，而是作為正面人物的。這是因為關漢卿是讀書人，也屬於士這個階層。知識分子求找出路，為統治階級服務，結果是自己的女兒受屈而死，這是極慘的，所以寄予同情，可是，也並沒有歌頌他。竇天章這個人物，與包公有別，包公是一個清官，體現人民的願望，竇天章不然，他是個悲劇人物。他熱衷於功名富貴，用女兒抵債，等於賣掉，把自己唯一的骨肉拋棄了。第四折中竇娥的冤屈得以昭雪，是由於竇娥的主動，竇天章完全被動，幾度把案卷忽略過去，而鬼魂又把此卷弄上來。此景悽慘陰森。他讀古書、講禮教，非常迂腐，自己把女兒送死了，還在用三從四德一套大道理教訓女兒的鬼魂。關漢卿在劇里讓他大講其三從四德，怕也有諷刺意味。 竇娥是正面人物，她是代表貞孝兼備的封建道德的完美人物，也是封建制度、封建道德下的被壓迫者、犧牲者。她是最受壓迫的。在封建時代，女性受壓迫是普遍的，而她呢，又是幼年喪母，離父，為童養媳；早婚，為寡婦。凡女性的種種不幸集於一身，後來又受強梁的蓄意欺侮與太守的酷刑。但是她的性格，從關漢卿劇中所塑造的，是聰明、勤勞、穩重、仁慈、勇敢、堅貞不屈，有女性的種種美德。她聰明，有見識。如識透張驢兒父子之為人，勸婆婆不應該留著他們，識透毒藥出於張驢兒之手。到官對答清楚，分析事理明白。她富於感情，如對於父親、對婆婆、對已亡的丈夫的感情，都充分表現出來。她堅貞不屈，不肯順從張驢兒，遭毒打也不肯招。她有反抗性，如責問天道，立下誓願，變鬼要求昭雪，報復仇人。有這樣美德的竇娥而有那樣的遭遇，所以怪不得要埋怨天地，認為天地也糊塗了盜跖顏淵，欺軟怕硬，順水推舟的了！天地是不是如此呢？一般說來，是如此的，所以古今不平的事真多。而《竇娥冤》這個悲劇有普遍的人民性，這也是一個原因。 有人認為關漢卿在這個劇本里宣揚貞孝觀念，不能算是進步的。在市民文藝里，進步的思想表現在好幾個方面。反惡霸、反貪官污吏是一種人民立場；反禮教，表現自由婚姻的又是一種進步思想。《竇娥冤》不是愛情戲劇，不以婚姻為主題，並不妨礙它是一個優秀劇本。竇娥被塑造為貞孝性格，乃是一個典型性格，她是封建時代的完人（標準的優良品性，具備真實封建道德者），因而她的被迫害，更能夠獲得觀眾、聽眾的同情心，達到戲劇的效果。這本戲是嚴肅的，是悲劇型的。關漢卿有《救風塵》《切鱠旦》這樣的喜劇，並不以貞為女性道德。《救風塵》中宋引章，既嫁周舍後，又改嫁安秀實。《切鱠旦》中女主角譚記兒是極聰明伶俐的，她原是寡婦，改嫁文人白士中。關漢卿劇中的女性人物，各有不同，不過在 《竇娥冤》劇本中要求一個貞孝性格女性而已，並不宣揚貞節思想。既有，在劇本中也是次要部分。 竇娥對丈夫有感情是自然的，對張驢兒憎厭也是自然的。 竇娥對蔡婆婆是好的，但說不上怎樣孝順，不失禮教而已。此與她出身有關，她是讀書人的女兒。她不忍蔡婆婆挨打而屈招了，乃是對老年人的一片憐憫仁慈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一種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所驅使，並不是服從封建禮教中孝道的教條。她想雖一時招了，免去嚴刑拷打，未必即成定獄。此意在第四折中竇娥鬼魂補說於父親前，誰知官吏們糊塗無心正法呢？ 桃杌既沒有受賄，為什麼要毒打逼供呢？不認真、糊塗是一個原因。因為人命案件，必須要破案的，有人抵命的。所以，馬馬虎虎能定罪就好，出於屈打成招的一途，其事如《錯斬崔寧》一樣。法律重人命案，但不求細心勘案，則草菅人命。 血濺、飛雪、三年之旱，並非追求浪漫。在中世紀人們的思想意識中有天神、鬼的存在。鬼報仇，同《碾玉觀音》，而更為悽慘。此因市民力量還薄弱，未形成資產階級，封建約束力大，所以市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鬥爭一般的是悲劇性的，只能在天道和鬼神的幫助之下，得到勝利。反封建勢力包含有封建思想，如天道、鬼神、命運、善惡報應思想等，這是當時的實際。鬼魂出現一場是浪漫主義手法，體現人民的願望，整個劇本仍是悲劇，這種誓願報應的思想，和希臘悲劇的有些主題是相仿的。 由於竇娥的強烈反抗，責問天道，使天應驗其三個誓願，這是神話式的處理，以及第四折鬼魂出現平反案卷的場面，都帶有浪漫主義（理想主義）色彩，也是現實主義精神的繼續。第三、四折悲劇氣氛非常濃厚，演出效果是很好的。亞里士多德對於希臘人喜歡看悲劇的解釋，認為有Purification（淨化）的效能，這裡也可以應用。 到底「天從人願」，天不主動，天的作為，是人心、人的意志感召的結果，人是主動的。因而，這個劇本還是積極的，並非迷信的、消極的。 結末表示願金牌勢劍把天下濫官污吏都殺盡，為天子分憂，為萬民除害，是正旨，是儒家思想。此劇把天心、人意、王法統一起來，並未根本推翻封建制度，只是要去除封建社會中最為人民痛惡的一些痼疾。其進步意義在此，其局限性亦在此。 本劇結構嚴密，故事情節並無勉強巧合之處，邏輯因果，都合乎當時的社會現實。曲詞是通俗的，沒有華麗鋪張的毛病。詞曲到此，已經做到十分接近大眾口語，其中最精彩的是第三折。 《竇娥冤》有不朽的生命，一直活到今日的劇壇。惟從《竇娥冤》到《六月雪》，故事有改動，悲劇氣氛沖淡了，不如關氏原作之佳。《竇娥冤》一劇到明代傳奇中改為《金鎖記》，今不存全本。情節不完全知道。據程硯秋最近所排《六月雪》戲，大概即據明代傳奇古本的。情節與關劇不同，張驢兒為蔡家女傭工之子，張隨竇娥之夫上京赴考，途中陷之，推入河中，蔡郎並未死，而張歸即以不幸聞。此後又計謀蔡婆婆，欲毒死她；蔡婆不吃此湯，遞與張母吃了，張母死去。張驢兒欲霸占竇娥，竇娥不從，遂鳴官，屈打成招，判死罪。因對天鳴冤設誓，六月飛雪，遂被放回，未斬。其後，海瑞來重審，把事弄明，張驢兒判死刑。竇娥之夫中舉回來，團圓結局。此類改本，實無可取。把強烈的鬥爭性，全給沖淡了。 三、關漢卿的其他作品 關漢卿的作品，佳作甚多。但仍當以《竇娥冤》為代表作，非盲從王國維氏。 《蝴蝶夢》敘包拯勘一奇案。有一權豪名葛彪，打死人不償命（反映元代社會之不平等，參考朱東潤《衙內考》），撞死王叟，其子王大、王二、王三共同報仇，將葛彪打死，三人爭欲償命。其母特欲王三償命。先是包公得一夢，夢見蜘蛛網中飛進一個蝴蝶，見一大蝴蝶來救將出去，又有蝴蝶飛來，打入網中，大蝴蝶又救將出去。又有小蝴蝶飛進，大蝴蝶三番兩次只在花叢上飛，不救那小蝴蝶。包公夢中為救出之。醒後升堂，適遇此案。再細推詢，方知王大、王二非其所生，王三乃是親生之子。包公感其賢德，特將王三赦免，並知三人皆知書識禮，皆與薦舉，封其母為賢德夫人。此劇有關倫理，中間頗有感人之處。如第三折探監一節，王大、王二、王三皆在牢中，其母將別，問有何話說，王大云：母親，家中有一本《論語》，賣了替父親買些紙燒。王二云：母親，我有一本《孟子》，賣了替父親做些經懺。王三哭云：我也沒的分付你，你把你的頭來我抱一抱。寫出至情，使人淚下。劇本表彰了一個賢德的母親與三個十分友愛有義氣的兄弟。 《救風塵》一劇寫歌伎宋引章從良，誤嫁周舍，嫁後受其虐待，奄奄待斃。其友趙盼兒救之，偽與周善，使其與宋休離。騙出休書後，揚長而去。全劇均用俗語，精妙絕倫，實可推為第一佳作。寫趙盼兒俠義之概，誠足為勾欄吐氣也。非深入下層社會、人生經驗豐富的不能如此。 《魯齋郎》是一個鋤惡霸的佳劇。寫魯齋郎有權有勢，任意搶掠，任意霸占平民的婦女。寫銀匠李四夫婦與孔目張珪夫婦的受迫害，直到包公智斬魯齋郎，方得夫妻團圓，報了仇恨。但李、張等並未怎樣與魯齋郎直接鬥爭，反抗性顯得不強烈。包公斬魯齋郎也是虛寫，效果不如《竇娥冤》。 《謝天香》劇為柳耆卿故事。《玉鏡台》劇為溫嶠故事，皆不詳所本。均才子佳人戲，感情不厚，非關氏出色之作。《玉鏡台》劇頗多艷詞，為關劇他作所少見。 《單刀會》《雙赴夢》皆三國故事。《單刀會》之第三、四兩折即今崑劇中《訓子》《刀會》也，文字保存關氏原作不少。 《拜月亭》蔣世隆、王瑞蘭事或雲即金末元初兵亂之際之故事，是則關氏同時代之新聞也（不知或是南宋事否）。南戲《拜月亭記》本此。（參《國色天香》小說） 《緋衣夢》中的女主角亦好，全劇乃重在情節，非個性突出的作品，形象不鮮明。 《救風塵》《望江亭》情節結構都佳。趙盼兒、譚記兒亦女性中爽朗、樂觀、俠義、智慧的人物，極可推崇。除她們以外，《蝴蝶夢》中之母親、燕燕（《調風月》之主角，丫頭身份），都為關氏所雕塑極成功之女性。各人性格不同，趙之俠義，譚之聰明、機智、勇敢，王母之賢惠，燕燕之聰慧多情，各為典型。 魯齋郎、葛彪、楊衙內是惡霸、地主、官僚的形象。銀匠李四夫婦、孔目張珪夫婦、王老頭兒、宋引章等是被壓迫者。 四、關漢卿劇作的特點 （1）描寫的社會生活面廣，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關氏多寫社會問題劇，他距離劇藝人自己創作劇本的時代近，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脫離生活的文人。 （2）關氏劇作存於今者，女主角多於男主角，以社會下層女子為多，各有各的個性。當時演雜劇者多系歌伎，關氏為契合她們的身份，宣洩她們的情感而找求題材。他的風格是大方的，絕不是小巧玲瓏的。如堅貞不屈的竇娥，俠義心腸的趙盼兒，賢惠、自我犧牲的王母，聰明機智的譚記兒，聰明多情的燕燕等，都具有女英雄的氣派。 （3）樸素、雄偉的辭章，使用當時的口語十分成熟，不尚藻繪，曲多如說白，抒情而有力。《太和正音譜》評馬致遠「如朝陽鳴鳳」，列為第一；評王實甫的詞「如花間美人」，乃就其妍麗而言。而關漢卿之詞則評之為「如瓊筵醉客」，未見得當，又謂「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此則未能理解關氏辭章的優點，因風格樸素白描，不為尚辭章華麗者所欣賞。 關漢卿辭章大方，不雕琢，無纖巧習氣。人物吐露真實的感情，坦白直率，不須修飾詞藻。如《竇娥冤》通本如此。《救風塵》《蝴蝶夢》亦均如此。《救風塵》寫風月中人物，非風花雪月作品。《救風塵》第一折，趙盼兒唱：「〔勝葫蘆〕你道這子弟情腸甜似蜜，但娶到他家裡，多無半載周年相棄擲，早努牙突嘴，拳椎腳踢，打的你哭啼啼。〔么篇〕恁時節船到江心補漏遲，煩惱怨他誰？事要前思免後悔，我也勸你不得。有朝一日，準備著搭救你塊望夫石。」 《拜月亭》亦佳。 《單刀會》是另一方面的代表作。《單刀會》第三折〔堯民歌〕「我關某匹馬單刀鎮荊襄，長江，今經幾戰場，卻正是後浪催前浪」。第四折〔雙調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我覷著單刀會似賽村社」。詞章壯偉。〔駐馬聽〕「水涌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氣魄雄偉。 （據文學史講稿整理） * * * [1]. 屈原的作品，除去顯然是偽作和有可疑之點的，留剩《離騷》《天問》《九歌》和《九章》中的《惜誦》《抽思》《哀郢》《涉江》《橘頌》《懷沙》六篇，沒有問題，本文據以考證他的事跡。《惜往日》篇雖也被引用，只是作為後人敘說屈原的話。 [2]. 王逸注《離騷》，謂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鄒漢勛、陳瑒、劉師培三家推定他生於公元前三四三年（戊寅）正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戰國時代不用干支紀年，那個戊寅年是後漢人排定甲子年表時所逆推的，和歲星紀年不合，因為中間有歲星超辰。郭沫若據《呂氏春秋》的一個歲星紀年逆推，並計算超辰，推定他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初七日庚寅，也略有差失。庚寅是初八，不是初七。我們據天文學實際推算，公元前三四〇年木星在虛危，不能稱為攝提格之年。我曾經把戰國秦漢間的歲星紀年作通盤考慮，得出一個結論：西漢年間的攝提格，木星在「星紀」（鬥牛兩宿）；戰國年間的攝提格，木星在「娵訾」（室壁兩宿），夏曆正月和太陽同宮。因此推定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三九年陽曆二月二十三日，即顓頊曆的正月十四日庚寅。照我的精密推算，那天的木星在室宿十六度，太陽在室宿十二度。 [3]. 單看《史記》，昭雎為聯齊派人物，因此近人認為他和屈原是同派，劉師培甚至有荒謬的意見，認為他和屈原是一人。本文判斷他是和張儀密切勾結的，從《戰國策》的記載看出。排擠屈原最力的是昭氏貴黨，也從昭雎和屈原同朝而一升一沉的現象上推論出來。 [4]. 近人對《九歌》有各種分歧的說法，本文所提示的新意見是根據《漢書·郊祀志》谷永的話啟發出來的。 [5]. 游國恩解釋《離騷》即「勞商」，通是曲名。我意離是離別，「騷」才是曲名，可能是巫曲的一種。《大招》裡面的「勞商」，「勞」是曲名，參看上下文，「商」怕是動詞，作「清揚其聲」解，不宜連讀。 [6]. 王夫之解釋《哀郢》首段，認為是白起攻破郢都，楚國東遷情況。這是在公元前二七八年的史事，如果這時屈原還活著，並且又過九年，那麼年齡在七十以上了。這是不可能的。推尋史實，漢北淪陷十數城後，必有人民遷移情況，本文提供此見。 [7]. 屈原死在夏天，未必是五月五日。五月五日是古代舊有的節日，也有些忌諱和風俗。《史記》說孟嘗君生於這一天，父母以為不祥可證。 [8]. 陶淵明年譜有多種：（1）宋吳仁傑；（2）宋王質；（3）清丁晏；（4）清陶澍《年譜考異》；（5）清梁任公；（6）古直。年歲大有問題。卒年確定為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據顏延之《陶徵士誄》：「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宋書·陶潛傳》「潛永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年歲，《宋書》以下均言六十三。顏《誄》曰「春秋若干」，未定。梁任公考訂為五十六歲，古直考定為五十二歲。若六十三，則應生在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年；若五十六歲，則應生在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若五十二歲，則應生在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諸說紛紜，錄之僅供參考。